扯谈“艺术个性的来由和去向”

克谐

      “大抵学人之诗，才人之诗，诗人之诗，文人之诗，各有所长，亦各有流弊；但要酝酿于中，有其自得，而不袭于形貌，不矜于声名，即其所以不朽之质。”---摘自章学诚《韩诗编年笺注书后》
      读闲书多年，除了少数部分的书本是慕名求索而来，而绝大多数的都是随缘而阅。这其中最经常的情况，亦不过就是到书店、图书室或街头小摊上，顺手翻翻看看，只要见到书中能有引起兴趣的内容，也就借或买下来，即刻便读开了。
      自从我自己读书到推荐给朋友书读，以至于书写读书笔记并与他人交流读书心得……尽管，仅于这样一个过程步骤之中，也不难体会和发现：对于同一样事物，明显存在着多样的看法和不同的个性体会。至于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多样化的个性差别和认识不同，究竟是源于作品本身表达上不明确、不清楚造成的呢？还是仅仅在于读者出发点和视野角度上的差别？抑或就是个性认知与思想水平上差距导致的吗？再者，于众多绝不雷同的读书心得体会之中，是否就真实存在有更高明一些的见解和眼光呢？即：在他们中间，是否确实存在着与众不同而且更有能力去挖掘和体会出艺术作品真实价值的见解呢？另外，进一步还想弄明白的一个问题就是：有“高明”眼光及其观点的这些人物，究竟是何等模样？他们的认识又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呢？
     近读《校雠通义》中，其中有一段话，经过思量再三后，禁不住萦绕于耳、隔日不忘了。其书作者章学诚先生如是说：“鄙於读书无他长，子史诸集，颇能一览而得其指归。”此样言语，虽为常见的过谦语和貌似不经意的闲话，但从里面却透出某种至关重要的信息，即：现实生活中，好像确实存在一些人，他们可以有一种很容易与某种书本知识“相互沟通、彼此呼应”的能力，暂且抛开这种能力是如何获得以及究竟怎样培养而来的问题，仅就此种存在着的实事，应是文艺批评得以成型和此类人才得以壮大的客观基础。就是说一个堪称文评家的人，首先在其个人素养上，必须具备此种“一览而得其指归”的能力，也只有自我拥有了此种认知能力和境界层次，才可能有信心和勇气，敞开胸襟，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话语。
      文艺，归根结底应有文艺作品的存在，也只有把作品摆在眼前，才有进一步研讨其形式和内容之利弊得失的可能。于此，不得不提及“文评家”的另一个来源，也是最为常见到的一种情况，这就是人们一般更容易接受并喜欢聆听他们说话的一个群落，也就是“文艺作品的原创者”，即：作家们。
      人们乐于聆听和坚信艺术创作者或言作家个人“演说”的习气、惯性和社会常识，从文艺批评作为文艺的独立门类而言，其是“对”还是“错”呢？要解决如此疑问，首先又要先明确另外一个问题，即：提问者每每于所提出“文艺批评”问题之际，时常涉及的“文艺批评的目的和方向”何在？进一步亦不难质问，在这里的“文艺批评的目的和方向”和“文艺创作的目的和方向”是否始终一致和统一呢？再者，在它们之间是否又确实存在着差异和不同？
      “文艺批评”对艺术创作的指导作用，在我个人理解上，大致有两个目的和方向：一是从社会文化的整体角度，应是指出文艺作品的现实意义及其对文艺未来发展的作用和影响。二是研究作品的艺术特征，通过探讨其成功或失败、荣耀与萧条的内外因素，借以引导新的个性创作，进而引领大众阅读旨趣。
      从表面看，上述两个目标似乎是一致的，即：都是为了产生更多更优秀的作品出来。但深入分析之后，却会发现其实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区别。那么，又为什么呢？因为现代艺术，单从绘画历史的演变中，不难得出艺术作品存在的价值究竟取决于什么及其意义何在。单就艺术生命力而言，其“价值”在于“要创新”，而且还是“要不断创新”，其个性及其社会性存在“意义”，也就在这种“不断创新的探求和劳作之中”；另外，涉及到艺术“创新”之成功或失败的判定标准，其依据的也必定是“标新立异于形式和内容的变化后，所给予艺术繁荣和文明进步上的生命活力或推动作用”。
      毋庸讳言，以往至于今，艺术的“创新”个性特质和现实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比较起来，即便不总是大相径庭，也惯常必是格格不入的。如何理解这里的“格格不入”呢？对此，又不得不进一步明确这样一个问题：国家政权和其政权对社会的管理办法和统治机制，即：笼统所言的一般意义上所谓“政治”，其通常存在的“目的”又何在呢？
      中国有句古话“政通人和”。就是说好的“政治”，必是那种行政命令可以畅通无阻，并能够使整个国家自上而下井井有条的政治模式。那么，达到如此理想模样的政治，其外在表象应是“人和”，而其内容实质上，也就应是“和人”。所以，一直以来，凡古代帝王和贤达圣人始终不断地、振振有词地、教人诲己地、经常地要说的就是：“得人心者得天下也。”在此，旋即又出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如何得人心？人心又为何呢？于此，还是中国古人比较实在，不只是说“人心向上”或“人心向善或恶”，而是直言：“人心不足矣！”（人心不知道满足啊！）那么，一旦确认了“人心不足”之后，又要如何去政治呢？于是乎，中国式“封建专制”便堂而皇之出现了，并且还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最理所当然及其自然而然的经典风范了。所以说，中国式的封建专制，即使是历经“洋人”之飞扬跋扈、耀武扬威、“三光”政策过后，今天来看，其“封建专制”仍然深入人心，而且还功不可没哩。
      原本在此侃谈艺术中的批评以及艺术创作的方向性问题，竟然又扯落上了政治，似乎人家两者根本不搭界。的确，其两者本来就是不搭界的。由此，才又有了“纯艺术、为艺术而艺术和象牙之塔”一类的“艺术目的和方向”上的呻吟和呐喊。其实，艺术和政治本是两条路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道。不过，一般人不会赞同这种认识，他们会这样想：“它们都存在于社会现实中，来源于生活并服务于生活，政治是保障，艺术只是附庸。” 既然话题跑到了这里，我在此禁不住还想感慨一下：来源于生活并服务于生活的东西，何曾只有政治和艺术啊！花草树木、飞禽走兽、散沙顽石，又何尝不也如此。难道也要让花草树木穿上戎装、让飞禽走兽阿谀谦卑、让散沙顽石莺歌燕舞吗？
      是啊！大千世界，姹紫嫣红，琳琅满目，在它们之间不乏天然共性的东西和种种个性化而且给予了人性化的高低、贵贱和尊卑。然而，真正在它们身上堪称存在而又有价值和意义的东西，更多的却正是自然品质上的区别和个性上的不同啊。

