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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岁开始当教师，六十岁退休，整整四十年，这可以算是我生命中的主要部分，实际上掐头去尾也可以说是我的一辈子。如果把这“一辈子”总结一下，那就是一句话：我和我的校长。我一共遇到了十位校长，现在看来，这十位校长都可以说是好人，真真正正的好人，但是我却和他们斗了一辈子。为什么？为的是实现我父亲的一句话：凭能耐吃饭。
我父亲从三十岁开始就被打成右派，改造了整整二十年,但右派的脾气始终没有改造掉。他常跟我们说的一句话,就是到什么时候都要记住,堂堂正正做人，对公家的东西，不贪不占，实实在在干事，工作中要凭能耐吃饭,不溜不舔。天长日久这话就渗进我的骨头里，融化在我的血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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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年春,我当上了村里的民办教师, 那年月全国大力普及初中教育，几乎村村设立了初中班，后来又改成两三个村合办一个初中班。初中和小学合在一起，算是一个学校。我一个人教初中的语文、政治、历史、地理，另一个老师教数学、物理、化学、体育。整个一个初中班，就我们两个教师，学校连校长算上共五名教师，都集中在一个屋里办公。学校在大队办公室的后院,两排房,一排九间,后一排房，西头三间是初中教室，东头三间是库房，中间三间是二三四年级教室。前一排东头三间是办公室，中间三间是一五年级教室，西头三间是老师宿舍。其实只住学校的校长一个人，初中教理科的老师是外村人，离家只有三里地，天天来回跑。校长名叫高金凤，女的，三十岁了，还没有结婚。
这是我担任教师以来的认识的第一个校长，应该说，这位高老师对我还是很不错的，闲下来时，经常请我喝酒。她是小学毕业，后来又被推荐上了柴沟堡师范。师范的课程基本上高中的课程，所以她学习很吃力，但还是毕业了。她很能自学，有一天她打开她的书箱子，让我看，里边还真有不少好书，其中有一套南开大学中文系的古汉语，共有四本，我当下就借了，没事干就抄，抄了整整一个夏天，共钉成十大本，摞起来有一尺多高。高老师对我这种好学上进的精神，很赞赏，每当公社召开教师大会时，她就在教师中给我炫耀，说我如何如何肯于自学。
确实，我很能学习，首先我下功夫把《新华字典》给背了下来，有时候，我和老师们打赌，说你们随便说出一个字，我就能说出这个字在《新华字典》的第几页。谁输了谁请大家喝酒，结果我总是赢，有一次，一个老师说了一个生僻字，我想了一下说，这个字《新华字典》里没有，一查，果然没有。为此，我很是骄傲了一阵子，人为什么要骄傲？因为骄傲很惬意，很幸福，那种目空一切，俯视天下的感觉，让人很是享受。现在想来，我错了。《新华字典》是一种工具，工具是拿来用的，不是用来显摆的，木匠的好坏，不在于工具的多少，而在于能否熟练地使用这些工具。背会一本字典，却不会读书，不善于写作，那又有什么用呢？要做一个有文化的人，固然要识字，但识字的目的是要在实践中运用，这个实践就是说话、阅读、写作。
我以前很不善于说话，现在当了教师，就必须要“能说会道”。于是我每天对着家里的镜子练说话，练表情、练动作。练着练着，就发现了一个意外的收获，我以前左眼有点斜视，随着长时间的对着镜子讲话，左眼慢慢有些好了，不认真观察，你还真看不出斜视，这作为一个教师是很重要的。教师应该是人类的典范，这典范指的不仅是人的知识、品质，也应该包括人的身高、相貌，就象电视里的主持人。这一点我就达不到了。我自认为自己很会“说话”了，讲课的水平也明显进步，先是片里组织教师来听我的公开课，接着是公社组织所有中学的语文教师来听我的公开课，评课的时候，教师们赞不绝口。我又开始骄傲了，每天到学校上班，总是昂首挺胸，在这小小的村子里，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神态。骄傲带来的最大毛病就是瞧不起人，不考虑别人的感受，首先瞧不起的就是我们的校长。她给学生讲话时，总是脏话连篇，有次给学生讲生活中要注意卫生，她居然说，学生的脸还不如她的屁股干净。
立冬了,天凉了,东沟村给运来了两大皮车的木材.准备过冬生炉子取暖。中午，放学后我回到家，发现院子里堆了一大堆的木头，有碗口粗细，四尺多长。我问母亲：“这是哪里弄的木头？”母亲说：“你们学校的学生给搬来的，说是学校给分的。”我明白了，这就是东沟给运来的木材，生炉子用的，记得当时高校长就说，这好好的木头，烧了怪可惜的，锯成板，做箱子也不错。我马上就返回学校，个别老师还没有走。我就问他们：“学校给你们分木头了吗？”他们笑着说：“我们哪有份呀！你的木头是高校长送给你的，让你做箱子用。”我立刻就到教室，见还有几个没有回家的学生，在做作业。我就把那几个学生喊来，让他们马上去我家，把那些木头都给搬回学校，一根也不要剩。木头搬回来后，我没有回家吃饭，找来几把锯子，让学生把所有的木材都给锯成半尺长的轱辘。其实我一进学校就发现高校长住的那屋的外边窗户下边堆着一大堆木材，这时我就让学生把高校长的那些木材也给搬过来，统统都给锯了，学生们迟迟疑疑不敢去搬，我就说：“没事，出了问题我负责，让你们搬你们就搬，还等什么？” 学生你看我，我看你，然后就一起把那些木材都给搬了来，锯成木头轱辘。期间，我看到高校长在屋里从玻璃往外边看了一阵，就缩了回去。再没有出来。
那年月，各单位晚上都上班，一直上到九点半，才下班。那天晚上下班后，别的老师都走了，高老师不让我走，把我叫到她的宿舍，她炒了几个菜，请我喝酒，喝酒的时候，她就问我，多大年龄了，打算不打算找个对象，要打算找的话，她准备给我介绍一个。我说，我才二十岁，压根不打算找对象，等将来工作有了着落再说吧。那天晚上，我们一直喝到十一点。回到家，我有些后悔了，我不该把她窗台下面的那些木头给锯了。如今想来，就觉得更不应该了。一九七七年，那时侯社会风气还是很好的，尽管如此，一个校长用学校的几根生炉子用的木头做个箱子也没什么，更何况人家还给我送了木头，即使不给我送，又有什么了不起？现在的校长根本就不用这样，而是直接让施工队到校长选好的地方，给他盖房子，做家具，至于木头从哪里来，他根本就不用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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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七年的秋天，要调我到公社办的高中去教高中语文，去了我就是高中教师了，每月代课教师的工资就是二十九块半，差不点就是一天一块钱呀，而在村里当民办教师挣工分，一天才三角钱，天上差地下去了。那年月都是高中毕业教高中，初中毕业教初中。正当我满怀激情准备去公社高中上班时，村里的大队书记来到学校对我说：“公社高中你就不要准备去了，好好在村里教初中，年轻人，不要好高务远，要脚踏实地，实话告诉你，只要我活一天，你就别想离开村子半步。”原来是我们的高校长私下找到了村里书记，把我要调到公社去教高中的事跟书记说了，并强烈要求不能放我去，去了村里的初中就塌伙了，正好书记的闺女就在我教的初中班。书记当天就找了公社的教育专干，把我去高中的事彻底给搞黄了。
