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对篡改所做的剽窃》连载

耿于天

第三话、德合无疆

1.百善孝为先

    十月一日，一年一度的国庆佳节，佳不佳不好说，反正是节，又到了。
    今年不是整寿，四海并未举行大规模庆典，但按惯例，这种日子口，全市主要领导，都要参加一系列相关活动。然而，当晚的新闻节目中，常委行程逐个照顾到了，唯独少了市委书记单羽，仅有的露面，也是前一天的旧闻。
    日程原本早已排满，可一大早，单羽突然接到中州家里的电话，母亲苟立恩，从昨天开始，已经连着几顿饭都没吃了……
    按照履历上的说法，苟立恩是位“营养学专家”，坦率讲，这个头衔多少有些名不副实。自建国初期嫁给单长卫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苟立恩其实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工作，只是按高级别领导干部家属例，在单长卫办公室挂一个生活秘书的虚衔。说是虚衔，细追究起来倒也不算太虚，单长卫日常起居，吃喝拉撒那个啥之类，的确是由她负责，负总责，所谓的营养学专家，大概也是从这上面来的。
    至80年代初，孩子们上大学的上大学、参加工作的参加工作，苟立恩也终于离开家庭。她姗姗来迟的职业生涯，是从省内唯一的正局级三甲医院，河山大学附属华侨医院开始的，保健部主任，不久后调到卫生厅，直至90年代中期退休，最高做到厅党组书记……
    与妹妹苟里恩不同，苟立恩比较好静，退下来之后也是这样，每天就是种种花、养养鸟，住在省直机关宿舍区的一个小院里，除家人和有限几个老朋友外，很少同别人来往。
    可最近几年，也不知是什么阴风，安静了一辈子，且已经年过八旬的苟立恩，突然间迷上了广场舞。这个转变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由于起初没大在意，单羽实在是记不清了，大概同父亲单长卫去世前后脚吧……
    说起来，苟立恩在跳舞方面多少也算有点儿底子，早年间姐妹俩一起学过，只是天分和造诣远不及后来藉此走上专业道路的苟里恩。跳就跳吧，也不是什么不良嗜好，慢三步，留神扭着，活动活动腿脚也好，别忘了补充三分之二钙盐和三分之一骨胶原。
    省直机关离退休干部局本就有个广场舞团，听说苟立恩也上了这条道，当然欢迎得紧，团里原来的负责人姓傅，退休前做过工委书记，自觉分量比不上苟立恩，主动让贤，非让她当这个团长。大约一年以后，省广场舞协会成立，苟立恩又被众人“公推”为名誉主席。
    可没想到，跳着跳着，终于跳出事儿来了……
    河山省广场舞界，如果算“界”的话，有一个也不知谁封的“广场舞王子”，名叫郎学芳。人如其名，行动坐卧扭扭捏捏，怎么看都和“王子”两个字不搭边，岁数倒是差不多，今年刚满三十。
    单羽托人了解过这个郎学芳的底细，和小姨苟里恩类似，也是出身军队文工团系统，没什么名气，龙套而已，赶上机构精简，转业到中州市某区文联任教员。后来也不知道怎么抹角拐弯，和省电视台体育频道接上了头，近些年广场舞大热，台里应景搞了个什么“大家跳”栏目，把他请去当嘉宾，三番两次就红了。
    “工作”之便，苟立恩同郎学芳难免抬头不见低头见，结果可好，年龄相差超半个世纪的两个人，居然就好上了。要么说这男男女女，甭管岁数，没事儿不能总往一处凑呢，小康还不够全面，但暖饱早在“三步走”时就实现了，难免不琢磨点旁的事儿。
    协会名誉主席和“王子”弄到一起去了，倒也算门当户对，一时间成了全省广场舞圈子内的头号新闻。年龄不是问题，地位不是差距，大家纷纷表示，又相信爱情了……
    长期以来，单羽一直都是河山官场上有名的大孝子。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初中毕业的他，第一次为人所知，就是因为其“纯孝”：
    “文革”十年，单长卫一直处于受迫害、受打击的状态，先是关押审查，完全失去人身自由。“九一三事件”后略有好转，弄到省委省政府下属一个农场“训导队”，一边学习一边劳动，多少能发一点补贴，依旧不能随便回家。
    那时候，省里像单羽这种情况，曾经的“红色血统”，一夜之间沦为“狗崽子”，并不罕见。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只能“飞鸟各投林”，顾不上什么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为了个人前途，甚至只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贴大字报声明划清界限，乃至断绝关系都算轻的。想当初，蒋书存那个后来承其衣钵的二儿子，在他遭遇冲击时，第一个跳出来大义灭亲，一顿老拳，竟把亲爹的肋骨打了个肝肠寸断……
    与这些人相比，单羽绝对是个另类。
    年纪稍小的他，上中学时，政策已经发生了变化，上山下乡不再是必须，无论继续读书，还是留城等待分配，有很多可能性可供选择。再者，虽然单长卫早已关了牛棚，但整他的人，达到目的后并没有殃及无辜，在几个并未倒台的老战友关照下，单家兄弟姐妹，不仅都得以入读只招收高干子弟的“七一”中小学，毕业之前，也暗地里预先打过招呼。想念书，有恢复高考前最香饽饽的中专，想工作，有省工业局麾下几个一般人根本进不去的大厂。
    然而，初中毕业的单羽，却做出了一个令很多人讶异的选择。他主动递交申请，要求下乡插队，条件，或者说是希望，只有一个，能去单长卫所在的那个县、那个乡，就近照顾父亲。
    对此，不同立场的人，可能会作出不同的表态，有说“生子当如孙仲谋”的，也有说黑五类子女蛇鼠一窝的。但在心里，怕是没有不暗挑大拇指，或者说没有不羡慕单长卫的。
    单羽这点儿心愿，只要不违反大的原则，当然是能满足尽量满足，不久之后，父子俩得以团聚。当然，无论农场“训导队”里的单长卫，还是如愿插队到临近公社的单羽，都没在那里待太长时间，一年之后，某中央领导复出，大批老干部得到平反，单长卫随即恢复待遇、恢复工作。又过了一年多，单羽回到中州，短暂工作后返校补习，通过高考，进入北京某大学读书。
    但这段佳话，却长久地存留了下来……
    近年来，尽管职位越来越高，可单羽的孝子本色，却始终没有丝毫改变。
    先前在中州任职时，单羽每天，最多隔一天，总要回家看看。尤其是单长卫病重的那段日子，三天两头往医院跑，动不动就陪夜，熬出的黑眼圈都不算什么，要不是担心“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估计就直接打报告丁忧守制了。后来调到下面任地市领导，回家改成一周一次，但每天的电话却从没缺勤过……
    当年主动要求下乡插队时，除了照顾父亲方便，单羽确实是没多想过什么，想也是白想。但后来所做的这些，究竟有没有掺杂其它的动机，或者，掺杂了多少其它的动机，就看怎么说了。
    不过，孝子之名所带来的现实好处，却是不争的。几次职务调动，组织部门公示，以及对单羽做出的鉴定中，与别人相比，总是会多出一条类似于“人品口碑较好”，亦或“具备中华传统美德”的描述，所指，大概就是这个……
    然而，正所谓有得必有失，母亲苟立恩与郎学芳的事，真真让单羽有了种作茧自缚的感觉。
    泛泛而言，中国可能是世界上黄昏恋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但在高干这个圈子内，“老来俏”却并不时兴。像美国前国务卿克里夫人特蕾莎那种情况（原为“亨氏食品”继承人海因茨夫人，后者空难逝世后，带着巨额遗产改嫁克里），似乎还没怎么听说过，“遗孀”永远只是“遗孀”，尤其是老夫少妻，守寡几十年的大有人在。
    虽然本人也曾是局级干部，但在河山，提到苟立恩时，一般的身份，还是“已故老领导、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单长卫同志夫人”。配备专车、保健医生、警卫、勤务员，书记省长逢年过节“亲自或委托他人，以各种形式表达问候”，真有事时，能直接把电话打到人家手机上，显然也不是一个卫生厅党组书记，一个早就退下来的卫生厅党组书记，能做得到的。
    这倒也罢了，咱没那么封建，要真有合适的，晚年幸福比什么都重要，做儿女的一定支持。可问题是，您也找个差不多的啊，虽不一定非得是什么老艺术家、退休知名教授，但比单羽女儿还小一岁的郎学芳，怎么说也太离谱了吧？
    慈祥的亲妈啊，您可真是给我做脸……
    更让单羽兄弟姐妹几个难堪的是，这种事，知道背个人，偷着摸着就完了。可人家偏不，共产党人，一辈子讲究的就是个光明磊落，硬是旁若无人地登堂入室了。
    苟立恩现在住的，是位于省直家属院内的一个小楼，80年代中期，担任中州市委书记时分给单长卫的。这种房子当然没有产权一说，人走茶凉，不过于公于私，有关部门至今还没有收回，或者这么快收回的意向。
    同苟立恩好上以后，咱们这位“广场舞王子”郎学芳，“管乐有才原不忝”，居然大摇大摆地搬进了这栋小楼。虽然没办什么正式手续，但大有要“做长久夫妻”的架势，原先还真低估了这小子，看着不男不女，想不到还有这功能。
    省级领导居住的这个楼群，坐落于省委大楼以东、家属区南端，虽然独立一个院落，多一道岗，但大门朝北，出来进去都要横穿整个家属院。苟立恩和郎学芳也是真够可以的，毫不避讳，“罗帏送上七香车，宝扇迎归九华帐，狂夫富贵在青春，意气骄奢剧季伦”，这不活让人看笑话么？
    为此，单羽不是没想过办法。试探着和老人家商量，既然真和那个郎学芳对上眼了，行，做儿女的不拦着，咬碎牙您甭管，但咱能不能稍微注意点儿影响。单羽哥儿姐儿几个，远了不说，就中州范围内，无论市区郊区，房子那还不多的是。您说复式公寓还是花园别墅吧，随便挑，实在不行现买也是分分钟的，唯独别在省委跟前现世中不？
    到底是闯过大风大浪，每逢此时，老太太不吵也不闹，笑呵呵地说那我考虑考虑。然后就不吃饭了，不弄到单羽跪下认错不算完……

耿于天

2.云盘

    客厅里，单羽大哥的儿媳，也就是他的侄媳，正在教育女儿。单羽侄子在委办某处任处长，也住在省直机关家属院这边，又是长房长孙，就近照顾苟立恩责无旁贷。
    单家家教严谨，孝顺的并不只单羽一个，侄媳也深受濡染，让女儿拿着阶段小测验成绩单，向墙上挂着的单长卫相片汇报学习。
    小姑娘刚上小学二年级，肉乎乎挺可爱，不知是不是这次成绩不大理想，抬头看了看那张放大的标准照，嘟着小嘴：“上个月，不是才给太爷爷扫过墓么，怎么现在又要汇报？太爷爷到底是在墓里，还是在相片里？”显然，这是个十分深刻的问题，对于理应信仰无神论，却又抓住所谓传统文化不舍得撒手的红色家庭来说，自然更是这样。
    单羽侄媳在教育厅上班，对付孩子很有一套，只略作思索：“这么说吧，墓地呢，相当于台式机，这个相片呢，相当于平板电脑，太爷爷是储存在云盘里的，只要有密码，从哪个终端都可以访问。”
    小丫头似懂非懂点点头，看相片的神情明显多了一份敬畏……
    见单羽进门，侄媳赶忙拉着女儿站起来：“叫二叔公。”
    小姑娘怯生生地叫了一声，单羽勉强咧咧嘴，例行公事般摸摸她的朝天鬏：“怎么样了？”
    侄媳摇摇头。
    “他呢？”
    侄媳指指楼上的卧室。
    单羽长吸一口气，又很艰难地缓缓吐了出来：“你去把他叫下来，告诉他我在书房。”
    “您…… 您不先上去看看么？”
    单羽没回答，径直走向书房，冲身后摆摆手……
    刚和苟立恩好上时，郎学芳还算老实，“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蜜月期嘛，正是悱恻的时候，腾不出工夫想别的。但没过多久，“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的心思便渐渐萌动，变着法儿地提要求，不是直接向苟立恩提，亦或同她根本就不用提，早替你想周全了。单羽哥哥姐姐一个北京一个香港，好在叔侄俩都在眼前，有时是办事，有时直接要钱，倒还都是些小事、小钱，或者说，在单羽看来都是些小事、小钱。
    一再得到满足的郎学芳，胃口越来越大……
    两个月以前，四海市发改委、住建局、国土资源局联合发布通知，本市白门区新杨街道，一宗约五百亩的土地正式公开对外挂牌招商。由于面积较大，且根据省国土厅统一规划，四海本年度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份额早已用磬，故而这次并不是拍卖，而是招商。具体说，有意向的合作方在限期内提交方案设计，市里成立或聘请评估机构进行比较权衡，资方出钱，政府这边则以土地入股，一道设立经营实体，共同开发，收益分享。
    事实上，早在相关消息公布以前，市里已经有了心仪的合作对象，河山省最大的房企，没有之一，“皇舆地产”。也不算围标，人家的方案确实有说服力，投资也大，准备在此建设该公司旗下品牌项目“赛迪谷”。主题乐园、度假区、酒店、商业街、演艺中心一条龙，不光规格高，比一般住宅开发的辐射力也强得多，带动周边乃至全市若干产业，前人栽树，造福无穷。
    评估已近尾声，“赛迪谷”项目遥遥领先，原本就是走个形式，几家陪练的也心知肚明，就等最终签约剪彩了……
    上个礼拜，好像是周四吧，反正那天单羽挺忙。不知是从哪里听说，郎学芳也获悉了新杨街道土地招商的事，没打招呼就跑到他的办公室，说自己和几个朋友攒了个什么公司，打算把这块地拿下来。
    单羽耐着性子，问他有方案么，郎学芳说有啊，就按“赛迪谷”那个来，干嘛找他们，这活儿自己也能练。真是涨行市了啊，单羽心中冷笑，甭问，公司肯定是个空壳，所谓的朋友，估计也非什么正经货色，自从有了苟立恩这棵大树，他身边绝少不了这种人。
    就算我把土地给你，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就算你有方案，当然是抄来的，郎总，请问您有钱来实现这个宏伟蓝图么，人家皇舆地产，光第一期到位资金可就是十五亿。一听这个，郎学芳的眼睛贼光立现，说不需要有钱，就像那个什么“首富”说的，真有本事的人，不用自己掏钱就能办成事。
    一会儿原本有个接待外宾的任务，看来是没法准时到达了，单羽索性坐下，那好，让我也受受教育，没钱怎么办成事。听他前言不搭后语讲完，单羽险些没被气笑了，主意大概，肯定是别人给郎学芳出的，简单说就是，先把地拿过来，当然是不花钱的，然后用这块地向银行抵押贷款，得到开发所需的钱。
    估计抓紧还来得及，西方人最重视守时，那是信用的标志。单羽拍拍郎学芳肩，这么好的创意，只弄个“赛迪谷”未免可惜了，正好，我有那位“首富”的联系方法，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去找找他，张松献地图，我看你们俩挺投缘的，绑在一起一定能干成大事。
    郎学芳总算还没完全失去理智，好歹听出来单羽是在讽刺自己。反唇相讥，这怎么了，想当年，你老子打江山时，忽悠贫下中农冲在前面，成功以后反倒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 ”现如今，你们这帮官员搞政绩，老百姓一砖一瓦拼死拼活地干，到头来又都成了“始终代表…… 始终代表…… 始终代表…… ”和我那个有什么区别？
    说来说去，还就最后这句比较有哲理……
    大约十分钟之后，书房门打开，先走出来的是郎学芳，一脸没所谓，甚至有些无奈的表情，却遮掩不住早就飞上双颊的嘴角。
    单羽跟在后面，脸色十分阴沉。接到家里的电话，知道肯定是这出儿，赶紧跟“皇舆地产”那边联系，好说歹说，答应“赛迪谷”建成后，将一处演出场所交给郎学芳，或者说，郎学芳的那个空壳公司经营，支出自己老大一份人情。
    将女儿安顿进旁边一间屋子写作业，侄媳关上门走过来，没敢说话，用眼神询问着。
    单羽抬头往楼上瞥了一眼：“告诉厨房，摆饭吧。”
    侄媳愣了一下，似乎没这么快转过弯来，但她的疑惑并未持续太久，只几秒钟后，卧室里便传来一阵笑声……
    苟立恩挽着郎学芳的手臂从楼上下来，对垂手侍立在楼梯口的单羽视而不见，反倒是郎学芳，好歹拍了拍他的肩膀，就像一周前被拍一样：“来吧，大羽，一起吃一点儿…… ”
    大羽？大羽也是你能叫的？这个名字，除了姥爷苟保以及父母外，别人从没用过，连哥哥姐姐都只叫他全名。单羽从身后恶狠狠地看着郎学芳的背影，打量着应该从哪个位置下刀，小肠太嫩了，不结实，直肠味道不好，十二指肠又太短，大肠，大肠比较合适，这么一扯，往脖子上一套、一拉，再这么一勒。
    上次回来时，听侄媳悄悄念叨，前不久，苟立恩似乎还为郎学芳吃了一回醋。
    对手，或者说是情敌，倒是比她年轻不少，过年才满七十，省歌剧舞剧院原先的一个编剧，也跳广场舞。和郎学芳好像是艺术上的知音，前段时间，“王子”总往她那里跑，还一起出了趟差，没带苟立恩。这下可了不得了，老太太茶不思饭不想，整天就知道花前月下抹眼泪，好在郎学芳并未移情别恋，没过多久就“鸟倦飞而知还”了……
    餐桌旁的单羽如坐针毡，苟立恩还是像没他这个人一样，靠在郎学芳肩头，撒娇让他喂给自己吃。倒是侄媳，不知是不是整天出来进去，已经见怪不怪了，含着笑跑前跑后，帮勤务员上菜撤盘。
    不过说真的，自从迷上这个郎学芳，苟立恩的气色确实是比过去好了不少，眼睛也亮了，皮肤也细了，面色也红润了，连鱼尾纹和眼袋都浅了。作为远近闻名的大孝子，照理说，单羽似乎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内心的那种，来，笑一个。
    “才不要吃这个呢，那个，那个…… ”忘了说了，嗓音也比先前嫩了许多……

