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文化精髓溯源 ……刘勰《文心雕龙》新译——连载中

克谐

yxq一叶扁舟 发表于 2018-9-12 13:12
“无论个人德才学识多少，只要敢于自称作家者，他们之中又有谁不曾有过这样一种云涌浪翻的神思景象呢？但是 ...

说实话，本来是逐个抠字眼，或极力将字词展开直译，但事后一读，实在是起伏跌宕太大。所以，一段或几段以及整个章节大致翻译过后，在通读时，干脆按照前后文意，尽可能用个人理解和大白话述说罢了
刘勰《文心雕龙》不愧是一个人的苦思冥想作品。尽管进入创作论之后，范文澜先生不断提示，刘勰的创作论断，多是来自《礼记》，甚至有的来自佛学的律论。但是，一但逐章节逐段落，尤其是品咋刘勰对某些人物或作品的评价，不难看出刘勰处在一个特殊时代背景之下的爱憎分明、大胆倔强和高瞻远瞩

克谐

第二十八章  何为文章风骨
（刘勰《文心雕龙·风骨第二十八》）

    在《诗经》“六义”的“风、雅、颂、赋、比、兴”之中，为什么“风”被排在第一位呢？因为“六义”作为中国“诗词歌赋”的一种艺术风格，在人类文化交流中，“风”既是人格性情相互感化的动力源头，又是志气德行彼此影响的信息符号。那么，这儿的“风”究竟是指什么呢？人们在喜怒哀乐之时，凡能够引起倾诉情感胸怀的性格气质，这就是风，所以也称作风格；同样，本文中所谓的“骨”，是指人们于沉思呻吟之际，凡能够鼓起奋笔疾书的胆气力量，这就是骨，因而又称为骨气。
    在文学艺术之中，“骨”对于言辞文章的创作，如同树木生长中必须要有轴心树干的支撑一样，而“风”在这其中，恰似万物之所以能够相互区别开来，所必须具备的个性品质和情调气质。因此之上，凡言辞文句，如果谈吐端庄直陈，那么这一作品的骨气也就具备了；同样，如果志气坦荡爽朗，那么这一作者的风格就是风清气正。所以说，即便辞藻丰富而义理饱满的文章，如果失去了风骨，无论多么“高大上”，都不可能具备鲜活的生命力，进而既不能展翅翱翔，更不会鹏程万里。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凡构思文句和裁剪篇章，首先要做的就是充盈和坚守自我的个性风格，同时还要找准并执着无论因何而形成的刚健真实的文化骨气，唯有这两者齐头并进，才可能不断创新并光彩照人。在文学创作之中，文化骨气和个性风格，亦如同雄鹰的翅膀，失去了风和骨，又怎能搏击长空？凡擅长锤炼骨气的作者，其剖析义理必定细致入微，进而精益求精；同样，深谙风格重要的作者，其抒发情怀必定爽朗坦荡，并且不折不扣。所谓“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大意：锤炼字句达到无法再推敲，凝聚的声音没有呆滞感觉。）说的就是风骨的艺术魅力。在文学作品之中，如果义理贫瘠而文辞丰腴，必定走向繁辞赘句而条理失序，这其实就是没有风骨的征兆；如果思虑不周而驳议牵强，必定会是闪烁其词而色厉内荏，这完全可以作为失去风骨的信号。譬如东汉末年潘勖拟诏册封曹操的《策魏公九锡文》，援古证今仿佛情景再现，有条不紊恰似如数家珍，多少文坛英才不敢望其项背，堪称行文骨气挺拔的奇葩；再看司马相如呈奏汉武帝的《大人赋》，浮想联翩而上下翻飞，思维奔逸且云山雾罩，辞藻之富丽堂皇，不仅是琳琅满目，而且蔚为大观，更像是罗列堆砌的词语展览，其作品应属于个人风格遒劲的典范吧。毋庸置疑，通过上述文章要点的讲解，再借鉴两篇优秀范文的突出特征，不仅可以准确把握风骨的本质所在，而且可以放手书写唯我的文章篇籍了。但是，必须要谨记并需要防范的是：不要违背上述风和骨的基本原则，尤其不能失去风骨，反而沉溺于繁文缛节和华而不实。
    魏文帝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过：“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大意：风格气质是文章的主宰、首脑和关键所在，其有清与浊的个体差异，这不是急切强求就可以得到的。）同样在《典论·论文》中，曹丕评价孔融是“体气高妙”，而论徐幹为“时有齐气”，并谈到刘桢则说“有逸气”。另外，刘祯也曾经评价孔融：“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大意：孔融外表上，楚楚动人，气度非凡，所以笔墨文章，也超乎寻常，一般人赶不上他。）由此可见，他们都十分看重作者本人的风格气度在文学创作上的决定性作用。因为自然界之中，锦鸡色彩斑斓，但腾飞不过百步，而苍鹰毛色单调，却叱咤风云。这都是他们个体属性及其独特品质所决定的啊。所以，文章有无表现力的根本，也在于此。
    自古以来，锻造文籍模范，跻身经史子集，所谓成功之路，一方面在于洞察情志风骨与时代文风的适时转变，另一方面还要通晓文章体例之所以曲折往复的内在规律。由此之后，才有可能标新立异，并赢得创新性发展。为何要通晓不同文体交替变化的内在规律呢？其根本目的就在于随时防范一切臆造性创新的无节制发展，尤其是过犹不及。至于洞察时代风云变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旨在警觉任何个性都需要遵循张弛有度的道德伦理，避免不必要的艺术殉葬和文化迫害。如果骨气与文采还没有达到圆润恒通，如果风格与辞藻尚没有实现历练游刃，反而就投身于打破陈规和践踏禁忌，这样即便臆造出来惊世骇俗的奇异作品，其危亡失败也必定难免。因为亘古至今，何曾见过弊多利少、繁辞空洞、纰漏百出的作品纳入经书典籍行列啊。《尚书·周书·毕命》记载：“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大意：政治安邦贵在大政方针的持之以恒，文化辞令恪守主体刚要，都不能见异思迁而随心所欲。）这里面针对文化所提醒和防范的，就是谨慎浅薄失序，更要杜绝泛滥成灾。
    事实上，文学创作无论在形式还是在内容方面，一直以来都是多种多样，并且所有成功者都会有自己的一套窍门、途径和办法。因此，一旦明白了里面存在的深刻道理和客观事实后，尤其是一些功成名就者，反而不会热衷于传授自己的成功经验；同样，作为学习文学创作的人们，如果领会了上述道理，反而也不会再去拜师学艺了吧。斗转星移，峰回路转，当下的文学习俗，痴迷繁辞奢靡，各种流弊因循已久，貌似积重难返。其实，只要确定了典雅中正的文化制式，明朗了文采义理的关键所在，才可能拥有风清气正而骨力挺拔的佳作杰作，进而艺术文化才可能真正繁花似锦，最终社会风貌必将根本焕然一新。如果能够思虑探究到这样一种层次境界，那么距离写作成功也就不会太远了吧。
    总而言之：性格与气质和谐一致，言语风格与文体骨气融为一体。文化只有明亮稳健，才能像玉器般长久流传。优秀的文学作品，借助个性风格展翅翱翔，凭借非凡骨气搏击长空。这样的作家和作品，才堪称风骨峻峭挺拔，才属于名实相得益彰。

