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第一章
一
六十年代初,我七八岁的时候,我们那一趟街的男孩子特别多,每当暑假三五成群一帮一对的男孩子在对面的鲁迅公园的山上玩耍,大部分孩子的家长是有工作的,白天父母上班没有人管理的孩子真是放羊了;一个个在泥里水里打闹玩耍,白天被荆棘揦伤在脸上和身上是长有的事情,在山上玩够以后就超越小道来到老虎滩一个石槽的海湾,十几个男孩子脱光衣服齐刷刷的从悬崖上往海里跳,真是一道风景线;我们周边的男孩子五六岁就会游泳戏水,狗爬蛙泳和潜水有模有样,一个夏天男孩子们身体被海水泡过又被太阳晒过,各个黑里透红,到了晚上男孩子们一个个静悄悄的看着大人们睡下了,才翘着脚从厨房或者凉台上爬窗户回家,在锅灶上随便吃些食物就睡去了……
那个夏天,我们街上有一个14岁的男孩子小名叫大眼睛的,与酒鬼老张到棒棰岛海域钓鱼,因为在落潮进入砣子里,两个人没有在意,风平浪静,鱼也上钩,忘记了涨潮了,就被困在砣子上,整个一趟街的邻居和派出所的民警都出动了,还是没有找到人影。后来大连水面舰艇学院出动了舰艇,才在第三天找到他们的尸体,他们被夹在石礁的缝隙里,已经没有了人形;从那个时候我们这条街的大人们对男孩子的管理严了,但是每年都有人落水淹死的,一些老人说海龙王饿了,还有老人讲西门豹的故事,还有一些鬼蜮的故事,吓得女孩子们晚上不敢上厕所和夜行,男孩子们还是我行我素,一个劲央求大人讲述,女孩子则捂着耳朵跑远了……
过了夏季,学校开学了,家长和孩子最头疼的就是学费;那个时候上学的学费一年7元钱,每一学期3.5元,还有书和笔记本的钱,一年亦要10元多,家里孩子多的,经济就十分困难的。老师每到这个时候就登门拜访,家长有的与邻居拆解及时给了老师,还有的得待到下一个月工厂发薪水时候。这样没有交学费的孩子就经常逃学来回避老师和同学的白眼和讥讽;我经常记得邻居家的三个男孩子14的、12的、10岁的;三个每天在外面野跑,早晨家长上班他们亦背着书包出来,晚上家长回来了他们不知道从那里也回来了,大的领着小的;在白天我母亲经常把他们带回家,把他们破碎的衣服缝补好,把烛台上的玉米饼子还有腌浸的咸鱼热好给他们充饥,后来他们大了,有一个当兵提了干,有两个先前做生意赚了钱开了工厂……现在是企业家了,我母亲去世祭奠的时候他们哥三都来了,感觉没有忘记当年的被帮助过的情景……
秋天,我们街上的男孩子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给附近的奶牛场割青草;每天下午放学,男孩子结伴在山上,大家先把草割好,然后一起玩耍和扑捉蚂蚱和山雀,或者采摘一些熟透的山枣和可以吃的野果,女孩子们也三五成群提着篮子挖野草……
那时候粮食家家不够吃,国家没有充足的副食品替代,女孩子们则到农民收割完的地里捡拾一些地瓜和薯根和叶子补充粮食的短缺;男孩子们一个月下来割的草,把每天用草换来的小票给大人……大人到奶牛场算账,我给奶牛场割草亦有八九块钱收入。大人拿出其中的五角钱给我们买糖块或者学习用的;记得我喜欢的一支自动铅笔需要一角二分钱,我用一个秋天的劳动换来了我的学费和那支喜欢的自动铅笔,我一直用到上中学。那个时候我的笔记本用完了,就继续用沾水笔写,最后是写毛笔字用。
现在的孩子可能不知道什么是沾水笔吧?现在你们可能连自来水笔都淘汰了?我们那个时候有属于自己的一支自来水笔那是奢望和如获珍宝……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这样,衣服捡哥哥姐姐小的,书包也是;我当知青的时候还用中学时候的书包,哪一段艰苦生活养成了我们简约和素朴的生活习惯。
新中国成立初期,自然灾害损失造成中国老百姓的经济生活极度困苦,难以言表,我们吃过树皮和树叶;那时候经常有一些人被有毒的野菜和蘑菇毒害或者死亡,哪一段往事可能在中国历史不会再有……所以记忆犹新……不会忘却……
小的时候亦有讨人嫌的时候,就是顽皮和倔强,记得邻居家里养的鸽子有许多,早晨放飞出去,鸽子从我们家的窗户路过,响着鸽哨声……很好听……晚上又整齐有序的回来;他家有一个上中学的男孩子在院落放置一个盆子,里面有一些水,鸽子喝过水后就呕吐出吃的高粱米和玉米等等食物,他们家人把吐出的粮食洗净晒干,就成了人食用的粮食。
我觉得好奇,一天趁着那个男孩子不在的时候攀登到楼梯口想抓几只,鸽子们看到有陌生人的原因咕咕的叫着,还用嘴巴咬我的手,我用力过猛一下抓着一只,他扑棱棱的从我手中溜了,落下一地的鸽子毛,那只鸽子的尾巴被我拽下来了。
我知道闯祸了,晚上不敢出门。第四天我们在一起玩耍的时候,那个男孩子把我骗到一个角落,狠狠地教训了我,我没有一滴眼泪,他亦莫名其妙的看着我为什么没有哭,因为我知道今天的代价就是那个鸽子的尾巴啊。
后来我们成家立业了,互相见面谈起这一件事情,他给我说……让我接受晚了二十年的道歉……我们拥抱着笑个不停……
还有一件事情,顾家的院子里长着一棵很粗的桃树,五月开花的时候把一街的人吸引在树边,旁边还有丁香花和杏树,到桃子差不多熟透的时候,顾家老爷子把树旁放上铁荆棘,还把一些臭油子涂抹在树干上,怕孩子们偷他的桃子。那个老头子很抠门很吝啬,我上学路过看着一半青绿一半银红的桃子,早已是馋的要命……趁着他午睡时候,悄悄地爬过墙头,衣服被刮破了,手被铁蒺藜划破出血,偷摘两个……手里握着两个桃子跑回家,没有敢吃掉,匿藏起来。
下午四点左右,老顾头提着棍子追上我家,我知道没有好果子吃,把两个桃子丢在他身边跑到二楼我外祖母怀里,老顾头用拐棍打我,我外祖母用绱鞋的锥子扎他,老顾头气急败坏的走了,晚上我被母亲一顿皮肉之苦。
第二天顾老太太用绣花手绢包着四个桃子迈着小脚蹒跚……送来,给我母亲陪礼道歉,又臭骂了自己老头一顿……我母亲与顾老太太是知交……我那时候不知道什么,昨天晚上挨的皮肉之苦的疼痛全然没有似的……吃着甜甜的桃子…顾老太太心疼的抚摸我被妈妈打肿的屁股……
不知不觉我长大了,今天回忆一些童年往事,是对逝去的亲人记忆和情感的寄托吧……
二
对于三年自然灾害,我迷迷糊糊也记得一些事情。我们部队大院外边经常传来邻居的哭声。
一天院外又传来哭声,接着就是破碎的瓦罐声音,我和大院的男孩子翻过墙头出去看,邻居的院子躺着一个女人,她的两个双胞胎男孩子和我在一个幼儿园,他的男人说是得了浮肿病死的,我迷迷糊糊知道她在那个发着霉味的房间躺了三年多,记忆中那个房子总是阴湿的,满屋的烟味和草药味,她整天吸着一个木烟袋,那个女人的脸蜡黄又皱褶着。
我每一次都是在门缝偷偷地看,她倒善意的微笑着,头上永远的锃亮乌黑的发劗,一根银钗横在脑后,身上盖着素兰花粗布夹被,露出的是一双大脚穿着绣花鞋。或许我母亲与她熟悉,每一次我在她家门缝看,她都伸出她嶙峋干枯的手示意我进去,我从来没有进去过,我怕那张黄色的脸。
她的男人没有工作,干一些力气或短工赚一点钱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有时上山或赶海,采集一些可变卖的东西换一些钱。
我记得他经常在雨后去棒棰岛的山上采集蘑菇和叫红松伞的菌类,每一次我母亲都把一些钱塞进他手中,他鞠着躬一个劲说“谢谢..谢谢你嫂子,你总是关照我们,谢谢了嫂子......”
每一次我看见他,都是眼角含着泪水走的......
他家有一个细高个子的三十多岁的男人,耳朵有一些聋、脖子有一些疤痕,邻居一些屁小子见了他就叫他“大聋子......大笼子”朝他掷石头,看到这些那个男人就跑出来赶走他们,那个耳聋的男人管他叫叔叔;我不解的回去问妈妈,妈妈不说,当时我不知道他们的关系,那个女人比那个男人大十八岁,那个管他叫叔叔的只比那个耳聋的男人大五岁,这就是他们的家庭关系。
这一年,他的女人死了,是一九六一年的春天,我记得那一天有蒙蒙细雨,他家的院子很泥泞,种植的玉米和豆角刚刚出土,去他家的人多了就踩出一条小路,他看着被踩死的菜苗很心疼,但还是鞠着躬给来的邻居说着“谢谢!谢谢!谢谢......”
就几天的功夫,他明显的瘦了,头发也花白了,背有一些驼了,紫红色的脸上一道道皱褶......
她的女人被放置在院子里,白布覆盖着身体,身低下铺的是苇席。
我看见他一次次去看那个脸已发黑的女人,眼角都是泪水;他的聋子侄子哭哑了嗓子,还有从山东老家赶回来的两个梳着大辫子的姑娘,应该有二十四左右吧,她们哭的不厉害,看见那个男人很冷漠、什么也没有叫,眼睛有一种陌生和羞涩;母亲说她们是她生的女儿;那个男人的哥哥也来了,哭着喊着“嫂子....嫂子”的。
三天,邻居都说她有福啊,他的男人变卖了祖传的一个宝贝东西;买的楠木打得棺材,我们几个男孩子很好奇。每一天都看木工在做那个厚重的木头棺材;三天后那个女人被抬了进去,上面盖得是粉色的蚕丝被,我们几个孩子不敢靠进,在他家的二楼凉台看棺材盖子被很长的钉子牢牢的钉住;她的聋儿子在前面,她的双胞胎儿子也披麻带孝跟着,她的亲亲很多,就埋在炮台山那边了。
我记得那一天我母亲去过她家,安慰了她男人一些话,给了那个男人两元钱。这一些是晚上母亲与父亲说的,我父亲说了一句:“人啊!活着不容易,就怕犯错误,你看他。”
我母亲说:“他也不容易啊,是作孽过,但他受到了惩罚了,这一次他对于窦嫂的后事安排的挺好;一个男人,带着两个男孩子今后的日子怎么办啊!”
