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要好诗 君须会天意

章关培（劳燕）

<br /><br />            人间要好诗  君须会天意

                                                 劳燕

                                                  

        白居易有诗：“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 （注 1）  

        什么是好诗？历来说法不一。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曹丕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刘勰说诗要“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说得都没错，但是，上述诸君都只是就诗言诗，从不同角度对诗作了说明，什么是好诗的问题并没有说清楚。

        君须会天意，才会有好诗。会天意，当然是指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审慎的文化精髓，就是天、地、人合一精湛高妙的和谐密码。只有在它的庇佑下君子与小人才能和而不同，整个人类才有可能与大千世界和谐共处。在这里，人是主题，天意在人。

        诗歌起源自《诗经》以来，一直在关照人，关照人对自身、生命、命运、自然、宇宙、万物的灵悟与感知。一言一语，一发一吟，都无法脱离这段与天地万物通灵的情感。这就是“会天意”。纵观诗史，每一首能够流传千古的诗无不是知会天意的。只关照自己感知内心的诗句，言辞再美，语句再华丽，都只能哗众一时而无法永世。诗是要关照人，但不是关照一己，不领会这个“天意”，你就别写诗了。不关注关心他人的存在与感受的人，理所当然得不到他人的爱，他的诗当然不会得到他人认可喜欢，他的诗就谈不上好诗了，更不会一诗永流传了。太多的诗人，自己为自己设一道围墙，独自悲哀无人理解，用白居易的话来说就是不能“会天意”。

        李白的浪漫代表了一代的情操和风格，他的根基是拥有普遍的真实和对未来的梦想；杜甫的现实，反映了时代的症结，固然杜甫毕竟是代表着一个阶层在发声；苏轼总是在雅俗间吟咏，但他达到了“和同”，他们能“会天意”，所以他们的诗是好诗；他们的诗句所以千古不朽。再说得多些，屈原、陶渊明、王维、孟浩然、陆游、文天祥这些名垂青史的大诗人，没有哪位只是在那里自说自话，只是关照自己的内心感触，只是在那里无病呻吟。他们以诗阐述“天意”，以诗发生关照人与自然的一切，这就是诗的根基，这才会有好诗。

        中国的诗人和好诗不多，在于不能领会天意——在意于人，这就是症结之一。

        中国的诗人和好诗不多，还有一个症结：诗人与诗，对于权利与政权，多数有点无耻（这里指的是古代封建皇权）。封建家天下的时代，诗人把忠君当成爱国，屈原就有这方面的毛病，娱君媚主，千年之后，张养浩骂他“这先生好畅是胡来，空快活了湘江的鱼虾！” 杜甫也有这种毛病，“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小心翼翼、诚惶诚恐、虔诚地跟在权杖后面，虽然诗传天下，但皇帝不欣赏他，不被赏识，于是便说“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这叫作“思想灵魂受权杖的指使、限制、局限”。君，国，政，权，是社会统治团体游戏时，将天下人当作棋子摆布，诗人要想不成为棋子都难。即使生前不成为棋子，死后难免会被设定为棋子。活在这样的世道中的诗人，你就别唱歌了，你要唱，就弄些风花雪月，风花雪月须在花影月下、意志放松乃至放弃、思想几乎麻痹、几乎搁置、脱离权力关系、进入狭隘本能时空的游戏，又像吃鸡宴，鸡腿岂是你吃的？但你要歌唱主子啃鸡腿，自己就吃一些鸡零狗碎的“什件”（鸡内脏杂碎），写不了赞歌，就写些像吃的那种东西的生活琐碎，主子腐败，其实是造就主子的体制、制度腐败，你在这个框子里吟唱，就像被扯上线的风筝，能自由飞去来兮吗？就像关在笼子里又被足上缚上一根绳的鸟儿，笼门按照制度总会打开，这叫“放风”，对于鸟儿，这却不叫放飞，因为那足上缚得牢牢着很呐，没有“松绑”，你能飞多远多高啊？在笼里笼外扑腾而已，这个德行、这种处境、这样的自由“飞”、这样的心态下写诗，这种诗会好吗？
        远的不说了，就说“五四”以来的现代、当代，从“五四”新文学的开端，到上世纪70年代末“新时期文学”的开端，诗歌的代表作品，就是在合乎领会“天意”，确立“人”的客观典型。

       “人的客观典型”，是没有那么轻易可以确立的。当代现代百年，这么多的诗人和诗，确立了“人的客观典型”没有呢？我说，有确立，不过实际确立的是一个被历史严重伤害扭曲的“人”的形象。