虽然我还是照旧在村里教书，而且还是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因为我认为是村书记把我留下了，这跟学生没有关系，学生是无辜的，但是在心里我还是就跟高校长结了疙瘩。校长要在学校周围修个围墙，说是要确保学校的安全。我坚决反对，还说要修让大队修，甭打我们初中班的主意，结果没有修成。春天，校长要让学生到村外刨一块地，准备栽萝卜，这事我事前不知道。那天放学的时候，学生站队集合，值班老师就站在队前，宣布了刨地栽萝卜这件事。值班老师的话刚说完，我就站在队前对学生说：“明天刨地的事，我们初中班不能去，现在你们面临中考，这是一辈子的大事，明天继续上课。结果萝卜地没有刨成。因为刨地这活是个重活，初中的孩子都吃力，更不要说小学的孩子们了。高校长为此专门去找村里的书记，说我专门跟他作对，还举了修围墙、刨萝卜地的事为例，没想到被村书记给顶了回来，村书记说：“学校老师主要责任是教书，只要把书教好了，其他的都不算事。”其实高校长没想到，书记的闺女就在我教的初中班里，他不让我去高中，为的是他闺女，他反对修围墙、刨萝卜地，也是为了他的闺女。其实，在高校长没有找书记之前，书记的闺女早就把事情汇报给了她父亲。
如今想来，其实是我的不对。高校长不愿我去公社高中，正表现了她的不记前嫌，以大局为重的品质。试想，如果她是个小人，有私心的人，必欲把我除之而后快的人，碰上这么个机会，还不乐得象送瘟神一样，赶紧把我送走，省得留在身边，整天跟她作对。但她没有这样做，而是去找村书记把我留下来，说到底，还是为了提高初中的教学质量。至于修围墙的事，刨萝卜地的事，也都可以理解，一个学校怎么能没有个围墙呢？刨一块萝卜地，一天时间足够了，又能耽误学生多少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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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级指示，那届初中念了两年半就毕业了，参加中考后，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整个黑山公社有七所初中，共有十二名学生考上红城线第一中学，我们学校就占其中八名，其余学生统统考上了公社高中。不久公社召开教师大会，会上，公社总校长对我进行了表扬，会上共选出两名模范教师，其中一个就是我。后来我就考上宣化师范，上学走了。现在我很想念高校长，很想当面对她说一声：对不起。但她已经调到北京去了了，四十年再没有见过她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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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零年夏天，我从宣化师范毕业了，不久就被分配到全县最偏僻的大红庄乡中学任教。大红庄中学在大红庄村的最南边，院子非常大，前前后后共有一百多间房，后来听说这些房子的一砖一瓦，都是三年前校长带领全校师生自己烧出来的，除了自己建房，剩下砖瓦卖了，还给每个学生做了一套衣服，那烧砖用的窑就在学校东边的黄土崖下。盖房时，只是请了几个木匠做了房架子，剩下的活，什么挖地基、垒墙、瓦房、抹墙等也都是校长带领全校师生自己干的，真有点延安时抗大的精神。学校最北边的一排房，是学校的伙房和学生宿舍，再往南是教师的办公室兼宿舍，再往南就是学校教室，再往南就是一大块土地，种着山药。靠学校的办公室和教室西边是操场。
我到大红庄中学报道的头一天，就见到了这位校长，他叫路中旺，大高个，很魁梧，红脸，说话粗门大嗓，整个看上去跟村里的农民没什么差别。我见到他时，他正帮着伙房师傅在做饭，见到我后，十分的热情，顾不得洗手，就亲自帮着我搬行李箱子，安排住处。晚上还请我在他的办公室里喝了一顿酒。说真话，我很佩服校长魄力，单靠学校的学生就能建成一所中学，听说他原先是县第一中学的伙房管理员，后来主动要求到最偏僻的地方当校长，原先的校长是姚铭，现在降成了教导主任，因为三年前夏天发洪水，一个走校生在放学回家途中被洪水卷走了。学校共有八名教师，除了校长、教导主任和我，全是大红庄乡东沟村的人，而且还是民办教师，都是大红庄中学毕业的。但他们没有半点小团体的意思，对我这个外来户很是关照。其中有个刘海蓝老师，女的，她丈夫在黑龙江工作，她带着孩子在学校教书。她洗衣服的时候，还主动要给我洗，我没敢让她洗，因为我衣服上长满了虱子。还有一位老师叫刘晓飞，他中等个，长得一表人才，说话很有水平，我很佩服他，因为他在村里当生产队队长时，竟娶了一位乡党委副书记做自己的老婆，而且他老婆比他还个高，模样长的比他还漂亮。
作为一名公办教师，在这偏僻的山沟教书，我感到很骄傲，这时我已经不是在老家教书时的我，我读过师范，自以为懂得了教育是怎么回事，而且能说普通话了。上课时，我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使学生们感到很新奇，不久，乡里边就传说，大红庄中学来了个教师，上课时说北京腔，原来以为是什么北京人，一打听，是咱们乡东边的黑山乡的人，言外之意我成了另类，有时还有人偷偷地来学校，蹲窗户下边来听我讲课，听着听着，就突然嘿嘿一笑跑了。但我却不但没有半点不好意思，而且觉得自己是荒原中的一棵青松，羊群中的一头骆驼，因此我依然我行我素，不为所动。时间长了，我发现路中旺校长人虽热情、朴实、不怕吃苦，但对教育却并不怎么在行。这样的人当个村书记，甚至乡书记还可以，但当校长就显的有点那个了。那年我担任初三的语文，距离中考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正是复习的关键时刻。可就在这时，乡政府把位于坝头的一处有几百亩地的农场交给了学校，路校长十分高兴，立刻组织初三年级的学生去坝头参加劳动，时间长达一个月，他亲自带队，等学生回来的时候，离中考就剩三天了。结果大红庄中学中考时名列全县倒数第一。但路校长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相反还乐滋滋的，似乎还沉浸在去坝头劳动的快乐之中。平常时，他还不喜欢人们称他校长，而喜欢称他路哥。我表面上虽然对他还算尊重，也象其他老师一样称他路哥，但心里却有些蔑视。
就在那年秋天，我同校长路中旺发生一场矛盾。那天天气特别冷，教室里连个顶棚也没有，学生在教室里上课，冻的伸不开手。我下了课去了校长的办公室，校长的办公室里已经生了炉子，屋里很暖和。我对校长说：“校长，这天太冷了，给教室生炉子吧。”校长说：“不着急，还有好天哩。”我说：“怎么能不着急哩？学生冻得手都伸不开，字都写不好。”校长说：“要生炉子，不能光给你们一个班生，全校老师的办公室和学生教室都得生，那一天就是好多煤呀，对付过这几天，就好了。”我很不高兴，就说：“那要是把学生都给冻病了，不能来上课怎么办？”校长也生气了，说：“这事你就不要管了，出了事，有我校长负责！”我说：“我是班主任，这事我就得管。”校长站了起来，说：“那好，把我屋里这炉子搬走吧。”我二话没说， 就到班里喊了四五个学生，把校长室里炉子给搬到了班里，一时间把校长室给弄的乌烟瘴气。校长一气之下哼了一声，转身走了。我顺边吩咐学生把校长室外屋靠近门口的一堆煤也用筐给弄走了。
