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文化精髓溯源 ……刘勰《文心雕龙》新译——连载中

克谐

老党 发表于 2018-7-27 15:58
真的挥汗如雨，应该想象得到。

其实，有点夸大其词不出汗才受罪……累或闲，消磨的时间一样。

克谐

一方 发表于 2018-7-27 22:39
和克谐先生抬杠也有两年了吧？从陌生抬到熟悉，挥汗如雨，哈哈……

咱读书的不求甚解遇到《文心雕龙》 ...

怎么还褒奖起来了呢？其实，很想听一方先生较真或说抬杠哩
私下一方先生总说，羡慕但没有嫉妒恨，你怎么举例引用的东西，说来就来了呢！只想说，读书学习后，暗自时常愤懑，真滴不清楚看到什么学到了什么。但有一点，凡是看过的东西，当别人提及的时候，总爱更认真的倾听。对于时常听到的东西，一旦和自己啃过印象的相去甚远。于是，开始反思究竟是自己理解有偏差还是别人讲的失实……无论如何，这种质疑必定来自有过学习的经验，否则才是人云可能不是亦云，但一定属于不知所云。近些年来，时常考虑人们为何读书？读书为了什么呢？所谓见仁见智，真滴仁智的高度，必定来自有所知识的谨慎，和无所知识的沉默或狂谬而已。
本想等等再张贴“史传”一章，所谓既来之则安之，既然只争朝夕完成了，张贴又何妨！