我不知道他们谈话的意思,只是觉得他们家怎么那么多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说不清楚这么多人......
我记得派出所也来人,把他叫在一边说着什么,我不知道,我看见他毕恭毕敬地站着,说着“是!是!是!是......”
防疫站的也来了,喷洒了一些药物就走了,他们说她得的是传染病。
丧事办完,她两个山东家的女儿走了,带着一些她母亲的遗物,一个包袱和杂物还有一些中草药回老家了,他师傅的那个耳聋的儿子技校毕业了也工作了;他每天赶两个潮汛,在街道上晒着海带,还有从山上采集的中草药,听说他的日子更艰难了......
我们那条街那几年死人很多,我只看过那一次;也是人生第一次知道什么是死;对于生更是模糊的概念,不知道生孩子是怎么回事,母亲告诉我们是怎么来的,就是说“从山上捡来的......”
那几年我们院子里的槐树花,榆树皮和榆树钱都被院外的人们抢光,山上的一些野菜也挖光了,郊区的地里被城市的人一遍一遍翻过,豆荚和庄稼的藤蔓也没有了。
邻居的一家人从鱼市场捡来河豚做汤吃了,全家中毒死了没有人知道,十几天邻居才发现。
两个双胞胎是我小学同学,我是一九六四年上学的,我们的班主任很关心他们两个。
班主任的两个儿子与我差不多的年龄,中午老师把她的午饭拿出一些给小哥俩;同学们很羡慕,几个男孩子就骂他俩是“要饭的,不要脸。”老师批评了他们,讲道理说“不要歧视他们,要关心同学,帮助他们......”我的第一个班主任是济南师范学院毕业的,她的家是地主出身,当时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她应该在高中或大学工作,但当时在一所小学教一年级。现在想她也有自己的苦楚,她比我母亲小六岁,一九二四年生人,我不知道她现在的情况,活着的话也近九十岁了。
我的那两个同学在一九六八年与他父亲回山东老家了,那个男人听说在一九七八年得病死了,听到两个儿子在家务农,现在不知道在哪里。
母亲后来说,那个男人年轻犯了罪,进了监狱押了十二年,劳动改造的好提前释放。
他女人死时他三十五岁,那应该是二十三岁时犯得罪。
那个女人与他不是原配,她是他的师娘,他与他的师傅在码头当搬运工。
他十六岁那年,从山东来大连投靠叔叔,他叔叔得了伤寒病死了,他举目无亲又走投无路没有了盘缠,饿晕在码头;一个山东大汉救了他,把他领回家,他与师傅一起在码头做苦力,帮助师傅养家糊口,师傅有一个儿子,就是那个耳聋的孩子,两个姑娘;师母(就是后来那个女人)患有肺气肿,当时说是痨病,孩子多,老婆又是药罐子,这样几年下来他师傅劳力的透支,也得了伤寒病,没几天的功夫就死了;这一家老小如天塌下来一样没招没捞的。
十八岁的他撑起了这个家,比长工还艰难,每天繁重的劳动,回来还要照顾师娘和三个孩子,他就这样与师娘在一起生活了。
这个病女人,病没有治好却怀上了孩子,而且是双胞胎。
孩子生下来,家里日子越来越贫困,没有办法把二姑娘送回山东老家寄养在亲亲家。
他与师娘现在说同居时,大姑娘十五岁了,可以照顾家看两个弟弟了。
虽然困苦贫穷,他正值青春期,繁重的劳动使他筋骨越来越强壮,他的师娘却每况日下,从生了双胞胎后就经常咳血,干枯的如骷髅。
他师傅的大女儿却出落成大姑娘,像师傅修长的身材、丰腴的胸脯;一幅美人胚子。
一个屋檐下,一个是二十三的叔叔,一个十六的侄女,就这样她们在一个夏天两个人就偷吃了禁果;女孩子的肚子越来越大,她妈妈询问后报了派出所。
第二天,一辆警车驶来,法警把那个男人带了手铐带走了,他的双胞胎儿子才两岁。
他师傅的大女儿怀了他的孩子,回了山东老家,时间应该是一九五八年吧。
再后来听说她生了个女儿,嫁了一个比她大十岁的男人。
她回来过,就是那个得了痨病女人死时(她的妈妈),我见过她,还是那么漂亮,头发还是那么黑,身材很丰满......
三
童年的记忆力里,桂林街是一条十字街口,我们居住的上坡就是水泥的百阶楼梯,从这楼梯上去就是通往老虎滩和棒棰岛的路,小的时候经常走这条路。
这条街也住着一些白俄和日本的侨民;大连的历史上虽然只有一百多年,但它的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标志。
从1899年始称大连市。第一、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对大连进行了侵扰。作为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主要战场,大连在近代史上曾遭受两次大的战争劫,沦为俄、日殖民地近半个世纪,其中日本的殖民统治达40年。这些搁置在大连的侨民正是战争遗留的活标本。
其中有一个俄罗斯中年人,小时候看到他整天与酒为伴;母亲说他的父亲是苏联红军,曾经与父亲一切工作过,一次意外牺牲在大连,他的尸体与抗美援朝牺牲在大连的苏军埋在一起;他的母亲跟一个哈尔滨男人走了;他一个人在中国读书,他爱上一个中国女孩子,母亲说他们是59年结婚的,但那个女孩子有先天性心脏病,生孩子时大人与孩子都死了。
当时那个俄罗斯中年人在大连一所外语学校教俄语;妻子和孩子死后,他就萎靡不振天天喝酒,房间到处是空酒瓶子,后来就不能去学校了。
国家还是很照顾他的,在国家自然灾害期间保证他的物质供给,有时街道派人帮助他清理房间和院落,他总是眯着眼睛笑,或许那时就有了轻微的精神病。
我看到他的模样,个子很高、白皙的脸、亚麻色的头发披肩弯曲着,一件褐色的短呢子大衣,紧身的马裤,棕色的皮靴,很帅气的绅士装扮,我想起【静静地顿河】小说中那个男主角,或许这是他的民族的一种审美标准。原以为俄罗斯这个民族是粗犷的,我常常看到的是他们嗜酒如命不修边幅,其实这个民族对于爱情还是执着的,母亲说的就是他的一些事情。
他原来不酗酒,或许是喜欢的人没有了、爱情没有了;寻找一种麻醉和忘记。
后来他还是找到了一个喜欢他的中国姑娘,是他的学生,也是我的邻居家的最小的姑娘,我叫她老姑。与我前面说的那个顾老头有关系,他的最小的姑娘。
顾家在我们那条街算是一个很风光的大户了。
他的大儿子很优秀,大连解放时他高中毕业,参军后就南下,当时有文化在部队是大有益处的,二儿子在一所理科大学读书,三儿子读的是铁道学院,大姑娘在家里排行老大,早早的就嫁了一个农民,最小的姑娘当时刚刚从一所外语学院毕业,专业是俄语和英语;顾家老头在解放前就开油坊,他的老婆是大家闺秀,人长得小巧玲珑,人很善良温柔又知书达理,但这个顾家是男人当家。
解放后顾家成分是资本家,但他的大儿子当兵,就算参加了革命,那个时期他的家没有受到太多的干扰。自然灾害时期他家的厨房总是冒出诱人的肉香,而且粮食是充足的都是白面和大米的细粮,街坊邻居总是高看他们家,他们家的墙很高,老顾头年轻时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当时有六十多岁了还是身强力壮的,他家周边的空地都被他耕种着,我经常看见他一个人推着水车和粪车,每天都忙碌着;但他很刻薄为人,只有他的老婆与邻居来往,一般在下午的一点到三点,三点后顾老太太就送客了,老顾头很准时在那个时间回家,我母亲就是她家的常客。
顾老头对于她老婆是约法三章的,就是不准他家的女人到外边,加之顾老太太是裹脚的,行走是不方便的,她经常约我母亲去她家消遣,给她带一些外边的信息。
母亲经常帮助她做一些刺绣,母亲说顾太太一个人很苦闷的,那个牛高马大的顾老头把钱看得比她还重,日常给顾太太的零花钱少的可怜,这或许就是那个时代的男人的权利,女人只是男人的一件活着的物件。
顾家的小女儿在顾家可以是叛经离道的人,刚开始是处于和怜悯去帮助那个失去妻子和孩子的俄罗斯老师,帮助他做一些家务事情,他辅导她英语和俄语,闲暇时聊天,俄罗斯老师弹奏肖邦和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她喜欢唱歌,这样他们慢慢的相爱了,当他的小女儿向顾老头说此事时,顾老头把她的闺房锁死了,用铁丝网封住窗户,房间放置一个陶罐子,大小便使用;这样呆了六天,老顾头的小姑娘不翼而飞了,气急败坏的顾老头把顾老太太锁在了那个房间,全然不顾夫妻之情。我母亲去劝说过,顾老头恶狠狠的说“出去!不管你的事。”就这样关了一个星期后,他的孩子们跪着求饶也不行,还是他大儿子带着部队的人来打开了房门,奄奄一息的顾老太太得救了,从此就瘫痪了,我再没有看见她出门。
顾家小姑娘不翼而飞,顾老头也宣布与她断绝关系。
过了两年,小姑娘带着那个俄罗斯老师,怀里抱着一岁多的儿子回来了。
这一次,老顾头是喜上眉梢的高兴,原来那个俄罗斯老师有一个姑姑在沈阳,是苏联驻中国领事馆的一个官员,他们那一次出走去了沈阳,在那里办理了一切去苏联的手续,定居在苏联。
这一次回来可以说荣归故里了,从苏联带来的东西拉了一汽车,给顾老头带的是镶金的手表和怀表;她的哥哥姐姐是镶钻戒的,给顾老太太是是一个轮椅,她的孩子推着她出来晒太阳,那个时代有这些东西是很奢侈的,不敢想象的。
顾老头也是势利眼,在人前人后的把袖口撸起来显摆那块金色的手表,把怀里的表也拿出来给人听那些机械的声音。
他就是一个土财主,他的祖父是个秀才,听说去赶考时怀里揣着玉米饼子,一个咸鸭蛋,来来回回半个月,那个鸭蛋还有一半没有吃完;顾老头经常用这件事教育孩子,他的家法还是很严的,几个孩子读书都很好,但缺乏善良之心。
其实他一个人也是一辈子穿着土布衣服,鞋是他儿子给他的解放鞋,五冬六夏的一个色;我曾经看他的衬衣领子,打满了补丁舍不得扔掉;他把破碎的衣服做成鞋垫或搓成绳子当围腰,街坊的男孩子说顾老头从来不穿内裤,就是拉屎尿尿也回家他的口头禅是肥水不流外人田,要求他的家人也必须回家大小便。他为了积攒种地的粪便,在院子里放置了一个大缸,可以装几个人的,整个都埋在土里,留着一个缸沿搭一块木板,大小便就在那里。
一次顾老头得罪了邻居的几个大一些的男孩子,他们翻墙去摘桃子吃,顾老头打了他们。这几个男孩子把顾老头踏板反面用锯条割了一下,又恢复了原样放置那里,顾老头急急忙忙从外边赶回来拉屎,刚踏上准备气力,噗通一下木板断了,他实实在在的掉了进去,他的几个儿子把他大捞出来,用热水冲洗,顾老头知道得罪人了又抓不住是谁;街坊邻居也窃笑他说“活该啊。”也有大人说不应该这样对待一个老人,这一次顾老头在家闭门不出有一个多月,从此就收敛了一些。
自从他的小女儿回来给他带来了荣耀,在以后带来的却是不尽的灾难。
由于中苏关系的紧张,他们在中国呆了不到一个月就回苏联了,他们那个时候是做火车到满洲里再去苏联,那时候需要半个月的旅程,这一去就是八年。
顾太太病危,急电他们回来,这一次没有上一次如妃子省亲那样辉煌,顾虑太的大儿子也因为妹妹的海外关系没有继续提升,他和老婆孩子静悄悄回来了,没有过去的穿着将军的服装大摇大摆的从我们那条街走,过去是吉普车开道后面就是黑色的轿车;大包小卷的提着。
他的二儿子也隔离审查了,因为顾老头的问题,说是与日本人有关系,顾老头解放前在日本人那里做过生意,也流利的说着日语,解放后他嘴巴闭得很严,从来没有说过日语,我母亲会日语,顾太太也会说,我母亲听到他们在家里教授孩子说日语的,大连的老一代人会说日语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日伪时期是不允许在学校说中国话的。哈哈;因为这些,许多会日语的老人被扣上日本特务和汉奸的帽子,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
顾老头的小女儿和女婿回来了,还有他们的儿子,细细的个子中国混血儿长得很漂亮,我称作老姑的还是那么漂亮风韵始终,只是那个俄罗斯老师胖了,如一头水牛一样圆润;穿着猎装式的皮夹克。
顾太太在他们回来的第三天走了,似乎就是冥冥中等待她最小的姑娘才弥留的。
顾太太的丧尸办的很隆重,整条街都轰动了,披麻戴孝的孙男第女几百人,出殡的那一天母亲去看了顾太太最后一眼,她享受了土葬,埋在顾家解放前就有的坟冢。
也是文革前最后一批土葬吧。
文革开始了,一次母亲悄悄地与父亲说“顾太太是有福气的,看现在老顾头遭得罪,整天被红卫兵和造反派批斗,脖子上挂着沉重的大牌子,头上戴着纸帽子,天天在低头认罪,若她活着不也成了地主婆了。”
顾家的小姑娘,她的男人和孩子没有回苏联,在中国大使馆的签证被羁押了,他们也三天两头被公安机关传唤着,顾家的灾难由此开始......