耿于天

3.路痴

    单羽的哥哥比他大三岁，上宁下远，单宁远，70年代末80年代初，兄弟二人几乎同时，在同一所大学读书。毕业后，单羽返回老家河山，单宁远则留在北京，一直在部委工作，职务比单羽高，现任国务院某直属机构党务负责人。爱人姓徐，经父亲单长卫一位在京老战友介绍认识的，也是领导干部，年前刚从国土资源部司级岗位上退下来。
    单宁远的岳父，从单羽这儿论，老理儿喊“亲（颚鼻音去声）爹”或“亲家爹”，名叫徐元道，是位地理学家。上世纪40年代中期，徐元道西南联大毕业，随即进入当时的中研院地理所就职，是我国大地测量与地图绘制领域泰斗级人物，“文革”结束后第一批地学部学部委员。曾任某专科高等院校院长、国家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总工程师，离休后生活在北京，中国地理学会、中国测绘学会终身顾问。
    而眼前的这位徐堪，就是徐元道的儿子，单宁远爱人的弟弟，“皇舆地产”董事长，和单羽同岁，生日大三个月，应该叫亲家哥哥。心情似乎不错，乘着几分酒兴侃侃而谈：“中国人啊，自古有一种土地崇拜…… ”
    “赛迪谷”项目签约仪式后的庆功宴上，话题始终围绕时下最流行的房地产市场展开。就在去年，与四海相邻的齐山市，刚刚经历了一次惨烈的房市崩盘，二手房价格瞬间腰斩，用不着捂盘，新房网签量几乎为零，土地流拍成为常态，投资急剧下滑，经济陷入负增长。
    不到一年的时间内，齐山市市级及相关领域领导，有路子调离，没路子辞职，被高增长暂时掩盖的腐败暗箱随即揭开，官员落马消息接二连三传出，还有个别沉不住气的直接跳了楼。物伤其类，不能不令四海干部们心有戚戚，都想趁这个机会，从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地产大亨那里探探风向……
    可徐堪却似乎始终文不对题：“前几年，我父亲过九十岁生日，一位中央领导来家里祝寿，大概是事先做了功课，提到父亲的学术成就时说：‘虽然没有确切统计数据，但徐老这辈子参与绘制、审定地图，无论印数还是销量，应该也算得上世界之最了’…… ”
    这绝对不是恭维，作为最老牌，最庞大，也最“成功”的农业民族，中国人对于土地，始终有一种虔诚得近乎于扭曲的感情。
    放眼全球，恐怕再也找不出任何一个国家像咱们这样，普通人，即使是文盲，家里也要挂上一幅中国地图。请注意，不是涉及三观的世界地图或者地球仪，也不是更有实用价值的本地地图，而是中国地图。不是交通地图，不是经济地图，是对一般人来说最没用的政区图、地形图。
    哪怕是个连字还不怎么认识的孩子，张嘴就知道中国有多少多少万平方公里，多少多少个省市区，到发达国家看看，博士、教授都未必能说得上来……
    “这就是土地崇拜，”徐堪言归正传：“你们放一百一十个心，在中国，无论泡沫多严重，房地产永远是最安全的市场。老话怎么说的，金窝头银窝头，不如自己的热炕头，能卖衣能卖粮，坚决不卖自己的房。这样的国家，房市能垮，那才见了鬼了…… ”
    坐在一旁的单羽始终不动声色，想起先前党校进修时，一位研究三农问题的老师讲过的话：
    三千年也好，五千年也罢，一部中国历史，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说到底就是两个字，土地。纵观人类世界，为什么游牧民族、海洋民族、手工业民族、商业民族都能建立民主政体，唯独农业民族不行？个中道理，可以很艰深，说穿了其实也简单。
    农业生产效率低，一颗汗珠掉地上摔八瓣，稍有风吹草动依然食不果腹，更不用说还有那些“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的“肉食者”。与牧民、渔民、手工业者或者商人不同，农民的一生，全都牢牢地捆绑在了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别的什么也干不了，也没工夫想。土地是什么，是锁链，是牢笼，把人死死地捆在，也可以说是困在上面。
    到了近现代，工业革命，科技革命，羊吃人，机器吃人，人口开始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工业取代农业成为经济支柱。为什么工人阶级先进、革命性强，因为他们和现代化生产相结合，效率高，闲下来干什么，革命呗，造反呗，砸烂枷锁，赢得整个世界。
    但在中国，情况却不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中国经济是以房地产为核心的，房子是什么，是工业化时代的土地，而中国人，恰恰好这口儿。都不用说那些一线大城市，就以四海为例，城区一套普普通通的高层单元房，少则一二百万，稍好一点儿、稍大一点儿动辄三五百万，一辈子甭干别的，全供它了。这就是锁链，这就是牢笼，如今的房子，就像传统农业社会的土地一样，将亿万顺民牢牢地捆在里面、困在里面。
    中央文件多次说过，有恒产者有恒心，住房，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这话，恐怕没几个人真正听懂了……
    “近几年，房市遇到周期，似乎不像先前那么火了，库存压力大，高杠杆的开发企业大都遇到资金周转问题，我们也不例外…… ”
    为解决流动性问题，今年春天，“皇舆地产”利用港交所平台，准备发行一批五年期企业债，票面利率百分之七。
    发债工作起初并不顺利，香港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很高，尤其基础投资者，大都是些成熟的境外机构，拿着认购书纷纷摇头。内地房价泡沫太大了，很多地区甚至早就超过了欧美日本当年房地产市场崩溃时的水平，可“皇舆”还在不停加码……
    “后来，我组织他们看了河山电视台拍的一个专题片，关于南X填海造岛的，”徐堪示意服务员再把面前的醒酒器倒满：“那帮老外，看到受访中国人一听造陆两眼发光的模样，全都被震住了，对土地如此痴迷的民族，房地产永远是朝阳产业！”
    众人哄笑点头，其中，最有同感的就要算是坐在徐堪对面的那位姜行长了，他是“皇舆地产”新杨项目主融资方，工商银行四海分行行长，从齐山调过来不久，刚经历过那边的房市崩盘……
    “当时可是把我们给吓着了，齐山不是经济发达地区，信贷总额中，住房贷款占比很高，六成强，其中一半以上是五年内的新增贷款。先前搞过压力测试，甭多了，有十分之一断供，第一个跳楼的就是我…… ”
    购房按揭，本质上是种抵押贷款，交完首付，把房产证押在银行直至还清。表面看起来，银行似乎没什么风险，净吃利息，躺着数钱，由于有首付的存在，抵押覆盖率从贷款生效那天起，就明显超过百分之百。实则不然，他们手中的抵押物，估值是有很大弹性的，一旦房价波动超过还款速度，资不抵债的不是购房者，而是银行。
    举例来说，某人花一百万买了套新房，首付百分之二十，十六年按揭，一年还五万（计算方便，暂不考虑利息）。可两年以后，该地区房市泡沫破裂，价格腰斩，就像齐山曾经出现的那样。此时，这个人购房时从银行贷出的八十万中，刚还上十万，还欠七十万，房产证虽然押在银行手里，可现在，原价一百万的房子只值五十万，低于贷款余额。
    如果此人是纯粹的“经济人”，绝对理性，在不考虑信用损失的条件下，正确做法是立刻断供，撕毁和银行之间的贷款合同，抵押物不要了，再到市场上花五十万，买一套一模一样的房子。如此一来，房价下跌的五十万损失中，购房者承担三十万（二十万首付加十万还款），另外二十万则转嫁给了银行……
    “按照我们预先设计的模型估算，至少应有两成左右的新近贷款购房者断供，其中百分之十成为坏账，几十个亿，有多少脑袋够砍的？”徐行长“至今残破胆，应有未招魂”……
    可后来的结果，却令这些喝过洋墨水的金融专家们大跌眼镜，即使在齐山房市最惨不忍睹的那段时间，断供比例依然低得惊人，反而出现了提现还贷的风潮。换句话说，中国的刚需购房者（投机炒房客虽然也是做杠杆，但很难直接通过银行，通过大中型商业银行获得融资），宁愿拿可怜的工资替开发商和银行填坑埋单，也不舍得放弃手中其实早就一文不值（权益部分相对于市值余额）的房子……
    正说到兴头上，徐堪那位膀大腰圆的保镖，慌慌张张从外面撞进来，来不及向别人致歉，跑到主子身边，俯身耳语。
    下属失态，令徐堪有些脸上挂不住，一把推开他：“大老爷们儿，咬什么耳朵，有话直接说。”
    司机犹豫着。
    “说啊…… ”
    “那个…… 刚才…… 刚才…… ”
    “大点儿声，都不是外人，遮遮掩掩干什么？”
    这位保镖刑警出身，在外也是个体面人，当众被徐堪呵斥，难免有些来气，见他这样说，索性放开嗓门：“刚才接到北京家里电话，老爷子又走丢了！”
    徐堪脸色骤变：“什么时候的事儿？”
    “早上出去遛弯，说什么也不让人跟着，到现在还没回来，该找的地方都找了，已经报了警…… ”
    说来滑稽，作为地图绘制专家的徐元道，本人却是个路痴，从年轻时代开始就是这样，一个人出门，动不动就要走丢。
    先前，无论住在所里、院里还是局里的宿舍，徐元道大部门时间，都是从单位到家两点一线，问题不大。即便这样，还是隔三差五迷路，好在他有种奇特的本能，不管走多远，都能凭直觉找到最近的政府机关、派出所或者某个带国徽的机构，家属得到信儿再过去领。
    离休后，徐堪将他接到了自己北京的家中，老爷子虽然不认路，但多年田野工作的习惯，每天总要出门转转，脾气又倔，一说不让去就急。地址缝衣服上，口袋里装纸条，单键通话手机，能想的办法都想尽了，实在不行就让保姆悄悄跟着。
    上了年纪的徐元道，尽管腿脚不利索，反跟踪的本领却是一流，十次中倒有九次，不出两条街，东拐西拐，一准儿跟丢。近年来，类似情况出现过不知多少次，有被家人找回来的，有被民警送回来的，最不济登报悬赏，总算都有惊无险。
    可这一次，绘制并审定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世界观、国家观的这位地理学家，却再也没有回来……

耿于天

4.老国道

    今年冬天，四海的第一场雪，虽然并不比以往早，却比以往大，比以往急，更重要的是，比以往突然。
    按照气象局、气象台，省市两级气象局、气象台（站）的相关预报，这一周，四海天气应以晴间多云为主。然而，正所谓天意难测，原本应该，被认为应该东西向运动的降水云系，在某低压槽控制下，突然南侵，相关部门甚至还没来得及发布黄色预警，一场罕见，至少在这个时间罕见的大雪，挟着凌厉的北风，劈头盖脸不期而至。
    别的倒还好说，猝不及防，又赶上工作日，全市交通瞬间全线告急。二十四小时之内，交管局“122”报警中心，接警数、事故伤亡人数，连连创下本年度及历史同期新高。这当中，发生在“老国道”白门段的一起车祸，一起规模不大，影响不大，没死人也没伤人，甚至都可以不报警的车祸，却比其它事故，即使其它所有事故加在一起，关注程度还要高上几个数量级……
    “老国道”，是指一条连接四海与省会中州市的国道，原编号“二九一”，历史很悠久，甚至可以，至少选址，甚至可以追溯到始建于元代的驿道，也是本市第一条一级公路。90年代后期，随着城际高速的贯通，“二九一国道”番号易主，原来的“二九一”改名为“中海路”，可习惯的力量更大，多数人，还是习惯叫它“老二九一国道”，或者简略些，“老国道”。
    “老国道”白门段，具体说，位于新杨街道与义阳镇交界处，据“赛迪谷”项目不到一公里，发生的这起车祸，肇事，其实也说不上肇事，肇事和受害的都是同一辆车，七座小面包。车牌比较特殊，黑底，前面一个红色的“使”字，后面六位白色数字，分为前后两段，前段“133”，后段“58X”，证件显示，隶属于朝X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华使馆，具有外交豁免权。
    豁免不豁免不吃劲，反正没撞别人，大雪路滑，又没能及时除冰，开到一处急转弯时，小面包车轮抱死，横向漂移，从路基，并不太高的路基摔出去，发生侧翻。还好，坐在驾驶和副驾驶位置上的两人都没事，身手很利索，像是练过，原本不算什么，就像前面说的，甚至都可以不报警，若有保险，保护现场通知公司出险即可。但问题是，车上载有十个铁皮箱，侧翻发生，铁皮箱顺着惯性扔出车外，里面全是人民币，一水儿崭崭新百元大钞，北风怒号，一时之间飞得满天都是。
    这下可热闹了，原本就“车多车辆行驶缓慢”的“老国道”，横七竖八堵得，不说停车场，停车场也有空着的时候，车展一般，甭管有事没事，纷纷下车抢钱，再急也急不过这个。信息时代，通过社交媒体，消息很快传遍整个四海，数以万计的各界群众，迅速从全市各个角落奔赴“老国道”白门段。移动通讯服务商甚至提供了现场卫星定位，技术宅火速开发APP，实时更新钞票、人群分布区域，计算出最佳淘金路线。
    白门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治安大队，行动倒还挺快，翻车后不到一刻钟，第一批警力已经到达。只可惜杯水车薪，根本管不过来，亲临指挥的分局局长，实在太滑，干脆脱了鞋，站在车顶上，几次三番对天鸣枪示警。无奈“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听见了也装听不见，财死食亡，都到这会儿了，别说不可能真开枪，就算真开枪怕是也没什么用……
    经了解，这辆隶属于朝X大使馆的小面包，也就是“使13358X”，应该同“西府花馆”有关，当地交警不止一次见过。看来麻烦大了，涉外案件本就敏感，又偏偏是这个国家，据估算，据事后依照遗留在现场的那十个铁皮箱，长宽高体积估算，遗失，这是往好听了说，被哄抢的现金，至少有两千多万。
    当晚，四海市主要领导，会同公安部门，研究了一个多小时。追回是不可能了，或者说，全部，哪怕大部分追回，是不可能了，风雪那么大，又没有完整的影像资料，上哪儿找人去？没法子，赔吧，财政背锅，让外事办和“西府花馆”，或者“柳京商贸会社”，或者领事馆中州办事处联系，是谁不重要，管事的就行。问问人家究竟丢了多少，事已至此，也别还价了，只要别太离谱，比起估算别太离谱，市里照价描赔就是。再多些也认了，但求别弄成外交事件，那可谁都担待不起。
    原以为，这个竹杠算是敲上，算是被敲上了。万万却没想到，接洽之后，“西府花馆”那边回话，也没多少钱，算了。
    没多少钱？开什么玩笑，那可是两千多万，是谁整天满世界，这回可真是满世界，要钱还耍横。市里甚至怀疑，是不是没找对人，没找对说话算数的人，外事办主任又专程跑了一趟中州，结论还是一样，算了。这件事，就这么算了，以后别再提了……