后来刘晓飞老师找到我，说“你这事做过了，校长办公室的炉子是伙房大师傅硬给安的，当时校长就说，大伙都不怕冷，就我怕冷？大师傅说先安上，反正早晚都要安。”
过了一夜，我也觉得自己做的有点过，决定去给校长陪个不是，结果到校长室一看，校长室门锁了，一打听，原来校长去找总校长了，总校长家在大红庄村的南边的村子。我心想不妙，就出了学校大门往南走，没走多远，就迎见校长回来了，记得那天很冷，校长又没戴棉帽子，本来脸就很红，这时已经变了紫的，弓着腰，顶着大北风很艰难地迎面走来。我老远就喊了声：“校长。”于是我俩就坐在屹塄边背风处谈开了，我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校长说：“你自己说，你来到大红庄中学，我路中旺对你咋样？没把你当外人吧，因为这么一点小事，你就给我来这么一手，让我下不了台，值得不值得？说真话，我今天去找总校长了，我说我管不了你，你能耐大，中学放不下你，你到别的学校去吧。不过你今天主动来找我，我路中旺也不是小肚鸡肠的人，昨天的事就算过去了，今后也不要再提了，你该干啥还干啥。”
这是我遇到的第二个校长，斗争的结果以我的失败而告终。不久路中旺就改行了，成了大红庄乡的党委书记，后来又调到别的乡当党委书记，最后到县里水泥厂，人造板厂当书记。结果人造板厂倒闭了，工人们都下岗自谋生路，书记厂长也没有着落。路中旺就去找县政府，政府工作人员说，你属于企业，企业倒闭了，你就自己找路吧，结果路中旺一气之下，走出县政府大门，就一头栽倒了，患了严重的脑溢血，最后到北京治疗了一个月，总算保住了命，可是已经不会说话了，右胳膊不能动了，不久就去世了。说实在的路中旺是一个实干家，不管当多大的官，看去都象个农民，可惜苍天无眼，英年早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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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三个校长叫柳世和，是黑山乡人，算是我的老乡了。念初中时，他是黑山小学的校长。来到大红庄后当校长不到一年就升官当总校长了，但我们之间的斗争却没有因此结束，而是愈发激烈了，不过这是后话。
接下来的第四个校长名叫侯剀，他是大红庄乡东沟的人。这人一上台就实行了改革措施：一是改变了以前宿舍兼办公室的模式，把大家集中起来在一个办公室办公，二是取消了晚饭后上班的惯例，对此我们大家非常欢迎。这人以前在总校负责业余教育，几乎没有什么事，据说在大红沟一带，这人有点名气，说话一套一套的，他当教师时，没有哪个校长能管得了他，但他有个毛病，就是办事不大公道，看人下菜，偏三向四，但我想，他当他的校长，我当我的教师，各干各的，应该不会有什么事情。这期间我自学了形式逻辑、现代汉语、文学概论、古代汉语等，我还认真地琢磨如何上好我的语文课。
有一天，大家正在办公室里备课闲谈， 一声刺耳的喇叭声传来。开门一看，一辆吉普车停在院里，从车上下来几个气宇轩昂的人。自从我被分配到这所学校，这是从没有过的事儿。这是个什么官？人们议论着，猜测着。一会儿，侯校长神色严肃地走进来说：“县政府张县长和县教育局的李局长、教育股的王股长来咱们学校检查工作，要听一节课，还带着照相机哩！经过研究，决定听张凡老师你的语文课。”听校长说到这里，大家的目光刷地集中到我身上，那目光中没有羡慕，只有庆幸，是庆幸他们自己没有滩上这差事儿。也有同情和怜悯，是可怜我交了华盖运。那情形好象不是让我去讲课，而是去下油锅。
校长表情非常复杂地说：“，这节课你准备讲什么？”我说：“准备讲杜甫的《石壕吏》。”“好，就讲《石壕吏》，不要着急，更不要害怕，平时怎么讲，还怎么讲。下课说几句话，他们就走了，不在咱们这里吃饭，没事。”听校长这话，主要是担心我要害怕，要着急，而最担心的是人家在这里吃饭。我心中说：平时怎么讲，还怎么讲？那怎么行，昨天想了半夜，今天是要打破常规的，是要准备走一条新路的。铃声响了，同事们送我出办公室，有的还偷偷地拉一拉我的手，就像送我上刑场。就在踏进教室门槛的一刹那，不知是什么力量促使我打定主意，下定了决心，改革！走一条新路。下课后，我回到办公室刚坐下，校长就笑容满面地走进来，给我竖起大拇指，说：“好！你今天露了一手，来，局长要跟你谈谈。”校长说话时，虽然笑着，但我从他的眼睛后面又看到了一双眼睛，那眼神似乎在说，哼，别骄傲，年青人。其实局长也没跟我谈什么，只是问了问我多大了，结婚没有，哪个学校毕业的，当然也对我进行了一番鼓励，说我启发式运用得好，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这表扬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讲课时压根就没想到什么启发式。我只是想，诗歌的特点是集中而浓缩地反映现实生活，语言讲究高度的凝练，就像糖精，只有兑上大量的水才能饮用，而诗歌也只有通过丰富的想象和补充才能理解，所以课堂上我就引导着学生去联想。就好比让一个人躺在草地上，在这人身上盖一块白布，把这人整个罩住，然后在这块白布上挖几个洞，露出这个人的一只眼，一个肚脐、一个脚趾头什么的，让人看看这眼、这肚脐、这脚趾头，说出这白布下面是个什么东西。如果没有丰富的想象力成吗？诗歌这东西，说穿了，就是一块挖了几个眼的，盖在什么东西上的白布。县领导走了没几天，教育局给我来了个电话，告诉我，县教育局过几天要来大红庄，提拔我当教导主任，嘱咐我这几天千万不要同领导闹矛盾。我说我记下了，可是没过三天，我就忘了，或者说就憋不住了。
那天是期中考试，校长侯剀发话说，必须在明天中午前判完所有的卷子，并登统好。我在头天晚上加了个班，判完卷子，准备第二天上午登统，没想到到办公室一看，四五个老师都在等着登统，我根本就排不上，一直到下午两点多，才轮上我，我拿过登统簿正准备登统时，校长来了，看见我正在登统，就十分严厉地说：“行了，别忙了，咱们先开会。”他先是对这次考试的出卷、监考、判卷等做了个简要的总结，然后说到登统，他的脸一下子拉长了，他站起来说：“事先我就跟大家说好了，必须在今天上午登统好，可是到现在快下午三点了，还有人没有登统，谁是最后一个登统的？”这不是明知故问么？我站起来说：“我。”校长侯剀看也没看我，接着说：“我们不能容忍这种现象继续发生，这是渎职，是不拿工作当回事，有令不行，有命不止，工作要象个工作的样子，实在不想干，就回家抱孩子去，别占茅坑不拉屎。”我心中的火气一下子窜了起来，我说：“侯老师，整个学校就那么一本登统簿，大伙都在抢着登统，总不能别人登统了半截，我就抢过来吧。说话别这么上刚上线的。”侯剀顿时火冒三丈，说：“不要强词夺理，我说的就是你，早就听说了，学校里顶数你刺头，我今天非把你这个刺头给剃了不可。”我说：“侯老师，你今天开会究竟是说期中考试的事，还是以此为由专门来剃我这个刺头的？”侯老师暴跳如雷了，大概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就说：“张凡，你给我滚，我开除你的会籍！出去！”我说：“我听说过警告留党察看等，还没有听说过开除会籍，这开除会籍是个什么等级的处分，还是你信口开河，自己胡编！”侯老师大喊一声：“散会！”
7