【注解】
1、潘勖《册魏公九锡文》节选：朕以不德，少遭愍凶，越在西土，迁于唐、韂。当此之时，若缀旒然，宗庙乏祀，社稷无位；髃凶觊觎，分裂诸夏，率土之民，朕无获焉，即我高祖之命将坠于地。朕用夙兴假寐，震悼于厥心，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其孰能恤朕躬？”乃诱天衷，诞育丞相，保乂我皇家，弘济于艰难，朕实赖之。今将授君典礼，其敬听朕命……功高于伊、周，而赏卑于齐、晋，朕甚恧焉。朕以眇眇之身，托于兆民之上，永思厥艰，若涉渊冰，非君攸济，朕无任焉。今以冀州之河东、河内、魏郡、赵国、中山、常山、钜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为魏公。锡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尔龟，用建頉社。昔在周室，毕公、毛公入为卿佐，周、邵师保出为二伯，外内之任，君实宜之，其以丞相领冀州牧如故。又加君九锡，其敬听朕命。以君经纬礼律，为民轨仪，使安职业，无或迁志，是用锡君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二驷……魏国置丞相已下髃卿百寮，皆如汉初诸侯王之制。往钦哉，敬服朕命！简恤尔觽，时亮庶功，用终尔显德，对扬我高祖之休命！（摘自《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2、司马相如《大人赋》全文：相如拜为孝文园令，见上好仙，乃遂奏《大人赋》，其辞曰：世有大人兮，在于中州。宅弥万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轻举而远游。乘绛幡之素蜺兮，载云气而上浮。建格泽之长竿兮，总光耀之采旄。垂旬始以为幓兮，抴彗星而为髾。掉指桥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摇。揽欃枪以为旌兮，靡屈虹以为绸。红杳渺以眩湣兮，猋风涌而云浮。驾应龙象舆之蠖略逶丽兮，骖赤螭青虬之虫幽蟉蜿蜒。低卬夭蟜据以骄骜兮，诎折隆穷躩以连卷。沛艾赳螑仡以佁儗兮，放散畔岸骧以孱颜。蛭踱輵辖容以委丽兮，蜩蟉偃篬怵彘以梁倚。纠蓼叫奡踏以艐路兮，蔑蒙踊跃腾而狂趡。莅飒卉翕熛至电过兮，焕然雾除，霍然云消。邪绝少阳而登太阴兮，与真人乎相求。互折窈窕以右转兮，横厉飞泉以正东。悉征灵圉而选之兮，部署众神于瑶光。使五帝先导兮，反太一而从陵阳。左玄冥而右含雷兮，前陆离而后潏湟。厮征北侨而役羡门兮，属岐伯使尚方。祝融惊而跸御兮，清雰气而后行。屯余车其万乘兮，綷云盖而树华旗。使勾芒其将行兮，吾欲往乎南嬉。历唐尧于崇山兮，过虞舜于九疑。纷湛湛其差错兮，杂遝胶葛以方驰。骚扰冲苁其相纷挐兮，滂濞泱轧洒以林离。攒罗列聚丛以茏茸兮，衍曼流烂坛以陆离。径入雷室之砰磷郁律兮，洞出鬼谷之崛礨嵬石褱。遍览八紘而观四荒兮，朅渡九江而越五河。经营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绝浮渚而涉流沙。奄息葱极泛滥水嬉兮，使灵娲鼓瑟而舞冯夷。时若薆薆将混浊兮，召屏翳诛风伯而刑雨师。西望昆仑之轧沕洸忽兮，直径驰乎三危。排阊阖而入帝宫兮，载玉女而与之归。登阆风而遥集兮，亢乌腾而一止。低回阴山翔以纡曲兮，吾乃今目睹西王母？矐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回车朅来兮，绝道不周，会食幽都。呼吸沆瀣兮，餐朝霞，噍咀芝英兮，叽琼华。僸侵浔而高纵兮，纷鸿涌而上厉。贯列缺之倒景兮，涉丰隆之滂沛。驰游道而循降兮，骛遗雾而远逝。迫区中之隘陕兮，舒节出乎北垠。遗屯骑于玄阙兮，轶先驱于寒门。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视眩眠而无见兮，听惝恍而无闻。乘虚无而上遐兮，超无有而独存。

yxq一叶扁舟

克谐 发表于 2018-9-13 22:22
说实话，本来是逐个抠字眼，或极力将字词展开直译，但事后一读，实在是起伏跌宕太大。所以，一段或几段以 ...

先生说的有道理，赞同！《文心雕龙》含义很深，细细释解颇费工夫；若非先生解得这般合理有味，我哪有耐心去读原文？在此谢过，感恩先生！

克谐

第二十九章 通变与继承和发展
（刘勰《文心雕龙•通变第二十九》）

   文章的体裁格式，在事后总结中，不难找出一定的规矩方圆。然而，文章的形式内容，在书写之时，往往可以一再变化无穷。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和问题呢？追溯诗歌、骚赋、文书、记录的递进演化过程，他们从名称、用途和义理上都是因循发展而且相辅相成；这就是体裁和格式在相对局限而又固定不变的一个方面吧。至于文章中言辞语句，则是随时间愈久而变化愈多，如同数理上的无极限一样。这也就是《周易•系辞下》中所谓“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所以在文章写作上，像名称及其义理有着恒定不变的常态，这就是延续或讲传承的内容和体裁所决定的。至于文学作品中所谓无限变化的东西，这就如同数字的叠加一样，新的数字必定是一个全新的影像吧。由此推论，人类的文学艺术，在过去、现在和未来，始终都是一条勇往直前的康庄大道，也必定会是源头不会枯竭的汹涌川流。在时空某一时段内，类似因绳子短而喝不到井水，亦如旅途疲惫而落伍的作家或作品，他们一定都不会是因为文辞义理的枯竭生存不下去，或根本消亡。究其最终原因，必定是针对传承与发展的“数、理、化”问题，还没有真正弄懂弄通罢了。毋庸置疑，一直以来文学创作的实际状况，恰似自然界丰富多彩的花草树木，即便就是同一类别和品种，甚至扎根在同样肥沃的土壤上面，也会因为接受阳光的多少及其周边其它的因素，以至于枝叶花香而各不相同啊。
    追溯以往历朝历代的歌咏吟言，凡情志与文体相互延续的规律样式，也就是“通变”的模样，可谓一目了然啊。黄帝时期传唱的《弹歌》，文义与音韵最为简洁明了；唐尧时的《在昔歌》（亡轶），比黄帝时内容字数都有所发展；虞舜时的《卿云歌》，较唐尧时行文色彩更加丰富；夏代的《五子之歌》，内容形式已经很丰富多彩了；到了商周时期，文章篇籍堪称富丽堂皇，尤其在表达情感志向和记录时间事件上，他们之间的规格样式，其实是一致的。春秋楚国的骚体是姬周诗歌的升华，汉代赋颂追随楚国骚体影子，曹魏的策论推崇汉代儒雅风气，晋代辞章偏重曹魏文采华丽。总体来看，黄帝和唐尧时期文章简练而厚重，虞舜和夏禹阶段朴素而鲜明，商周时期富丽而雅致，楚国和汉代时奢靡而艳丽，魏晋两代流于浅薄和靡丽，刘宋初期追求怪诞和猎奇。从文字内容上，由质朴简练竟然走向怪诞猎奇，这又是为什么呢？究其根本，就在于人们习惯竞相模仿眼前作品而疏远了古代经典，从而导致了文化风气的逐渐衰落而气力不足。现今一些有艺术才华并追求新颖的人们，尽管还在刻苦学习文学创作或书写文章，但他们不是钻研汉代典籍，反而痴迷研习刘宋的名家文章。而且在他们之中，即便有学习古典作品的人们，也都是看重新近的一些作品，反而忽视了古代的经书典籍。事实上，在社会生活中，青颜色出自蓝草，而红颜色出自茜草，但青红两种颜色一旦形成，都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色调了。桓谭（公元前40年前后-公元32年前后字君山沛国相人历事西汉王莽东汉三朝官至议郎给事中郡丞）曾经说过：“予见新进丽文，美而无采；及见刘、扬言辞，常辄有得。”（大意：我看近来的作品，尽管有的很美丽但没有可取之处，反而读刘向、杨雄的文章，总是收获颇丰。）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提取青红颜色必须从蓝草和茜草中炼凝，而剔除怪诞肤浅的拙劣文风，必须要崇尚和弘扬古典经书的精华风骨。唯有在质朴与奢华、雅致与庸俗之间，通过对比、斟酌和推敲之后，并找到适当而又适合的位置，才属于继承和发展的创新，也就是所谓通变的诀窍吧。
    若稽查例举，在文章之中，像音响外貌的极度夸张式铺陈描写，在汉代初期就登峰造极了。自那以后，一直延续至今，尽管期间有的想跳出这个圈子，却往往无功而返。例如枚乘的《七发》中有：“通望兮东海，虹洞兮苍天。”（遥望东海，如同连接苍天的长虹。）；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则写到：“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日出东沼，月生西陂。”（看不到头，望不到边；如同太阳出自东水，月亮升自西山。）；马融在《广成赋》里说：“天地虹洞，固无端涯；大明出东，月生西陂。”（天地如同长虹，却又无边无尽；太阳东边出，月亮西边升。）；而扬雄在《羽猎赋》中有：“出入日月，天与地沓。”（日月升降，就像在天地间踏步。）；另有张衡的《西京赋》又说：“日月于是乎出入，象扶桑于濛汜。”（日月升降，升自扶桑，落在濛汜。）所以，像他们极力要形容和描述的景象意义，其实近乎完全一致。所以，文章在演进发展的过程中，类似这种大同小异的例子，真的不胜枚举啊。
    文章在延续和发展中必须要有所创新，这其实就是“通变”的定数、道理和化生的必然面貌。如果说文章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入门规则，也就是如果要全面了解如何写作的话：首先，不但要博览群书，还要与精读重点相结合，目的是能够在总体上把握文章的大致分类和主要特点；其次，不但要拓展思路并找准其中的关键点，还必须有长途远行的打算，尤其需要放平心态，准备将遇到的障碍和关节，给予各个击破。除此之外，不但需要在性格气质上与古人先贤相沟通，更需要在骨气豪情上与时代相适应。只有声势恰似神龙背影一样惊世骇俗，色彩又如凤凰腾飞一般霞光万丈，这才算是在继承创新中出类拔萃的杰作啊。如果仅是局限于某一方面极端的成绩，或窃喜某一些方面与经书典籍的一致，那都属于在庭院内兜圈子，根本不是在原野里自由驰骋。
    总而言之：文章的发展规律，如同日月天地的旋转变化，必定日新月异，而且似曾相识。变化是长久存在下去的必然，而继承则是源头不断的根本。顺应时代的变迁才能有立竿见影的成就，敢于创新而不固步自封才会有卓越非凡的成功；同样的道理，立足当下才会有服务与现实的奇思妙想，参照古典才可能成为流传久远的时代篇章

