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笼山》故事连载

憬悟

     这是一篇69年末“文化大革命”背景下的“上山下乡运动”时期发生的故事。多年来，对上山下乡的历史褒贬不一、各执一词，但对每一个经历过那个时期的知识青年来说，却是一段挥之不去、刻骨铭心的真实历史。作者用小说的形式反映了当时知识青年在农村的真实情景。

雾 笼 山

     那是一片没人知道的土地，贫瘠荒凉。那是一篇被人遗忘的故事，当年200多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流淌汗水的地方。那就是雾陇山。

     雾笼山并不算高。丘陵起伏的皖东大地上，四十里范围内，南面的琅琊山雄姿峻秀，西面的白米山孤峰突起，东北方向的八公山壁立挺拔，唯有这静卧怀中的雾笼山呈馒头形状逶迤低矮、延绵数里之遥。

     站在主峰雾笼山顶远眺，从南面的琅琊山到西面的白米山，北上的京沪铁路在这儿真好转了一个由东向北的大圆角。望着二十里外东来北往的列车，像一条条黑绿色的毛毛虫、吐着线状的白烟，爬行在大圆弧的铁轨上。

横卧在笼山和新集庙堂交界处的雾笼山，当地的老农也没说出这一年四季没有雾气笼罩的山为何叫雾笼山。荒山秃岭，茅草遍地，连一棵象样点能烧把柴火的树都没有，显得苍凉荒芜。

     向南的山脚下，一条从县城通往关帝乡的黄土夹着石块的公路，盘山而上，然后翻过山头，颠颠坡坡的一路下山，穿过新集小镇，就能看到公社所在地的山头了。

     雾笼山东面是笼山乡的地界，雾笼山真好是两个公社的分界岭。下放知青田敏伟、黄大国、许守忠以及矮个子小李，四人分在笼山插队落户。周文亮、钱敏、王仁明和陈爱珍、郭琴等人分在关帝地区。这一批青年们是在县城火车站分的手。

     这是69年12月13日的清晨。晨曦初露。摇晃了一夜的火车，终于停靠在了滁州车站。 站台很陈旧，朝南方向的候车室平房，屋檐的墙面上大块大块漏水的印痕像一幅幅奇形怪状的地图，斑剥而又杂乱的挂在南墙面上。粗糙的地面坑坑洼洼，被板车碾压的浅凹痕迹从进口处一直碾压到站台上。

摇晃了一夜的火车，安静的停靠在站台上。满脑子车厢的轰隆声响没有了，有点安静下来的头脑，站在寒冷的空气里，被北风一吹，寒颤之中倒显得特别的清醒。

     “这就是琅琊山。”站台上的人群里有人指着南面的一片山峰传来了一声嘘叫。

     知青们站在站台上，剁着冻得有点麻木的双脚，寒冷的空气里无暇顾及那叫声，相互间嘴里喷散着热气，互相之间在做着最后的道别。

     田敏伟和黄大国不断地对着周文亮、钱敏、还有王仁明等人重复着在列车上讲了一夜不知多少遍的那句话：“文亮，别忘了！分到生产队就把地址写信给我父亲寄去，我父亲会马上写信给我的，我接到信就和大国去找你们。”

     因为在一批熟悉的青年人当中，敏伟和文亮是校友，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分派去插队公社的时候，敏伟和黄大国没有和文亮分在一起，他和大国分在了另一个叫笼山的公社，所以敏伟的心情有点着急。

     文亮也牵挂敏伟，所以也重复地关照敏伟：“你也写信给我父亲，通过上海的家我们才能联系得上，否则今后谁也不知道谁在什么地方呀！”

     当时的知青们只知道所去的公社，但谁也不知道会分到哪个大队哪个生产队。

     青年们是在火车站分的手。

     十二月的天，树叶早已凋零。

     城南角上著名的琅玡山，在鱼肚色的晨幕下，黑压压的映入眼帘。生长在南方都市里的孩子，从没看过真正的大山，只是在书本上念到过的“环滁皆山也”，现在已经站在滁州，站在山的怀抱里了。深深的一口呼吸，仿佛把冷空气里的大山也吸入了胸腔。

     这里即将成为青年人“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第二故乡。

     走出火车车厢的人流，停留在货运广场上，有关人员真在按各人所去的公社，各自汇聚在前来接应自己要去插队的地方干部的周围，广场上一时嘈杂纷纭，互相喊叫着归类自己的吆喝声此起彼伏。

     搬运公司的工人们，把青年们随车托运的行李从车厢里卸了下来，货运广场堆满了箱子，澡盆，小柜。搬运工人有条不紊的从车站货场又搬运上了汽车。

     负责迎接去关帝乡的是公社派来的杨委员。

     戴着护耳棉帽的杨委员，略略有点显胖。左手腕上挎着一只敞开口的黑色人造革的“大队书记”包，一手拿着本子一手拿着笔，一个人忙的虚汗淋淋，连额头都在冒着白雾般的汗气。乡村干部的风吹日晒，看不出真正的年龄，粗看好像有四十岁出头的人了。

     远处传来几声稀稀拉拉的一串小鞭炮的声音，还有一套小锣鼓的声响。各个公社迎接的方式不一样，来迎接的人员也不一样多。有的敲着一套小锣鼓，有的放了一串小鞭炮，以此来招呼着分到自己公社的知识青年。

     关帝乡的杨委员是一个人来迎接下放知青的，他又要核对知青人数、又要指挥装卸工搬运行李，上上下下，把他忙得大口喘着粗气，额头上的汗水顺着脸狭往下淌。

     行李堆放完毕，杨委员喘着粗气张扬着手臂高声喊叫着：“下放到关帝的学生们，咱们上车吧！”然后又绕着身边的人群喊了几遍，看看有没有被遗落的知青。

     知青们拖着随身携带的大包小袋，也各自开始上车。男知青手脚快，一窝蜂地首先爬了上去，然后伸出臂膀，把女知青一个一个的拉上了货车。

     在行李的间隙处，青年们互相拥挤着、牵拉着塞满了车厢。 接送知青去各个公社的汽车是地方搬运公司带拖挂的老式解放牌的敞篷货车。前车厢是人员和随身带的包裹混装，后拖挂则用绳子捆绑着堆如小山般的箱柜。

     田敏伟、黄大国和文亮再分手时的心情是暗谈的，互相道别时的珍重声有点颤抖，毕竟20岁不到的人生，同学加朋友的一场，却要在异地他乡再作告别，等待着他们的命运是什么？前面的路还有多远？谁也说不清楚。

     知青们低落的情绪和冬日的阳光一样无力而昏蒙。

     出了东门，汽车向东北方向的八公山方向进发，穿过一座军营和几片田野，汽车便离开了平坦的沥青公路，向左一拐就拐上了一条颠簸的只有一辆汽车宽度的土石路，一条不成路的土石路，是部队的坦克在训练时碾压出来的土石路。

     行进在土路上的汽车车轮仿佛忘记了圆周运转，跳跃着向前奔跑，车后扬起的沙尘，蔽天遮日，拖着滚滚“黄龙”的汽车，犹如硝烟尘埃里冲出来的战车。

     风尘滚滚，延绵数里。汽车所进之处，草沫灰土齐飞，苍天黄土一色。满车厢扬起的尘土，人群被掩盖得没鼻子没眼，犹如装了一车“泥佛”。上下跳跃左右摇晃的车厢里发出了阵阵女知青们惊呼的尖叫声。

     汽车怒吼着爬上了山坡，艰难的越过雾笼山，沿路掀起的一条滚滚黄尘，在冬天昏黄的阳光下，弥漫成大团的灰雾，久久没有散去。

     雾笼山的第一次相识，灰蒙秃岭，贫瘠荒凉，给知青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影响。

     古老的地名叫“关帝”，是否在历史上与三国演义时期的关老爷关羽有过什么关系？人们并不知道，乡间也没有这方面的文化传说。

寒风中的七栋小平房呈北斗七星状座落在三处丘陵的高坡地上。这儿是公社总部的所在地，是全公社的政治经济中心。

     左前方的坡地上有两排草屋是公社医院和员工的住房。住房前的空地上，一只羽毛闪着光亮的紫冠金羽的大公鸡，昂着悠闲、骄傲的头颈，领着一群肥肥腴腴的母鸡，在两排草屋中间的空地上转悠觅食。

     右边坡地上的两栋平房，一米高的大片石围起的墙基，砌着灰砖，盖着灰瓦，是公社总部的房子。灰砖灰瓦，是全乡独一无二的最好的砖房。

     后面的坡地上，三排草房子围成了一个“凹”字形布局。黄泥垒起的房子是公社中学，透过低矮的窗户能看到里面的桌椅和泥在墙上的一块水泥黑板。左边开着两扇对开大门的是供销社的房子，木制的货架上摆放着零星的商品。右边的一排房子全是碾坊、油坊和轧棉花的加工间。“凹”字形场地中间的一块黄泥空地真好就是一个简易的篮球场。球场上歪斜的篮球架子上的面板早已脱落。翻起的泥浆被晒干后的场地坑坑洼洼。

     除了公社的两排砖房，其它满目尽收眼底的全是黄泥垒起来的草屋。

     冬天昏黄的阳光下，黄泥黄墙黄屋顶，一片昏黄的世界。

     带拖挂的畅蓬汽车停在被雨水淘浆过的篮球场上，坑凹干裂的地面，凹凸不平。

     一夜之间，从柏油马路的上海一下子来到这黄色的泥巴世界，青年们心中蓦然升起了一种失落。理想中的绿油油的麦地，金色的阳光，蓝天上飘着白云的农村景象，荡然无存。贫瘠的田野上一片灰蒙，房前屋后连一棵拳头粗壮的树都没有。迎接被汽车颠得灰头土脸没鼻子没眼的一车“泥佛”到来的是灰黄的色 。

     拍去身上覆盖的黄土尘，捋去头发上和眉毛上的黄尘，稚嫩的小脸早已被压抑、惊愕、失望的心理笼罩。

     60年代末期的安徽，经过连续的三年自然灾害的磨难，大地上连一棵像样的树都没有留下。迎接青年们的是一片贫穷落后的田野。

     从机房加工间和附近村落赶来看热闹的农民，黑裤黑袄，连拖着鼻涕的孩子也是清一色的黑，找不到第二种色 。

     黄土地黑袄裤，灰蒙贫瘠的田野，冬天的农村，生机寂静。

     从汽车上下来的知识青年，给色 单一的乡村略微带来了一丝活跃。下放姑娘脖子上的红围巾，在黄与黑的色 里，红的衬托，显得特别耀眼夺目，引来围观的社员惊奇的眼神。农村里没见过都市里的青年是什么样子的穿戴，所以社员们好奇的围成一圈一圈的在品头论足，让初来乍到的知青显现了拘谨，在那么多双眼睛的惊奇下，初来乍到的年轻人腼腆而陌生，连手臂都显多余了，不知放哪里为好。

     跳下车的杨委员笑笑呵呵的说：“同学们！到了到了！就在这儿等我一会，我马上就来。”他一边叫大家等一会，一边大步的向公社的方向走去。

     不一会儿，用铁丝连接的通往各个生产队的大喇叭，输送出不断重复播送的紧急通知：“紧急通知！紧急通知！五里湾大队，牛岗大队，庙堂大队请你们注意了，你们各个生产队立即派人到公社来迎接上海下放的知识青年！立即派人到公社来迎接上海下放的知识青年！”反反复复播送的紧急通知，回荡在空广的田野上空。

     站在空场地上等待的知青们，紧裹着棉大衣，互相之间已不再有多少语言交流，他们现在迫切想知道的是会有什么样的来人？还会再把我带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方？知青们焦急不安的眼睛搜寻着四方。