四
童年如一朵野花绽放后瞬息就凋零了,留下的只是一些痕迹和残缺不全的回忆。
回忆是对于过去的一种祭奠是一种不舍和眷顾,包括对于逝去的人和事情有一个真实的反映也是给活着的人们的一种心灵慰籍。
我的文字不是小说,没有那么多的悬念和意向,没有包袱和太多伏笔,只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写一些散佚的文字和纪实。
顾家是一个大家族,所以顾家的故事就多,从他们的祖上到我童年看到的今天,在变幻着角色,他们的家庭在一九六七年以后就发生了变化,他们的俄罗斯女婿被羁押了,顾家小姐经常被传讯,后来也被隔离了。他们只有十岁的孩子有姥爷带着,到了上学的年龄,但动乱的年代哪里有学可以上,我此时也上三年级,学校的大堂里粘贴着批判“三家村”的漫画,这就是那场动乱的前奏,从文化节开始的。
那个十岁的男孩子也和一些男孩子在街道办的学前班,当时称为“抗大小学”,由一些高中毕业的学生担当,,顾老爷子每天去街道接受批判,他的外孙就照看,经常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在苏联生活就有哮喘病,这些日子更严重了,他的中文又不好,没有人与他说俄语;顾家大院这时候住的人家很多了,他的二儿子和三儿子都结婚了,都有了自己的孩子;而顾老头的大儿子来的很少可能是避嫌和父亲的身份问题,他多少也受到牵连。二儿子和三儿子也经常被隔离审查,所以一到晚上他们家的灯光是黯淡的,他们妹妹的这个孩子他们也不似从前那样众星捧月一样呵护着,有时候还受到斥责和辱骂,因为这个孩子的生活习惯和地域的差异;我就见过一次他搂着他表妹亲吻被他舅妈骂过、被姥爷打屁股。我母亲说这个孩子是一种对于亲人的喜欢,(可能俄罗斯民族的习俗)就是现在的拥抱吧;但那个时候被看做是不正常过隔了。
这个孩子很聪明,很快就与街坊邻居的男孩子混在一起;他也经常询问爸爸妈妈的事情,有关部门也带孩子去居留地探望孩子的父母,我感觉这方面还是比较人性化的,尽管那个特殊的时期,中苏两国关系到了一触即发的时期,任何国家的这些特殊情况也是必要的。
我想起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对于中国人犯下的罪行;但美国人在美国羁押了日本的侨民,但日本人民是无辜的,那是战争状态,一切都可以理解的。
但这一些对于孩子的牺牲和逝去的就太多,中国俄罗斯和中国的混血儿与我们一样都在受教育的时间错过了;后来这个孩子也没有受到大学教育,尽管他的父母是那么优秀。那个时间特殊的年代,也有势力和炎凉给与这个孩子的伤害;他的父母辈羁押了有五年之久。
约在一九七一年他们被允许回家,他们的孩子已十五岁了,但与街区的孩子一样每天在外边疯跑,他的俄语也忘记了一口流利的汉语带着大连味道;他的妈妈被安排的市外事委做厨娘,那个俄罗斯老师在家闲着,感觉他们一家也适宜了这些。
我这个时期与那个俄罗斯老师有了进一步了解,知道他的名字是尤金博夫,我就叫他姑父,与我母亲一个辈分,我小舅舅与他同岁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生的,他的孩子名字是阿寥沙。中文名字他说李健,他儿子将李江;他说着一口标准的汉语,喜欢唱歌,音域宽阔厚实,那时候可以唱俄罗斯时期的红军歌曲,他用俄语唱的很深情;家里的钢琴没有了,他就拉着手风琴。经常一家三口人唱歌跳舞,这就是俄罗斯民族骨子里的豪放和坦荡;尽管在那里被审查隔离了很久,但他们一家与邻居处的很好,那个我称为老姑的厨艺很好,经常在我们家帮助我母亲做一些事情,可能源于她母亲与我母亲的友情吧。我们那条街来自五湖四海的人,都是解放后搬过来的人,但那个时期人是素朴的没有今天这样的势力和隔膜;所以对于他们家,老顾头的苛刻吝啬也没有忌恨,对于他在动乱时期受到的折磨还是同情的。顾老头也没有原来那样的精气神了,家里的变故和老伴的逝去,他老了。他脸上的斑一块一块的发黑,又有前列腺和痔疮,经常睡不着叫喊,我母亲去看过他,他柔和多了,看着这些老人一个个走了,心灵也有隐隐的颤抖。他亲自把我母亲送出门说着:“大妹子,年龄大了悠着点......”
一些情节在童年是模糊朦胧的,这或许就注定了人生一辈子的选择。
俄罗斯老师经常带我们去海边,他是钓鱼能手,每一次都是满载而归,有黑鱼、黄鱼、胖头鱼和蟹子;老姑的厨艺好,就做出许多花样的海鲜;当然我们是第一个品尝的。
顾老头的三儿子后来自杀了,因为工作调动引起的吧,他想不开从主任工程师到车间做工人;他喜欢养鹰;小时就看见他工作之余到南山放鹰训练鹰,他的那只鹰很厉害的,我曾经与他一起去围猎山雀,看见那只鹰捕获了五只;他一声口哨就把它呼唤回来;我感觉很神奇的;父亲不让我与他玩,说玩鹰的是不着调,北方话就是不务正业的二流子,其实现在感觉他不是这样的二流子;他给我说了他的经历,高中毕业他考入了辽宁大学中文系。他的哥哥也考入一所理工大学,他父亲不让他习文,说什么“没出息....”逼着他学工,他当时有病休学了一年,考取了一所中专学精密仪器专业;他的记者梦破灭了;一段时间他很颓靡,分配在工厂从工人开始一步步的做到主任工程师,现在又因为父亲的牵连被下放在车间;那时候他结婚了还没有孩子;他二哥的孩子都读小学了,他的老婆怀孕了;她是一所中学的老师,但他的家庭是资本家,尽管她是东北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她的身材很胖,去过医院吸油脱脂,邻居一些皮孩子叫她杨胖子,我母亲很反感这些孩子的无知,她到过我家哭着说这些,我母亲劝导她后,她很在乎这些的,一个为人师表的老师在那个时代得到了太多的委屈和不公正;他的男人被下放到车间,她被无知的学生在学习批斗,脖子都被挂牌子的铁丝勒出血;我母亲看到这些抱着她哭泣,安慰她想开一些;她的男人在一个下午自杀了吊死在家里。
顾家的二儿子在“五七干校”学习,顾老头开始变卖家里的一些东西补贴家用,他也老了,院子荒芜了,耕种的地也被征用盖了房子;我们那条街原来的面貌开始变化了。
原来的独栋别墅,有前后院落的格局打破了,外来的人口增加,人口飞繁衍,各家各户在后院盖起了简易房给孩子结婚居住;有凉台的二楼也盖起了三楼;桂林街也逝去了淳朴和一种情趣;我在【槐花】一诗中写过,童年对于那条街的记忆。五月的街道,被槐树屏蔽着,那些树荫中;一串串饱满的槐花,在春风的吹拂中散着芬芳.....而在那个时期,邻居为了盖房子把院落的榆树砍了、把银杏树砍了、把每家每户都有的松柏也砍了、每家每户的爬墙虎也没有了,院子里的玫瑰、芍药也没有了。都被那些玉米和蔬菜占有;那个疯狂的年代何况是人类啊,也是疯狂的。顾家的人或许有一些事情不尽人意,但他们受到的磨砺和苦难正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
顾家的二儿子没有看见自己孩子出生,他的老婆生了一个女孩子。我回城后见过她,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个子很高,很健康,喜欢打网球,模样像她妈妈。
后来杨老师又嫁了一个工人,这个男人听邻居说很厚道,沉默寡言的;他也有一个儿子,他对杨老师的女儿很好,杨老师也喜欢他的男孩子,给他辅导功课。
听妈妈说他们那个时期的生活很幸福,杨老师也成为国家的特级教师,在高中成为很受欢迎的老师。她的班级升学率很高,每一年都有四五个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可惜那个杨老师得了癌症死了。
她的第二个男人一如既往的关心她的女儿;(我是一九八五年离开桂林街的)听说她的女儿在上海外国语学院读书,而这个男人的孩子也考入了理工大学,为了杨老师的女儿,他的儿子放弃了学习、选择了提前工作;在工作期间自学,待到杨老师的女儿毕业了;他也完成了本科的学习;是他们在风雨在长大了?还是一种缘分?杨老师的女儿选择了继父的儿子为自己的爱人;这不是媒妁也没有父母的意志;这就是他们的共同经历中传达的;结婚也是很简单的没有排场。
顾老头还是寻找了一个女人伺候她,我见过那个女人,个子很大又胖乎乎;与顾老头的第一个女人形成反差;这个女人年轻就守寡,养育了五个孩子,个个都出息,有一个在一所大学教书,一个在国企做总经理;这个女人过来,车拉了一车的东西;这个女人每天带着围裙把顾家里里外外收拾的干干净净。
过去顾家有一种陈腐发霉的味道,还有顾老头身体的(常年的糖尿病)臊味。这个女人的到来,明显着瘦了,她能干;老姑也喜欢这个继母,但老顾头的钥匙还是牢牢的别在自己的裤腰上,这个权利是不会放弃的。
我母亲说他在旧社会的企业在解放后公私合营后一直有红利的;他家的金元宝都是没有启封的;这个女人在顾家就是一个老妈子,就是保姆也有薪水的,她没有,还要伺候顾老头的生活;顾老头的前列腺已很厉害,裤子天天是湿漉漉的,他对自己也很吝啬不肯花钱治病,一次厉害了去了医院,打了几个吊瓶就着急出院了,医药费还是那个女人的儿子出的。
顾老头回来了,那个女人没有过怨言一把屎一把尿的伺候顾老头;直至顾老头到死,顾家的钥匙始终没有给她。
掩埋了顾老头的一百天后,那个女人离开了顾家。她在离开前用自己的积蓄给顾老头的孙子们一人买了一套衣服,她说“这是一个做奶奶的心意。”
我母亲与这个女人关系很好,看着她的儿子把他妈妈扶上车的举动,我母亲落泪了......
