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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大三
1975年9月,我们进入了三年级学习阶段。
三年级开学前的暑假期间,也就是1975年8月上旬,河南省淮河流域发生了特大暴雨。从气象、水文资料上看,受夏季东南季风和山势造型的影响,河南省境内有几个暴雨中心,即豫西北的太行山南麓,豫西的嵩山和伏牛山交汇处东南昭平台水库一带,豫南的桐柏山和伏牛山交汇处板桥水库一带。暴雨中心的24小时最大降雨量达到400毫米(豫西北)及500毫米(豫西、豫南)。我的家乡叶县常村公社就位于豫西暴雨中心的边缘,那几天的雨下得特别大,河道暴涨,交通中断,部分土墙被淋塌,有些河边的树木也被大水拔起、冲走。社员们都集中到附近的水库防洪去了,好在没发生大的灾害。豫南的雨下的更大,在板桥水库一带的暴雨中心,8月5日至7日三天的最大降雨量为1605毫米。24小时最大降雨量1060毫米,6小时最大降雨量830毫米,均超过中外历史记录。这场暴雨造成板桥、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60座中小型水库溃坝,30个县市受灾。受灾面积1780.3万亩,倒塌房屋524. 8万间,受灾人口1015.5万人,死亡2.6万人,冲毁京广铁路102公里,中断交通16天,河道堤防漫决810多公里,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事后老师和同学们分析这场洪水灾害发生的原因,认为:一是降雨量太大,超历史记录和设计标准。二是水库设计资料不足,根据有限的资料推算出的百年一遇、千年一遇的洪水标准与实际发生相比,显得偏低,由此造成的水库的调洪能力,水闸泄洪能力不足。三是防洪管理措施不完全到位。要知道,暴雨期间,应最大限度地发挥水库调节洪峰的职能作用,当洪水超过警戒水位时,保大坝安全应是第一位的。首先度汛期间,要确保水库水位在汛期限制水位以下,暴雨期间,要科学及时地开闸泄洪及打开副溢洪道泄洪,保证水库不溃坝,主要河道不溃堤。看来,提高中期天气预报的准确性,提高洪水的科学预测和信息发布,提高水库及河道管理人员的业务水平,根据水库实际水位和预计来水情况,科学制定相应的泄洪方案,制定防洪抗洪预案,储备必要的防洪物资设备,建立相应的防洪体系,制定、完善和落实各级相关部门、相关人员的岗位责任制度是非常必要的。
发生洪灾后,各地开始烙烙馍。炒面豆,捐衣服,支援灾区人民。
开学后,有一些同学从灾区过来,看到了灾区的悲惨场面。特别是板桥、石漫滩水库溃坝洪水经过的地方,不少村庄荡然无存。75.8的暴雨灾害,使同学们更加认识到作为一名未来水利工作者所肩负的责任。大家认真学习功课,争取在最后一年学到更多的知识,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做出大的贡献。教育战线同全国其它各条战线一样,形势一片大好。
1975年10月,我们迎来了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从1935年10月计算)的日子。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者排斥了毛主席对红军的领导,“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法,无法打破国民党“步步为营”的铁壁合围,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打了一年之后,不得不撤离中央苏区。红军从瑞金出发,挺进湘西,冲破四道封锁线。在人员伤亡过半的情况下,召开了通道和黎平会议,采纳了毛主席的正确主张,随后渡过乌江、夺取遵义。1935年1月,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党和红军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在毛主席的指挥下,红军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过雪山草地,打破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纵横11个省,行程2万5千里,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同陕北红军与从鄂豫皖根据地出发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合编的红十五军团会师,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了陕北。1936年10月,第一、二、四方面军三大红军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结束。红军长征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消灭红军的梦想,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长征又是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展示了红军英勇无畏、前赴后继的英雄气概,宣传了红军众志成城、百折不挠的坚定信念,播下了纪律严明、以民为天的革命种子。1937年1月7日,党中央进驻延安。从此,延安作为又一个革命圣地,同井冈山、瑞金一样永载史册。千千万万名爱国进步青年从全国各地奔赴陕北,奔赴延安,经过圣地熔炉的熏陶,又从这里出发,奔向抗日战场,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