     杨委员又气急匆匆的走来了：“同学们不要着急，马上会有各个生产队的领导干部和贫下中农的代表来带你们到各个生产队去的，公社的三级领导干部的会议开过了，知识青年插队落户的工作都安排好了，你们将分派在三个大队，十五个生产队，每队安排两名知识青年。这三个大队就是五里湾大队，牛岗大队和庙堂大队，我现在再把你们到各个生产队的名单宣布一下。”

     杨委员一边说着一边拿出名单把每个知青分派去的生产队报了一遍。

     人堆里传来了嗡嗡声，因为听到自己名字的人也不知道生产队的具体位置在哪？知青们在焦急不安之中只是又多添了一份茫然。

     太阳偏西的时候，离公社仅二里地之遥，算是最近的冲郢子生产队的队长秦振雨领着几名社员，带着扁担绳索赶到了公社所在地。

     秦队长笑笑嘻嘻，脸腮上的一对小酒窝和蔼亲近，一身黑棉衣棉裤，古铜的肤色从脸膛到袒露的胸口，健壮的体格，没有畏惧寒冷。

     社员们穿着得也是清一色的黑棉袄黑棉裤，连头上的发型也是清一色的黑“锅盖”顶在头上。他们棉袄的右襟搭在左襟上，里面没有一件衬衫，空壳的棉袄紧紧的裹在赤裸的肌体上，外面揽腰箍着得是一根稻草绕起来的绳子。

     寒冷的冬天，看着这一身空壳棉袄的装束，知青们不寒而栗。

     秦队长指着对面不远处的小丘包，给青年人介绍：“我们队就在对面的土包上，和公社互相能看到，是最近的。”丘陵地带，一丘一陵往往就是一个生产队。

     最近的来了，偏远的还在等待。人群里又有了一阵小小的骚动。不管是认识还是不认识，道别的手握得非常有力。

     在队长秦振雨的指挥下，几名社员搬包抬箱，把分在冲郢子生产队插队落户接受再教育的知青接回生产队。

     夕阳西沉，落日的余辉涂洒在一田一沟，一丘一壑上。这里是“地无三尺平”的丘陵地貌，从公社出来走下坡的大道，大道两边是一层层的水梯田，冬天的枯草覆盖着弯弯曲曲的田埂。然后再一个上坡，坡上面就是冲郢队散落的住房。

     冲郢子离公社最近，就二里多地，周文亮和王仁明是幸运的。他们两人拖着一天一夜的疲惫，终于走完了最后的二里地。从此，文亮和仁明人生的新起点将从这里开始。

     远处的雾笼山渐渐地罩上了朦胧的暗纱。炊烟在四周散落的茅草屋上空袅袅升起，空气中飘散着柴草的淡淡清香。村庄里闻到了陌生人气息的狗吠声不绝。

     夜幕初启，昏黄暗淡的煤油灯的光亮从家家户户门板的破缝里开始倾洒了出来。

     人生千里之行的序幕开启的有点苍凉，没有热情，没有激情，没有豪情，全然都是陌生的感觉，第一个黑夜伴随着茫然和陌生的心情落到了广阔农村的田野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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憬悟

                                                                  （47）
　　   文亮和郭琴参加县里的三天“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的代表会议结束了。散会以后，仗着两人同路回家，人多壮胆，所以他们是等着吃好了晚饭才离开招待所往回走的。会议不吸引人，无非是听听知青们在台上讲诉怎样在农村不怕吃苦、战天斗地的事迹，真吸引人而舍不得的是“八菜一汤”的伙食。太诱人了，在农村怎么也没吃到过这么美味可口的饭菜。上次驷马山的庆功会还让会计杜伯昌做了文亮的“代表”，这次可是实打实的吃在自己的肚子里了。
　　　 从县城回林场要走两个多小时。明月悬挂，乡村的田野皎洁静溢。
　　　 文亮和郭琴一路走一路聊天。
　　　 “听说你恋爱了？”文亮无话找话的说。
　　　 郭琴是与不是的回答：“没有呀！？”
　　　 “和荣家庆。”文亮直接点名捅破而肯定的说了出来。
　　　 郭琴无语，耳边只有走路的脚步声。
　　　 过了一会她反问文亮：“谁告诉你的？”
　　　 “眼睛。是你们两个人的眼睛告诉我的。”
　　　 继续无语。文亮和郭琴继续闷闷的走着往回赶的路。
　　　 不一会文亮打破沉默，把杨委员在上海和文亮一起到郭琴家去过，和她父亲谈过话的事告诉了她。
　　　 郭琴没有母亲，他父亲就两个女儿，郭琴是老大，他父亲是厂部保卫科的负责人。
　　　 文亮说：“老杨和你爸说话时我在场。你们家不大，一室户的房间。杨委员没有肯定你在和农村小伙恋爱，只是试探的问问你爸对女儿有什么想法和要求，会不会允许女儿在农村恋爱结婚？你爸说你母亲走得早，他舍不得你在农村，更不支持你在农村谈恋爱，他希望你能招工离开农村。”
　　　 郭琴消沉的说：“我们拼命的干活，还有了‘铁姑娘战斗队’的美称，就是想表现好一点，优秀一点，给能招工增加一点筹码，能早点离开这个穷苦的地方。”她还说：“你家文德听老杨讲也挺不错的，好像要当队长了吧？”
　　　 文亮点头说：“是的，我也听老杨说过他表现不错。我俩的父亲在‘文革’期间受过批斗，所以我俩做人从不飞扬跋扈。”
　　　 接着郭琴自己又补充一句说：“表现好有什么用呢？谁能保证我们表现好能优先招工离开这儿呢？”
　　    两人都默然无语回答不上来，只是继续闷闷的赶路。
　　　 过了一会她反问文亮一句：“你没有谈恋爱吧？”还说：“我发现我们女知青点的知青说到你对你印象都挺好的，还说老杨和你关系也挺好的。”
　　　 文亮调笑的告诉她：“想谈恋爱。不想谈恋爱的青年不是好青年。但是我不能谈，也不敢谈，我母亲一辈子没参加过工作，而且我这边的家中就我一个男孩，我不想将来带着我的母亲来农村养老，还要看着我的子孙脏脏兮兮的骑在牛背上过日子。去年全年就分到9元钱，真好够买一张回家的车票。今年雨水大，收成差，恐怕连9元钱都分不到了！”
　　　 “我们队在你们的上面，地势高，不怕涝，怕旱。去年我得了三十几元，今年可能还能保持这水平。”
　　　 “三十几元，不简单了，来回路费够了。我不行，我回家还得向父母伸手呢！恋爱？敢恋爱吗？你们女孩能选一户条件好一点的人家，我们男孩是‘悲惨世界’，没有天、没有地、想支撑起一个家心里真的不敢想。”
           两个年青人又进入一段默默无语的走路。
　　　 过了一会郭琴低声的对文亮说：“他对我很照顾，他爸妈也对我很好，经常给我们知青点送来腌菜什么的。他爸是我们队的会计。这件事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文亮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是当时所有知青的心声。
　　　 还是郭琴转换了话题，说：“我那儿有两本书你想看吗？是苏联作家托尔斯泰写的《安娜·卡列尼娜》。上下两册。”
　　　 文亮忙着说：“看。我带来的两本书给魏大银借走不还了，两本书六百多张纸呢！在这连纸也买不起的地方，真得会丢吗？我看他是小农思想，脸皮厚，不想还我了。不过他帮我的朋友从仓库里偷了两大包山芋，我也只好算了，不找他要了。”
　　　 快踏进林场地界的时候，郭琴告诉文亮两件令文亮意想不到的话。
　　　 郭琴说：“你知道王志新和滕来风两人的事吗？”
　　　 文亮问：“知道呀。他俩不是小夫妻吗？能有什么事？”
　　　 郭琴说：“起先他俩在自残，想寻找病退回上海的理由，现在王志新真的病了，而且病的不轻。”
　　　“噢，最近好像有好几个人想搞病退回上海去。”
　　　 然后郭琴又告诉文亮：“老杨不是好人，我们女知青对他印象不好，他喜欢在女知青身上动手动脚，沙河队的知青跑来说老杨在沙河队抱女知青坐腿上。”说完以后她再三叮嘱文亮不要告诉其他人。
　　　 这已不是文亮第一次听到女知青说杨委员抱女知青坐大腿上的非议了。
　　　 送郭琴到生产队的家后，文亮一个人回自己的冲郢子去了。
　　　 文亮的心有点不安了。郭琴告诉他的秘密，让他失眠了。
　　　 今年生产队一个劳力每天出满勤的收入是九分钱，如果在农村恋爱成家，这情景在想象当中将是多么的可怕，这能是插队青年追求的人生目标吗？令人不敢去想。
　　　 自残？病退回上海？又是令人不敢去想的问题。
　　　 杨委员，三十多岁，手握知青的“生死”大权，能说会唱，能蹦会跳，为人狡黠，他会不会真有猥亵女知青的事呢？
　　　 月亮悄悄地移动了位置。文亮躺在板床上，心雾迷茫的倾听着外面的虫啾蛙鸣。
　　　
                                                                              （48）
        一次偶然的事件，戗靠在稻草堆上的牛拉爬犁的倒塌，改变了渐已习惯的王志新和滕来凤小两口子的平静生活。
　　 是倒塌的爬犁砸在知青小苗的腹部，耻骨被打碎了。经县医院和县知青办联合出具的病退回上海的证明，治疗出院后的小苗返城回上海走了。这给周边的知青们带来了某一种“提示”。一时找医院开病理证明的人员增加了。
　　 王志新和滕来凤是一对从小在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的恋人。
　　 1969年的4月10日，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敲锣打鼓的声响在城市各个角落的上空响起，沿马路的各个巷口标语满墙、红旗招展、人头攒动。戴着大红花去下乡的青年人，在家里亲人们的送行下，站在巷口等待着前来接应的公车。
        滕来凤流着眼泪和父母弟妹告别，她将去吉林农村插队落户。泪眼红肿的来凤心情焦急的望着小巷深处的王叔家，那是她从小就熟悉的屋子。
        汽车的两边拉着“有志青年志在四方”的横幅，把一个个戴着大红花的青年接上了汽车，青年上了汽车，送行的人群立刻都涌向公交站台，转车向彭浦的方向赶去。
         阴沉沉的天，一上午都没见着阳光的天。
　　  从四面八方汇聚的人流集中到了彭浦车站。这是一个支线的货运车站。停靠在支线站台上的列车象一条条绿色长龙静卧在轨道上。
　　  列车是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专列。今天几列火车将同时分别去往祖国吉林、江西、黑龙江等不同的地方。货运广场像低洼的水塘汇聚着四面八方赶来的人流。车厢里挤满了，站台上站满了，货运广场上也布满了人群，人山人海，一片黑压压的人群在涌动。
　　  车厢里，来送别的亲人千叮咛万嘱咐的重复着不知讲了多少遍的话语，离别的深情激动着多少泪水。女孩子好哭，车厢里到处是呜呜咽咽的抽泣声，男孩子伪装着自己的成熟，流露着方向迷失的眼神却谈笑着让送别的亲人放心，还有部分青年在海阔天空的侃着自己的雄心大志，另有一些不言语不说话的则闷着头在抽烟。
　　  车站广场上的高音喇叭不停的播放着激进的革命歌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重复的歌曲激荡在广场的上空，激动着人们的心跳。
　　  妹妹拥抱着姐姐来凤在哭泣。老父亲含着泪花的笑脸鼓励来凤的话语抽紧着来凤的心。她知道她必须“出去”，否则这命运将会轮落在弟弟妹妹的头上。她是长女，没有选择，也没有留在家里不出去革命的理由。
         离别的哭，伤心的哭，无奈的哭，激动的哭，壮志满怀的哭，受气氛渲染同情的哭。望着眼前的此情此景，谁的两眼都是模糊一片。哭声震撼着每个人的心灵，哭声震撼着天上的神灵。
         阴沉了一上午的天，临近中午快发车的时候却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这是神灵的眼泪？是苍天为民间的离别之情流下了同情的泪水？
         就在快要发车的时候，一个青年小伙，不顾一切的冲跑，跨过铁道朝去吉林的专列奔跑了过来。