克谐

第十六章 史与传的关系
（史传第十六）

    在传说中，像盘古开天地和神农尝百草的古典故事，若追问发生的具体年代，不但遥不可及而且已经虚无缥缈。所以，我们今天听到类似这样一些古代传说时，忍俊不住都想问一句：书上有记载吗？其实，据说轩辕皇帝时代，便有一个史官名叫仓颉，他的职责就是习文记事，这确实也是十分久远的事情。
    《礼记•曲礼上》中说“史载笔”。那么，史为何呢？史者“使”也。这就是说，“史”等同指使别人去做某件事情的“使”，而“史载笔”的“史”，就是指定专人，执笔站在帝王左右，及时记录下来帝王的言语和行动。《汉书•艺文志》上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所以，便有了记录言语的经书《尚书》和记录行为事件的《春秋》啊。例举这一类文章的经典，在尧舜时代的是《尚书》中《尧典》《皋陶谟》，而在夏商时期的则是《尚书》中的《甘誓》《汤诰》。进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姬周朝代，延续周文王倡导“创新”的弘大志向，从一开始周公姬旦便制定了新的规则，一方面追溯并区分了夏、商、周的不同历法，另一方按照春、夏、秋、冬的四时季节，详实推算和记录了言行事件曾经发生的时间年代。与此同时，各诸侯邦国内部，也自设史官，并记录言行，旨在扬善抑恶，目的青史留名。
    自周平王（姬宜臼公元年?-720年周幽王之子东周第一任君主公元前768-720年在位）开始，王朝国势衰退，而诸侯权势增强，举国上下不仅礼仪松散，而且法令制度日渐失序，随之社会人格及其道德伦理，愈发乖张离奇。所以，才有周游列国归来的孔老夫子，一边叹息王道失落，一边痛心礼崩乐坏，一边悲悯斯文坠地，并于时常静卧之中，哀伤凤凰不至；于偶或临街之时，愤懑麒麟不识。于是乎，请教乐师极力整饬《雅》《颂》的音乐，依傍鲁国的历史校对姬周《春秋》……究其目的，就是通过例举事实经过的得失成败，得以思辨功过是非的关键所在；通过引证生死存亡的前因后果，达到警戒言行的利害根本。于是《春秋》之中，一字褒奖胜过加官进爵，片言贬斥恰似刀砍斧剁……所谓微言大义而乱臣贼子俱，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孔子裁剪的《春秋》，尽管睿智深邃并寓意深刻，但文辞过于委婉简短。与之同时代的左丘明，深谙微言大义的精要，加之熟悉内容事件的因由始终，所以能够依傍《春秋》，进一步创作了“传”这种文体。
    何为传呢？传者，转也，即转达的意思，是指将经典文籍中的精微旨意，转化成为更加通俗明白的文字语言，借以帮助后人对经书的学习和理解。所以说，《左传》如同圣人经书的翅膀，更像是史传文体中的桂冠。
    进入了列国争雄的战国时代，因为史官这一职位依然保留着，所以在秦国合并其它七国过程中，各个国家都还有自己的简牍史册。又因为这一时期的简册，主要记录当时纵横捭阖的一些名家策士的言行，并且没有严格的年代时令顺次……这就是国别体《战国策》的由来。
    汉高祖刘邦，经过多年战争，铲除了赢秦和项羽后，终于建立大汉帝国。汉初陆贾稽查这段历史，完成了《楚汉春秋》。
    汉初司马谈（公元前约165-110年太史令太史公左冯翊夏阳人司马迁之父），则是家传的于宫廷内书写史册，而其子司马迁继承父亲遗愿，致力于甄别历代帝王将相的业绩功勋。论《史记》的文本体例，其中记述的人物，若与《尚书•尧典》比较，决不能说个个都是圣贤大德；其中的义理文辞，若与孔子《春秋》相较，也不可能篇篇堪称精妙绝伦。所以，司马迁效仿《吕氏春秋》中“纪”的方法方式，将记录帝王的篇籍，统一命名为“本纪”，这样既能提纲挈领，又适合拓展规模。于是，“本纪”用于记述帝王，“世家”专门书写诸侯，“列传”描绘投身政权斗争的精英豪骏，“八书”讲解政策制度，“十表”罗列年谱官爵。这一切虽然与以往史书显著不同，却把事件时序处理的有条不紊。综合评价《史记》：具有记录实事求是，而不隐瞒避讳的优点；知识渊博雅正，而有宏论善辩的才能；擅长猎奇探幽，而有离经叛道的缺憾；文体层次条例，并有错落失序的不足……对此，班彪（公元3-54年字叔皮扶风安陵人班固班昭班超之父）在他的“史记论”中有过详细论述。
    班固编写《汉书》，既是继承家业，也吸取了前代史家的经验，尤其司马迁《史记》，依然助其成功达半。纵观《汉书》体例，“十志”内容涉及广泛，特别是“序”“赞”气势恢宏，整体文质彬彬，而儒雅中正，颇具古典经书信史的遗风。至于世间评价《汉书》：既是尊孔崇经的雅正典范，亦有目录条例的拓展创新，但疑其有遗亲攘美的不实罪过，以及贿赂撰文的致命瑕疵。如此观点因由，仲长统（公元179-220年字公理山阳郡高平人东汉末年哲学家政论家）在《昌言》（此书亡轶）里已有详细说明。
    追溯史传文体的发展轨迹，亦不难看出：《左传》在言行记录上，完全依附《春秋》笔法，只是个别地方添枝加叶，但依然文字简约不详，尤其诸多人物氏族的源流背景，无从知晓，一时难明。自《史记》开始，从本纪到列传，凡人物祖宗源流及其家庭背景，开始分类介绍的详略得当，不但一览无遗，并且方便阅读理解，进而成为了纪传文体的先锋楷模。
    汉惠帝（刘盈公元前210-188年汉高祖刘邦与吕后之子西汉第2位皇帝）懦弱而亡，吕后摄政，《史记》的《吕后本纪》和《汉书》的《高后纪》，都明显违背了古典史书的记录规则，这是为什么呢？自伏羲以至于吕后之间，从没有听说过有女人做皇帝。汉代像吕后这种特殊境况，本不应该成为后世效仿的榜样，更不应该记入史册表彰。在《尚书•牧誓》中，周武王就曾有过这样的誓辞：“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母鸡不司晨；母鸡司晨，家破人亡。）；《谷梁传•僖公九年》记载，在葵丘齐桓公与诸侯的会盟中，有“毋使妇人与国事”（禁令女子干预国政）的誓言。像秦国，也曾有过昭王年幼而宣太后主政的故事；再者，也就是西汉吕后专权的事实了。对此，无论说成临时替代还是摄政，都一样不合乎道理，更不要说树碑立传了。到了西汉末年，因为《史记》《汉书》都将吕后列入帝王行列，所以从事历史记录工作的张衡，可能受其影响，曾主张将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写入本纪，这简直就是更加荒谬不堪的事情了。因为惠帝的儿子刘弘，虽然说是假冒的皇后儿子，但总是惠帝的后嗣啊；至于孺子刘婴，虽然年幼，但他才是汉平帝的继位者。因此，刘弘、刘婴两人才应该书入本纪，哪有将吕后、元帝皇后载入本纪的道理呢？