我母亲一直与顾家有联系,后来那个女人死了,老姑去了在她的墓碑放置了鲜花;顾家的其他人没有去。
真实的情况是,顾老头在顾太太死后,寻找了四五个女人,都受不了顾老头的洁癖和暴力走人了。
对于死的人,我不想说的太多,但顾老头在我们那条街是出了名的吝色鬼,还有洁癖。他的孩子们对于他都有遣词,包括他三儿子的死与他有关系。
五
童年,一些记忆是模糊的,但那些标志性的自然物体是清晰的哪怕是一条小溪山丘,都能延伸出故事。
老鳖湾坐落在南山脚下,在大连这个没有自然河流的城市,一些蓄水池和人工挖的水库就是人们在春天踏青郊游的地方。
老鳖湾也是一个不大的水塘,记忆里它的蓄水很少,夏季孩子们在里面戏水,冬季结冰了就是滑冰场;但老鳖湾是漏斗式的水塘,夏季经常有孩子戏水弱死。
老人说那里有千年的鳖精,那里的鳖馋。
我们那条街的孩子也经常去,我也去过在岸边看小伙伴下水,我不敢下水;回来还是遭到大人的训斥。
老鳖湾也是一个刑场,枪毙人的地方,从解放前开始。
我记忆中每当有死刑的囚犯,随着警车的尖叫声,孩子们也跑去看,大人就把自己家的孩子看紧,吓唬他们他们说“不能看啊!乱枪会打着的枪是不长眼睛的。”这一切并没有吓唬住我们,我们那条街的男孩子还是偷偷摸摸去看光景,每当刑讯时,老鳖湾周边是戒严的,四边是部队把守着。我看见过的那些犯人,一些在没有开枪前就萎缩不能站立了,还有大小便失禁的。
我居住的区域有一个二十八岁的小伙子,说是杀人罪被执行枪毙的。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枪毙人的场景,邻居的一个男孩子拿着他父亲的高倍望远镜,是苏制的坦克车使用的带紫外线,我们几个小伙伴轮流了望。看着那个小伙高大魁梧的身躯被绑着,嘴里似乎有东西,他的肤色很白,留着络腮胡须,是在执行的前几天他要求刻意留着的。
他的神态很淡定,露着微笑一步步走进法场,我们几个男孩子很惊讶,又不敢大声说话,躲在草丛里。其他的囚犯一个个是被法警架着走的,他们的脸色煞白或蜡黄;每一次看过都做噩梦,父母亲也拿这些来说事教育我们。
后来听说那个年轻人是为情杀人,他曾经是省里的一个独唱演员,老婆是舞蹈演员;外界人感觉他们很般配。他曾经随歌舞团到过朝鲜慰问过志愿军,是个很有前途的歌唱家。
他经常出去演出,他老婆与团长的就有了暧昧,一次他老婆与那个团长的奸情在房间里被他抓了个现行;他老婆就不回家了,在外边与那个团长同居。
一次演出回来,他去寻找老婆与那个团长发生口角,两个人厮打起来,顺手把桌上的水果刀捅进那团长的腹部,老婆跑了,那个团长心脏失血过多死了。
谁知道那个团长的老子有背景,本来是误伤的案子变成了故意杀人案。
简简单单的一个月就宣判死刑。这个小伙子八岁就没有了父亲,她有一个姐姐在青岛,他的妈妈在农村苦苦守着草房子盼望儿子回去看她,她的妈妈不知道儿子的事情,死时没有人收尸,他的妈妈在一九七八年死了,至死还不知道儿子已死在十二年前,这件事情在一九八零年被甄别为重判和误判,没有道歉的文件和任何补偿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另一个是流氓犯罪被枪决的囚犯,一个小学体育老师,说是猥琐男孩子罪行。
母亲也说这是伤天害理的作孽啊!而且宣判的有理有据的,告示盖着司法机关的印章,张贴在大街小巷。之后那个体育老师被枪毙了;他当时三十一岁,没有结婚。他的家属当时也羞于此事,没有收尸。
听说他的尸体被医院带走了,用于解剖教学。
他曾经是省级中长跑的记录保持者。
文革前,在小学教学的男老师是没有人喜欢把女儿嫁给他们的;况且是体育老师,在婚姻这方面更是艰难。
我读中学的体育老师曾经是国家级的运动健将,也是国家一所名牌体育大学的高材生,因为脸上有一些浅浅的麻子,四十岁后寻找了一个死了男人的女人,还带着孩子。
在大连这样的事情很多,也揭示了男女在婚姻方面的势力和世俗受着传统和世俗的影响。
后来这个小学体育老师的案子是一个虚假案件;他的亲属几次申诉后得到了甄别;但他的尸骨至今都不知道在哪?说这些事情不是强化和夸大什么,想一想中国从古至今草菅人命的事情是很多的,我想起“莫须有”这句话的延伸,在今天,也是一切都是可能发生的。
老鳖湾这个枪毙囚犯的地方,大连解放初期枪毙的汉奸张本政也是在老鳖湾执行的;这个地方一直到一九八五年以后,才有开发商在此建立的桥梁,有一些建筑,现在这里是高档的别墅区;这个曾经血腥的地方被讹传成了一些名人曾经的居住地,确实现在的这里居住着一些当代的土豪,这些人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但他们的金钱如这块地方也充满着血腥并不干净。而一些人给自己贴金过了头,不知道是炒作还是为什么?
其实老鳖湾周边是没有居民的原来,这里有一个手表厂和仪表厂,它的四面都是丘陵,老鳖湾是丘陵下的低洼地,所以就形成了一个水湾,解放前就是雨季泄洪的水塘。另外还有南大湾和明泽湖两个水湾也是这样形成的;现在的名字是植物园和儿童公园;原来的这些水塘一样的湾面积是很大的周边都是树林,现在比过去萎缩了许多,这几年被周边的开发商的侵占,已没有了过去的原始风貌。
童年时的南大湾,没有钢筋水泥的建筑物,但依山傍水而建的亭台也有雕梁画栋,那些长廊和廊桥自然的延伸在水中。冬天有雪景,那些景致不亚于西湖断桥的委婉;夏季有垂柳倒影在湖面,一些谈情说爱的青年男女徜徉在水的岸边;秋天也很美,这里的植被保持的很好,原始茂密的树林在秋天有红色和黄色的叶子,山涧常年有流水潺潺的声音......
