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文化精髓溯源 ……刘勰《文心雕龙》新译——连载中

克谐

第三十九章  练字与时尚
（刘勰《文心雕龙·练字三十九》）

    远古时代，人类发明文字替代了结绳记事的传统，又通过狩猎中辨别鸟兽的不同足迹，从中获得启发，进而创造了契书。文字既是言语思想的记录符号，也是构建文章大厦的基础材料。民间传说，当仓颉造字之际，便有鬼神夜哭、天降粟米的符谶。自黄帝时代，开始刻录文字，用以记载政治民事。历代帝王统治国家，必定统一语言文字。因此，还要派出专职官员，四处调研采集各地区的方言土语，并标注每一个字词的不同读音声调，达到规范用字目的。据《周礼·地官司徒第二》记载，姬周王朝伊始，便设置了“保氏”官员，他们的职责就是专门传授“六书”文字的读认。秦始皇统一中国，于焚烧古代典籍之后，废止了“保氏”管理教育体系，改由行政高官参与统一文字。于是，李斯删减籀书等字体，规范了秦代小篆，而程邈（生卒年不详字元岑秦始皇时御史相传将篆书改为隶书者）创建的隶书，则逐步淘汰了篆书。
    汉朝立国之初，在萧何起草的众多律令条款中，针对官吏的文字水平便有了严格而明确的要求。像“太史”官职在录取学生时，除了考察背诵书本的能力，还要考试掌握文字“六体”（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的水平；再者，当时的官吏或民众，在呈报朝廷的文书里面，如果出现了错字，还要被弹劾或法办。所以在汉武帝时，郎中令石建就因为自己奏章中的“马”字少了一画，曾担心被追究杀头。尽管这个故事只是嘲笑石建的谨小慎微、胆小怕事，但也反映了那个时代对于错字的重视程度吧。正因为汉代高度重视文字水平，所以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因为里面没有一个字重复，便成为当时的识字课本和考试教材。西汉的宣帝和成帝两朝，不但极力推崇儒家教育思想，而且专门征召精通文字训诂的人才。正因为如此，像汉宣帝时的张敞（公元前?-前48年字子高西汉茂陵人宣帝时京兆尹），尤其擅长文字的正音释义；而汉平帝时，扬雄则根据各方采集的奇异偏僻文字编辑了2040个字的《训纂篇》（此书已佚）。像这一时期的作家，都是通过研习《尔雅》《仓颉》，从而精通了古字音义。所以在当时，凡是能够杜撰鸿篇巨制的学者，必定通晓古文字义。另外，西汉时期的文人墨客，热衷于描写京都和园林的歌赋体裁，为了渲染周围环境的色彩景象而又不重复字韵，所以采用的字形确实偏僻古怪，不仅是令人眼花缭乱，更让后人诵读之际，禁不住望而却步。这一时期的艺术作品之所以出现如此风貌，并非当时作家个人故意求难搞怪，除却当时文化制度和艺术氛围使然，确实由于当时作家们的古文水平普遍高超，他们那会儿阅读彼此文章，一定不会觉得特别格外困难。然而，进入东汉以来，专注和考究文字音义的学风日渐衰微，从此以后，针对一些古奥深邃的字词解说，经常属于正误参半，甚至不乏混淆视听啊。
    曹魏时期，文章用字虽逐步通俗规范，但这时候再阅读汉代作品，都已经感觉艰涩难解了。所以，曹植曾说：“扬、马之作，趣幽旨深，读者非师传不能析其辞，非博学不能综其理。”其大意是讲“杨雄、司马相如的作品，情趣隐幽，意旨深邃，若读者不是经过专业老师传授，或者不是自身学识渊博，往往很难理解全面。”由此可见，在当时人们阅读水平的高低，已经不单纯是天资禀赋的掣肘问题，而是与文字识别能力密切相关了。
    自晋代以来，文章用字时尚简单易懂。既然文风尊崇简易，谁还追逐艰难呢？所以文章之中，一旦出现了某个属于偏僻怪异的字词，即刻整篇文章都会被视为另类，以至于大惊小怪而横加谴责质疑。更有甚者，一旦出现了三个人都不认识的字，便被视为“字妖”了。然而，事实真相却是：在当时一般认为属于简单平常的字，即便形体音义其实艰涩难辨，仍然会被视为通俗易懂；同样，当时不经常使用的字，即便简单易懂，却也被视为偏僻怪异。由此可见，文章用字的变迁，尤其所谓“难易取舍”的根由，关键在于文化风气，差距在于崇尚醇厚求真抑或浅薄务虚而已。
    什么是《尔雅》呢？据说是孔子门徒编纂，用来学习《诗经》《尚书》的辅助读物。什么是《仓颉》呢？相传是李斯剪辑，保留着鸟文籀书中奇异字体的资料汇编。《尔雅》是文字源流的揭示和字形音义的注解。《仓颉》虽像收集奇异文字的园圃，但在不同字体之间可以互相比对印证。《尔雅》与《仓颉》仿佛肢体的左膀右臂一样，彼此互补帮衬，用于文章写作中，通过字形音义的稽查探究，可以产生新的音韵内涵，进而谱写出来新颖绚丽的华章。单言文字的训诂解说，伴随时代文化变迁，古今字形音义，于用进废退之中，同样日新月异，若具体在不同文章之中，更是变化多端。人类内在的情感志气，通常通过不同的言语音调表达出来，而言语音调落实在文章中间，就是字形组合和音韵节律罢了。
    亘古至今，凡吟咏颂唱的优美感人，必在于音节声律的和谐一致；而文章篇籍的美妙动人，必在于字形语义的饱满深邃。所以书写文章，必须要高度重视文字的选择使用，通常情况下需要注意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
    所谓“避诡异”，就是禁忌使用怪诞诡异的字词。例如西晋曹摅有过这样诗句：“岂不愿斯游，褊心恶讻呶。”其中“讻呶”两个字颇显突兀，一下子损害了整篇诗的美感。类似的瑕疵，如果超过了两个字以上，整篇文章就更加不堪设想了。
    所谓“省联边”，就是避免相同偏旁的字连续排列使用。例如描绘山川风貌，难免都会用到带有“山”“水”偏旁的字词。如果无法避免时，最多连用三个，若超过三个以上，必定显得邋遢，如同编排字典一样。
    所谓“权重出”，就是权衡相同的字是否有必要重复出现。相同字的重复使用，在《诗经》《离骚》中司空见惯，但近代一当作忌讳。其实，如果属于必要的重复，仍可犯忌。所以说，尽管近代诗文大家动辄下笔万言，却时常窘困于一个字的选择。究其原因，并非他们字词匮乏，而是避免重复，确实十分困难吧。
    所谓“调单复”，就是调整笔画多少的字词排列。笔画少的排列一起，显得单薄像弱不禁风；笔画多的簇拥一堆，明显臃肿似肤浅虚胖。因此，善于斟词酌句的作者，必定还会在意字形疏密的结合，旨在追求一种如同串珠般的视觉完美。
    如上四条注意事项，虽然不是每一篇文章都会遇到，也不是都必须谨小慎微，但是作为文章修辞的通则，还是需要透彻了解而有备无害。
    自古至今，文集浩瀚，尤其经书典籍，字形音义，佶屈聱牙。特别是作为文化载体的简牍帛书，或虫蚀剥落，或散乱缺失，更加之再三传抄，由此导致的错认误读，实属难免。例如子思的弟子孟仲子，把《诗经·周颂·清庙之什·维天之命》中“於穆不已”念成“於穆不祀”，显然是字形导致读音错误。据《吕氏春秋·察传》中记载，史书有“晋师己亥涉河”，有人曾读作“晋师三豕渡河”，明显是字形造成字义错误。《尚书大传》中有“别风淮雨”，而《帝王世纪》则是“列风淫雨”，像“别与列”“淮与淫”两两字形类似，可能导致识别错觉。但是，“淫”与“列”在字义上，尚有相通之处，而“淮”与“别”混淆一起，若说字义创新，则近乎离奇了。然而随后，像东汉时傅毅在《北海王诔》中，就有过“淮雨”二字；而南齐王融的《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亦出现了“别风”。由此可见，文人雅士，爱好临摹用典，热衷奇特风尚，不仅由来已久，而且习以为常了。事实上，针对经书典籍中存在的缺失或质疑性文字，以往圣哲贤达都一贯特别谨慎对待。例如《论语·卫灵公》中“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大意是：我庆幸还能看到残缺的史料。）和《论语·为政》的“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大意是：多聆听而心存疑问并谨慎言语，就会少犯错误。）这应该是对待“史阙文”的正确态度和恰当举措啊。毋庸置疑，只有忠实于字形音义的本真眉目，只有摒弃盲目用典，只有不为沽名钓誉而任意标新立异，才能够契合文章“练字”的宗旨，才符合言语修辞的和谐达功吧。
    总而言之：字体秦末篆隶成，《尔雅》《仓颉》存雏形；简牍帛书多歧义，姹紫嫣红本根通。佶屈聱牙非罪过，用进废退是真凶；华章腾跃赖情志，如虎添翼练字声。