2003年末草于《槟榔园文学书院》。

2016年5月30日修于济南。

老党

克谐 发表于 2016-6-1 10:07
首先，特别感谢老党先生围绕楼文展开了评说！

什么是文字“交流、讨论、商榷和批评”？若说其必须是相 ...

赞同观点，读来受益匪浅，感谢楼主的谦诚态度及宝贵时间。

克谐

老党 发表于 2016-5-31 03:16
先生那段政治论很重要。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发展到今天，绝大多数文艺作品都是符合不同时代统治者政治需要而 ...

首先，特别感谢老党先生围绕楼文展开了评说！

什么是文字“交流、讨论、商榷和批评”？若说其必须是相敬如宾、毕恭毕敬、敞开心扉、坦荡胸怀……类似善良的说辞，不能说“不对”，但却近似“玄虚”和“花哨”了。我觉得就应是彼此“有理、有据、有节”的说出个人见解，即可；若能耀然纸上，则更佳。当然，绝不能总是一如“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乏见的“压制人言”和“妄言妄语”。

“压制人言”是政治者，惯常耀武扬威的手段，而“妄言妄语”则是艺术者，最常被诟病的德行。

置身世界之林，中华民族是否一贯“伟大”？对此肯定性的回答或欢呼，我可以跟得上，但就我自个心里所想，在此真正能够肯定的则是：华夏文明从来不缺乏智慧，其中，确有“大巧智”，而更多的还是“耍小聪明”！

究竟什么是纯艺术？
若较真的话，像不食“政治”烟火的纯艺术，应该是“不冠名、不填词、不见任何语句说明”的音乐旋律。即便仅是冠名，像《罗密欧与茱丽叶》《蓝色多瑙河》和《梁祝》《二泉映月》等中外名曲，人们在艺术欣赏之中，也必定不再单纯浮想联翩的仅是爱情悲剧和山河日月的迤逦，则必有从作者生平到其作品创作根由中的政治背影之晃动了。
即便在作者署名、音乐冠名、曲谱填词而具有了文学色 的音乐作品中，在其当时当地的“政治”与如许“艺术”佳作之间究竟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当然，恰恰在此问题面前，若笼统地讲“政治的开明与独裁，决定了文学作品的繁荣与衰落，政治的需要决定了文学作品优秀与否的标准，政治的先进与落后决定了文学作品的文学含量的大小……”的文句话语，并若再把《蓝色多瑙河》《二泉映月》举例出来之下，也就愈发感觉老党先生此番断言“确实如此啊”。然而，还是让事实说话吧，单就这样两部，即便去掉了一切文字诠释，仅凭聆听，凡古今中外有人性者，亦不难得出孰为欢快孰是悲伤的曲调……且不追究那一个创作根由是权势荣耀的激励，亦不论那一个创作根本就是悲催命运的压榨，而他们之间最为共性的地方，必是个性灵魂得到了完全“自由奔放”和彻底“自然释放”的产物。那么，在这样一种艺术创作背景下，政治与艺术的关系是否就是艺术服从了政治？抑或“政治”仅是成就创作条件的环境之一种而已呢？