         “来凤！来凤！”青年人一边没命的奔跑，一边高声的呼喊着来凤的名字。
         探着半截身子在窗口的来凤拼命的摇着手臂喊叫着“志新，志新，我在这儿！”
         这是王叔独根独苗的儿子王志新。
         王志新是在老家宁波接到来凤的告别信的。由于志新是独根独苗，所以没有人去动员他上山下乡。他也很知趣，春节前就回家乡过年了。他父亲说是准备让儿子回祖籍插队，先回老家看看，因而更没有人找他，没有人动员他上山下乡。
         王志新拥抱着半截身子探出窗外的来凤，拼命的把她拖出了车厢。
         送别的亲人把火车围的水泄不通，列车两边的窗口，上下无数双的手牵握在一起。在车厢的两边侧，头戴柳条帽的“文攻武卫”的造反派战士站成了两排人墙。蒸气火车头喘着粗气，拉着车厢，一声汽笛鸣叫，车轮却在原地发出了空转声。瞬间的寂静，里里外外、车上车下突然同时爆发出震人耳膜的一片哭喊声。
         一时之间，哭声汇成了哭的海浪，十万之众的人海发出的共同的哭声，震荡着广场，震荡着原野，震荡着天空。
　　 历史的这一幕在每个知青的脑海里定格，历史的这一天在这里沉思。
        被拖下火车的来凤趴在志新的肩上浑身抽泣，志新两臂拥抱着来凤泪流满面，呢喃细语的说：“我们永远不分离，我们一起下放，我们一起走。”送行的家长簇拥着围成一圈，陪着这一对年青人流下了感动的泪。

　　　 八个月以后，志新和来凤一起来到了皖东插队。
　　　 这是一对受到特殊照顾的“夫妻”，是可以下放在一起住宿的男女搭配。
　　　 十多里地的崎岖小路，志新是一路搀扶着来凤走完的。
　　　 星星眨巴着冷冷的星光，生产队的仓库里一片漆黑。
　　　 在仓库的一角，老队长安排社员给他们砍了四个小树叉，从小竹林子里砍来了一小捆竹子，仓库里有现成的麻，搓成小麻绳是社员的拿手好戏。
　　　 四个小树叉，按一张双人床的距离钉入土中，两根稍粗点的竹子，墙里一根，墙外一根放在两对树棍杈口里，然后用小麻绳把小竹竿编铺起来，一张简易的双人床便成功了。
　　　 没有洞房花烛的喜宴，没有亲眷朋友的祝贺，只有陌生的老队长送来的一盏煤油灯在仓库里闪耀着喜气。
　　　 来凤整理着床被，志新打开放地下的箱包，对来凤说：“你今天走累了，早点休息。我带来了一套木工工具，明天我就可以用木棍把箱子架起来了，架起来的箱子我们可以当桌子用。明天再去买煤油，我们可以先用小煤油炉子烧饭。明天天亮能看清楚，我们再把屋子整理整理。后天我去找公社要粮卡，我们有六个月的粮食供应。”
　　　 志新一口气说了几个明天要干的事。来凤心疼的说：“不着急，慢慢整理，你为我下放到这黑天黑地的地方，我心里难受。”来凤说完便低低地啜泣起来。
　　　 志新安慰着：“别掉泪，今天不能掉泪，咱们这是新房。只要我们在一起，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来凤没有说话，只是紧紧地抱着志新，黑暗中，志新看到，煤油灯的闪光里挂在来凤睫毛里两滴晶莹的泪珠从她的眼角旁滚落了下来。
　　　 志新感觉到来凤在压抑着抽泣。志新伸过双臂抱住她，轻轻地在她后背像哄孩子一样轻拍着、安慰着来凤，然而志新自己的眼睛也红涨了。
　　　 一对特殊的新人，一生中的第一次结合，永远定格在黑夜、疲惫、艰难、心酸之中，两颗相爱的心流着互相爱怜的泪。
　　　
　　　 三年的田间劳动，没有动摇志新对来凤的爱情。
　　　 志新自己做木工，给小家庭增添简易的家具。他用四根木棍在床边做了一个箱架子，把箱子垛放在上面，既当箱子也当桌子用。他用小木棍做了一个小碗厨，来凤拆了四个口罩的纱布在碗橱的周围围了一圈。志新还一锹一锹的整理出菜地，撒上菜种种上菜，还又养了鸡养了猪。志新守着爱情的甜蜜，心满意足的过起了农家生活。他还经常去塘里钓点鱼，给来凤改善改善伙食。他始终起早摸黑的和社员一起下地、一起收工。他风里来雨里去的参加农业劳动。他无怨无悔，默默的用自己的勤劳来浇灌和来凤栽培的爱情之花。
　　　 “五月五，雄黄烧酒过端午”。
　　　 端午节到了，这个在乡村并不被重视的民间节日。然而在乡野僻壤的丘陵地区，正是粮食青黄不接的时期，何况这儿的乡村不种糯稻，志新连一粒糯米也找不到。
　　　 来凤也找不到“五红”小菜，只好煮了两个鸡蛋，一剖两半，再用红酱油烹调一下。又把志新逮来的两条小鱼，也用红酱油烹调一下。烧了一块豆腐，也用红酱油烹调一下。
　　　 来凤笑嘻嘻的对志新说：“就这样吧，两个鸡蛋，两条小鱼，一块豆腐，全用红酱油烧的，咱们这也算是‘五红’吧？”
　　　 志新高兴的端起小酒盅，说：“不错，漂亮极了。咱俩没忘记屈原老先生就算对得起祖先了。今天我看老队长家也就蒸了一碗腊肉和烧了一个青菜豆腐，村里的社员好像没有过端午的习惯，没有像我们宁波那样有文化气氛。”
　　　 来凤喜洋洋的说：“这是我们离开父母自己过的传统节日，我们得自己庆祝自己呀。没有糯米，没有粽叶，我今天烧饭时洗了几片竹叶放在饭里一起烧了，还挺香的，咱们当糯米饭吃。”
　　　 两个年青人在异地他乡、在艰苦困难中，互相体贴，互相爱护，过起了幸福的日子。
           竹叶飘香，爱入心田。
           咬一口软润喷香的竹叶米饭，闻一丝清爽的竹叶清香。古老的传统节日，浓厚的历史文化，小乡村里第一次有了纪念屈原的端午。
           此时来凤和志新的心情也象端午的阳光金洒满地。
           爱情是甜蜜的，它不在乎天有多老地有多荒。爱情是有动力的，它能产生无穷的能量熔化一切艰难困苦。爱情不一定需要“面包”，只需要一双勤劳的手，它便能创造一个金灿灿的世界。一个人只要能够和自己真心喜爱的人在一起，就可以创造出人间奇迹。世上又有什么力量，能比爱情的力量更可怕的呢？
     