小时候我与大人一道去植树,可以说现在的郁郁葱葱是建国后几代人大连人在丘陵地上绿化的结果。我每一次出差回来从飞机俯瞰大连是山野一片葱郁的景象,即使到了深秋和冬季也没有太多的萧瑟和荒凉之感;还有湛蓝的大海呼应着群山;而南山公园那里的小桥边,曾是我童年经常流连忘返的地方;我喜欢那种宁静,在丛林中时光被搁浅的幻象,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中学毕业。
从农村插队回来,我再也没有去过,这一晃就是三十多年。南山公园改为鲁迅公园,到现在是植物园;鲁迅的大理石雕像安置在湖水的北边,他的四面是环山的风水宝地。我不知道鲁迅地下有灵吗,在今天的中学语文教科书如野草一样都删去了他的文章后,唯独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一个针尖大的海滨城市有他的大理石雕像安详的矗立着;这个城市的老一辈人记得他,包括我们这些有过信仰有放弃的一代;我相信曾经被毛泽东称之为骨头最硬的文化革命的旗手和先驱者,在中国历史上应该有适宜的名分。
那个明泽湖、现在的儿童公园,我有时路过那里,看着它的变迁也是不能说什么好,感觉它瘦小了萎缩了,四周是不断凸起的建筑物;连原来的铁路医院也矮小的不堪言表。
五六十年代的明泽湖,周边是开放的;冬天的湖面如一面镜子,大人和孩子都在这冰面上玩,大人穿着薄薄的衣服在凛冽的天气滑冰或锻炼,嘴巴里出着热气;孩子们戴着绒线织成的滑雪帽,风风火火地在冰车上自由自在的玩耍,脸蛋儿冻得红彤彤的;今天,那种惬意已经找不到了。
今天,看着四周的栅栏锈迹斑斑,常年失修,只有几个滑梯摇篮孤零零地摇曳着如枯死的树杆,原来的茂密的树林没有了也没有昆虫和鸟儿的鸣叫,清晨时许多的学生在这里朗诵也没有了,带来的是公交车和私家车的拥堵和耳鸣的噪音,这就是今天的儿童的公园。
桂林街有一个部队大院、铁路大院是两栋四层楼的房子,因为这两个大院有水泥围墙和门;这条街的周边就是几十栋独立的别墅群。
我的同学在铁路大院住的很多,一些在部队大院居住,部队大院原来是苏军的驻地,后来是大连的驻军,再后来就是陆军的一些高级将领的居住地,大部分都是老红军,最低的是抗日战争的老八路,与我的父亲年龄差不多。
这里的建筑都是日本式的房子,独立的别墅有院落,院落里有假山和一些鱼塘。
铁路大院是俄罗斯式的建筑,有沙俄时的建筑、还有解放后的一些新建的四层楼。
新的建筑在中山区,大部分住着铁路的工程技术人员,那时候等级也是很严格的。
这些铁路的工程技术人员也是解放前就在满洲铁路局工作的旧职员;其中有日本的侨民和朝鲜人。解放前朝鲜人是二等公民,中国人在后边。
我的同学的父亲大部分都是原来的铁路局的旧职员;其次是部队大院的,还有大院外的。
大院外边的同学;他们的父母多数是山东人,还有解放后从五湖四海到大连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大院外的同学,他们的父母大部分都读过大学和高中,大连和平解放时急需一些人才;从上海来的多一些;其余的市政府工作人员,就是一批从部队充实到地方来的干部;还有的就是闯关东的后代;我小学的同学有七八个他们的父亲都是师级将领,转业后在地方,后来调到了一些大城市做市级领导干部。
我们那一条街延伸的很长,从明泽湖到朝阳街,又延伸到三八广场。现在都今非昔比了,建筑一个比一个高密集的都没有人走的路了。过去从桂林街站在高处就一眼望到的三八广场,今天却层层叠叠歪歪扭扭的被割离,小区的栅栏使得交通更加阻塞。
或许童年的记忆是偏见的,但也荡然无存了那些童年的记忆;今天只有从记忆中,从那些高楼大厦的折射的阴影中追回逝去的世界。
童年记忆犹新的老虎滩。现在如果去寻找那时的景物,恐怕是一种徒劳和无意的了。
事事沧桑,今天的老虎滩,祖先曾漂泊第一次靠岸的海滩,没有了过去渔船停靠在码头的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的热闹,没有了那些原始的交易和劳作归来的画面了。
童年时的老虎滩,有一个渔民村落,住在这里的大多数是从山东划着舢板过来的渔民。母亲说应该在清朝的中期,我的外祖父是十八岁闯关东的,应该是一九零五年,已到了清朝末年,但记忆中看过外祖父年轻时的一张照片,是留着辫子的,穿着大褂,戴着礼帽,旁边的外祖母坐着,脚是裹着的就是说的三寸金莲。他们就是在老虎滩靠岸的,说是坐小火轮过来的。
一些移民就搁置在老虎滩的石槽落地生根,就有了老虎滩这个远近闻名的小渔村,这里的人们靠海生活着;我的一个远房亲戚也是在老虎滩的渔船生活了近百年,可以说老虎滩的渔村比大连存在的还早一百多年。
现在的人们只记得大连。似乎忘记了原来的大连称之“旅大”,这包涵着旅顺和大连两个地域的合称。
“大连”之地名原本是满语词汇中“嗒淋”一词的译音,其本意是“海滨”或“河岸”之意。
俄国人在此地区统治时,沿用清政府官方的满语“海滨”作为该地区的名称;日本人在其统治时,又借用汉语中的“大连”二字来标注满语之音“嗒淋”。故而,才有流传至今的,以“大连”二字作为城市之名的出现和定位。
我与朋友聊天,他很瞧不起大连这个城市,说大连才一百多年,我们杭州有三千年了。
其实大连地区至少有17000年的人类活动历史了,在今天的牧城驿那些出土的文物和遗址。战国至秦汉属辽东郡。汉设沓。唐属安东都护府。辽设苏、复州。金改苏州为金州。元设金复州万户府。明设金州卫。清设金州厅。
19世纪,这里还是一个名叫青泥洼的小渔村。100多年前,俄国人开建了这个城市,给她起名“达里尼”特别市,意为遥远的城市,一个远离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地方。1895年底,日军因侵占中国领土而损害了其他帝国主义的利益,在俄、德、法等国干涉下,清政府以3000万两白银向日本买回辽东半岛。此后,沙俄以100万两白银重贿李鸿章,于1898年3月27日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大连地区都是主要战场,并先后被俄日帝国主义者占据近五十年。1898年开始,俄日在大连湾南岸的青泥洼一带建立大连市。
关于大连名称的由来有很多,其一:19世界末,日本人占领了这个城市,把“达里尼”音译过来就成了汉语的“大连”;其二,大连人中大部分都是山东移民,在山东有一种很流行的事物叫做褡裢,褡裢与大连同音;其三,大连近海有很多小岛,俯瞰就像用链子串起来一样,当地人称做褡裢岛。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大连同日解放,大连人也说光复,我想起父亲经常说“七七事变”,小时候不知道什么是事变和光复,中学时知道了“事变”和“光复”在大连人心里的意义。
1945年大连成为全国最早解放的城市,同时设立旅大市。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3月12日至1954年7月31日期间,旅大市为中央直辖市。
1981年更名为大连市。
我在“旅大”和“大连”这个更名时期有很长时间不适应,总是绕口的一遍遍矫正重复从“旅大”到“大连”,其实许多人与我是一样的……
六
大连这个年轻的城市,也是新中国成立前第一个获得新生的城市;之前有沙俄和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了五十多年;留下的历史痕迹不单在建筑方面,还有一些滞留的侨民。他们大部分是日本侵华时死在中国的士兵亲属和孩子。
前面写的顾家的小女婿,还有一些日本的女人和中国人的后裔,我们小学时就有两个,他们在一九七二年被日本政府接回了日本;还有一些白俄时期的遗老遗少,其中有一个俄罗斯男人,大家叫他“哈拉少”他是一个满脸胡须的男人,如一头野骆驼一样,浑身散发着酒气,醉生梦死的生活一直到一九七零年;他冻死在一个锅炉房里,没有亲戚朋友,民政局的救护车拉走了他。
这个哈拉少,他是一九二零年在大连生的。据说他的父亲是沙俄的一个贵族,为了逃避十月革命后苏联红军的绞杀,从远东的海参崴逃到到沈阳又辗转到了大连。
老一代人称之沙俄人为大鼻子,称职日本人为小鼻子,称职朝鲜人替日本人做事的为二鬼子,称之中国人为日本人做事的狗腿子为“拿票的”。
那个俄罗斯男人曾经在张本政的货轮上做水手,年轻时长得牛高马大的模样很帅气,人也豪爽;曾经与一个窑姐同居,有了一个你女孩子;后来那窑子的女人与一个商人私奔了,他从此就喝酒成瘾,也不能做水手了,一个人就在码头晃来晃去,原来的朋友和船员有时也接济一下他,后来看他无休止的堕落朋友们就疏远了他,再后来他把自己的女儿换了酒喝。
老人说他的女儿长得很漂亮,黑头发蓝眼睛,五官和他一模一样。
大连解放后,这个女孩子到哈尔滨投奔了她的一个姑姑。
这个大鼻子俄罗斯男人从此没有亲人,无依无靠了;冬天他在寒风了狂奔,没有酒喝,就用工业酒精兑水喝,酒精中毒鼻子是殷红的。
孩子们从此就喊他“红鼻子”,他嘿嘿地傻笑,我看见他时,他的呢子大衣如一张渔网破烂不堪的,腰上是麻绳做裤腰带;小女孩不敢靠近他,他经常有一些猥琐的下流动作,这样他经常被路人打得鼻青眼肿的。
他居住在一个日本房的一楼,一次他点燃酒精炉失火了,整个房间都毁了,因为日本房都是木质结构的房子坍塌了,他就住在锅炉房里,一直到死。
他楼上住着一个德国老太太,据说是沙俄时期来中国的,曾经教授一所完全中学的外语。
她原来的男人是一个威武的俄罗斯军官,她琴棋书画都会;我说的琴棋书画是钢琴、围棋、书籍、绘画,她能够画很好的俄罗斯油画;会五国的语言,记忆中她很高大,穿着素花的绸缎连衣裙,胸脯鼓鼓的抬得很高,但走起路却轻盈飘逸;她喜欢洁净,家里的布置都是米色的,窗帘也是米色的莎莉绣着花卉;她的墙壁是五颜六色的的画报粘贴的,黑白的相片是她的男人,用考究的相框镶嵌着,挂在她的卧房;她是在一九六七年不见的,有人说他回德国了,也有人说她死了;我曾经询问过妈妈,她说“不知道,或许是死了。”因为那个时代人们的心灵是不愿意多事的,何况我父亲曾经也与苏联红军共事过,在中苏关系紧张的时候,家里存留的一些俄罗斯油画也遗失了,父亲俄罗斯朋友走时赠送的青花瓷大盘也摔碎了,没有留下残片;就连当时居住的房子中残留的一些日本人一些小物件也被砸碎扔掉了。
关于那个德国女人的故事,后来母亲说,那个德国女人原来的丈夫是沙俄的一个军官;他丈夫在日俄战争阵亡了,一九四五年苏军解放大连,她又与一个苏联军官好上了同居了;他们没有孩子。
苏联红军在最后一批后来撤出大连时,那个军官没有带走她,因为他在家乡有妻子和孩子。
她开始在中学教外语和美术,她在一段时间也被审查过,后来就不清楚了。
对于她,国家对于她有特殊的优待,曾经有人说她信仰共产主义,与卢森堡是好朋友,曾经帮助掩护过大连地下党工作,中共六大在苏联召开,代表从大连到苏联也得到了她的帮助。
对于她的身世,至今也是个迷。
我的两个同学的中国爸爸日本妈妈的同学在一九七二年回国了,他们在学校学习就不是太好,他们长得也矮小,智商也不是太高;那个男孩子有一些木讷;在学校总是留级。他比我们大四岁,是一九五二年生的;那个女孩很精灵,比我们小;是一九五八年生的,她聪明伶俐,但学校的女厕所发生了“反动标语”,她被调查了,从字迹看是她写的,那时她十三岁;后来学校把她做为可以教育好的典型做报告。
遗憾的是,我至今不知道她的“反动标语”写的是什么?后来她去了日本。
他和她的中国父亲后来回到了中国,说不适应在日本的生活习惯;其实是承受不了日本人眼里和那些亲属,包括他们的孩子给与的无形的精神耻辱和歧视。
后来他们的中国父亲都死在大连;我同学的日本母亲在回日本后就改嫁了日本人。
日本这个民族从骨子里瞧不起中国人,那些曾经在日本战败后,滞留在中国的日本难民,中国人无私的心灵收留了这些孤儿寡母;给予他们温暖和家庭;尤其在新中国成立的初期和自然灾害时期,中国人勒紧腰带把省下的粮食给与这些孤儿寡母,使他们活了下来,中国人对于这些滞留的日本侨民是特殊照顾的,因为他们也是战争的无辜和受害者。
解放前,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屠杀了我千千万万同胞,在大连殖民了五十年,在这五十年的血雨腥风里,多少无辜和仁人志士的血,也包括我的祖先们。而中国人却放弃了民族史上这一段前嫌,放眼未来的看待中国和日本的未来;我想经过战争苦难的日本人民心里都有清晰的认知;勿忘历史,以曾经犯下的罪恶为戒,和平发展中日关系是必然的出路。
在历史性战争面前,我以为那些创作和制造了文明的人们应该忏悔;而那些发动战争又以极端和惨无人道的伎俩让人类的个体在人性的变态冲撞中爆发出非人道力量或行为的魔鬼们更应该首先忏悔。
我可以这样质疑或质问,今天的日本当局你做到了吗?