耿于天

5.大圣总局

    其实，针对“西府花馆”的怀疑，虽然始终找不到证据，但从一开始就是对的。他们的确是在洗钱，只不过，洗的不是赃款，而是假钞……
    先前，朝X每年都能从屈指可数，甚至独一无二的“血盟”金主那里，获得或定期或不定期，但数额不菲的各种名目援助。然而近些年来，随着该国在拥核等关键问题上，同国际社会主流愈行愈远，虽依然希望能利用这枚棋子牵制“帝国主义”，但很难像原先那样明目张胆却是不争的事实。
    可显然，各路“敌对势力”严重低估了朝X人民战胜困难，捍卫国家民族荣誉的决心和血性。不是不给么，好，爷还不要了，咱自己造。用你们毛主席的话说，伟大的无产阶级，从来都是“自己解放自己”的……
    朝X劳动党中央，有一个神秘的“大圣（成）总局”，原本作为该国外汇管理机构存在，因位于中央党部三楼九号，外界常称之为“三十九号室”。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三十九号室”便开始有计划地组织“仿制”外国货币，以美元、日元、人民币为主，还有部分卢布，以及后来的欧元。
    造假币这种事，说难很难，说容易其实也很容易，对于个人、小团体，即使是成规模的犯罪集团很难，可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来说，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防伪技术再好，说到底，货币，纸币也是人造出来的，“和尚摸得我摸不得”，你能造，别人一样能造。
    “二战”时期，纳粹德国有个著名的“本哈德行动”，从集中营里挑选犹太熟练印钞工人和证件伪造者，专门攻关假币制造，主要目标是布林顿森林体系建立前信用最高的英镑。到战争结束，已有差不多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流通中的英镑，系“本哈德行动”伪造。与此同时，东方战场的日本人，也在忙着做同样的事情，隶属于参谋本部第七课的某神秘机构，已经熟练掌握了中国国民政府当局法币制造技术。国统区百姓，在凌厉的警报声中躲避日军空袭，等来的常常不是炸弹，而是一捆捆假钞，极大地扰乱了本已脆弱金融秩序。
    这一招，后来被国民党学会了，败退台湾后，“国防部大陆工作处”成立了一个“特种印刷所”，专门印制伪造的人民币。水准还是不错的，只是小人之心，没弄清当时海峡对岸的行情，印的都是五元十元一张大钞，弄到经济困难，生活水平很低的大陆，根本就花不出去，且很容易暴露。
    类似例子还有很多，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普鲁士腓特烈大帝，拿破仑，甚至于“南北战争”中的林肯，都曾经授意伪造过敌对国家或政权货币……
    与他们不同 ，朝X那个“三十九号室”，之所以有组织地大规模制造假币，并非为了打垮对手，只是纯粹牟利。然而，有一点却是一样的，拥有官方强大支持的“三十九号室”，其制伪技术绝对超一流。
    以人民币为例，朝X版假币，最新型的朝X版假币，从所用纸张到印刷油墨，无论图案、颜色、手感、声响，乃至水印、盲文、安全磁线，都达到了可以乱真的水准。据说只有央行，或大型商业银行总部金库的超高灵敏度设备，才能检测出真伪，或者有较高概率检测出真伪。莫说普通人的肉眼，即使是商用验钞机、ATM机，一概无法辨别，甚至于一般商业银行普通营业网点，也都会当作真钞照单全收……
    中州和四海的那五家“西府花馆”，从一开始，就是作为洗钱机构而设立的，定期从海路，走外交通道将假钞运进来，分散到各家“西府”，当成营业收入逐笔加到账上。这些所谓的营收，没有任何成本与之对应，外加税收优惠，大部分都变成了纯利。
    每季度末，“西府花馆”以及“柳京商贸会社”的工作人员，会将这些利润换成实物商品，原路运回国内。包装食品、烟酒、服装、鞋帽、床上用品、玩具、化妆品甚至洗漱用品，都不是名牌，即使是名牌也值不了几个钱。在中国当然司空见惯，但到了与世隔绝的朝X，这些“舶来品”，可都是“武陵中人”趋之若鹜的稀罕物。
    运抵相关机构后，它们会被重新分配成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包裹，作为“特别供应品”，按照级别待遇，定期奖励给那些对政权和领袖忠诚的人，成为笼络人心、巩固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

耿于天

6.复收

    毕竟还只是初冬，雪虽然大，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快雪时晴，挂了几天大太阳，即使是背阴处，积雪也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然而，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雪，或者说，大雪中“老国道”白门段发生的那起车祸，以及哄抢事件，以及哄抢事件的离奇后续，其影响，还远远没有结束……
    在农村生活过，或者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人，对“复收”这个词，应该不太陌生，收割过的农田里，再去收一回，看看有没有什么遗落的。
    复收这种事，自古而然，有时还与公益事业相结合。《诗经·小雅·大田》所谓“彼有不获稚，此有不敛穧，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麦田收获时，故意留下一些，以供鳏寡孤独捡拾。当然，也不能过分拔高，《毛序》解释此诗：“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被朱熹讥笑（也有明白的时候）：“专以‘寡妇之利’一句生说”。形容孩子渐渐长大，俗语“都能上街打酱油了”，早年间酱油是稀罕物，一般人吃不起，甚至没听说过，“都能下地拾麦穗了”，才是这句话的原始状态。
    近年来，复收慢慢很少听说，收与不收，也不那么重要了。可在过去，尤其是粮食紧张、生活困难的时期，比如上世纪50、60年代，对很多人来说，复收，是每年唯一一次能发笔小小“外财”的机会。
    那时候，地都是生产队，都是公家的，皮之不存，地里的作物自然也是，连“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都被割了资本主义尾巴。大秋，队里先组织一次统一的收割，当然，也没人，没多少人会认真去收，留下定量口粮，当然，也没人，没多少人能真正吃饱，剩下都要上交。等折腾完了，这段时间不能轻举妄动，否则就是偷，最起码薅社会主义羊毛，队里宣布，可以复收了。大喇叭一响，全村一片欢腾，真正热火朝天的秋忙，才刚刚开始……
    两千多万，估算两千多万现金，虽然是百元大钞，算下来，可也是二十多万张。朔风凛凛，根据那个APP，以及捡钱，或者说抢钱当事人的描述，捡到钱的最远位置，距离车祸现场，已有差不多五公里开外。
    正因如此，直至事件发生半个多月之后，白门区新杨街道、义阳镇一带，仍能见到不少市民，以青少年、中老年为主，三四十岁不老不小部分，一看也是整天没正事那种。低着头，瞪着眼，舔着不知是风吹，亦或其它原因，干涸的嘴唇，漫山遍野，执着地寻找着……
    当年，复收的主要对象，或者说，比较值得去复收的对象，大都是块茎，也可以叫块根类作物，土豆、白薯之类，有些地方还有萝卜、芋头、山药等等。和现在的此类作物不同，那时的土豆白薯，品种原因，块茎比较小，一棵之中，在地里分布也比较分散，从另一个角度讲，最初集中收割时，遗留的，可能遗留的也比较多。
    男女老幼，除了干部家，只要还能动唤得了的，一人一把小耙子，沿着田垄一字排开。有时候，一场霜下来，地里已经冰冷刺骨，可为填饱肚子，也顾不得那些了。找到主根，沿着须子一点一点摸，说不定就能有所收获，技术好的，运气好的，技术好的人，碰上运气好的时候，一天能弄大半麻袋。高产作物单价低，换算成钱没多少，在今天看没多少，可对于有些家庭，特定年代中的有些家庭，这可能不是饱与饥，而是生与死的区别……
    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搜索面积越来越大，可再次找到钱，找到在那次车祸中遗失的，且尚未被别人捡去的钱，概率已经越来越低，也越来越不划算，从白天到黑天，累得腰酸腿疼，绝大部分人一无所获。然而，就在此时，事情又一次发生了出人意料的转折。
    一位中年男子，就像前面说的，一看也是整天没正事那种，挺有毅力，别人早都撤了，就他，还在一片区域、一片区域，倒是懂得计划性，之字形迂回前进，不辞劳苦地搜索着。还不错，皇天不负，大约一周之后，真让他找到点儿东西，就在距离“赛迪谷”项目不到二百米的地方。不是钱，或者说，不是人民币，却比人民币值钱得多，一枚铜钱，金代的，到古玩市场一问，存世量非常少，一枚，不管品相，只要是真的，比如这枚，最起码五六千。
    这一次，消息传得比上次还快，短暂的沉寂过后，新杨街道再度热闹起来。人数虽然没有雪中哄抢时多，少说也有两三千，人次吧，带着锹镐，以那位中年男子找到金代铜钱的地点为中心，管它农田还是荒地，一通乱挖。
    与上回不同，哄抢那次，只要去得早，多多少少都能有点儿收获，而这一次，除了最初那个中年男子，再没人找到一模一样的钱币。唯一相同的，还是“皇天不负”四个字，几天过后，真有人挖到了点儿东西，就在“赛迪谷”项目工地，当然还没正式开工，工地范围内。不是人民币，也不是金代铜钱，而是一堆白骨，不是一具，是一堆，不知多少，后来证明数以千具的白骨……

耿于天

7.敌人的敌人

    本世纪初，仿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遗产”，中央宣传工作领导机关，会同国家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也搞了个所谓的“中国记忆遗产”。
    先从苦难深重的近代开始，省市为单位，将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这段历史时期中，本地遭遇过的外侮，以及有代表性的反抗事迹整理成档案，上报有关部门。三年评选一次，不要找那耳熟能详的，旨在挖掘被历史遗忘，又必须，在某些人看来，又必须牢记的角落……
    时至今日。河山省下辖十几个地、市、州，差不多已经有一大半，登上了这个“中国记忆遗产”名录，可惜四海还没能实现零的突破。报倒是报过一次，几年前的事儿了，四海大学和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一起弄的，叫什么“东学路抗法大会战”。
    大致意思是说，19世纪80年代，新教卫斯理宗人士出资，在四海市东学路附近建立了一座“以美教堂”，以传播福音为掩护，诓骗百姓妖言惑众，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十余年间，该教会势力已遍及四海各处，流毒甚广，民怨沸腾。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1898年，在“戊戌变法”感召之下，觉悟起来的群众，在某义士率领下，从十里八乡汇聚于匪巢东学路，烧毁教堂，并将几个披着宗教外衣，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滔天罪行的法国神职人员血债血还。“东学路抗法大会战”，鼓舞了人心，教育了人民，为之后的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积累了经验，打下了群众基础，做好了组织准备，值得永远牢记……
    资料报上去后，不到半个月就给退了回来，省委宣传部负责干部，还因此陪绑挨了一顿训。原来，所谓的“东学路抗法大会战”，通行叫法应当是“以美教案”，事情倒是有，但不是资料上所说的那样。当年的以美教堂，在四海及周边地区确实颇具影响，教徒数千人，一体相邻的“以美医院”，则可以说是19世纪末河山省内设备最先进，技术力量最强的西式医疗机构。
    之所以会酿成后来的“教案”，跟什么戊戌变法沾不上边儿，欺男霸女、滔天罪行更是无从谈起，教派矛盾却是真的。近代以来，全国各地均流传一些打着民族主义旗号的宗教组织，四海也概莫能外，天长日久，“以美”教会便成为了他们的眼中钉，最终演变为血腥冲突。“会战”导致上千人伤亡，除了一个法国神甫，几名医生在火烧教堂、医院过程中，因不愿或无法离开殉难外，被杀的都是中国人。主要是教徒，甚至还有不少病人，也不问青红皂白，死于刀枪棍棒之下……
    四海市的这次“中国记忆遗产”申报，虽说是把人直接丢到了北京，但倒也并非全无收获。之所以要把历史上早有定论的“以美教案”，包装成“抗法大会战”，除了欺负中国人无知外，一手策划此事的那“一小撮”四海大学师生，背后其实另有目的。
    经调查，这伙人无一例外，都是“挂靠”在道教某门派旗下，一支“自主品牌”宗教团体骨干成员。根据其“教义”，该组织与一百年前焚烧捣毁以美教堂、医院的团体，具有承袭关系，势力已渗透到党政军群、企事业单位各个角落，高校更是重灾区。
    要是没有这件事，该团体可能不会，至少不会那么快就被定性为邪教，毕竟当时还没有明显的反社会，尤其是反政府言行出现。从此以后，上过一次当的四海市有关部门，在申报“记忆遗产”问题上，始终颇为谨慎，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宁缺毋滥……
    其实，早在“中国记忆遗产”项目刚刚设立时，四海准备的一号种子选手，并不是后来成为笑话的“东学路抗法大会战”，而是“白门大屠杀”，因不够成熟，才被前者趁机挤占了名额。
    “白门大屠杀”的概念，是由原四海市青年政治学院院长邵忠平，于90年代最先提出的。邵忠平学者出身（不是镀金那种），主要从事近代史、党史，尤其是省市地方近代史、党史研究，退休前历任四海师范学院院长、教工委书记、团校（青院）校（院）长、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现为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团名誉主席……
    四海市北部山地，与周原相邻的几个区县，是河山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规模、影响最大的“（四）海、（周）原”、或称“海原革命根据地”所在，也就是当年蒋书存、单长卫等人组织领导武装斗争，工农割据的地方。省内，乃至于全国范围内，对于该根据地，及其相关历史的专题研究，邵忠平讲第二（当然也不会），没有人敢讲第一。
    而“白门大屠杀”，则是他学术生涯中最得意，同时争议也最大的“成果”之一。综合各种资料文献，邵忠平认为，上世纪40年代初，海原革命根据地，当时应该叫作抗日边区，曾领导过一次针对日军、伪政权城乡据点，特别是铁路干线的大规模破袭行动。按照他的观点，此次破袭，应该纳入与之前后发生“百团大战”系统内，虽然始终没有得到学术界的普遍承认。
    “大破袭”行动取得空前成功，重创敌寇嚣张气焰，缴获破坏装备物资不计其数，粉碎敌战略企图，将大批日军死死钉在少数中心城市动弹不得，有力地策应了主力部队行动。当然，敌人是不会甘心失败的，为报复，日伪军纠集大批人马，对我根据地实施残酷的围困、蚕食、扫荡，“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将满腔邪火，都发泄在了手无寸铁的根据地百姓身上，尤其是四海市白门县，也就是今天的白门区，数万无辜群众惨遭杀害。
    “白门大屠杀”，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丑恶的法西斯嘴脸，同时也是中国军民不屈不挠，宁死不当亡国奴的一曲慷慨悲歌。只可惜，淹没在了纷繁复杂的时光长河中，历史工作者的责任，就是将其昭然于世间，以便让每一个中华儿女，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华儿女永远铭记……
    概念提出后，因其特殊性质，外加邵忠平自身的影响力，在学界引起过不小反响，但持赞同意见的并不多。致力所谓“白门大屠杀”研究，邵忠平成果等身，光专著就不止一部，可更多的都是外围史实堆砌，干货寥寥无几。无非对比了抗战前后当地人口变化，再有就是中日双方现已解密的档案资料中，关于这一时期，策划针对铁路运输实施破坏，以及遭受损失的零星记载。
    那时候，不少海原根据地亲历者，包括高级别领导，尚且健在，工作原因，邵忠平同他们打过不少交道，也曾为此通过各种渠道，不止一次进行垂询。但得到的回答却多少有些令人失望，不知是不是上了年纪的缘故，大都以记不得、不清楚为由搪塞，或者打官腔，说什么以档案记载为准。
    虽然并未得到学界普遍认同，但“白门大屠杀”的说法，在四海市、河山省甚至更大范围内的民间，始终是个关注度很高的议题，拥有大批支持者，其中不乏狂热分子。这些人，还成立了一家“白门大屠杀研究会”，一面搜寻相关资料，一面定期开展纪念宣传活动，当初试图申报“记忆遗产”，就是他们的手笔，可惜未能如愿……
    长期以来，困扰邵忠平，以及追随他的那些研究者，民间研究者，往好听了说民间研究者，最大的瓶颈，始终是苦于缺少过硬的直接证据。几万人，相当一个县总人口十分甚至五分之一，凭空消失，不可能一点儿痕迹都没有。偏偏白门及附近区县的户籍资料，都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重新建立的，家谱又被破了“四旧”。老区一般比较贫穷落后，比不得“吴中盛文史，群彦今汪洋”，庄稼汉不会说个什么，田野调查事倍功半。
    直至“赛迪谷”工地，“万人坑”，被邵忠平称作“万人坑”的出现。
    发现“万人坑”的新杨街道，也就是原来的新杨乡，位于白门区（县）西南，西南偏南，四海市北部山区向中部平原的过渡地带，也是当年海原根据地（边区）南部重要门户之一。抗战时期，作为交通要冲，新杨乡始终是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多次拉锯。抗日政权如能控制新杨，虽然距离当时的四海市区尚远，但已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反之，若被敌伪占据，也将直接威胁根据地核心区域安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如果“大屠杀”属实，请注意，是如果，在新杨街道有所发现，再正常也不过。
    因此，新杨“万人坑”一经重见天日，立刻引起“白门大屠杀”研究者，尤其是邵忠平的高度重视。怎么说也是当过市委常委的人，真动员起来能量很大，一方面着手重启“记忆遗产”申报工作，一方面要求市里对“万人坑”现场进行保护，并提议，待全面发掘工作结束后，择机在此建立“大屠杀”纪念机构……
    从内心来讲，对于邵忠平的想法，四海市领导并不十分支持。新杨街道地块开发，市里是寄予了厚望的，挖出个“万人坑”已属晦气，本想低调处理，否则“赛迪谷”彻底告吹不说，对当地未来的发展，也将产生负面影响。
    毕竟在官场混迹多年，邵忠平很快嗅出味道不对，没有硬顶，选择了围魏救赵的策略。通过在省对外友协工作的朋友，他将新杨街道发现“万人坑”，以及有可能在此建立纪念机构的信息，透露给了日本驻中州总领事馆，很快引起后者注意。早在“白门大屠杀”概念提出时，该馆文化处，就曾据此向有关部门表达过关切，这次当然更不会坐视，通过联络机制，向河山省政府递交了一份总领事亲笔签名的函件，语气倒还不算太强硬，使用了“提请注意”措辞。
    新闻报道中，经常能见到对所谓“冷战思维”的批判，可事实上，冷战思维最根深蒂固的，恰恰是中国人，或者说是某些中国人自己。将世界泾渭分明地划分为楚河汉界，不是敌人就是盟友，敌人的敌人就是盟友，敌人的盟友就是敌人，凡是敌人支持的，就是我们反对的，凡是敌人反对的，就是我们支持的。而邵忠平，正是充分摸清了这一点，才会选择走上面那步棋。
    果不其然，接到函件，省委常委会、省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很快召集了一次联席会议，作出一明一暗两项决定：
    首先，用词委婉，甚至有些含混地回复了日本驻中州总领事馆，强调中日关系大局，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并对即将过生日的总领夫人致以诚挚的祝福。与此同时，通知四海市班子，“赛迪谷”项目全面下马，新杨“万人坑”予以无条件保护。
    责成省市两级文博考古、历史研究主管部门，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牵头设立相关机构，科学发掘，深入研究。宣传工作也要跟上，省电视台调集精兵强将，制作专题节目，必要时上星，让全国、全世界人民都知道……

