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故乡----从上海到新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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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那个时候，学校的教育不是现在这样---数不清的作业。上课时间也没有现在这样没完没了。一般是上午四节课，下午2节课。下午放学后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我是在新立中学上的初中。那里离我家远，等我慢慢的一路走一边玩回到家的时候。就该吃晚饭了。
     我的高中是在红旗中学上的，红旗中学在四平路头道桥，离我家比较近，也就是不到1公里吧。
    不过，我在红旗中学放学后，不是马上回家，而是在学校里玩。红旗中学有很大的操场。我们可以凭学生证借各种球类，与图书。操场上也有单杠双杠；有跳高，跳远的沙窝；有让我们爬的高高的竹竿，绳索---。我们与同学就在那里奔跑，追逐。女孩子多半在跳皮筋，跳绳。




   在蒋家桥17号的日子里，由于生活相对稳定，我们与父母的接触应该说比较多了，可是顽皮的孩子对父母的印象还是不多。曹雪芹说得一点也不错啊。“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
父母总是忘不了儿女，可儿女又有几个想着父母的呢？？


   我只记得我父亲有时候会把学生的作业带回家来批改。有时候学生的作业本很多，我们兄弟就会帮助批改。


  父亲把答案给我们，我们看对了，就打勾，错了就打个叉。


   现在想起来也很有意思。那个时候，我们学生的作业不多，一般来说，我们兄弟在放学以后，吃完晚饭就会做作业，一般是一个小时左右吧---不像现在的学生，做到半夜也做不完。


    我们做完自己的作业后就帮父亲批改作业。


    我的父亲可能给我们讲了不少故事，可是我是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只记得有一次给我们讲隋唐演义，秦琼卖马。讲到最后，秦琼一下子倒在了一个庙宇前，我的眼泪都留下了了。

我父亲笑话我，说我太动感情了。



  在蒋家桥的时候，我还有一个表妹住在我们家，她比我小一岁。她妈是我妈的妹妹，我们叫她妈叫“DU（大）阿姨”，北方话应该是大姨妈吧。
  DU（大）阿姨是我妈家学历最高的一个了。我妈他兄弟姐妹六七个，就她读了高中。听母亲说，大（DU）阿姨学习成绩最好，她是靠奖学金读的高中。


   东洋人占领上海的时候，她嫁给了一个翻译（中日的混血儿）。解放以后不知道是回日本了，还是进监狱了。总之我表妹决不谈她的父亲。我们也不能提，一提她就动气，光火。


  我表妹长的极其标致，她的回头率可以说是100%。她也非常爱参加社会活动。不管是在里弄里，还是在学校里。


应该是1955年以前吧。朝鲜战争结束，大量自愿军要回国，要复员。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个给最可爱的人写慰问信的活动。反正我家那一阵子收到好多信---都是给我表妹的，那都是要与我表妹交朋友的信。


    我表妹回信忙不过来，就叫我们给回信。当然，人家对我不感冒，还是不断的给我表妹写信。


   这个事不知道是怎么收场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我们当时只有十三四岁，根本就没有到谈对象的时候。






   1956年，我国农业合作化与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进行了高潮。不知道是不是社会上有些不同意见，还是什么其它的缘故，政府提倡大家提意见，号召大家写大字报。当时，我已经是高三的学生了，也让我们写。记得那时候，下午都不让放学，要大家在教室里写，每人最少要写五条。但不久，这场运动变成了反右斗争，我们学校里的教师大多数都被打成了右派。


     我父亲也被打成了右派。学校不再让他教学了，然他当教工。在家里。我看到他的手变得粗燥起来，手指都裂开了。我看到他用胶布粘他的手。


   接着，我父亲又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被送进了监狱。记得有一天我家来了几个人，搜查我的家。没有找出什么，但找出了几粒子弹壳。那个公安很有经验，他看了看子弹，就问我：“是你的吗？”。


   我回答说：“是我的”；
   他又问：“从哪里来的”；
    我说：“学校，我是射击小组的”


  那公安，后来就没有说什么，他们就走了。





   1958年，我，高中毕业，那是一个讲成分论的时代，我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力---不是不让我参加高考，考还是让考的，但政审不及格，根本就没有被大学录取的可能。


