不堪回首 文革结束了。我和妻子C开始与一些老师、同学取得联系,也由此听到种种充满血泪的往事。
先说我们在北大前三年的同班同学Lx。1957年鸣放时期,我们的政治课改为开卷考试,大家可以自己选择论题加以论述。Lx所选的论文题目是《民主问题论纲》,讨论了关于民主的一些方面。他写出初稿后,交给C(当时的团支部书记)请她提意见。C提不出看法,就转交给上级请他们指导。不料,上级认为这是典型的右派言论,必须批判,于是把Lx打成了右派。C认为Lx并未公开发表他的观点,不应被打为右派,由此被延长了党员预备期。 Lx生性倔强,对于突如其来的批判坚强不屈。在多次批判会上,面对着声色俱厉的批判,他微闭二目,嘴角微微含笑,一言不发。反右后期,他被划为三等右派,开除团籍,留校考察。当时对被划为右派的学生的处分有五等:特等:开除学籍,留校作反面教员,全校共2人;一等:开除学籍,劳动教养;二等:保留学籍,劳动考察;三等:保留学籍,留校考察;四等:免予处分。但是,Lx希望换一个环境,强烈要求就业,这个要求没有被批准,只批准他到西山深处的北大下放干部基地劳动。1960年,他被召回学校,插入58级学习。1964年毕业后,Lx没有被分配工作,而是留校监督劳动。文革开始后,他针对罗思鼎关于儒法斗争的观点,写了三万多字的笔记,加以反驳,因而在1974年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送到团河农场劳动教养三年。文革后才得以平反。后来,同学们公认他是“最冤枉的右派分子”。 多年不见,Lx的身体还好。因为他对北大已经印象很坏,我建议他调到我校。来了以后,他教学很努力,而且业余写出了自传体小说《我的大学》,整理出了文革中的笔记《儒法集》,还写了大量诗词作品和理论探讨,几乎每年都有著作出版。 在回忆文革时,他在《我的大学》里面写道: “文化大革命中,C曾被作为牛鬼蛇神揪出来。我记起,当我在黑帮大院的太平庄分院劳动时,曾有她们单位的人来向我调查她在整风反右中的情况,要我揭发她的右派言论。当时,我给她写了一份最好的材料,详述入大学后我同她的交往,她送我衣服穿,以及1959年我从斋堂回校休假时,她邀我到宿舍谈话,鼓励我好好劳动等。……我当时写的关于C的那篇情词恳切的奇文,如果能够保留下来,录在这里,是会为本书增色的。” 附带说一个统计数据:反右运动中,北大总共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数是716人(一说是715人,另一说是699人),超过当时北大总人数的百分之五(一说达到百分之七点五),其中学生右派589人。这716人中,有526人是陆平到校前,由江隆基主持划出的,其余190人(一说是173人)则是陆平到校后用了三个月的“反右补课”补划的。此外,还有“未戴右派帽子受各种处分”的842人。
再说我们的老师、班主任Cq。Cq先生富有才华,待人亲切,数学功力深厚,而且还是一位优秀的作家。反右中,他也不幸被打成右派。此后,他坚决不认错,自己写小说、剧本不能发表,就用他弟弟(是一位专业作家)的名义发表,还曾经给赫鲁晓夫写信表示敬意。文革来了,他就被揪了出来,多次遭到批斗和残酷的殴打。Cq先生不堪忍受殴打,就想出一个对策:每当打手们一拥而上的时候,他就抱住其中一个,狠狠地揍,并且喊道:“我死了也要打死你们一个!”打手们感到紧张,于是把他送入监狱。 在狱中,他和狱友们交流,大家的罪名都差不多,只有一个狱友很年轻,就是著名的《出身论》作者遇罗克。大家想,遇罗克年纪小,出狱的可能性比较大,就都写好遗嘱交给他,请他出狱后送给家里。不料,不久以后,遇罗克先被枪决了!于是大家都感到绝望。幸好,后来由于备战,他们被分别送到各省的监狱。Cq先生被送到山西某地的监狱,那位监狱长是一位有经验的人,他嘱咐狱卒说:“Cq是政治犯,说不定哪天会有变化的,对他要松一些。”Cq先生的日子就好过了一些。 有趣的是,文革结束,高考开始以后。当地的很多考生家长听说狱中关着一个北大数学老师,便请求监狱长给以帮助。于是,监狱长多次“提审”Cq先生,每次都严厉地呵斥道:“你回去按照我的提纲老实交待!”那“提纲”便是高考复习的数学题,Cq先生就做了交上去,监狱长再分给学生家长们。考生们得到他的指导,都考得很好。后来,Cq先生无罪释放,考生和家长们竟然排队夹道欢送他出狱。 Cq先生是四川人。文革前,他的女友从四川来看他,回去后发现怀了孕。文革中,Cq先生被捕,他女友生下了女儿,并且坚决不吐露这孩子的父亲是谁,被开除公职。文革后他们才得以团聚。他也很快离开了北大,先后转了几个单位,据说,他现在成为一位名医了。