散会后，侯剀找了总校长柳世和，后又找了乡政府刘乡长。我也找了总校长，因为他的办公室就在大红庄中学，跟我们的办公室一排房，紧挨着。没想到柳世和这人很成问题，他满脸堆笑，不但没有批评我，反而还话里话外地鼓励我，让我不要怕，有机会就跟侯剀斗。我提出要调离大红庄，回黑山中学，他也十分痛快地答应，说只要县教育局同意，他没有意见。晚上，刘乡长派他老婆到学校找我，说让我到他家串个门，他家离学校不远，就在学校东边土崖上边的两间小房子里。这刘乡长很年轻，他念高中时同我大哥是同班同学，对我十分热情，说：“侯剀找了我，说你下午跟他吵架了，我不能光听他一面之词，你也把情况跟我说说。”我把我们吵架的前前后后跟他说了一遍。他听了后，点着一只烟抽着，竟嘿嘿地笑了，他说：“我看呀，你们这事就是缺乏事前沟通，你们学校的老师情况我很了解，都是东沟一个村的，除了侯剀，而且还都是一窝亲戚，你让侯剀怎么说？拉了簸箕笸箩动，打了马骡子惊，他只好拿你拔撅了，再说他还是你表哥的老岳父，也算是亲戚吧。他批评你，那不是针对你的，这是在敲山震虎，杀鸡给猴看呀。可是他没想到你这座山是座火山，喷发了，你这鸡是只老公鸡，跟他斗起来了。要是在开会前，他先找到你，把他开会的目的、方式跟你讲清了。你们俩就不会吵起来。不过事情已经过去了，也不是什么大事，明天他来上班时，你主动跟他打声招呼，说起来他毕竟是长辈，时间长了，就自然烟消云散了。等我有时间再找找侯剀，跟他说说。”这位乡长，很会办事，嘻嘻哈哈就把问题解决了。
第二天，县教育局来人，要提拔我当教导主任，侯剀说：“好，提吧，他当了教导主任，我这个校长你们就另请高明把。”结果我当教导主任的事，被他一句话弄蓝了。不过我压根没把这事放在心上，我关心的是我调动的事。我去了趟县城，找到教育局人事股，说明来来意，股长说：“从这个乡调到那个乡，这不成问题，只要你们的总校长同意，给我们打电话，或者给写个二指大的小条子就成。”我高兴极了，当天就骑自行车赶回了学校，连家都没进，就直接去了柳世和的办公室，他正在办公室里写什么东西，见我来了，就放下笔，满脸笑容地说：“看你这样子，是有什么喜事吧。”我说：“我刚从县教育局回来，他们说了，调动的事好办，只要你给他们去个电话，或者写个条子，说明你同意我调动就行。”柳世和脸上笑模样刹那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副绿脸，他站了起来，十二分严肃地说：“我什么时候说我同意你调走了？工作调动，这是天大的事，你首先要写申请，说清调动的理由，组织部门还要认真研究，看看这里学校能不能放你走，那里的学校是不是离了你不行。当然，也有例外，如果调你去当校长，我立马就签字，哪怕教导主任也行，可你呢？这里是教师，到那里还是教师，一样的教师，这有什么意义呢？行了，这事你就甭想了，老老实实在这里教书吧，什么时候你把书教好了，上级要提拔你了，什么时候再说。行了，你回家去吧。”我顿时傻眼了，就说：“你当初不是说，只要教育局同意，你没有意见么？怎么现在变卦了呢？”柳世和瞪大了眼睛说：“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谁能证明？我堂堂一个总校长，能说出这种话，真是无中生有。行了，我还要开会呢！”
更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上午，乡政府出面召开了大红庄中学全体教职工大会，其实所谓大红庄中学全体教职工，加上伙房大师傅也不过十个人，可乡政府却来了二十几个人，几乎坐满了一个教室。乡干部们一个个虎视眈眈，如临大敌，教师们一个个莫名其妙，不知所措，就连校长侯剀也东张西望，摸不着东南西北。总校长柳世和主持会议，乡党委书记首先发言，原先的党委书记路中旺这时早已调走，新的党委书记很年青，他先讲了国家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然后联系大红庄的实际，讲了大红庄中学也需要改革，不能死水一潭，改革的措施就是：大红庄中学的教师，除了大师傅，全都调到村里小学任教，然后选拔村里优秀的小学教师来中学任教。接着总校长柳世和宣布了中学教师要去的村子。校长侯剀被免去中学校长职务，回到总校负责业余教育工作，中学校长换成赵忠。我被派到离乡政府最远的个村子，这个村子名叫车不到沟。明天各村就派车来接大家前去上任。全体教师在乡干部们的包围中，没有一个敢吱声的，听到宣布散会后，一个个灰头土脸地走出了教室，我出来时，还不由地回头看了一眼总校长柳世和，他也正盯着我，那双眼睛似乎在说：小子，知道厉害了吧，告诉你，只要我在这里一天，大红庄的这片天空就归我管，你就是孙悟空也逃不如来佛的手心。乳臭未干，就敢跟我顶嘴，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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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不到沟的马车来了，把我接到了村子的小学，村书记亲自迎接我，还说，多少年了，就没有来过个公办教师，这回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总算来了一个。夜里，我躺在炕上，反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我回想着来到大红沟中学的经历，我认认真真地工作，视学生为亲人，业余时间我刻苦自学，初步学通了大学中文系的除英语外的全部课程，我从来不会打扑克，下象棋，没想到却落了个这样的下场。我觉得我不能就这么活下去，我要把大红沟中学的实际反映给县教育局，我不能在柳世和的手掌下憋死！那时侯大红沟和县里还不通班车，我就起了个大早，骑了辆自行车，到了县教育局，正好在楼下碰见了人事股的股长刘老师，还没等我说话，他就拍拍我的肩膀说：“你的调动问题解决了，不过不是把你调回黑山乡，而是直接借调到县城的职业中学。大前天你们乡的柳世和校长来了，他也答应了。职业中学正好缺个语文教师，很着急。还好你今天来了，你今天不来，我就换人了，怎么，你们柳校长回去没跟你说？”我说：“这几天我一直没见他的面呀。”刘校长说：“奥，估计他是先回老家了，好了，你等我一下，我把你送到职业中学去。”可以想象，我当时真是高兴极了，什么叫柳暗花明，什么叫苦尽甘来，什么叫喜出望外，这就是！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柳世和是来汇报大红沟中学的改革情况，满怀激情来显示他工作能力和改革魄力，希望能得到领导的肯定与表扬，没想到领导听了很生气，说你们这样做，简直是胡闹，还说，那个张凡既然你们中学不用，那就调到县里来吧。柳世和登时傻了眼，功劳没捞到，反惹了一身不是，于是对着领导连连点头，说：“是，是，是。”
9
毛主席啊红太阳，
救星就是共产党。
翻身农奴把歌唱，
幸福的歌声传四方。
当天到职业中学报了到后，下午我就骑着自行车返回了大红沟的车不到沟村。一路上，我高歌狂奔，觉得天空格外的蓝，太阳格外的鲜，公路格外的宽，心情格外的畅，我本来打算调回我的老家黑山乡，没想到竟一步到位进了县城。那年月社会风气还很纯正，我一没有送礼，更没有行贿，甚至连包烟也没买，就把事办成了，终于逃出柳世和的魔爪，略微感到对不起的是侯剀，他本来把我当成自己可以信赖的人，没想到我却是个点火就响的炮仗，踏上就炸的地雷，结果弄得他的校长被免职，中学的全体老师被下放，这个教训今后一定要汲取，遇事三思，免除后悔。但对柳世和，我定要报复，常言说得好，有仇不报非君子，量小无毒不丈夫。