【注解】
1、古代《弹歌》（亦名《断竹》）：断竹，续竹；飞土，逐宍（音肉）。
2、《卿云歌》：卿云烂兮，糺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明明上天，烂然星陈。日月光华，弘于一人。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时从经，万姓允诚。与予论乐，配天之灵。迁于圣贤，莫不咸听。鼚乎鼓之，轩乎舞之。菁华已竭，褰裳去之。
3、《尚书•夏书•五子之歌》全文：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従，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厎灭亡。其四曰：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关石和钧，王府则有。荒坠厥绪，覆宗绝祀！其五曰：呜呼曷归？予怀之悲。万姓仇予，予将畴依？郁陶乎予心，颜厚有忸怩。弗慎厥德，虽悔可追？

老党

克谐 发表于 2018-9-17 08:14
第二十九章 通变与继承和发展
（刘勰《文心雕龙•通变第二十九》）

先顶起来。

云上云上

继续欣赏克谐老师精彩佳作。

克谐

进入刘勰关于文艺创作论部分，原以为提速尽快完成这份已经大半年的束缚，但是前有“风骨”，眼下有“定势”，后面还不知道再有什么……总之，欲速则不达也！如说羁绊的原因，眼下不完全是刘勰的原作存在难解的问题，新增的还有后世注解间，尤其一些大家显而易见的误导或错误！尽管凡文章，无论原创还是译著，也都是各抒己见。那么为何日常一旦遇到某些名家解说或思想，与自己明显不一样时，即刻特别谨慎，反而不敢再轻易畅所欲言了？这种不仅是世俗常态，也是知识界常见的心态或心理，根本原因不过就是不自信或是不愿因盲目罢了。不自信，就是还没有达到真正学懂学透的程度；不愿意盲目，或者是因为有所敬畏，或者仅是个人哲学观的问题吧，像担心被人轻视、惧怕失败、急于一鸣惊人等，大致如此。

黏糊了一周，这个“定势”总算出笼了，不想再多说什么，只是把至今主要的参考目录罗列如下，仅供参考

参考目录
1、《文心雕龙》（南北朝）刘勰著；《国学典藏书系》丛书编委会主编，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11。
2、《文心雕龙译注》作者: 陆侃如 牟世金；来源：汉典古籍-gj.zdic.net-楚辞。
3、《文心雕龙创作论》王元化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79年10月第一版。
4、《文章例话》周振甫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83年12月北京第一版。
5、《文艺论集》郭沫若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79年9月北京第一版。
6、《文心雕龙注（上下）》范文澜著，郭绍虞、罗根泽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pdf在线阅读。
7、《文心雕龙译注》王运熙；周锋，上海古籍出版社pdf在线阅读。
8、《诗经原始（上下）》清·方玉润撰，李先耕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2月第一版。
9、《文心雕龙今译》周振甫著，北京中华书局2013.9。
10、《文心雕龙札记》黄侃著，长沙岳麓书社2013.1。