    东汉的史书，起始于刘珍（公元？-约126年又名刘宝南阳郡蔡阳县人东汉史学家）、李尤（东汉史学家字伯仁广汉雒人据说司马相如扬子云之风拜兰台令史）等人撰写的《东观汉记》；随后，袁山松（又名袁嵩东晋陈郡阳夏人）的《后汉书》以及张莹（东晋文人）的《后汉南纪》，缺点都在于偏颇失序，不伦不类；再者，便是薛莹（三国时期吴国官员）的《后汉纪》、谢承（三国时期著名史学家）的《后汉书》，其内容粗糙谬误，多不可信。于此期间，像司马彪的《续汉书》详细紧实，而华峤（公元?-293年字叔骏平原高唐人西晋学者史学家改《东观汉记》为《汉后书》时称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的《后汉书》准确恰当，他们的作品应是东汉史中的顶级杰作了。
    三国争雄时期，记载魏蜀吴史迹的著作，此起披伏。比如孙盛的《魏氏春秋》、鱼豢的《魏略》、虞傅的《江表传》、张勃的《吴录》等，有的言语过激，难以核查证实；有的内容宽泛，找不到中心要点。唯有陈寿（公元233-297年字承祚安汉人三国时蜀汉及西晋时著名史学家）的《三国志》，从文辞记述到论辩义理，都十分融洽和谐；晋代的荀勖和张华，都把《三国志》与《史记》《汉书》相提并论，并不过誉。
    进入晋代之后，设置了著作郎一职，专门从事史书的编撰。陆机的《晋纪》，书写晋代开始的历史，但并不完备；王韶之（公元380-435年字休泰琅琊临沂人东晋大臣）的《晋纪》，写晋未的历史，却没有结尾。再者，像干宝（公元?-351年字令升祖籍新蔡后迁居海宁东晋文学家史学家）的《晋纪》，裁剪核定确实井然有序；孙盛的《晋阳秋》，简明扼要而又重点突出。
    追根溯源，最初反映姬周时代的《春秋》，无论经文还是传文，都有一些比较明确的范例，可以用来作为这一文章体例的准绳。自《史记》《汉书》之后，固定的范例却没有了！一直到了东晋邓粲（生卒年不详东晋史学家湖南长沙人）编写《晋纪》开始，又恢复了拟订范例的自我约束，并且抛开汉魏史书铺张拓展的宽泛格调，进而取法殷周经典干练精微的谨实风格。由此可见，当时僻居长江之南的学者们，已经领会到古典经籍的妙用了。所以，像孙盛（生卒年不详字安国太原中都人东晋中期史学家名士官员）编史时，也开始先立规矩，则完全取法邓粲罢了。
    毋庸置疑，凡载入史册的作品文籍，必须熟悉诸子百家，才有可能不误入歧途。那么其中优秀作品，之所以能够流传千古，贵在揭示了世道兴衰的征兆表象，并成为后代防患未然的警戒借鉴。因此，每一朝代的史书记传，无论其为何等体例，必将与日月一样出没存生，其所彰显的英豪才俊及其王霸事业，都必将与天地一般广大长久。
    汉朝立国之初，史官一职，颇显荣耀。各州郡及诸侯国的主要言行记录，都必须汇集到中央太史府。宫廷史官，借此洞察各地方势力的风声动向，并为帝王将相提供适时应变的决策信息；另外，太史官必须查阅馆藏文件史料，校验古代残椟败简，以求博闻强记，而稽古鉴今。所以说，凡史书记传的文辞和内容，本来就应该以经书典籍为准绳，至于在规劝警戒深浅程度把握上，自然必须效仿圣人贤达的知识水平。所以说，作为一名太史官员，必须由上述的阅历经验和知识储备之后，才有可能据实记录言行，并具有中正评判是非得失的能力，进而才有可能摒弃虚假不实之词的泛滥成灾。
    记载王国家天下的史书，以记传书写人物，用编年陈述事端，文笔切忌泛泛而谈，内容必须真实确凿。但是，如果时间距离愈发遥远，事实必定愈发模糊不清；如果涉及事件愈发繁多，头尾愈发容易杂乱如麻。譬如一个历史事件，其中数人分工不同，如果每个人都将事件背景交代清楚，必定重复累赘；如果局限一处陈述，又必定有失周全……这就是整体与局部以及局部与局部之间，如何才能做到恰到好处的困难和关键所在。东汉张衡指出了《史记》《汉书》中有不少差错过失，晋代傅玄批评《东观汉记》中存在累赘烦琐，就是这种原因问题造成的。
    若论说为什么“年代越久、伪学越多”的问题。《公羊传．隐公元年》中说：“传闻异辞。”（传闻的东西往往各异其辞。）而《荀子．非相》中则说：“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关键信息，传闻越久越简单，越近越详细。）所以，史书能够成为信史的关键，就在于宁缺毋滥。然而，世俗追波逐流，人性喜新厌旧，尤其一旦出现了稀奇古怪的东西，世人通常趋之若鹜，并不都是三思而后行。因此，凡传闻的事情，必定越传越稀奇古怪；凡记录遥远的东西，必定越记越莫名其妙。于是，随着时间延长，所谓造假伪书，就是因为最热衷推陈出新，尤其渴望标新立异，经常剔除以往史书中公认的事实，反而专门将其间颇多争议问题，给予穿凿附会，而夸大其词，目的就是追求和满足于别的书本没有，而唯我独尊……如此讹传，以至于以讹传讹，最终谬误泛滥成灾的著书立说风气，不仅是文艺大厦之蛀虫蠹瘤，更是文化事业的奸雄公敌。
    若论说为什么实时记录或同时记载也会出现虚假不实的问题。在《公羊传．定公元年》中，对于孔夫子修订《春秋》时事关同时代的君主，便存在“定、哀多微辞。”（大致本意：对鲁定公和鲁哀公的过错不明说啊。）的缺陷，这就是所谓“背景环境的局限性”，也是在任何时候，针对一些人情世故或说环境利害，所必须要有的理解和尊重。然而，针对现实中尚且生活中人物事件，在如何把握记录尺度上，其实如同民俗世俗常态一样：一是习惯嫌贫乐福，热衷攀龙附凤，对于世族大家子弟，即便就是庸才废物一个，也要极力点睛抹彩；二是习惯轻蔑穷困潦倒的人们，热心唾弃失败落魄的人才，即便德艺双馨而且人格品质异常纯洁高尚者，都依然难逃被嘲弄、奚落甚至谩骂、侮辱的人间遭遇。亘古至今，阴阳互怼，季节冷暖；品德优劣，人性善变，这原本就是自认而然，应属于见怪不怪的社会现象吧。所以，实时记录、同步记载之所以存在敷衍趋势，甚至还有明显歪曲事实的问题，与其说是无法逾越的鸿沟，毋宁讲一开始便带上有色眼镜好了。
    由上可见，记载与事实，时间越久，必定虚假不实越多，而时间越近，也并非越发真实，反而同样存在歪曲和谬误。据实而论，在书写史书中，真正做到了义理中正、剖析周全的是左丘明，而真正做到尊贤避讳、微言大义的是孔夫子。因此，杜预在《春秋左氏传序》中，才会有“仲尼素王，丘明素臣。”的赞誉。史传体例，崇尚的是瑕不掩瑜，坚守的是惩恶扬善，而良史之才，贵在中正典雅而且嫉恶如仇。如同农民稼穑，任何时候见到莠草必定铲除殆尽……唯此，才是千秋万代始终不会改变的规则准绳。至于如何才能做到繁简适当的方法，如何掌握区别真假虚实的要领，如何很快理清千头万绪的技巧，如何找准辨别是非对错的依据，诸多此类的问题，只要明确了大纲提要，都会迎刃而解。
    毋庸讳言，为一个时代著述立传的史家使命，如同观瞻临摹肖像，一旦传播四面八方或流传万代千秋，其究竟属于似是而非还是惟妙惟肖，完全任由他人各抒己见，并且一定是互有短长。但是，纵观秉文弄章之功勋，横看舞文弄墨之作为，都不会像著述史传一样，尽管殚精竭虑而功高盖世，但却难免顾此失彼，更无法十全十美。所以司马迁和班固，虽然已经属于精通史学的天才大家，但是他们的作品，依然难免遭遇后人的批评谴责。因此，载史立传，如果不谨小慎微，反而是任性胡作非为，无论从作品还是身家之性命，都必定危机四伏啊。
    总而言之：载入史册起轩辕，编年叙事首周孔。王朝更迭似轮转，人子生死如灭灯；成王败寇任由天，褒贬善恶留人间。义正辞严看邱明，南史董狐是秉公。世间兴亡多少事，是非功过一字间。