到职业中学上班刚刚半个月，听说县教育局召开总校长会议，我心中一乐，就去了教育局办的教工招待所，一进屋，就看见柳世和跟一些总校长们坐在床上聊天。我三步并两步地走到柳校长面前，拉过他的手握着好一阵乱摇，说：“柳校长，才半个月时间，您让我好想念啊，今天终于见到您了，还好吧？”柳校长先是一愣，马上又笑了 说：“我们开会来了，我也想念你呀，我打算明天有时间去职业中学看看你，没想到你今天就来了。”我继续拉着他的手，说：“柳校长，我得感谢您呢，要不是您，我怎么能来到县城？要不是您把我下放到车不到沟小学，我怎么能来到职业中学？要不是您大胆改革，给大红沟中学来了个大换血，我怎么能有今天？您就是我成长路上的恩人啊，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您，我会永远记着您。”说完，我就甩开他的手，大步流行走了出来，听见屋里有人说，老柳，怎么样？舒服了吧，你那改革简直就是胡闹，还有人说，为人处世，要宽宏大量，能不惹人，就不要惹人，尤其是不要惹年轻人，看看，今天人家就给你来了个现世报，来了个乌眼青吧。哈哈，哈哈，屋里传出一阵阵的大笑。
还有更解气的事，听说就在我离开车不到沟的第二天，柳世和去了车不到沟，大概是想看看我尴尬的样子，捎带再教育我一顿，没想到学校里空无一人，如同放假一般，柳世和正在发愣，从我曾经住过的那间屋里走出个满身灰尘的人，着人正是那天迎接我的村书记，见到柳世和后二话不说开口就骂：“柳世和，你他娘是个什么东西，说是给调来个公办的，可人家来了没两天，就撒丫子走了，一个礼拜了，学校里没人上课，孩子到处乱跑，家长们跟我闹，咋办，你说咋办？总校长，屁！有能耐你就给我派个公办的来，没能耐你就别揽这瓷器活，趁早滚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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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后，同我一起在大红沟中学教书的刘晓飞考上了柴沟堡师范，放假回来路过县城来看我，我买了一袋花生米，一瓶老白干，在我的宿舍里喝了起来。我们回忆起在大红沟生活，我骂柳世和这人不是个东西，刘晓飞笑了，说：“其实大红沟中学实行大换血，连校长也给换了，这事不能怪柳校长。你想啊，单靠一个柳校长，乡政府不同意，他能干成吗？其实自从路中旺校长走了后，乡里就看不惯中学了，除了你，剩下的全是我们东沟村的，包括校长，乡里觉得这很不正常，掺沙子吧，那叫扬汤止沸，还不如来个釜底抽薪，彻底大换班。咱们中国人老实，又不老实，不是有个笑话吗，说一个中国人能打败三个日本人，可三个中国人却打不过一个日本人，为什么？心不齐呀，要是只换一两个人，人家就要问为什么，你要是全体都换，就没人问为什么了，那天开会不是连你这个最能吵架的也没说什么吗？”尽管如此，乡里还是不放心，所以那天开会，乡干部们全都去参加了，就是怕有个别老师闹事。我说：“照你这么说，我还冤枉了柳世和了？”刘晓飞说：“要说冤枉，也不全是，柳校长这人心眼很坏，但胆子很小，就会见风使舵，看领导眼色行事。他看出乡领导有给大红沟中学来个大换班的想法，就不管什么教学水平呀，教学质量呀，学生升学呀这样的事了，就积极充当马前卒的角色，来讨好领导，领导呢，也正缺这样一个人，于是就一丘之貉了，哎，只是苦了老百姓的那些孩子们了，听说中考时，一个也没考上县一中的，后来的那些教初中数学的村里老师，连abcd都认不全，有的连初中也没上过。”我说：“看来，单就这事来说，还真不能全怪这位柳校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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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县职业中学后，我担任一个初中毕业班，一个高中毕业班的语文课，这个职业高中班学的专业是林果，只有十八名学生，全是男的，在学校里整天打架斗殴，寻衅滋事，号称十八勇士，但他们也有优点，就是讲究哥们义气。记得给他们上第一节课时，刚进教室门，学生们就哄堂大笑，要给我来个下马威，我站在讲台前微笑着，一句话不说，静静地看着，不一会他们终于安静下来。我说：“没来你们班上课之前，我就听说了，你们班有个外号，叫十八勇士，从今以后，这个称号要改一改了。”学生们都盯着我，有个学生说：“怎么改？叫十八软蛋！”我说：“不，应该叫十九勇士，因为今天我来了！”学生们一时都愣住了，但马上就响起热烈的掌声。以后我跟这个班的关系很好，直到毕业后，还保持着联系。那个初中班倒是很规范，学生学习也很认真刻苦，中考前，我被抽去当监考人员，临走前，我在教室的黑板上写了几个大字：今年的中考作文，应该是写写我自己。因为近几年的中考作文总是写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的亲人、我的老师等，就剩下写写我自己了。后来中考语文时我拆开试卷一看，作文的题目果然是：我的二三事。
但在老师中我显的很孤单，办公室很少有人主动同我说话，因为在职业中学老师们都是本科毕业，最低也是专科毕业，就我一个是中师毕业，而且还是从乡下借调来的。于是没事做的时候，我就整天待在图书馆里看书。后来听说县里给了职业中学一个进修的名额，进修的学校是河北师范学院，科目是中文系，时间是两年，不过两年后只发结业证书，不发毕业证书。我听这个消息后，就有点蠢蠢欲动，心想管他发什么证书，只要能学习就是好事。我找到学校的校长，说明了来意。这位校长姓刘，是个北京人，他曾听过我的课，对我的讲课水平评价很高，中考时我猜中了作文题，对此他很是赞赏。尤其是我讲课用普通话，作为一个乡下来的，他觉得很不容易。但他说：“你借调来的，实际上不属于我们学校的人，这个进修的名额要是给了你，怕不太合适。”我说：“这个进修就是纯粹去学习，又不给发毕业证，咱们学校差不多都是大专学历，没人愿意去，总不能白白把这个名额给退回去吧。”校长挠了挠头皮说：“你说的也对，好了，你填表吧，教育局批了更好，不批也没什么，以后进修的机会多的是。”
没想到教育局竟然批准了，我要去进修学习了。但刘校长的话，还是让我心里疙疙瘩瘩的，原来这个借调，还不算真正的调动，我还是属于大红沟乡的人，我的工资还由大红沟发，说不定哪一天我还得回大红沟去。在这种情况下，我怀着一种不太爽快的心情，来到了河北师范学院。头几个月都是大红沟乡给我寄来工资，每当看到大红沟三个字，心里就不大痛快，突然有一天，我正在教室看书，有人喊我，说传达室有我工资单，我心里很奇怪，以往都是十五号收到工资单，今天才八号，整整提前了一个星期，我跑到传达室一看，顿时乐了，给我寄工资的已经不是大红沟乡了，而是红城县职业中学了。哈哈，我总算正式调到职业中学了。当天，我连晚饭也没有吃，就连夜乘火车回到了红城县，第二天借了辆自行车到了大红沟，起出了户口，赶回县城，把户口落在职业中学的集体户口上。当我拿着户口证明，走出乡政府大门，骑着自行车走在路上时，我一手扶把，一手十分夸张地在嘴上亲了一下，回头冲着大红沟乡喊了声：拜拜了。大红沟，拜拜了，车不到沟。
