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辞海》为何删除“父母官”词条

章关培（劳燕）

                   新版《辞海》为何删除“父母官”词条     

                                               劳燕

        “父母”和“官”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合二为一，称“父母官”，成了专有名词，有非常深远的历史渊薮，广泛的社会影响。老的《辞海》及新版《辞源》，都有“父母官”的辞条。
      《辞海》说：“旧时称州县官为父母。”并引宋王禹偁诗：“西垣久望神仙侣，北部休夸父母官。”及王渔洋《池北偶谈》：“今乡官称州县官曰父母，沿明代之旧称也。”
        新版《辞源》说：“旧时对州县地方官的称呼，多指县令。” 引宋王禹偁《 赠浚仪朱学士》诗：“西垣久望神仙侣，北部休誇父母官。”证之，又引《水浒传》第十四回：“本待便解去縣裏見官，一者忒早些，二者也要教保正知道，恐日後父母官問時，保正也好答應。”佐证。
        其实，辞海与辞源的解释并不完全，没有明确指出“父母官”究竟始于何时，盛于何时，大抵的历史演变，而引证也有孤寡欠足之嫌。

        从《辞海》与《辞源》的引证，大体是将历史上始称“父母官”定在宋代，但《辞海》与《辞源》的几个引证并不完整。比如，《辞海》引宋王禹偁诗“西垣久望神仙侣，北部休夸父母官”，此引诗中直称“父母官”为证。而宋王禹偁又有《谪居感事》诗：“萬家呼父母，百里撫惸嫠。” 其诗后有自注：“民间呼令为父母官。”这个“自注”就比《辞源》前引“父母官”三个字说得更明白，是将地方官比作父母官的最早出处。
        明李贽 《豫约·感慨平生》：“棄官回家，即屬本府本縣公祖、父母管矣。”
        《儒林外史》第三回：“衆人各各歡喜，一齊回到 汶上縣 ，拜縣父母、學師。”
        清王士禛 《池北偶谈·谈异七·曾祖父母》：“今鄉官，稱州縣官曰父母，撫按司道府曰公祖，沿明世之旧也。”
       显然，所引这些解释大同小异，但仍没有明确指出“父母官”究竟始于何时，盛于何时。
       《礼记大学》：“《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
       《孟子梁惠王上》：“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之父母也？”
        明天顺年间，张志淳指出：“《书》曰‘元后作民父母’，《诗》曰‘岂弟君子，民之父母’……则父母二字，皆人君之称也，”可见，先秦时代只有君主才被老百姓称为父母。

在这些先秦文献中，“父母”是指百姓的统治者——国君。
        汉代曾出现了两个有非常政绩的地方官：西汉的召信臣、东汉的杜诗。
        《后汉书》载：杜诗为南阳太守，深受百姓爱戴，百姓将之与前代的召信臣相比，于是就有了“前有召父，后有杜母”之说，这时“父母”一词已经有了地方官的含义。
       《汉书循史传》载：西汉元帝时，南阳郡太守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寿春人。“其治视民如子”，劝民农桑，去末归本，为政勤勉有计谋，“好为民兴利”，尽力使百姓富起来。他亲自指导农耕，常出入于田间，住宿在民家，很少有安闲的时候。“百姓归之，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吏民亲爱信臣”，尊他为“召父”。唐河县城南现存“召父渠”遗址。《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召父渠在唐河县南七十里的湖阳镇，为汉南阳太守召信臣所开。据《汉书》记载，西汉元帝时，召信臣任南阳太守期间，关心百姓疾苦，兴修水利，筑坝开渠，灌溉良田，使郡内“水丰地沃”。他还禁止婚丧大办，严惩贪官，于是政治清平，百姓官吏无不敬爱，尊称他为“召父”。荏苒百年，至东汉武帝刘秀建武七年（公元31年），南阳郡百姓又幸运得遇新任太守杜诗。《后汉书·杜诗传》载，南阳郡太守杜诗，字君公，少有才能，担任郡功曹时，善用计谋，严惩不法，减徭轻赋，兴修水利，疏浚旧渠并发明“水排”，爱民如子，事事替百姓作主，由是全郡百姓家家粮丰衣足。百姓将他与以前的召信臣相比，说“前有召父，后有杜母”。自此“父母官”这一尊称便广传后世。“父母官”一词即源于此。
       “父母官”是父母一词被政治化后的一种涵义，如何解颐释通它呢？
        对这个不大不小的问题，明清两代的学者们早就注意到了。
        顾炎武说：“父母二字乃高年之称。”并举汉文帝曾问臣下“父知之乎”、“父老何自为郎”为例证（《日知录》卷二十四）。这当然是不错的。但是“父母官”是父母一词被政治化后的涵义，顾炎武没有说明白。而且将“父母官”之说考定在宋代，一是没有注意到先秦的“父母”是指君主，二是没有注意此称呼源自汉代“召父杜母”。