耿于天

8.财宝列车

    作为省委常委，单羽也参加了那次会议，加之事出四海，彭书记专门让他谈谈自己的看法。即使彭书记不提，单羽也有话要说，当年插队时，在农场，他曾听父亲讲过“大破袭”、“大屠杀”，所谓“大破袭”、“大屠杀”的事情……
    那时候，单长卫正在“海原革命根据地”，或者边区，领导抗日斗争，担任根据地“三结合”民主政府中共一方负责人。据他回忆，抗战那会儿，白门的确出现过人口流失，但不是死于战争，而是逃亡，大部分去了东北。
    至于所谓“白门大屠杀”的说法，源于50年代末，一出革命历史题材地方戏，名为《独立寒秋》。该戏以海原抗日根据地为背景，塑造了一位“三突出”人物——丁闽侯，领导军民坚持斗争，打得日伪军闻风丧胆。见强攻不行，日本人改变策略，派出一名绝色女特务意欲勾引之，丁闽侯将计就计，打入敌人老巢，捣毁日军据点，解救大批抗日志士及百姓，听起来似乎有点儿赛金花和瓦德西，或者小凤仙和蔡锷的影子。
    《独立寒秋》由邻省文联、戏曲家协会炮制，那时候不兴个人署名，第几第几创作组之类，集体智慧结晶。目的主要是为了拍该省省委刘姓第一书记的马屁，刘书记抗战时期也在白门一带，某分区政委，戏里的那个丁闽侯，就是以他为原型。具体事迹，美其名曰虚构，其实就是胡编……
    反倒是那个“大破袭”，细追究起来，倒不全是瞎掰。
    1940年秋，浩浩荡荡的“百团大战”打响，海原根据地也接到上级指令，要求他们“搞些动作、弄出动静”，配合主力部队行动。
    可这谈何容易，自从最后一次“反围剿”，苏区遭到破坏，老底子几乎损失殆尽，就连蒋书存、单长卫等人都是九死一生。好容易熬到抗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根据地刚刚恢复起来，听起来人马不少，大都是些民兵、地方武装，甚至收编的土匪、保安团，硬碰硬无益于送死……
    美国“南北战争”末期，南军败局已定，总司令罗伯特·李准备率残部投降。当时，曾经有幕僚劝他，“联盟”在南方各州很有群众基础，不如将部队打散，分散到百姓当中坚持游击，兴许还有东山再起的一天。这项提议，最终被李将军断然拒绝，在他看来，战争是军人的事情，失败不可耻，让平民当自己的挡箭牌才可耻，那是懦夫的行为，不配军人荣誉。
    而在中国，情况却恰恰相反，正规部队、“片面抗战”玩儿不转，甚至根本就没打算玩儿时，第一个想到的，永远是发动群众，打人民战争。
    这回也不例外，根据上级指示，此次“大破袭”的重点，是白门境内“河X铁路”以及途径军列。天地良心，根据地、分区确实是尽力了，该做的工作也都做了，收效却甚微。
    抗战全面爆发后，农村的地主、城里的财主，大都跑到大后方去了，日伪政权把“土改”搞得，比土地革命时还彻底。“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刚过上几天安生日子，不想折腾，用武则天的话说，老百姓只要吃饱肚子，他才懒得管当皇帝的是男是女，是姓李还是姓武呢……
    然而，就在蒋书存、单长卫，以及当年那位刘书记等人焦头烂额之际，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不知是不是有人有意为之，或者说不知其中有多少人为因素，根据地干部做群众工作时进行的宣传鼓动，传着传着，渐渐走样了。原本是晓以民族大义（很奇怪的一个词），历数日本侵略者甭管真的假的，反正数不胜数罪行，强调铁路运输线畅通得失，对于整个河山省乃至更大范围持久抗战的重大意义。没想到，三人成虎，众口铄金，慢慢演变成了一则像模像样的“财宝列车”传说。
    传说煞有介事地声称，不日，将有一趟“财宝列车”，从华东某地秘密驶往中州，车上满载日伪军搜刮的民脂民膏，以及从本土、朝鲜、台湾、关东等地运来的物资。金条、银元、山珍海味、绫罗绸缎，甚至于美酒佳人，反正是要什么有什么，内部消息，一般人我不告诉他，一旦过了这村儿，可就再没这店儿了。
    结果……
    这种事，又是这种场合，不好说得太直接。开会之前，单羽反复措辞，腹稿推了又敲，敲了又推，但最终的结果，与会众人，显然还是没能听懂，至少没能完全听懂他的意思……

耿于天

9选集

    新杨街道“万人坑”，或者说，新杨街道“‘白门大屠杀’万人坑”正式启动发掘的那天，河山电视台卫视频道，专门派出数十人组成的庞大制作团队，浩浩荡荡开赴四海。由当家小生，王牌主持“阿益”担纲，长达两个小时的全球直播，本市历史上，恐怕还是第一次。
    上午十一点，直播圆满结束，节目组二一添作五，大部稍后返回，小部与四海电视台合作，继续跟踪报道“万人坑”发掘，及后续科研活动。中午，市里在“孟家湾”俱乐部做东，款待制作团队成员，还是二一添作五，大部分在一楼宴会厅，由市府办负责人招待，小部分，包括阿益，还有卫视频道芮总监等人，二楼贵宾室，武侃亲自作陪……
    河山省，乃至于全国人民，至少是观众，电视观众，第一次认识阿益，从另一个角度，他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还是2008年，从改名不久的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应聘来到河山卫视。如今的行情，像他这种情况，不可能直接当主持人，尤其不可能在核心栏目直接当主持人，先要从记者过渡一下，与别人略有不同，出镜记者。
    2008，对于中国人，注定是个不平凡的年份，据说年初时，曾有位世外高人预言，这一年中，中国将发生五次大的灾难，正应金木水火土五行，有天灾，也有人祸，都不仅仅是天灾，也都不仅仅是人祸。其中，最为人所熟悉，印象深刻的，还是5月份的“汶川地震”。
    那也是阿益走上工作岗位后，参与的第一次重大采访任务，新闻界有句名言，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会主动，记住是主动，奔向灾难，一是消防员，二是记者。当然，灾难之于这两种人，意义是略有不同的，对前者是责任，对后者当然也是，但与此同时，还是机会。当年的阿益就是这样，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这次地震，这么讲似乎有点儿发国难财的嫌疑，没有参与对这次地震的报道活动，即使能出名，也不会这么快，用小平同志的话：“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
    不过，这次采访任务，带给阿益的名气，并不是正面的，最起码，刚开始时并不是正面，并不完全是正面的。当时，作为第一线的出镜记者，甚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作为河山电视台派往汶川救灾前线报道组中，唯一一位有出境资格的记者，每天各档新闻中，无论现场报道，还是卫星连线，屡屡出现在公众面前。
    可能是刚参加工作没经验，也可能是紧张，还可能，肯定是二者兼而有之，直播镜头前的阿益，一而再、再而三口出雷人之语。面对刚被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挖出来的幸存者：“您终于得救了，高兴么？（不高兴，还是埋着暖和）”面对急切等待亲人消息的家属：“大哥，听说您的爱人孩子依然处于失联状态，希望能活着找到他们么？（不希望，可逮着机会了，野生动物园门票多贵啊）”面对失去亲人，悲痛欲绝的灾区群众：“听说，您有三位亲人都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了，能对着我们的镜头，讲几句感谢党和政府的话么？（就说不是天灾嘛）”面对父母双双亡故，一脸茫然的孩子：“小朋友，叔叔知道，你的爸爸妈妈都没了，别难过，他们现在都在另一个世界等着你呢。（你带路）”
    于是乎，阿益火了。虽然中国人素来喜欢找箭靶子，尤其是每当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但这次没有，一来是理解小伙子初来乍到，也不是故意的，谁若非说故意，反倒显得自己心里脏，至少气量小。二来是台里公关得当，三来，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多少看在小鲜肉颜值担当面子上。
    现如今在中国，新闻传媒早已成为娱乐圈的一部分，这个圈子里的不二法则，关注度，知名度就是一切，正能量负能量不重要。从纯粹的商业价值角度讲，穷在闹市无人问，一个尽人皆知的恶棍，富在深山有远亲，与一个无人问津的圣贤，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短短几个月，阿益已经从一个除了模样不错，传媒界一抓一大把，毕竟也到不了惊艳的程度，不说前景渺茫，至少存在极大不确定性的职场新人，摇身一变为河山卫视最炙手可热的金牌主持。别的不说，汶川地震一周年祭，台里又做了一期专题节目，原本想请他故地重游，可人家已经不稀得去了……
    先前在团省委工作时，武侃曾和这位阿益打过交道，照例，团省委书记兼任青联，也就是河山省青年联合会主席，而后者，直至现在，始终担任青联委员职务。交道不多，更多还是从电视上看到阿益，对这个人，武侃的直观印象还是不错的。
    虽然有时候说话不过脑子，不怎么过脑子，但荧屏上的阿益，始终是以一种比较积极正面的形象示人。他所主持的，大都是些时政类节目，观点犀利，显得挺敢说话，甚至有些为民请命的意思。每年“两会”，省“两会”，北京就算能去也排不上号，无论官方新闻发布会，还是单独访问，阿益是少数几个敢于当面呛声省领导的媒体人。加上舌头利索，比脑子利索，常常一顿连珠炮，弄得对方满脸通红。在西方，也不止是西方，狭义的西方，可能不算什么，但在中国，至少今天的中国，正如人们常说的，这里面，毕竟还存在一个跟谁姓的问题。
    然而，此次四海之行，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关键还是酒过三巡，咱们这位阿益，立刻原形毕露。不顾场合地点，先是荤段子满嘴，越说越过分，后来干脆直截了当，让当地接待干部给找地方潇洒。一脸坏笑，一口黑话，其中不少，连接待处那些酒色场上的老司机，都夹三夹四听不懂……
    不过，比起卫视频道那位姓芮的总监，阿益算是，真算是好应付的。芮总监是台里的老人，前前后后，半辈子都扔在河山电视台，年龄比阿益大得多，但二人的经历，却有些相似之处，先是默默无闻，毫无征兆地，一遇风云便成龙。
    那是一年多以前，某央媒综合频道，一档著名新闻评论类节目，播出了一段十分惊世骇俗的采访录像，非专业，或者说，非正常，用隐藏在盆栽植物内的微型摄像头拍摄。录像中的主角，是时任河山省政府秘书长的粟某，录像地点，澳门，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准确些，澳门一家赌场的包厢内。
    这段录像，是由当时还只是河山卫视某节目中心副主任的芮总监，策划拍摄的。据知情人士透露，受意于省里另一位高官，其实不说大家也能猜到，否则借他几个胆子也不敢，关键在于是谁。钓鱼执法，芮副主任找了若干专业演员，冒充美籍华人，跨国财团老板，借口来河山投资兴业，将粟某，原本就常去澳门的粟某，骗到这家赌场。
    镜头前，平日里一脸严肃的粟秘书长沙滩装打扮，戴着大金戒指，叼着雪茄，一边美女相伴左右，一边熟练地扔着筹码。双方边玩边聊，对方，也就是芮副主任找来冒充外商的演员，不仅答应大手笔为家乡建设出一份力，还同意通过自己在海外的关系网，帮他将大笔财产转移到美国，并寻找既丰厚又保险的投资标的。粟某很高兴，笑得合不拢嘴，比先前开会视察时真实多了，赌运似乎也不错，在对方的诱导之下，说了不少官场上的掌故秘辛，有河山省内的，有其它省市的，还有北京方面的。
    采访录像一经播出，立刻引发舆论哗然，更重要的是，高层为之勃然。据说，最终剪辑播出的，其实只是冰山一角，更多内容，尤其是关于官场的部分，有的送往有关部门，有的被交给相关领导。很快，粟秘书长拿下，而首功之臣，也就是芮副主任，几经升迁，成为今天的河山省广播电视总台副总编辑、卫视频道总监……
    前面说的金牌主持阿益，虽然略显不堪，好歹只是些小节，在多数人，法不责众的多数人看来，只是些小节，个人生活作风方面，潇洒就潇洒吧，大不了临走时再包个红包，也就这样了。可那位芮总监，就远不是这么好打发的了。
    饭吃得差不多了，芮总监朝武侃笑笑，压低声音，借一步说话。另开了一间房间，也是市领导平时来“孟家湾”固定用的休息室，倒是没绕弯子，也没说黑话，芮总监直接亮明来意，很简单，要钱。不是他个人要，是台里要，至少是代表台里要，一是赞助，给节目中心的，不多，五百万，二是广告，替频道拉的，让四海市给解决两千万。
    武侃有些为难，又不是头一次和省里，甚至中央级媒体打交道，料到这些人不可能空着手回去，也做了些准备，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多。“白门大屠杀”重启申请“记忆遗产”，财政是专门拨了预算的，具体到这次专题节目，一两百万不用划价，三五百万有点儿心疼，东拼西凑也能对付。关键是广告，电视台那边要的，不是普通商业广告，或者说，要是普通商业广告就好办了，而是城市形象广告。这一块，市里倒是也有专项资金，可几个月前都已经一次性付过了，如今凭空又要加这么多，一时让自己上哪儿淘换去？
    可芮总监不管这些，见武侃犹豫，把脸一沉，省台对你们四海可是不薄，有什么事随叫随到，配合搞个什么宣传尽心尽力，就这么点儿要求，还推三阻四。我不是吓唬你，一般，只要这么一说，甭问，后面都是吓唬，这一两年，关于四海市的负面消息，不说层出不穷，想抓也是随随便便一大把。看在关系不错的份儿上，台里一直帮忙压着，真弄翻了，我夹在中间不好做人倒是小事，真正吃亏的，可不是电视台这边。
    不自觉地，武侃点点头，又笑着微微摇摇头，点头的是关于交情，所谓的交情，还有芮总监的手段，知道你是干什么发家的，摇头的是关于负面消息，不好不认，也不好全认，所以是笑着摇摇头，笑着微微摇摇头……
    正僵着，秘书敲门进来，拿着手机，副市长王阳，启动仪式，以及直播节目结束后，留在“万人坑”挖掘现场扫尾的副市长王阳，打来的。电话里，王阳语气还算镇定，具体什么事也没细说，但急茬儿是肯定的，只讲这边出事了，让武侃过来一趟，马上过来一趟，先别和任何人说，务必马上过来一趟。
    武侃看看芮总监，这样吧，赞助没问题，就今天，无论如何也让你们把支票带回去。至于广告，都说了不薄，咱也别矫情，按理不该这样，但我做主了，先认一半，剩下的慢慢商量。芮总监想了想，也明白不可能一点儿折扣不打，能这样就不错了，符合预期。看起来，人家也确实有事急着走，都是为工作，理解万岁吧……
    刚才席间，光顾着招呼别人，统共没吃几口，现在也顾不得了，让司机直奔新杨现场。俱乐部倒是挺用心，副驾驶位置上放着一个纸袋，有快餐，也有饮料。
    “怎么回事？”武侃走下车，看看四周，显然比刚才冷清了不少，临时主席台还没来得及拆，孤零零立在一旁，观众早就作鸟兽散，考古发掘人员大概也都吃饭去了。但与此同时，一股峻峭，甚至于有些肃杀的氛围扑面而来，原本一条警戒线变成了三条，外围执勤的干警，反倒比上午更多。
    王阳迎上来，把武侃拉到一边，将手中一个小布包递给他：“你看看这个，刚挖出来的，”虽然周围十几米都没有旁人，但音量依然很低。
    “什么啊？”听说是“万人坑”里的东西，尽管一贯胆大，可武侃多少还是有些小忐忑。用手捏了捏，方方正正，打开布包，愣了一下，眉头微皱。是一册《毛泽东选集》，好像是第四卷，封面沾着些灰土，翻开，内页纸张已经泛黄，但很新，没有使用过的痕迹，隐约散发着些许油墨清香。
    王阳没说话，始终朝向武侃，眼珠却不时左右扫扫。
    “这…… ”翻到版权页：“是从…… 坑里找到的？”
    “准确说，是坑边…… ”经过为期一个月的尝试性发掘，“万人坑”大致范围和规模，已被初步摸清。午休时分，工作人员离开现场准备集中用餐，一名来自河山大学历史学院的考古专业研究生偶然发现，距探方边缘约二十米处的地表土似乎有些异样。试着挖了几锹，不深，是一道沟，几十厘米宽，刚好能放下一册书。
    “就这一本？”
    “要是一本就好了，”王阳苦笑：“一套四卷一摞，码得倒挺齐，挖了几十米的样子，前后不见头，说不定坑有多大，沟就有多长，”他伸手简单比划了一下位置和方向：“多亏是中午，人不多，记者也都走了。我听说后，赶紧叫人把现场封锁了，好在影响没扩大，到现在为止，知道这件事的，只有考古队和政府这边七八个人，算上咱俩。”
    武侃点点头，又是不自觉地点点头，虽然还没弄清楚究竟怎么回事，依然有些后怕，要是刚才直播的时候……
    “我就说嘛，看着也不像解放前埋的，”王阳喟然。
    早在“万人坑”刚被发现时，就已经有参与现场勘测的研究人员提出过异议。如果真是屠杀，好歹应该有刀伤、枪伤之类的留下，甚至七零八落，遗骸不可能都这么完整。
    尽管还没来得及进行无机盐、蛋白生物学或者氮含量测定，但根据骨骼表层深层颜色、空洞状、风化崩解及紫外荧光反应等直观手段，综合当地土质、气候、湿度等因素判断，掩埋时间应该在上世纪60年代初前后。不排除上推几年的可能，但若要追溯到二战时期，则略显勉强。
    组织、肌腱、软骨虽然都消失不见，骨骼也已充分去脂干燥，但相当部分尸体上的衣物并未腐烂、土样化，有的还很完整：“我见过几件，虽然都是粗布，可明显是中山装的样式，抗战那会儿哪有这个…… ”