原来省里有文件，要给乡镇工作的中小学教师每人每月 增加十元工资，但这十元工资国家拿不出钱来，要各乡镇自己掏，大红沟乡就觉得我已经不在大红沟上班，凭什么也给我拿这十元钱，于是就把我的工资档案交回教育局，教育局又交给了职业中学。真是天助人愿呀。后来管理档案的老师问我，你来到职业中学怎么没有调令呢？我笑了，说，我是自己把自己户口迁来的，哪里有什么调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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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河北师范学院进修了两年，我不但拿到了学院发的结业证书，而且还通过自学考试拿到了中文系专科毕业证书。那时侯自学考试刚刚开始，好多人都报了名，但自学考试相当严格，专科阶段共有十门课程，每年只考一次，好多人四五年都过不了一科，最后只好放弃。但是我每次报考五科，两年全部过关，在张家口市我是第一个拿到自学考试毕业证书的人，在河北省我的考试成绩是第二名，就凭着这小小的证书，我评上了中学二级教师，中学一级教师，中学高级教师。为什么？因为中文系专科的这些课程，我早在大红沟中学教书时就已经学过，且已烂熟于心了，现在不过是被国家承认了而已。
进修结束后，我回到红城线职业中学，这时候红城第一中学要我去他们那里任教，我也很愿意去，那可是红城县的第一学府呀，能到那里教书，是一个教师的最高理想，但这事被职业中学的刘校长给卡住了，他以前曾是红城县的教育局局长，他说的话在当时还是很有分量的。到了第二学期，教育局又下了调令，要我去一中报到，这时候刘校长对我说：“咱们学校在北边鼓楼下有两间公产房，现在刚刚腾出来，你要是愿意继续留在职业中学，那就把那两间房分配给你，你要是想去一中，那我们就给别人了，你好好考虑考虑吧。”在计划经济的年代，住房可是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多少人来了县城七八年了还租赁一间农房生活，多少人为了一间房而溜须拍马，或上访告状。但我还是毅然决然的去了一中。走时，刘校长发火了，说：“走吧，走吧，一中正敲罗打鼓欢迎你呢，还要给你涨工资，盖大楼。”我没敢啃声，没敢抬头，感到十分惭愧，心里默念着，对不起了，刘校长，对不起了职业中学。就红着脸，提着行李走出了职业中学的大门。这是我遇到的第五位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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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红城县一中不久,就遇到了一件令我很不愉快的事。
那天中午，行政办公室的一个干事来了，说学校党支部书记召见我，要我赶紧去一趟。我心里纳闷：党支部书记找我有什么事呢？我还没写入党申请书呀？
到了那里我吃了一惊，书记、校长、工会主席、教导处主任都在。经过一番谈话，我才明白。是我前天的一节作文课出了问题，惊动了县委书记。事情是这样的：那天作文课上，我对学生说：“同学们的作文普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观点不吸引人，不新颖，总是重复别人说过的话。”这时一个学生站起来说：“老师，我们那作文的观点就不可能新颖，因为每次作文，都是您出好了题目，我们来写，那观点是您事先定下的，就象数学的证明题，我们只有论证的份。”
“对，这种情况要改一改。”我接着说，“要想做到观点新颖，唯一的办法就是关注社会现实生活。社会上每天都要出现一些新的情况，新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这些情况？如何加以解决？如果你在文章中能做出正确的解答，那么你的观点肯定就新颖了，就能打动人。不过这样一来，我们的作文观念就得改一改。我们写作文，不是为了应付老师，不是为了完成作业，而是为了让人明白道理，解决社会存在的问题，促使我们社会的进步。提笔作文之时要有一种社会责任感。比如说，我们的县城总是脏乱差，什么原因？怎么解决？有的学生过早地恋爱，什么原因？如何解决？车站、商店的小偷那么多，什么原因“怎么解决？”“老师，您说为什么小偷那么多？”“五个字：官贪而民盗。”我脱口而出，没注意到教室后边的一个女生低下了头——那是县委书记的女儿。
在行政办公室的各位领导面前，我乖乖地交代了事情的原委。书记说：“上课就好好上课，少联系社会，更不能口无遮拦，拿起话就说，给学校找麻烦。”
我虽然表面上诚惶诚恐地点头，做出一副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的样子，但心里却在说：语文教学如不与现实生活密切联系，语文教学将走向死亡。回到办公室，见只有一个将退休的老教师，平时我们关系不错，我就把刚刚发生的事情跟他说了一遍。没想到他听了以后，哈哈一笑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咱们教语文的，上课为了把道理讲明白，不能不举例子，举例就得联系生活实际，但这里有个原则，你要切记在心，就是举例时，要举古不举今，举远不举近，举外不举中，这叫三举三不举，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老师都懂，看来你还是有点嫩。”看来这堂堂的县一中也不是世外桃源，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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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在以后的教学中谨言慎行，尽管我吸取了在大红沟的教训，再没有同领导吵架顶嘴，但是学校领导并没有因此而忘记了我的错误，接下来学校的教导主任，副校长、党支部书记，工会主席，甚至教研组长、年级组长接二连三地听了我的课。听课之前甚至连招呼都不打，他们一脸庄重的进来，又笑眯眯的离去，课后我主动去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也不说什么，只是笑呵呵地说，很好，很好。
学校组织了一次教学比赛，就是每个老师上一堂公开课，学校领导和没有课的老师来参加听课。最后根据讲课水平，评出一二三等奖，一等奖的老师，被命名为教学标兵，可代表学校出席市里的教学标兵大会。那天轮到我了，我讲的是课文是《崇高的理想》，课前我认真地进行了准备，我还在家里对着镜子自己试讲了一遍。下课后我们的教研组长最后一个走出教室，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张，这课讲的很有水平。”课后组织全体语文老师进行评课，会上大家一致评选我的课应为一等奖。我虽然表面上装做很谦虚，但心里却是很得意，磨拳擦掌的，就等上台领奖了。在全校大会上，念到语文组获奖教师时，我主动站了起来，但万万没想到，领导念的获奖第一名却是另外一个老师的名字，我只得了个二等奖。虽然奖品都是一样的，一支钢笔，一个黑皮笔记本，但我毕竟没有获得一等奖，就是说我的讲课水平没有那个老师高哇。我心里感到很郁闷。最后语文教研组长对我说：“你这节课上得是很好，但学校领导看的是教师的整体水平，包括以往的课堂效果、教学成绩、论文发表等。你来到红城一中时间还不长，能评个二等奖也很不错，以后有的是机会，继续努力吧。”说完还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我读懂了那眼神，一次不慎给领导留下的印象，短时间内是不会消除的，谁让我在课堂上随口说出了“官贪而民盗”的话，惹的县委书记生了气，给学校领导找来了麻烦，这叫木匠做枷，自作自受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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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遇到的第六位和第七位校长，虽然我没有跟他们发生过直接的冲突，但他们也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使我明白了一旦领导心中记住了你，那后果很严重。