        清乾隆年间，考据学家钱大昕也关注起这个问题来了，他写了一则读史札记，干脆题目就起《父母官》。他从分析王禹偁的诗入手，得出结论：“父母官之称，宋初已有之矣。”（《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六）。

        《辞海》接触到这个源出问题，但引宋代后的文史、明代的文史中言及“父母官”，说明其考证没有超越顾炎武，基本是应和顾说，而且将此词起源定在明代。

        《辞源》按理应当把这个词的来源交代清楚，但可能也是不能确定此词确切的起源，所以大体也应和了顾说。但《辞源》比《辞海》多引了一个“父母官”源出的证据，就是提到了《水浒话本》。众所周知，《水浒话本》出自宋代，《辞源》引话本就是间接应证“父母官”源自宋代。

        本文是指出：一，父母官一词起源于汉代（上述，召父杜母）；二是先秦是称君王为“父母”不是称作“父母官”。明天顺年间，张志淳指出：“《书》曰‘元后作民父母’，《诗》曰‘岂弟君子，民之父母’……则父母二字，皆人君之称也。”可见，先秦时代只有君主才被老百姓称为父母。
        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建立、发展，以天子自居、雄踞九五的皇帝，对臣民仅仅称其为父母，显然觉得不够意思，因为这不过才比臣民高一辈，于是从秦汉后，“万岁”、“万岁爷”逐步成了皇帝的代名词。万岁爷把先秦以来戴在头上的“父母”冠扔了，自然会有人捡起来，戴到自己头上去。
        称官为“父母官”，风行天下，是明中叶以后的事。