【注解】
1、《周礼．地官司徒第二》中“保氏”的职能：“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乃教之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日车马之容。凡祭礼、宾客、会同、丧纪、军旅，王举则従。听治，亦如之。使其属守王闱。”
2、《汉书．艺文志》中相关记载：“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

老党

克谐 发表于 2018-11-22 22:08
第三十九章  练字与时尚
（刘勰《文心雕龙·练字三十九》）

顶起来。找时间，一定要系统读一遍。

一方

克谐 发表于 2018-11-22 22:08
看一下标题即可，无须“补”，如同日常生活，凡事各取所需……岂是一个“好”字了得

你这样解，很是圆融，一通百通，妙。感冒来来回回，有些焦头烂额。

克谐

第四十章 文章中的隐和秀
（刘勰《文心雕龙•隐秀四十》）

    为何文艺作者的心志胸怀高瞻远瞩，其文章必定深邃奥妙呢？这其实如同自然现象，渊源必流长，根深则叶茂。所以，文章堪称风范者，必定既有含蓄深沉，也有突出亮点。其中，所谓“含蓄深沉”就是本文所讲的“隐”，而“突出亮点”就是“秀”。因此，无论定义“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还是概念“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尽管其两者存在字词语句的差异，但所表达意思含义雷同。如果落实在某一文章之中，像没有明说直陈出来的言外之意，若能“隐”的恰到好处，则需要作者匠心独运，并应避讳矫揉造作的涂抹雕琢；同样，类似点睛之笔的“秀”，作者如像信手拈来，既是巧夺天工了吧。以往在名人佳作中，尤其堪称经典者，不单是把“隐”“秀”运用的恰到好处，而且是作品成功的关键所在，也是作者“德才学识”的充分体现。
    溯本清源，“隐”在文章中价值意义，不仅于行文语句上意味深长和触类旁通，还需要心有灵犀的直觉感悟和主动发掘。如同《周易》64卦，不仅有主客卦的外在意蕴，而且还有“互卦”的内在演变；亦犹如川流沙石俱下，伴随金石珠玉与之沉浮。像《易》卦中“实、假、义、用”四象的交相呼应，道尽了世事轮替变迁的必然；川流中金石珠玉的沉浮，预示着天地盛衰存亡的因由。所以，富含“隐”义的佳作，即便外观千篇一律而波澜不惊，实质上内含着珠光宝气而惊世骇俗，不仅可使懂得鉴赏者玩味无穷，甚至令其百读不厌。
    再看“秀”的特色，如同碧波中泛起的浪花，又像山峦间凸显的奇峰。究其形象景观，婉如纤手丽曲，不但赏心悦目，而且相得益彰；犹若远山岚光，恰似靓女粉黛，足以蓬荜生辉。然而，山岚巍峨，贵在自然造化；天生丽质，浓妆淡抹皆宜。所以，凡艺术作品中突出的“秀”，必在于自然而然，避讳雕琢痕迹以至于弄巧成拙。
    自古以来，凡擅长营心臆造的文艺作者，惯常将意味深长的情怀志气隐藏在字里行间，并把匠心独运的点睛之笔着墨在耀眼夺目地方。他们中间，曾有多少人为了追求这种奇异效果，呕心沥血，兀兀穷年，并且一方面将奇思妙想引而不发，使得普通读者迷惑不解；另一方面又锋芒毕露，而令赏识者拍案叫绝。那些精于沉思默想的读者，于吟咏弦外之音中，每每心旷神怡；那些钻研犀利言辞的看客，在品味奇词妙语时，常常叹为观止。纵观“隐秀”中的优秀作品，仿佛织锦中的云蒸霞蔚一样巧夺天工，更像是玉石雕琢的花卉瓜果一般匠心独运。所以，凡文章篇籍之中，若没有“隐”的艺术特色，等同宿儒没有学识者，一旦遇到诘问，即刻理屈词穷；若缺乏“秀”的鲜明特征，恰似宝藏没有金玉，一旦需要展示，时常窘迫困顿。据此而论，文章中的“隐”和“秀”，看似事关字词语义的多寡，反映却是文思才学的高低啊。
    稽查例举，以往具备“隐”与“秀”的文学佳作。前者，像《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和乐府诗《饮马长城窟行》，哀怨深沉，兼用比兴；又如曹植《野田黄雀行》和刘桢《赠从弟》，刚健迥劲，内含讽谏；再有嵇康《赠秀才入军》与阮籍《咏怀》的系列，境界恬淡，玄妙自恃；还有陆机的诗文，一贯心思隐忍缜密，而陶渊明的言辞，通常文采简洁意深。至于后者，若用例句来说明，像“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传为汉成帝时班婕妤《怨歌行》）表达了贵妇担忧失宠的心声；“临河濯长缨，念子怅悠悠。”（传为西汉李陵《与苏武诗》）展现了大丈夫壮志未酬的忧郁；“东西安所之，徘徊以旁皇。”（见于乐府古辞《伤歌行》）表现出独守闺房的无所适从；“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见于西晋诗人王讚《杂诗》）展示了秋冬时节游子归心似箭的伤感和急切。
   时值于今，文海浩瀚，其中名篇佳作，却不满十分之一。在以往名篇佳作中间，堪称经典的字词文句，亦不过百分之二。凡经典字词的产生，于创作之中，必定是情思臆想的浑然天成，绝非雕琢打磨的刻意产物。所以在他们中间，虽然有的确实寓意深刻，却晦涩难懂，并不属于艺术“隐”的范畴；同样，有的雕词琢句，尽管惊世骇俗，依然不算是文艺“秀”的同类。所谓浑然天成的美妙，如同春天花草，绽放着姹紫嫣红的光彩；文章隐、秀的绚烂，恰似染色织锦，挥洒着五彩斑斓的鲜艳。草木繁花，因为明暗相间，表现出来植物的个性峥嵘；名作佳篇，由于隐、秀相伴，诠释的是人间的才艺璀璨。
    总而言之：无论多么深刻奥妙的思想胸怀，都需要依赖语言文字的表达、传递和交流。文学艺术中所谓“隐”“秀”的创作手法，就是不仅要懂得意犹未尽的含蓄意义，更需要知道画龙点睛的突出价值。无论作者还是读者，懂得意犹未尽的“隐”，如同明白64卦《易经》的道理，不只是仅有每一个卦象六爻的本身含义，尚且包含着逐个爻变互卦等律动内容。至于知道画龙点睛的“秀”，就是要明白，任何人纵然有千言万语，若必须归结成一句话，如何才能使用“鲜明、巧妙、精准”的字句，将其表达出来罢了。因此，艺术创作须谋篇，隐秀成败亦关键；含蓄禁忌猜哑谜，突出避讳喊口号。匠心独运如天成，鬼斧神工若自然；彪炳文章千古事，恰似妙手偶得之。

【注解】
1、本篇刘勰《文心雕龙•隐秀第四十》底本，主要参考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2013.9北京）
2、《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3、《饮马长城窟行》：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辗转不相见。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
4、曹植《野田黄雀行》：置酒高殿上，亲交从我游。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阳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讴。乐饮过三爵，缓带倾庶羞。主称千金寿，宾奉万年酬。久要不可忘，薄终义所尤。谦谦君子德，磬折欲何求。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盛时不再来，百年忽我遒。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先民谁不死，知命复何忧。
5、刘桢《赠从弟•其二》：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本有性。
6、嵇康《赠秀才入军•其二》：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翁，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7、阮籍《咏怀•其一》：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老党

克谐 发表于 2018-11-28 14:10
第四十章 文章中的隐和秀
（刘勰《文心雕龙•隐秀四十》）

先顶起来。

云上云上

“隐者也，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全文文字凝练，环环相扣，“隐”与“秀”诠释得清晰明了，欣赏学习，赞。

克谐

云上云上 发表于 2018-12-1 16:16
“隐者也，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全文文字凝练，环环相扣，“隐”与“秀”诠释得清晰 ...

