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无数经过 丹心仍系华厦 (读书随笔）

不老神爸

   
《风雨无数经过  丹心仍系华厦 》（读书随笔）

  看书，唐德刚的《书缘与人缘》。
   唐德刚，安徽合肥人，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学士， 1948年美国留学，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博士，并兼任学校中文图书馆馆长。是胡适先生在美时的关门弟子。居美六十余年，倾力从事口述历史文学。著有《袁氏当国》、《段祺瑞政权》、《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五十年代的尘埃》、《书缘与人缘》、《史学与红学》等。2009年病逝旧金山。
    《书缘与人缘》共编文32篇，大多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内容围绕近、现代史上一些事件和人物展开。如《胡适时代，卷土重来》、《〈刍议〉再议》、《张学良将军的赤子之心》、《陈其宽画学看记》、《纽约东方画廊观画记》等。行文亦庄亦谐，以实为据，体察细微，不诳语，立意高，拾遗精典，且贬赞适度。
    自感写《书缘与人缘》读后感有难度，恐笔力有限，面对内容的繁多，怕写着写着就会糊涂，将好端端文字糟蹋。于是只能这般随笔写去，大段引文为主，“原汁原味”呈现。又为了避免臃长单一，略加私人之见；章节上，分四个大段。                     

                                    一
    “本来嘛，中国的方块字就是与蟹行文不同。我们的文章在方格子里写出来，整整齐齐，就像国庆阅兵的仪仗队，不像番语写出来那样头齐脚不齐的。我们的声调，平平仄仄，读起来也可以摇头摆尾，铿锵有致。”
    “老实说，我们在海外待久了，同洋人吵架也不算稀奇，抱两本洋书也吓唬不了老几，我就觉得西洋文学里突出的纯文学就不一定比我们的暮春三月更美。我们能念得头动尾巴摇，他们能不能？只是我们六朝金粉里的兔子姑娘，在那些花花公子的俱乐部里捞久了，纵是野花也不香了。但纽约无线电城内那些“拉克”女郎还不是一样，那一百多条修长的大腿，踢起来多美，但她们踼了四十年一一从重孙女喘到曾祖母，就再也没有人要看了，只好破产关门。”
    此两段摘于《〈刍议〉再议》一文，针对的是胡适先生当年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八项主张中的“不用陈词滥调”的主张。他的意思很明白：一层是指陈词烂调并非不好，只是用多了；第二层意思，主要指中西方文化艺术的相同处。陈词烂调的产生不是地缘与国度的原因，而是一种艺术反反复复的用，再好的东西最终也逃脱不了“淘汰”的命运。这恰好点了胡适先生一贯来主认西方文化的命脉。
    唐先生虽是胡适关门弟子，且又跟随老师多年，按他自己的说法，是在胡适先生事业最低谷时跟随了老师，经历了那个时期的苦与难，像大乞丐带着小乞丐。但其思想依然是独立有加的，是充满进步的。他在文中写到：
    “我认为古往今来，任何哲学家、思想家，他们的思想和理论的价值，我们都应该把它们三七开或二八开，甚至一九开。他们的理论至多只有三分有永恒的或较长时期的价值，其余的则只有些临时的价值；时代一过剩下的七分、八分，乃至九分都会变成糟粕，没有价值了。”
    这是何等明智的思想啊！
    所以，他对胡适先生当年最有影响力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的看法充满了哲学辨思，站到了时代与历史的双重角度来认识，从而区别出其时代价值的巨大和其历史价值的微小，这是一个坦诚面对胡适老师，同时也是面对自己风雨人生的反思结果。其实我们对任何至大至贤的人物和理论的看法都应如此（包括老子孔子等等圣者思想的学说），不然我们这历史悠久的国度，曾经产生过有多少圣贤人士的论说，如果全要背于后人的身上，这后人的腰就挺不起来了，思想使必僵化，要干的事业便没有了前途与未来。
    由此，我们看见唐德刚先生不惜笔墨的继续对自己老师《文学改良刍议》中的“八点主张”进行逐条的修正：
    “做文章一定要言之有物吗？屈原的《九歌》就没有哪一歌里有物，你能说屈原的文章不好”。
    “无病呻吟不应该吗？萧伯纳说，情书就是美丽的谎言，情书写得愈好，谎也扯得愈大。写情书时，足下如有病，千万不可呻吟！无病则务必大哼特哼！否则感动不了她，她就说你不是情感中人，要和你绝交，那你就真要自杀了。我的朋友何灵琰的干爹的名著《爱眉小札》，就是惹得千万痴男情女着意模仿的最好一本无病呻吟的谎言书。鲁迅那本读来不像说谎的《两地书》，也是一本最高明的无病呻吟的谎言书，比徐志摩的谎说得高明万倍。”
    这番言论，引经据典，环环相扣，把自己崇拜的老师的几大论点，几近灭杀，语调虽强硬，但给人感觉却句句在理。我们不得不一承认，如果把他看成胡适先生思想文化的传承人，那么，他正在用矫枉必须过正的方式，完善着《刍议》中的理论，好让我们在今后的文化革新中，少走些弯路。