耿于天

10.勒紧裤腰带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一场即便不说前所未有，最起码古今罕见，更为重要的是，至今尚未，甚至不可能有定论的大饥荒，猝然降临中国大地……
    纵观全国，河山省的灾情算不上最严重，但也够一呛。以1960年度为例，全省因天灾人祸，或者人祸天灾，造成粮食作物减产约三十亿斤，且分布很不平衡，总体来讲，南部情况稍好，可以勉强自给自足，甚至略有盈余。北部各地市就比较麻烦了。这里旱田居多，地力贫瘠亩产偏低，一有风吹草动立刻亮红灯，较正常年份水平减产自三成至一半不等，个别地方几乎绝收。
    算笔总账，即使按照维持生命的最低热量消耗计算，河山全省次年度口粮缺口，至少也在十五亿斤上下，为此，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整天泡在北京，各种关系都用尽了，最终也只争取到八亿斤。其中马上可以调拨的只有两亿，另有两亿明年初陆续到库，其余都是“期票”，要等夏粮下来再说，到时候贴不贴现，贴现率多少，还不一定呢……
    10月底，河山省粮食工作会议在中州召开。
    会议开始前，省委主要领导先内部碰了个头，将赴京“公关”成果，以及省内粮食征收工作的最终数据，进行了简单汇总。其实，算不算大家心里都明白，省委手中掌握的机动粮，现货期货都加在一起，与实际需要比起来，乐观些左支右绌，悲观些杯水车薪。
    而这，省内那些受灾严重的市县领导，显然是不知道，或者，是不愿意知道的。他们无一例外，都背负着父老乡亲望眼欲穿的期望，以一种近乎悲壮的心态，踏上赶赴省城讨要救命粮的征途。
    以四海市为例，灾情最严重的白门县，虽然刚收完秋粮不久，但仍然天天在饿死人。作为重点区县党政一把手，县委书记盛纪和县长孙敬先，应邀随市领导一同赴会，离开白门以前，全县上下近万人夹道饯行，解放前就在这里打游击的盛纪“妆泪红阑干”，当场给老少爷们儿跪下了，要不到粮食，绝不回沙家浜……
    可没想到，会议刚一开始，风向就变了。
    事情的转折点，是时任河山省副省长兼粮食厅（后并入商业厅）厅长蒋书存的一次发言。发言中，他讲了刚刚从妹夫那里听来的一件事：
    蒋书存妹夫姓关，早年间留过洋，建国后进入外交部系统，派往新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任秘书。
    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万隆会议”，让当时尚未建交的中美意识到构建沟通管道的必要性。两国随即开始长达十五年的大使级会谈（直至尼克松破冰），地点定在华沙，由双方驻波兰外交机构直接负责，蒋书存妹夫也有幸参与其间。
    60年代初，获悉中国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大饥荒，肯尼迪总统通过美驻波大使比姆（兼会谈全权代表），向中驻波大使王炳南转达口信，表示愿意低价出售五百万吨小麦。如果确有困难，甚至可以直接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比如曾被朱自清拒绝的那种救济包。
    王大使不敢自专，密电回国请示，随即告知比姆，中国人民有信心战胜其实本就微不足道的困难，省省吧。美方一再表示，粮食交易或救助，不带任何附加条件，价格和付款方式、期限也都好商量。王炳南以娴熟的外交技巧和霸气的幽默口吻，传达毛主席原话，好意心领了，实在用不着，相反，如果水深火热中的美国人民“需要帮助”，我们倒是可以“勒紧裤腰带，援助一些大米和小麦”。比姆瞠目结舌，王炳南和其他与会中方外交官哈哈大笑……
    蒋书存是在河山省粮食工作会议开幕，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这番话的，按常规，虽然身为主管官员并担任会议主持，但以他的身份，本轮不到第一个发言，毕竟书记省长还在那里坐着呢。可不仅如此，刚刚讲完这则似乎和主题并无直接关系的风闻，蒋书存就在众多代表的面面相觑中宣布，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明天休会一天，后天一早继续开会。
    显然，之所以这样安排，是要给大家一个充分消化和思考的时间……
    事实证明，这个看起来好像有些突兀的做法，其效果，是明显、甚至超预期的。原本嗷嗷待哺，个顶个眼睛冒绿光，看意思若讨不到救命粮，随时可能改成明抢的各市县代表，经过两天沉淀，无一例外，口风和立场全都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反转。拍卖一夜之间变成了投标，从你追我赶哄抬物价，变成争先恐后打折清仓，能少要绝不多要，能不要绝不少要。
    按照来省里开会之前的测算，即使再怎么打肿脸充胖子，遭遇大面积绝收的白门县，明年粮食缺口至少也在五千万斤以上，拿不到这个数，肯定要出大乱子。为此，主张人定胜天的县长孙敬先，与坚持实事求是的盛纪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甚至一度动了手。
    在四海市领导的斡旋之下，最终，还是孙敬先占据了上风。他“代表白门数十万百姓”庄严宣布，自己的困难自己克服，绝不向省里伸手，绝不给国家增加额外负担。至于那五千万斤的口子，市里答应想办法给内部解决一千万，剩下的，就只能靠“主观能动性”了。
    除此之外，孙敬先还别出心裁地玩儿了个新花样，他在会上提出，虽然白门县决定一粒救济粮都不要，但与此同时，希望省委能提供点儿“精神食粮”。具体说就是，刚刚出版发行的《毛泽东选集》全四卷本，如果省里可以给战天斗地的白门县干部群众来上它几万套，一定事半功倍。林副主席后来不是说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么，眼下这点难关又算得了什么？
    孙敬先的这个创意，理所当然受到省委领导高度评价，一度登上《河山日报》头版，成为那次粮食工作会议上，一道亮丽的风景，也为他自己的飞黄腾达埋下伏笔……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耿于天

11.避魔圈

    外援断绝后，白门县本就不多的粮食库存，刚到年初就见底了，即使加上从市里挪过来的那一千万斤杂粮，也只勉强熬过了春节。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进入3月，下属各公社全线告急，紧接着就是更为恐怖的“青黄不接”，县委县政府几部摇把电话整天响个不停。起初还在要粮，后来知道要也是白要，直接报个数字，再这么下去，连收尸的人都找不到了，看着办吧。
    先前说过，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白门就成为整个河山省最老牌的红色根据地之一，按理说，这里的百姓应该觉悟比较高。可当人一旦饿成了野兽，无论是所谓的优良传统，还是那几万套“毛选”，似乎都不再起作用。各地饥民在吃光田里、路边一切能吃的东西后，成群结队，先是洗劫了其实早就空空如也的县属粮仓，进而“得陇望蜀”，大批涌入四海市其它区县，甚至于相邻地市。说逃荒讨饭也行，说明火执仗也没错，反正是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不如奸、奸不如被奸……
    这下，四海市的领导们可坐不住了，将盛纪主动请求调离后，接任县委书记的孙敬先拎到常委会。当初又不是我们逼着你充大个儿的，饶着风头出了，现在一推六二五，想让别人擦屁股是不是？
    孙敬先也红了眼，把党章和工作证摔在桌子上，撕开上衣，亮出抗美援朝时留下的伤，据他讲是M1加兰德打的，战友私下说是朝鲜妇女咬的。指着墙上马恩列斯毛赌咒发誓，只要市里再给他一百万斤，哪怕是麸子皮都行，自己以祖宗八辈担保，决不让一个灾民离开白门县境范围一步。
    市领导合计再三，也是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相信你最后一次，话可是你自己说的，再出问题，谁也救不了你！”
    这一回，孙敬先是真下了狠心，回到白门，他立即将全县基干民兵和联防队员召集到一起，把市里咬牙挤过来的粮食，连同武装部库存武器一并分发下去。从县落实到公社，从公社落实到生产队，分头日夜把守住全部出县道路，倘若跑掉一个，老子死之前，一定先拉足垫背的。
    据曾参与过此次行动的民兵、联防们回忆，村庄被围后，一般都会经历四个阶段：最初是鬼哭狼嚎，之后消停一些时日，接下来几个月，村里常常会不定期地飘散出一种有点酸、有点臭，又似乎有点香的奇怪味道，再然后，就彻底没动静了……
    不久前在新杨街道发现的这处“万人坑”，原本是一座防空洞，50年代中期挖的，因设计不合理，或者说根本就没有经过专业设计，施工技术又差，自建成之日起就开始塌方，没有任何实用价值。原以为“自从弃置便衰朽，世事蹉跎成白首”，不想短短几年以后，“节使三河募年少，诏书五道出将军”，遂被废物利用，也算是“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取功勋”了。
    类似的群葬坑，在60年代初的白门，以公社为单位到处都有。据说，还曾因此闹过一阵子鬼，亦或用今天的话说，灵异事件：
    就以这座防空洞为例，那年秋天，新杨公社负责人按照孙敬先的指示，准确说是“指示精神”，安排人手，趁夜将附近几个生产队的饿殍集中搬了进去，再点个土炮，将本已摇摇欲坠的防空洞彻底炸塌。
    原以为完事大吉，可从此，这一带就没太平过。每到日出黎明时分，本来宁静安详的旷野上，隐隐传出阵阵歌声，有时是“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 ”有时是“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我们团结友爱坚强如钢…… ”有时比较昂扬：“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平等的制度都死亡…… ”有时比较悠扬：“碧绿的河水，流过无边的稻田…… ”但一般，都会以“红日照遍了东方…… ”开始并结束。
    新杨公社的干部们很想见怪不怪，可实在是有太多人听到过，也包括他们自己，虽然一直不敢承认。后值县里开会，大伙儿摸着石头一聊，这才发现，唱歌的事原不是个例，白门县下属十来个公社几乎都有，且词曲内容大同小异……
    唯一的例外，是位于全县最西端的芝圃公社。
    这里地广人稀，又以种植高产作物为主，灾情本就偏轻。芝圃的公社主任姓潘，刚从军分区复转下来，利用自己的关系，争取到一些国防建设的机会，以工代赈。可即使如此，芝圃公社当年仍有上千名社员“非正常死亡”，集中埋葬前，潘主任按照部队上的习惯，想法子给每人弄了套相对整齐点儿衣服，又在胸口别上一枚印有毛主席头像的铝制像章……
    从县里开会回来，新杨公社的头头儿们随即听说，“万人坑”附近更热闹了，原先只是清唱，现在可好，带上了配乐，似乎还是交响。
    这么下去实在不是事儿，社里几位主要负责人关起门来合计了一宿，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什么独独人家芝圃那边没有“万户萧疏鬼唱歌”？最终得出结论，应该是毛主席像章在起作用，他老人家后来不是说过么，党内出了鬼，自己要当钟馗，这次大概是小试牛刀。
    60年代初，毛主席像章还是个稀罕物，不似后来那样泛滥，芝圃的潘主任也是费了好大劲才搞到的。新杨公社的干部都是土包子，没人家兵哥哥门路野，嘬着牙花子想来想去，突然记起来，去年孙敬先去省里开会，没弄来粮食，不是带回好几万套“毛选”么，分发给各公社，一直在宣传队那边扔着。
    因陋就简，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可问题在于，人家芝圃公社是下葬之前先佩戴好像章，新杨这边，人都埋了两三个月，防空洞也塌了，总不能再重新“开棺见尸，斩立决，发冢见棺，绞立决”吧。翻翻“毛选”，只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好像也没有这方面的使用说明书，要么说进口商品必须粘贴中文标识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重道远。
    最后，还是公社文书，回家请教年轻时跟着曲艺班子跑江湖的父亲后，出了个似乎比较靠谱的主意。《西游记》中，孙悟空不是曾经给唐僧画过一个“避魔圈”么，“强似那铜墙铁壁，凭他甚么虎豹狼虫，妖魔鬼怪，俱莫敢近”。根据拓扑学原理，内与外都是相对的，既然能把妖魔鬼怪挡在圈外，同理，困在圈内应该也不是难事。
    就是它了，这一次，为表虔诚的公社干部，没有广泛发动群众，亲自动手，反正活儿也不多。在防空洞周围又挖了一道“护城河”，像砌城砖一样，将左右也派不上其它用场的“毛选”，整整齐齐码了进去……
    你还别说，自从有了这个“避魔圈”，甭管真的假的，反正闹鬼的事情是再没发生过。当初，孙敬先带着“精神食粮”从省里回来时，大家虽然嘴上不好说什么，心里估计没有不骂他的，可现在回过头来再看，难怪人家的官儿越当越大，不服不行，就是比咱们站得高看得远……