       “五四”的《狂人日记》，确立了批判“国民性”的文学和诗歌，历史把“人”吃了。“吃人”的历史充满了暴力，吞噬着一切诗歌和文学的叙述。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伤痕》开创了“伤痕文学”潮流，同样着力于历史浩劫对于“人性”的伤害。当然《狂人日记》、《伤痕》是小说，而且这两篇小说在艺术性上有明显的差距，但是它们包含了诗歌的基本格调，在文学的所有形式中，在着力于历史对“人性”的伤害是一致的，这种书写的逻辑在小说与诗歌是一致的，而且事实上是历史地一以贯之的。实际确立的是一个被历史严重伤害扭曲的“人”的形象。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诗歌，在共和国建立的背景下，尝试展现新的人性，不再是历史的被伤害者，而是历史的主人翁。相对应的，作品中的人性干净、明朗，充满着乐观的希望。要求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遗憾的是，这种孕育珍贵可能性的写作，发展到后来越来越激进，越来越夸张、抽象，人性不断上升为神性，一路走到“高大全”模式，最终成为历史悲剧的一部分。这场历史教训应该被更深入地反思，过于拔高人性本身，难免以形式主义告终，使文学及至诗歌的生命力丧失贻尽。
　    当下的作家和诗人，在写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好诗呢？就本题讨论的以“天意—人”为主题角度而言，主要是在集中于表现这样几种人性类型：
        遭遇历史创痛的人性的严肃文学和诗歌。贾平凹、莫言、阎连科等所代表的“乡土叙事”，余华等人的“先锋写作”，甚至于近年来的“打工文学”，都可算作这一类。

         尽管艺术上各有特点，技巧上差异很大，但都关注历史展开过程中人性的震动与痛感。《秦腔》为乡土文化的衰亡献上一曲挽歌，《1986年》、《现实一种》把历史视为纯粹的、莫名的恶，《那儿》、《马嘶岭血案》展现部分群体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困境与痛苦。这一类文学及诗，在当下严肃文学和诗歌中居于主流地位。
        沉湎个人伤感的人性的通俗文学和诗歌。“女性写作”、“青春写作”都可算作这一类。这一派文学诗歌同样感受到历史的压力，不过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将历史的创痛转化为高度个人化的伤感与孤独，强调青春的恍惚、生活的茫然、印象的捕捉、情绪的宣泄。《春宴》华美的、仪式化的玄想与空洞，《小时代》以极大的比喻写极小的情感，将世界讲述为围绕高度“自恋”的自我旋转的幻象，都是这类文学的典型特征。而这类文学却在当下通俗文学中居于主流地位。
　    作为“象征神话”的人性的文学和诗歌。这一类文学与诗歌（常见于电影与电视剧）擅长表现各个行业的模范和英雄人物，强调鼓舞人心、引领风气的力量。它们努力寻找历史进程之中甘于奉献的壮丽人性，运用大量传记式的、现实主义的手法，发掘民族精神中昂扬的精神气质。不过，在以上的优点之外，这一类文学并没有完全摆脱对“人”的神话，有时候人物显得过于完美，反而架空了影响力与感染力。
　    还有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人性“的戏谑解构，悬置“人性”根本问题的“反写”文学和诗歌。如王朔、王小波、韩寒这一脉的文学，这条“反写”的路数，尤其受到青年读者的欢迎，它们富于想象力，多用“反讽”、“戏仿”、“拼贴”等后现代手法，既不肯定又不否定，而是把人性本身悬置起来。这样的戏谑美学，为观者预留也建构了一处“脱历史”的位置。悬置人性，将这个根本问题不断从眼前移开，当然会带来一种奇妙的轻松与自由之感。解构以往文学中的诸多弊端，也有其合理性，但这显然不够。王小波式的喜剧既深刻又充满高度的艺术性，但他们不能真正标识文学诗歌的高度。

        严肃、深邃的人性世界，终究要被直视，被正面地讲述。尤其是在大众传媒的时代，在非理性的、娱乐化的、注重戏剧冲突的时代，尤其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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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河流水