谢谢

克谐

第四十一章 指瑕与文学批评
（刘勰《文心雕龙·指瑕四十一》）

    《管子·戒第二十六》记载，管仲曾对齐桓公讲过：“无翼而飞者声也，无根而固者情也。”这里所阐明的是“名声没有翅膀可以轻易四处飞扬，而感情没有根系一样能够牢固培养。”的世道真理。凡明白了这里面字词义理的文章写作者，再于舞文弄墨之际，又怎能不谨慎小心啊。
    自古至今，无论名人大家还是随便舞文弄墨者，亦不管他们是否生活在同一时代里，只要跻身文坛之上，都难免被放置一起，遭受后人一而再三的相互比较、彼此挑剔和众口评说。即便就是历代圣哲贤达的经典名作，在他们中间，亦无论属于才华横溢的神来之笔，抑或就是深思缜密的精益求精，都同样不可能十全十美，依然会有或多或少的瑕疵缺陷存在。
    三国时期的曹植，才高八斗，文章盖世，但在他为父亲曹操逝世所写的《武王诔》中有一句“幽闼一扃，尊灵永蛰。”（大意是：墓门一关，圣体永远蛰伏了。）；而在给侄子曹睿魏明帝的《冬至献袜颂》里面，则有“翱翔万域，圣体浮轻。”（大意是：穿上这袜子身体可以漂浮起来，巡视国家四方了。）然而，使用像胡蝶“浮轻”和如昆虫“永蛰”一样的比喻文字，来赞美尊贵的帝王，这在礼仪道德上怎能算是恰当的措辞呢？
    西晋时期，在著名诗人左思《七讽》（今亡轶）中，竟然说孝道也可以不顺从；这简直公然违背圣人教诲，所以文中即便有其他高明的观点，也就不值得再看了。还有当时最擅长写哀悼文章的潘岳，在悼念家兄时用到“感口泽”，而追思早逝女儿时用了“心如疑”的字句。尽管《礼记．玉藻》中确有“母没而杯圈不能饮焉，口泽之气存焉尔。”（大意：母亲去世后，再不敢使用她曾经用过的饮具，仿佛杯口留有母亲的气息。）的感伤，而《礼记．问丧》存在“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大意:去送丧路上，如同活着时的仰慕追寻。回来路上，还怀疑是否真的逝世。）的哀思。像这种“口泽”“如疑”的用法，通常主要针对至尊的父母，若用于兄弟儿女，即便文辞写得再哀怨悲怜，却也有失礼仪尊卑的伦理大义吧。
   单言上述人物比拟的具体例句，不难明白：凡文章中涉及帝王、君臣、父母、兄弟、子女时，必须要顾忌尊卑老幼的道德规范。但是，东汉崔瑗在为当时李公书写诔文时，竟然把他比喻成黄帝和虞舜；而魏晋的向秀，在他怀念嵇康的《思旧赋》中，竟然将嵇康临刑时与儿子的话语与李斯的情况比对。事实上，一般文章中使用比拟之际，尤其在某些特殊场合，或者处于某种不得已的情况下，宁可在美好品行方面使用的比喻可能过头一些，但也不要在败坏他人德行方面比喻的太重。所以，像《左传·襄公十六年》记载，齐国大夫高厚在诸侯宴会上，当众表演违背礼仪的歌舞时，不但其本人遭到谴责，而且致使其国家处于被动地位。毋庸讳言，精巧新颖的言谈文字都特别容易吸引耳目，而拙言悖论也不难被人识破，并遭到质疑谴责。这如同白玉微瑕一样，既司空见惯，清除干净甚难。所以，世间文章中存在瑕疵现象，实在不胜枚举.上面四个例句，仅是窥斑知豹而已。
    文章之所以成立和传播，依赖的不过是字词文句本身所包含的内容意义罢了。所以在选择字词文字之际，都特别需要训诂周正之后，才有可能表情达意的准确精道。然而，唯有字词文句，在具体含义上合乎道德伦理，才能够更加弘扬广播。晋末以来，文学作品的创作意旨，开始飘忽不定，不但出现了“赏际奇致”的鉴赏话语，并且还有“抚叩酬酢”的怪诞评说，甚至单凭文章中的某一个字，即可评价其涵盖了全部志气情怀。然而，“赏”或“赏际”的本义是“因功而得到物质奖赏”，这和内心感受、思想颖悟和精神升华，根本没有必然联系；而“抚”或“扣”都是一些肢体动作而已，怎能表明道德伦理的是非对错呢？像这种“指瑕”评说，不仅是在具有鲜明“美刺”价值意义的《诗经》“风、雅、颂”中没有见过，即便在整个汉魏时代，也不曾耳闻过。像如此怪诞奇葩的“指瑕”，或说鉴赏，或讲批评文艺作品的衡量标准，貌似情有可原，其实即便单凭训诂，也会即刻知道其中的荒诞谬误。究其根本，一是源于世道错讹失序，二是文风涣散不经使然。自刘宋至今，即便有才华的作家，也没有根本转变这种散漫荒诞的文风。而像这样一种不良文化风气，既然已经积习成俗，也绝非一朝一夕可以根除啊！
    近代作家，彼此太多避讳，相互更加猜疑。他们不仅开始热衷于类比修辞中挑剔声韵的毛病，甚至喜欢于反切读音中吹毛求疵。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虽然他们都不屑与古典经书为伍，然而却对于时尚流俗情有独钟。例如文章中，如果有了和别人一模一样的字词文句后，按说就应该彻底删除掉。因为剽窃别人的文章，如同孔子谴责阳货将鲁国宫殿的宝玉大弓据为己有一样，应属罪大恶极啊。所以，全部抄袭别人的文章，罪同入室抢劫；部分抄袭，则类似小偷小摸。如果将那些把古人作品当成自己创作成就的行为视为德行浅薄的话，那么剽窃同代人的作品，则应属于无耻之尤了吧。
    另外，像后代注解前人的书籍，主要是为了训诂字义和明辨事理。但是，有的释说注疏，却走向歧途，变成了蓄意歪曲和武断演义。例如东汉张衡的《西京赋》有一句“乃使中黄之士，育、获之畴。”原文本义是感慨中黄古国盛产能够搏击虎象的勇力壮士，而三国吴人薛综却把勇士注解成了太监头领。即把原作品宣扬“选择勇士”的佳话，却变成了“驱使太监”的意图了。又如《周礼》记载，按照古代“井田制”征收赋税，有十井三十家可以捐出一匹马的规定，而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中，针对“井田制”捐出马匹的“匹”字解释成“量首数蹄”等，则纯属肆无忌惮的胡思乱想，与明辨事理毫不相干啊。
    不言而喻，古往今来，凡读习经书典籍，一贯崇尚“训诂字义”“辨别名称”，即所谓“正名”。在日常读习写作中间，究竟怎样做才叫“正名”呢？例如通常所说的“车辆”和“马匹”，它们之所以“合字”构成一个名称，根本在于最初形成这两个名称时，针对的不是一般老百姓使用的车马，而是指符合礼仪出行乘坐的车及其驾车的马。古代讲究礼仪时，凡出行乘坐的车和驾车的马，一开始都是两两搭配使用。即载人的车，分“正/主车”与“副车”，故统称“车辆”；而驾车的马，分两旁的“骖马”和中间的“服马”，故统称“马匹”。所以，伴随车马的广泛使用，甚至就是单车单马，也积习成俗，被说成是“一辆车”“一匹马”了。类似情况，像“匹夫匹妇”，源头雷同。由此可见，即便“车辆”“马匹”这样通俗平常的字义名称，因为隔世变迁，也容易造成理解释说的谬误。那么在诗词歌赋中间，即便就是一些看似浅显易懂且是近代眼前的故事说辞，往往也容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啊。依此类推，历代钻研注疏古代经书典籍的文章，如果存在一些瑕疵甚至显著差错，还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吗？
    本文论说“指瑕”，像上面稽查例举的具体人物及其文章，尤其是“量首数蹄”“选勇驱监”等，都是一些偏颇差缪的典型案例，旨在引起后人的警觉戒备。大千世界，绘画颜色最初都十分光鲜艳丽，但年代愈久，必定变得暗淡模糊。然而，文学艺术作品则不然。因为伴随时光迁移，尤其通过后人对前世作品的不断指瑕、释说和批评，真正的精品佳作反而愈发熠熠生辉了。所以文人作家务必于艺术创作之际，务求谨严慎重自我文章中字词文句的选择，即便令其传之千载而永无愧色吧
    总而言之：后羿射偏曾羞惭，东野败驾迹在先；智者千虑有一失，精益求精莫等闲。白玉微瑕难磨灭，温润刚劲贵天然；文章何惧被指瑕，光阴历炼愈芳华。

   

【注解】
1、《管子·戒第二十六》相关部分：……管仲复于桓公曰:“无翼而飞者声也，无根而固者情也，无方而富者生也，公亦固情谨声，以严尊生。此谓道之
荣。”桓公退。再拜，请若此言。管仲复于桓公曰:“任之重者莫如身，涂之畏者莫如口，期而远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涂至远期。唯君子乃能矣。”
2、曹植《武王诔》相关部分：茫茫四海，我王康之。微微汉嗣，我王匡之。群杰扇动，我王服之。喁喁黎庶，我王育之。光有天下，万国作君。虔奉本朝，德美周文。以宽克众，每征必举。四夷宾服，功夷圣武。翼帝王世，神武鹰扬，左钺右旄，威凌伊吕。年逾耳顺，体愉志肃，乾乾庶事，气过方叔。宜并南岳，君国无穷。如何不吊，祸钟圣躬。弃离臣子，背世长终。兆民号咷，仰诉上穹。既以约终，令节不衰。既即榇宫，躬御缀衣。玺不存身，唯绋是荷。明器无饰，陶素是嘉。既次西陵，幽闺启路。群臣奉迎，我王安厝。窈窕玄宇，三光不晰。幽闼一扃，尊灵永蛰。圣上临穴，哀号靡及。群臣陪临，仁立以泣。去此昭昭，于彼冥冥。永弃兆民，下君百灵。千代万乘，曷时复形。
3、《艺文类聚·服饰部下·袜》记载：魏曹植冬至献袜颂曰：玉趾既御，履和蹈贞，行与禄迈，动以福并，南闚北户，西巡王城，翱翔万域，圣体浮轻。
4、《左传·襄公十六年》相关记载：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荀偃怒，且曰“诸侯有异志矣”，使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归。于是，叔孙豹、晋荀偃、宋向戌、卫宁殖、郑公孙虿、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讨不庭。”