耿于天

12.放开那姑娘

    罗旭已经在马桶前站了快半个小时了……
    想来，应该会让很多为瘦身发愁的男男女女艳羡不已，从记事起直到现在，罗旭就从来没胖过。他的胃口并不小，饮食结构也偏于高热量，且素来不爱运动，按理说，体重超标的因素都占全了，可人家就是怎么吃都不长肉，人比人气死人，真真。
    然而，罗旭自己却并不认为这是个优点，从小瘦弱的他，性格又内向，胆子还小，没少被人欺负。
    上中学时，学校里一伙儿不良少年，也不知怎么的，专专看上从不惹是生非，见着他们历来绕着走的罗旭，有事没事总找他麻烦。记得那应该是初二前后，这伙人也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损招，每到课间，都会尾随罗旭至厕所，不打他也不骂他，只笑嘻嘻站在身后。待罗旭解开裤子，刚要小便，趁其马上就会尿出来的一瞬间，突然从身后拍他一下，条件反射，刚挤出来几滴，硬生生憋了回去。
    循环往复，拍一下，罗旭哆嗦一下，身后传来一阵哄笑…… 刚把“感情”培养得差不多了，又拍一下，又哆嗦一下，又传来一阵哄笑，直至上课铃声响起…… 那段时间，罗旭真是羡慕小时候曾被自己笑话，不会站着撒尿的女生，方便时都是“独门独院”，闲人免进。环境险恶、敌情复杂的男厕所，就那么一道溺池，有限的茅坑也不带门，且每次怎么躲进去怎么被揪出来……
    好在低级趣味并没持续太久，大约半个学期之后，不良少年们就玩儿腻了，或者说换了其它新鲜的玩法。可对于受害者罗旭来说，影响却远不止于此，正是从那时开始，只要身边有人，无论认不认识，也无论尿有多急，一滴都不出来。
    这件事，罗旭没主动对别人提过，上大学时偷偷去医院看过，大夫说叫什么“尿等待”。检查之后，既没结石亦非感染，前列腺也还算正常，应该是纯粹的心理问题，矫正治疗罗旭没去，开的那些杂七杂八的药倒是吃了，好像也不管什么用，看来，这毛病是要跟自己一辈子了……
    近几年，尤其是和朱红琪结婚以后，罗旭的“尿等待”，似乎比先前略好了一点，自己感觉。
    以前，不管在家还是外面，上厕所时必须严格“清场”，直至听不到任何杂音为止，一个人闭气凝神待在小隔间内，即使这样，能不能尿出来还得看运气，害得他从不敢多喝水。而现在，只要周边，甚至厕所里的其他人，别弄出太大动静，经过一段时间充分酝酿，最后的胜利通常还是会属于他的，即使不能彻底一吐为快，至少也聊胜于无，空间换取时间。
    今天不知道是怎么了，罗旭寻思，应该和自己正在编写的这个专题有关……
    本周，《寰宇时报》网络版，也就是罗旭工作的“寰宇在线”，策划了一次议题讨论，分析几年来东北经济全线溃败的原因，并为老工业基地振兴献计献策。不知是不是考虑到东北女婿的身份，总之主编点名由他负责。
    历史唯物主义，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为此，罗旭查阅了大量史料。果然是一看吓一跳，他惊奇地发现，自近代以来，东北地区从经济民生到社会发展，最好的一个时期，居然是日据的“伪满洲国”那十几年。
    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苏军踏平关东，用斯大林的话，报日俄战争一箭之仇，短短十四年间，东北地区人口，从三千万猛增至四千五百万。顺便说一句，朱红琪的姥爷，也就是高盼的父亲，原籍四海，就是这一时期全家跑去关外。经济发展令人侧目，总量约一百五十亿美元，超过日本本土，仅次于美国、苏联、英国，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工业产值更是相当于整个“中华民国”（除东北和台湾外）总和的近二十倍……
    一阵阵酸胀从小腹传来，罗旭双腿发抖，不断用头撞击着卫生间墙面……
    其实，这一点儿也不值得奇怪，从有人类活动之日起，东北亚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甚至有些封闭的自给自足空间。无论人种，还是文化、经济、社会形态，只要以全息视角观照，纵观数千年历史，东北地区和蒙古高原、西伯利亚、朝鲜半岛，甚至于日本的关系，远比仅通过一条“辽西走廊”窄窄相连的“华夏”要紧密得多，即使19世纪下半叶“闯关东”大迁移之后，依然如此。
    真正的变化，发生在解放以后，国门关闭，大一统计划经济，伴随着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随即确立，东北地区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强行拉近关内的“一盘棋”中。
    建国初期，东北在全国政治经济领域中的地位，用“半壁江山”形容毫不为过，远了不说，最早的十五个直辖市中，居然有七个来自东三省。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就像后来的香港之于深圳、珠海、广州，台湾之于福建、浙江、上海一样，东北地区既有优势慢慢被榨干，布局不合理、结构严重失衡的问题则开始浮出水面……
    忽然间，罗旭想起诱发美国独立战争的那个“波士顿倾茶事件”……
    自17世纪殖民北美后，英帝国当局出于对其独立倾向的担忧，始终坚持将这一地区的经济纳入其整体版图，不惜以畸形发展为代价，甚至明目张胆地予以掠夺。
    举例来说，由于航海技术的提高，随着太平洋航线开辟，北美从原产地东亚直接进口茶叶不仅成为可能，成本优势也日趋明显。可英国政府出于其政治目的，悍然禁止北美殖民地跨太平洋自主采购茶叶，舍近求远，必须通过“国有”东印度公司，经东南亚、印度、过好望角经西非（传说中的“海上丝绸之路”）、横渡大西洋，绕行四分之三个地球，高昂的费用全数转嫁给北美消费者。
    西方人可不吃这一套，1773年底一个深夜，在后来领导“列克星敦枪声”的亚当斯和汉考克组织下，六十名“自由之子”摸上停泊在波士顿港的东印度公司商船，将三百多箱茶叶尽数倾倒入海中…… 一年之后，北美独立战争打响…… 两年之后，美利坚合众国成立…… 一个多世纪之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罗旭几乎快要哭了出来，中午东道，请几个同事聚餐，被硬灌了几杯，现在全都“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他甚至能直观地感受到膀胱内的鼓荡，以及前仆后继的冲击如何被早已火辣辣般胀痛，却仍旧“人在阵地在”的那窄窄一条括约肌执着地挡回……
    满头大汗靠在墙角，罗旭听到卧室内，朱红琪正在同老家那边通电话。
    近年来，随着全国整体经济持续降速，本已病入膏肓的东北，愈发雪上加霜。就拿朱红琪父母所在的那个机械厂为例，成本高企，难以创造利润，产品大量滞销，去库存遥遥无期，连营收都少得可怜，整个城市陷入经济寒冬，就业市场举步维艰，青壮年人口大量逃离。和新杨街道“万人坑”一样，日本人想做，据说想做，费尽心思却没能做到的事情，中国人自己，轻轻松松便做到了。
    当初，朱红琪离开家乡到四海“闯荡”，做“暗门子”的事，一度闹得满城风雨，没少被口才出众的关东父老嘲笑。害得高盼整天抬不起头来，自己年轻时那点“花花事儿”也被挖了出来，上梁不正下梁歪，耗子生儿会打洞。
    但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现如今，定期大笔寄钱给家里的朱红琪，俨然已经成为当地风云人物，街坊邻居莫不“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每次回家，除叔叔阿姨们“争来集”、“问都邑”外，但分平头正脸点儿的大姑娘小媳妇，纷纷向组织靠拢，希望她将自己带出去。
    如今的“孟家湾”中，已有不少女孩儿是朱红琪弄来的。按规矩，她们头半年算“学徒”，挣的钱一半归“介绍人”，依照传销界的说法，这似乎应该叫“被动收入”……
    罗旭突然发现，不知什么时候，自己已经尿出来了。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这可能是他记忆中最畅快的一泡尿，憋了大半天，“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罗旭也顾不上脏不脏了，开足马力，志得意满地甩动着身体，任凭“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推雪”。
    卧室里，朱红琪笑得很开心：“禽兽，放开那姑娘，让我来…… ”

耿于天

第四话、随风申命

1.杰利蝾螈

    大约半年以前，河山省委组织部、省政府发改委、住建厅、国土厅，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突然向各地市下发了一份十分令人费解的文件。文件要求，本省范围内，今后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式住宅小区”，也就是有围墙那种，正在建设的，尽可能重新规划，已经建成的，择机按具体情形拆除。对于这项新规定，省里给出的解释是：解决城市拥堵，打通微循环，集约、高效利用土地。
    接到文件，各地市无一例外感到莫名其妙，都说拍脑袋决策，这回不知道又是哪部分积水压迫神经了。围墙岂是说拆就能拆的，如今的商品房，楼面价格构成中都包含公共用地，换言之，小区内的道路也好，绿地也罢，是人家花钱买的，物权法理层面，使用权属于全体业主，凭什么让你“集约”了去？
    至于所谓的打通微循环，听着似乎有道理，实则一厢情愿。就小区里“平明闾巷扫花开，薄暮渔樵乘水入”那几条步行道，怎么可能和交通网连接，那得多出多少红绿灯和岔口，还嫌城里的搭桥手术做得不够乱是怎么着。更不容说副作用后患无穷，现在的小区治安大都是自力更生为主，围墙一旦拆掉，小商小贩还挡得住么，进去盗窃抢劫的谁负责。对此，上级并未给出必要说明，文件落款，甚至根本就没有交通厅或者公安厅签名用印。
    出于以上这些考虑，各地市有关部门，对省里面的“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大都采取抵制，或者准确些说，装聋作哑的态度。这些年来，类似情况倒也时常出现，无非虚心接受坚决不改，一般来讲，过段时间决策者自己就翻篇了……
    可这一次却有些特殊，省里似乎很关注停建、改建封闭式小区的事情，尤其是好像跟微循环、土地利用之类没什么关系的组织部，几次三番下文或派人询问进展，大有变尸位素餐为越俎代庖的架势。
    眼见各地动作缓慢，甚至根本没有想动的意思，终于沉不住气的省委组织部，干脆将地市一级组织部长悉数召集过去，关起门来开了三天的内部会议。这才让大家弄明白，人家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
    先前那份看起来有些突兀的文件，追本溯源，缘起于去年省城中州发生的一件事：
    中州市西关区，有一条省内外闻名遐迩的“石和路”，南起旧城西门外一座不知名汉白玉石桥，北至十几里外，某封建帝王“乘兴南游不戒严”时住过的行宫。明清时代便是官道，虽然没什么人走，修得却很宽阔，路况也不错。
    上世纪初，河山大学、河山科技大学、中州大学，当然是前身，相继在此建立，抱团取暖，遂成为高等学府聚集区，沿途渐渐热闹起来。至80年代，科教兴国热潮兴起，得天独厚的石和路一带，凭借其智力资源优势，很快蜕变为极具吸引力、辐射力的科技园区以及经济增长点。
    时至今日，原本位于郊区的石和路，已经成为中州当地比老城区更加繁华的第二中心，人员密集，高楼林立，园区仅仅十几二十平方公里，却贡献了相当于全市一半、全省十分之一的经济总量……
    一如光明背后总是黑暗，作为河山省名片的石和路，也有着自己的顽疾，那就是交通。发展过快，缺乏统一规划，石和路，甚至于整个西关区，人多车多，道路拥堵，即使是非高峰时段，若想从南到北把这几公里走通，没两三个小时的耐心绝下不来。
    近年，新上任的中州市班子，下决心彻底解决这一难题，斥资二十个亿，准备沿石和路建设一条高规格轻轨，南北四线，全封闭，设计时速九十公里，日最大发送能力，一直觉得这个词挺恐怖，可达百万人次，暂定名为“十号线”。
    按理说是好事，却不成想，规划一经推出，立即遭到当地居民的巨大反弹……
    石和路沿线，地价高得吓人，市里之所以迟迟下不定决心，主要是受困于建得起、拆（迁）不起，而这一次，规划中的轻轨线路全程高架，不直接占用土地。可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石和路地区建筑物密集，高架轻轨虽然避免了拆迁的麻烦，却带来了噪音污染，不少路段几乎与居民楼擦身而过，数百上千吨的大家伙轰隆隆开将起来，最密集时一两分钟一趟，搁谁也不干。
    按照当地居民的设想，石和路最适合建的，是地下轨道交通，既不占地，又没有噪音问题，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听证会倒是开过几次，都被有关部门驳回了，理由是成本，地铁每公里造价至少轻轨一倍，运行速度却只有一半。
    话虽然这么说，可实际上，相关领导心里，打的却是另一副算盘……
    《西游记》中，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孙悟空，一遇到需要水中作战时却每每推脱，“水里勾当，老孙不大十分熟”，找借口让天河水军元帅八戒，流沙河里趴过活儿的沙僧去。这些说辞，似乎并不那么令人信服，水下功夫不灵，当初怎么还能到龙王那里敲诈勒索？
    对此，曾有一种比较厚黑的解释，认为表面看来大大咧咧的猴儿哥，其实是个十分谙熟职场法则的人，或者猴子，可能是在五行山下那五百年间想通的。职场中，老板最喜欢埋头苦干的老黄牛，可最不吃香，恰恰也是这种人，做事要在领导眼皮底下做，不然累死也是白死。
    空战陆战不等招呼，悟空肯定第一个冲上去，师傅在那儿看着呢，日后论功行赏都是按劳取酬。水战就另说了，打个天昏地暗也没人知道，为谁辛苦为谁甜？
    猴儿哥究竟怎么想的咱不清楚，但中州市的领导，确实是有这方面考虑：
    轻轨沿绵延十余公里的高架桥东西两线展开，从石和路旁高耸入云写字楼，和鳞次栉比住宅小区间穿行而过，“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或东鳞西爪、神龙见首不见尾，或山重水复、回头下望人寰处，既壮观又浪漫，简直就是将科幻大片里未来世界的情景挪到了现实之中。
    这种逆天工程，想想都让人血脉贲张，花多少钱也值。“十号线”一旦建成，别说在河山蝎子拉屎，就是拿到全国都有的一比，真能把这活儿练漂亮了，不知要有多少人受益不尽。
    正是基于以上考虑，原本还算开明的中州市班子，在石和路轻轨规划问题上显得异常强硬。已经拖了这么多年，议而不决等于不议，打算像以往一样，利用公权力强行推进工程……
    可这回，老百姓表现得更强硬。
    石和路是全市全省有名的精英聚集地，居住在这一带的，大都是些高学历、高收入阶层，权利意识强，又很具有组织纪律性，一呼百应。轻轨“十号线”奠基典礼那天，左近几万居民倾巢出动，将现场围了个水泄不通，虽然并没有过激举动，还是将困在其间，几个小时脱身不得的省委省政府大员吓了个够呛，当场拍板改建地铁。原本志得意满的中州市领导，烧鸡窝脖，这个眼，现得确实是大了些……
    与轻轨项目被搅黄相比，更让官方吃惊，以及担忧的，是此次事件中，当地居民表现出的动员能力。
    自建国以来，大中型城市中心城区的行政建制，采取的一直是市——区——街道——居委会四级模式。可近些年，这一执行了半个多世纪，并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结构，至少在某些地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就以石和路科技园区为例，与旧城那些有着几十年历史的居民区不同，新建住宅小区都是商品楼盘，老式居委会、党支部那一套，在这些高知人群中根本行不通，勉强建起来也是空架子。
    取而代之的，是所谓“业主委员会”，起初只是用以和开发商、物业部门沟通交涉的协调机构，可慢慢，“业委会”承担的职能越来越丰富，甚至蜕变成为居民自治组织。上回基层人大改选时，临近河山大学的几个社区，还曾经联合提名推选了自己的代表，抵制“十号线”工程，之所以如此令行禁止，就是他们从中串联组织……
    中州市将以上情况，汇总成了一份材料报到省里，很快引起了后者的警觉，上头不是总说要“抓早、抓小、抓苗头”么，这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啊。
    虽然尚处于萌芽阶段，但前景可怕。现在居委会已经被架空，甚至在“权力机关”中还有了自己的代言人，区级人大一旦成了这些人的天下，接下来就是互推市级、省级人大代表，再接下来，是不是就该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力，插手政府领导选举任命了，再再接下来……
    常委会责成省委组织部，针对老革命遇到的新问题，限期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由负责基层组织建设的二处牵头。折腾了一个多月，处里倒是连着报过去几个方案，都被打了回来，万变不离其宗，无非是想取缔，或变相取缔业委会，这在当前根本不可能，只会引火上身。
    组织二处处长姓乐，早年丧偶，身边就一个女儿，在河山科技大学读大三。小丫头功课不错，一心想毕业后出国念书，最近正忙着考托福，房间里堆满各种乱七八糟的参考书。姑娘大了，闺房轻易不让进，乐处长党政爹妈一肩挑，趁女儿不在家帮着收拾收拾。有时闲来无事，顺手拿起本辅导书随便翻翻，栽花插柳，就这么翻着翻着，还真翻出点儿灵感来：
    英语中有一个专有名词，Gerrymander，指“为本党利益不正当划分选区”，由姓氏“Gerry（杰利）”和“salamander（蝾螈）”拼合而成，也叫“杰利蝾螈”。
    19世纪初，美国马萨诸塞州一位州长，埃尔布里奇·杰利（Elbridge·Gerry，麦迪逊时期当过副总统）。某次地方选举中，为确保民主共和党（当时还没有分裂，与联邦党相对）候选人当选，杰利操纵选区划分，使波士顿某选区，地理外观上形成十分不规则的蝾螈（娃娃鱼）状，故而得名。
    这则其实很适合用于攻击西方选举制度虚伪的故事，极大地启发了陷入死胡同的乐处长，将现有居民区打散，新式商品住宅小区同老式居民区混搭，原则上后者占多数，成立新的基层组织。如此一来，用不着取消业主委员会，照样可以保证基层行政通畅，以及权力机关永不变色……
    会议结束，各位组织部长回到本市，将省里最新的指示精神上传下达。
    无论拆围墙，还是组建新的社区居民委员会，工程浩大，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做成的。按照四海市的统一部署，远郊城镇化程度较低的几个县暂时不动，其余九个区，每个区先拿出一个街道作为试点，具体到青山区，选作试点的，就是罗小满所在的五湖街道。
    该街道，原有大大小小居委会二十四个，就近原则，重组为十五个新式社区。以五一浦这片为例，东里、西里、北里、桃花源四个小区，两两相加，东里、西里整合为“五一浦第一社区”，北里、桃花源整合为“五一浦第二社区”。
    朱红琪这个儿媳，罗小满依然不认，不光现在不认，将来也不会认，至少她是这么说的。认不认先放在一边，原以为老死不相往来的两个小区，围墙一拆，合并到一起却是真的，而罗小满自己，也有了新的职务，从幕后走到台前，“五一浦第二社区”干事……