七
对于童年的一些记忆,我们那条街似乎是一条历史的象征。
桂林街,清一色的日本建筑,淳朴的民风营造着和谐的邻里关系,居住在这里的原居民是清一色的闯关东的第二代。
他们是在清末期或民国初期生在大连的第一批山东籍的大连人,他们说话都带着胶东半岛的口音,这也是一种浓浓的乡情吧。
大连地区也居住着满族人,但他们都以屯和部落的形式局限在那些水草肥美的外阜的平原地区,保留着他们祖先的游牧民族习俗;而真正开拓大连疆土的是山东人。
从第一代移民开始,也是中国近代史中的那一次大迁徙,山东的移民在历史移民大潮中有着不可磨灭的一页;即使今天的大连从七十年代的一百五十万人口到今天的大连七百万人口这个比率;第三次移民潮的变故,黑龙江和吉林的人口大量迁移到大连,但他们的祖先也是山东人,只是他们长期地生活与当地的居民融合,现在保留着山东人的习性少了一些,性格更加粗犷或许有一些不羁游猎人的气息。
大连百年的历史就是一个移民群体的不断迁徙回流,汇聚又分裂后的重新融合;又不断地迁徙回归的历史。
我看过【闯关东】的戏说,也有好多不真实的情节,但从文学角度也是喜剧化了。但这远离历史和真实的文字又怎能去还原历史留给后人一个真实的大连。
大连——这个闯关东必经的的驿站,也是近代史中一个重要的窗口。
那些戏说到最后将转达给与人们一个什么内涵的大连?还是迎合当下商品大潮在文学艺术上的渗透。
闯关东,我们那条街就是典型的山东人聚集地;解放前他们居住在靠近码头的一个山坡上,那里有王家沟和老虎屯两个居住地,分别住着闯关东来的两个支系不同村落的人口。
居住在老虎屯的山东人大部分在铁路做苦力;王家沟的山东人大部分在码头做苦力。
也有一些早期来的山东人,他们原来就是做生意的人,属于第一批从山东到大连的移民,他们在大连的地盘站住了脚后;把家眷也迁移过来,接着就把他们在山东的亲属和生意都带到大连来。
过去的山东人也不是人们意向中的都那么素朴厚道,相对于沿海地区的山东人,因为烟台和青岛的港口是最早开放的,早期的山东人也受到一些新思潮的影响。
在中国近代史中,德国人和日本人在青岛的殖民时期,或多或少也带来一些舶来品和西方的思想,如人的思维和贸易方面就受到影响;也是洋务运动的发源地。
解放前,这些人在大连有自己的地产和生意,甚至垄断着当时60%的大连经济实体;某种意义上他们对于中国民族企业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二批闯关东的时间在清朝末年,历史上山东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之山东人口的不断增加,如我的老家沂蒙山区就是人多地少,许多是贫瘠的丘陵和山区,没有地可以耕种;遇到灾害年,迁徙的移民,这些群体都是地道的农民或佃户,还有一些泥瓦匠,贫瘠的山区人多地少,大多数是没有土地,加之天旱庄稼颗粒无收。
为了活命,他们就一个村落一个村落携家带口挑着篮筐,没有任何交通工具;他们到了烟台,坐的是混装的小货轮漂洋过海到大连;然后从大连到东北......
我和我的同学在中学时就深入到海港搬运大队采访他们,那里是清一色的山东人和他们的后代,我们采访那些“老码头”听他们讲诉过去和今天。
这些码头做苦力的山东人从沙俄在大连就开始了,他们居住的房子是靠近码头的山麓,依山而建的简易的油毡纸屋顶的房子。
这些简易的房子,冬季四面透风,大雪可以覆盖整个房子。夏季的大雨也可以摧毁它。
严寒的冬季,他们一家家十几口蜷缩在土炕上,围着一床薄薄的棉被;夏季就是炎热的太阳的熏烤;他们不得一次次朝屋顶浇水降温;刮风下雨。
一九三二年夏天,几天几夜的大雨后山体滑坡,从山上下来的洪水和泥石流掩埋了几十家,家暴风雨又席卷他们的简易房子。
居住在这里的山东人就是在这样条件下顽强地活着生存着;一代一代的繁衍着,直至解放后,政府动员了一批无家可归的山东人搬迁到日本人撤走空旷很久的房子里;这就是我说的桂林街大院外的那些山东籍的住户。再后来就是一九五二年以后从上海和其他地方来的,支援大连建设的技术人员和中学毕业生。
我的中学物理老师就是上海一所高中毕业的,当时大连的各大学院和完全中学的老师都是从南方来的,这个比率占了50%还多;其次就是从山东济南和青岛来的学生,我的小学老师就毕业于山东师范学院,因为今天出身,只有远在他乡在大连这个年轻的城市教小学。大连是一个新型年轻的城市,但她很沧桑也很有趣闻;这里有俄罗斯的风情也有日本人留下的一些细微和景致的东西;大连是一个很包容的地方,这一些在我们的小学、中学、或大学都能体会到感觉到。包括大连认定发音就有浓浓的山东沿海的口味,有一些外来语和当地的融合。
桂林街分为上街和下街;居住着近百家的居民,但彼此都熟悉,互相都知道来自山东的那个地方,山东各个地域的语言还是有区分的,但彼此很和谐友善,谁家有什么困难或红白喜事,大家都关注着,哪怕是帮助一棵白菜,一碗粮食;那家有喜事了就互相送一些米面了,谁家老人去世了就送一道纸,大家一起帮助,这这种民风和风俗一直延续到那条街拆迁。
我记得我母亲拜的干姊妹;就住在顾老头的楼上。他的男人和他是一个村子的,可以说是青梅竹马,他们是一九五二年来大连的,她与顾家太太是远房亲戚,当时顾家居住着整个二层楼的别墅,就腾出一间房子给他们住;为这件事顾虑头经常骂顾太太和她们;我母亲的那个干姊妹,人很贤惠厚道,经常帮助顾家做家务,一年四季似乎是顾家的长工一样;她们没有孩子。
母亲说她结婚后有过孩子,后来得病死了;他男人被国民党抓壮丁,他男人是被解放的解放军,后来就回家与老婆一起到了大连。
我记事时,她们身边有一个女孩子,比我小两岁;她们如掌上明珠一样的疼爱着她。她的男人在码头做搬运工,那时候做这个工作赚钱很多,所以她们一家人生活的很滋润;那个小女孩夏季穿着漂亮的布拉吉扎着小辫子她妈妈领着她到我家串门;我经常逗她说大额头,是啊!她是南方人,两个眼睛深陷着聆听大人说话,她一个人静静的玩耍着,妈妈说她很听话,有一次听她们开玩笑地说“凤,把哥哥给你做男人吧!”
我们不知道这些事情,可能就是大人之间的所谓“娃娃亲”。
妈妈的这个干姊妹经常回山东老家,在自然灾害年代,她的家就是靠她撑起,从山东老家被回粮食,一个女人每一次都背负着近百斤的东西又担惊受怕地怕人们发现,那个时候从山东搬运粮食是非法的,按照政府的说法,就是“投机倒把。”
一个女人背负着上百斤的东西,又担惊受怕的四处躲藏着稽查人员的搜捕,身体的劳累透着,她得了肾炎和多种疾病;开始尿血,再后来就卧床不起了。
我母亲经常去看她,她的女儿很听话乖巧,很小的孩子就垫着板凳在厨灶做饭,给她妈妈熬汤药。
那时有病是住不起医院的,邻居家的老人病了都是在家靠着等死,那个时候许多五六十岁的就是老人了,有了病呆在家里,很少有去医院的,或请社区的医生看一看,他们说“准备后事吧。”
还有一些老人感觉自己快寿终了就回到山东老家,不想把骨头埋在异乡。
时间在一九六六年春天吧,这时凤已经读小学一年级了;她的妈妈死了,她还是懵懵懂懂的不知道哭,邻居一些大人说“凤,你妈妈死了你大声哭啊。”
他的男人办完了老婆的丧事,又要上班了,我感觉那个又瘦有小的老头更加萎缩了,骑着自行车天不亮就上班去了,当时码头的搬运工是计件工资,他要多干一些活把老婆办丧事借工友的钱还上。白天她把女儿寄托在我家,我母亲给她准备午饭,那时候我们家也很拮据,家里人多,还有外祖父和外祖母需要赡养;但母亲尽可能的给与凤格外的照顾。凤在母亲的照顾下静静地长大,他的父亲一遍遍的到我家说谢谢,把节省的细粮送来,我母亲又送过去,我母亲知道凤的爸爸不容易啊,每天是沉重的搬运工作,他也患上了痨病,已经也咯血了。
凤有一段时间在我们家住着不走了,我的姐姐帮助妈妈照顾这个小妹妹,天天给她梳头、洗衣服了,每天上学与我一起到学校,放学和我一起回来......
凤的父亲很疼爱孩子,但他需要工作赚钱养活凤,在邻居的介绍下,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来了,她死了男人,有两个比凤大的男孩子;这个女人在凤家有一年多,这一年凤的身上经常是伤痕累累的,凤的后妈是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凤爸爸舍不得吃的保健饭拿回来,凤是吃不到的,都进了她后妈带来的孩子肚里了;凤的爸爸回来,凤的后妈就告状说凤如何的不听话,一段时间凤又在我们家住着。
时间到了一九六七年,一些政治运动的风暴在孕育着,开始是询查漏网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地富反怀右”,一天凤的父亲没有按时回来,后来单位的政工科来的人说:凤的父亲解放前当过国民党兵,有人命案,在隔离审查暂时不能回来。
大约过来一个月,凤父亲的单位来过,说凤的父亲畏罪上吊自杀了,凤连父亲的遗容都没有看见,她的后母不去收尸,说怎么处理她不管,几天后单位的人送来一个木匣子,里面装着凤父亲的骨灰。
过来三个月,凤的后母把凤送人了,她很有能耐啊!