克谐

第三十章  文章的定势
（刘勰《文心雕龙·定势第三十》）

    人类在性情气质上，从来都是因人各异。自有文章创作以来，所谓体裁格调也是一直变化不止。当我们回头研究文章篇籍的演变规律及其内在联系时，即刻就会发现，他们变化的最终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作家或作者的性情各异。单从文章体裁、体例、格式的渐变过程来看，根植于人类个性情志的需要，才导致了文章体例格调的区别变化。所以说，在不同文章体例格式中间，必定包含了某种自然形成，而且有规律可循的格调体态，或内容形式……这就是本章节所说的“势”，或叫“体立势成”。
    贾谊在他的《过秦论》中说过：“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其大意是说，应在利益的引导下，治理天下。另外，《孙子兵法·计篇》中则有：“势者，因利而制权也。”这里讲的，是指“势”的特征，就是借助利益大小来约定权力范围。通过这两个例句，不难理解，即便就是书写文章中内涵的“势”，在其起决定性源头上，也肯定存在着某种利害性需求和功利性目的。至于这里面的之所以然的道理，或许正常言的“因势利导”吧。再举例说明：在自然现象中，比如弓箭离弦，必定勇往直前；山涧激流，必有旋涡凶险，这就是势在必然。再者，像圆形物体，势必不稳定，而容易旋转；但方形物件，则摆放稳定，且不容易转动。所以说，当文章演变发展到具备了一定体裁、确切体例或某种既定格式之后，其中必定也就具备了，在内容与形式上彼此达到了基本和谐，也就是相符相称的风格气势。达到这种地步，也就是“因体成势”的本质所在吧。
    近代文学的发展状况，如果模仿古典经书的体例格式，一般必定符合典雅中正的道德风格；如果是用“骚”作为标题，其文章必定会辞藻艳丽和意志飘逸吧。同样可知，一篇文章，如果只是综合大意，而且属于浅显说明，那么也就不可能存在精耕细作，更不可能出现深刻剖析；如果仅仅为了简单的判断得失，或只是表明对错，那么原本就不需要长篇大论，更避讳繁文缛节。至于其中道理，恰似激流汹涌，则不可能同时还伴随水波涟漪，亦如枯木腐容，亦不可能同时存在根深叶茂。这一切就是自然界势在必然的客观真理。
    在文化艺术领域，若将文章与绘画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性研究。显而易见，绘画讲究的是颜料色彩的搭配，而文章依赖的是言语情志的表达。如果说，因为色彩的浓淡相间，从而构成了或狗或马的生动形象，那么正因为个性气质的或俗或雅，才成就了文章篇籍之间的诸多不同。再者，若用模范铸造器具作比较，所谓文章的“定势”，就像从熔范成模再到铸造器具成型一样，在这期间的每一道工序，必定都需要极其专业的各司其职。尽管书写文章尚没有达到模范制器那样一种严格界定和鲜明限制，但是在文学创作中间，却有着同以样的规范形势和艰难历程。
    在文化事业当中，凡博学多识者，一旦融会贯通了文章的各种体例的格式要求，那么也就有可能居高临下，具备了统摄全局的能力，进而针对无论中正雅致还是奇淫乖巧的素材需求，完全有可能达到急缓进止，并且书写表达的恰到好处。所以说，凡是真正具备了这样一种能力的作家或作者，面对一些在刚健柔韧性质上完全不同样式的写作诉求，也一样能够随机应变，并且懂得适可而止；尤其像一些平素推崇精致典雅，特别是极其厌恶华而不实的作者和作家，他们一样能够达到兼容并蓄，并还能够避免偏颇极端。如果追问其中的道理原委，这如同夏朝的一个传说一：有一个人极力夸赞自己制造的弓，天下无双；另外一个人特别自信亲手做的箭，无所匹敌。但是，只有将他俩的弓和箭合在一起，才能产生显而易见的实际功效吧。因此，《诗经》之所以将周雅与郑声共同存在，正因为他俩的貌似势不两立，其实只有融为一体，才是人格百态和情志万象的真实反映啊。否则，像众所周知的楚人自相矛盾故事一样，似乎制作工艺已经登峰造极，然而集中到某一个人身上，只能偏执一端，而不可能两全其美。另外，文章篇籍之所以要求本末奇正，并必须兼容并蓄。其根本原因和实际用途，就在于只有区别对待，才可能审时度势，也才能够避轻就重，有的放矢。这就如同音色分宫商，而颜色有朱紫，只有通过参照比较，才能凸显个性而更加鲜明，唯有因势利导，方能克谐达功。
    纵观文章书籍之中，若分析罗列“体”与“势”之间的大致关系，譬如“章、表、奏、议”是以典雅为标准；而“赋、颂、歌、诗”则视清丽为模范；如“符、檄、书、移”必定突出鲜明果断；而“史、论、序、注”则要显著核心重点；再者“箴、铭、碑、诔”应是恢弘深远意义的标杆；而像“连珠、七辞”属于艳丽乖巧形式的代表。通常情况下，一旦遵循了上述不同题材的体例格式，也就决定了写作中必然要把握准确的气势风格。由此，才有可能于变化之中有的放矢，进而收获马到成功的效果。事实上，在具体事例中间，尽管文体定势难免出现牵强附会、矫揉造作的芜杂乱象，但是这些情况如同五光十色的织锦，无论花色多么绚丽多彩，其真正的价值还是在于构成的根本质地和工匠能力吧。若稽查例举，像桓谭（东汉哲学家、经学家、琴师、天文学家）就曾在文章中指出：“文学家的喜好，各有短长，有的偏向华而不实，有的做不到简明扼要。”曹植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一般作家，有的热衷长篇大论和引经据典，却隐喻个人见底；而有的擅长思辨虚实和细致入微，却强词夺理。这是习惯爱好不同，各有得失短长。”他俩指出的情况，尽管有所不同，却都属于文章气势的问题。刘祯也曾说过：“文章体态气势，有强有弱，如果言辞已经完结，而贯穿文章的气势依然余音绕梁，这才是不可多得的杰作。”其实，刘祯这儿讲的应是另外一种文章气势。然而，无论何种文章格式曲调，其中必然都具备一定的所谓“气势”的东西。尽管这样一种“气势”有强有弱，但是绝非仅指豪言壮语、慷慨激昂这样一种气势类型。陆云在给他哥哥陆机的信中说过：“过去评价文章优劣，先看言语措辞，再看个性情志。虽说也注重行文气势，而不仅为了文辞愉悦，但看过你建议的张华论文章应‘实自欲得’之后，我才明白了其中奥妙。”陆云在此表达的意思，应该是情志先于措辞，并且要在能够准确地把握住表现自我欲望、根本目的和内在索求的文体格式的基础之上，再去充分表达符合文体的情志气势；在这里面，必定还需有文采华丽、韵律和谐的衬托。像这种先误入歧途，再转向从善如流的创作途径，也是大多数文学写作者的必由之路。
    近代的文章书写者，或文学作家们，尤其一些时尚作品，都热衷奇异乖巧。若探究他们的文艺风格，显而易见地就是追求一种图新求变的趋向气势而已。毋庸置疑，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已经厌倦了旧有的体式格调，但却又跳不出已有的风格范畴，所以不得不走向类似有病乱投医一样穿凿附会的歧途。然而，自古以来，文字书写发展到今天，凡能够选择的写作方法和创作途径，除了反其道而行之，确实没有更多的选择了。那么何为反其道而行之呢？如同字形源头上，像“正”的反字就是“乏”一样，通常在言语书写方面，正常文辞的反面则是奇异诡怪。所以说，在最简单庸常的思维水平上，能够即刻找到来表现奇异诡怪的方式方法，莫过于直接颠倒约定成俗的字词文句的正常次序，通过这种简单、笨拙而近乎滑稽的“创新”，臆求达到朝思梦想、多种多样、出其不意的奇迹般效果。这难道不就是白日做梦吗？
    人世间，在四通八达的宽阔大道上，为何还会有纵横交错的崎岖小路呢？究其原因，不过就是抄近路走捷径者的所为而已。实事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也是如此啊。所谓经书典籍，如同简单明确的康庄大道，反其道而行之者就是捷径歧途。如果有谁质问为：为何在通往经书典籍的康庄大道上。还会出现纷繁芜杂的歪门邪道呢？答案其实只有一个，这就是处于一种低级文明程度下的时俗乡愿罢了。于是，在他们中间，像一些心术缜密者，必定在内容上苛求新奇，至于苟且浅薄者，只会在形式上追求诡异。然而，以往干练贤达的作家或作者，通常是在坚守中正雅致的基础上，再去探寻创新求异，而现在那些高调“锐意进取”的所谓行家里手，唯有追求新奇的“高大上”，而失去了中正典雅的基本操守。当下，像这样一种趋向不良歧途的文化态势，如果得不到根本扭转，当下以及未来的莘莘学子，如果还想秉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风貌，如果还没有如同上面一样的深入思辨和正确抉择，他们又怎么有可能实现文明梦想呢？
    总而言之：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本末倒置何曾长久。文章体例已然确立，情志气势囊括其中。湍流回旋似天意，箭出直飞势必然；敷衍趋势寻常事，张弛有度见高低。康庄大道坦荡荡，邯郸学步路迢迢。