       下放的第二年，生产队就为志新和来凤盖了新房。
       来凤把屋里屋外收拾的金碧辉煌、打扫的干干净净，连社员都说“一对孬子”的房间是最干净的，干净的都在“冒香味”。赤脚的农民想进到屋里看看，站在门口都不敢向屋里跨，依着门框自卑的说“俺脚上有牛粪的气味”。既是被志新强拉了进屋，也是贴着墙根站上一小会，连凳子也没敢坐。
       “瞰临渺空阔，绿净不可唾”。下放学生的清洁卫生的房间摆设，让社员有“愧不如他”的感觉了，再也没人喊王志新“孬子”了，首先是村里的女孩子都亲近的喊着“来凤姐”和“志新哥”了。
       姑娘们悄悄告诉来凤：“我们这儿的男人从来就不刷牙，以后我嫁人首先会向你和志新哥一样，买好牙刷牙膏我才能答应结婚。”
       乡村的姑娘们悄悄地观赏着来凤巧手布置的新房，默默的在心里构思着自己的未来。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为偏僻的乡村送来了一丝居家的文明。
　　　
　　　 然而好景不长，树静风不止。志新和来凤的幸福生活很快被外围的动荡传染了。当看到有人搞病退能返回城市时，鬼使神差般的志新陷入了魔鬼的陷阱。
　　　 志新和来凤也开始商量着怎么整出一点不大不小的慢性病来。于是志新鼓励来凤往耳朵里面灌水，形成严重的中耳炎。来凤叫志新去医院“看病”前喝上一碗生猪血，形成“大便带血”的病态。数次检查，志新的“病情”不够严重。他突出奇想，每次检查前加喝一小瓶送命的红药水，以此达到“病入膏肓”的效果。
　　   急于返城的青年人，用摧残自己的方式急不可耐的“准备返城”了。
　　   山乡的夜，静得怕人，乌云笼罩着月亮，天地间被搅混成伸手不见五指的一团漆黑。
　　   志新喝的红药水，也叫红汞，又名汞溴红，是一种含有重金属汞的有机化合物，对人体有毒，很容易造成汞中毒。具有轻微毒性不能入口的红药水，对十二指肠轻度溃疡的志新来说是真正的送命的“病入膏肓”。
　　   青年人想着绝招的心理被阴霾笼罩，死神狰狞的面目在天堂里对着他们在狞笑。
　　　
         当来凤趴在王志新坟头上泪雨磅礴的时候，一份病退证明已经拿在了来凤的手上。然而返城前夜的这个世界上再也不见王志新的足迹、身影、笑貌了。生命太脆弱了，脆弱的象一片树叶，一阵风起就能无声无息的飘然落地，甚至就在几句话之间，就能生离死别。
         王志新的肝脏受到了夺命的破坏，当他感觉真的病入膏肓的时候，短短两个月，王志新连回上海的时间都没有便离开了这个世界。
         绿水青山，雾笼山西侧的黄土岗脚下，秋风叶，黄尘起，百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这年志新24岁。
         生死从来无轮回，往日的欢乐情景，携手共度艰难困苦的往事，都成了来凤记忆里永远的定格。志新过早的青山白骨的相依，给一起下放的知青们的心灵里带来了一种灰蒙蒙的阴暗、低沉、和讲不出来的愁绪。
         人生难得一知己，尤其是在艰苦的农村劳动生活中结伴的情侣。其情、其义，是无价的珍宝，是一颗心频率共振的左右心房。
         然而生命竟如此短暂。人间的美好是“天子呼来不上船”的留恋，而志新已不顾来凤“牵衣顿足拦道哭”的挽留，连头也不回的毅然的走了。
         事情的发生几乎就在郭琴告诉文亮的一个月里。闻此恶讯，每个知青都低沉落泪了。能怪谁？能怨谁？只能留下多少惋惜、多少遗憾和多少失望。
　　 来凤洒在志新黄土坟上的酒还是那样的浓烈，还是那样的醉人，那样的深情！这世上还有谁能与其同醉？今夜月明人尽望，酒醒何处觅情郎？他去了天堂，天堂高处不胜寒。他去了远方，远方地际天老地荒。“问世间，情是何物？”情成了来凤孤独心灵里沉重的“惟有泪千行”的回忆和负担。
        志新的鲁莽举动带来了巨大的悲痛，也震撼了制造病情的知青。
        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下林小学教员、下乡知识青年家长李庆霖写信给毛主席。他在长达两千多字的信中陈述了下乡知青生活上的困境，揭露了地方上一些干部利用职权为下乡时间不长的子女开后门招工、参军、上大学的不正之风。他在信的结尾写道：“毛主席，我深知你老人家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据说毛泽东读完这封群众来信，“双眼慢慢红起来，泪水潸然而下”。他立即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问题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志新再也无法知道，毛主席的批示传达之后，没下放的“独根独苗”不用下放。已下放的“独根独苗”一律返回父母身边。然而独根独苗的王志新再也无法返回父母的身边了。
　　
                                                                            （49）
            “三山六水一分田，世上农夫种不全”。
　　　 春夏秋冬的轮回，播种收获的循环。锻炼和考验并存，艰苦和快乐同享。年复一年的“地球车间”的修理工作在循环往复。
　　　 劳动挥洒着汗水，大地奉献着成果。田野是知识青年的课堂，农业知识是他们的课本。和贫下中农的结合，交流着感情、语言、智慧、人性。
　　　 接受再教育的物质环境贫穷落后，接受再教育的精神环境贫乏枯燥。
　　　 然而，72年的首次招工，犹如一支强心剂，还是给希望渺茫、精神萎靡的知青们带来了短暂的兴奋。
　　　 上海女知青钱敏首先被推举招工了。
　　　 由于名额有限，一个公社就两名，尽管是在悄悄地进行，但过于敏感的问题还是被泄露了，部分知道情况的知青都在积极的关心和活动。
　　　 围绕着钱敏的招工，一场暗斗逐渐暴露出来了。本地的知青有关系的找关系，有后门的开后门。知青之间相互不服，流言谣言谎言，炮弹横飞。主管和分管相互拆台，县里和乡里招呼不断。
　　　 招工成了权力的较量和金钱的赛跑。招工像一个肉包子，摔在一群狗堆里，大狗、小狗、饱狗、饿狗、公狗、母狗，一场狗与狗的争斗，打的不可开交。
          知青的招工失败比不招工还要受伤害。
　　   互相揭短，互相揭丑，互相揭家庭的历史问题。为了一个招工的名额，暗藏的矛盾转为公开的较量。
　　   钱敏没有走成，也没有得到具体的原因，含糊其辞的理由是：“家庭背景有点复杂。”其招工名额被当地县城下放的一名知情“悄无声息”的顶替了。
　　　钱敏很沮丧，杨委员很紧张。
　　　杨委员很沮丧，杨委员很喜悦。
　　　杨委员答应钱敏的招工名额落选了，因而钱敏很沮丧。同时由于此人不走杨委员很紧张，因为有人揭发钱敏和杨委员存在不清不楚的关系。但是钱敏落选并不能全部怪上老杨，是老冤家高委员的竭力公开的反对。因而杨委员很喜悦，他把高委员反对的意见告诉了钱敏，因而他能抽身脱离“承诺”钱敏的责任了。
　　　
　　　 杨委员和高委员明争暗斗已早有所闻。原先两个人同属一个由高委员主持的文教宣传的部门，杨委员只是高委员的助手。由于上山下乡工作的需要，成立了专门的上山下乡办公室，从此杨委员和高委员分道扬镳，杨委员专门负责知青的五七工作，然而以往两人在工作上的摩擦各自依然耿耿于怀。
　　　 高委员要一个小学代课老师，从知识青年里面挑选。杨委员推荐一名秀气文静的女知青，高委员不接受，通过公社会议，选定了一名体质健康的男教师，把杨委员气的跺脚。高委员指定抽调的人员，杨委员说出好多理由不给调动，高委员气的白眼球翻在外面。高委员需要一名赤脚医生，杨委员推荐了一个漂亮爱干净的小名叫“兔子”的女知青，高委员又很不满意，双方妥协后把赤脚医生给了个大体臃的小季。公社广播站需要一名广播员，竟由于高委员和杨委员的意见不能统一而长期空缺。
　　　 两个乡村干部的矛盾明争暗斗，长期摩擦，各不相让。然而两人平时在大伙面前又表现的亲热无比，亲热过后又互相背转身朝地上吐脓痰。
　　　 当钱敏的招工受到高委员的否决时，老杨早有准备，心理上并不在乎，因为与此同时，杨委员为筹办五七厂而一手操办的一溜瓦房已经建成了，他将可以安排更多的知青，因而他不在乎高委员的反对。
　　　 失败与成功，争斗与妥协，这些对杨委员来说都习以为常了。
　　　
　　　 公社朝南的一排干部休息的宿舍里，叶华穿着平角裤歪靠在老杨的床上，老杨有点紧张，瞪着眼睛说：“你怎么穿这么短的裤子跑到公社来干嘛？”
　　　 “裤子短吗？在你家里的时候你可没希望我穿裤子。”
　　　 一听这话，杨委员瞪出去的眼球立马收了回来：“小姑奶奶，你可不能这么说话！你有什么不快活说出来。”
　　　 “说出来？你不是多次讲一旦有招工让我第一个走吗？怎么给钱敏先招工啦？”
　　　 “钱敏走不掉，但必须先把她报上去，这是工作需要，你懂不懂？”
　　　 “工作需要？是你的需要吧？她不也上过你家的小床吗，你以为我不知道？”
　　　 “不能瞎说！”老杨重新吹起了胡子。
　　　 老杨感觉到这个叶华有绵里藏针的功夫，眼珠子一转，又先笑着安慰叶华说：“别着急，这次名额有限，就两名，县里打了招呼，占了一个名额。剩下一个给了上海知青钱敏，在公社就没有通过，我知道姓高的要出鬼。钱敏退下来让姓高的提名一个本地学生，我没反对，我做了一个大人情，这样下次就好办了，你能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叶华不笨，她敢用青春做赌注，绝对不能说是低智商，她心里有数，杨委员身边不是她一个人，但她也不敢用生命去捍卫她的赌本，这一点老杨比她更狡猾。
　　　 “写个代办条，带三十元补助款回去，和队里的知青搞好关系，别到时候招工征求意见时队里不同意我也就不好办了。”
　　　 杨委员又哄又骗的糊弄着叶华。
　　　 “裤子在门后挂着，拿给我。”
　　　 老杨笑起来了：“还会和我玩这一手？告诉你！以后没事不要来公社找我，我会安排人去找你的。”
　　　 老杨没有想到，叶华会穿着白色的平角裤躺在他宿舍的床上要挟他，他更没有想到叶华在等他回来时躺在他宿舍的床上早已经被老冤家高委员看到过了。
　　　                                                                                 （待续）

憬悟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什么上次出来时钥匙丢了，来看看是否丢你们这儿了？什么老杨叫我去蒋坝经过你们生产队田头邂逅巧遇了。孙猴子想着点子三天两头的找借口去接近叶华。老杨还布置什么知青年底情况通报，知青一年生活、劳动等情况汇总，还把自己的自行车给孙猴子骑用，老杨还从公社武装部任部长那里借来了一支步枪，白天给孙猴子背着，让他耀武扬威的去检查安全，但晚上回来要把枪交给文亮保管。一支没子弹的步枪，使用、保管，制度齐全，手续完整，杨委员暗中推波助浪，做足了文章。
　　 功夫不负有心人。原本就水性杨花的叶华，用不了孙猴子多跑就已经和孙猴子熟悉而火辣了。现在叶华去县城不用自己跑二十多里地的劳累了，全由杨委员提供给孙猴子的“专车”接送了，以前需两个半小时的路程，现在孙猴子只要蹬一个小时自行车就能送到县城了。这对叶华来说，去县城方便而不用劳累了。
　　 雨天，又是一个倒霉的雨天。上午还是一个晴天，下午下雨了。乡野的泥巴路，一下雨就不能骑车。叶华被耽误在县城了。
　　 晚饭在县城的“东方红”饭店就餐的，孙猴子特别大方，为叶华点了炒肚片、炒腰花、回锅肉、红烧鱼，还外加一个三鲜汤。并且要了一瓶葡萄酒和叶华对饮，兴奋微醺的孙猴子自己还外加了二两小“明光”白酒。
　　 已经火热交往的青年男女，心里的距离就差那一层纸没有捅破了。老天爷帮了孙猴子大忙，更帮了杨委员的大忙。
　　 机会总是伴着条件产生的，雨天，家中无人，小孙母亲下乡走亲戚没能回来。
　　 青年人火热的心就需要这样的机会，而且还有酒的涌动。
　　 酒是人间美味，神仙万古传流。酒晕上脸的孙猴子牵着叶华的手说话，叶华也没把手抽回来。
　　 孙猴子说他的心跳的厉害，说：“你摸摸，砰砰跳呢！”他拉着叶华的手放到了自己的胸前。事故老练的叶华没推辞，反而伸出了双臂，死死地抱住了孙猴子。
     酒没醉，叶华伸出的两条玉臂让孙猴子彻底的“醉了”，而且醉得七魂出窍，他一个急猴翻身，紧紧地抱住了叶华。
　　 叶华没有半点反抗，伸出的手臂仍然紧紧地缠着他不放，柔软的身体紧紧地贴着他的胸膛。孙猴子发狂似的亲吻她的脸、她的耳根、她的嘴唇。
　　 叶华感觉到孙猴子的呼吸急促起来了，她自己的胸脯也在急促起伏。叶华伸过双臂抱住孙猴子，抱得紧紧的。孙猴子把叶华按到在床上，腾出一只手，胡乱的摸着叶华的身躯，然后一把扯动叶华的内裤往腿下褪去。
　　 叶华又在重演着自己的放荡，她双手抱住孙猴子的后背，低声呻吟着，任由孙猴子死死地压在身上的疯狂爆发。
　　 是酒？还是激情？真是青春年华的叶华从来没有感受到如此炽热，如此饥渴，如此激荡，如此舒坦。
　　 屋外的雨停了。一阵疯狂爆发过后的孙猴子不知怎么的有点心慌了，望着叶华柔滑的酮体，突然有一种莫名、害怕的感觉了。处在激情里的叶华也慢慢坐起，乜着眼不解的看着孙猴子。孙猴子慌忙抓过被子包裹在叶华浑身赤裸的身上。
　　 叶华娇嫩的用地方语说了一句：“傻样！讨厌！”
　　 俗话说女人对你甜美的说“傻样、讨厌”的时候表明她喜欢你了。
　　 娇嫩的一声“傻样、讨厌”，孙猴子又一次被击倒了，他抵挡不住，他心猿意马地再次放倒了叶华，又饿虎扑羊的把叶华压在了身下。
     “现在，你就是我的老婆！我就是坐牢、讨饭也要你做我的老婆。”孙猴子激动的不顾一切的反复说：“你是我老婆··是我老婆···”
     孙猴子一浪一浪的如同洪水猛兽不可阻挡，叶华封锁禁闭的人性青春的情欲彻底的放开了，叶华幸福得呻吟刺激着金猴子更加疯狂得爆发了起来。
　　
     春天，充满希望的季节。
　　 带着包裹，带着希望，回家探亲的青年学生们又像候鸟一样飞回了他们的田野。
　　 今年没有回家过年的郭琴，是一个人留在乡村的，在荣家庆家过的年。姑娘是想利用春节的休假，和荣家庆的父母在一起相处相处，看看自己的选择是否坚定？是否正确？是否能彻底适应在农村扎根的决定。
　　 追求爱情没有冲淡她的理智，更没有冲淡她对父亲的思念。她忘不了父亲和妹妹送她上山下乡的那一天。
　　 在锣鼓喧天的欢送车站上，妹妹抱着姐姐。在企业当干部的父亲站在一边，送女儿去上山下乡的微笑掩饰不住他的泪眼。郭琴母亲去世的早，父女三人的生活，做父亲的心里知道郭琴为这家的付出，她是难舍这个家的。
　　 郭琴对妹妹说：“我68届一片红，我去农村插队，等你毕业的时候家里就你和爸爸了，你肯定不用再下放了。你要把爸爸照顾好。妈妈走了之后，爸爸很孤独的，为了我下放，他这几天衰老了十年都不止。你要好好读书，多陪陪爸爸。”
　　 父亲忍着泪对郭琴说：“放心的去吧！你能坚强的面对将来，爸爸就放心了。”
　　 将来？将来是什么？郭琴仅仅就这一个“年”没有回家过，自己心碎万段的眼泪流了多少？她只有自己心里最明白。
　　 她知道父亲不同意她在农村恋爱，她更知道自己没有个“家”父亲又是多么的牵挂，她无法告诉父亲她从县城杨委员家冲出来的那个晚夜是怎样提着心走完那二十多里的夜路，她心里明白：公社里有一个用漂亮女知青的尊严交换前程的杨委员，然而她却“得罪”了这个炎手可热的伪君子“色狼”。
　　 年，是游子对亲人最难受的思念，是考验人意志坚定的试金石。
　　 年，又像一道分水岭，给昨天画上句号，给明天点着未来。
　　
　　 上午。猴子孙三喜遵照杨委员的旨意从林场队带着社员荣家庆去公社谈话。一天不见荣家庆回来令郭琴坐立不安，荣家庆的父母更是惶惶不安。
　　 午后三点，坐等不安的郭琴风急火燎的赶来公社了。
　　 公社大院的小房间里，杨委员躺靠在床沿边上，孙猴子站在门口，荣家庆被反绑着双手瘫睡在地上。郭琴一脚跨进门，心立马就碎了。她一把抱着瘫在地上的荣家庆，向杨委员投出了忿怒鄙视的眼光。
　　 杨委员像被电打了一样从床上弹了起来。
　　 郭琴逼视着杨委员，一句话：“放人。你给我放人。”
　　 杨委员怒目圆睁冲着郭琴说：“他破坏的是上山下乡的运动，你不要到时候后悔！”
　　 “我不后悔！破坏上山下乡的不是他，是贪图女色不得手的人，是有意阻扰知青正常恋爱的人！”郭琴斩钉截铁地回答了杨委员，同时还警告了一句：“你管好你自己”。
　　 “你写下来，你用笔把你说的话写下来。”杨胖子气急败坏、脸都变了色的说。
　　 郭琴毫不犹豫的写下了：“我自愿和荣家庆恋爱，我不后悔，我愿意。”
　　 杨委员拿着郭琴写的纸条，脸气的煞白，冲着孙猴子吼道：“放人。放人。告诉你父亲，从此不要来找我。”
　　 日落的阳光，无力的抛下了道道光芒。吓软双腿的社员荣家庆在郭琴的搀扶下消失在落日的余晖里。
     老杨拿着郭琴写下的自愿和荣家庆恋爱，决不后悔的“白纸黑字”的凭据，心里既气恼而又轻松的吹了口气。
     叶华和孙三喜恋爱，直接住在孙猴子家数日不归了。郭琴自愿和社员荣家庆恋爱，写下白纸黑字了。杨委员闹心的事一件一件摆平了。
     五七工厂真在积极的开办之中，真的、假的又安排掉了几个知青。再遇上每年总有一二个招工招生的名额，还能再走上一二个。杨委员在玩着“老的不去，新的不来”的游戏，而且玩得很轻松自在。老杨知道，只要大权在手，只要把五七工作再做出点成绩来，“麻烦事”都会迎刃而解的。
     想着自己高人一筹天衣无缝的手段，杨委员得意的笑了。
　　
　　
　　（52）
     自从美英失望、冷谈的离开敏伟之后，处在消沉边缘的敏伟更是对自己的前程失望了，他说地球是圆的，永远周而复始的“修”地球，是永无止境的。敏伟破罐子破摔，已不再甘心长期寂寞单调的乡村劳动了，经常一个人外出游荡，而且越跑越远，甚至数月不归了。
     俗话说“长期走夜路、早晚会遇鬼”。
　　 一件离奇的案子，敏伟在上海遇见“鬼”了，被牵连了进去。
　　 一家企业的女浴室，两个企业女职工在洗澡，知青小胡也进来洗澡，洗完澡便回家了。然而这两位女职工洗完澡回去以后发现手表丢了，赶紧又回到厂里来向厂部保卫科报案并提供线索说小胡来浴室洗过澡。保卫科将此线索报知淞沪派出所，三天以后，淞沪派出所几经周转，找到了有过“贪便宜”前科的小胡。
　　 小胡在派出所承认洗澡时“顺手牵羊”带走了一块女色手表。派出所追其手表下落，小胡交待说是送给了敏伟。然而小胡并不熟悉敏伟，连敏伟的家在什么地方也不认识，只知道敏伟住在一个有游泳池的地方，所能提供和敏伟认识的唯一证据是曾和敏伟在一起拍过的一张照片。
　　 一张照片、游泳池附近？有这样的线索对派出所来讲找到敏伟足够了。不用半个月的时间，敏伟就坐在派出所的审讯室里了。
　　 敏伟不承认这件“收藏赃物”的事被派出所拘留起来了。
　　 派出所调查敏伟周边的情况，找到了熟悉敏伟的老同学文亮。
　　 看着派出所展示的照片。照片上敏伟笑眯眯的两手抱膝，坐在公园的靠椅上，身体的左边站立着年轻漂亮的小胡，小胡阳光灿烂的紧挨着敏伟，一只手还亲切的搁在敏伟的右肩。照片上的两个年青人就像是一对恋人留影。文亮感到非常奇怪，和敏伟从同学到下放插队，六年里形影没有分离过，却从没有见过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女朋友小胡。
　　 敏伟在照片的“铁证”下交待和小胡是在安徽农村回上海的火车上“搓拉赛”搭识的，也承认彼此并不十分了解对方，只是逢场作戏的胡乱玩玩而已。然而敏伟抱着小聪明，戏谑的承认有手表一块，他已经在56次火车去安徽的路上卖掉了。56次火车从上海始发，到新疆的乌鲁木齐终点站。遥遥数千公里的路程，谁买下了这块手表？买下手表的人在什么地方下车了？敏伟云里雾里的“交待”把这手表绕失踪了，办案的警察是追不回来了。
　　 敏伟被判以窝藏、销赃罪劳教三年，被送到安徽北湖劳教农场吃“大锅饭”去了。