                                      二
    在本书中，共有两扁文章涉及张学良，一篇是《论三位一体的张学良将軍》，另一篇是《张学良将军的赤子之心》。在《论三位一体的张学良将军》中唐德刚先生写到：
    “张学良可能是中华民国史上最有名的公子哥儿了。但是，治民国史者也不能否认他是一位统兵政治的干才。把个花花公子和政治家、军事家分开来做，则民国史上实是车载斗量，没啥稀奇；可是把这三种不同的身份拼在一起，搞得三位一体，如鱼得水，则学良之外，也就真的别无分店了。少帅张学良之所以成为历史性的传奇人物，其难就难在这个三位一体了。”
    接着唐先生对赵一荻喝了彩；对张学良的军事才干喝了彩，说他年纪轻轻时便指挥数万大军，南征北战，博得北京政府的良威上将军官职，可以与吴佩孚老帅平起平坐了。有人说张学良的大官大位是与他有个好爸爸分不开的，但我们尚且细读点历史便会发觉，其实他的那个好爸爸也幸亏有他这么个好儿子。他在情感与军事上的出彩丝毫不能掩遮其政治功力，在当时日、俄两大帝国环伺之中，在守旧派元老将领压力之下，这个东北的年轻人杰义无反顾，归顺南京，做了一次利国利民的幡然易帜。
    至于“西安事变”，史上众说纷纭，好坏不一，特别是国共两党有严重分歧。而唐德刚先生的文字从民族大义入手，从有利何方分析，丝丝入扣，其余的恩恩怨怨便迎刃而解了。
     他写到：
    “西安事变之受惠者，也不全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乃至蒋介石本人也未尝不无实惠……，西安事变始末是国共之争的光荣收场。”
     唐先生不愧是历史学者，文章立意高远，论点明，论证清。他写道：
    “总之，抗战八年，实是我国家，民族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这句古训，在抗战初期表现得刻骨铭心，为后世子孙永留典范。笔者和一些老辈读者都是有亲身体验的过来人，我们那时亲眼见到蒋氏和国民党的声望，全民仰止，真如日中天。这点史实任何公正的史学家都不会否认，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全国的大统一，没有惨烈的武装抗战，则人事全非，一个独裁专政的领袖和一个忍辱含羞的政党，在历史舞台上以何种脸谱出现，我们写历史的人就很难妄测了。”
    在《张学良将军的赤子之心》一文中唐德刚给张将军的评价是：“所以我们如以春秋大义来观察张学良将军，他实在是一位动机纯正，心际光明、敢作敢为、拿得起放得下而永不失其赤子之心的爱国将领。”
    这一句“永不失其赤子之心的爱国将领”的评价是何等的准确，从东北的幡然易帜，到西安事变，再到身陷软囚，再到漂泊他国，张将军九十余年的生命长河里，正因为这些事件，才充满了传奇色彩和无尽的哀怨的，他自己也说过一句话；“我有这样的下场，都是因为爱国。”