【参考文献】
1、《文心雕龙札记》黄侃（1886.04.03-1935.10.08）著，并摘抄书中论“定势”部分如下：古今言文势者，提封有三焉：其一以为文之有势，取其盛壮，若飘风之旋，奔马之驰，长河大江之倾注，此专标忼慨以为势，然不能尽文而有之。其次以为势有纡急，有刚柔，有阴阳向背，此与徒崇忼慨者异撰矣。然执一而不通，则谓既受成形，不可变革；为春温者，必不可为秋肃；近强阳者，必不能为惨阴。为是取往世之文，分其条品，曰：此阳也，彼阴也，此纯刚而彼略柔也。一夫唱之，众人和之。噫！自文之衰，窃言文势者，何其纷纷耶。吾尝取刘舍人之言，审思而熟察之矣。彼标其篇曰《定势》，而篇中所言，则皆言势之无定也。其开宗也，曰：因情立体，即体成势，明势不自成，随体而成也。申之曰：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激水不漪，槁木无阴，自然之势，明体以定势，离体离势，虽玄宰哲匠有所不能也。又曰：循体成势，因变立巧，明文势无定，不可执一也。举桓谭以下诸子之言，明拘固者之有所谢短也，终讥近代辞人以效奇取势，明文体随体变迁，苟以效奇为能，是使体束于势，势虽若奇，而体因之弊，不可为训也。赞曰：形生势成，始末相承，明物不能有末无本，末又必自本生也。凡若此者，一言以蔽之曰，体势相须而已。为文者信喻乎此，则知定势之要，在乎随体，譬如水焉，槃圆则圆，盂方则方；譬如雪焉，因方成珪，遇圆成壁；焉有执一定之势，以御数多之体，趣捷狭之径，以偭往旧之规，而阴阳然自以为能得文势，妄引前修以自蔚荐者乎？是故彦和之说，视夫专标文势妄分条品者，若山头之与井底也，视徒知崇忼慨者，相去乃不可以道里计也。虽然，势之为训隐矣，不显言之，则其封略不憭，而空言文势者，得以反唇而相稽。《考工记》曰，审曲面势，郑司农以为审察五材区直方面形势之宜。是以曲面势为三，于词不顺。盖匠人置槷以县，其形如柱，事之平地，其长八尺以测日景，故势当为槷。槷者臬之假借。《说文》，臬，射埻的也。其字通作艺。《上林赋》，弦矢分，艺殪仆，是也，本为射的，以其端正有法度，则引申为凡法度之称。《书》曰，汝陈时臬事。《传》曰，陈之艺极，作臬作槷作艺也。言形势者，原于用臬者之辩趣向，决从违，苟无其臬，则无所封以准，是故气势亦不能离形而独立。文之有势，盖兼二者之义而用之。知凡势之不能离形，则文势亦不能立体也。知远近朝夕非艺所能自为，则阴阳刚柔亦非文势所能自为也；知趣向从违随乎物形而不可横杂以成见，则为文定势，一切率乎文体之自然而不可横杂以成见也。惟彦和深明势之随体，故一篇之中数言自然，而设譬于织综之因于本地，善言文势者孰有过于彦和者乎？若乃拘一定之势，驭无穷之体，在彦和时则有厌黩旧式，颠倒文句者，其后数百年则有砾裂章句，隳废声均者，彼皆非所明而明之，知文势之说者所不予也。要之文有坦涂而无门户，彼谨言文势，拘执虚名，而不究实义，以出于己为是，以守旧为非者，盍亦研谭彦和之说哉！
2、陆云《与兄平原书·十一》：云再拜：往日论文，先辞而後情，尚絜而取不悦泽。尝忆兄道张公文子论文，实自欲得。今日便欲宗其言，兄文章之高远绝异，不可复称言。然犹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为病耳。若复令小省，恐其妙欲不见，可复称极，不审兄由以为尔不？《茂曹碑》皆自是《蔡氏碑》之上者，比视蔡氏数十碑，殊多不及，言亦自清美，愚以无疑不存。《三祖赞》不可闻，《武帝赞》如欲管管流泽，有以常相称美，如不史，愿更视之。小跛几而悦奕为尽理。云今意视文，乃好清省，欲无以尚，意之至此，乃出自然。张公在者必罢，必复以此见调，不知《九愍》不多，不当小减。《九悲》、《九愁》，连日钞除，所去甚多。才本不精，正自极此，愿兄小为之定，一字两字出之便欲得，迟望不言。谨启。

老党

克谐 发表于 2018-9-22 11:56
第三章  文章的定势
（刘勰《文心雕龙·定势第三十》）

先顶起来。祝克谐中秋快乐！

克谐

老党 发表于 2018-9-22 14:47
先顶起来。祝克谐中秋快乐！

谢谢老党兄的关怀和节日问候。借此也祝这儿的新老朋友佳节快乐、心想事成！

云上云上

“因体成势”，精彩的论述，结尾总结更是锦上添花，欣赏学习佳作，祝您中秋快乐！

克谐

云上云上 发表于 2018-9-25 12:30
“因体成势”，精彩的论述，结尾总结更是锦上添花，欣赏学习佳作，祝您中秋快乐！

大家应该研读上面黄侃先生的论定势一文，尤其对字词解释颇多启发。但是，针对刘勰的此文，黄侃先生评价，好像存在说定势而无定势一般。其实，刘勰定势一文，里面比较晦涩的地方，在于看到功利与情志的一层关系，其实与文章体裁、体例或说格式有非同寻常的关系。恰是这一层，现有《文心雕龙》的译注，不知道是故意避讳，还是没有吃透！

