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到新疆---塔拉奇的故事(1)
1958年是个疯狂的年代,大跃进,大练钢铁,那些刚从封建社会摆脱出来的人们带着美丽的幻想,带着盲目的自信,声言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要赶英超美。到处都是狂热兴奋的情绪。然而我怎么也兴奋不起来。 1958年我17岁、高中毕业。那个时代不象现在,就全国来说高中生相对来说是很少,进入大学不象如今这样难,基本上全部能进入大学,不能进的只是少数政审不合格的人。我们全班45名学生只有六七个没有进入大学的门,而我就是其中的一员。
我在学校里是三好学生,学习成绩优良。有一学期我的成绩全班第一,9门功课7门100。可是我的政审居然不合格,原由就在我的父亲。我父亲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先是被打成右派,后来有被作为历史反革命被逮捕. 。
当时那个年月虽然人们自以为是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实际上离开被推翻的封建社会也只有八九年,封建意识普遍存在于社会之中。我们的革命虽说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其主体是广大苦大仇深的农民。在农民的心中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个儿子打地洞。我们的老干部老革命仇视反革命,不允许培养反革命的子女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我就倒了八辈子霉了。
虽然我明知道我是上不成大学,我依然用心的复习了功课参加了高考。这要感谢当时的宣传口号----“一棵红心多种准备,任祖国挑选”。我爱读书,我爱学习,我深信今后我无论干什么都离不了知识,不管我上不上大学。我要做我国第一代的“一个有文化,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
这些事现在的高中生或许不能理解,有一位学生在与我的讨论中说:“减负,减负后果自负”,为有一个好前程而陷入题海中不能自拔。还有一位学生在与我的讨论中说:“现在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读书也没有用,我不读书行不行?”,看来现在的人读书的目的与我那时差距很大啊。。
当时我可以说是一个只知道读书玩耍的少年,猛一下被抛入社会,大概只能用迷茫,不知所措来形容我的心情吧。父亲被逮捕了,母亲大概也在迷茫与不知所措的状态,总之没有人指导我告诉我今后的路应该如何走。
现在想起来我那时怎么那么糊涂,应该找居委,找街道办事处找工作啊,而我只会在大街上毫无目的的游逛。应该说当时上海的工作还不是很难找的,我在大街上就看见过一个上海钢铁厂的告示说要找学徒工。
有人说,人要认命,人的一生是有命运来支配的。我以为人的一生有许多因素是自己不能支配的,但人的一生还是有许多自行选择的机会,而这种选择往往决定了自己的一生。如果当时我选择了到上海钢铁厂当学徒工,那么我的一生就完全不是现在这样了。
秋风萧杀兮,我在迷途中徘徊兮。然而一张告示决定了我的一生。
1958年、十月的上海,街道上布满了梧桐树的落叶,然而、一张告示吸引了我的眼球。告示说全国十二省市在上海招工,号召有志青年到边疆去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很符合我的心意,我毫不犹豫也没和任何人商量自己就去报名了。
我记得那是在提蓝桥一幢很有点历史的老式楼房,给我的感觉好象全是木制的。悬挂着“好儿女志在四方”,“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大幅标语。我刚从狭窄的楼道、一转到二楼迎面就看到一幅巨大的宣传画-----一个女孩用手指着我说:“你为祖国做了些什么?”。我的心在跳动,我带着一棵万分激动的心情,非常麻利的办完了报名手续。
我的母亲当时她的思想或许完全是一片空白,对我的决定没有说一句话。我想、大概是 我的父母他们也都是年纪轻轻的时候就离开家庭参加了艰苦卓越的抗日战争的缘故吧。
很快录取通知书寄来了。我的母亲和我一起到虬江路旧货市场买了一个外面包着皮的里面是薄板子的老式箱子。默默的帮我收拾行李,临上火车时还给我拿了一个暖瓶。
