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克谐 于 2019-1-25 20:59 编辑
第五十章 为什么创作“文心雕龙”
(刘勰《文心雕龙•序志五十》)
究竟什么是“文心”呢?简单说:就是写文章的用心;若详细一点讲:是指在提笔书写文章时,作者所有的心思、想法、用意及其目的等。陆机在《文赋》中说:“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阅读别人的作品时,我能够读懂书写者的心思和用意。”另外,在秦汉之前的稷下学官中,有一个涓子(生卒姓名待考定)写作了《琴心》,还有一个王孙子(姓王孙生卒名不详)著述的《巧心》,他们都是将“心”字放入了书目标题中,并将写作心愿与书中内容表现的近乎完美。所以,我在标题中直接选用了“文心”二字,表明本书是与书写文章的内容有关。至于“雕龙”二字,因为古人写文章,有的就称作“雕缛成体”,本意就是如同把粗木头雕刻成龙图腾一样,而这与邹奭之流,只注重精雕细刻、故弄玄虚、神乎其神的“雕龙”之意,没有太大关系。
亘古至今,宇宙浩渺,时光倥偬,单在人世间,原本属于智愚贤不肖诸色人等杂处,知识水平参差,才能良莠不齐;在这其中,所谓出类拔萃者,不过是指那些在智慧才能方面具备了独到之处的人们而已。毋庸讳言,每个人的年龄自然有时而尽,生命个体注定都会终止,唯有生命之年所创造的有形艺术杰作,得以存留身后,或能福润后人。天地万物,不但形态各异,而且姹紫嫣红,更是气象万千;在这其中,所谓孕育化生的依据,亦不过五行更迭、阴阳变化而已。综括人的一生,单凭五官感触,却能够书写出来,恰似雷霆万钧,抑或气势磅礴,仿佛风云变幻一般的韵文佳作。这一切岂不是已然超越了天地时空的局限桎梏!难道不是已经超出了大千万物的天然造化,等同于巧夺天工的神奇灵秀了吧。所以说,纵然躯体形骸如同飞蛾草芥一样的脆弱短暂,而一生一世的盛名荣誉,却会像金石宝器一般持久而不朽。古代先贤一再宣扬“君子处世,树德建言。”的理想,绝不是玩弄文字游戏的蛊惑人心,而是面对有限生命时,对人对己的真情倾诉、慷慨悲歌和啼血绝唱啊。
在七岁时候,我曾经梦见天上云彩像织锦一样绚烂夺目,并且触手可及。待到三十岁以后,还曾梦见我捧着红色礼器,跟在孔夫子身后向南行走。当黎明时分醒来,我欣喜若狂……这件事实在太神奇了,要知道圣人是多么难得一见啊!竟然还托梦眷顾我这样的无名小卒。因为在我心目中,自有人类以来,没有再赶得上孔圣人伟大的了。于是,我沉思冥想,如果能够答谢苍天垂青和圣人惠顾,并且值得投入一生一世去做的事业,莫过于像孔圣人一样的整理文籍、注解经书吧。但是,在孔圣人身后,像马融、郑玄这样的大儒,已经把经书弘扬的博大精深,即便我个人再努力,也不可能另辟蹊径,以至于超越前人了吧。然而,涉及文章篇籍中的问题,特别是把它作为文化载体的自身特性和艺术规律,尽管这一部分内容对于繁花似锦、硕果累累的经书典籍而言,不过类似当作陪衬的青枝绿叶而已。但是,在现实生活之中,像规定大家如何交往的“五礼”(指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离不开他,治理社会安宁的“六典”(即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离不开他;即便在帝王将之间,也需要依赖他,才能够相互了解、彼此沟通和共同交流,而国家一切军政要务更需要通过他,才能够张弛有度,并达到安之若素。所以说,尽管研究、解析和说明文章的体裁样式、修辞格调、内容特色以及诸如此类的细微末节等问题,最终必定还会追溯到经书典籍的内容实质性上面。然而,随着时代久远,特别是伴随文集浩瀚及其花样翻新,后继学者不只是眼花缭乱,而且各持一端,甚至已经莫终于是了;另外,汉晋以来,显而易见的是,文人作家的脾性愈来愈喜好猎奇,尤其热衷浮夸怪诞,并一味追求形式上的艳丽色彩,愈发专心致志于细枝末节的极端乖巧……如此文化风尚的社会,必定使离经叛道者愈行愈远,而伴随以讹传讹的文化习性难改,终将导致传统文化误入歧途且痴迷忘返。《尚书·周书·毕命》上早就指出:“辞尚体要,不惟好异。”而《论语·为政》中已然强调:“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他们两者训导和教诲的宗旨,都是要求文章写作时,务必主次分明,决不能舍本逐末。鉴于明确了上述认识之后,我才开始着手创作本书。
纵观华夏文化的发展历史,只是到了近代,类似评说文章的专业著作,才开始逐渐多了起来。例如曹丕的《典论·论文》,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应场的《文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生卒年不详字宏范东晋文学家文论家目录学家)的《翰林论》等。然而,作为批评文学,他们的立论角度和评价视野,却像是躲在犄角旮旯一样的局限狭隘,而不是像站在四通八达的道路中央,不但可以高瞻远瞩,而且能够继往开来。因此,他们现有的论说评述,有的只是褒贬当时的流行佳作,有的局限评说前代的名家名作,有的单纯指摘古今作品的雅俗正偏,有的笼统综括文章篇籍的得失梗概……如果再去评价此类评论性作品文集的得失短长,像曹丕《典论·论文》,虽然详细具体,但不够全面,而曹植《与杨德祖书》,尽管理由充分,但不公道;应玚的《文论》,华丽简略,颇显空洞,而陆机的《文赋》,措辞微妙,感觉琐碎;挚虞《文章流别论》深刻独到,语言不够精致,而李充《翰林论》浅显概括,思辨失之单薄。此外,还有桓谭、刘桢、应贞、陆云等人,偶尔于文章之中,评价论说,语出惊人,即便判断结论准确,却欠缺追根溯源,更没有探究文学批评的价值意义。事实上,任何文化性问题,如果不能像圣贤先哲一样,真正给予全面而精辟的讲述、论证和判断,那么无论在过去业绩成就之中是否有过是非得失,都必定不可能成为文化传承意义上的经验或教训!因此,他们又怎么可能成为“扬长避短、有益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贡献呢?