还有同学H,他是我们年级学习最好的几个同学之一。毕业以后,他被分配到北京市计量部门,专业用不上,于是在1962年提出要求考研——我们毕业那年是不准考研的,读研的都是被推荐的所谓红专生。他们单位还算讲道理,不反对他考研,但是要求他毕业后回到原单位;为了保证这点,就要求他只能报考在京的大学。他在北大读的是控制论专门化,这时已经撤销,全国只剩下吉林大学的王湘浩先生还在带控制论研究生。他不能考吉大,就想报考北大的代数专业,导师是段学复先生。但是经过打听,知道段先生中意于一位应届毕业生,一心想要招收他。H没有办法,只好拼命苦读,结果竟然考得很好。段先生见此情形,破例一次招收了两个研究生,一时传为美谈。 H入学不久,就因为备考时读得太苦,又缺乏营养而得了肺结核,经医院检查需要切除一叶肺。H为了避免损害脑力,要求在手术时不用麻醉药而使用当时在实验的针刺麻醉,大夫们都很感动。经过治疗休养,H顺利地完成了研究生学习,毕业时已是文革阶段,他被分回到北京市,又被下放到南口劳动。在南口,他为老乡治病,画像,作曲,就是没有机会从事专业。这时,他和在科委的同事Lz很好,周末常到Lz家去,夜里就寄宿在Lz家。Lz住在中医大学的一座筒子楼,两间居室分别位于一层和二层,H去时就住在二层。后来,邻居问Lz:你的朋友有什么伤心事,为什么老是在夜里哭?Lz才知道他的苦闷。文革后期,H被分配了工作,成为业务尖子,但是又受到种种刁难。最后他终于出国,居留不归,据说在全闭路的机械加工方面做出了很好的工作。
同学Wz,他是复员军人,学习很努力,待人也很诚恳。反右时期,他的姐姐不知由于什么原因被划为右派,好像还是极右甚至带上了反革命帽子,但是Wz因为平时极少说话,得以安全度过,毕业时被分到上海某大学。文革后期,那所大学有一个教师调来我校,我向他打听认不认识Wz,他说:“那是内控对象啊!我和他住同一宿舍时就是负责监视他的。”我大吃一惊,问他为什么,他也说不清楚,只是说似乎与Wz的姐姐有关,但是又抓不住什么把柄。文革结束后,我们与Wz在北京见面,问起这些,他也是大吃一惊。Wz的寡言是有名的,如果他不是那样寡言,其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 再说另类的同学Q。Q是调干生,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左派。早在反右时,他就以凶恶著称,他的班划的右派最多,而且对其他班不断指责。据同学统计,反右时他的班上共划了7名右派,而数学专业55级四个班(每班30人左右)共划了17名,同在一起上课的力学专业四个班却只划了3名!毕业后他留在了北大数学系,文革后期,我曾经参加过一些全国性的数学学术会议,他都是主持人,但是却从不在会上谈业务问题(因为他不懂),使我都为他感到尴尬。据说,数学系在文革中自杀的好几位老师都和他有关。文革后,他自知在数学系难以立足,就要求调到其他系,不仅如此,他后来受到那个系领导的重用,很快飞黄腾达。我们当然不会去找他,但是,曾经在同学聚会时遇到一个老同学,当年也是Q手下的“打手”,但却是智商较低的那种人。他恨恨地对我们说:“去年,我给Q打电话到家里,他妻子(是我们低一级的学妹,也是当年的左派)明明听见我报了姓名,居然对我说:‘你要找Q教授,上班时间打到他办公室去!’怎么不认人了?” 唉,这就是好人不长寿,祸害活千年啊。
文革期间,北大数学系共有三位老师死于自杀。其中董怀允先生是我们大一时的数学分析老师,教学效果很好。他毕业于清华大学数学系,业务上很强,而且兼任系教学秘书。同学们私下叫他“中国辛钦”,辛钦是苏联著名数学家,也是我们当时所用的数学分析教材的作者。刚刚入学后不久,我曾经专门找到他,向他请教大学数学与中学的不同。他是1966年7月28日上吊自杀的,死时还不到40岁。据说,他在1964年北大的社教运动中就曾经挨整,看到的资料说: “1966年7月26日晚上,江青等文革领导人来到北京大学,在全校大会上,宣布‘618事件(学生揪斗‘牛鬼蛇神’的事件)’是‘革命事件’。工作组被撤销。