为纪念长征胜利40周年,电视上播出的十幕话剧《万水千山》再现了红军万里长征这一伟大创举,其情其景撼人心灵,催人奋进。由肖华作词,晨耕、生茂、唐诃、遇秋作曲,再次在校园里和社会上传唱的《长征组歌》,讴歌了红军历尽艰险,不屈不挠,英勇作战,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其文其韵气势磅礴、感人肺腑。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万水千山只等闲”、 “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长征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不畏艰险、勇往直前。
在纪念长征胜利40周年的大会上,学校请来了一位家住郑州的老红军战士为我们作报告。这是一位出生于大别山区的老红军战士,他同其他大多数红军战士一样,经历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老红军开场就说:“看过《闪闪的红星》吗?我就是潘冬子,潘冬子就是我!我和潘冬子一样,也是一个苦孩子出身,也是一个红小鬼。……刚参加红军那会儿,因为年龄小,提不动枪,首长分配我搞宣传。”讲着讲着,老红军进入了角色,只见他打起了小背包,从挎包里拿出一片写对联用的红纸,朝红纸上吐上两口唾沫,红纸往脸蛋上一抹,一个淡妆化成了。只见他背起了背包,手舞足蹈,兴高采烈,打起了快板,唱起了快板书。在此以前只在电影里见过的战争年代宣传鼓动的镜头,如今在大学的校园里,在我们身边真实再现。他高兴,同学们跟着高兴,阵阵掌声表达了对他的尊重和敬仰。当听他讲到,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后,张国焘闹分裂,煽动战士“南下吃大米去”,致使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人员损失过半时,同学们深刻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伟大,认识到中国革命的胜利确实来之不易。老红军的报告,使他们受到了又一次革命传统教育。同学们珍惜最后一年的学习时间,他们认真学习水库、水电站等专业课程,学习生活紧张而有秩序。
为了增加对水库、水电站的感性认识,1975年12月,学校组织我们到三门峡水库和陆浑水库参观学习。三门峡水库是五十年代末在前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建成的,那是座重力式混凝土大坝,设有坝内式水电站。除泄洪闸外,大坝的一端建有挑流消能的泄洪洞。挑流消能荡起的雾珠,在阳光照耀下,形成了一道绚丽的彩虹,甚是壮观。工程师告诉我们,三门峡水库的兴建,提高了下游河道的防洪能力,但泥沙淤积问题一直影响着水库发挥应有的作用。他说,水库建成后,苏联专家推断黄河水会逐渐变清,没想到六十年代初,随着社员大量开荒,黄河上游带来了更多的泥沙。水库存水三年,黄河泥沙顺渭河上行淤积到西安地段。放水三年,水库淤积泥沙减少,黄河下游花园口段淤积加重,行洪能力变小。之后不蓄不放又三年,研究对策。后来采取汛期过后储蓄清水,放清水冲淤的办法,有一定效果。黄河泥沙主要来自干旱少雨的黄土高原,看来解决黄河泥沙问题,关键是搞好黄河上游的水土保持,而封山育林、育草,陡坡地还林还草,坡改梯等,无疑是重要措施。
告别三门峡水库,我们到陆浑水库参观学习,这是一座建成不久的水库,同学们就住在修建水库大坝时上料用的廊道内。那是一个方形洞子,筑坝用的材料就是从廊道上方预留的洞口落入廊道内的输送带上,由输送带运到大坝位置,然后摊铺压实的。
1975年12月初的一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北大清华大批判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的文章,对教育战线刚刚好转的形势大加批判。看来,一场新的风暴即将来临。正当我们结束参观学习准备返回学校时,接到了学校的不能回校的通知。理由是,开门办学必须达到规定的课时数。形式主义又抬头了,本来可以在学校教室里学习的课程,现在只能坐在冰冷的廊道内听老师讲授。
离开陆浑水库,我们顺路参观了龙门石窟。头天晚上的一场大雪,覆盖了龙门山和伊水河,只有股股清泉还冒着热气。这些始于北魏盛于唐开凿的石窟雕像,有些面带微笑、和气可亲,有些怒目圆睁、呲牙咧嘴。莫非这些神仙也为眼前的形势哭笑不得,也同我们一样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担忧?