李听圃

继续关注，这是一部很复杂现实主义的小说。

耿于天

李听圃 发表于 2017-7-23 00:59
继续关注，这是一部很复杂现实主义的小说。

终于又见面了

耿于天

2.只几个石头磨过

    两年多以前，单羽转任四海市委书记，由中组部党政干部局，也就是干部二局副局长，和省委组织部长一道，陪他来四海上任。宣布完任命，照例让本人讲几句，第一次见面，或者，第一次正式见面，单羽讲得很简单，也没说虚的。初来乍到，又是父亲当初战斗过的地方，不该，更不会空着手，给自己两到三年时间，为四海做十件实事，没说大事，实事。
    掐指算来，时间差不多了，十件，甭管实事还是大事，已经完成了九件。最后一件，承诺中的最后一件，眼看也有了着落：
    “大数据”，近年来很火的一个概念。在中国，尤其是官场上，每当有新名词出现，懂不懂不重要，关键要第一时间学会运用。什么叫看齐意识，这就叫看齐意识，正如林副统帅曾经说过的：“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了解”，或者更直白些：“即使错，也要比别人先错”。
    上次党代会，省委彭书记在报告中明确指出，要以战略眼光对待大数据浪潮，使之成为实现我省跨越式发展的新动力。随后的人大一次会议上，《河山省大数据产业规划纲要》讨论通过，和前段时间的“拆围墙”工程类似，选择一个市先行先试，成立综合试验区，经过激烈竞争，靴子最终落地四海。
    四海市上下，当然明白这个机会的重要性，高度重视，成立“四海市大数据发展暨河山省大数据（四海）综合试验区建设领导小组”，市长武侃亲自担任组长，两位常委副市长、市府秘书长任副组长，成员包括市委市府直属各部局委办主要负责人、区县政府负责人、市内主要大专院校负责人、各大电信运营商四海分公司负责人、各大商业银行四海分行负责人等等。经过将近一年的筹备，本周一，“河山省大数据（四海）综合试验区”揭牌仪式，正式在距离“五一浦第二社区”不远的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举行。
    省委彭书记、省政协荀主席出席仪式，与市委书记单羽、市长武侃一起，各牵红布一角，为综合试验区揭牌。彭书记行程紧张，能露个面就不错了，和当初的单羽一样，只简单说了几句，匆匆返回省里。反倒是相对清闲的荀主席，几天前就早早来到四海，尤其昨天下午，市政府大会议室座谈，一席话，大有胜读十年书之感……
    先前说过，这位荀主席，外加原来的荀书记，都是中州人士，来自当地那个绵延数百年的荀氏家族。与单羽，准确说是他的姥爷苟保，理论上远亲，当然，这门子亲，“当初是你要分开，分开就分开，现在又要用真爱，把我哄回来”，双方都是不认的。
    诗礼传家，荀主席学者出身，“文革”初年成为停止招生前，北京外国语大学（学院）从缝儿里挤进来的“关门弟子”。虽然有学籍，可一天课也没上过，或者说没正经上过，或者说在该正经上的时候，没正经上过。
    荀主席读书时，还没有如今十分流行的“复合型人才”这种说法，然而，至少绝大多数情况下，实践都是先于理论出现的，因为他，就是这方面的典型。除本专业外，荀主席在政治理论方面也有很高素养，毕业进入中央编译局工作，几乎每位公职人员书柜里必备的新版《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看不看另说，其中某些篇章，就出自他的手笔。
    历任中央一级社会科学、党校、文献研究、党史研究等机构要职，几年前，荀主席到了该离开一线岗位的年龄。尊重本人意愿，回到家乡河山，担任省政治协商会议，准确说应该叫政治协商会议省委员会主席。
    学术背景如此，无论当年在北京，还是现在在河山，荀主席一直被认为是左派的重要代表，政治立场、主张偏于保守，所谓的保守。
    虽是政坛前辈，又常年在“后一翰林，昏天黑地”一类衙门口任职，但实事求是地说，相比那些老夫子，荀主席应该算是视野比较开阔，比较能跟得上潮流的。尤其善于将看似早已过时的理论，同新事物，当然，按照马哲原理，不排除是披着新事物外衣的旧事物，相结合……
    “我国现行的绝大部分教科书、理论著作中，都将劳动者进行生产时，所需要使用的资源或工具，称作‘生产资料’。这个译法，可以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具体是谁先提出的，我就不指名道姓了，怎么说也是党的早期理论家，”荀主席多次对学生们谈及，这可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最失败的翻译案例之一，至少很容易误导读者。
    自己毕生的一个重要所愿，就是将其改正过来，可惜惯性太大：“马克思本人在用到这个词时，主要是德语和英语，德语是‘mittel’，英语是‘mean’，都是日耳曼语，而且同源，本义为‘中间的’，引申为‘手段、工具’。所以说，‘生产资料’，‘prodktion mittel’或者‘production mean’，正确的译法，应该是‘生产手段’，更直接点儿，“生产工具”…… ”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认为，制造和使用工具，是人类与动物，最主要，甚至根本性的差别，当然，这个说法近年来受到了来自生物学研究越来越多的挑战。之所以如此强调工具的重要性，说到底，世界观决定方法论，哲学服务于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看来，工具，既是人类社会形成的标志，也是决定人类社会性质的核心要素。
    制造使用工具，毋庸置疑，是人类对抗自然的一种进步，可与此同时，也是对人类的一种异化。从此之后，适应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用的将不仅仅是人类自身的力量，而是工具这个中介，也就是“mittel”，也就是“mean”。谁掌握了它，谁就掌握了劳动，进而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主导权。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从“几个石头”、“铜铁炉中”开始，人类不断赋予“工具”以新的内涵。农业社会是土地，近现代是资本，几次工业革命，又加上了技术、知识……
    “1956年1月，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少奇同志主持，周恩来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主题报告，报告中提出：‘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悬在知识分子头上的阶级属性问题，终于有了明确的说法，与会众人，有头有脸的高级知识分子，大学者、大科学家，欢呼雀跃…… ”
    只可惜，这些人并没能高兴太久。会后，周恩来就会议进程，尤其是自己的讲话，向毛泽东主席汇报，特别讲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论断，在当时，这可是个重大，且前所未有的提法。
    听后，毛泽东沉默良久，没说话，周心知肚明，不说话，就是不同意，自己唐突了。该提法随即搁浅，会议纪要删改，文件不下发，直到1979年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邓所作开幕词中，才重新得以恢复……
    “小平同志不是说过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依我看，如果从逻辑上讲，承认了这一点，其实就等于是承认了，知识分子不是工人阶级！”
    几年前的换届，除中央外，各级政协主席相继“退常”，不再兼任同级党委常委，也可以说是不再由同级党委常委担任。进行这项改革时，中央给出的说法是，政治协商，互相监督，只有脱了钩，才敢说话：“科学技术，知识，是生产力，是生产力的哪个组成部分呢，是要素，是工具，是‘mittel’，是‘mean’，而不是劳动本身。当然，劳动者也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知识，但他们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专门以获取、传播、改进、扩张知识为业的人，将它或直接、或间接地投入生产环节，并以此参与社会分配，不是劳动者，不是工人阶级…… ”
    学会制造使用工具，从而异化了的人类，将自己装进自己创造的牢笼中，外化的工具，真正成为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另一部分人劳动，实现经济、政治乃至于人身统治的手段。任何时代概莫能外，农业社会掌握土地的地主阶级，工业社会掌握资本的资产阶级，科技社会掌握知识的知识分子。
    而到了信息社会，信息，也就是所谓的大数据，成为了新的“mittel”，新的“mean”。当今，以及可预见的未来，谁掌握土地，谁掌握资本，谁掌握知识，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至少不再像过去那么重要，土地饱和，资本泛滥，知识爆炸，数据，成为新的增长点……
    “以往，每次社会形态的切换，都是由暴力革命完成的，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而到了信息社会，事情开始发生变化。新的经济模式，数据经济，取代旧的，以资本、技术占主导的经济模式，新的阶级，掌握数据制高点、主动权的阶级，成为在新的时代，新的社会形态中掌握劳动，掌握国家机器的阶级。这个切换，不再像先前那样，以暴力革命形式完成，而是温水煮青蛙，慢刀子杀人，但同样是深刻的，是影响深远的。”
    白话了半天，云里雾中不知所云，更不知同今天的主题有什么关系。与会众人，党课早就上得够不够的与会众人，虽然出于对等级的本能尊重，没有敢开小差的，或者说没有敢让荀主席看出自己在开小差的，但无一例外，全都心不在焉。内行看门道，同样是打拍子，拍没拍在板上，同样是叫好，叫没叫在眼上，同样是点头，点没点在裉节上，区别可大了去了。
    没想到，话锋一转，还真有那么点儿高屋建瓴的意思：“五十年前，毛主席曾说过，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不在我们共产党人手中。那么现在呢，谁占三分之一，谁占三分之二？统计局不是有数据么，我是外行，你们自己去看。这是经济，政治呢，远了不说，就拿咱们河山为例，究竟是谁在掌握政权，谁在决定干部的任免？是省委么，是组织部么，还是资本家，无论是那些‘排行榜’、‘首富’，还是那些控制了国有企业的财阀、‘蒋宋孔陈’？”
    不管先前是漫无目的，还是心悦诚服，这会儿，怕是没人再敢点头了。
    “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建立，是历史选择的结果，需要时机，需要大势，有人幻想再来一次，我告诉过他们，不可能。然而现在，机会来了，敌人不是想和平演变我们么，风水轮流转，也该到我们演变演变他们的时候了，”荀主席越说越得意，渐渐有了些许魏武挥鞭的架势：“大数据时代，我看是个机会，是个我们重新把那三分之一、三分之二拿回来的机会。”
    有来晚的，只听到最后这段，左右看看，坐立都不是，估计吓得够呛。
    “这方面，我们有优势，四大电信运营商，都是国营的，随时招呼，让干什么干什么。听说美国也是四大，”荀主席看看身后的幕僚，没等得到答案就重新回过头来：“甭管几大，都是私有的吧？法治法治，我看是作茧自缚，弄个窃听，马上出了斯诺登，放在中国，多大点事儿啊…… ”

耿于天

3.哑剧

    “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揭牌，仪式本身虽然只进行了不到两个小时，但组织，尤其是安保组织工作，早在一周以前就已全面铺开。两位正部级高官，会场又在室外，四海市、青山区两级公安机关严阵以待，协警、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也闻风而动，确保万无一失。
    刚刚进入五一浦第二社区工作的罗小满，也奉命参与其间，跑前跑后，早起晚归，折腾得精疲力尽。终于熬到揭牌仪式结束，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足足睡了将近一整天，才勉强休息过来。可事实上，对于罗小满，或者说对于近期的罗小满来说，这反倒是件好事，因为她已经有段时间没好好睡过觉了……
    “有段时间”，大约是两个月左右吧，不知为什么，罗小满突然，其实也不是突然，总觉得有某人，某些人在跟踪，或者说暗中监视自己。是谁？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就是某人，某些人，在跟踪，监视自己，暗中的。
    罗小满随即陷入一种奇怪，却似曾相识的状态，有些惴惴不安，又有些莫名的兴奋。在家待得好好的，没招谁没惹谁，或者说没被谁招没被谁惹，猛然间从床上、沙发上跳起来，冲到玄关拉开房门，有时还会往外追上一段。在办公室待得好好的，没招谁没惹谁，或者说没被谁招没被谁惹，猛然回头，断喝一声“谁在那儿”，每每将居委会中其他人唬得一激灵。
    更多时候是在大街上，上下班途中，也可能是出门买东西，办什么事情，总之并无规律。“眼睛瞪得像铜铃，射出闪电般的精明，耳朵竖得像天线，听着一切可疑的声音”，西方哑剧表演技巧中，看人不用眼睛，用鼻子，鼻子指向哪里，眼睛跟到哪里，罗小满正相反，看人也不用眼睛，用额头和眉毛，额头和眉毛指向哪里，眼睛跟到哪里。“脚步迈得多轻健，透出侦察家的精明，虎视眈眈查敌情，留下威武矫健的身影”，一旦锁定目标，有时甚至根本就没有明确的目标，不管有事没事，着急不着急，马上转身跟上去，不绕到气喘吁吁不算完。
    半个多月下来，“敌情”倒是天天，甚至时时有，可“敌人”，哪怕是疑似的，一个也没找到。有那么几回，反而让别人把罗小满给告了，报警说她无端地一路跟着自己，不知有什么企图……
    几次三番，罗小满倒还识趣，总算是不再满大街跟踪与反跟踪了，转而开始怀疑，有人在自己周围，安装了什么窃听设备。
    办公室的写字台、转椅、文件柜，乃至于门窗，全让她给翻了个够，每天到班第一件事，就是上上下下摸一遍，这倒不错，清洁工省事了。家里更不用说，地毯也掀了，地板也撬了，吊灯也卸了，各种电器也都给开膛破肚了。好在人口不多，除了罗小满就是长卫，后者还像往常一样，什么都不问，更不可能发脾气，瞪圆眼睛，好奇地看着她忙前忙后，有时毫无征兆地“叽叽叽叽”笑一阵，有时不笑。
    罗小满现在用的手机，是去年过生日朱红琪送的，当然，拿给她时，罗旭只说自己买的。儿子孝敬，罗小满用得挺在意，配了个套，还去天桥上贴了个膜。如今也顾不得许多，先是自己把能拆的部件都拆了，又拿到专卖店，央告人家把主板给起了。
    告知什么可疑部件都没有，还是不信，认为问题出在软件上。专卖店是不好意思再去了，在小商品城里找了个维修部，左右给钱怎么都行，格式化了重装，再格式化，再重装，直至连机都开不了。当初应该记住总共倒腾了多少次，也算是为生产厂商做的极限测试……
    怀疑完了陌生人，罗小满又将斗争大方向转移到熟人身上，看谁都可疑。无论别人说什么，哪怕只是寒暄，在她听来，都是话里有话，拐弯抹角向自己刺探着什么，只是没想过，自己究竟有什么值得人家，或者人家代表的势力刺探的。
    一向活泼开朗，甚至于碎嘴子倾向的罗小满，开始变得惜墨如金，进而沉默寡言起来。祸从口出，言多必失，生怕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被别人将底细摸了去。有时回家，还要将这一天以来，她同谁，说过什么，谁同她，又说过什么，一一回忆誊录下来。再详加分析，看看有没有走漏什么，该如何补救，旁人又有什么企图，什么她第一时间没能察觉的企图，该怎样应对。
    俨然回到了小时候，对内对外，阶级斗争为纲，放眼世界，风景这边独好外，除了帝，就是修，各式各样的帝，各式各样的修：“没有肃清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不会死心的，他们必定要乘机捣乱，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经常还在派遣特务，到我们这里来进行破坏活动，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那就会上大当，吃大亏…… ”