                                       三
    对艺术家和艺术品的论述，书中有两篇很有读头。一篇是《陈其宽学画记》，一篇是《纽约东方画廊观画记感》。在《陈其宽学画记》一文里，唐先生主要着墨了徐悲鸿与张大千两位大师：
    “我们也不容否认，从巴黎时代的徐悲鸿，到摩耶精舍的张大千，他们的创作，也是这种传统图画的延伸，虽然他们每个人仍有其独特的20世纪的风格。”
    “将画比诗，则我们可以说，大千、悲鸿之画为旧画，亦如柳亚子、易君左、毛泽东等人之诗为旧诗。旧诗也可写新事物，但要用点旧名词……，旧画也可画新事物，但有其极狭隘的局限性。”
    以上论述是对两位艺术家的统而言之。在个体上唐先生作了以下细致阐述：
    “悲鸿于1919年赴巴黎习油画，一住七年。在留法之前，徐氏已是一位颇负时誉的国画教授。所以徐氏留学不是去融会中西，而是去另学一行。……后来有人赞誉徐氏，认为他画兼中西。其实这对徐教授实是天大难题，所幸，悲鸿究不失为一传统书生。他决定还是学点西方传统油画和素描，学学画模特儿一一也可说是西方的旧画吧。但这点传统技巧，也不是一位路出家者可以真正拔尖的。所以他老人家回国之后不久，又穿上长衫，重执毛笔，再作冯妇。”
    “悲鸿的作品，从总的来说，他的油画、素描、水彩，却可说是一种启蒙作品，没有悲鸿签字，是进不了博物馆的。徐氏的国画才是上品的传世之作，但从风格上看，则是略带新意的古典作品。至于他晚年与蒋碧薇闹分居时，搞五马同桌的“离婚画”就简直可斥为艺坛的污染了（徐公晚年为增加产量，时常一桌之上，五匹马同时动笔）。可是当他们二人情浓意真之时，悲鸿赠爱妻之画，则是画中之神品也。”
    这两段的记实描写，倒也入木三分，把徐大师艺术创作生涯的主脈，结合时代和个人事件划分得清清楚楚了，让我们后人不便于看走眼了。
    写张大千，唐德刚写得更是神形兼备，与徐悲鸿比，另有一番风情，读之又让人有些啼笑皆非，当然也是受益非浅。
    “大千和悲鸿就完全不一样了。悲鸿是五四时代的留学生，那时代的风气是喜新厌旧的。大千的风云之际，正值五四回潮，他那时的风气，是厚古薄今的。”
    这交代了时代背景。
    “大千未做过一天留学生，从未拿过一天调色板，没涂过一天帆布。他是在海外旅行、传教、卖画、交朋结友的纯中国古典画家。”
    这交代了去欧美目的。
    “他老人家头戴方冠，身披鹤氅，腰束飘带，足蹬布履，加上蛇钻不入的满嘴胡须，真是仪表堂堂，在巴黎、纽约招摇过市。”
    这描绘了此人的风度气质，也透露出秉性。更有甚者，唐某人还大笔挥挥，尽情地写道：
    “大千因不谙洋文，时常迷路，因而身怀洋文灵符一道，其词大意是：愚，张大千，中国画家也。现住某城某街某号。因不识洋文，以致迷途难返。尚盼过往仕女君子，援我一臂，送我回寓，不胜感纫。”
    据唐德刚记录，说这符还十分灵验，张大千屡试不爽。唯有一次，以巴黎飞纽约，孰知到纽约未下机，经自去了洛杉矶，让一众好友在机场空等。虽此事属偶然，不过，倒还是把张大千因循守旧的一面表现得恰如其分。
    对张大千的艺术，唐德刚是如此评价：“张大千在国画上的地位，正像梅兰芳在国剧中的地位，他们两位都是我国这两项传统艺术的收山大师，不说前无古人，至少是后无来者，正因为如此，大千在传统国画风格流变史中，比徐悲鸿还要老一代，虽然他比悲鸿晚死三十年。但两人均未做倒融汇中西。非两人之才不逮也，时代未到故也。”
    “更有人说，大千与毕加索是老友，但毕加索变了一辈子，张大千一辈子未变。”
    看到此处，让人拍案叫绝，对人对事的评价，中肯之声，跃然纸上。
    还有，他告诉我们：原来变与不变，都可以成为艺术上的大家。
    《纽约东方画廊观画记感》是唐德刚先生饱含爱国气血的一篇文章。文中所述之事又令人唏嘘不已。1984年，纽约东方画廊展出了十位中国画家的五十幅国画。按十位画家年岁编排他们是：虚白、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陈师曾、徐悲鸿、傅抱石、潘天寿、张大千。应该说，这十名画家，如今听来，也是震耳有加的。
    而唐德刚观展后，如此写到：
   “细赏名画五十幅，观后亦难免悲从中来。”
“这十家五十幅，历时百年，在当今世界艺坛之上，真是还有比这项展览更了得吗？但是贤明的读者，你如细看标价，你也会悲从中来！想想我们中国文人就这么不值钱吗？我们试把五十幅名画的市场价值总额相加，为数亦不及五十万美金。”
    他给我们算了算，五十万美金那时能在纽约做些什么?
    西画中德库宁的涂鸦一幅；
    纽约的高级郊区中等住宅一所；
    大西洋城里赌局一盘；
    这些每项都要五十万。
    于是他感叹道：
   “总之，我们中国文人、画家、学者之所以一直惨兮兮、不值钱，这与我们的国运实在有太大相关。一直挤在第三世界里关门做皇帝，一朝走上有头面的国际市场来，自然就惨兮兮，见不得人了。国际市场岂可一蹴而几？”
    上面的这些文字，直把中国因为国家民族当时的落后、贫弱、无知而造成文化艺术珍宝的颓弱表象，指点得一清二楚。这饱含了和体现了他学者思想的深度和历史视野的敏觉。
    为此，他更在文章的结尾，写下了一段怀揣着希望的话：
    “严几道说得好，“托都”（total）不行，“夭匿”（unit）又有什么办法呢？总希望我们海内外“夭匿”多多争口气，把“托都”建设好，则一切自然会水到渠成。”
    写下此文时，唐德刚已在海外生活四十余年，尚还能有如此拳拳爱中国之心，实在难能可贵。中美关系缓和后，唐德刚多次回大陆讲学，讲课，为中美文化交流作了贡献。在他去世时，又将其终身的藏书捐赠给了安徽大学。这些举动真乃是感人心，动人情，励人志也。
    好在，从唐先生写下此文到现在，时间的车轮滚啊滚，滚过了三十余年。这三十余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步伐之大，效果之明显，已是不争之事实，国力逐步强盛，已经极大提升和还原了文化艺术珍品的价值。设想唐先生说的那五十幅国画，若放在现今，价值过亿元，过十亿元都不足为奇。试看，如张大千的一幅《爱痕湖》在2010年的拍卖中成交价就突破了亿元；徐悲鸿的一幅《九州无事乐耕耘》2011年拍出2.665亿元。这价格的飞升，正应顺了唐德刚先生的生前愿望，我们这个国家正到了逐步走向“托都”日向好，“夭匿”也新颜的时代。