到洛阳,我们住进了洛阳农机学院,老师带我们参观了洛阳拖拉机厂。那是“一•五”期间苏联老大哥援建的全国一百五十六个项目、洛阳八大项目之一。在装配生产线上,每隔八分钟就有一辆崭新的拖拉机开出。这里,目睹工人们紧张而努力地工作,同学们理解了什么是工人阶级,什么叫大工厂,什么叫机械化。
这是一个极度寒冷的冬天。1976年元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积劳成疾,与世长辞。
敬爱的周总理,人民的好总理!学生时代的周恩来就是一个以拯救中华民族为己任的热血青年,他少年时代的誓言“为中华崛起而读书”,青年时代给同学的赠言“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他的光辉诗篇“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爱国青少年为国家强大而学习、而奋斗。1919年,他回天津进南开大学学习,组织“天津觉悟社”, 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从事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1920年11月赴欧洲勤工俭学,1921年3月在法国加入共产主义小组,随后与张申府、刘清扬、赵世炎等五人一起建立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1922年和赵世炎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为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参加中共旅欧总支部的领导工作,对早期的建党、建团工作起了重大的作用。1924年1月,他回国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国共合作期间,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为东征和北伐建立了功勋。1927年8月1日,他和朱德、贺龙、刘伯承等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为创建人民军队做出了重要贡献。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他支持毛主席的正确意见,为确立毛主席在全军、全党的领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抗日战争期间,他长时间在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武汉、重庆,领导党的长江局、南方局的工作,并广泛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他随同毛主席转战陕北,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随后进驻西柏坡,协助毛主席指挥了三大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国务院总理,他协助毛主席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他广泛开展和平外交活动,为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树立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贡献卓著。文化大革命中,他尽最大努力,保护大批领导干部,保持军队稳定,保持工农业的稳步发展。1975年1月,在四届人大会议上,他抱病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规划。……
没想到,不到一年时间,周总理就这样离开了我们。周总理去世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震惊了全国!元月11日,北京长安街上,百万首都人民十里长街送总理的场景,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总理的深厚感情和深切怀念。同学们和老师们也同全国人民一样,处于极度悲痛之中。他们不顾上级不准开展悼念活动的指令,个个佩带黑沙,上课前全体起立向周总理默哀致敬。在北京举行追悼会的同时,学校领导不能出面,由学生会组织了全校学生参加的追悼会,数千名学生望着降下的半旗,看着周总理的遗像,禁不住一片哭泣。这哭声,是对失去伟人的哀痛,也是对那些敢于强奸民意的敌人的愤慨!
在此后的日子里,被毛主席誉为“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并被请回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在为周总理致过悼词后就淡出了政坛。1976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的文章,更是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那一部分人看来,老一辈革命家当初参加革命仅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如今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就必然会站到革命的对立面,成为走资派,成为革命的对象。好象只有他们才能领导中国走向共产主义,这是何等的天方夜谈!其实,那时的绝大多数领导干部,不论是文革期间一直在任的,或是文革初期靠边站后来陆续恢复工作的,或是受到不公正待遇被打倒、离开领导岗位的,他们都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创立了不朽功绩,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打倒了他们,我们党怎么办?社会主义怎么办?同学们在讨论,在愤怒,在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担忧。一部分怀念周总理的文章、诗词在校园贴出,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时局的不安。
1975年已经好转的逐渐趋于安定的国内局势,被“反击右倾翻案风” 运动所打乱。好在同学们已经临近毕业,除了紧张的学习之外,再没有过多的精力去关心运动。不,应该说绝大多数同学已经厌恶了这样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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