耿于天

4.彩民俞厅长

    “四海市大数据发展领导小组”，暨“河山省大数据（四海）综合试验区建设领导小组”之下，与设在发改委的办公室平行，还有如下几个机构：
    首先是“大数据产业发展中心”，同信息中心合署办公，除原有的电子政务网络运行维护外，制订技术规范和相关标准，开发重大核心数据库，提供技术和信息咨询服务。“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现由国资委全资设立，今后择机推进股份化改革，作为产业旗舰，建设运营“云上四海”系统，管理发展基金，搭建投融资平台并孵化培育相关企业。“产业研究院”，着力人才队伍、基础设施、教学基地、研发团队、数据中心、管理机构建设，带动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转型。
    另有一所“大数据实验室”，暂定为省（科技厅）市共建性质，待时机成熟申请重点实验室资质。行政归口“领导小组办公室”，业务方面，由于本市相关学科力量较为薄弱，主要依托河山大学，“领导小组”组长武侃亲自签发聘书，聘请该校数学研究所副所长田义教授，为实验室首席科学家。
    尽管年纪不大，但在大数据技术研究方面，至少河山省内，田义堪称权威，甚至先驱。他与“大数据”结缘，可以追溯到十几年前的本世纪初……
    当时，河山省国家安全厅，新任命了一位姓俞的副厅长，是从检察院系统调过来的。业余时间，俞厅长喜欢玩儿彩票，猜数字那种，瘾挺大，一有时间就琢磨。符合事物发展一般规律，俞厅长买彩，也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所谓的高级，从外行到内行，所谓的内行，的过程。
    起初，和大部分门外汉一样，机选，守号，甚至还买了台小型模拟摇奖机。再不行就凭灵感，有那么段时间，俞厅长的生活完全由数字组成，准确说，是在他的眼中，生活完全由数字组成。白天想着的是数字，晚上梦着的是数字，街边的路灯，要数数多少盏，车上的乘客，要数数多少个，食堂菜里的肉片，也要拿筷子扒拉扒拉，一度弄得伙食科长挺紧张。甚至于女同事向他汇报工作，虽然一直告诫自己非礼勿视，可眼睛还是不听使唤地往人家胸口瞄，上一期是三十二还是三十三来着？
    还好，毕竟是受党教育多年的高级干部，没过多久，俞副厅长对彩票的理解，就由感性阶段上升为了理性层次。重码、边码、对望码、斜连码，差值、和值、极差、位差，冷热、跨度、邻孤传、复隔中，振幅、胆拖、缩水、矩阵…… 书房，卧室，甚至办公桌上，摆满各种分析图表，红的蓝的黑的白的，点状的线状的柱状的饼状的，一般人别说懂，看一眼都晕。
    甭整那虚的，但凡买彩票，没有不想中大奖的。俞厅长也不例外，检察官起家，乱七八糟的钱从没碰过，但若说不想改善生活，小而化之伪君子，大而化之唯心主义。只可惜，不知是命里没有横财，还是老天爷，或者组织上，也可能是二者合谋，故意要拿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考验考验他。自打上了彩票这条道，俞厅长中过最大的奖，就是一期“排列三”，那时还没从七星彩中分离出来，一兴奋，请客倒贴了二百多。
    几年彩民生涯，说是量力而行，小打小闹，里里外外算起来，少说也扔进去两三万，妻儿的冷嘲热讽，以及由此产生的无形资产损失，尚没有统计在内。报纸上说，彩票所得利润，其中一个固定比例，将被用于公益和福利事业，比如街边、小区里那些健身设施。
    这不，自己住的家属院就有不少，没错儿，上面还贴着标签呢，体彩基金，这不是故意在笑话老子么？俞厅长身体一直不大好，累了心口就疼，平时不怎么敢剧烈运动，可自从装上这些健身器材，甭管会不会用，总要上去捣鼓几下。当然，是在脚踝被夹伤之前，听几个玩儿得挺遛儿的大妈说，那东西叫什么太空漫步机，难怪呢，就说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嘛……
    俞厅长出身于一个单亲家庭，“自小阙内训”，父亲怕他受委屈，始终没续弦。心口疼的毛病，记事起就有，那时还不算太严重，可犯起来依然冷汗直冒。
    父亲也是警察，交警，级别不高，戳大岗的马路吸尘器，工作没早没晚，生活上也很粗枝大叶。每次心口疼发作，都让他喝一点儿白酒，刚开始时是拿筷子蘸，逐步改成瓶盖、铝勺、汤匙、小盅、大杯、瓶子本身，说心里觉得暖了，就好了。
    回忆挺温馨，可实话实说，直至成年，心口疼的痼疾一直没怎么见好，酒量却练得惊人。即使是在高手云集的公检法系统，酒桌上也从没吃过亏，多新鲜呢，人家有童子功垫底……
    这次也一样，或许俞副厅长注定就是个有意不开、无心成荫之人，几年彩票买下来，奖没中上，却有了意外的收获……

耿于天

5.战犯

    “业务”关系，当然，这里指的主要是作为彩民的俞厅长，一直在同数字打交道，尤其是够了一定段位之后。本行偏重文科，但悟性却是相通的，马克思不止一次说“算术我一向很差”（1858年1月11日致恩格斯的信），却留下了近千页的数学手稿。
    俞厅长很快发现，数学这个东西，的确奇妙得很，尽管没有帮自己圆梦发财，却能在生活工作的时时处处找到它。还是马克思，曾一语中的：“世界上任何一门学科，如果没有发展到能与数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程度，那就说明，该学科还未发展成熟”。
    自己所从事的国家安全工作也是一样，半路出家，先前一直在省检，对国安事务不甚了然，常有盲人骑瞎马之感。一次偶然机会，俞厅长在某彩民论坛读到一篇文章，文章本身是讲概率分析的，但其中引用的一则案例，却引起了他格外的注意：
    长期以来，洛杉矶警局一直为犯罪率居高不下，以及捉襟见肘的警力所困。如何使有限的警务资源发挥出最大效力，简单说好钢用在刀刃上，降低犯罪率以及犯罪烈度，用中国这边的话，保一方平安，始终是摆在其面前的重大难题。
    后来，该局与加州大学某研究团队合作，开发了一款旨在“预测犯罪”的应用软件。将既有犯罪记录输入系统，利用相关数学算法，找出其中规律，进而预测，或者说推测出哪些时段、哪些地段，犯罪发生的概率较高，以便有针对性地调拨警力。听着挺玄乎，可事实是，该软件投入使用后，确实有效地达到了降低犯罪率的目的，至少可以使警员尽早抵达现场，防止事态在初期急剧恶化……
    受此启发的俞厅长，暂时将彩票的事情放了放，收集相关资料，写成一份报告。建议洋为中用，借鉴洛杉矶警局有益经验，照方抓药也搞个什么软件，人家是预测暴力犯罪，它山之石，咱们可以用来预测危害国家安全事件的发生。
    报告递上去后，迅速得到国安厅以及政法委领导的支持与赞许。那时候，维稳压力虽不像现在这么大，但所谓非传统安全威胁已经初露端倪，省里连续出现几次恶性事件，传统应对手段也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其不足和局限性，急需新观念、新思路。
    这个主意就不错，既紧跟世界潮流，又结合我国我省实际。厅常委会很快通过，就由俞副厅长牵头，联合相关力量成立项目组，尽快拿出成果，暂时先挂在技术侦查处和综合情报分析处下面……
    自从调到国安厅任职，专业背景所限，俞厅长只能分管政工，偏他素来就不是个只会坐办公室的散官，业务插不上手，开会发言总怕露怯，难免觉得矮人半头。终于捞到一次展示自己的机会，当然全力以赴，班子很快就搭了起来，除厅里的相关人员外，科研技术力量主要来自河山大学理学院，数学系以及数学研究所。
    刚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与应用数学系，以特招生身份毕业不久，从事数理逻辑和分析数学研究的田义也在其中。读书时，他所做的毕设，就是数理统计和概率精算方面的，后来参与的几个重大课题也与此相关。
    不负俞厅长厚望，短短三两个月，项目组首战告捷，开发出名为“家园”，英文缩写“HOME”，全称“危险目标评估模型（Harmful Objective Model of Evaluation）”的应用系统。该系统以特定的人为对象，即所称“目标”，建立算法，在海量数据资料中，搜索每一个人与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之事件的关系，并将其分为五类：白色“无害目标”，蓝色“关注目标”，黄色“可疑目标”，橙色“危险目标”和红色“极其危险目标”。
    省国安厅技术侦查处，对外称“十四处”，与综合情报分析处，也就是“十五处”一道，原本就有电子信息监控职能，是河山省内唯一一个，对来自商用电信、交通、广电、航空航天甚至军事网络，及其相关数据拥有侦查权的机构。只不过，具体手段依然停留在重点监听、人工分析的原始阶段，和康生、李克农“中央社会部”那会儿没什么本质区别。而“家园”系统的问世，既充分利用了该处在获取信息资料上的便利，又施展自身优势，弥补其数据挖掘方面短板，强强联合。
    只可惜，这个曾被寄予厚望，名字起得也恰到好处的系统，最终并未真正投入使用，并发挥其应有，或者说计划中的效力。事实上，就在它第一次试运行后不久，“家园”便被束之高阁，项目组也随之解散……
    1948年12月25日，第二天就是毛泽东五十五岁生日，中共对外公布了一份反复酝酿的国民党战犯名单。据新华社通稿称，尽皆“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从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开始，直至陶希圣（“高陶事件”主角之一）、曾琦（毛泽东曾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创办人）、张君劢（徐志摩大舅子），总共四十三人（一个月后又补充了十四个）。
    其实，这四十三，或者五十七人，本不需要什么“酝酿”，更不用说“反复酝酿”。原因很简单，该名单，包括名单上的排序，基本就是国民党中央主要领导，按照一百单八将座次排名，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从他蒋某人开始，一个个捋下来，和台湾的“不分区立委”选举类似，确定一个人数就妥了……
    当年，彩民俞副厅长力主开发，凝结着他无数心血和期待的“家园”系统，未正式提交厅里审核前，先内部与“十四处”服务器联网，搞了一次试运行。也真亏了多年彩票投注，历练出有备无患的工作作风，多个心眼，搞了这次试运行，否则麻烦就大了，远了不说，现在的他，不会，至少不会这么容易坐在省政法委书记的位子上。
    试运行刚开始时，“排异反应”很严重，“家园”数度死机，经反复调试，总算是应付下来了。第一次运算，先将相关数据库过去一年中公开、半公开的信息检索了一遍，那时候，处理器运行速度都很慢，普通个人电脑，开个机都要两三分钟，何况是以几何级数计算的海量数据。前后消耗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时间，最终锁定了一份名单，其中，红色，也就是“极其危险目标”十一人，橙色，也就是“危险目标”近五十人，余者不计。
    接过那张热乎乎（设备已经快要烧了）、湿漉漉（喷墨打印机）的A4纸，俞厅长的心情可想而知，比每次开奖时还要激动，可仔细一看，当场就傻了。
    不知是不是模型不够精确，亦或是太过精确，不知是不是数据不够丰富，亦或是太过丰富。名单上被列为“橙色”，“危险目标”的近五十人，有现任副省级干部，刚刚退下来的原主要领导，省内大型国企、民企负责人，还有个别演艺界明星、社会名流、专家学者之类。而“红色”，也就是，至少在理论上，至少在“家园”所认为的理论上，本省范围内，对国家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那十一个“极其危险目标”，刚好就是当时河山省委的十一位常委，连次序都分毫不差……

耿于天

6.百千万

    田义所领导的实验室，可能是“河山省大数据（四海）综合试验区”旗下主要机构中，最早成立运转的，半年以前，“试验区”正式揭牌前半年，相关研究活动已经展开。
    虽然名义上是教授，但在河山大学，田义没有什么教学任务，主要是科研，哪里办公都一样。已经四十大几的他，至今都未成家，在中州也是“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担任“大数据实验室”首席科学家后，倒有大半时间常住四海……
    附带说一句，当初俞副厅长辛苦搞出来的那个“家园”，虽被厅里搁置，却不料墙里开花墙外香，多年以后，在另一个领域得以发光发热：
    那是在这一届省委班子组建后不久，已是常委、政法委书记的“俞副厅长”，左右时过境迁，当作一个笑话，同与之关系密切的组织部赵部长，聊起了此事的前前后后。不想赵部长听者有心，将尘封已久的“家园”系统要了过去，请相关技术人员略作改动，主要原理和算法没变，不过是加了几条筛选条件。比如年龄、学历、特定职务级别任职年限等等，作为组织人事系统选拔领导干部的标准，当然，是内部掌握的标准之一。
    “目标”，或者说对象，依然分为五级，五种颜色。白色，“无关对象”；蓝色，“一般对象”；黄色，“考察对象”；橙色，“培养对象”；红色，“重点培养对象”……
    “大数据实验室”成立后，首当其冲的课题，是要为整个四海市干网、核心数据库建立一个基础模型。差不多可以相当于操作系统，既是其它应用软件的运行平台，同时也为全市大数据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标准。
    这是个大工程，按计划要两到三年才能最终完成，任务分拆给实验室下属的各个研发团队，或者进行外包。首席科学家田义的任务，先期为整个模型设计框架，之后主要是监督进展，检查各团队成果，解决问题，纠正偏差。
    几个月以来，课题本身，进行得很顺利，但田义自己，却始终有些心神不宁。按理说，中州四海两地，相隔只百余公里，环境气候、风俗习惯几乎一样，不该有水土适应方面的问题，何况田义早年在四海生活过。可自从搬到这边工作，他就开始浑身不得劲，俞副厅长是心口疼，田义则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从里到外，也说不出是疼是痒，反正就是不舒服。
    去医院查过，去了若干家医院，查了若干次，早在十年前，田义就已经被列入“百千万人才工程”，医保全报，再说他也不缺钱，查呗。甭管挨不挨边，也无所谓挨不挨边，照田义这个难受法，也无所谓挨不挨边，凡是院里有的仪器，除了妇科，当然还有产科，全试了个遍。该找的专家也都找了，什么也没查出来，没病，至少没有他所说的病……
    从读书到工作，虽然不善辞令，也几乎没有朋友，可无论当年的同学、老师，还是后来同事、下属眼中，田义都是个挺好相处的人，至少找不到什么不好相处的理由。可自从“得病”，他就像是被什么东西附了体，不一定是脏东西，性情大变，总朝实验室的技术人员发脾气，找机会发脾气，连自己都承认，是找机会发脾气。
    田义素来口讷，语速稍快就结巴，进入河山大学工作，原本是在数学系任教，无奈有货倒不出来，站在讲台上吭哧瘪肚，这才挪到研究所专搞科研。外加没什么发火的经验，每次动怒，别人还没怎么着，自己先憋得面红耳赤，类似相声里的“扑盲子”，天上一脚，地下一脚，想起什么说什么，前后都不挨着。一句话，甚至一个词，刚说了一半，马上又切到另一句话、另一个词上，别人发脾气是迁怒，无名邪火，骂一顿就痛快了，田义却正相反，越说越急，越急越说不出来。
    同事们摸不着头脑，见他这副样子，想笑又不敢笑。刚开始还能说几句完整的，或者有实际意义的，或者能让人听懂实际意义的，越来越短，越来越语焉不详，直至一个字也挤不出来。张开嘴，又闭上，喘息一会儿，似乎是在构思，觉得差不多了，又张开嘴，又闭上，反复几次，挥挥手让大家散了……
    还好，几个月之后，“久病成医”的田义，突然自己找到了“病根”，以及相应的“治疗手段”。
    和当年的俞副厅长一样，也是意外获得的灵感……
    在四海时，田义独自住着一套大四居，面积之外，装修也很讲究，家电齐全朝向好，挺舒服。就在实验室，发改委以东，隔一条街的“桃花源”，是“大数据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给他租的。生活方面，田义一贯邋遢，每周，有时候两周，去超市买一趟必需品，不定期，实在下不去脚了，叫小时工来收拾一次，仅此而已。
    那是个周六，冰箱里徒四壁立，刚买不久，记得刚买不久的洗发水也找不到了。田义拉了个单子，吃一堑长一智，先前每次采购，不是买少，就是买重了，来到离家，也就是现在住的大四居一箭之遥的超市，一家已经快让网购挤兑黄了的超市。
    刚进门，当头迎上来一个小男孩儿，看样子十岁左右吧，穿着挺整齐，不像丐帮，或者说，不像传统意义上的丐帮，可张口就朝田义要钱。
    那两天，田义又开始浑身脑袋疼，正烦呢：“走，没有。”
    男孩儿很执着，追着他：“十块就行，要不五块。”
    想得美，一毛也没有。
    “铁公鸡，你别后悔。”
    我后什么悔。
    “行，你等着，”对方发出威胁。
    小时候，田义最怕的就是这句，毕竟今非昔比，看了看，似乎没有帮手，不说朗朗乾坤之类，量你一个小屁孩子，能把我怎么样？
    男孩儿掏出一部手机，左右瞧瞧，选择了不远处一个打扮挺时髦的美女，给了田义最后一次机会：“别后悔。”
    英雄无悔。
    行，算你小子狠，那就别怪我不江湖了。男孩儿溜到美女身后，一把掀起虽然室外天寒地冻，但本来就很短的裙摆，拿起手机对着里面，也不知真拍假拍，拍了一张照。在美女的尖叫声中，朝田义高喊：“二舅，成了，快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