【注解】
1、班彪“论史记”见于《后汉书．班彪传》，并节选：“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
2、班固《汉书．礼乐志》之开端类似“序”的部分：“《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治身者斯须忘礼，则暴嫚入之矣；为国者一朝失礼，则荒乱及之矣。人函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天禀其性而不能节也，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其结尾类“赞”部分：“今海内更始，民人归本，户口岁息，平其刑辟，牧以贤良，至于家给，既庶且富，则须庠序、礼乐之教化矣。今幸有前圣遗制之威仪，诚可法象而补备之，经纪可因缘而存著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今大汉继周，久旷大仪，未有立礼成乐，此贾谊、仲舒、王吉、刘向之徒所为发愤而增叹也。”

老党

学习。顶起。

一方

克谐 发表于 2018-7-29 22:53
怎么还褒奖起来了呢？其实，很想听一方先生较真或说抬杠哩
私下一方先生总 ...

大伏天的我自己把自己弄得晕头转向，这光景了才上来，每天这时候都睡了。几天没有上来了，先看一眼。

云上云上

详细地评析史与传的关系，克谐老师博古通今，深厚的文学知识与文字组合驾驭能力令我叹服。欣赏学习老师佳作，期待您精彩继续。顺祝您周末快乐。

克谐

第十七章  诸子篇籍
（诸子十七）

    凡标注“诸子”的作品文籍，一般都是人世间著名圣贤大德，用以阐发个人见识及其独自情怀的字词文句。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鲁国大夫叔孙豹（公元前?-537年姬姓叔孙氏名豹谥号穆史称叔孙穆子或叔孙穆叔）说过一句话：“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百姓民众，群居杂处，俗务纷扰，身心劳顿，难言功德扬名。所谓君子，读书师学，处身立世，时常痛心疾首者，莫过于功德名誉，难以昭彰显著。唯有睿智聪慧，而才华出众者，著书立说，扬名千载，如日月光辉天地。譬如古时候黄帝的大臣风后、力牧；再者，商汤时的伊尹等人，皆是如此。
    关于上古时代诸子名家的文言著述，起初都是一些传说风闻而已。只是到了战国年代，才陆续编辑入册，立世广播。传说楚国的先人鬻熊，已经悟道明哲，周文王曾经向他拜师求教，这段佳话后来记载于《鬻子》一书中。而且《鬻子》，应是最早把“子”写入书本标题的文集。春秋时，李伯阳（姓李名耳谥聃故称老聃）熟悉古代礼仪，孔子曾经登门拜访。所以《老子》一书，旨在诠释道德理念，位居诸子百家之首。其实，鬻熊只是周文王的朋友，而李耳则是孔子的老师。他们彼此之间，作为同时代的圣贤名人，都有各自著述的作品，或称为“经”，或称为“子”，其地位和性质并不完全等同。
    到了战国时，在七国争雄时期，英雄豪杰蜂拥而出。孟轲秉承儒家风范，克己复礼；庄周仰仗道风仙骨，自由翱翔；墨翟坚守节俭兼爱，摩顶放踵；尹文（公元前约360-280年齐国人）思辨名实相副，无为自治；野老（六国时齐楚隐士著有农书）专注天时地利，经济农耕；邹衍奢谈阴阳五行，惊世骇俗；申不害以及商鞅，刑法理政；鬼谷子鼓动喉舌，纵横捭阖；尸佼善于博采众长，时空宇宙；青史子（传说晋国史官董狐后裔）稗官风俗，街谈巷议……由此往后，或师承，或依附，如同以上类别门派的文集杂书，真的数不胜数啊。而他们都能够依仗一技之长，不仅高官厚禄，并且炫耀一时。
    秦始皇强暴专横，焚书殆尽，但“诸子”文集，却很少波及。汉朝立国后，汉成帝（刘骜公元前51年-前7年西汉第12位皇帝）关注古书，诏令刘向校勘，刘歆继承父业，终成《七略》7卷；其中九流荟萃，最终冠名“诸子”者，已达180余家。步入魏晋以来，类似诸子一样的精辟言论，间或出现，但其中夹杂太多迂阔不实的东西，甚至于芜杂而琐碎不堪。若将他们汇集一起，充箱被轸，车不胜载。
    纵观秦朝之后的诸子篇籍，尽管数量很多，但总结主题内容，都是阐述道德礼仪，离不开国家民众的治理。若对他们进行归类，都隶属《五经》的枝蔓罢了。所以，其中内容雅正者，必定合乎经书法度，而杂乱无章者，必定离经叛道。例如现在《礼记》中的《月令》一篇，明显取法《吕氏春秋》的“纪”；而《礼记》中《三年问》一篇，意旨荀子《礼论》。这一些都是合乎经书法度者。再如《庄子•内篇•逍遥游》中“汤之问棘”已存在“鲲鹏展翅九万里”，而《列子•汤问》里“汤之问革”则见“蚊睫有雷霆之声”；《庄子•杂篇•阳则》中出现了“蜗牛两角争斗死尸万计”的无限夸张，而《列子•汤问》里便有“愚公移山”“龙伯跨海”的极度奇谈；另外，还有《淮南子•天文训》中，更有共工与颛顼争斗，共工头创不周山，使天倾地陷的诡异说法。这一些都属于离经叛道的杂乱无章了。所以说，人们为什么有的把诸子百家视为荒诞不经之说，确实有原因和理由吧。其实，在商代讲述“易理”的《归藏经》中，也讲述了许多神奇古怪的故事，像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等。既然古典经书尚且如此，又何必求全责备于诸子啊。但是，像《商君书•勒令》中“六虱”和《韩非子》的《五蠹》，都公开唾弃孝悌仁义的道德价值。所以说，仰观商君车裂而死，俯察韩非吞药而亡，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啊。再者，像公孙龙的“白马非马”“孤犊未曾有母”等，他自以为智巧善辩，其实不合常理。所以，公子牟说他目光局限，更不是随便妄议吧。
    据《汉书•宣元六王传》记载，汉成帝时，东平王曾经向朝廷借阅“诸子”和《史记》，却遭到了拒绝。分析其中原因，根本在于《史记》中存在太多的兵法权谋，而“诸子”里夹杂很多的诡辩狡诈之术。所以说，博学多闻的人们，研究诸子百家时，应该抓住其主旨纲要，欣赏里面优美典雅的花朵果实，摒弃中间奸邪恶嗅的色彩气味。唯有具备这样一种区别对待的严谨、清醒和自觉，才能成就圣贤学者的达观、格物和致知。
    钻研《孟子》《荀子》的言论，贵在义理中正而文辞典雅；学习《管子》《晏子》的篇籍，精在事实明确而语言简练；《列子》文书，志气轩昂而寓言奇妙；《邹子》谈天，心鹜八极而言辞凿凿；《墨子》《随巢子》，语义坦荡而言辞质朴；《尸子》《尉缭子》，义理通达而论说略拙；《鹖冠子》道元气而述天文，环环相扣且意味深长；《鬼谷子》德变化而数阴阳，细致入微且灵活机智；《文子》（文子姓辛氏号计然生卒年不详道家祖师与孔子同时）博采精道，叙述简洁而论说紧要；《尹文子》辩刑名，尤为精妙；《慎子》析法理，名噪稷下；《韩非子》思虑缜密，例举生动而深刻；《吕览》远见卓识，体系庞大而周全；《淮南子》兼容并蓄，辞藻繁华而绚烂。这一些既是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之所在，也是他们语言风格的大概吧。其他者，如陆贾的《新语》、贾谊的《新书》、扬雄的《法言》、刘向的《说苑》、王符的《潜夫论》、崔寔的《政论》、仲长统的《昌言》、杜夷的《幽求子》等等，有的叙述经典思想，有的阐明政治权术；有的虽然标题为“论”，但内容还是隶属诸子范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诸子”篇籍，所涉猎的通常是比较广泛的事物义理，而“论”的焦点，一般只是针对某一事物或者诸多事务某一方面的论证说明。所以说，上面波及了诸多方面的个性化观点论说，还是归入“诸子”较为合适。
    追根溯源，春秋晚期的六国前后，因为距离圣贤大德较近，所以频繁出现的诸子，尚且可以特立独行，不仅高谈阔论，并能自立门户。然而，两汉以后，所谓“诸子”的品格气势都趋于微弱衰退，尽管儒道日渐分明而百家纲举目张，但是后继者惯常攀附依仗而已，再难独树一帜。这就是远近文化风气的显著变化，又怎能不让人唏嘘感叹啊！难道世道变迁而命运多舛，诸子著书立说的宏大志向，只能取法古道心肠，反而寄希望立世在千载之后吗？金子和玉石，虽然已经粉碎，但其声音和名望，不应该随之消亡啊。
    总而言之：大丈夫出身立世，恃才怀宝，特立独行。思辨万物，雕饰文章；俯仰天地，心鹜宇宙；品德立言，悟道授业。任由门户林立，敢言盗亦有道乎。

【注解】
1、《商君书•勒令》之六虱：“六蝨：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弟，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國有十二者，上無使農戰，必貧至削。十二者成群，此謂君之治不勝其臣，官之治不勝其民，此謂六蝨勝其政也。”（旁注：此文中的6、9、12的数目及其解说，应是据《归藏经》的卦象说辞。）
2、《韩非子•五蠹》部分：“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谈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3、《尉缭子》之《兵谈第二》：量土地肥硗而立邑，建城称地，以城称人，以人称粟。三相称，则内可以固守，外可以战胜。战胜于外，备主于内，胜备相用，犹合符节，无异故也。治兵者，若秘于地，若邃于天，生于无，故关之。大不窕，小不恢，明乎禁舍开塞，民流者亲之。地不任者任之。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制则国治。富治者，民不发轫，甲不出暴，而威制天下。故曰:“兵胜于朝廷。”不暴甲而胜者，主胜也;阵而胜者，将胜也。兵起，非可以忿也，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患在百里之内，不起一日之师；患在千里之内，不起一月之师;患在四海之内，不起一岁之师。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宽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财。夫心狂、目盲、耳聋，以三悖率人者，难矣。兵之所及，羊肠亦胜，锯齿亦胜，缘山亦胜，入谷亦胜，方亦胜，员亦胜。重者如山、如林、如江、如河，轻者如炮、如燔、如垣压之，如云覆之，令人聚不得以散，散不得以聚，左不得以右，右不得以左。兵如总木，弩如羊角，人人无不腾陵张胆，绝乎疑虑，堂堂决而去。
4、《尹文子•大道上》之部分：“名有三科，法有四呈。一曰命物之名，方圆白黑是也；二曰毁誉之名，善恶贵贱是也；三曰况谓之名，贤愚爱憎是也。一曰不变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齐俗之法，能鄙同异是也；三曰治众之法，庆赏刑罚是也；四曰平准之法，律度权量是也。”