老党

克谐 发表于 2018-12-4 21:34
第四十一章 指瑕与文学批评
（刘勰《文心雕龙·指瑕四十一》）

顶起来。

云上云上

“文人作家务必于艺术创作之际，务求谨严慎重自我文章中字词文句的选择。”欣赏支持您的观点，期待您精彩继续。

克谐

第四十二章 养气与写作
（刘勰《文心雕龙．养气四十二》）

   东汉王充，年近七十岁著述的《养性书》十六篇（均亡轶），完全是他个人亲身经历的总结，而不是凭空捏造或抄袭别人的成果。人生于世，耳目口鼻的享用驱使，仅是满足躯体存在的基本物质需要，至于心虑言辞的展示表达，本是个性志气情感的更高精神索求。人生一世，只有壮志情怀得到率性释放，唯有心愿意向得以和谐达功，才属于道德理想上融会贯通及其性格修炼上圆润顺畅了吧。如果人生深陷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的身心劳顿而不能自拔，必定带来精神疲惫和病魔缠身，从而导致精气过早衰竭及其凋亡。这就是天道数理的必然结果啊。
    传说“三皇”年代，凡人物举止言行都十分率真质朴，完全没有玄虚华采的道德说辞。唐尧虞舜时期，篆刻文字开始兴盛，像言辞敷陈的篇籍，主要见于宫廷中帝王与大臣之间的书录。历经夏、商、周三代，一直到东周“春秋”阶段，在这期间流行传承的书籍，在文化形式上，虽然明显是繁文缛节的模样，但于文学内容上，基本仍属于直抒胸臆、就事论事的典范，起码这其中，还没有出现刻意展示个人艺术才华的娇柔故作。步入东周的“战国”阶段，列国纷争，战火连绵，阴谋诡计蜂拥，奸佞狡诈纵横，与之相伴的文学艺术表现，就是四处涌现出来极力自我标榜的奇端异说；举目四望，唯恐不能尽快显才示能的人影，不但此起彼伏，而且争先恐后。
    自汉代至于今，文章体例已然繁花似锦，优秀篇章仍在层出不穷。单言“经史子集”中的名人名作，浅阅更加目不暇接，深究难免望洋兴叹；即便绞尽脑汁去临摹仿作，已经难以超越，甚至望尘莫及了。正如《淮南子·齐俗训》指出“衰世之俗”的“浇天下之淳”一样：时下文章的“浇淳散朴”，在内容实虚比较上，与古代相隔千年；现今作家的“殚精竭虑”，于身心劳逸程度上，与古人差距万里。毋庸讳言，古代书写文章者，之所以能够坦然自得而从容不迫？现今舞文弄墨者，何以诚惶诚恐反而无所适从？究其根本因由，亦不过如上所示。
    自古至于今的人类，青春年少之际，涉世虽然肤浅，但意气风发而斗志昂扬，当齿长年老之时，阅历即便资深，却精神衰退且志疲力竭。人生一世，只要气血旺盛，即便穷思极虑，仍能不知疲倦而干劲十足；如果精血衰竭，一旦百思不解或穷奢极欲，必定伤神气绝。这不仅是一般生活常识，也是不同年龄段之身心状况与创作能力的客观必然。人与人之间，尽管每个人都可以极力用脑力心智，均可以努力去思学无边无际的知识，但各自的身体状况和才智悟性，确实存在显而易见的差别。所以在文学创作之中，如果一味追求辞藻靓丽和情理犀利，必定如同短腿的野鸭子一心期盼能够拥有仙鹤的长腿一样，殊不知身心疲惫需要达到何等程度才能梦想成真呢？他们即便就是年富力强，并且血气方刚，如果没有对自身条件和努力方向的正确判断，一味急功近利地追求名誉声望，如果日积月累的损耗精力气血，将会如同《庄子·秋水》讲解的“尾闾泄虚”，必定徒劳无获；如果成年累月的冥思苦想，纵然伴随小恩小惠，亦如《孟子·告子上》隐喻的“牛山之木”，虽然也曾经郁郁葱葱、巍峨壮丽，却因为任意砍伐和牛羊啃食，早早变得草木稀疏而突兀嶙峋了。因此，但凡疲于奔命的殚精竭虑，必然导致积劳成疾，其中道理不是显而易见吗？例如王充在门窗墙柱上放满笔墨，不假时日地著述立说；又如曹褒（字叔通东汉鲁国薛城人）走路睡觉尚且怀抱纸笔，不分旦夕地诵习经书。如此夜以继日而又度日如年的劳顿煎熬，曾经何时，曹操担心思虑过度终会伤害性命，而陆云感慨过分专心必定作茧自缚，这一切都不是空穴来风啊。
    自古以来，读书学习的道理，就是“精于勤奋、荒于倦怠”，故而才有“头悬梁、锥刺股”传为佳话。然而，凡是有志于文学艺术创作者，原本是为了抒发个人的情怀志气，借以疏散自我内心的纠结郁闷，因此就应该执着一种从容不迫、自然率性和坦然起止的心态，去从事艺术创作和文字表达。如果艺术创作活动，变成了殚精竭虑而身心憔悴，以至于著述减寿，甚至于挥墨丧命，这怎么可能会是圣哲贤达的道德用心？又怎么可能留下中正典雅的道德文章呢？天地之间，人的头脑存在敏锐与迟钝的区别，一个人所处的时势命运，则有顺畅与坎坷的差异。无论置身于何种世道生途，像先入为主、一叶障目和利令智昏的庸常性认识误区，都应该引起所有人的警觉、戒备和防范。所以，《左传·禧公二十四年》有晋文公重耳“沐则心覆”的训诫故事，而《易经·蒙卦》则有“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的诚恳说辞。
    本章节之所以论说“养气”，其宗旨就是提示从事文艺创作的君子达人，起居必有序，劳逸须适当，保持清净平和的心态，在精神气血饱满的情形下，率性坦荡地挥毫书写。一旦感到身心疲惫并思虑枯竭，切记不应再苦心营造，以免气滞神昏而走火入魔。事实上，唯有意念自然孕育成熟时，才会提笔抒怀，如同呱呱落地，但等挥毫宣泄殆尽，笔墨顷刻戛然而止。只有这样的逍遥洒脱，才能恰似针灸一样缓解筋骨疲劳；只有这般的谈笑风生，才会如同药石一般治愈脏腑宿疾。一旦习惯了于闲适时光中磨砺文才锋芒，并还能时常保持余勇待沽的创作胆气，运用文笔终将会达到《庄子·养生主》中“庖丁解牛”一样的游刃有余。这一切虽不是人世间贮精养血而益寿延年的奇门妖术，但对于文学创作而言，也算得上是“养气”的良药秘方吧。
    总而言之：天地苍茫，化生万物，思虑烦杂，文章丛生。精神气血，好逸恶劳，修心养性，贵在清净。水面清平可明鉴，火焰静止愈光明；艺术品行贵自然，疯魔狂作非雅正。

【注解】
1、《淮南子卷十一·齐俗训》相关部分：衰世之俗，以其知巧诈伪，饰众无用，贵远方之货，珍难得之财，不积于养生之具。浇天下之淳，析天下之朴，牿服马牛以为牢。滑乱万民，以清为浊，性命飞扬，皆乱以营。贞信漫澜，人失其情性。于是乃有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乱其目；刍豢黍粱、荆吴芬馨以嚂其口；钟鼓管箫、丝竹金石以淫其耳；趋舍行义、礼节谤议以营其心。于是百姓糜沸豪乱，暮行逐利，烦浇浅，法与义相非，行与利相反。虽十管仲，弗能治也。
2、《左传·禧公二十四年》：初，晋侯之竖头须，守藏者也。其出也，窃藏以逃，尽用以求纳之。及入，求见，公辞焉以沐。谓仆人曰：“沐则心覆，心覆则图反，宜吾不得见也。居者为社稷之守，行者为羁绁之仆，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国君而仇匹夫，惧者甚众矣。”仆人以告，公遽见之。
3、《周易·蒙卦》卦辞原文：“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

云上云上

以“一种从容不迫自然率性的坦然起止的心态，去从事艺术创作和文字表达。”，感谢克谐老师奉献的精彩文字，欣赏学习，受益匪浅。

克谐

云上云上 发表于 2018-12-11 22:01
以“一种从容不迫自然率性的坦然起止的心态，去从事艺术创作和文字表达。”，感谢克谐老师奉献的精彩文字， ...