克谐

第三十一章 文采与情志的干系
（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第三十一》）

    亘古至今，隶属圣人贤达的书写文字或日常言语，都可以笼统地称为“文章”。单从字形出处上，或文或章，是指他们本身具备的色彩斑斓的符号印记。所以说，由字词章句构筑的“文章”，又怎能没有赏心悦目的绚烂色彩呢？
    水性阴柔，一旦风吹草动，虚静的水面，即刻泛起细微的涟漪；树干阳刚，遭受敲打创击，远端的花萼，随即出现轻微的颤抖。文采与文章的关系，如同波纹与水面、花朵与树木一样，由此知彼，交相呼应啊。虎豹外皮，如果去掉毛色，和狗羊的没有多少差别；犀牛皮毛，虽然无色，却需要刷上漆料，倍加爱惜，因为太过稀缺珍贵。与此雷同，文章篇籍也需要依傍辞藻的色彩魅力，得以显现质地的奇特优良。无论叙述的性情灵动，还是描绘的器物万象，抑或剖析思想轨迹，或者勾画道德理想，若要达到彪炳千古的目标，又怎么能够离得了文采飞扬的宣贯广播呢？
    追溯以往依傍文章而立世扬名，并已经达到功利目的者，究其根本，他们必定包含着如下三个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决胜因素：一是在形式上，文章存在“五色”变化；二是在声韵上，文采包含“五音”韵致；三是在情志上，文理拥有“五性”品德。
    那么何谓“五色”？《左傳•桓公二年》上讲：“火龙黼黻，昭其文也。”其大意是：官员服饰上火、龙、黼、黻的图案，是他们身份和地位的符号。因此，文章也要具备“青、黄、赤、白、黑”五彩斑斓。之所以如此，不仅是追求形式上的璀璨耀眼，更重要地显示内在质量的优美丰富。
    何谓“五音”呢？古代《韶乐》《夏歌》，必须调和“宫、商、角、微、羽”五种音韵，才能保证产生悦耳动听的声音。同样，文章的字词文句，从节律强弱到字数排列，于阅读浏览之际，唯有阴阳顿挫而又婉转流畅，才能实现和谐达功。
    又何谓“五性”呢？所谓文章情志，虽说千姿百态，但在道德伦理上，始终离不开“仁、义、礼、智、信”五种个性品质。
    显而易见，当探讨和阐述文章之所以能够获得最终成功的道理时，像上面有“3”个方面上，最终又都归结于“5”种因素的观念，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呢？事实上，这恰好说明在自然界中还存在一种使然而又必然的数理规律罢了。
    《孝经•丧亲》上讲，孝子在服丧期间，言辞话语不需要咬文嚼字，更无须苛求文采飞扬。而这种教诲的另一面，则是强调在日常生活言语中，君子还是应该斟词酌句，更需要有一定的文学修养。老子一贯谴责华而不实的言辞，甚至断言“美而不信”。然而五千言《道德经》，却是何等华丽精致，完全不粗陋啊。在《庄子•外篇•天道》中，特别指出，若用言辞“辩雕万物”，既不用乖巧取悦别人，更不能沾沾自喜。但是，这其中所要强调的还是辞藻修饰的积极功效。另外，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里面，尽管也谴责“艳采辩说”不如务真求实，却又从侧面提示“巧言令色”很能蛊惑人心。因此，如果论证艳词丽句在文章中利弊得失的价值意义，像庄周和韩非不但有鲜活的例举说明，并且剖析的足以叹为观止了吧。所以说，研读《孝经》《道德经》，即可懂得，文章质地的好坏，取决于性情志趣的高低；而读习《庄子》《韩非子》，随即明白，辨别道德的是非对错，并不排斥据理力争和文采飞扬啊。事实上，毋庸置疑，无论探寻泾水还是渭水的源头，亦不管驰骋在正路还是邪道，原本都可以驾驶同样神采奕奕的宝车骏马，这犹如胭脂粉黛用于乔装打扮，亦如眉目传情增加妖冶妩媚一样，归根结底，辞藻无论多么华丽绚烂，终归只是用于言语文章的修饰装扮，而辞章义理若能够真正达到感人至深的程度，仰仗的还是作者的性情气度和壮志胸怀。若用织布来做比喻，情志就是文章的经线，而辞藻则是文理的纬线。只有经线中正，才有纬线的相辅相成；唯有情理确立，才有辞藻的蓬荜生辉。这就是文艺创作，或著书立说，所谓“和谐达功”的根本道理所在啊。
    以往文坛之上，最初诗人书写文章或创作篇籍，必定是直抒情怀，为的是展示志气。然而，到了辞赋家的时代，却为了艺术创作而虚构感情了。为什么这样讲呢？翻看《诗经》中“风”“雅”作品的兴致所起，离不开志气昂扬和义愤填膺，所以其中的吟咏美刺，敢于囊括天地人间一切是非得失，并不特别避讳权势礼制的尊卑高低……这样一种姿态，才是依傍情志而自由创作的典范。至于后起的辞赋家，竟然在没有激情忧愤的情况下，俨然习惯了矫揉造作，热衷于虚张声势，不过是为了沽名钓誉而已。像这样一种格调，就是“因文造情”的榜样啊。不言而喻，因情著文，贵在真情实在，关键又要适度放纵；然而，因文造情，必定虚荣繁华，并注定华而不实。近代诗人的弊病，不仅是远离风雅，而且避实就虚，显然已经堕入了后来辞赋家的套路歧途。时值于今，文章原本特别尊崇的个性情志的阳刚正气，竟然日渐败落，反而追逐华而不实的歪风邪气，竟然愈演愈烈了。
    看当下文艺风气，有的痴迷高官厚禄，却假唱田园风光；有的纠缠俗物凡心，却高歌庙宇空房……诸如此类，明目张胆的口是心非，显而易见的欺人自欺，不但主动鼓噪喧嚣，而且公开招摇过市，是非颠倒竟然达到如此地步，岂能不呜呼哀哉。古人言：“桃李无言下自成蹊”“男子树兰何曾芳菲”自然界的花草树木，尚且如此求真纯情，人世间的文章篇籍，又怎能任由虚情假意恣意横行呢？
    溯本清源，文学艺术之所以推崇斟词酌句，并欣赏文披华采，只是为了弘扬道德义理的优美华贵。但是，任何形式和内容上的义理迷离与辞藻乖张，只会虚张声势或喧宾夺主，必定误入歧途而积重难返。在自然界，翠鸟尽管羽美，肉桂确有奇香，若将翠羽肉桂做诱饵，反而钓不到鱼虾。所以，《庄子•内篇•齐物论》中有“言隐于荣华”，而《诗经•卫风•硕人》则有“衣锦褧衣”，类似这样一些名言警句，都在提醒人们不要因为粉饰打扮的过度，从而失去了事物的本真。《易经•贲卦•上九》有“白贲，无咎。”的象辞，一是强调本色纯正，才是勾勒涂画美好未来的坚实基础，二是色彩无限繁华的终极，必定在于返璞归真。
    在文学创作中，体裁与情志的关系，如同制作青铜乐钟中模范与器具的关系一样，体裁格式就是模范形态，而个性情志如同钟型音域。只有周正、平衡和稳重的器质型制，才能够保证音色纯正；唯有在保障音色纯正的基础之上，才能够雕琢镂刻上光彩夺目的璀璨纹饰。然而，无论纹饰多么绚烂，亦不管音域多么宽广，如果背离了乐钟的个性品质，都不过是形同虚设罢了。所以，情志与文采的关系，亦如颜料的五光十色，唯有“青、黄、赤、白、黑”正色凸显，或明或暗的杂色，才能被摒弃殆尽。这既是文章之所以雕琢推敲的本质，也是坦荡君子之所谓文质彬彬的真容。
    总而言之：自古至今，言语吟咏的流传远扬，凭借的是文采华章。人生于世，谈吐举止的英姿飒爽，仰仗的是气宇轩昂。艺术创作，先立伟岸情志，再求文采飞扬。莫如吴地彩锦容易褪色，勿像木槿花艳朝生夕亡。虚情假意必短命，自欺欺人寿不长。呜呼哀哉，空欢一场。

【注解】
1、《孝经·丧亲》原文。子曰：“孝子之丧亲也，哭不偯，礼无容，言不文，服美不安，闻乐不乐，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无以死伤生。毁不灭性，此圣人之政也。丧不过三年，示民有终也。为之棺椁衣衾而举之，陈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为之宗庙，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时思之。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尽矣，死生之义备矣，孝子之事亲终矣。”
2、《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之相关部分：虞庆为屋，谓匠人曰：“屋太尊。”匠人对曰：“此新屋也，涂濡而椽生。”虞庆曰：“不然。夫濡涂重而生椽挠，以挠椽任重涂，此宜卑。更日久，则涂干而椽燥。涂干则轻，椽燥则直，以直椽任轻涂，此益尊。”匠人诎，为之而屋坏。一曰：虞庆将为屋，匠人曰：“材生而涂濡。夫材生则桡，涂濡则重，以桡任重，今虽成，久必坏。”虞庆曰：“材干则直，涂干则轻。今诚得干，日以轻直，虽久必不坏。”匠人诎，作之成，有间，屋果坏。范且曰：“弓之折，必于其尽也，不于其始也。夫工人张弓也，伏檠三旬而蹈弦，一日犯机，是节之其始而暴之其尽也，焉得无折？且张弓不然：伏檠一日而蹈弦，三旬而犯机，是暴之其始而节之其尽也。”工人穷也，为之，弓折。范且、虞庆之言，皆文辩辞胜而反事之情。人主说而不禁，此所以败也。夫不谋治强之功，而艳乎辩说文丽之声，是却有术之士而任“坏屋”“折弓”也。故人主之于国事也，皆不达乎工匠之构屋张弓也。然而士穷乎范且、虞庆者，为虚辞，其无用而胜实事，其无易而穷也。人主多无用之辩，而少无易之言，此所以乱也。今世之为范且、虞庆者不辍，而人主说之不止，是贵“败”“折”之类，而以知术之人为工匠也。工匠不得施其技巧，故坏屋折弓；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术，故国乱而主危。
3、《诗经·卫风·硕人》：硕人其颀，衣锦褧衣。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硕人敖敖，说于农郊。四牡有骄，朱幩镳镳。翟茀以朝。大夫夙退，无使君劳。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鳣鲔发发。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云上云上

“情志的文章的经线，而辞藻则是文理的纬线。只有经线中正，才有纬线的相辅相成；唯有情理确立，才有辞藻的蓬荜生辉。”“先立伟岸情志，再求文采飞扬。”生动形象的比喻与伦理，仔细阅读后受益匪浅，感谢老师的精彩论述，让我明白了文学创作的根本道理所在。

克谐

云上云上 发表于 2018-9-27 12:42
“情志的文章的经线，而辞藻则是文理的纬线。只有经线中正，才有纬线的相辅相成；唯有情理确立，才有辞藻的 ...