  在那个年代，我们国家的高中毕业生还很少，只要政审合格，没有不被录取的。我们班级近50名学生，没有录取的只有三四人。我原来是三好学生，高三那一年，我9门功课7门100分。但由于父亲的缘故还是被拒之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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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是个疯狂的年代，大跃进，大练钢铁，那些刚从封建社会摆脱出来的人们带着美丽的幻想，带着盲目的自信，声言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要赶英超美。到处都是狂热兴奋的情绪。然而我怎么也兴奋不起来。  

    1958年我17岁、高中毕业。那个时代不象现在，就全国来说高中生相对来说是很少，进入大学不象如今这样难，基本上全部能进入大学，不能进的只是少数政审不合格的人。我们全班45名学生只有六七个没有进入大学的门，而我就是其中的一员。 我在学校里是三好学生，学习成绩优良。有一学期我的成绩全班第一，9门功课7门100。可是我的政审居然不合格，原由就在我的父亲。我父亲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先是被打成右派，后来有被作为历史反革命被逮捕. 。

      当时那个年月虽然人们自以为是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实际上离开被推翻的封建社会也只有八九年，封建意识普遍存在于社会之中。我们的革命虽说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其主体是广大苦大仇深的农民。在农民的心中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个儿子打地洞。我们的老干部老革命仇视反革命，不允许培养反革命的子女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我就倒了八辈子霉了。
    虽然我明知道我是上不成大学，我依然用心的复习了功课参加了高考。这要感谢当时的宣传口号----“一棵红心多种准备，任祖国挑选”。我爱读书，我爱学习，我深信今后我无论干什么都离不了知识，不管我上不上大学。我要做我国第一代的“一个有文化，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
    这些事现在的高中生或许不能理解，有一位学生在与我的讨论中说：“减负，减负后果自负”，为有一个好前程而陷入题海中不能自拔。还有一位学生在与我的讨论中说：“现在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读书也没有用，我不读书行不行？”，看来现在的人读书的目的与我那时差距很大啊。。

李听圃

继续关注作品，一段真实的历史，几滴辛酸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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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有点搞不清了，高考以后我怎么会到浦东的一个炼焦场工作。是勤工俭学还是临时工，我也一点记不起来了。
    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是全民炼钢。在浦东有个炼焦场---是一种土法炼焦。好像是把煤块粉碎，再把粉碎好的煤堆在一起---可能还在上面堆了些土，用土埋好，然后燃烧---最后自然都成了煤灰，根本就结不成焦炭---也就是胡糟蹋罢了。


    炼焦场炼不出焦来，我们自然也就解散了。 现在想起来我那时怎么那么糊涂，高考既然无望，那就应该找工作啊，应该找居委，找街道办事处找工作啊。应该说当时上海的工作还不是很难找的，我在大街上就看见过一个上海钢铁厂的告示说要找学徒工。


     有人说，人要认命，人的一生是有命运来支配的。我以为人的一生有许多因素是自己不能支配的，但人的一生还是有许多自行选择的机会，而这种选择往往决定了自己的一生。如果当时我选择了到上海钢铁厂当学徒工，那么我的一生就完全不是现在这样了。

  而我只会在大街上毫无目的的游逛，然而一张告示决定了我的一生。

  1958年、十月的上海，街道上布满了梧桐树的落叶，然而、一张告示吸引了我的眼球。告示说全国十二省市在上海招工，号召有志青年到边疆去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很符合我的心意，我毫不犹豫也没和任何人商量自己就去报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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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叙述都是1958年以前的事，1958年底我就到新疆去了。对于蒋家桥17号大院，我还补充一点。。

   几十年来、蒋家桥17号大院发生了巨大是变化。
   
    首先是房子归公了，我们少交了许多房租。  以后是，门前的河道填死了、再以后是蒋家桥的居民动迁了。 原来的猪圈住房变成了高楼大厦、现代化的住房。有的住户还分到了好几套房子。
  