云上云上君摘选的文字，令我十分欣慰！说明抓住了刘勰此文“养气”的本质所在
下面是在“天涯”，因为有网友质疑现在社会形势下“养气”的必要性，我的简短解释：

谢谢诸位关注此文！
　　其实，刘勰此文中的“养气”相较孟子之善养的“浩然之气”相差甚远。此处“养气”只不过是针对一般书写文章时一种个性化的自我认知而已。凡读过此文后，对于一些或许了解民国时期文艺评论的人们，起码能够理解：当初，尤其是在绘画界，有一些并非属于保守阶层的名仕，为何一再抵触类似梵高样式的艺术人生呢？
　　我本人从业于医疗界，仍算是临床医生吧。在我周边有一些自幼爱好艺术的孩子和已经有些社会成就的绘画界朋友。单就艺术创新而言，究竟如何才能创新？什么样式的创新才是，即有益于自我身心健全，并能够文明大众生活的样式呢？这种思考和角度，则是我时常纠结和追求解答的问题。正因为如此，近一年来“释意”《文心雕龙》，并非为了刻意宣扬其中“崇经征圣”或被认为倡导儒家思想等，而是希望更多些人了解刘勰其人其书，并通过这本书更贴切地去了解汉晋时期的文化侧重点究竟在哪里吧！

克谐

第四十三 附会与谋篇
（刘勰《文心雕龙•附会四十三》）

     文章写作中“附会”是指什么呢？无论腹稿前谋篇，还是草稿后裁决，就是在统筹或审视全篇时，要有首尾连贯、取舍斟酌、禁忌限制和理义定位的谋划，目的是为了字词章句及其段落层次，从整体结构上，表现得有条不紊，而不是错乱芜杂。文章创作中的“附会”，若用建筑房屋打比方，就是建房前的图纸，或盖房时首先要搭建起来的主体间架结构；若用裁剪衣服作比喻，就是按照身材或要求样式进行剪裁后，应如何拼接缝合的问题。
    文学创作过程，依据具体需要和个人才能，首先应该选择文章体裁，一旦确定了使用何种体例格式，随后就是要以情怀志向为心脑、以意向事理为骨髓、以辞藻文采为肌肤、以音调韵律为荣卫，即类似医生辩证虚实治病，又像画家调配颜色绘形，亦如乐师和谐音质作曲，通过斟酌比较，历经取舍得失，谋求达到一种心仪预测的最佳效果。其实，像这样一种“附会”的全过程，也是一切艺术创作必须要遵循的共同规律罢了。
    作为整体的一篇文章，恰似一棵生机盎然的树木，自上而下，不但枝蔓丛生，而且盘根错节。如果剖析其之所以挺拔茂盛的原因，其实就在于“根有本末”而“干有主副”而已。也就是说，树木上的一切残根末节和繁杂枝叶，必然要依附主体本根，否则就是形同虚设，都将难以持久存生。因此，所谓附会，也称其为“附辞会义”，就是遵循一些既定的文章体例格式，在参考发挥以往某一类经典范例的基础上，务必使新创作文体的情理文采，紧紧围绕事前拟定的主题思想，类似树木本末围绕树干一样不离不弃。
    在《周易•系辞下》里面有“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的道德警示。若将其落实到文学创作活动中，就是文章中字词章句，无论包含和表达的情志多么繁杂，都必须主次分明，而不能本末倒置；同样，亦无论辞藻文采多么丰富艳丽，都不能哗众取宠而喧宾夺主。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种程度呢？这就要像东汉崔骃《达旨》中所讲的一样，必须去遵循“扶阳以出，顺阴而入。春发其华，秋收其实。”的自然规律。也就是要在整体结构上，不仅要顺时顺势，还要表里如一，更需要有始有终。这就是文章“附会”所应依从的具体办法。至于如何才能把细枝末节与中心议题之间关系处理好的问题，一方面要像《淮南子•说林训》指出的“画者谨毛而失貌，射者仪小而遗大。”那样，不要因为过分雕琢细枝末节，或者一味追求技巧性完美，从而导致面目全非，或根本失去目标；另一方面又要如同儒家倡导“诎寸而信尺，小枉而大直。”“枉尺而直寻，宜若可为也。”一样，敢于不拘小节，勇于牺牲局部利益，来赢得全局结果的理想美好。这才是文章“附会”在整篇谋划上的有效策略。
    自古以来，文章篇籍，在体例格式上一贯变化多端，于内容思想上更是纷繁复杂。单就某一篇文章的谋划而言，在整体形式或具体内容上，如果单调划一，其字词必定给人枯燥乏味的印象；如果博大精深，其文句必定辞藻繁多而冗长；如果草率急促作文，必将会有疏漏而徒增遗憾；如果迟疑缓慢成章，则容易误事而演变成祸患。另外，在人与人之间，不仅秉性才情不同，而且思绪理念各异。书写文章，有的人就特别擅长首尾呼应，而有的则习惯层层递进。然而，综合来看，像整体结构兼顾谨严的作家较少，而只注重头尾或段落之间衔接呼应的相对多见。事实上，一旦文章存在整体结构性不严谨，必定会有主题思路不连续，并导致全文韵律失序。这就如同人体脉络不通畅，必定会有形体焦枯的模样。反之，若文章能够兼顾整体，并做到前后通畅且表里如一，必定会有词义韵味的浑然一体。这又会如同树胶粘合木材之严丝合缝，亦如笾豆之事，务必推崇黄色基调一样吧。通常情况下，像驾车的骖服四匹马，尽管他们的力量各异，但驾车的六根缰绳只要能够像弹拨琴弦一样和谐，就可以使车辆左右进退自如。然而，马车的两个轮子之所以能够左右进退一致，关键就在于车轴贯穿二者其中。所以文章创作的诀窍和法术，雷同驾驭车辆，一旦提笔在手，如同操纵马车缰绳，进退急缓，行止取舍，始终不能脱离“轴心”的主导地位和决定意义。
    凡深谙“附会”在文章创作中地位价值者，也就不难理解，“附会”如同人体的肝胆，通过调节食品五味来保障机体健康，有着一模一样的重要性。反之，若不明白“附会”对于文章写作的重要性，也就像不懂得北胡与南越，在生活风俗上，存在千差万别一样，一旦置身其中，必定洋相百出。另外，单言运用“附会”中可能遇到的难点。这也是一般文章写作者，通常都会“感同身受”的棘手问题，即“改章难于造篇，易字艰于代句。”也就是说：修改一段文章，有时比重新写一篇还艰难，而换一个字，时常比改写一句话还麻烦。像这样的实际例证，已然屡见不鲜啊。
    西汉时汉武帝曾诏令张汤（?-公元前116年汉武帝时酷吏杜陵人）草拟奏章，却被一再退回；三国时虞松（曹魏官吏字叔茂陈留人）因受命构思章表，却遭到多次斥责。这其中可能原因，主要是理义阐述不够明确，或文辞整体不够协调。随后，经过倪宽替张汤改写了底稿，而钟会为虞松更换了五个字。于是，前者终得汉武帝盛赞，后者始让司马师满意。究其根本，必定是说理变得突出鲜明，而字句改的机敏恰当了。由此可见，“附辞会义”的巧拙，确实相差甚远，实在不可小觑啊。所以，在文章写作之中，笔端行止和裁句断章，如同乘船摇橹；而紧扣情理和润色辞藻，恰似持缰挥鞭，都不仅是为了保障运行、起止的平稳安全，更需要确保方向、目标的最终实现。   
    毋庸讳言，如果一篇文章在开头时气势磅礴而又富丽堂皇，但里面衔接的文句段落一旦牵强附会而又凋零憔悴，那么在阅读期间，必定会给人一种晦涩或窒息的感觉。因此，整篇文章于最终效果上，注定不佳，黯然失色。像这种情况，正如同《周易》第四十三“夬卦”的“九四”象辞一样“臀无肤，其行次且。”（臀部受伤失去皮肉，走起路来踉踉跄跄。）这里面所要强调的道理，就是任何局部性缺陷，尤其是关键部分的不明智，必将影响全局的形象、趋势和结果。所以说，文章写作务必兼顾全篇风貌，首尾不仅遥相呼应，还要贯穿通畅，并且整体上，更要表里如一。本文强调“附会”的本质意义，亦不过如此。
    总而言之：文章谋划重全篇，头尾表里衔接难；纵然思绪千千万，莫忘心头一线牵。根深叶茂赖主干，快马扬鞭勿跑偏；八音和谐道美乐，气贯长虹德华章。

【注解】
1、《周易•系辞下》相关内容：《易》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2、东汉崔骃《达旨》相关文字摘录：《易》称“备物致用”“可观而有所合”，故能扶阳以出，顺阴而入。春发其华，秋收其实。有始有极，？登其质。
3、《淮南子•说林训》相关文字摘录：明月之光可以远望，而不可以细书；甚雾之朝可以细书，而不可以远望寻常之外。画者谨毛而失貌，射者仪小而遗大。治鼠穴而坏里闾，溃小疱而发痤疽。若珠之有类，玉之有瑕，置之而全，去之而亏。

云上云上

谢谢克谐老师的鼓励，真正把握刘勰文章本质的是您。
您在天涯的解释非常详细，让读者更加明了您的心意。谢谢克谐老师。
感觉这篇附会与谋篇更精彩，结构严谨，文字凝练，比喻恰当，有一种韵律美感贯穿始终，拜读老师佳作，学习，感谢您的辛勤付出。

克谐

云上云上 发表于 2018-12-13 21:19
谢谢克谐老师的鼓励，真正把握刘勰文章本质的是您。
您在天涯的解释非常详细，让读者更加明了您 ...