谢谢鼓励！
逐字逐句读习刘勰这个作品中，时常感慨，刘勰处在那种时代环境下，仅凭读书竟然能够思绪连篇到如此程度！比较而言，我们现代人其实还有很大的潜力都被日常纷繁闲事而荒废了。

克谐

第三十二章  文章的熔意与裁辞
（刘勰《文心雕龙·熔裁第三十二》）

    书写篇籍，或言文学创作，一旦情志义理确定后，随之便是行文修辞的繁简粗精问题。单论行文修辞，究其根本，或刚或柔，抑或刚柔兼济，都取决于体裁体例；然后，才是审时度势的抒发情怀和辩别理论。文章体裁尽管可以决定作品的主旨意向，但是具体到文字方面，必定有长短多少的取舍，这时候起决定作用的就是具体时事的著述需求了。若举例说明，就像驾车行路，车道路线一般都有主路和岔道，所谓轻车熟路，最容易马到成功。所以针对文章的熔裁，就是像是轻车熟路；“熔意”就是首先要“熟路”，而“裁辞”亦如“轻车”啊。因此，本文中的“熔”就是明确文体的目标和路径，而“裁”就是去除任何不必要的辎重累赘，并且还要时刻防范误入歧途。
    文学创作中，裁辞就是祛除辞藻的污秽杂乱，而熔意则是义理的提纲挈领。譬如木匠制器，使用绳墨规矩，才能准确方圆短长；亦如斩木为轮，需要刀砍斧剁，方能去掉杂乱无章。人体的发育畸形或赘生物，像骈拇枝指或息肉肿瘤，不但模样奇特，而且形式丰富，却纯属多余，甚至有害于健康。所以在文章中间，如果一个中心意思两次出现，或同样修辞文句重复再三，则如同人体的发育畸形或赘生物啊。
人们在提笔写作之初，通常都是千头万绪而思虑纷繁。但是，人的内心思想，并不能像秤盘天平一样，随时随地都可以准确把握轻重缓急。因此，凡提笔书写时，首先应该明确这样三个原则或标准：一是依据写作目的，明确选择合适的体裁、体例或文本格式；二是要态度端正，在此最为紧要者，就是必须明确情志义理的中正典雅之所在，然后再去就事论事或稽查例举；三是任何文章中的关键文句，或结论性部分，都必须要精炼措辞造句，目的就是为了明确和突出主题刚要。依从上述原则，一旦形成草稿后，再进行作品的增减润色。所谓“增减润色”，如同制器木匠一样，于绳墨之外，无论是多么稀缺珍贵的材料，也要痛快下手，必须忍痛割爱。因为只有剔除多余，才有可能浑然一体。文学写作，如果贪恋浮词美句，必定枝蔓丛生，亦如同骈拇枝指或息肉肿瘤一般。
    在上述三个标准之下，又如何去斟酌推敲字句呢？文句，如果还能够增减，就说明还存在疏漏或不够严谨；字词，如果不能删减，才证明达到了缜密紧实。凡属于精确论断或关键语句，一般都应该讲究简洁凝练。若是思维奔逸或例举想象，通常必定会是言辞繁复。然而，落实在具体文章中间，至于或简或繁，确实因人而异，而且各有短长。例如：有的为了引申议题，可以把两句话展开来，以至于成为一章；而有的为了简约精炼，反而可能将一章凝结成了简短的两句话而已。另外，一般情况下，一旦文思辽阔铺陈，则必定繁言多语；如果文采干练精致，也就必定简约明快。所以说，“文采干练精致”不过就是除去多余的字词文句，得以保留明确的思想观点；“文思辽阔铺陈”则是通过繁复多样的文辞语句，来凸显意欲表达的主题思想。然而，删减字句后，如果导致了文意缺失或理解上的困难，那就不是简洁干练而是缺陷错误了；同样，如果繁言铺陈变成了重复唠叨，那就不是文思辽阔而是纷乱杂芜了吧。
    两晋时期，谢艾（祖籍敦煌东晋前凉酒泉太守福禄侯前凉儒生名将）和王济（晋文帝司马昭之婿西晋外戚官至骁骑将军侍中），都是山西的名仕文人。张骏（公元307-346年籍贯凉州字公庭五胡十六国时期前凉君主在位22年）曾经夸赞：谢艾的作品，尽管文辞繁多，却不能删减；而王济的文章，尽管内容简略，却也不能增益。谢艾和王济应该是深谙熔意裁辞的精髓，可说是将语义文辞的繁简多少真正做到了极致啊。然而，像陆机才华横溢，但偏于繁辞赘句；而陆云文思欠佳，却喜好语句简洁。陆云曾评价陆机的文章，虽然也指出来文多辞繁的问题，但却认为属于别出心裁而不是缺陷弊端……这大概是兄弟情深，爱屋及乌吧。生活之中，用美丽织锦裁剪成衣，总不能因为布匹质地美丽优良，就把领口袖子都无限加长吧。所以，像这种质地精美的东西都必须因时因需去裁剪短长，更不要说那些普通拙劣的材质了。陆机在他的《文赋》中说过：奇伟树木的枝蔓不必修剪，因为可以招来翠鸟栖息，乡音俗调不必禁绝，或许能够成就高雅音乐。陆机这种观点并非一无是处，其缺陷就在于不能忍痛割爱。人体有数百的关节骨骼，他们都是为了保障荣血卫气的周流通畅，因此才会有健康长寿。文章虽有千篇万律，却终归离不开文辞情志。文章写作，如果达到情理周全而不是繁文赘句，如果辞藻变化而不成为浮词奢靡，如果不经过熔意裁辞又怎么可能彪炳千秋呢？
    总而言之：文章篇籍如同门户窗口，唯有左右开启，方能自由通畅。文理辞藻恰似江河湖海，如若任意流淌，必定泛滥成灾。内容多少需权衡，色彩浓淡要琢磨；熔意裁辞寻常事，怜香惜玉烦心人。

老党

克谐 发表于 2018-10-9 19:44
第三十二章  文章的熔意与裁辞
（刘勰《文心雕龙·熔裁第三十二》）

顶起来，粗略看看正是我缺乏的知识。找时间细读。谢谢克谐。

云上云上

克谐 发表于 2018-10-9 19:43
谢谢鼓励！
逐字逐句读习刘勰这个作品中，时常感慨，刘勰处在那种时代环境下，仅凭读书竟然能够思绪连篇 ...

