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克谐 于 2019-4-30 15:04 编辑
第十二章 人类能力的谦让与争先
(刘劭《人物志•卷下•释争第十二》)
“遣让而不自夸”被古代圣贤,推崇为人类品德的最高典范,并将“傲慢而自吹自擂”,视为道德修养的隐患仇敌。传闻上古陶尧让位虞舜,而舜谦让尧的儿子丹朱,依傍民心所向,随后继位称舜帝;另有商汤,起初不急于灭夏,待到众望所归,时机成熟,创建商朝,虔敬登基;再者,春秋时晋国大夫郤至,位高权重,压制下属,招致杀身之祸;还有春秋时东周公卿王叔陈生,好强争胜,不甘人下,终于弃官屈从诸侯。所以,谦卑而顺从民意,不失为进取的成功之路;一味挺进,看似不屈不挠,往往身陷险境而难以自拔。
所谓正人君子的循规蹈矩,言行举止,不逾越礼仪规制,壮志凌云,不贸然凌驾天道神意。他们勤于充实内在自我聪明智慧,善于因势利导,庸常顺势而为;恪守外在谦和揖让,精明审时度势,凡处世谨小慎微。因此,世俗的嫉恨招怨,难以触及自身,平素荣华富贵,得以持久长存。
所谓小人奸佞,与正人君子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张扬自诩,好为人师,世事争先恐后,一旦居人之前遭受陷害、一旦居功宠幸反遭毁誉,一旦落魄下马遭人唾弃。
世道常理,双马齐驱,如若相互争斗残杀,必定两败俱伤,而有后来者居上。由此论之,争先与谦让,从形式到内容显而易见的差别,从心境到遭遇事实明摆着不同。
针对“君子谦让、小人争先”的道德理念,凡追逐争强好胜者,从来不以为然。他们以勇往直前,当成速战速决的法宝;以落后观望,视为停滞失败的明证;以谦和众议,当作位卑屈辱的标志;以胜出同道,看成奇才异能的代表;以避让对手,视为不堪负重的奇耻大辱;以恃强凌弱,作为举重若轻的功勋业绩。他们执着锐意进取的精神,坚守无往而不胜的壮志,唯有义无反顾的倔强,绝无回心转意的屈服。所以,刚劲执着的锋芒,一旦遇到的是贤才大德,他们或许选择回避谦让;无坚不摧的强悍,一旦遭到的是碰撞抵抗,必定构建不满怨恨,培植更多对手或敌人。任何事物,一旦成形了截然不同的对立面,随之而来的必定陷入是非难辨和清浊芜杂的混乱局面。从古至今,任何时代、任何情况导致的混乱局势,最终胜负成败或鹿死谁手从来难以逆料,岂是当初谦让或争先那么简单明了。所以,任何时候的任何人,如果将自身生活导向混乱局面,无异于自毁前程、自掘坟墓。
人世间,凡意欲构陷残害他人者,必定起自个人恩怨和私心杂念。他们一贯借故摆弄是非,一般蓄意挑拨事端。他们通常都会伪装和掩盖自我真实的欲望和目的,寻找一些显而易见的是非功过,只是为了打击对手和压榨敌人。至于那些周边的旁观者,或者那些喜听传闻的人们,即便他们当初不以为然,抑或一直心存质疑,但是最终也会融入半信半疑的流动大军。所以针对经常漏洞百出、虚假不实的诽谤者,即便给予迎头回击,也终将落得一个真假难辨的结局。
毋庸讳言,历史上围绕诬告陷害所发生的利害分析或是非争辩,最终不是不了了之,也会是半信半疑。像这样一种结局,事实上与听信或传言者,距离事件发生的时间远近,或与相关事件的生疏程度,没有太大关系。所以说,任何时代的任何人物,如果为此据理力争,或竭力自证清白,甚或期盼平反昭雪,无异于井底之蛙和痴人说梦。因为任何意气用事的争执不休,无异于授人以柄;任何强词夺理的狡诈诡辩,无异于自寻短见。从来以讹传讹、以暴制暴的结果,必定南辕北辙,实属咎由自取。如若根究其中的天理人情,单凭自证清白真的能够改变诉讼判决吗?像这样一种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足以表明怀抱如此幻想者,不是内在缺乏聪慧睿智,就是外在的不切实际。究其根本,亦不过属于或者怨恨别人轻视自己,或者妒忌他人胆识过人。然而,恰是这样一种自我浅薄抱怨,反而招致别人愈加轻蔑;正是这样一种自我理屈偏执,反而衬托他人像是愈发正直。
假如上述情况,是因为自我贤德能力没有被别人发现,那么他人的诬陷蔑视,并不是我自己的过错和误判,又何必与他们斤斤计较;假如他人贤德能力确实超过自己,因而挑剔斥责,那么只需分析自身不足继而再接再厉吧;假如彼此德才学识相当,他人表现仿佛略胜我一筹,那么又何必非要攀比高下而争执不休呢?