过奖了！

关于文学评论问题，学生时代读曹丕《典论·论文》，真的是荡气回肠、热血彭拜！关于此类帮助读者理解，更准确说，属于应该如何欣赏艺术作品的文体，再就是陆机《文赋》和刘勰《文心雕龙》等；前者虽短，读得似懂非懂，不着要领；后者冗长，念得阴阳顿挫，似是而非。其实，我自己也只是近来，才逐步读懂刘勰的菩萨心肠啊

再次谢谢云上云上君鼓励！

克谐

第四十四章 总体和要术
（刘勰《文心雕龙•总术四十四》）

    眼下，文学界正流行一种说法，即“笔是笔”“文是文”，是将不讲究音韵节律的文章称作“笔”，把讲究的视为“文”，故有“无韵为笔”“有韵为文”的区分。从起源上讲，凡流传下来的“笔刻文录”的语言符号，本是人类对于世间万物的道德认识，在“口耳相传”基础上的更充分表达。因此，通常把一些知识传承的记录符号，说成是“言语”“笔录”“文章”等名称，并且依据其中“字辞文句”的风格特征，大致以《诗经》《尚书》各自为代表分成两类，前者“有韵之文”，后者“无韵之文”。然而，使用“文”或“笔”来区别文章门类，则是近代的事情啊。
    南朝刘宋时期，颜延之（公元384-456年字延年晋末临沂人曾名冠当时与谢灵运并称颜谢）大致有过这样的言论：“笔”是泛指文字的体用，只有属于发端立论的“言”，才堪称“文”，并进一步说明，像经书典籍就是“文”而不是“笔”，但像传记一类文体，则是“笔”而不属于“文”。
   上述颜延年对文章的总体区分及其例举解说，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仅以《周易》的《文言传》为例。《文言传》不仅是“发端立论”的“言”，而且更是文采奕奕啊。如果像《文言传》这样的传记，都一概属于“笔”而不是“文”，那么还有什么样式的经书典籍，才堪称“文”呢？依我之见，出口成章即为言，记录成文则为翰，揭示道德既是经，阐释经书属于传。就文章总体而言，无论“经典”还是“传记”，即便在体裁上确实存在显著性差别，亦不过都属于“口出笔录”的文章而已。所以，“笔”就是“言语文章”的信使，只不过因为在记录和传达过程中，才有了内容长短、文采多寡、有韵无韵等具体区分。至于“经书典籍”之所以能够颠扑不灭，并能流传千古。究其根本，只在于他们蕴含着深邃奥妙的道理罢了。这与颜延年所讲的“言”“笔”“文”又有何干呢？
    西晋陆机在《文赋》中宣称，他个人已经把书写文章的利害关系剖析的“曲尽其妙”了。然而，纵观《文赋》中的泛论和悉数，其实并不全面啊。因为天地人间的易数理化，即便经过九次演变后，虽然已经达到了极致，但还不就是道德变化的穷尽。所以，任何试图通过举例说明，即可囊括所有文章体例及其要术的努力，都是不可能达到的目标。
    一般情况下，作者在营心臆造文章时，不仅倾心于体裁格调上的标新立异，更加热衷于字词文句的丰富多彩。但是，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对于以往文章已有的体例格式和风格特征，尤其在相关著述文章之所以成败、得失、优劣的技能要术性问题上，不仅不善于钻研深究，甚至少有问津，或者就是充耳不闻。毋庸置疑，在成堆的美玉中，有的必定貌似石头，而在稀有的石头里面，有的却像美玉。与此道理一样，那些精通文章要术的作者，往往为了追求短小精悍，其著述通常不会太长，而像知识才气匮乏的作者，却是因为无法展开长篇大论，而其文章也会十分简短；另外，一般博学多识者，喜欢高瞻远瞩，难免喋喋不休，而思虑芜杂者，因为千头万绪，通常繁言冗长；再者，善于思辨而境界通达者，因为能够深入浅出，其行文自然清晰易懂，但凡短见肤浅者，虽然举止言谈只能如同蜻蜓点水，反而同样给人一种简洁鲜明的感觉。所以，历来古奥深邃的文章，必定晦涩难懂，这反而让一些故意书写诡异乖离的作品，貌似古典经书一般。然而，凡故弄玄虚的文章，也最经不住一般性的研究推敲，他们有的虽然内容广博浩瀚，却匮乏韵律和文采；有的即便字韵通畅协调，却情理浅薄而笨拙。类似情况，如同作为乐器的钟磬丝竹，尽管都经过了严格的音准校对，但钟磬音质再好再准，也不是任何乐师都能演奏出来美妙乐章；同样，尽管琴声瑟响和谐悠扬，并不是只有角徵宫商羽的音准基调吧。因此，曹丕在《典论•论文》中用演奏音乐来比喻文章水准的高低难易，不仅贴切恰当，确实形象生动啊。毋庸置疑，不经过实物验证，无法判断刀斧的利钝。如果不经过深刻剖析写作的原理要术，必定无法升华艺术创作的技艺本领。通常所谓的技术精湛和能力亨通，不过就是把握准确了某种必然取胜的细致道理罢了。如果不经过稽查举证，如果不审验精确了艺术创作中大的条理和小的情节，又怎能在文坛上心想事成呢？
    凡真正掌握文章总体要术后的写作，如同棋艺高手通晓围棋变化规律后的沉着对局，不但可以掌控全局走向，而且能够及时判断得失所在。反之，不注重技能要术的机理，仅是按照自我感觉和意气情怀的书写，就会像博弈中掷骰子一样，全凭偶然的机遇巧合罢了。然而，任何凭借机缘巧合的成功，或许不乏先例，但注定难以为继，更不会维持长久；他们一旦遇到文章内容匮乏时，便不知道如何增色加彩，如果内容繁多芜杂，更不知如何下手剪裁。像这种内容多寡都会不知所措的作者，又怎能把握准确文章的好坏优劣呢？而像围棋高手一样的作家则不然。因为数术有一定局限和规律性，他们事先整饬待命，临场按部就班，于步步为营之中，见机行事，绝不错失良机；一旦时逢转机，全神贯注，意气奋发恰似龙腾虎跃，才智云涌如同顺风而至。于是乎，挥洒自如之场景，踌躇满志之状况，画面如锦绘秀丽，声音似丝竹悦耳，品味则甘甜若饴，佩戴即芳香四溢。文章写作能够达到此种境地，堪称登峰造极了吧。
    把握好文章创作的总体及其要术之后，还需要谨慎防范的另外一类问题，如同《战国策•韩策三》中“骥足虽骏，纆牵忌长。”的故事一样，虽然拥有千里马的素质，却因为驾驭缰绳的宽严失度，反而无法实现驰骋千里的目标。纵观以往经书典籍的体例种类，已经繁简多样，唯有与之相辅相称的技艺要术，彼此搭配适当，才能功德圆满；如果多寡搭配失当，即便不因为缺失不足而显疲敝零落，或会由于过犹不及而成疥癣累赘。若深究其中道理，恰似制造稳妥坚固的车轮，三十根辐条可能不总是达到最佳效果，却是一般性能的基本保障。使用车轮与辐条的功效来比喻写作中总体与要术的关系，算是我的浅薄之见吧。
   总而言之：文坛耕耘赖笔端，锋芒磨砺须精研；从来窍门归法术，没有规矩难方圆。总体唯一数无穷，要术具备理不偏；莫叹春花千万朵，化生秋实道天然。

【注解】
1、西晋陆机《文赋》中相关部分：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佗日殆可谓曲尽其妙。至於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盖所能言者，具於此云。
2、曹丕《典论•论文》中用音乐比喻文学部分：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3、《战国策•卷二十八•韩策三》相关内容：段干越人谓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驾，云取千里马，遇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马不千里。’王良弟子曰：‘马千里之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纆牵长。故屋牵于事，万分之一也，而难行千里之行。’今臣虽不肖，于秦亦万分之一也，而相国见臣，不释塞者，是纆牵长也。”

云上云上

您读书非常仔细认真，无论是曹丕的《典论·论文》，还是刘勰的《文心雕龙》书读地深入细致，于是文字也入木三分，文字也有了灵魂，欣赏学习。

克谐

云上云上 发表于 2018-12-18 20:57
您读书非常仔细认真，无论是曹丕的《典论·论文》，还是刘勰的《文心雕龙》书读地深入细致，于是 ...