一九九四年夏天，红城县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教师罢课风潮，起因是连续五个月没有发工资，先是城里第一小学罢了课，接着是第二、第三、第四小学和职业中学罢课，后来是乡下的部分中学罢课。那天几个年级组长碰在一起，这个说，人家别的学校都罢课了，咱们一中怎么办？那个说，实在不行，咱们也罢他娘的吧，省的别的学校老师说咱们一中人胆小怕事，也有的说，不行，咱们再等等，看看别的学校能坚持多久，别咱们刚刚罢了课，人家别的学校又恢复上课了，那可咋办？有个年级组长就对我说，要不你偷偷去第一小学看看，他们要是还罢着，咱们也罢，要是人家恢复上课了，咱们就趁早歇菜。我于是就骑着自行车跑到了第一小学，看到第一小学的学生都在教室里上自习，老师们都在办公室里坐着，校园里十分安静，很明显罢课仍在进行。这时候从学校南边的一条甬道上走过来一群人，距离我站的位置有一百多米，我仔细一看，原来是县政府的县长书记和教育局的领导。我立刻蹬起自行车就跑，回到学校就跟几个年级组长说，人家还罢着哩，没有一个上课的，县里和教育局的领导都在那儿。几个年级组长相互看了一眼，就一起说，罢吧，五个月不给发工资，还等什么！于是各年级组长回到各自办公室，宣布从今天下午开始，我们也要开始罢课了，但教师学生都要按时到校，学生上自习，老师在办公室待着。什么时候给发了工资，什么时候复课。其实老师们早就想罢课了，只是没人敢带头，现在有了组长的指示，就齐刷刷地停了课。
县一中的罢课，给县城带来极大的震动，各家庭，各单位，各街道，各角落几乎都在议论罢课的事，都在埋怨政府不给教师发工资的事。政府领导顿时着了忙，当天下午，一辆辆的小车警车开进了县一中的院内，先是开领导班会，后是开中层干部会，最后召开教师座谈会。会上县长十二分严肃地批评一中的罢课行为，说要搁在过去非逮捕几个不可，发不了工资是暂时的困难，问题迟早是要解决的，大家要体谅政府的难处。还说一中派人去第一小学进行串联，这是惟恐天下不乱。我听了这话，脑袋顿时一热，不由的站了起来说：“县长，整五个多月不发工资了，你说迟早要解决，究竟要迟到什么时候，哪年哪月？你说大家可以互相帮助，互相借一借，我要问，大家都不发工资，都没有钱，叫我们找谁去借？跟政府去借吗，还是跟学校去借，如果大家都跟学校去借，学校有那么多钱吗？是的，我们也承认政府有困难，一个月不发工资，我们体谅，两个月不发工资，我们忍耐，三个月，四个月，甚至五个月不发工资，就是我们能体谅，能理解，可是我们的肚子不能体谅，不能忍耐呀！实话告诉你，今天上午我去第一小学了，我是去为我们孩子下学期联系上学的事，可我看到一小都罢课了，就回来了，我没有跟一小的老师说过一句话，没打过一声招呼，难道去一趟第一小学也犯法了？还要严肃调查，甭调查，就是我去的。”我的话刚说完，老师们就给予热烈的掌声。
说实在的，我之所以敢在座谈会上慷慨陈词，也不全是因为罢课，几个月来，因为说了句“官贪而民盗”给领导带来了麻烦，受到了领导的批评，因为评选教学标兵的事，我被顶替，且只能默默承受。我觉得过去的教训应该汲取，但不能总是生活在某种压抑和郁闷之中，父亲曾说过，人活着要堂堂正正，要大义凛然，说完上面那番话，觉得我总算堂堂正正了一次，大义凛然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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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又提拔了一位新校长，姓关名德，以前是教化学的，年级组长，一步升天成了校长，应该说这位校长很有水平，他当教师时，化学课教的全校第一，当了校长后也相当有魄力，第一次开全校教职工大会，就宣布要集资兴建一栋家属楼，彻底解决老师们的住房困难。要知道，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红城县境内还没有一座家属楼，这可是开先河之作。
但在确定家属楼的分配方案时，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家属楼共三个单元四十五户，可申请要楼的却达到一百多户，这一百户中，一半是已经有了住房，都是一些老教师，一半是没有住房，都是一些成了家的年青教师。怎么办？新校长非常发扬民主，就召开教师座谈会，讨论应该如何分配。
会上非常明显地分成两派，一派是有房户，他们主张全校教师按照工龄、校龄、职称、双职工、单职工、领导级别等进行综合打分，来个大排队，按照分数高低确定分配方案。我们当然不同意，我说：“我们学校为什么要兴建家属楼？校长说得很明确，就是要解决现在还没有住房的老师的困难，可按照你们这方案，老教师们肯定打分就高，就能住上新楼，我们年轻教师肯定打分就低，就住不上新楼，到最后你们不但得到了新楼，而且还有旧的平房，我们没房户依然如故，这叫什么解决住房困难？”一位老教师说：“你才来一中几天，屁股还没坐热，就想要楼住，我来一中已经三十多年了，你能跟我们比？我们受过的那些苦，那些罪，你们见过吗？”我说：“是的，你们受过的那些苦，那些罪，我们是没有见过，你们还受过国民党气，受过日本鬼子的气，我们更没有见过，可你们当初吃苦受罪为是的什么？还不是为了后一代人能过上好日子，怎么？如今学校要给我们解决住房困难了，你们就着急了，难道你还要我们再回到解放前，再受一受你们当年受过苦，你们心里就平衡了吗？”另一位老教师笑着说：“不要抬杠，等我们住进新楼，原有的平房我们交会回学校，再由学校分配给你们不就得了。”我问道：“你们当初住的那些平房，是学校无价分配给你们的，现在你们要交回学校，怎么交？也不要一分钱吗？”那位老师顿时怒了，说：“凭什么？最起码也得按市场价，一万块钱。”我说：“我给你打个比方吧。十几年前，突然来了一场暴风雪，大家都光着身子冻得打哆嗦，上级看我们可怜，给我们发来一批棉袄，但棉袄不够，我们只好冻着，棉袄让你们穿，如今上级又来了一批棉袄，你们脱下旧棉袄换上了新棉袄，可旧棉袄你们却要卖给我们，价钱比新棉袄还要贵，世上有这样的道理吗？”大家都笑了起来。