通过民政局,说是无能为力养活这个女孩子,让政府帮助她把凤送人。
这件事,我母亲征求过父亲的意见,父亲也同意把凤带大;但凤的后妈不同意。
她不愿意凤在这条街上生活,每一天在她眼皮底下晃着,这是她说的。
我记得凤为了能够不离开整整在她后妈床前跪了一整天,都没有打动她的后妈。
凤哭的死去活来抱着我母亲的腿央求我母亲收留她,但当时我们家的情况,还有凤的后妈在领养手续书画了押一切都不能改变了。
想一想这个小姑娘第一次被亲生妈妈遗弃,从上海到大连时只有八个月;母亲说凤当时瘦骨嶙峋的奄奄一息,满头的虱子,没有一个小猫大;是邻居一家一家家的奶水把她养大;她的第一个养母视她为掌上明珠,但她生命有限,第二个养母却把她看成是负担非要抛弃她;这个凤啊!命运很苦啊。
凤被领走的那一天,妈妈哭了,妈妈给她做了一身红花的衣服;收养她的家庭没有孩子,他们在一家企业做工程师,离我们桂林街不远的路;母亲说凤这一次找到好人家了,她也替死去的干姊妹放心了。
收养凤的这一家人很好,把凤视为己出,凤的生活开始了正规有序,享受着家庭的温暖;过了三年,凤的这个养母生了一个男孩子,母亲说她是积德了老天是长眼的。
凤从桂林接走后,再也没有回来过。
八
撇弃凤的那个女人,后来和凤的爸爸的一个工友生活在一起,这个男人很厚道老实,也是山东人,一辈子没有结婚;退休后的工资如数交给这个女人;但那个女人很刻薄对待他;不让他住在房子里,在后院盖了一个窝棚让这个老头住;每天吃的是窝窝头就着咸菜;这个男人来时魁梧满面红光的,八九个月就面黄肌瘦了,他帮助她把孩子养大了个个都成家立业了。他还是住在院子的窝棚里,那个女人说他睡觉打呼噜惊天动地的,邻居的一些大人替这个男人打不平,去她家说了几次、都被那个女人骂的狗血喷头;街道干部也去了几次都没有改变她虐待老头的劣习。
那个男人的亲戚从山东来,那个女人把东西留下了把人撵走了,邻居都说她“缺德到家了。”
后来那个老头得了尿结石死了,有几天吧,她的家人都不知道,邻居发现后打开窝棚的门,身体已经发臭了。
再后来那个女人找了四五个男人都死了,约莫是一九八零年吧,星期天我从学校回来,母亲说“那个女人死了”。邻居也说“是报应啊!”
这期间我在学校读书,只有星期天回来,对于这趟街的事情知道的不多;只有母亲说的,我知道一些。
这个女人,母亲说她解放前在大连一个窑子里做妓女的,是被他一个表舅卖到那里的,她表舅原来是做买卖的,后来吸了鸦片把家产吸光了,没有钱就把他一个远方外甥女骗来大连,卖到“窑子”;解放后这些窑姐都嫁了男人,她生了两个男孩子,母亲说这算是个奇迹吧,一般这样的女人都没有生育能力了。后来他的男人病逝了,她寻找了七八个男人,凤的爸爸是第九个男人;这之后还有五六个一直到她死。
这个女人在八十年代初得了一种怪病,就是全身萎缩慢慢地就瘫痪了,她自己的孩子从来不上门伺候她;有时街道的人去帮助一下,邻居都没有记恨她的过去,也在帮助她;七十多岁的她,已是孤寡老人了。
一次她的孩子来过,翻箱倒柜的把家打劫了,她的所有值钱的东西都不翼而飞了.....
这样她没有了经济来源,街道的卫生所不能给她打吊针了,连日常的生活都没有一分钱。
邻居这一家那一家的帮助,维系着她的生命,街道知道她有儿子,寻找了很多次他们就是不来。
她唯一的就是现在的这一间房子,街道动员愿意收留她的人说:伺候这个女人到死的人,房子就归谁居住。
我的小学同学,我在后面有写他的文字;他确实很精心的伺候她,他晚上上夜班,白天伺候她,那个夏天里,他擦屎擦尿的,邻居都说他不容易啊!一个大男人的。
晚上由那个女人的外甥女陪护着,其实她的外甥女在这个期间不在大连的。
这个女人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午夜死了,家里没有暖气,她的外甥女又不在,她的尸体都冻僵了蜷缩在床上。
街道找到她的外甥女,她的外甥女过来先翻了她的尸体,在床垫里找寻着什么。
找到了,这个女人在床垫下藏匿的钱,都是十元以下的纸币;经过盘点有七万多。
她的外甥女给了我同学一千元,说“这些办理后事够了。”
我的小学同学拿着这些钱办完了丧事,接下来就是她的外甥女与我的小学同学打官司的事情了,因为房子。
后来听说我的同学没有得到房子,也没有得到她外甥女一分钱的补偿,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
凤的生母在凤第二次被领养后来过桂林街打听过凤的消息,母亲说凤的亲生母亲是一个部队医院的护士长,她怀孕后她的男朋友甩了她。
她当时二十一岁,刚从护校毕业在部队一个医院实习,与他发生关系的是一个从朝鲜回来的军人;她在护理他的时候与他相爱了;男的是河北人,她是上海人。
那个军人伤好了后出院了,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去了他留下的地址,去了没有找到他;部队说他复员回老家了;她按照部队提供的河北廊坊地区去了,几经周折到了廊坊,在当时的乡镇知道他有老婆和孩子了。
我母亲见过这个护士,这个护士说当时她想寻思,在那个年代未婚先孕是很伤风化的事情。
她投了一个水塘,被一个年轻人救了起来,他接济了她回上海的路费。
回到上海,她在母亲的呵护下生下了“凤”,就急匆匆赶回来上班了。
她把凤放置在一个朋友那里,每天提心吊胆的,她没有奶水,也没有钱来给孩子买奶粉,每一天孩子喝着稀稀的米汤,半夜饿的直哭,看着孩子这样,她不能丢掉工作啊。
部队不知道她生孩子的事情,她是请了病假的,在超期时也写了信给单位,她回来后,由于她过去勤勤恳恳的工作,部队医院给了她超期记大过处分;没有开除她。
与她同期的都是团职了,她因为这件事情还是一个护士。
她在朋友的劝说下,她狠下心来,就把孩子送了人。
她知道收留“凤”的人家是没有孩子的善良的人家,她曾经偷偷地看过凤在街上,只是凤不知道她的身世。
后来这个护士结婚了,男人就是救了她的那个男人,也是部队的,她告诉了了他凤的事情。
他们曾经想把孩子要回去,后来她与丈夫又有了两个孩子,看着凤很幸福就把这件事情搁置了。
时过境迁,有很多想不到的事情;我在我孩子的中学毕业典礼上看到凤了。
我的孩子高分考入一所重点高中,中学校长邀请考入重点高中的家长出席毕业典礼;在我的座位后面,一个中年妇女冲着我笑,然后大大方方的说”你好,你是桂林街的老邻居谁家的吧?”我很惊奇这是谁啊?
她说“没有错的”公然叫着我的小名。她说她在桂林街住过,九岁离开的,她说“我的小名是‘凤’啊.....“
啊!我更惊讶了,这突如其来的事情。
她说她的父亲过世了,她的母亲身体挺好,与她生活在一起。
她的弟弟在日本工作,也结婚了,孩子现在在中国,她和她妈妈帮助照顾的。
她是个女儿,与我的孩子在一个学年两个班级,这一次也是高分考入了市一所高中,也是被邀请来的......
我没有问她亲生母亲的事情,她主动说的。
她说:她结婚时她来过。
我知道她说的是谁。
她又说她退休后身体不是太好,她的那两个男孩子很出息,也很孝敬她。
她始终没有说妈妈两个字。
她似有所思地慢悠悠说,她的那个丈夫前几年病死了,她和她的两个孩子之间经常来往。
现在的凤从一个医院退休了。
她的孩子在国外工作了,嫁了一个日本人。
她的女儿很孝敬现在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姥姥。
这一切都是命运啊!