关于如何读书、读什么书？我过去三十多年，基本都是随缘读书，除了个别时段回头再翻看某一类书外，也就是近三五年来基本每年有一条主线，必须翻看某类书籍。

我其实读书很不仔细，基本就是浏览而已。或许一直不务正业的缘故吧，即便家事或工作再忙，我都会抽空读一些书。也不是有什么必须解决的问题，只是唯有读书之中，反而能够缓解身心的某种说不清楚的厌倦和疲劳。所以，我特欣赏“子曰习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尽管乐之东西，不一定被大多数人理解，能够乐在其中，又复何求？！

克谐

第四十五章  时势与文风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第四十五》）

    时运交替，社会变迁，文艺的内容和形式与之衍生变化不断。亘古至今，这种相辅相成并互为因果的密切联系，贯穿始终，如影随形。这便是世间传说的“天理”与“人情”的道德联系吧。
    远在氏族社会逐步走向集权化的上古中国，当迁徙山东定陶与河北唐县之间的“陶唐氏”尧帝主政时代，天下道德清明，民众休养生息，所以路边野老，始有传唱“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击壤歌》，而田间稚童，相互讴歌“不识不知，顺帝之则。”的《康衢谣》。进入了有虞氏舜帝掌控的年代，集权隆盛，国富民闲，于是海洲之上，四处飘荡着“解吾民之愠兮，阜吾民之财兮。”的《南风歌》，而在宫殿之中，此起彼伏的《卿云歌》，这边有一人吟咏“卿云烂兮”，那边群臣随之便有“日月光华，宏于一人。”的欢呼。像这一时期的歌谣风采，为何能够如此纯真质朴而又美丽动人呢？因为他们都是发自心肝肺腑的真情实感，所以才会有“质”与“文”的相得益彰啊。
    夏禹裂山分水，功高盖世，当家国天下之后，人间正名列位的基本秩序井然，因此宫廷内外，盛赞“九功之德”的《九歌》（亡轶）悠扬远方。商朝代夏之初，成汤典当自身为天下祈福，其圣明虔敬，令人神肃穆，于是商人“猗与那与”的盛大祭祀，一直延绵不绝。步入姬周朝代，颂扬周初文德武功的《诗经·周南》诸篇，被专家学者评价是反映了当时民声的“勤而不怨”，而体现周原邠地民俗风情的《诗经·豳风》，后世名人则视为“乐而不淫”。西周厉王至幽王期间，政令昏庸，社会动荡，《诗经·大雅》中《板》《荡》有“老夫灌灌，小子跷跷。”“天生烝民，其命匪谌。”已然不避尊卑，大胆怒言直陈。待到平王东迁洛邑，周室权势日渐衰微，则有《诗经·王风·黍离》中“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哀怜惆怅。据上可知，这一时期诗词歌谣中情愫气质，无不昭示着家、国、天下、个人之命运，俨然与帝王品德和权势争斗紧紧捆绑在了一起，文艺已经变成了“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的潮流和风标而已。
     姬周进入春秋之后，王侯争霸，群英称雄，“诗、书、礼、乐、周易、春秋”之“六经”旁落凌乱，诸子百家开始狂飙齐鸣，唯恐不能惊世骇俗。时值战火炙热之际，韩、魏因尊崇武力，得以逞强四方；燕、赵赖迷信权术，赢得一时盛名。所以，前有商鞅遗书《弱民》《靳令》，将民俗喜好和文化修养，视为侵扰国力富强的“六虱”，而后有韩非著述《五蠧》，把思想和职业的自由追求，当作阻碍黩武称霸的蛀虫。秦国之内，严令禁止“五蠧”“六虱”的存生，随后国势强悍无比，终至于所向披靡。当此之际，唯有齐、楚两国，反而闪烁并迸发出来文学艺术的灵性光辉。齐国在通衢大道上筑造公馆，旨在招徕四方能人博士；楚国扩建了兰台宫，只为款待各路文雅贤达。于是，邾国孟子位列齐国上宾，赵国荀子置身兰陵县令。所以，齐国“稷下”流传下来清谈博学的风光，而楚地“兰陵”滋生出来倾慕虚荣的俗气。齐国大地，前有邹衍喜好阴阳五行谈天，故有“谈天衍”誉满华夏，后有邹奭擅长咬文嚼字，则见“雕龙奭”驰名天下。楚国朝野，前有屈原辞藻光华与日月争辉，后有宋玉语句灵动如风云变幻。综括这一区间的奇谈怪说和艳词丽句，研究其美刺文采，显然涵盖并超越了《诗经》的雅颂；剖析其理义怪诞，完全呼应且符合纵横捭阖的时俗。
    刘汉立朝之初，距离赢秦焚书愚智不远。汉高祖刘邦，尊重武功，轻视儒生博学，务求学问的简化和实用。所以，宫廷内外，虽然礼仪律法建构雏形，但在朝野上下，所谓经书典籍，还没有眉目清晰。然而，这一时期被人称颂的刘邦《大风歌》《鸿鹄歌》，可视为天合之作吧。自汉惠帝到“文景之治”区间，虽然经书纬术开始勃勃生机，而文人雅士，并没有得到重用。譬如博学多识的贾谊被贬离京一再郁闷，而耿介如邹阳和枚乘，虽有文章名誉当代，却都壮志难舒；由此，当时文人境遇，可见一斑。汉武帝立朝，推崇儒家风范，宫廷内外，讲究礼仪黼黻，文人量才显能，趋之若鹜。汉武帝刘彻，柏梁台上，欢宴群臣，吟诗唱赋；黄河岸边，体恤民生，即兴《瓠子歌》；朝堂阶前，名士枚乘靠文采，荣享天子专车觐见，而贫寒主父偃凭上书，了却鼎食生死心愿；宫廷内外，公孙弘依赖《举贤良对策》高升，倪宽凭借草拟奏文脱颖；草莽中间，砍柴为生的朱买臣做了会稽太守，洗涤酒器的司马相如成了中郎将领。再者，像司马迁、吾丘寿王、严助、终军、枚皋等人，虽然在对策奏章上，完全不拘一格，但名篇佳作，已然应接不暇。他们接二连三名声鹊起，共同营造了这一时期多姿多彩的文艺风范，并竖立起来一座令后世难以企及的艺术巅峰。随后昭帝、宣帝两代，传承了武帝恢弘的事业，并在“石渠阁”聚集经学名家和辞赋高手一起论道辩经，而此时的经学家已经开始批评辞赋家过度雕饰玄虚的弊病，所以像擅长辞赋如王褒等人，只是享受俸禄而没有事务，唯有养尊处优而已。汉元帝和成帝两朝，皇帝自身崇儒好经，各路人才虽然良莠不齐，但都能跻身仕途；期间，给事黄门郎杨雄构思创作了千首歌赋，而光禄大夫刘向校刊了“六艺”，他们都创造了功在当代而利在千秋的业绩啊。自高祖刘邦建立汉朝一直延续到成帝、哀帝期间，刚好经过了一百年左右，这一时期作家风格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直变化多端。但是，综括他们的共同特征，依然影影绰绰着《楚辞》的风姿，所以整个西汉时期，屈原的影响始终存在着。
    跨过哀帝、平帝之后西汉衰败阶段不谈，单言东汉光武帝刘秀，只是迷信谶纬之学中的图符变数，并非真正用心扶持文艺的中兴繁荣。尽管事实如此，但在这一时期，狱中杜笃由于创作《吴汉诔》赐帛免刑，文书班彪因为草拟奏章特诏升为县令。由此可见，光武帝虽然没有公开招贤纳士，但是对于文人雅士还是有所赏识和特别垂青吧。随后明帝、章帝两朝，皇帝积极尊崇儒学，他们一方面在辟雍学堂里传习古典礼仪，另一方面在白虎观研究经纬数术，所以班固能够专心撰述《汉书》，贾逵可以用力创作《神雀颂》，甚至宗室中东平王刘苍也热衷书写歌赋扬名，而沛王刘辅的著作《五经论》得到广泛流传。在如此天子作则和藩王呼应的垂范之下，跻身文坛的文人雅士愈加踌躇满志而容光焕发了。自和帝、安帝再到顺帝、桓帝，虽然跨越半个世纪，但不足百年期间，却集中涌现出来一大批像班固、傅毅、崔骃、崔瑗、崔寔、王延寿、马融、张衡、蔡邕等精通经书典籍的鸿儒博士，因为他们各自都有代表性作品传世，这里就不再赘述了。然而，若将进入东汉以来的整个学术风气与西汉时代相比，后者与前者的最大区别，就是儒家学派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方面是在宫廷讲座中刻意宣扬的结果，另外就是社会实践中像选官制度的崇儒影响。到了汉灵帝时代，喜好文学的灵帝刘宏，自己写出了《皇羲篇》等书，并诏令天下文士聚集“鸿都门”竞技才学，但负责此事的乐松（汉灵帝宠臣历任鸿都文学、侍中、奉车都尉）等人，选拔的却都是适合他们口味的浅薄之人，所以当时太尉杨赐（东汉名臣其祖父杨震父亲杨秉均官至太尉）称这些人如同唐尧时坏人“驩兜”一样，而蔡邕则将他们比作皇帝身边的弄臣。因此，当时这些所谓“人才”的作品，从根本上就没有艺术价值。
    东汉进入汉献帝时代，皇帝自身朝不保夕，整个社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文学风气也随之起伏不定。直到献帝的建安末年，天下局势趋于相对平衡和暂时安定。当此之际，位居汉丞相的魏王曹操，本身酷爱唱诗歌赋；曹操一个儿子，即随后的魏文帝曹丕，敏于思辨而文采飞扬；曹操另一个儿子陈思王曹植，更是才华横溢，不但出口成章，且佳作琳琅满目。他们父子三人，纵横创业之中，不仅英俊豪气，而且艺术才华更是光彩夺目，所以在他们父子身边招徕了一大批当时的雅士名流。譬如王粲来自汉南荆州，陈琳降自河北袁绍，徐干于青州入仕，刘桢自东平随行；还有应玚擅长发挥丰富想象，更有阮瑀喜欢展示奇才技能；除此之外，像路粹、繁钦、邯鄣淳、杨修等人，时常环绕左右，大家欢聚一堂，或侍宴赋诗，或流觞饮酒，相互沉吟当做欢歌，彼此挥毫助兴谈笑。综合这一时期的作品，风度儒雅而又慷慨激昂，应属于最为突出的特色。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是社会长期动荡不安，遍地民不聊生，四处内心多怨，而作家的品格往往虑深情长，他们于挥毫之间，难免壮志喷发而气吞山河。待到魏明帝继位，曹睿兼备魏武、文帝遗风，尤其擅长乐府曲调，曾经于“崇文观”召集文人竞技，于是何晏、刘劭等人，相继展露才华。在曹魏随后继位的几任年幼皇帝中，唯有高贵乡公曹髦英俊典雅，作品不仅质文离奇瑰丽，而且眼界论说不同凡响。然而，所谓谈玄务虚、轻生寡欲的“正始文学”便诞生于此际，像嵇康、阮籍、应璩、缪袭等人活跃于文坛之上。
    曹魏进入司马懿独揽大权之后，历经司马师、司马昭继任主政，他们在儒学上无所建树，唯倾心于阴谋篡权。晋武帝司马炎创立新朝，尽管天下一统而又平安一时，但在学校教育和文化传承问题上，并没有得到朝廷重视。待到晋怀帝、愍帝时期，皇帝徒有虚名，王纲旁落权臣。然而，西晋帝王尽管轻视文章创作，但这一时期的文人名家依然光彩照人。例如张华奋笔疾书恰似珍珠落盘，左思挥毫作赋导致洛阳纸贵；潘岳和夏侯湛，两人英名远扬，被比喻成“一对璧玉”，而陆机和陆云，兄弟多才多艺，被评价为“两匹骏马”；另外，还有应贞、傅玄、张载、张协、张亢、孙楚、挚虞、成公绥等人，他们的作品更像花团锦绣，各个楚楚动人。后世评价西晋王朝昏庸无道，文人雅士难尽其才，并且难得善终……思虑到此，禁不住悲叹哀怜啊！
    晋元帝司马睿建立东晋之后，开始重视文化，并且殿试经学，所以刘隗、刁协通晓礼仪备受皇帝宠信，而郭璞才思敏捷得以提拔重用。晋明帝司马绍聪慧明哲，并且酷爱文学，由太子到即位，研习六艺经学，熟稔诰命策文，精通辞赋文采，所以庾亮擅长表奏得到重用，而温峤文才清秀推恩厚待。东晋明帝在位，弘扬文艺的领袖风范，可比西汉武帝。随后晋成帝、康帝、穆帝和哀帝在位时间相对短暂。晋简文帝热衷文化，本身清秀俊朗，喜好聚集文友一起谈玄论道，于是由此开始，情志玄虚而词藻浮夸的学术风气充斥文坛。晋孝武帝没有儿子，当时社会流传着晋祚即将终结的符谶，之后又历经安帝、恭帝而东晋终止灭亡。回顾这一阶段的文人学者，像袁宏、殷仲文、孙盛、干宝等人，虽然才华参差不齐，但在个人成就上，尚且值得称道。
    自西晋出现了务虚谈玄的苗头，待到东晋偏安江左后，开始愈演愈烈，竟然形成了当时的一种社会时俗和文艺风气。纵观两晋时代，世道人心艰难困苦，宫廷昏庸失序，贤者达人迫于淫威，先由空谈是非，逐渐演变成为谈玄论道的学风，结果就是他们吟诗总也跳不出“老子”样道德，但凡作赋必定讴歌“庄子”式自由。由此可见，文艺风格的变迁，确实离不开当时权势掌控之下人们情感得失好恶的局限和狭隘……远古至今始终如此，未来千百年之后必定依然。
    南朝宋武帝刘裕（公元363年-422年字德舆小名寄奴祖籍彭城郡）喜好文学，宋文帝刘义隆儒雅风流，宋孝武帝刘骏多才多艺，与此同期的文坛之上，随之颇有起色。转入宋明帝刘彧时代，文艺日渐萎靡。整个南朝刘宋（公元420-479年）期间，尽管处于严苛门阀制度之下，在士大夫之中各类人才依然蜂拥云集，当时的世祖大家，例如王姓、袁姓中间文采富丽者异常耀眼，而像颜姓、谢姓里面艺术奇葩者格外夺目；再者，还有像何承天、范晔、张敷、沈怀文等学者名士，多的不胜枚举，他们有的不仅闻名遐迩，而且至今盛名不衰，所以也就不再赘述了。
    南齐太祖萧道成（公元427年-482年字绍伯小名斗将祖籍东海郡兰陵县于479年-482年在位）符命改制，国泰民安；齐高帝萧赜子承父业，文治武功；文惠太子，皆备文才武略，所以自齐高宗萧鸾之上，逐个帝王明哲鸿运，才有天下福泽光明，并且帝业恒通。当今圣上继位以来，文教遍布天下，海岳普降祥瑞，各路英才倍出，类似乘龙御凤一样飞舞高空，犹如驾驭骐骥一般奔驶万里。他们诠释礼乐经书，仿佛超越了姬周刘汉的盛况，诸多文章佳作堪比唐尧虞舜时的风采……如此鼎盛气象，繁荣景貌，若嘴笨笔拙像我者，实在无法表达清楚啊！还是留给后世高人，再去夸赞高歌吧。
    总而言之：文章光华十代间，义理风采已九迁；经书典籍砥中流，任凭情志白浪翻。质文贰离易含章，实虚明暗因权杖；莫叹文史多怪事，艺术风范眼前上。