老党

克谐 发表于 2018-8-6 14:47
第十七章  诸子篇籍
（诸子十七）

学习。顶。

一方

克谐 发表于 2018-7-29 22:55
第十六章 史与传的关系
（史传第十六）

一个“史”一个《传》，涵盖如此广泛，长知识。

忍不住想说：成亦如何，败亦如何？

一方

克谐 发表于 2018-8-6 14:47
第十七章  诸子篇籍
（诸子十七）

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读着挺过瘾。

克谐

一方 发表于 2018-8-9 21:28
一个“史”一个《传》，涵盖如此广泛，长知识。

忍不住想说：成亦如何，败亦如何？

“成败”就某事还是一生？无论那一方面，想到生死不过就一个过程，万事皆休吧。
最早是学医经历，让我变化很大，中学时期读曹丕《典论论文》的那份慷慨激动的心情，虽曾经因第一次高考落榜而灰飞烟灭，但真正对人世间的厌倦，确实是上大学且学医之后，那才真是一下子跌落低谷。工作后结婚养家以及工作岗位，基本不出五到十年总在变换，但在我个人之人生经历中，不管遇到何等大喜大悲，让我始终没有改变的，竟然唯有中学时代每逢读书或书写而忘我的爱好！！！
是啊！成又如何而败又如何呢？近年来，尤其眼下面对父母逐渐衰老，甚至吃喝都不感兴趣的事实，反而让我把自己真正属于个性化的业余爱好，干脆变成余生的自留地，只管埋头耕耘，不再奢望收获什么，如果非要问为什么？不过是另一种方法方式的虚度余生而已