                                            四
    学者朱文长写了本《唐诗浅探》，唐德刚看后，写了篇《〈浅探〉的浅探》。史学家为一学者的作品写读后感，可见这书是多么地好。并说“这是一部能打破旧框框而又没有掉入时髦俗套的好书”。确实自唐诗鼎盛而来，史上多有诗歌评论，但自乾隆年间《四库提要》一出，把诗评分为“五例”后，诗歌的评论便基本成型了。所以看到唐先生这一句“打破旧框框”，便也让我在淘宝上淘啊淘，一定要看一看，结果只好隔着台湾海峡下了订单。
    同时，唐先生又借谈《浅探》，笔锋一转，论述起了一些文人中的某些可怜现象。如他写到：
    “诗界高手们也告诉过我们，内行和外行之间距离并不大。但是就是因为这点小距离，行内和行外却形成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内行対外行是完全了解的，外行却永远不能了解内行。因而有许多才气极高、资质极好、读书甚勤的文人学士，尤其是在所谓留美学人这个小圈圈之内，往往就因为一窃未开，而做了一辈子外行而不知；有时且难免出些不必要的洋相，这实在是一件可悲可悯的憾事。”
    不知唐先生为何要突出写这一段，想必是有重要情况发生。也是否在，善意奉劝国内外有识之士，在学术上切莫自以为是，切不可认为这个世界唯你独具慧眼，但凭一己之见，一时好恶，给自己或别人误贴上艺术大师或诗人等头衔。
    最后，再摘录唐老先生在《又是一部才女书》中一段赞誉杭州西湖的文字：
    “就拿西湖来说，西湖者泥塘一块也。在自然的环境上，它未必胜得过台湾日月潭。若比起北美国家公园里的一些不太知名的小湖，则膛目乎后矣，无法相比。而西湖毕竟是世界级的名湖之一。何也？其美在其中国文学之中也。设使西湖而缺苏东坡、白居易；设使西湖而缺雷峰塔、灵隐寺、许仙、青白蛇、苏小小、岳武穆；设使西湖在文学上而非景观上删除三潭印月、平湖秋月、断桥残雪、楼外楼、山外山、保俶塔……则西湖者一池臭水而己（西湖水太浅，有时且有臭味。）西湖之美者，美在文学诗歌、爱情神话衬托之也”
    这话，又讲得极是。杭州之美，不仅在山水，主要是在这些山水承载的文化上。当然现在西湖与钱塘江疏浚工程已使西湖水质日益向好，难闻到不良气味了。
   “残家事物皆为泪，祖国河山尽是诗”这是已故美籍华裔诗人刘若愚教授，在归国探亲诗中所写之诗。由此来看，在那些远离故土的人士中，深爱着中华河山与诗文的不乏其人，一如唐德刚先生。

    2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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