从克伦威尔（1599年4月25日-1658年9月3日）、华盛顿（1732年2月22日－1799年12月14日）、拿破仑（1769年8月15日－1821年5月5日）到近代大小国家的政权领袖，只要其在权势位子之上，翻阅一下当时各行各界的品论，尤其一些应该属于知识精英们掌控的舆论资料上，逐一逐个地司空见惯地习以为常地从不吝啬地把当权者都奉承为“当代”最伟大“哲学家、政治家、艺术家、军事家、经济学家……”诸如此类任何“意识形态”门类上的“家”或“大家”吧。那么，时光落在今天，单就上面例举出来生死年月日的三个人，究竟有谁还能扛得起活着时的那些荣誉名号，究竟还有谁不过就是“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独裁者”而已，究竟还有谁在高瞻远瞩和祖国发展未来上尚且堪称“哲学家、艺术家”呢？

什么是意识形态？世界上有没有“意识形态家”呢？
在中国道德文化观念中有一言：“形而上者之为道，形而下者之为器。”关于“道”与“器”之间的辩证关系和功德效用等问题，国内繁复详实的论述，不一枚举，而我自己学习的还不十分到位，也就不再扯谈了。不过，若有网友读者看到此处，我还想再进一步问一句：卡尔•马克思究竟是政治家还是哲学家抑或是经济学家、艺术家呢？“政治、经济、艺术”与“哲学”和“意识形态”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地位层次和隶属关系？

七十年代前后，萨特的文学作品和哲学思想在全球的影响和作用力是不可小觑的。虽说步入新世纪至于今，或许是因为“否定之否定”的思辨惯性，在全球人文天地之间，有一种忽视“萨特”价值的现象，并把存在主义“分割化”，将其分属于不同的“原创者、原唱者、弘扬者、宣传者”等人物头顶上。但像“萨特”这一人物，究其生平、个人作品和社会影响，都注定其存在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必是人类文明进步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之中。

最后，再一提“现实与理想”的关系问题，其实也无需多说，是否有“理想”和是否有远大理想（此处远大理想即便就是不可告人或矫情伪饰的“狼子野心”亦可），对于个人而言，其不单单就是其个性生命之中的“灯塔”，其对于一个国家、民族和全世界、地球村，也依然是不可或缺的生机力量，或说精神支柱，或言“中流砥柱”，亦可直言为“物质力量”吧。

欢迎诸位网友就楼文看法各抒己见和不吝指教！

侯诗杰

很有见地的文艺体验谈。文艺理论，可以高深，但如果结合各自的创作与阅读体会，即是最有说服力和通俗易懂的。

老党

为“扯谈”的思想性，探索性飘个红。

老党

先生那段政治论很重要。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发展到今天，绝大多数文艺作品都是符合不同时代统治者政治需要而产生的，存在的。尽管无数的文人志士力求脱离政治的作品——既纯自然的、纯人性的作品，能够产生，发芽，结果，并力求建立一个纯文学的体系和评价标准，但目前，追求还只是追求，探索还只是探索，并没有这样的体系、标准产生。事实证明，文学作品属于社会意识形态，与政治不可分割。留存下来的观点相对立的文学作品，只是不同时期政治需要，政治选择的结果。政治的开明与独裁，决定了文学作品的繁荣与衰落，政治的需要决定了文学作品优秀与否的标准，政治的先进与落后决定了文学作品的文学含量的大小——既，文人们追求的纯自然的，纯人性的含量。个人看法：纯的文学或纯的文学作品，在当下社会环境下，是不存在的，也许将来政治进步到更接近人性（也包括人性的进步），政治淡化了，文学作品的自然性，文学性会更浓些，会更理想些，但也不会产生离开政治意识的纯文学作品。      文学创作的共性个性，本来就有。只是政治的需要或要求，往往给文学作品统一了共有的格调或标准，但个性的风格是谁也抹不掉的，去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