站在一个高度，深刻剖析诗与人，诗与自然，与天，与地，与万物，与道德的紧密关系。向章老师致敬！

巴河流水

站在一个高度，深刻剖析诗与人，诗与自然，与天，与地，与万物，与道德的紧密关系。向章老师致敬！

无水河

很难读到这样的好文章。附议暮梓版主的精评！赞成精华！

暮梓

本文以历史进程为主线，从各个历史时代、历史形态、历史背景影响下的诗歌及文学特点，以事实论据和理论论据相结合，论据典型而鲜活，采用举例、引用、推理等多种立论的论证方法，对中心论点“人间要好诗，君须会天意”进行了详尽、深刻的阐释，结构严谨，首尾呼应，语言畅达精炼，脉络清晰。推荐精华。

章关培（劳燕）

       写好诗，从语文技巧而言，可以举出许多范例和要素。要立意高远、感情真挚、韵律严谨、语言生动、比兴贴切、诗意含蓄，写得真诚朴实，雅俗共赏，还能有所创新，有好的思想、好的内容、好的形式，能打动人，一“诗”激起千层浪，使人读之有味、思之有启、行之有获。一首好诗，应该立意高远、寓意深刻，有个好的意境，应该情真意切，有感而发，还要有诗味，语言纯粹、精致，诗说心语，能高尚的思想情操，讲究人性含量、审美含量、艺术含量。

        更多的人，当然不是诗人，是在“读诗”，当然是要读好诗，能对得上自己“心意”、“思想”、“口味”、“胃口”的好诗。好诗在哪里呢？其实，更多的人是在“找好诗”。

        读纳兰的诗词，清朝才子纳兰性德，他的情诗，红遍了大江南北。电影《 非诚勿扰2》片中香山女儿演绎的“见与不见”一诗，猛地击中大众心坎，在各大社交网站被“围观”的程度高于电影本身,赞声四起，“你知道见与不见吗？你读过见与不见吗？ ”成了流行语。诗的人气似乎要超越诗仙李白。网上模仿不断，几乎成为“见与不见”体。作者误传是清朝的仓央嘉措，后来才知是广东的才女所作。

        这是一个快餐文化的时代。年轻人活得貌似体面，实为房奴和孩奴，每个人都在为积累更多物质资本而奔忙。生活的节奏，让我们无力去过诗意的生活、寻求诗化的精神审美，这确非一个读诗的年代。广东女诗人和纳兰性德的蹿红，似乎在示意又一轮读诗的潮汐涌上了精神堤岸。难道诗情画意，再度成为了我们的心灵观照？当代人心中，究竟什么样的诗才是好诗呢？
        诗词在中国，门槛有点高，句末要押韵，每字有平仄，每联的起承转合都有讲究，要在如此严密的语音规范下，去创造想象力扩张、神采飞扬的文字，于是，中学语文里，诗和文言文一样，同属难题，理解起来，总是和现代人捉迷藏，创作起来，更是令人高山仰止，除了被用滥的千古佳句，课本里的诗，很少会引起考生的集体共鸣，更别说赏心悦目、顺耳入心。
　    现代城市，天空并不澄澈、所在不是到处花海绚烂、月色幽美，而现代人却唯借此类表意，难免显得矫情。若要托物言志，运用比兴，反倒是舒缓的流行音乐、闪烁的电脑屏幕，在夜深人静时，更能显示城市人的孤寂。只为道尽时下人的七情六欲，古体诗很难胜任，话语体系严重不更新、语汇不对接。那些研究品评的专业文章，对大众欣赏诗词，也无济于事。大众不需要去关心：山水诗是不是在魏晋才算成立？晚唐体与宋初隐逸诗人的关系是什么？“ 夕阳 ”在清词里，代表了亡国、离别、垂老意象……
        这个时代，作品有着深刻背景也好，是一时兴起之作也罢，都被平等地放在公众面前。字里行间，触动心弦就是喜欢，无法共鸣就是失败。才不管你这是山水诗还是晚唐体，更不会想去拆解、归纳修辞怎么运用，象征好不好。这就是现代阅读，评价的标准很简单，或者可以说很肤浅：只为打动人心而已。在某种意义上说，又回归到了文艺的本质。
　    这就不难理解为何“见与不见”和纳兰性德如此广受现代人喜爱。也许他们的语言没有太大隔阂，少有生僻和转弯抹角的表达，风格上更像现代情诗，他们的题材也很讨巧，与现代人极有共鸣，加上兼具了古诗的典雅和华丽。纳兰性德，尽管王国维评他“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北宋以来，一人而已”。但在文学史上算不得一流，但是近几年，为他“翻案”的研究如火如荼。为何前后古今差异如此大呢？楚庄先生说 : “纳兰词里既没有亡国之君缅怀故国江山的沉痛，也很少风流才子吟咏秀阁青楼的旖旎,更缺乏政治家军事家评史忧国的气概。纳兰只是缁尘京国、乌衣门第的贵族青年,他只能从相府院中、金殿阶前和銮仪队里看人生看世界,他只为自己身边婚姻生活的变故、师友遭遇的蹭蹬以及仕途官场的污浊动情,他只局限于带着自己深沉真挚的伤感和悲愤悼亡、怀友、吊古、伤今,这是纳兰词的局限。”可是这些局限，恰正是现代人的生活写照：能够触动当代人心弦的，恰是这些“个人哀戚”。不需要缅怀江山、吟咏旖旎、忧国气概，只需要从琐碎平凡的生活中看人生百态，也只需要为自己身边的婚姻、师友、事业和社会清浊动情。作为个体意识觉醒的新一代，对感情的理解，不再是宏大叙事下的战友情怀，不再是古典小说里的夫唱妇随。比起轰轰烈烈、蜜里调油的完美幻想，反倒是广东女诗人和纳兰性德，以冷静深幽的禅意和真情、真性的表达，道出了情感遭遇挫折后的现实慨叹，也就直接说到了当代人的心坎里，能够触动当代人心弦。
　    现代社会已使权力、知识、资本、科技、商品、消费、广告、传媒等等，成为一个系统结构。每个人都在不断说 , 然而每个人说的，不过都是在重复社会的流行语。一切生产和消费，运用的也都是日常生活的语言。它们共同塑造了现代人的行为规范，以及千篇一律的思维习惯。