克谐

第十八章 论与说的功用
（论说第十八）

    什么是经？圣人先哲揭示“三才”存在道理的言论，被称为“经”。
    什么是论呢？解释“经”的内涵意旨、述说“经”的道理来由的言谈话语，被称为“论”。
    所谓“论”，从字形意义上讲，就是“伦”，即条理、次序；也就是如何按照上下、左右、前后的顺序进行排列规整，才能够条理清晰，才合乎道理规矩。所以说，只要世间道德伦理不出现失序混乱，圣人先哲的经典论断，永远都不会陈旧过时。因此，古文经典不会是废纸一张，更不是烂书一堆，反而一如既往地总会劫难重生，不但熠熠生辉，而且处于混乱纷争年代，能够指导拨乱反正，于百废待兴之际，可以引领走向光明。否则，何谈文化的价值？何为文明进步的意义？何来文艺复兴的呼唤呢？
    忆往昔，孔夫子整理经典之际，日常讲评道理的声音，即便仅是只言片语，也都被门生弟子记录了下来。弟子们按照天尊地卑和人间论理，裁定简牍短长，并将孔夫子曾经言论归集成册，冠名《论语》。这是将“论”字列入论说文集的目录名称的开始，在此之前尚且没有以“论”作为篇章名称者。至于《太公六韬》的第一篇《霸典文论》和第二篇《文师武论》，应该是后人加上的篇名。如果分析查验冠名论的文体格式及其内容刚要，其实枝蔓缤纷，并不完全统一，反而歧义较多。在他们中间，有的评价政治，与议和说的文体雷同；有的阐释经典，与传和注的体例类似；有的辨别历史脉络得失，与赞和评齐头并进；有的解说文章成因思路，与序和引相辅相成。概而言之，“议”要恰当适宜，“说”要打动人心；“传”是转达师说，“注”是校对解释；“赞”表示热情支持，“评”执着中正合理；“序”为了清晰思路，“引”为了补充完整。如果能够把这八个方面全部覆盖过来，那么针对某一方面道理的论述，完全能够做到全面清楚。所以说，论就是“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通过广泛的引证和评价，来论说某一方面的道德真理）。
    纵观以往的论著，庄周的《齐物论》，就是以论为篇名；而《吕氏春秋》的六论，即《开春论》《慎行论》《贵直论》《不苟论》《似顺论》《士容论》，赫然如是。进入汉代之后，西汉宣帝在石渠阁，东汉章帝在白虎观，都曾经把当时的博士名家召集起来，共同研讨圣人言论和六艺经书，目的为了统一思想认识高度，力求知识口径能够保持水平一致。所以说，当时集会中记录他们评价论说的《石渠阁论》（大部遗失）和《白虎通德论》，均属于“论”文体中“正经”的典范。至于班彪的《王命论》、严尤（字伯石与王莽共读于长安敦学坊）的《三将军论》，叙述人物故事简洁，言论高调胸怀豁达，则属于偏重“史传”的论文体例。
    曹魏黄初前后，社会崇尚名家和法家，热衷以名责实，随之信赏必罚，故有傅嘏（公元209-255年字兰石或昭先北地泥阳人）和王粲的论文，辨别名实道理，十分严谨缜密。曹魏正始（公元240年-249年4月曹魏君主曹芳年号共计10年）初年，社会氛围鼓动复古文化，表面上贯彻正经名实，实际上只是照本宣科，本质上已经虚伪至极。因此何晏等人专注谈玄论道，玄学风气逐步炙热起来。于是乎，老聃、庄周的自由玄虚学说尘嚣其上，与孔孟之道分庭抗礼，并且难分仲伯。详细比较分析这一时期的论文，譬如傅嘏的《才性论》、王粲的《去伐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夏侯玄的《本无论》、王弼的《易略例》、何晏的《道德论》等，他们不仅师承经典，而且内存独到见解；不仅隶属脱颖而出，尚且文体极其精道，所以他们堪称论文作品中的精英和奇葩。另外，如李康（字萧远三国魏中山人性耿介不合流俗）的《运命论》，虽类似王充《论衡》中《逢遇》《累害》《命禄》等十余篇内容，但文采超过了《论衡》；陆机的《辨亡论》，摹仿贾谊的《过秦论》，虽然没能超越，却依然是优秀作品啊。再如宋岱、郭象等人的论文，思想敏锐的近乎神奇，而王衍、裴頠等人的作品，在“有”与“无”的哲学思辨方面，不但名噪一时，而且扬名后世。然而，单论“有”与“无”的争执因果，坚守“有”者，止步于外在形式上的功用得失；坚守“无”者，迷恋寂寞聊赖下的自由自在。他们针尖对麦芒，偏执争锋，莫终于是，其实不属于论经说道的光明大道。他们苦思冥想，并且穷极一生钻研不止的玩意儿，难道就是要皈依佛学智慧极致的境界吗？东晋偏安江左，朝堂上下，言论所及，唯剩下老庄玄学而已。这里面虽然出现了点滴新奇话语，亦不过都是老调重弹罢了。
    除却上述论文内容格调之外，再有就是张衡的《讥世论》，言语口气，像嬉戏搞笑；孔融的《孝廉论》，也只是戏说嘲弄一番；曹植的《辨道论》，简直就像照抄书本。类似这样一些态度根本不端正，完全不正经的言论，只是貌似论文而已。
    罗列和浏览上述论文体例之后，所谓论文的中正，就是针对某一方面道理的任何经说圣言，都要给予十分明确的是非、曲直、对错、善恶、得失、优劣的评价。如何做到这一点呢？首先，对于知识道德的规矩方圆，必须事前穷极思虑、探幽访微、由浅入深的刻苦钻研，做到心中有数；其次，对于抽象空洞、晦涩难懂、深浅不一的言论说辞，必须做到相互印证、触类旁通和深入浅出。由此创作的论文，亦如编制捕捉思想精华的渔网，又如制造衡量世间万物的秤砣，故有疏而不漏的妙用，更有举重若轻的功德。所以论文，贵在圆润通达而干净利落，切忌支离破碎而枝蔓丛生；贵在严丝合缝而滴水不漏，忌讳固执偏颇而挂一漏万；贵在运筹帷幄而防患未然，禁忌疏忽大意而授人权柄。所以说，书写论文如同劈柴，不但要明确树木的纹理和品性，还要量力而行。因为劈柴时，刀斧锋利而身强力壮者，可以不顾木质纹理，拦腰将其斩断。所以有一些善言狡辩者，尽管离经叛道，一样可以舌如巧簧，振振有词而头头是道。像这样的论文，即便缜密乖巧，若查验其始终轨迹，必定虚妄不实而祸害四方。因此，所谓“仁义君子”通达的必定是天下人共同的心愿和志向，又怎能歪曲事实而杜撰违背伦理道德的论文呢？至于专注于诠释经典字词的论文，看似支离破碎，其实把他们聚合起来，只要与原文宗旨不离不弃，仍视为论文体例吧。比如秦延君（名恭西汉学者）仅是注释《尚书•尧典》的“尧典”二字，就用了十多万字；朱普（字公文西汉学者）解释《尚书》，字数超过了三十万。如此繁琐的注解，不仅让通达学者厌烦不堪，更让所有读者望而却步。再如毛亨的《毛诗诂训传》、孔安国的《尚书传》、郑玄的《三礼注》、王弼的《周易注》等，注释不但简明扼要，而且义理通达精妙，应是这一类文体的杰作和榜样。
    何为说呢？说者，悦也。在《易•说卦》中，兑为巫为口舌；由此引申说的本意，就是借助言语打动别人，或者用语言取悦对方。因而过度取悦别人的话语，一定变得虚伪不实。《尚书•舜典》记载，舜帝不但对于阿谀的言行十分厌恶，而且特别警觉，并给予防范。若举例说辞的典范，像伊尹论说烹饪调味，功名殷商；周初姜子牙巧言钓鱼，威名四方；烛之武说服秦穆公，保全郑国；端木赐怂恿齐攻吴国，鲁国避祸。置身战国时代，列国图存争雄，巧言善辩者层出不不穷。阴谋诡计使用到极致，勾心斗角唯恐措手不及。鬼谷子《转丸》传授说辞之乖巧机智，而其《飞钳》阴谋阳谋更加精道微妙。于是乎，一人之诡辩，重于九鼎七簋之宝器；三寸不烂之舌，胜过百万甲胄之雄师。苏秦腰缠六国相印，只因连横抗秦；张仪落袋秦王五邑，仅为远交近攻。汉朝稳固之后，辩士说客失去了用武之地。因为前有郦食其被齐王田广烹杀，后有蒯通险些投入刘邦汤锅。朝堂之上，尽管还有陆贾辩说威名远扬，张释擅长附会迎合，杜钦巧于察言观色，楼护乐于鼓动唇舌，但是他们只能屈伸帝王玉阶之前，行走于王公大臣坐席之间，只不过敷衍趋势而随声附和，没有谁胆敢逆流直上，更无力扭转乾坤了。据此可知，“说”贵在事随境迁，不但要察言观色，而且要随机应变，更要张弛适度。但是“说”不仅指鼓动喉舌，也包括文笔书写。例如范睢的《献书昭王》和李斯的《谏逐客书》，都是慷慨激言而直抒胸臆，虽然违背帝王意愿，反而功成名就。这就是“说”这种文体在上书中的最佳典范了。至于其他，如西汉邹阳劝说吴王和上书梁王，因为言语委婉而情真意切，虽然身处逆境，却有惊无险。又如东汉冯衍进言鲍永和通信邓禹，不但事实不清而且不分轻重缓急，虽然用心良苦，却备受冷落。所以，所谓“说”，无论言辞话语，还是书写成文，关键在于应急务实，并且合情合理。只有这样才能进退自如，进可以功成名就，退能够畅怀自在。除非欺骗迷惑敌人，“说”务必恪守“忠”“信”的品德。唯有披肝沥胆的话语和机敏洋溢的文辞，才是这种体例的根本啊。然而，关于“说”这种文体，陆机在他的《文赋》中指出：“说炜晔以谲诳。”（用漂亮话达到欺骗目的）如此宣教，实属谬论，误人子弟啊。
    总而言之，言谈话语必须要有理有据，讲述理由和依据的就是论说。谈天说地无极限，大小远近有区间；阴阳莫测有似无，神出鬼没隐如现。若问论说何所用，恰似飞钳锁喉咽。

【注解】
1、（汉）班固《白虎通德论•卷一•爵》之部分：天子者，爵称也。爵所以称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载谓之天子，上法斗极。”《钩命决》曰：“天子，爵称也。”帝王之德有优劣，所以俱称天子者何？以其俱命于天，而王治五千里内也。《尚书》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何以知帝亦称天子也，以法天下也？《中候》曰：“天子臣放勋。”《书•逸篇》曰：“厥兆天子爵。”何以“言皇”亦称天子也？以其言天覆地载俱王天下也。故《易》曰：“伏羲氏之王天下也。”
2、（魏晋南北朝）李康《运命论》之结尾部分：“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义。故古之王者，盖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盖以官行其义，不以利冒其官也。古之君子，盖耻得之而弗能治也，不耻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权乎祸福之门，终乎荣辱之算，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处不违其时，默语不失其人，天动星回而辰极犹居其所，玑旋轮转，而衡轴犹执其中，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贻厥孙谋，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尝从事于斯矣。

云上云上

克谐老师对《论》逐一阐述诠释，文字“不仅师承经典，而且内存独到见解”，更敬佩老师“穷极思虑、探幽访微、由浅入深的刻苦钻研精神”，读后受益良多，学习老师精彩佳作，也期待您精彩继续。

一方

克谐 发表于 2018-8-10 15:00
“成败”就某事还是一生？无论那一方面，想到生死不过就一个过程，万事皆休吧。
最早是学医经历，让我变 ...