     老杨安排文亮和四个从扬中县聘请来的人员为五七加工厂跑起了采购销售的业务。
     从苏北到东北，从上海到西安，四个销售人员，南征北战、东跑西颠。一个小厂的生产销售就这样热热闹闹的运转起来了。
　　 然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五七小厂，用最简陋的设备，最原始的生产方法，对土窑里像烧砖一样烧制出来的油石进行切割加工，打磨定型，其产品的精度和质量是根本得不到保证的。经过改制的油石，一般小企业的需用量少之又少。而对精度和质量要求高、使用量大的企业又有专门国家定点的供货渠道，根本无需购买五七小厂的产品。
　　 厂里的五个销售人员费尽手段和心机的维持着生产。
　　 油石的原材料主要来之南京、扬中、来安、盱眙、宝应等地烧制的产品。
　　 去盱眙县城采购，没有交通，采购人员都是一早从关帝乡出发，穿过一个叫新集的小镇步行出发的，新集就是雾笼山脚下的一个小集镇。
　　 一条单车道的土公路穿过小镇，二十来户人家排列公路两边，没有交通车辆。
　　 沿路两边清一色的土坯房里只有坐落在三岔口的乡供销社算是“高门大户”了，也不过是土坯的墙、茅草的顶，只是略显高大而已。
　　
     盱眙城里新办了一个窑厂，关帝五七磨具厂的一种黑碳化硅要到这儿来采购。
     三岔路口的新集小镇，向南、翻过雾笼山，通往县城的东门。向东，沿着雾笼山势走向的一条羊肠小道，通往来安县的西门。
     二十来户人家小镇，没有交通。只有步行到三十来里地外的来安县城后才能坐上开往盱眙的班车。
      三十多里地的乡野土路，还真有一点“西风、古道”般荒凉的感觉。这一带受过连续多年的自然灾害的清洗，光秃秃的山岭上几十里范围内都找不到一棵大树，漫山遍野都是稀稀拉拉的茅草。沿山脚的坡地上，种着东一块、西一块的旱粮植物，一垄一垄的山芋和一片一片的绿豆、花生。只有在山坡下面有着一块连一块碧绿的呈梯形的水稻田。
     去往这么远的盱眙县采购，厂里安排大袁和文亮同行。
　　 大袁是在敏伟被判刑后到来的。事先杨委员曾答应敏伟的父亲将敏伟调入到公社的五七厂搞销售的，敏伟被判刑三年，这个计划彻底落空了。然而杨委员很快又安排了一名和母亲一起下放的女青年大袁和文亮在一起采购。

     在没有行人的乡野小道上，与文亮同行的姑娘干脆就一路走，一路唱起了地方戏。田野广旷，优美的声音覆盖着远水近山，躲在茅草里的野兔和野雉，反倒受了惊吓而到处乱窜。一路行，一路唱，沿途竟没有遇到过一个路人。
     文亮清楚的记得初到农村时，不熟悉环境，一次从黄泥乡心急火燎的往关帝乡赶路，走了茫茫的十五、六里地，不知走的是对还是错？也不知脚下是黄泥乡的地界还是关帝乡的地界？路途中好不容易见到一个乡村的姑娘，迷糊中犹如黑暗里看到了一线光亮，赶紧想问一下脚下的地名，以便知道有没有走错。在农村有这么一句俗话叫：一指五里。意思就是抬手一指就是五里远，因而指错一个地方少说就要多绕五里地的冤枉路。
     谁知不问还好，一问还问出了一肚子窝囊气。姑娘人家是用衣袖遮着脸，羞羞答答的一言不发，和文亮侧着身体擦肩而过的，连脸面都没看着。
     贫穷落后总是和愚昧无知在一起。乡村姑娘怕羞，不与野外路途上遇到的“野”男人说话，文亮毫无办法，好不容易看到的“一线希望”就这样丢失了。
     