是的，赞同您的观点。

克谐

第三十三章 文章中的声律
（刘勰《文心雕龙•声律三十三》）

    追溯源头，凡文章作品中字词文句的声律和音调，最初完全出自人类各自不同的说话动静，即言语声音。在人类声音中，之所以出现了后来称为“宫、商、角、徵、羽”的音节区分与韵律差别，则是由于人体气血骨肉特性造成的。古代人类，尤其是圣贤帝王，根据声音的不同音律声调，逐步创建并发展成为可以抒发胸怀并愉悦感官的音乐歌声等。由此可知，现今世界，一切相关音乐的节律、规制或界定，以及依此形成的音乐器具或文艺作品，像乐器、乐谱、诗歌、篇籍等，都离不开人类的原始语言，并且遵循人性对于不同音域的好恶。所以说，语言才是书写文章的能力关键，也是传达情志的技巧本源。然而，单从语言表面上看，所谓声音的高低粗细或抑扬顿挫，都不过仅是两片嘴唇一张一合而已。所以，自古代以来，凡传授或学习唱歌时，首先要考察学唱者的音域高低，然后才教导他们如何掌握音准节拍的练习办法，也就是音乐领域的“练声”。
   通常判断一个人音域的高低范围，一般是一个人，当或急或缓极力发声时，所能达到的声音极限程度。中国古代，在“宫、商、角、徵、羽”五音分类法则中，宫商的特征是声音高挑，而徵羽是缓下，角则急缓居中。另外，在他们各自发声中间，还伴随着咽喉、舌头、口唇等不同变化。尽管用文字确凿描述五音的区别非常困难，但若用乐器校准五音，他们相互间的区别，即刻清晰可辩，堪称泾渭分明了。现今凡操琴弹弦时，如果音调不准，必须要重新调弦定音，这依然成为了常识、习惯和规律。然而，在文学作品中，如果韵律节奏失调，人们却不容易发现，更难以即刻改弦更张。琴弦只要音调节拍达到精确，弹奏曲目的旋律必定和谐而美妙。但是落实在文章中间，尽管文字就是发自内在的心声，反而即便失去了和谐韵律，一般情况下人们却不能够即刻察觉出来，这究竟又是为何呢？其实，这属于自然现象和客观道理吧，即外在的东西容易察觉修改，而内在事由难以调节更正。所以说，琴声一旦节律失调，不仅容易察觉，而且随即调整琴弦，即可纠正过来。但是文章的韵律紊乱，根本原因是外在言语声音与内在心志情怀的相互纷扰，不但一时难以定夺，而且修正改造，也不总是一蹴而就。毋庸置疑，五音十二律虽然可以按照数字损益而获得精确阈值，但文学作品的辞藻字句，却很难按照数理来依次添加减少啊。
    现实生活间，外界的声音一般有高低急缓的特征，而且响声大小还存在共振叠音的成因。在文章中，两个同声韵的字一旦隔开了读起来必定拗口，而不同音韵的字一旦交替出现，读起来即刻感到磕绊难听。写文章如果不顾忌这样一种现实问题，如若任由迟缓音韵一直低沉下去，必定像石沉大海一样杳无音讯；如若任由急速声调一再飙升，恰似断线风筝一般有去无回。这样两种情况，不单是令人茫然若失，而且使文章气势丧失殆尽。因此，文艺作品在字词的韵律排列上，即要像井上辘轳一样上下交替，又要如鱼鳞排列一般斑驳有序，如此才能达到流畅顺利的效果。如果违背了音节韵律的一般自然规律，必定读念起来磕磕绊绊，如同患有口吃毛病模样。文章篇籍为何会出现口吃一样的行文缺陷呢？最大的可能就是刻意追求字词文句的新奇、怪异或乖巧，从而忽略了阅读吟咏的拗口艰涩。若要根本克服类似的弊端毛病，其实并不困难……如果左侧字句有障碍就从右边理顺，如果下句有问题就从上一句更改，务求声音出于唇齿之间以至入于耳鼓之中，不单纯是朗朗上口，并且还要清晰悦耳。通常情况下，文章声音节律的好坏，通过吟咏阅读即刻就能够判定出来，而且影响这种判定效果的源头，其实还是在于具体的字词文句的发音而已，也就是行文之中能否达到音节声律于整体字词文句上的和谐押韵。在音乐领域，不同音调之间若能够搭配的悦耳惬意也就是八音和谐了，而在文章方面，不同句末的节拍声律能够交相呼应就是合仄押韵。所以说，一旦懂得了押韵的作用后，也就不难在文句段落的最后，刻意选择或派遣相同韵律的文字；同样，明白了和谐的意义，也就不难剔除不协调的字句吧。文章写作的难点和高度，并不在于是否有奇思妙想或能否巧夺天工，而在于整体上真正达到和谐一致。因此，所谓“连词造句”的难度及其关键，也就在于行文字句是否和谐的以至于达到精致的程度，反而并不是句尾能否押韵的问题。自古以来，相关文章在音韵声律方面的是非曲直，尽管意见纷繁，也难免各执一词，但总括大家意见，大致归类在和谐与押韵的问题上面。
    古代找寻和确定五音的音域，就像以宫音定调的乐器龠，亦如司马迁《史记•律书第三》所述：“九九八十一以为宫；三分去一，五十四以为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为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为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为角。”依次钻孔定音，必定合乎中正典雅的规范。而在使用琴瑟时，却需要不断调节弦柱的松紧来找准声音基调，方能达到旋律的和谐。曹植和潘岳的作品，如同龠一样，不但出口成章，而且旋律自然，并能合乎中正和谐。而陆机和左思的作品，尽管也光彩照人并脍炙人口，但却如同琴瑟一般，难免有人工调弦的痕迹。至于其他人物的杰出作品，在声律特色方面的得失是非，以此类推吧。
    追溯《诗经》中音韵节律的使用，大部分属于简洁明快，而到了《楚辞》时，源于楚地语言因素，导致音韵失序而节律繁杂。西晋张华在论说韵律的文章中，就曾指出陆机作品取法楚地楚音的特色。而陆机在他的《文赋》中也感叹过，使用楚韵写作的艰辛困苦。所以像陆机一样偏爱屈原《楚辞》的异音乖调者，往往失去了《诗经》音域的中正典雅。其实在文章中间，所谓和谐押韵，就是要让语气顺势且自然流畅，与此相反者，所谓佶屈聱牙，如同凿圆孔而置方榫罢了。所以说，作家在文章写作中，涉及音韵声律方面问题，如果懂得并避免圆孔方榫的比喻，就不会出现太大的毛病。至于精通音韵的作家，不但可以灵活运用文字节律，使其自然流畅，并且还能游刃有余。而不能够精通声律的作者，在使用字词文句时，唯有随遇而安，恰似风吹孔窍，偶或也有天籁之响，亦如南郭先生，虽不懂得乐谱声律，也一样能够吹竽有声。再者，像古代名人雅士，一般身上佩带玉器，必须左边符合宫声，右边切中徵声；这样走起路来才能“金声玉振“”，如此显得稳重和谐，而不失礼数。在崇尚典雅中正的礼仪制度之下，走路的动静尚且有过如此精致要求，像事关千秋大业的文章篇籍，其声律韵致又怎能掉以轻心而粗心大意呢？
    总而言之：凡文章，在情志气度上，务求高瞻远瞩，更不避讳气吞山，但在音韵节律方面，唯有自然圆通和平易近人，方显英才豪骏本色。管弦乐器即便音准位正，若演奏出来美妙和谐旋律，尚需鼓唇摇舌或弹弦轮音的技巧本领。斟酌调节声律，如同腌制酸梅，贵在均衡适度；钻研音韵效果，如同榆槿汁液，难得爽滑畅快。所以，大胆剔除不和谐音符，遵循坚守中正典雅的自然韵味，这才是文章声律的根本所在啊。

老党

克谐 发表于 2018-10-15 10:05
第三十三章 文章中的声律
（刘勰《文心雕龙•声律三十三》）

先顶起来，找时间好好品。克谐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