您这一说，让人唏嘘不已，半天缓不过劲来。

一方

克谐 发表于 2018-8-10 15:11
第十八章 论与说的功用
（论说第十八）

经、论、说，都是要费力气的东西，也许读您的这些文章读得多了，慢慢地会能共振？嘿嘿，那得到何年何月？！

老党

学习，顶起。感谢小老弟的辛苦。

克谐

一方 发表于 2018-8-11 22:24
经、论、说，都是要费力气的东西，也许读您的这些文章读得多了，慢慢地会能共振？嘿嘿，那得到何年何月？ ...

不清楚过去人们听到实话实说是啥感受和反应？而眼下，但凡说大实话，凡心有灵犀者，通常的反应经常都是唏嘘不已也

上面那个“共振”二字，不管是直觉感受，还是中性预言，对我而言都是极度褒奖了。先谢谢了！

谈到共振现象，当下时髦的说法，莫过于“量子纠缠”。据说这种“纠缠”，都不是快如闪电的概念，而是超越光速也。但其具体究竟速度多少？好像还没有人计算出来之所以说这事，主要是告慰一方先生，所谓“何年何月”，其实想开了就是“一瞬间”而已

克谐

云上云上 发表于 2018-8-11 11:18
克谐老师对《论》逐一阐述诠释，文字“不仅师承经典，而且内存独到见解”，更敬佩老师“穷极思虑、探幽访微 ...

谢谢！

当初在四季歌，关于“老师”的称谓，我曾经书文调侃。至于原因，就是在济南，尤其遇到陌生人，像打听道路、咨询价格等，所谓见面打招呼，都称呼“老师”。前年参加教育实践活动，走近曲阜才知道圣人家乡也有这个习俗。于是乎，我一般不再显摆济南“老师”的风采，尤其出门在外，与陌生人打招呼时，重拾当初在青岛学到的德行，直呼“师傅”了。

其实，在我生活周围，尤其是交往多年的朋友，特别是经常聚在一起的老同学，人家都叫俺“马大夫”，他们若是给别人介绍我，在“马大夫”后面，都还会特别加上一句：他不仅是姓马，而且是给马看病的兽医……

看似闲聊，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只有一个：虽说良药苦口利于病，但作为职业医生，我的看法是“也不尽然”。