我不相信诅咒也不相信报应,但现在到了这个年龄,冥冥中还是相信恶善和因果的。
九
在道德和法律面前很难弄清楚一些事情,一些人生的琐事也不是可以用道德法律可以解决的;如那些司空见惯的好的或使人厌倦的坏的东西。
但生命是善恶和好的事物,这个是清晰的或许那些人曾经饱尝了社会的阴暗龌蹉太多,心里中滋生出不可抗拒的复仇心里,一些人终止了无意的伤害,或许心灵的一种突发的悔过;但太多的人是无动于衷的以为损人利己这就是人生的哲学,或许在弱肉强食在的恐惧,这一些我很茫然。
童年,没有太多的承载,也没有今天孩子这样为未来全副武装起来;虽然在那艰苦的环境没有太多的物质的引诱就没有太多的精神恍惚;如今天的忧郁症和心灵的封闭和自闭症;这或许是社会进步中的一些疑惑,但那些木讷的眼睛和滞后的表情掩映在心里的殇大人可能知道,但那些孩子们如何抵达?对于一个国家也是这样,都在自闭中。
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席卷神州大地的四清运动,持续时间达4年之久。我家也有人参加了这次运动,我大姐当时在一所军事院校读书,我父亲带回来的参考消息也连篇累牍的报道;我从他们嘴里知道一些,我在一年级前在母亲的指导下认识了好多字可以看报纸,知道一些简单的意思。
运动期间我父亲也是早出晚归的,中央要求领导人亲自挂帅,指导四清;数百万干部下乡下厂,开展革命;广大工人和农民参与其中,积极响应;“四不清”干部纷纷检讨,从而上演了共和国历史上特殊的一幕。
我的大姐与他们的教员一起到了一个农村,有一些油印的资料也是关于四清运动的事情;从当时的党刊和参考消息,我知道一些懵懂的事情。
我亲历的是专家大院里的一件事情,我认识的一个中专老师,她是上海人。
她们夫妇是一九五三年来大连的,她丈夫是国家特请的专家级人才,是铁路局的一个俄语翻译;他有德国和中国的血统;出生在上海,个子细高、卷曲的金发下是白皙的肤色;日常穿着浅栗色的皮夹克,拎着一个牛皮的公文包,上下班都有一辆黑色的轿车接送的。
这个时期国家困难刚刚好转,大家还在节衣缩食,物质还是紧缺的,每个人脸都是灰青色的。
女老师在学校教授化学,长得小巧依人;解放前在上海一所有名的教会大学毕业的。
她们夫妇曾经留学在苏联;她们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子一个女孩子,男孩子在上海的外婆家,女孩子比我小,她妈妈领着她上下班。
日常他们休息了就带着孩子去公园散步,一种温馨和蔼;路过的人们投去羡慕的眼光。我们那条街的大一些的学生也经常与他交流一些外语方面的事情。她们两个没有架子很平易近人的,也经常接济一些遇到苦难邻居。
一个下午,是下午时间。
我记得是小学生放学了,专家大院里有很多人,我和一些孩子也跑去看热闹,一辆警车停留在院外,我们看见他的家被翻过,一些书籍散落在地上,看着蝌蚪一样的文字,不知道是什么;只是感觉好奇。他的邻居说“他是苏联派来的特务潜伏在中国的”,我没有看见他,前几天他就被羁押了,这一次是抄家,是铁路安全部门的人,抄完家后,把那个女老师带走了,孩子由邻居照看。
一个星期吧,那个女老师回来了,她的男人没有回来。
接下来就是她的学校对于她不间断的审查,白天她的孩子没有人照看,孩子哭着喊着要妈妈。
她上海的亲属听说也被审查了,因为她的父亲解放前是资本家,她是二姨太生的。
这个女老师后来回上海了,他的男人死在监狱。
后来听说女老师丈夫的事是一个冤案,原来告发他的是他一个部门的人。
告发人嫉妒他的才华和为人,偷窃了他的一些翻译的资料为佐证,其实就是一些文学名著和普希金诗歌翻译的底稿,翻译底稿中有一些数码和五线谱之类的文字;告发人就诬陷说是发电报的密码和暗语;又看人家是混血,长得像“特务”;就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和谎言就把一个家庭破坏掉,一个有才华的专家就不明不白的死了,当我给朋友说,他们还以为这是一个笑话。是啊!这是真真切切的事,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发生不能不说是个一个笑话。
后来那个告发的人在文革又陷害了许多人,文革后他受到惩罚;他的三个儿子也鄙视他,他的晚年很惨。
四清运动接近尾声了,我大姐从农村回来了,似乎她心灵也受到了一些冲击,有一些沉默寡言。
那时候我只知道“社教”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和“社教”,这些阴霾,也是那场动乱的前奏。
这个期间,桂林街的邻居关系发生一些微妙的关系,首先是经常到我们家为我们义务理发的葛姨被审查了,一次她到我家来已哭红了眼睛、样子很憔悴,审查的第一条就是替人家理发赚钱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二是有海外关系偷听敌台广博。他的男人也不相信他了对她也冷淡了。我母亲听到这些,并没有冷淡她而是安慰她想开一些,有关部门到我家了解情况,我母亲真实的反映情况说葛姨是为人民服务从来没有收过钱;其他邻居也如是反映情况,葛姨被放出来了;但她“偷听敌台广播的事情”四清队说是有的,这件事我母亲不清楚,这件事也连累了她的丈夫;就这样株连九族的牵涉到葛姨丈夫的叔叔的事情,她丈夫的叔叔是解放前英国人的买办,在海关工作过;她的丈夫过继给他叔叔,长大读书到工作,他叔叔一九五八年病死了;这些过去的事情在四清中又翻腾出来,说死人不清楚的的事情由活着的人说清楚。
这些事情现在看都不是事情。
偷听敌台的事情,是她邻居的一个老头告发的。
这个老头描绘说,深更半夜葛姨穿着内裤跑到那个老头的家敲开门说,她家的收音机可以听到香港和台湾的声音;让那个老头过去听。
葛姨有一个妹妹当时在香港居住;葛姨长得年轻漂亮,又是个有文化的女性;喜欢打扮自己,这是女人的天性,她的妹妹也经常托海员给她带一些衣服;这些事情就是那个老头的告发葛姨的把柄。
真实情况是那个老头解放前在轮船上做伙夫,经常贪污船员的伙食款,手里有钱就去妓院嫖女人。
解放后他的生活也糜滥,自己的老婆早死了,他先后有五个老婆;对于邻居或周围漂亮的女人他也是贼眉鼠眼的。
那个告发她的老头曾经以各种理由哄骗过不少女人;葛姨长得漂亮,很有气质;他一次猥琐葛姨,被葛姨扇了耳光狠狠地教训了一次,从此他就怀恨在心、伺机报复。这不四清运动,街道搞了匿名信举报箱,这些人渣就兴风作浪起来。
葛姨这个期间曾经很纠结苦恼,一些过去的朋友邻居开始冷淡她了,街道四清办公室经常找她谈话要她交代问题。我看过她脸上在隔离期间被打过的状况,头发也掉了一些。
她想不开打开煤气自杀过,被邻居救了。
母亲说葛姨那个时间精神恍惚了,需要人帮助她,街坊邻居不应该放弃她;我母亲经常把她叫到我家劝慰她想开一些,我看到母亲抚摸着葛姨的伤口,帮她梳理凌乱的头发,那个时候他的男人被隔离在单位的地下室,他的三个孩子天天躲在家里,她的大儿子很顽皮,因为这些事情常常被其他孩子打的头破血流;他们就会跑到我家来,我母亲帮助包扎伤口或抹一些药水。
我记得她称呼我母亲开始叫嫂子、后来就改口叫姐姐了。
那个期间连孩子也用异样的眼神看着葛姨,骂她是什么什么的,又唾弃她。
我母亲是不信邪的人,拎着那些孩子去他们的家,让他们的大人好好的教育孩子。
那些孩子的家长去四清队告了状,这件事情街道来调查过。
我母亲说“你们不要太过啊!对一个人有问题说问题不要打骂人侮辱人格啊!
“不要太过”,似乎街道四清队的人也听出些什么,他们中也有懂得政策的人。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就再也没有对葛姨做一些过分的事情。
后来关于偷听敌台的事情查清楚了;都是那个老头无中生有。
那个老头的后半生也没有好下场,我在另一个章单独一节写他,这个从旧社会活过来的人渣。
桂林街的一些事情是模糊的也是清晰的,桂林街也是大连过去和现在的一个缩影、镜子。
小时候我就经常看到一个裹脚的矮小老太太和一个魁梧标志的男人穿街走巷;开始我觉得惊奇,时间成了就见怪不怪了。夏季我看见他们推着的小车,车上是他们撸下来的槐树花;这个时节南方有一些放蜂的来了,有一些死的蜂子他们也捡拾;一些孩子也骚扰他们,说那个身强力壮的男人“彪子”;这时街上的一些大人就把那些调皮的孩子轰走。
晚上我把这件事情说给母亲听,母亲嘱咐我们不要和那些野孩子一样啊!
母亲说那个裹脚的老太太是张本正的小老婆,那个高大的男人是她的儿子,也是张本正的小儿子。
现在他们已家破人亡了,她与张本正的小儿子在一起,两个人没有生活来源,家的粮食不够吃的,那时候粮食是配给的,没有工作的和老人都是二十八斤而且扣除一斤备战粮,有时供给的是发霉的玉米面,老太太的儿子牛高马大的,他妈妈就是不吃不喝也不够儿子吃的,邻居也帮不了多少,没有办法他们只有捡拾槐花和一切可以充饥的东西,那些死的蜜蜂就不知道做什么用了。
他在日本早稻田留学,回国后在一个洋行工作,为一个女孩子失恋了,好像是张本正不同意这门婚事,他儿子就犯了癔病,我看见他时,表面没什么与众不同憨厚的样子倒使人多了一些同情和怜悯;看他白皙的面孔络腮胡须,年龄不到四十多岁,此时是一九六三年。
如果退算,一九六三年,他的母亲应该是五十多岁,他不到四十岁;他应该生在一九二八或一九二九年的;他的母亲不到二十岁就嫁给了张本正,他们有了这个儿子,他留学回来时大连已经解放了。
或许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张本正这样的男人和父亲,文革期间,这母子俩被遣送乡下,生活过得很凄惨,后来就没有他们的消息了。
十
那一年的夏天,我们那条街有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出狱了。
他有五个孩子,最小的女儿是我一个班级的,与我同一年生的。
她出生没有见过她父亲,她父亲入狱的时间应该是一九五五年。
入狱前在一家供销社工作,他也是山东人。解放前他的家境贫穷,吃不上饭,他就在庙里打杂赚个饭口,闲暇与习武的和尚学习,穷孩子没什么就有一身的力气。
他十四岁就跟父亲来了大连。
他人长得高大又厚道,有山东人的义气和一身武艺,被老乡介绍到张本正那里打杂。
他工作肯干又和气;安排在张本正的身边,做一些家务和杂活。
后来是在监狱被押的服刑人员供出他,说他与原来被政府镇压枪毙的汉奸张本正有关系,曾经做过张本正的保镖;还有人说他参加了国民党的三青团;还有人说他有人命案;这一切都是从监狱在押的囚犯嘴里说的,而且有签字画押的,这就是铁证如山
这些罪,她的父亲的罪名是历史反革命,当时是在街道开的宣判大会,宣判完给他戴上手铐,就被持枪的公安人员押上囚车。
他的大儿子这一年在北京读书,也因此事受到影响不能继续学习,回到大连在海港找了一份搬运工作;他的大女儿就读大连一所大学的化工专业,毕业在一家化工厂,她的同学都在化物所做研究员;二儿子刚上小学,下面还有五岁的二女儿,他的老婆又有了身孕;他被判了十二年徒刑在高墙里服刑。
他提前两年出狱了,整整十年。这个家靠他的大儿子赚钱养家糊口,大儿子一直没有结婚,那时候他家的那种状况也没有人肯嫁给他的;他的老婆也做一些杂活来补贴家用。
我见过他的老婆,瘦俏的脸,扎着辫子挽成了簨,这是山东女人在等着男人回来的一种习俗。
就这样等待,他回来了。
人变得也呆滞了、背也驼了,年龄不到五十岁,又没有工作,粗粒的头发变白了。
后来他们家成了吃闲饭的群体,一九六七年就被遣散到农村。
后来落实政策,她们家回到城市;我同学的爸爸也甄别了澄清了那些莫须有的罪名,但她的爸爸已经病死在乡下,骨头也埋在那里。
我的那个小学同学,在乡下与一个大她十岁的男人结婚了,有了两个孩子;后来她们办了假离婚;弄巧成拙现在到是真的了;现在她一个人,退休了,她的两个男孩子工作了,她早就做奶奶了,她的大孙子已读大学了。
2013.11.20第一章完(字数31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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