【注解】
1、古代歌谣《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2、古代歌谣《康衢谣》：立我臣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
3、古代歌谣《南风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4、古代歌谣《卿云歌》：卿云烂兮，糺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明明上天，烂然星陈。日月光华，弘于一人。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时从经，万姓允诚。与予论乐，配天之灵。迁于圣贤，莫不咸听。鼚乎鼓之，轩乎舞之。菁华已竭，褰裳去之。
5、《春秋左传·文公七年》中相关“夏代《九歌》”内容部分：晋郤缺言于赵宣子曰：“日卫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归之。叛而不讨，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怀？非威非怀，何以示德？无德，何以主盟？子为正卿，以主诸侯，而不务德，将若之何？《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义而行之，谓之德、礼。无礼不乐，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谁来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说之。
6、《诗经·商颂·那》：猗与那与！置我鞉鼓。奏鼓简简，衎我烈祖。汤孙奏假，绥我思成。鞉鼓渊渊，嘒嘒管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於赫汤孙！穆穆厥声。庸鼓有斁，万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怿。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顾予烝尝，汤孙之将。
7刘邦作品之一《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之二《鸿鹄歌》：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
8、汉武帝作品《瓠子歌》之一：瓠子决兮将奈何，浩浩洋洋兮虑殚为河。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钜野溢，鱼弗忧兮柏冬日。正道驰兮离常流，蛟龙骋兮放远游。归旧川兮神哉沛，不封禅兮安知外。为我谓河伯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齿桑浮兮淮泗满，久不返兮水维缓。之二：河汤汤兮激潺湲，北渡回兮汛流难。搴长筊兮湛美玉，河伯许兮薪不属。薪不属兮卫人罪，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颓林竹兮楗石菑，宣防塞兮万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