自古以来,如若贤德能力相当的两个人,其中懂得恭敬谦让的一方,才是赢得略胜一筹;如若能力相当的两个人,其中事事时时争先恐后者,反而必定略逊一等。因此,蔺相如驱车回避廉颇照面,凸显德行高贵;寇恂设计不与贾复争雄,始称顾全大局。
世事变迁,万物消长,何曾有过一如既往的一成不变。人间沧桑,顺势则知进退,适时而懂逆转,方显君子贤德的英雄本色。所以。正人君子所谓的圣明贤达,恰逢需要先屈后伸得以趋利避害之际,即便忍辱负重,也能够坦然承受;当屈辱隐忍方能存留一线生机之时,即便委屈苟且,赢得冰释前嫌,才能谋求既得利益或转败为胜。
凡懂得谦让屈尊反而有可能制敌完胜者,他们不会因为暂时的停滞和退步而犹豫不决。如果暂时的避让和委屈,最终转祸为福,能够化被动为主动,而不是冤冤相报以至于祸及子孙,反而借此美名远扬、和谐达功……这才是君子圣贤,之所以被世人推崇敬佩的根本因缘。所以,圣贤君子一旦遇险遭难,每每能够大事化小而小事化了,却不是颐指使气,以至于鱼死网破、两败俱伤。
反观奸佞小人的处世为人,往往遇琐事则构大难,衔私冤而酝酿奇耻大辱。他们不明白忍辱负重或化敌为友,同样是名利双受的道德内涵;他们仅为一时一事的得失利害,虽然赢得一些蝇头微利,却赔掉全部身家性命。例如战国末期的魏人陈馀,本与老乡张耳共罹患难而成刎颈之交,却因分封高下不均,竟然结怨成仇,最终身败名裂。还有创建东汉的大将军彭宠与朱浮,二人居功争宠,不但结私怨,尚且起纷争,以至于都落得不得善终。因此,福兮祸之相依,祸兮福之相随。所以,无论置身于或福或祸的何等地位、何种权势,都需要虔敬审慎,为长远利益和终身幸福不得不谨小慎微。
通过上述道理的分析,贤达君子绝不是甘心失败而不求胜利荣誉,他们只是将谦让退避作为进攻利器,只是把修行补过作为防身盾牌,蓄势待发,静候时机而已。当他们寂静无为时,闭门谢客,深居简出,仿佛与世隔绝,而当进取反攻时,恰似迅雷不及掩耳,决战于通达胜利之征途。他们在选择决战时机上,毫无虚张声势的悬念,却有势如破竹般的胜利。如此顺理成章,看似自然而然的节节胜利,何来怪话连篇或怨天尤人的纷乱争辩呢?
人与人之间,如果不怀揣怒火,如果脸上不挂满忿恨羞惭,怎么可能与别人发生争执呢?一旦发生争执,伴随面红耳赤者,必是自以为有理、正确和贤能,而认定对方错误、阴险和道德缺失。如果双方都不存在道德缺失,又何必相互诋毁伤害不止呢?既然认定对方阴险毒辣,又何必非要诉讼法庭衙门判决裁定?将阴险毒辣的人逼迫到险境之中,如同将猛牛与恶虎禁锢一笼,其后果可想而知!
自古至今,盛怒角斗必定伤人害己,这其中道理何等浅显易懂啊。因此,《易经》上说:“险而违者讼,讼必有众起。”大意是讲,源于阴险、暴怒、凶残的言行,必定违背世道伦理,从而引发社会公议和法律诉讼,然而公议诉讼的结果,必定引起更大骚动和混乱。所以,《老子》一书断言:“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大意:只有都不与别人争执,天下才会相安无事,从而自生自灭。)这正是君子回避争执的道理所在。
从来学识渊博、德行高雅的人物,之所以能够超凡脱俗,仿佛天马行空,就在于他们能够特立独行于“三类九等”品行才能之上。何谓“三类九等”?
一类一等:“大无功而自矜”,即追逐好大喜功而又热衷自吹自擂,但功勋业绩始终平淡无奇者;
一类二等:“有功而伐之”,即功勋业绩虽然显而易见,但却喜欢炫耀自诩者;
一类三等:“功大而不伐”,即功勋业绩尽管卓越非凡,但谨慎谦逊而不盲目自夸者。
二类一等:“愚而好胜”,即蒙昧弱智而习惯争强好胜者;
二类二等:“贤而尚人”,即贤德聪慧而又能欣赏别人长处者;
二类三等:“贤而能让”,即贤达睿智而又懂得谦让中得失利害者。
三类一等:“缓己急人”,即遭遇同等危险,能够舍己为人、先人之急者;
三类二等:“急己急人”,即遭遇同等危险时,能够兼顾个人和他人利益者;
三类三等:“急己宽人”,即遭遇同等危险时,能够保全自己,而且宽恕别人无论怎样对待自己者。
上述类别划分和等级差别,不仅是天理人情使然,而且是道德伦理得以周流轮转的必然。如同《易经》数理变化,三三不断之中,契合的应是天地间阴阳虚实的神明大道,而不是人世间你情我愿的想当然。所以,唯有聪明智慧,真正通达知变者,才能坦然处之。例如春秋时鲁国大夫孟之反,当战败断后中,被时人夸赞勇敢之际,但他自己却谦辞:“非敢后也,马不进也。”由此,意外获得了“圣人”美誉;春秋时在齐国谋生的管仲与鲍叔牙,于获利赏赐分配上屡次不均,但两人相互谦让,竟然成就了“管鲍之交”的佳话。像他们一样的英名盖世,难道都是当初争先恐后、自吹自擂或阴谋诡计获得的吗?事实上,这一切只是具备了超凡智慧后的自然天成而已。
古今上等贤德君子,深谙自损谦让的裨益,往往一举赢得事半功倍、一箭双雕的奇效。然而,下等奸佞小人,固执于眼前趋利避害的实惠,往往一举落得全盘皆输、一败涂地的结果。由此论之,不趋利争名者,实质上名利双收;谦让回避暂时胜利者,最终大获全胜;位卑屈人之下者,借以功勋卓著,进而后来者居上。世间贤德君子,如果能够辨别争先与谦让的得失利害,始终保守独立人格,徜徉游刃于阴阳虚实周流变化的复杂路途上,永葆智虑明达的色彩光辉,他们德才学识的声名威望,终将功勋当代,必定照耀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