     公社杨委员为了给“知青”寻找出路，千辛万苦得开办了“知青五七”工厂。从厂领导的配备到员工的选择，全部都由下放干部、下放人员、下放学生组成，并且首先照顾一部分体质差的女知识青年在厂里上班。
     厂长老陈是从国营农场下放的干部。在职时的农场场长，“文革”中受到了批斗，作为重新改造的干部下放到了关帝。大袁和小袁也是随在黄梅戏剧团的母亲一起全家下放的两姐妹。其余的十多名县城和上海下放的知青也是从各个生产队抽调而来。
     大袁和小袁深受家庭浓厚的艺术熏陶，两姐妹不但处人和睦，而且相当有戏曲功底，常背着母亲低声轻唱，因为母亲受演黄梅戏的牵连受过批判，所以不再让她们唱黄梅戏。然而两姐妹从小就非常扎实的音圆腔正的基本功，常让一起上班的青年人听得目瞪口呆，羡慕不已。
     小袁在车间切割油石，大袁和文亮做材料供应。
     由于交通闭塞，去一次盱眙，首先要步行三十多里地先到来安县城。大袁和文亮是以东北方向的八公山为坐标，不管是绕山梁、绕山凹，还是绕池塘、绕田原，只要面向东北的方向不变，没有路也能走出“路”来。来安县城就在那座八公山的东南面。
     在农村走个十里、八里的路是不稀罕的，然而都是以高山、月亮、太阳做方位而不至于迷失方向。
     文亮边走边问大袁：“我们都是一个人下放农村去插队落户的。你家怎么会全家都被下放呢？”
     大袁忧伤了，简单的诉说起家庭的不幸：“母亲是黄梅戏剧团的演员。以前演得戏，像国粹京剧、表演帝王将相的戏比较多，如《霸王别姬》《长坂坡》《空城计》。你们上海越剧多，越剧表演公子小姐、才子佳人的戏多，如《西厢记》《打金枝》《追鱼》等戏，我们安徽主要是黄梅戏，黄梅戏里有鬼怪神仙，如《牛郎织女》《天仙配》，《天仙配》里面有七仙女、有老槐树、有土地公公，还有天兵天将的神仙。‘文革’期间这些戏剧都属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神仙鬼怪主持舞台的，所以都受到冲击批判了。我母亲黄梅戏剧团里的一些主要演员，基本上都送到农村去了，所以我们全家也和母亲一起被下放农村了。”
     文亮并没有细问她母亲是一个什么样得“主要演员”，只是一句问话触动了大袁的心痛而滔滔不绝的解释起来了。
     边走边聊，大袁不无悲情的说：“山上没人，我唱两句心里感觉快活。现在我妈妈不让我们唱黄梅戏了，甚至连说话都不让提及黄梅戏，她对黄梅戏伤心透了。其实我和我妹妹从小学说话开始就跟我妈学唱黄梅戏了，现在不行了，妈妈平时最多让我们吊一下嗓门，一句唱词也不准唱了。”
     大袁不无悲伤的继续说：“全家下放，我所以来的比我妹妹迟了两个月，主要是处理我在合肥恋爱的事，晚走了一步。我那对象‘吹灯’了，他家是‘革命派’，我家现在是‘被革命派’了。否则我们都快结婚了。我都26岁了，城里招工的年龄都限制不准超过25岁的，我这一辈子在农村死定了。”
     叹气悲观的大袁问文亮：“你将来会在农村安家吗？”
     “我想不会。在农村提到谈恋爱我都感觉有点害怕，有点不甘心，不敢谈。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哪对知青兴高采烈的步入‘洞房花烛夜’呢！”
     “现在你都进五七厂了，工资也是最高的，你也不谈吗？”
     “这能叫厂吗？没机器没设备的，仅仅比种田轻松一点，没有任何保障的呀。”文亮接着说：“工资高，你知道老杨请来的师傅们拿多少工资吗？张恺武一个人就是九十元工资，另外每月还有固定的出差补助，他的工资几乎是公社程书记的两倍。”
     大袁惊讶了，“我才三十元，他拿我四倍？”
     文亮继续说：“关键不在工资。老张跑外勤，订货合同没有全拿回来，他一脚踩两条船，他在其它地方还有一份工资，老杨迟早要吃这个人亏的。”
     说到老杨，大袁说：“我母亲讲老杨不好，好色，不是好人。”
     两个年青人的对话陷入了不便议论的话题上去停顿了。
     大袁换了话说：“我妹妹说车间里有一个女孩一直在给你写信？”
     文亮不隐瞒：“是有这个女孩，叫蓓蓓。写信给我的事是杨委员说出去的，他偷了女孩写给我的信，这事我不想解释。”
     一阵短暂的沉默，两人低着头赶路。还是文亮找话说：“你唱段黄梅戏吧，我跟着学。”
     不愧是戏曲艺术家的后代，出手不凡，一声拖长的腔音，直穿云霄。
     行走在荒山野岭上，大袁一路行，一路唱。首次近距离贴耳听到这音正腔圆、委婉动听的黄梅戏，深深的打动了文亮。
     在“文革”时期，清一色的戏曲舞台上，就是八个“革命样板戏”以及毛主席语录歌和可数的几首革命歌曲，其它什么也听不到，那时候的八个样板戏，人们除了不会跳芭蕾舞，几乎都会唱上一段、二段的京剧，没有其它什么民间和通俗的音乐可以欣赏娱乐。
     当第一次在无人的山梁上边行边听大袁放开亮宽的嗓门演唱的黄梅戏，犹如天籁之音，让人耳目一新。文亮简直都听“傻眼”了，一种新鲜的感觉，一种沉浸在高品位的戏曲享受之中的感觉，不由得口随心动，自然的跟着她一路学习，一路哼哼。
     “这戒指本是我娘家物，多少年它随我受尽风霜里，戴着它将冬儿他爹埋葬，戴着它我织布纺纱供儿上学堂。多少颗眼泪流在这戒指上，多少个苦难的岁月把戒指磨光···”。
     这是黄梅戏《野火春风斗古城》里面，杨晓冬的母亲临刑前手拿戒指对银环的那一段瞩托的唱词。
     在这荒野无人的乡村，长期压抑的大袁一展歌喉，委婉、奔放、动听的戏曲，深深的印在了文亮的脑海里，那“物、风、葬、堂、颗、光”黄梅戏独有的咬音的字腔，字正腔圆，华丽圆润。
     欣赏羡慕之余，青年人并不完全理解这么好听的戏曲应该在舞台上表演，为什么黄梅戏会受到批判？而偏要在无人的山坡上才能放声倾诉呢？
     天赐良机，和“艺术家”走在了一起，文亮干脆一路行一路跟着学。
     三小时的路程，行路流韵，在新鲜、享受中轻松的走完了坎坷的山路。
     可惜了那个路线斗争群众化的年代，更可惜了那个年代的青年，极左的年代，亵渎了文化，亵渎了艺术，亵渎了艺术家的生命。

     洪泽湖畔的盱眙古城，有一种最原始的磊墙方式，就是将河床里圆滚各异的大大小小、圆溜滚滑的鹅卵石，井井有条、错落有致得码堆镶嵌起来。在粗陋凌乱的圆滚中，又透着一种漫不经心的雅致和有条不紊的散淡。因而在民间流传着“石头垒墙墙不倒，半夜翻墙狗不咬”的怪异。
     躺在旅社的床位上，文亮想到了被老杨偷去的信和那个清纯的女孩。
     夏天的夜，月光洒在田野里、水塘里、山坡上，银白色光亮一片。东面的乱坟岗边上紧挨着一个大水塘，清澈、宁静，平时很少有农户到这水塘边来，连放牛的孩子也不在这儿停留。
     环境的安静和水面的清澈，是夏夜纳凉消暑的好去处。
     自从进了五七小厂，“八小时以外我自由”。文亮暂时告别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劳动了，这对在农村的文亮来讲已经是非常奢侈的生活了。
     每天工作结束，食堂开饭了，吃完晚饭嘴一抹，什么事也没有了。休闲之余，文亮、大华、孙猴子，三人总喜欢到乱坟岗边上清澈、宁静的大水塘去游泳。女知青蓓蓓每天也在这时候端着脸盆来到塘边。
     凫水在池塘里的三个小伙，也会在月色下凝视洗衣的姑娘。因为那是没多少人敢去的偏洼之地。
     姑娘都爱水，水是姑娘们的性情，她们用清纯、细润、柔媚、深情、来缠绵着对水的感情，把她们出生以后“娣”“华”“蓓”的名字都浸润在柔情似水中。
     一个无形的导演在安排着胆小姑娘有意来池塘洗衣服的“巧遇”。
     文亮从水里出来，换在岸边的衣服都已经被姑娘“顺便”清洗干净了。望着姑娘离去的背影，被“情”撞击的心不能平静。这是不敢相爱的地方。晨出暮归，一身汗水一身泥土里，土屋、老牛、爱情，三条扭曲的线始终没编结成一根牢固的绳束。
     “巧遇”的姑娘一口气给文亮写了七封信，字里词间无不透露出少女的心襟。
     乡村田野里，始终有一种粘糊糊湿漉漉裹携着牛粪味的空气在飘洒，文亮被这气味窒息了萌芽初发的爱。
     “土佬冒”杨委员不知怎么得知了消息，在安排大华找文亮出去“有点事”的时间里，杨胖子溜进文亮的寝室，偷走了文亮收藏姑娘匆匆放下的七封素笺。
     溜回宿舍的老杨淫邪的念着信上的字句，以此拍去他尘封掉渣的土灰来荡漾单调无聊的精神世界。
     偷看了信的杨委员真是“不留隔夜粮”。
     老杨当天晚上便恶劣的站在蓓蓓面前背诵着姑娘信上的词语。
     昏暗的灯光下，姑娘被羞辱得满脸通红，杨委员恶劣的趁机托起姑娘低垂的头，猥亵的摸着不敢抬头姑娘的脸。
     当信疑参半的蓓蓓责怪文亮不道德、把信“交给了”老杨的时候，文良才发现自己的信已经被人偷走了。文亮对不起姑娘，他无法追回流传出去的信件“内容”。文亮愧疚的心里永远背上了自我的谴责。文亮懊悔之余感觉到孙猴子奸笑的两只猴眼。
     水塘里倒映着阴冷兮兮的月亮，堤埂上走着姑娘渐行渐远的窈窕身影。一阵风起，吹皱了水波，水里的月亮被抖落的支离破碎，仰或就是拉长了的一张圆脸。
     蓓蓓是个好姑娘，在农村不想恋爱的文亮，不至于出卖姑娘写来的信呀。被老杨戏弄了的文亮，心里也抖落着一个支离破碎的月亮。
     结合以往知青里关于杨委员好色的传言，亲耳听蓓蓓诉说杨委员趁机“动手动脚”的下流无耻，文亮感觉老杨是知青们面对的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
     古城的夜，寂静无声。躺在床上的文亮，思绪翻腾，难以入眠···
                                                                                              （待续）

方子

久违老师，原来在酝酿大作啊！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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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听圃

来看新作。关注连载。

憬悟

方子 发表于 2014-4-11 15:52
久违老师，原来在酝酿大作啊！
期待！

你好方子老师！久违了！现代人已经不喜欢那个时代的故事了。我虽然写了很长时间，但要修改的地方还很多，留待以后有时间再慢慢描述吧，这是二稿，匆忙之作，还望老师多加指点！