我是被新疆劳动局录取的,由于车皮的原因我们实际上是1959年元月才登车离上海。上车的时候站台上挤满了送站的人,没有鲜花、也没有眼泪、只有匆匆忙忙的告别声。记得有位母亲对我说:“小伙子,我的女儿岁数小,腿脚有点不便你们今后要帮助点”。 我的妹妹今年也快六十岁了,她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说:“我哥兴奋的一头钻进车厢再也没露面。”确实的,一车厢的年轻人找座位,放行李(大件已托运)几几喳喳吵吵闹闹中火车就开动了。我至今都不理解数年后上山下乡时怎么会有那种哭声冲天的离别镜头。
听吧
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
穿上军装 拿器武器
青年团员集合起来
跨上征途
万众一心
保卫国家
我们再见了亲爱的妈妈
请你吻别你的孩子吧
再见了 妈妈
千万莫悲伤
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再见吧 亲爱的故乡
胜利的星会照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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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首苏联歌曲,本来我是想唱这首歌与母亲告别的。实际上一进车厢后忙着给大家安排座位,帮助放行李就把这茬事忘了。不过,这首歌永远记在我的心中。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火车还没有通到新疆,也走的很慢。到了兰州就得停下倒车,一时还没有车皮,我们在兰州就住了几天。
兰州是个古老的城市,然而在那个年代还十分简陋,在上海人眼里简直可以说是十分的荒凉。我们一伙上海鸭子肆无忌惮的在大路上走着,眼里就好象看不到车辆与房子。只是在一个十字路口看到几个精干漂亮的女民警,我操着我的上海普通话问道:“请问,兰州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可是对于微笑的回答,当时的我是一头雾水,一点也听不懂。傻呼呼的看着她。那几位民警都笑了,他们用手指了指,我们就顺着手指的方向走去。(当时普通话并不流行,兰州民警也不会说普通话)
走了不远我们就看到一个公园------五泉山公园。或许是冬天的缘故,公园里游客不多,树木也没什么感觉,感觉最深的就是山。这里的山可是真真的山,不象上海公园里的假山。五泉山的山虽说并不十分高大,但对我们这些在上海小土堆上爬来爬去的人来说确实让我们体会到爬山的乐趣。我们在亭子里拍照留念,永远的留下了那稚嫩的瞬间。
在兰州呆了几天,我们又坐上了火车,车到了一个叫红柳河的地方就停下了。一下车满目荒凉不见人烟,只见到一些帐篷。好象那里也没有什么站台,只见有七八辆带蓬的大卡车在等着我们。我们上了大卡车七颠八颠的,给人的印象是一路灰土,也不知道颠了几天,终于来到了一座城市,那就是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客运站在碾子沟,周围有个旅社,当然都是砖木结构的平房,我们就住在那里等分配。当时的碾子沟与市区并不相连。离市区还很远,冬天一路全是冰雪,给我们的感觉也是高高低底的,走不好就摔一交。当地人戏称为玻璃马路。商业区也就是所谓的大十字与小十字(就是指十字路口的商店),或许还有个南门吧。商店没有上海那种橱窗,门前无一例外的都挂着个棉门帘,给我的感觉里面黑洞洞的就如防空洞。没有高楼大厦,最多也就是个二三层楼吧。最雄伟的大概是兵团司令部,好象也不过是三层吧。
在旅社里等了一个星期左右,我们终于分配了。分到阿尔泰的人,兴高采烈的拿上了皮大衣与毡筒,他们不知道冰天雪地的艰难奋斗在等着他们。他们拿着笨重的毡筒左看右看不知怎么穿,有点人干脆想把它扔掉。我被分到新疆煤炭厅,当时煤炭厅要办一个煤校(中专)管人事的同志对我说:“你去煤校上学吧。”我当时竟然愣了吧唧的说:“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上学的。”这一句话就决定了我一生,从此我就成了矿区的人,我就在这个后来成为西北最大的露天煤矿工作生活了整整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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