最后学校决定，全校按照有关各项指标进行打分排队，但有房户在同意集资盖楼之前，必须同意把原有住房无偿交回学校，原有住房属于外单位，不能交回学校的，不得参加集资盖楼，这样一来好多老教师就放弃了集资盖楼的权利，而大部分没房户都参加了集资盖楼。这决定一公布，学校那些没房户欢欣鼓舞，但我也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在涉及大家利益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采取了无言的态度，你把事情办成了，他笑眯眯地去享受，对你却没有半点感激，你把事情办砸了，他就说，我早知道这事不行，看看怎么样，真象村里老年人说的，炒豆子大伙吃，炸了锅一个人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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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校长，办法也新，上任不就他就要成立一个什么校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有校级领导，各处室正主任，特别之处是还要有一个教师代表参加。要求这个教师代表要有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能代表广大教师的利益，敢于提出自己见解，敢于对领导提出批评意见。会上，校长刚把这些要求说完，让大家选举。老师们就议论起来，有一个老师站起来说，这还用选举？别人都不行，就张凡行，我看就选他吧，老师们也异口同声表示赞成，于是我就成了校务委员会唯一的教师代表，同时我也就成了唯一的校长的反对党，校长的对立面。
在学校召开的第一次校务委员会上，在谈到要勤俭节约过紧日子时，校长说：“我们要千方百计地节约开支，增加收入，可花可不花的钱，就不花，可收可不收的钱，要坚决收回。比如，我们学校办的幼儿园，目的就是为了挣钱，所以我们要全部收费，不留死角，这里当然也包括我们学校教师的孩子。”校长说完用目光扫视着大伙，但大伙谁也不表态，因为他们知道在座的诸位中，只有我的儿子在幼儿园里，校长这时指着我说：“张老师，你说说吧，你是我们这里唯一的教师代表”。我慢慢地站了起来，说：“我完全同意校长的意见，虽然幼儿圆里收费不高，一个孩子一个月才收五块，但那也是钱呀，既然要增收节支，那大家就都得过紧日子，比如我们学校办的高考补习班，上级三令五申禁止我们办，可我们还是办了，为什么？还不是为了挣钱，况且一个补习生的学费就是一千五百元，顶住学校幼儿园所有教师的孩子三年的学费，这可是一笔大收入呀，因此，我们不能拣了芝麻丢了西瓜，我建议我们学校的高考补习班也实行全部收费，包括我们学校教师的子女。”我的话刚说完，教导主任就说：“那可不行，我来这学校十几年了，从没有占过学校半点好处，今年我儿子上了补习班了，我作为学校的一名教师，一个教导主任，孩子在我教的班上上课，还要我掏学费，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其他几位主任也都赞成教导主任的意见，会场上大家议论纷纷，最后年纪比较老一点的副校长说：“咱们学校在幼儿园的就十个孩子，一个月下来也就五十块钱，我看学校就不要收了，作为一项福利，也是对青年教师的一种鼓励，让大家感受到学校的温暖，校长，你看呢？”校长说了声：“散会。”就第一个走出了会议室。我最后一个出来，心里感到十分惬意，这个代表没有白当，总算为教师们办了件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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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到了一九九六年，我除了担任两个高三班的语文课，还兼任了学校的材料员，负责起草学校一年的工作计划、工作总结和校领导的各种讲话稿等等。学校领导们开会时我可以列席参加。不到一年的时间，我除了完成一个材料员应完成的任务外，还在《张家口日报》发表了四篇通讯文章。那一年学校建成了一座新的教学楼，为此学校专门举行了教学楼落成典礼，邀请了县委县政府和县里的有关科局领导前来参加，我事先为领导们准备好了讲话稿。典礼在教学楼前边的广场上举行，两千名多学生、一百八十多名教师都早已列队就绪，主席台早已布置完毕，有关领导已经落座，这时县委县政府的领导才乘坐着小车缓缓到来，万没想到的是，政府的一个专门负责教育的县长以前说是上省里开会去了，不能来参加，今天突然又来了，来了还要讲话，讲话又没有讲话稿，让学校赶紧给写。就见主席台上一阵忙乱，工会主席走下来，边走边喊：“张凡呢？张凡呢？”我说：“我在这里。”工会主席拉起我就走，边走边说：“你赶紧给县长写个讲话稿，”我说：“这哪里来得及呀。”主席说：“甭罗嗦了，来得及也得来，来不及也得来。”于是在他的办公室里，我按照问好、祝贺、表扬、要求的套路迅速写好了讲话稿，交给了主席。领导们对此很是震惊，说我文思泉涌，关键时刻上得去。那个月发补助时另外多给我发了一百元。
那是我来到一中最为开心的时候，我觉得我大小也可以算是一个人物了，走路时也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但是物极必反，乐极生悲，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使我一下子跌到了人生的低谷。
那天上早自习时，我来到学校，看见学校里有一伙人聚在一起议论着什么。上前一听，才知道昨天夜里有人给学校贴了张大字报，反映学校伙房饭菜质量如何低劣，价钱如何昂贵等等，大字报早已被校长揭去。我觉得这时很严重，就到班里讲：“今天早上学校有人给贴了张大字报，反映伙房的问题。对于这种做法，我今天明确告诉你们，我表示反对，伙房有问题，大家有意见，可以直接给老师反映，也可以直接给校长反映，为什么要写大字报呢？这目的不是为了解决伙房问题，而是为了搞乱学校，大字报是什么，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早已明令禁止，这样做就是违法，就是犯罪。这大字报我希望不是们班学生写的，如果是，那夜不要紧，只要主动承认，就没事，年轻人哪有不犯错误的，犯了错误，改了就好。”事情过去了半个多月，学校竟没有追究，似乎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这么回事。但学校领导对我的态度却变了，变得冷漠无情、变得势如塥墙。一天晚自习后，有个女生对我悄悄地说：“老师，你知道那大字报是谁写的吗？就是我们班里的学生写的。”她还说出了那个学生的名字。我脑袋轰的一下子，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更没有想到是那个写大字报的学生后来亲自到了校长家里，竟然说，他们写大字报是因为我的鼓动，最后我成了罪魁祸首了。
我知道我在一中已经没有前途了，无奈，我调回职业中学当了办公室主任。
总结我的一生，实际上做了两件事，一是我始终坚持自学，以提高我的才能，二是我始终坚持为人做事要堂堂正正，以保证我的品格高尚，或者说，堂堂正正做人必须要刻苦学习做后盾，而刻苦学习。提高才能正是为了做人正派。我觉得我实现了父亲的嘱托。虽然在生活实际中，我因此受尽打击，备遭磨难，但我不但不后悔，反而感到骄傲，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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