克谐

第十九章  诏策的功用
（诏策第十九）

    统治天下的帝王，一言九鼎，神圣无比。他们惯常端庄无言于宝座之上，而指令一样可以传遍四面八方。这难道就是诏策的功用吗？古代帝王，像轩辕黄帝以及唐尧和虞舜，他们下达的指令，被称为“命”。命的本意，是形成万物个性的根本。在夏商周三代时，命兼有诰和誓的作用，就像《甘誓》《汤诰》。其实，誓用于训导军队，而诰是颁布政令。之所以用“命”来指代诰誓，寓意是上天的指令。所以，命还用于授官、晋爵和赐姓，又如《周易》中的《姤•象》有“后以施命诰四方”（帝王发布命令传达四方）。所以“诰命”是鼓动广大民众，亦如乾上巽下的“姤”卦，就是吹拂天下的大风啊。到了七国争雄的战国时期，“命、诰、誓”统称为令。而“令”的意思就是“使”，即指示或指派别人去做某事。
    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把过去的“命”又改称为“制”。汉朝立国之初，规范礼仪法规，便将“命”划分为四种规格：一是策书，二是制书，三是诏书，四是戒敕。“敕”是下达到州、部一级的警戒指令；“诏”是告知朝廷百官；“制”是施政或赦免的命令；“策”是加封权贵诸侯。单在诏策文本形式的细节方面，一般“策”记载简牍上，而“制”书写于丝绢麻布，用于决断和裁定；“诏”是宣读告知，而“敕”属于行政文书，像勒令停止、改正或继续等，必须严格落实和绝对执行。《诗经•小雅•出车》上说：“岂不怀归，畏此简书”（不是不想回家啊，记录在案的令人生畏。）；《周易•节卦•象辞》有言：“君子以制数度”（君子以裁定数理识别万物）。《周礼•秋官•司盟》中讲：“北面诏明神”（面朝北诏告日月山川神明）；《尚书•虞书•益稷》里有：“敕天之命，惟时惟几。”（听从上天的敕令，只争朝夕又要居安思危啊。）……这一些都是“简、制、诏、敕”在经书典籍中的使用例证。至于所谓“远诏近命”（告知远方的用诏令而就近命令要面喻），则是沿袭秦朝的制度。因为《礼记•缁衣》中讲：“王言如丝，其出如纶。”（帝王本意说青丝，传出宫廷成麻绳。）所以宫廷内外，上传下达，都务必时刻警戒谨慎啊。舜帝时代，《尚书•舜典》有这样的记载：“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指派你专门负责上传下达言语信息，不分昼夜传达我的命令。）；姬周宣王时，《诗经•大雅•烝民》中夸赞卿士仲山甫为：“出纳王命，王之喉舌。”（作为上传下达的国家大臣，忠实的如同帝王喉舌。）。到了两汉时期，无论自上而下的诰，还是自下而上的诏，专门负责转达的是尚书职责。这一时期，皇帝一言一行，都变得举足轻重，动辄记入史册。真的变成了金口玉言，驷马难追啊。于是乎，淮南王刘安因为博学多识，汉武帝在与他通信时，事前特别让司马相如为他斟酌草稿；又因陇山之西的隗嚣，其手下集聚了很多文士，汉武帝每次批复或通达陇右的文书，都需要格外谨慎小心。像这样一些故事，不仅在当时传为佳话美谈，对于后来者，依然值得谨慎学习和时刻警惕啊。如果查验汉文帝、景帝时期的诏诰文书，明显会感到浮浅幼稚。而汉武帝本人，因为尊崇儒家，故在文书言辞上，颇显深邃奥妙。譬如汉武帝策封齐王刘闳、燕王刘旦、广陵王刘胥的文书，类似《尚书》中的训和典；其中劝诫的知识渊博，而道理适当雅正，堪称后世的楷模。再者，汉武帝在《赐严助书》中，一边批评他不愿意在宫廷内工作是闹情绪，一边又满足了他回故乡做地方官的心愿，这样的诏诰体现了帝王对人才的恩爱珍惜；汉宣帝在与太原大守陈遂的通信中，尽管盖有玉玺印章，里面竟然提到“官尊禄厚可以抵偿欠下的赌债”，如此调侃也表现了君主对故旧老友的珍惜厚爱吧。进入东汉，光武帝刘秀于拨乱反正之后，尽管对传统文化赞赏有加，但他个人在言行举止上，却过于轻率任性，甚至有时偏颇的已经过分。例如在《敕邓禹》中，汉光武帝说：“司徒尧也，亡贼桀也。”（司徒就是唐尧，消灭了坏蛋夏桀。）；另外，他在《玺书赐侯霸》中说：“黄钺一下无处所。”（黄钺一下，脑袋可就搬家了啊！）。像这样一类诏诰敕令，不但不合体统，而且是扰乱法度啊。东汉进入明帝、章帝时代，由于他们推崇儒学，所以雅正的诏策间或涌现。但在安帝、和帝期间，却因政治松懈涣散，以至于管理礼仪的尚书省官员水平太差，甚至每次颁布诏策，还要请外人代笔。东汉末年建安时节，文艺繁盛，诏策文也容光焕发。例如潘勖的《册魏公九锡文》，高雅飘逸超群；卫觊的《为汉帝禅位魏王诏》，其彰显符瑞，尤其耀眼炫目，足以叹为观止。魏晋以后，朝廷颁布诏策都由中书省承担，魏国的刘放（字子弃涿郡人东汉末年举孝廉入仕投奔曹操历任参军事主簿记室）和西晋的张华，都曾担任过中书监。所以他们那时候的敕书诏策，曾经闻名遐迩。在这期间，魏文帝曹丕的诏书，虽然以辞义宏伟壮观而著称，但他在给征南将军夏侯尚诏书中却说：“作威作福，杀人活人。”（若想作威作福就要杀敌人活自己），这或许算是智者万虑而有一失吧。东晋以来，唯有晋明帝重视弘扬文化。所以温峤因为文笔清新，而晋升中书省任职。至此以后，像古代朝廷一贯坚守的谨严诏策制度，逐渐淡薄殆尽。
    毋庸讳言，只要帝王崇尚神圣尊严，而且言行必一。尽管端坐高堂之上，依然可以明察秋毫，并且随时诏诰天下。而其诸侯百官必定望风听命，进而依法谨慎言行。而周边万邦属国，才能够真正敬畏信服。所以古代选贤择能，若给予加官晋爵时，其诏策的作用，如同日月光辉，将他们的俊才贤德大白于天下：褒奖文书和封官简策，就像春风化雨的滋润；警戒敕文和劝慰诏诰，恰似群星闪烁的光华；部队命令和军事战书，则有雷霆万钧的声势；而抚恤灾难或赦免罪责，同样需要春天雨露般的温暖；而严惩不贷或信赏必罚，一般须有秋天寒霜样的残酷。这就是诏策文体的梗概吧。另外，还有一类说法，特别指出作为警戒作用的敕文，应属于诏策中最为急切实用的一种。例如《穆天子传》卷一中记载：“丙寅，子属官效器。乃命正公郊父，受敕宪”（丙寅日，天子让随行官员核查礼品器物，并让正公大臣郊父制定敕令章法。），这里所说的大概就属于应急使用的戒敕文吧。魏武帝曹操曾经说过，敕戒命令必须针对具体事务，并且绝对不能违背，这不仅是懂得敕戒文的刚要，也是通晓军政管理的关键啊。到了晋武帝司马炎，把敕戒文当成了警戒官吏的通用文告。例如教导都督如何带兵，提醒州牧督查手下官员，警戒郡守体恤百姓疾苦，命令各级将领加强边防等等，这些文书敕令简直如同古代训典，可谓包罗万象了。
    其实，真正的“戒”，应该是“慎”，而不完全等同禁止和严惩。《尚书•大禹谟》中夏禹有一句话：“戒之用休，董之用威。”（根据前后文意大致：针对懂得规矩的人们要用赞美戒备他们犯错误，而对不懂规矩的人们必须要威望征服。）其实，凡人世间，对“君、父、师”三者恩德的报答，即没有条件可讲，更没有终点极限的要求。《国语•晋语一》记载：“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也就是这个意思。比如汉高祖的《手敕太子》和东方朔的《诫子》，他们作为临终前的遗书，其表达内容基本一致。自东汉马援的《戒兄子严敦书》以后，宦官名仕之中逐渐出现了祖训家戒。例如班昭的《女戒》7篇，足以堪称所有家庭教育的傅母和女性教师了。那么何为“教”呢？教者效也，就是比较而效仿，也就是讲出来让大家跟着学习，并按照样子去做。在《尚书•舜典》中，舜帝的司徒契提出了一个“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教”学说。所以，后来的王侯大臣，凡传播这样五种德行的就称作“教”。西汉郑弘任南阳太守时，他撰写的教化政令（遗失而内容不详），因为道理清楚明白，曾被后世称颂。汉末孔融做北海相时，像他的《告高密县立郑公乡教》一文，虽然文辞写得雅丽，但实际治理效果据说很差，这是教令与现实不相符的例子吧。再如诸葛亮的《答蒋琬教》《教与军师长史参军掾属）等，内容详约适当；庾翼的《与僚属教》等，态度明朗果断。他们都是道理讲述得当而文辞中肯，应属于优秀的教令了。像他们这样义理和文辞都中正的教诲，应该是这种文体的佼佼者。在上述“教”的文体之后，还有一种喜好言论“命”的文体。《诗经•大雅•大明》上有一句话：“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大意：文王称帝系天命所在。）由此可见，自古以来明确各自的“命”，其实非常重要。但是，《周礼•地官•师氏》中却说：“师氏掌以媺诏王。”（掌握教育的官员要将美德诏诰君王）由此可见，下级官吏也可以如同古代上天一样诏诰君王啊。所以说，开始重视诏诰文书，反而不再敬畏尊崇天命，这是古今的一大变数啊。
    总而言之：皇天后土统治天下，依靠的是发号施令，而世间民众敬畏诏诰，务必谨严和坚决执行。君王禁忌丝言声麻，民生才能如影随形。普照大地有诏诰，滋润万物是敕教；义理升腾辞化雨，君临上界自重明。

【注解】
1、汉武帝《策封齐怀王闳》：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闳为齐王，曰：“乌呼！小子闳，受兹青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尔国家，封于东土，世为汉籓辅。乌呼！念哉，共朕之诏。惟命于不常，人之好德，克明显光；义之不图，俾君子怠。悉尔心，允执其中，天禄永终；厥有愆不臧，乃凶于乃国，而害于尔躬。呜呼！保国艾民，可不敬与！王其戒之！”
2、刘邦《手敕太子》：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洎践阼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尧舜不以天下与子而与他人，此非为不惜天下，但子不中立耳。人有好牛马尚惜，况天下耶？吾以尔是元子，早有立意，群臣咸称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为汝来，为可任大事也。今定汝为嗣。吾生不学书，但读书问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辞解。今视汝书犹不如吾，汝可勤学习，每上疏宜自书，勿使人也。汝见萧、曹、张、陈诸公侯，吾同时人，倍年于汝者，皆拜。并语于汝诸弟。吾得疾遂困，以如意母子相累。其余诸儿，皆自足立，哀此儿犹小也。
3、东方朔《戒子》书：明者处世，莫尚於中。优哉游哉，於道相从。首阳为拙，柳惠为工。饱食安步，以仕代农。依隐玩世，诡世不逢。才尽身危，好名得华。有群累生，孤贵失和。遗馀不匮，自尽无多。圣人之道，一龙一蛇。形见神藏，与物变化。随时之宜，无有常家。
4、班昭《七戒．妇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为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古人有言：“仁远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此之谓也。

老党

克谐 发表于 2018-8-13 09:36
第十九章  诏策的功用
（诏策第十九）

学习。顶起来。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