        据杨穆《西墅杂记》：宣德时，慈溪县令对百姓说：“汝不闻谚云：‘灭门刺史、破家县令’乎？”“一父老对曰：某等只闻得‘岂弟君子，民之父母’，县令闻之默然。”于此不难看出，这里官们与父母已经画上等号。而明代张志淳《南园文录》卷五的记载，更是一清二楚：“今天下士夫皆称本府州县官为父母大人，称者以是外得忠厚之名，内取身家之利，见称者以是外托尊崇之名，内获结托之利，放交相尚而不可解矣。”“父母二字……今通以加之府州县官，甚至邻州县封府，又甚至主簿典史，又甚至称府官为祖父母，称布政司为曾祖父母。”
       明朝，皇帝朱元璋被人们高呼万岁、万万岁，“顶冠碗大之疤”的马皇后被称为“娘娘”，太监被尊为公公、老公公，大太监魏忠贤被尊称“九千岁”，不久又加九百岁，称“九千九百岁”。“父母官”们连升三级，官们不仅被称父母，还随着权势升格为祖父母、曾祖父母。
       明朝中叶、特别是明末，胥吏把持政务，贪赃枉法，流毒天下，顾炎武曾痛斥明朝的数十万胥吏“皆虎狼也”。明朝的“主簿典史”即胥吏，这些虎狼也被称为“父母官”，也成了百姓的“父母”。实在是史无前例，无耻、可恶。
       封建社会，父母是子女的主宰，父母又疼爱自己的子女，所以父母官就兼具了领导与爱护的两种特点，一个好的地方官应该像爱护子女一样爱护百姓，这就是“爱民如子”，当百姓的权利受到伤害时，官员理应加以维护，这就是“为民做主”。因此所谓的“父母官”其实是百姓的一种赞誉。同时这样的父母官通常都是一些比较基层的官员，主要是州、县等地方长官，因为他们直接与地方百姓接触，同时又拥有生杀予夺的决定权。   
       在汉语中，“父母官”还有一种用法，就是指家乡的地方官。古人为官先是通过孝廉贤良方正等名目的举荐，后来主要通过科举考试，一旦成为朝廷的命官，出于避嫌，常常要离开家乡，异地为官。而那些朝中的大官，极少祖籍就在京城，大多数人父母都在地方，所以这些人对那些家乡的官也称之为“父母官”，就是我们常说的“家乡父母官”。当然，这样的父母官也是地方官员，但范围稍大，不仅限于地方行政首长。
        “父母官”的两种含义其适用的对象虽然接近——都是地方官，但用法却是有讲究的。前者是百姓对长官的称谓，是对长官的一种敬畏和赞誉，而后者其实是朝中高官对比自己地位低得多的地方官的一种尊称，也是一种自谦的表示，说家乡的小官为父母官一来显示自己没有架子，尊重对方，二来县官不如现管，也是希望对方对自己的父母亲眷有所照应。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是官本位社会，县官，便是一县百姓的“父母”，如果是府尊，便是一府百姓的“老父台”。刚刚金榜提名的少年才俊，一旦红袍加身，官印在手，便是威风凛凛的“大老爷”，就是爷爷辈的平头百姓见了他，也得磕头跪拜，连他的名字也叫不得，如不慎叫了，便是“犯讳”，轻则受罚，重的还会引来杀身之祸。隔着这样一道千丈鸿沟，老百姓就这样生活在封建官僚统治之下。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官民是始终对立的。真正爱百姓，在当官期间，没做过一件对不起百姓的事的，能有几个呢？即便身貌若廉者，心廉实难，环境使然。“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民谚，就是历史的印证。
        钱大昕说：“虽然天下无不爱子之父母，而却有不爱百姓之官，甚至假其势，以恣其残暴，苟有人心者，能无顾名而惭且悔乎！”此乃的论。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以后，公民与政府、老百姓与各级领导的关系，成了主人和公仆的关系，成了衣食父母和儿子的关系。可是这种关系，其实仍然是“三千年一贯”颠倒着的。谁颠倒了这种关系呢？连当年新中国的领袖就自己写过让人民高呼他万岁的口号。可见封建意识形态官本位文化的根深蒂固、顽劣、可怕！
        中国的公民仍习惯把政府领导称为“父母官”，领导干部有时也习惯接受这种称呼，甚至自称，顺耳顺口顺心，他们仍然兴冲冲心安理得欣欣然当起了老百姓的父母官、祖宗。
        “父母官”，不是当官的把老百姓当作父母，而是把自己当作了老百姓的父母，这就颠倒了国家政府领导与公民的关系，有着浓厚的封建色 。“父母官”是“人民公仆”的对立面，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两种社会、时代，怎么可以“传统承袭”呢。
        “父母官”实质就是封建特权加草民意识形成的政治怪胎。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他阐明了这种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明显封建宗法、官本位制下的政治化“词儿”，不但老百姓用，共产党的大官小官也用，觉得说父母官是说清官，总要比那些腐败贪官更合情些。这就说明，封建意识形态的顽固性和国人对传统文化中这类封建糟粕还不易甄别。邓小平曾说过：一个是“左”的东西，一个是封建主义的东西，非常顽固，可怕。

        我记得上山下乡那些年里遇到过的一件事：我们知青跟着山里农家出门，穿草鞋，知青都是拣新草鞋，老农笑而不争，待知青把新鞋抢着穿完了，老农只是拣一双破旧的草鞋穿着上路。走了一程下来，知青的脚被新草鞋的棱角磨破了皮，起泡，疼得哇哇叫，老农一点没事，旧草鞋的棱角早已被磨平，穿着舒服。对于“父母官”，即便认识到这个政治化词的封建性，人们还是不舍得扔，习惯了照用不误，有点喜欢穿旧鞋，图个舒服的滋味，这是值得深思的。

        有人认为，《辞海》是文字工具书，似乎不应该删这种人们“太过熟悉”的“政治化词”，删了岂不是有悖工具书的属性，彰显另一种“政治化”？也有认为这属于“没有生命力”的“淘汰词”，删除是符合语词进步、更新的规律的。比如，新6版《辞海》（2009年）总词条数近13万条，比1999年版增8%；其中新增1万多条，删去条目近1万条；总字数约1900万字，比1999年版增加约10 %。工具书也要更新，保持生命力，删增词条其实是字典、词典生命力的正常运作和表现。
        也许有人认识到这个词的这种纠结、复杂，太过难缠，新版《辞海》经过慎重考虑，把这个“词儿”删了。

四季如歌

章老师说的很详细。都说封建社会是吃人的社会，可是他们的提拔官员的方式多与其口碑有关，现在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