7月27日,聂元梓按照江青指示组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的同时,也提出建立‘劳改队’,把前一阶段已经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放入‘劳改队’管理。1966年7月28日,董怀允上吊自杀。他已经目睹‘618事件’,他了解到了□□□要的就是那种式样的暴力攻击,‘劳改队’马上就要建立,他不愿意在‘劳改队’中受侮辱与损害。于是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陈永和先生是我们的实变函数老师。我和他不很熟,甚至有一点怕他,因为实变函数这门课非常难。他好像是三年制毕业的,年纪很轻,头脑极好。据说,他在和人家一起打桥牌时,可以轻易地分析出与记住别人手中的牌。大家都说,陈先生将来的成就一定不会小。但是,文革中他也不幸死于非命,记载说他:“1954年大学毕业,因为年轻而不可能有所谓‘历史问题’,可是由于业务很突出,遭人忌妒。他和一些人打桥牌,聊天,可能发了一些牢骚。他们被说成‘反革命小集团’。陈被隔离审查。1968年11月11日,陈永和在学校被关押的时候跳楼自杀身亡。”
董铁宝先生,我对他不熟悉,摘引有关资料如下: 据《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50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记载:
“1956年11月7日,校刊96期报导,本学期开学以来,共有7位教师,冲破种种阻挠,从资本主义国家归国到北大工作。他们是从美国回来的数学博士廖山涛,力学博士董铁宝和夫人植物生理学硕士梅镇安,……”
据说他们回国,是因为周恩来有信到美国,欢迎留学生回国工作。那是1956年,比较宽松的一年。1957年夏天就进行了“反右派运动”,不知道那时董铁宝有什么感受,但是他显然没有公开表示过反对意见。
他回国十年以后,1966年,文革开始。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这是文革中时间最长,也最为系统化最为严密迫害人最多的一次运动。1968年8月,“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北大领导运动。他们说“北大王八多得腿碰腿”。(此话最先出于毛泽东说北大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军宣队又作了发挥),全校有900多人被“重点审查”(当时北大有四千多教职员工)。
董铁宝也是被“重点审查”的对象之一。他被关押在北大28楼,不准回家,不准家属探望,被逼迫“交代问题”,这就是当时所说的“隔离审查”。这种状态当时十分普遍,俗称为“关牛棚”。
当时被关的人的主要种类分为有“历史问题”和有“现行问题”两大类。现在不清楚董铁宝当时是被作为哪一种人被“审查”的,也不清楚他的外国留学经历是否是他被“审查”的“原因”。
董铁宝已经死亡,无从知道他在被关押期间是否受到肉刑。据最后活着走出来“隔离审查”室的几位老师说,他们在“隔离”中遭到体罚和殴打。有一种体罚是“抱树”,要人长时间站在树前,张开双臂作抱树状,但是不准以手触树。还有一种惩罚是中午时分仰脸睁眼看太阳,如果闭眼,就遭打。还有所谓“熬鹰”,连续几天几夜审讯,不准睡觉。有人被捆上双手吊起来拷打。最常见的是大量打耳光。
据说董铁宝的妻子曾经到28楼请求见董铁宝,被拒绝。后来,就发生了他自杀的事情。据说他在那天傍晚趁看守人员不注意,离开了28楼,可是又无处可去,结果在学校附近的一棵树上上吊自杀。
总而言之,文革之后,我看到的北大以及整个知识界可以说是“一片荒芜,惨不忍睹”。这就是当年的情况。除去那些死了的人不说,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在文革中正好大致是三十岁到四十岁左右,正是业务上开始成熟的时期。十年大好光阴就这样白白耽误了,而且此后即使我们努力,也难以做到辉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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