        海德格尔说，日常生活的语言无法呼唤一切可能的事物，容易陷入庸俗和无所作为的生活旋涡。国学热、历史热、考古热，一再证明：这个时代，物质越是一日千里，当代人的内心，越是渴望从传统文化中寻得灵魂的归宿，渴望让生存变得富有审美意义。只不过一些古董级别的文化，实在无法流畅地表当代人之情罢了。
        所以，在后现代生活漩涡的海平面上，浅表的思维习惯如潮汐涌动，而在生存困境的海平面下，深深潜藏着个体话语的原创冲动，潜藏着诗魂复活的蛰动。更多优秀的古典诗词歌赋，通过网络小说让年轻人趋之若鹜，当前的名作，也就零星的只言片语流行其间，然而，诗歌，成为主流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
        海德格尔又说，人们总是诗意地生活在大地上，这个大地当然是指社会，我们须在平俗的生活中寻找诗意，寻找好诗。

        我们习惯了说差（批判的传统），习惯了说假（违心的传统），习惯了说抽象的好（宣教的传统），而不会说真正的好（人性的传统），这个现状需要改变，文学和诗需要从正面展现人的生活、命运、情感和幸福。只有做到这一点，中国当代文学才可能获得普遍性，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
        真正能够标识文学诗歌高度的，只能是但丁式的作家，不可能是卡尔维诺式的作家，只能是雨果式的作家，不可能是拉伯雷式的作家，只能是托尔斯泰式的作家，不可能是布尔加科夫式的作家。

        诗要成为好诗，就要成为真正的诗，就要说“真正的好”，就要说“人性的传统”。这个标杆作品就是法国作家维克多 · 雨果的《悲惨世界》。冉阿让携带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展现了既真实又感人的人性的力量。
        当代中国走到今天，当代文学走到今天，当代诗歌吟唱到今天，是否有可能打破原来的框架，从正面、直面讲述“人”，讲出我们自己的故事？

        我们期待这样的文学和诗歌：容纳同时超越大时代的探索、创痛与幸福，最终与真实的自己相遇，这一永恒的幻象、主题，可以称其为灵魂。这就是“天意”。这一切，呼唤着“诗意”本身重返这个世俗世界。

        人们终会需要诗情画意，去领略生命的美感和尊严。大象无形、大音希声，要有诗意，就是去“会天意”，去提炼真实的人，说真正的好（人性的传统），正面揭示人性的本真本质。

        人间要好诗，君须会天意。这个天意，就是随意，随人性本真本意，就是我们自己的人性的传统。

         1   附

            《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
                            白居易

                翰林江左日，员外剑南时。
                不得高官职，仍逢苦乱离。
                暮年逋客恨，浮世谪仙悲。
                吟咏流千古，声名动四夷。
                文场供秀句，乐府待新词。
                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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