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康有为的“宫墙论”说起

一个放羊娃

从康有为的“宫墙论”说起
        
    戊戌变法，康有为“公车上书”，声名鹊起，国人尽知。变法失败后的第六年即1904年，他周游欧洲十一国，历经意大利、瑞士、奥地利、丹麦、瑞典、荷兰、比利时、德意志、法兰西和英吉利，“其考察着重于各国政治风俗，及其历史变迁得失，其次则是文物古迹”。
    这次考察，收获颇丰，但在巴尔干地区却栽了大面子，让世人贻笑百年。当时有人问道：为什么我们这个地区弑君事件不断呢？康有为端着学者的架子，望着不高的宫墙，胸有成竹地答道：“因为宫墙太矮嘛。”
    这个回答，让三岁小儿都能笑掉大牙。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弑君成风，是阶级矛盾尖锐化激烈化的结果，与宫墙的高低风马牛不相及。秦二世的阿房宫不可谓不高耸，不是被刘邦攻陷了吗？紫禁城不可谓不巍峨，不是被李自成的起义军跨越了吗？难怪鲁迅先生调侃道：“南海圣人康有为，佼佼者也，他周游十一国，一直到得巴尔干，这才悟出外国之所以常有‘弑君’之故来了，曰：宫墙太矮的缘故。”
    康有为的“小儿科”把戏已经一百多年了，我们现在有些学者也不怎么样，堪称“康有为第二”。例如，谈到腐败，有的学者简直不屑一顾，认为搞腐败的领导干部还不到党员的1%，何足挂齿？我认为，腐败的严重与否，是不能用百分比来衡量的，要用这一部分人所拥有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来衡量。例如，我是党员，王怀忠也是党员；我是干部，他也是干部。但此党员不是彼党员，此干部不是彼干部，蔺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他一句话就能动用几十亿元在阜阳建造国际机场，哪管它劳民伤财，我若东施效颦，哪怕喊破嗓子，也不能动用一分钱；他拉帮结派，安插亲信，我连自己的儿子都提不起来。可见，人与人之间所拥有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相差巨大，把他们扯平共同参加百分比，是不切实际的。
    康有为的“宫墙论”是出于无知，某些学者的“腐败百分比”是胡说，而有的人故意把两个互不搭界的概念硬拉在一起，就是十足的别有用心了。所以，对于颟顸的呆子和别有用心的恶徒，我认为应区别对待。对于颟顸的呆子，我们要猛击一掌，促其惊醒，也不妨像鲁迅那样，来一个善意的嘲讽。对于别有用心之徒，就要揭露他的险恶用心，使其阴谋大白于天下。
   

滕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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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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