    蒋家桥大院没有了、 蒋家桥路前面的河道也没有了。没有了刷马桶的刷刷声、也没有了夏日乘凉的喧哗。
  
  对于我们的女房东，我还要说几句，

  她是劳动人民出身，据说，她是被买来的，她来时候什么也没有带，没有嫁妆，没有送亲的人。她是来做小的。 张老板对她很宠爱，大老婆有病，不久就死了。张老板死后，她一个人支撑着这个家是很不容易的。一个人要维持这么大的一个家业不容易（他自己的孩子还小，张老板大老婆的孩子都有自己的工作，根本就不在意他家的家业），养不了那么多猪，办不了猪场，改成小屋，在当时也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
   中国的革命是反封建的革命，是要消灭地主阶级那种封建的生产关系。对工商界并不触动。我家搬进蒋家桥17号的时候（1953年），那里还是在养殖猪。那猪粪便的臭水就从我家门口流过，直通到我们门前的河道里。臭水特别养苍蝇。我父亲与我一起打苍蝇，一拍子下去，一次可打死七八个。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数到1000只以上。
   张师母一个人要维持一个有几十头猪的猪场根本是不可能的。张师母把猪卖了，把猪房改建成矮小的房间出租，在当时也不是一个不正确的选择。从当时的政策来说，是可以的。当时有大量的人到上海谋生，住房也是很紧张的。尤其下层劳动者，根本就住不起房子，也就是这种猪房便宜点。她改建的住房（猪房）很快就住满了人
     在社会主义改造，工商业合作化，的时候老板娘家的房子也没有什么变动。我记得1957年我父亲下狱后，我们家的经济收入大减。那时候一个月要20元的房房租我们已经付不起了，想跟老板娘商量，能否少一点。老板娘是一口拒绝。我们以后只能将2间屋变成一间。另外一间就转租给别人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反正是我已经离开上海以后吧。她的房子变成公家的了。听我妹妹说，张师母认为收房租太累，太麻烦（我们这些穷鬼，有时候经常缴不起房租，解放了，他也不能赶我们走）还不如上班去，就把房子缴公了。
   房子缴公后，我们的房租降了很多，一半还多。这自然对我们房客来说是个福音，是政府给我们的福利。但是，我几次回上海，却没有发现张师母上班，而是在周围给孩子们理发---每个头3毛钱。张师母，从阶级对立的角度来看，他是与我们对立的。但就他这个人来说是很勤劳的，他的本质就是劳动人民。他一生也可以说没有享到什么福，过早的去世了。

  对张家，我有几点不明白。按照国家规定，他的房产交给国家，国家除了要给他安排工作，还是要给一笔钱。

  私有企业，老板，把他的工厂，房产交给国家后，都会安排工作，并且这些工作都是不干活的工作，也就是顾问之类不干活干拿钱的工作，而且工资比一般工人都要高，也享受退休待遇。可是张师母怎么弄成那样。不会享福，在劳累中早早过世。

  另外，作为房产，他出租的那些交给国家，但个人的房产是不交给国家的，依然是个人所有。可是，我听我妹妹说，在蒋家桥动迁以后。他儿子分的房子居然要收房租？？

   对于张家的事，应该说，只有张家清楚，我也只是看到表面的现象。总之，我是离开了蒋家桥17号去了新疆，开始了我的新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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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拉奇的故事      序。
       我在17岁的时候进疆，63岁回上海，在那里生活了四十多年，那里是我第二故乡。是我永远怀念的地方。我准备写点东西，以表达对它的思念。     不过，人的记忆总有差错，我不想看到有人对号入座，去考证那些往事。特此声明，这是故事，是艺术的真实。

      塔拉奇  是一片戈壁。“西出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前是戈壁滩，后是鬼门关。”讲的是流放者的悲哀。戈壁滩不是人呆的地方。
历史翻开了一页，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我们去开拓这片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去发掘那地下的宝藏。我们是当之无愧的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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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拉奇位于哈密西约90公里的戈壁滩。。原来老的乌哈公路在那里有个招呼站。 塔拉奇气候很恶劣，尤其在那个年代，没有树林，没有楼房。在空旷的地方风显得特别大，特别多。风刮起来，沙子直打脸。没有水，一年也下不了几场雨。冬天天很冷，一般不下雪，但一下起来就是大雪。 整个戈壁是白茫茫的混沌一片，天地合一。1987年，矿务局大楼前种的树，就是古代诗人说的千树万树梨花开。


        一下起雪来，戈壁上是没路可走了。矿区的街道被大雪覆盖也走不成路了。各机关科室的人就全体动员出来扫雪。那些住土块房的人，就忙着爬到屋顶上扫雪。
  戈壁是人类无法生存的地方，但戈壁下又蕴藏无穷的宝藏，在等待着勇敢的开拓者。 我们是1958年在上海报名参加支援边疆建设的，1959年在春节前动身前往新疆。在乌市由劳动局分配，其中有一部分人被分配到塔拉奇。塔拉奇矿务局当时在哈密大十字的解放西路的一个小巷子里。我们被分配到露天煤矿筹备处。 筹备处早到的抚顺来的干部，当时住在新华旅社的几间房子里。我们到后，也就住在新华旅社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