憬悟

李听圃 发表于 2014-4-11 23:25
来看新作。关注连载。

谢谢老李！我在网上给你留言了！

憬悟

           生产队并没有准备好接待下放知青的工作，他们闻所未闻，一心垄耕的农民，连报纸也没见过一张，什么读过书的“知识分子”要来农村接受“泥腿子”庄稼人的再教育？他们没能理解这是怎么会事？只是在三天前公社召开的三级领导干部的今冬明春生产布置的会议上，由程书记顺便传达了“有城里下放的知识青年要到滁县地区来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么一件事。滁县地区当时包括有凤阳县、来安县、定远县、全椒县、明光县、天长县、滁县，具体会先去哪个县没作交待，因而当时也没作具体的安排和布置。
　　　 生产队理所当然的没做准备。生产队没有空闲的住房，行李就只好卸在生产队堆放粮种的仓库里。
　　　 仓库里堆满着稻种、豆种。墙上挂的是农耕用的耙、犁、以及筐和麻绳等杂物。就在堆满种子的仓库里，用四根树桩支腿，用麻绳编结着细小竹杆围起来，这就是床。非常简易的床，是在大喇叭广播紧急通知的时候，老队长去公社接知青的同时安排人员现砍竹子现编结起来的床。床和床之间放着一张大桌子，在仓库大门口也留下了一块比桌子大点的空地，床的边沿留下一条两尺来宽的过道，过道的右边堆着粮种，左边拴着两头毛驴。
　　　 拴着两头毛驴的仓库南墙角的墙面上掏了一个二十公分的小洞，驴铺就在敞开的洞眼下面。看到生人的来临，老驴刨着蹄子发出了强烈刺耳的嘶叫声，抗议生人对它领地的侵犯。驴铺里呛鼻子的臊味令人窒息的不能喘气。
　　　 第一次离家的孩子，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牲畜，并且要和它相邻为伴同居一室，原本充满昂扬斗志的革命精神，顿时转化成悲凉、凄楚、惊恐、心酸，强忍着饱含泪水的双眼，默默无言。然而他们想着自己是革命青年，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革命青年，他们必须用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来鼓励自己。
　　　 黄豆大的煤油灯，从小洞透进来的寒风给火珠带来了躲躲闪闪的光亮，四面墙上投射着闪动的奇形怪状的黑影，陌生阴冷。
　　　
　　　 放下行李，随秦队长去了他家。
　　　 晚饭是秦队长自家做的安排。上级布置的接待知识青年的工作，到老队长这一级就算落实到位了。老队长别无它置，朴实真诚，把家里最好的饭菜拿出来招待仁明和文亮。青年人初来乍到，并不了解农村粮食的紧张。再加上颠簸了一天一夜，饥鹰饿虎，狼吞虎噎，时间饿长了的年青人还特别能吃。全然没想到这是非常贫穷的生产队，上级也没有为老队长接待知青而补助他一分钱。
　　　 心里惦记着仓库里新安的“家”，放下碗筷，文亮和仁明赶紧回到了仓库。
　　　 放开行李中的被子，仁明自语着“倒霉！倒霉！”原来他被子里裹着的水瓶胆早已在托运的路上被颠碎了，他沮丧的抖落完被子里的碎玻璃渣子。
　　　 文亮一边拆包整理着被子，一边叽咕说：“不是说房子盖好了吗？怎么还和老驴睡在一起？”
　　　 两个青年人无奈的接受着眼前的事实，心里十分沮丧，裹着满身旅途中的尘土和浑身的疲惫，和衣倒在稻草铺就的“床”上。
　　　 柔弱的、散发淡淡竹香味的小竹杆床顿时压成了一个圆弧形的窝底。
　　　 借着四周的一片漆黑，游移在儒弱与勇敢，柔弱与刚毅、悲愤而不敢倾诉的边缘，六尺男儿倾情的泪水满脸流淌，豪情满怀的上山下乡的革命热情在简陋而又艰苦的环境面前变得苍白无力了。
           没离开过父母，不知道家庭的温暖。没走上过社会，不知道人间的艰辛。没历经过自然，不知道风雨的飘摇。
　　　 躺在被子里，两人怎么也合不上眼睛。
　　　 仁明问：“你睡了没有？”
　　　 文亮：“没有，好像一时睡不着。”
　　　 文亮反说了一句：“在上海报名时，不是有人宣传说房子都为我们盖好了吗？怎么睡在老驴边上？而且它还是上风，从小洞口吹进来的臊臭气熏得我连气都快透不出来了。”
　　　 仁明接话说：“上当了。什么房子盖好了，床做好了，就等我们去插队了，妈的，骗了我们，让我们在仓库和老驴睡在一起，老驴还睡在里面，我们反而睡在外面，我们的床边上还是它的走道，天天还得从我们床边上走过，老驴占的位置都比我们强。你闻这味道多难闻？浑身都熏臭了，这要是让父母知道她们有多伤心哪？”
　　　 “哪能告诉父母呢？已经来了，再告诉他们我们和老驴睡在一个仓库，他们的心里有多难过呐？”文亮接着说：“一直讲我们是最幸福的，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书都没读完，还跑到农村来和老驴睡在一起，真够倒霉的，这环境恐怕比当年革命青年去的延安还差。”
　　　 仁明仰天叹了一口气：“早呢？还不知道后面的日子怎么过呢？你没看到在农村老驴都比我们重要？生产队连位置都没舍得给我们换一下，驴睡有窗口的里间，我们睡靠门口的外间。”
　　　 “是的。下放就下放呗，去农村就去农村呗，出来革命就准备吃苦的，但偏偏搞两头毛驴和我们关在一起就有点不应该了，拴两头驴在床边，真把人搞窝囊死了，臭的都憋气，太难受了。”
　　　 文亮越想越窝囊，仁明越说越来气。
　　　 窝囊、气愤，而又不敢声张。两个年青人躺在仓库老驴铺的边上，浮想连篇，臊臭的气味怎么也无法睡着。他们探讨着“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运动，要自己接受的是什么样的再教育？要割掉自身身上什么样的资产阶级“尾巴”？修正主义与我们真有着什么样的关联？他们即将迎娶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无产阶级的人生？
　　　 年青人，真得是茫然一片。
　　　 弥弥昏昏的梦游，耳边突然一声“啊呜、啊呜”的驴鸣，划破夜的长空。
　　　 灌耳的驴鸣，惊出了他们一身的冷虚汗。看着墙角那两头畜生的黑影，一个比一个拉长了脖子拼命的嘶鸣，不知何意，只吓的他们两人不知所措，躲在被子里一动也不敢动，紧接着就听见一阵“咕嘟、咕嘟”的尿声，一滩大尿，满仓库顿时弥漫着越加浓重的臊味，扑鼻而来，窒息得连气也喘不过来。
　　　 骚臭、寒冷、漆黑，令他们俩人不知如何是好？
　　    农村革命的第一个夜晚，尽是这样的漫长、难熬。

　　　 昏昏嚎嚎还在睡眠之中，感觉有人进来了。原来是秦队长。两扇不用敲门的破门板如同虚设，不用敲门，从破门缝洞里伸手进来就能打开。惊醒之时，秦队长已经走进仓库里面来了。
　　　 秦队长早早的进来是来牵两头毛驴把它们拴到户外去换换新鲜空气的。
　　　 农村的第一个早晨来得特别的早，天刚有点泛鱼肚的白色，启明星还在眨巴着眼睛，乡野的公鸡就急不可耐的开始呼唤日出了。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村古老原始的生活习惯，祖祖辈辈相传的勤劳，然而下放青年怎么也不会想到，到农村给他们的第一个考验竟是“闻鸡起舞”，是从“起大早”开始的生活考验。
            仁明是家中长子，有一个弟弟，比他小有头十岁。在弟弟没来这个家庭的时候，仁明是父母掌上养育了十年的一颗“明珠”。文亮更是宝贝，在老传统思想的爷爷身边长大，一个小男孩孙子是家族“香火”传承的希望，是爷爷当“龙蛋”呵护的希望。这两个青年孩子，从小在祖辈身边从没有做过家务事，更没有起过这样的大早。在城市里，尽管“文化大革命”还在如火如荼的深入发展，但城里的“不夜天”还是青年孩子们的浪漫时光。上半夜基本上是不睡觉的疯玩，早晨不起床赖被窝睡“回笼觉”，早已养成了一种随心所欲的、任由太阳晒到屁股才懒懒起床的生活习惯，从来还没有想到比太阳起的早，而且还顶着天上的星星去迎接第一缕阳光的。
            田野还在朦胧的色 之中，冬天的空气在寒颤中凝结着清醒，寒冷的空气里隐隐中还飘来了烧柴草的香味。
            都市里长大的孩子，从来没有起过这么一大早。初次来到农村，又是当着生人的面前，只好强打起精神，抖抖瑟瑟、懒懒散散、勉勉强强的爬出了被子。下了床，鞋子还没穿好，生产队开始出工的哨子已经火急火燎的在催促人们下地干活了。
　　　
　　　 两个青年人来到秦队长的家里，洗脸、刷牙。
            刷牙的时候，秦队长的儿子小黑仔，好奇的用眼睛看着他们在刷牙，他们也感到奇怪的看着他，头10岁的孩子在生人面前露出了一点羞涩，不好意思的背转了头。
           小黑仔感到城里来的人有点奇怪，怎么一早起来就抹了一嘴的白沫，还用一支“小棍”在嘴里瞎捣鼓。
           仁明和文亮也有点惊奇，不约而同的问他：“你在看什么？”小黑仔羞涩地反问他俩：“你们用小棍在嘴里捣来捣去的是干嘛？”“我们在刷牙呀。”小黑仔笑起来了，原来生产队里早晨没有人刷牙。
           寒风刺骨。没有热水的早上，小黑仔在一边看的奇怪，他们两个却冷水漱口，冰冻的满口牙疼。
　　　 在灶台的里角，紧贴着烟囱的地方，焐着一只小瓦罐，里面是烧灶时利用灶火的余热来加温的热水，像半个水瓶胆大小的瓦罐，焐热的水只够一个人洗脸用。仁明和文亮只好两个人凑合着舀在一个脸盆里洗完了脸。
　　　 早饭就是在头天晚上剩在大铁锅里的锅巴，加点碱、加点水煮成的稀饭，有一锅碱和焦糊的气味。两个从城里来的青年人，自从出娘胎就没吃过这样的“碱味粥”，很不习惯。秦队长谦和的说：“农村早上就喝稀饭，你们不一定习惯？”两个年青人一边邹着眉头喝稀饭，一边口是心非的说：“好吃，有焦锅巴香味。”
　　　 在秦队长家吃完早饭，秦队长热情的关照他们：“你们先到外面走走，熟悉熟悉周围的环境。农村没有城里干净，你们住几天看看，恐怕你们不会习惯，会回去的。”
　　　 秦队长还是认为青年人来农村是“看看，很快就会回去的。”
　　　
　　　 走出秦队长的家，两个青年人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先忙着去找厕所。用城里人的眼光去寻找公共厕所。
　　　 仁明和文亮，绕着房前屋后，池塘小路，翻过竹园、丘陵、田埂，遍地找厕所。他们竟然找出了方圆二里多地，搜寻了四平方里范围的土地，最后还是走到公社建在高坡地上的一个水利抽灌站附近，找到了一个砖砌的、勉强能对付应用的厕所，再要往下寻找他们自己恐怕也快憋得受不了了。
　　　 当天，在农田里干活的社员们的最大新闻和乐趣就是笑谈上海“孬子”找厕所。
　　　 其实社员家家房屋后面都有厕所。很简单，在地上挖个坑，堆上两尺高的土围挡一挡，一个人蹲在里面还有半个身子露在外面的厕所。条件讲究一点的社员家就用树枝条围一圈，再加盖个树枝顶就相当“豪华”了。平时在田野里干活，漫山遍野都是“厕所”。
　　　 这种无遮无栏的“方便”实在令两个城里来的青年人难以方便。
　　　 田埂小路，梯田层层。远处阳光下的雾笼山覆盖着冬枯的荒草，近前梯田里的水结着薄冰泛出层层银光，周围三三两两的农舍散落在四周，广阔田野，极目舒畅，只是田野的寒风吹的浑身冰凉。
　　　 两个年青人戴着东北的护耳棉帽，裹着列宁装的翻领大棉袄，围着村庄、农田绕了一个上午，引的村庄里大狗小狗的跟在屁股后面吠声不绝。
　　　 中午时分，他们又回到了秦队长的家。借着阳光的照亮，屋里的陈设展现一清。                                                                                                                                                                                         （待续）

憬悟

憬悟 发表于 2014-4-12 18:09
生产队并没有准备好接待下放知青的工作，他们闻所未闻，一心垄耕的农民，连报纸也没见过一张， ...

　　　这是一个坐落在背靠小竹林、门前有个月牙塘的三口之家。屋里的陈设非常简陋，除了吃饭的桌子和四条长板凳以及一副水桶是木制的，其余的都是“黄土世界”，土坯垒砌的床、土坯垒砌的供台、土坯垒砌的鸡窝、土坯垒砌的灶台。
　　　 秦队长出工还没有回来。他老伴在家为两个青年准备午饭。
　　　 仁明到仓库里去把带来的肥皂和火柴取来送给了秦妈妈，穿着一身黑袄裤的秦妈妈非常高兴，激动的手都有些颤抖。文亮和仁明又感到一种奇怪。秦妈妈则告诉他们说：“肥皂和火柴在我们乡下买不到呀！是很紧张的，好长时间都看不到的吔。”
　　　 原来，这儿的家家户户社员都是在锅灶炉堂里面扒火种，社员称谓“长明火”。就是用捻子纸插在灶堂的余灰里，借着星星点点的草灰余火传染上捻子纸，然后把粘着火星的捻子纸窝在手心里，用嘴一吹就能起火的那种原始的“刀耕火种”。
　　　 看秦妈妈喜欢，文亮和仁明也挺开心。
　　　 然而文亮奇怪的轻声对着仁明说：“怎么会连火柴也买不到？我们又不会扒火种，以后烧饭点灯怎么办？”仁明低声说：“只好写信回家，叫家里多买点火柴、肥皂收起来，下次探亲回来的时候多带点回来。”
          那年月，其实知青们并不知道国家的经济状况到了什么程度？年龄小，还轮不到他们去关心。在城市里，只看见父母们是数着各类票证过日子的，吃饭要粮票，吃肉要肉票，吃豆腐要豆制品票，穿衣要布票，买日用品什么都要票证，连下放时买的一件棉大衣也是政府额外奖励的上山下乡的票证购买的。他们只以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就是按照人头发放生活必需品，根本还不知道农村的生活艰难到连火柴、肥皂都难以买到。
　　    中午开饭的时候，大黑狗摇着尾巴从屋里窜了出去，原来是秦队长放工回来了。大黑狗前跳后窜的绕迎着秦队长走进了家门。