《文心雕龙》在整体设想和文本构造上,简而言之,就是“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具体而言,就是以宇宙人间的自然道德为宗旨,公开尊崇先哲圣贤为老师,将经典当作读习参照的文体标杆,参照纬书的钻研方式方法,遵循像《诗经》演变成骚体的艺术规律,通过例举稽查,把文章写作中诸多关键性问题,极力阐释明确和分析透彻吧。
凡评价文章,或说成文学批评、文艺批断,首先要像现今流行的“有韵为文、无韵为笔”话语一样,第一步就是进行恰当的分门别类;然后,就是究根溯源;再者,确立名称和定义概念;随后,选择代表性例文章句,即举例说明;最终,总结特征,挑明各种类别存在的价值意义。在本书上半部分的前面诸篇,属于提纲挈领,并把整书的主题思想,以及上面提到的分类原则和写作思路,基本都讲解清楚了。至于书写文章时,究竟如何区别对待内容与形式的具体问题,以及在不同体裁之下究竟“情志”怎样表现,或者“文采”应该有何特征等状况,其大致篇章内容的安排如下:《神思》《体性》是讲述情怀志气表达的方法、方式和尺度,《风骨》《定势》是描绘个性气质与文章体例的相互影响,《附会》《通变》是探究文学创作中继承和发展问题,《声律》《练字》则是从阅读角度追溯韵律和字词的源流趋势;而在本书的最后部分,《时序》论述文学盛衰与时代的密切关系,《才略》追溯历代主要作家及其代表作品,《知音》说明文学欣赏和作品评价的难易程度,《程器》讲评作家个性品德与社会成就的关系问题;在最后,也就是本章《序志》,不仅说明全书的创作意图和框架结构,并且作为本书序言吧。其实,通过该书下半部分的后面诸篇,全书的纲目安排,也就一览无遗了。至于全书为何总共50篇,则是依据《易经》数理,即《周易·系辞上》所说:“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所以,在本书50篇之中只有49篇,可以作为通常文章写作的艺术指南吧。
毋庸置疑,如果仅是针对某一篇文章,无论进行评价还是当做序言,都相对容易一些;如果旨在整理和归纳众多文章的得失优劣,那就绝对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了。其实,这里面的道理也不难理解,即如同观察和采集鸟兽的羽毛皮色一样,虽然在外表上好像只是五色斑斓性差异,但在质地根本上,完全就是源自个体骨血的滋生养育。也就是说,凡涉及表面现象与本质联系之类的复杂机理和内在因缘等问题,在貌似一目了然的简单事实面前,如果用心于使用字词文句,来将其中的道理描写得即清晰而又准确,那么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和水平,往往都不仅仅是极其困难,而最为难上加难的却是词不达意的羁绊和缺憾。正因为如此,本书在分门别类之中,尤其于稽查例举时的评说和议论,如果与他人近似或雷同,绝非就是人云亦云,而应是本该如此吧;如果与他人不同或相悖,也并不是贪图标新立异,而应是理所当然。至于这其中之所以出现了相同或差异的具体原因,决不是这些评价说法是否源自古人还是今人,主要还是通过具体性分析之后,能够得出来的比较中允公道的判断结论而已。
立足当下,环顾古往今来的文坛景象,尽可能悉数其中的所有风云人物及其全部佳作名篇。这虽然就是本书立意之初,曾经极力想达到的境界高度。但是,在《周易·系辞上》中,既然孔圣人也发出了“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由衷感慨,而像我一个人,亦不过只有瓶水管窥的艺术水平,又怎么可能全面丈量清楚需要矩矱为准绳的文学天地呢?呜呼!在既往文化长河中,经书鳞波,文籍浩瀚,我的见识和评说,如果能够跻身其中,顶多算是沧海一粟啊!瞻望来世之渺茫,我的《文心雕龙》或许会像石沉大海,终将蒙尘渊底了吧。
总而言之:生命百岁终有岸,知识汪洋大无边;一步登天属儿戏,拾阶而上必坦然。从来浮游多闲趣,寂寞丹书如面谈;亘古知音何相逢,心有灵犀一点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