　　　 秦队长扛着一把大锹转悠了一个上午，借着中午回来吃饭的时间，仁明和文亮向老队长请教说：“老驴夜里老是叫的不息，是怎么回事？我们夜里给那两头畜生吓的不轻，觉也没睡好。”
　　　 刚步入四十岁、满脸刻着皱纹的秦队长像个小老头，被风吹黑的脸上有两个酒窝，绽放的笑脸显得很温和。
　　　 他笑嘻嘻的说话，告诉仁明：“那是老驴夜里饿了叫唤。夜里给它们添点草料就行了。平时都是我夜里起来上的草料，昨天看你们睡在里面，我怕打扰你俩睡觉，就没有去喂料。”
　　　 仁明恍然大悟，“马无夜草不肥”，这驴马不是一样吗？怎么这么简单的事情自己怎么就没有想到呢？他争着向秦队长表现自己，信心满怀的说：“这么点小事，你不用半夜三更的爬起来了，夜里我们给它添点草料就行了”。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本着这伟大的指示，惟恐表现的不进步，影响将来革命的前途。两个年青人主动的向老队长承担了半夜起来给老驴添加饲料的光荣任务。
　　　 仓库里散发着浓烈的驴臊味，点着鬼火般亮的煤油灯，仁明和文亮相对着坐在桌子两边。在煤油灯摇晃抖闪的投影下，身后墙面上的人影子特别巨大的在晃动，就这一颗黄豆大的“鬼”火，放在桌面上，把他们的两个脑袋投影到墙面却比桌面还大。
　　　 两眼移开桌面的灯光，四周便是一片漆黑。
　　　 接下了夜里给老驴添加饲料的光荣任务，仁明和文亮赶紧带上手电筒，推开库门，到外面去准备草料。
　　　 冬天的夜空下，干燥的狂风，卷着沙子粒儿、碎草杆子，呼呼的在门口打着旋的嘘叫，而村庄里寂静无声，除了狗偶然的吠叫声，没有半点人气。
　　　 四野一片漆黑，仁明打着手电，眼睛受光柱照射的局限，心里害怕，总感觉光柱以外有无数的人影在晃动。陌生的田野，带哨子的寒风，虚张声势的制造着恐怖。在紧张和恐惧中仁明和文亮两人就在仓库大门外的地下，四个手指胡乱的在地上扒摞了一小堆杂乱的稻草，然后迅速的一人抱了一小捆稻草，就慌忙的溜进了仓库。
　　　 进了仓库，立马就把稻草在驴厩里给它铺放好。
　　　 两头老驴鼻腔里喷着“不满意”的腔音，刨了两下蹄子，瞪着两只大驴眼，奇怪的望着面前的两个青年。
　　　“黔驴技穷，除了夜里叫唤吓我们一跳，量你也没有多少其他的本事，今夜给你把草料添加好了，不会再吵了吧？”两个青年人笑侃着自我陶醉的话语。
　　　 关上大门，再把大桌子抬到门边顶上，阻挡刚才手电光柱外的“人影”。那两副破门板实在叫人害怕，不但风吹的吱吱作响，而且还里外都能看的见。穿过门缝，外面看里面，里面点着煤油灯是亮的。从里面看外面，经常吓他们一跳。破门板的缝隙里，两只绿光闪闪的眼睛，经常把他们吓的不轻。其实那是秦队长家的大黑狗，两个青年人在秦队长家吃饭，大黑狗把他们当作秦队长家的亲人，经常悄无声息的在门外溜达，时不时的隔着门缝看着里面的年青人。
　　　 给老驴添上草料，心里踏实多了，拍拍手上的干灰，文亮对仁明说：“从准备下乡，离开父母开始，就一直都没有睡过好觉了，现在不管条件好坏，已经落实到位了，今晚上应该可以好好的放心睡一觉了。驴有草料了，破门也顶上了。”
          躺在床上，两人回味着下放前上山下乡办公室“领导”做的宣传：“房子给你们准备好了，你们到地方就能进家，端起碗就能吃饭，放下被子就能睡觉。”现在他们俩睡在这驴铺里，差点没把那些“领导”的祖宗从坟里给骂出来。
          文亮还是重复着昨晚的话：“和老驴睡在一起，父母知道了心里要难过死了。”
          仁明也无奈的说：“有点上当的味道。那时下放报名的时候，蛮好到兵团去的。虽然是到北国边疆，远了一点，但集体户的生活，不至于会睡在老驴傍边吧？”
          “哎！有点骗人的感觉！反而伤害了我们的热情。”
          “不但不能告诉父母，现在我们还自己主动要求干上‘弼马温’了呢，以后天天晚夜都要给这两头驴大爷准备草料了。”
          “哈哈，当年孙悟空出山是‘弼马温’，我们两个‘出山’，充其量算是‘弼驴温’了，还不如孙猴子呢！”
          仁明忧愁的说起中午答应秦队长夜里喂老驴的事：“这一喂，不知道喂到那天为止呢？天天夜里去搞草料要命了，不但和老驴睡在一起，还要天天夜里起来喂它们，哎呀，答应的太快了，愁死我了。”
          文亮也只好附和着说：“是啊！已经答应了怎么办呢？只好先做，做到春节我们回上海过年，让老队长重新安排人喂驴，明年回来再说呗。”
          委屈的心理和无奈的表现，给他俩带来了阵阵矛盾与后悔。
　　　 农村的冬夜，出奇的安静，只有风儿穿过门缝带进来的哨子声，阴沉可怖。
　　　 梦中还在甜蜜的和亲人团聚，突然一声震耳的驴鸣又吓出了他们一身的虚汗。现在不是“黔驴技穷”了，是他俩“技穷”了，半夜三更给吓得无计可使了，这两头畜生怎么添了草料还是一惊一咋的叫唤呢？
　　　黑灯瞎火的，两个无计可施的年青人只好把脑袋蒙在被子里，任由老驴“引颈高歌”而不敢抬头了。
         第二天社员们出工，在田间地头又有笑话调侃了，他们笑的非常开心，说：“上海孬子夜里给老驴下面条吃了”。

         还是秦队长告诉他们的：“地上的杂乱草是牛棚里清除出来的，老驴是不吃的。喂驴子的草料是稻场上草垛子的新鲜草，是先用铡刀铡出来的。就是把稻草用铡刀一寸一寸的铡碎，再配比一点豌豆豆料，然后在驴槽里用手搅拌搅拌，这才是老驴夜里吃的草料。你们抱院子里老牛吃剩下来的稻草喂它，老驴是不吃‘面条’的。另外在添加饲料之前，还要牵着老驴出去撒撒尿，否则它就在屋子里撒了。”
　　　 原来如此，不但夜里要披衣起床添加饲料，还要抱稻场上的“新鲜”稻草，然后还要一寸一寸的铡碎，添加之前还要牵着“驴大爷”出去撒尿！这“弼驴温”干的可麻烦了，这大冷的冬天，天天如此“折腾”谁受的了？仁明此时真得后悔了。
　　　 后悔管后悔，这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才刚刚开始起步，咬着牙也得表现表现自己的革命精神呀！
　　　 两个年青人没用过铡刀，不会用。近一米长的大铡刀，就在仓库门口的地上放着，但一刀下去一根草也铡不下来。草放多了又铡不动，草放少了又铡不断，不知什么原因，铡刀总是两边摇晃，就是扶不正，两个人又急又忙的搞了一头的汗水，不会用铡刀怎么办？再去问老队长岂不是又成笑话了？年青人聪敏，悄悄一商量，干脆偷工减料，仓库里有得是豆种，他们干脆就用豌豆和绿豆盖在“面条”的上面喂老驴。
　　　 两头畜生“有灵性”，非常配合，专门吃稻草上面的豆种，一点叫声也没有。
　　　 从此配合默契，每天晚上装上一脸盆豌豆倒在驴厩里。人和驴相安无事，老驴吃得快活，青年人睡得安稳。至于驴尿？“爱怎么尿就怎么尿呗。”
　　　 农村里面为了保持老驴腿的“驴劲”，是不准老驴躺倒睡觉的，每天晚上都是用一根很粗的麻绳在驴肚子底下兜吊在屋梁上，这样，老驴就没法落地躺倒了。吊老驴的绳子比大脚指还粗，仁明和文亮都不会打“活结”，只好“放缰由驴”，任由老驴随性快活了。
　　　 老驴一夜吃到天亮，还能盘腿躺在地上，快活得驴屁也不放一个。
　　　 安静的夜，给了青年人思乡的梦。
          68年汹涌喷发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波及了全国各行各业，学校里从初二就开始停课“闹革命”了，初中三年，文亮离“初中毕业”还剩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6月的一天，夜深人静，月明星高，一家人在睡眠之中，一阵急促的砸门声响，魂惊梦醒，还没容文亮坐起，二楼的四面窗户已经让“英雄”的红卫兵们翻窗而入的占领了。还是在敌后抗战的影片里才能看到的架人梯上房打鬼子的镜头，在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家全让“英雄”们上演了。
         几声清脆的“啪、啪”耳光，他的两个姐姐穿着内衣，还在被子里就束手被“擒”了。睡在楼下小房间的爷爷也没来得及下床穿鞋，手持棍棒的“英雄”的红卫兵们已经把大门板踢成八瓣，破门而入了。与土匪的打家劫舍相比，毫不逊色，有过之而无不及。土匪还怕有声响，怕有动静，怕惊动官府，而文革时期的“英雄”红卫兵们全然无须顾及，明火执仗的打家劫舍。
          皮带的抽打声和耳光的清脆声混杂着吆喝声，全家六口束手被“擒”，呆若木鸡的战战兢兢的站立一边，惊魂未定之中，分不清谁是“军人”谁是民，清一色的军装，套着红卫兵袖章，只是没有帽徽和领章。不容申辩，不容对话，文亮的父亲和二姐就被“英雄”们绑架走了，全家人想知道是哪路“英雄”？是哪路“好汉”？没人回答，连“坐不改姓，行不改名”的山林土匪的“规矩”都不如，蜂拥而入，蜂拥而出。
         “城楼失火，殃及鱼池”。父亲的被批被斗，终于被“英雄”们、小将们、中将们扩大了“斗争”的范围，连里弄的居民也自发组织了楸“阶级敌人”的游斗，八十岁的爷爷也被拔光了胡子而楸出去示众游了四条街。“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阶级斗争的血统论磐石盖顶、乌云压城。
                                                                                                                      （待续）

憬悟

      不知是何方“英雄”，文亮的大姐只好紧跟其后，随着被绑架的父亲和二姐，追到了一个“红卫兵”的司令部。
      “小将”们的红卫兵司令部里，大姐、二姐、父亲，三人成了人肉靶子，皮带棍棒加拳脚，三个人被分隔在三处。三个圆圈，彪形大汉站成一圈，被打者围在中间，被打过来摔过去，摔过来再踢回去，中间还夹着几个摔跤动作，棍棒皮带一起上，全身上下没留下一块好肉，浑身血迹斑斑，头破血流，青一块、紫一块，全身是金钱豹的斑点夹杂斑马的条纹，体无完肤，惨不忍睹。残暴！只有在电影里看到过的刽子手拷打人犯的画面，活生生的在文亮家人身上全部上演了。
      禽兽不如的刽子手打累了，在抽烟喝水，补充养料。而三个“人犯”艰难的爬到了一起，父女三人相拥而泣，他们闪现出同一个念头：“死”！以死抗争。然而，还是被“英雄”的红卫兵们用棍棒镇服了。父女三人被勒令着面对墙壁而跪成了一排。疯狂的年代，颠倒的乾坤，麻木的灵魂，扭曲的人性。生不如死，无辜的被打的民众，挣扎在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的环境里。
      身体受摧残，心灵在滴血，然而不但还要抱着正确的革命态度，而且还要投身到革命中去，这种巨大的精神悲痛，笼罩文亮一生。
      这是一段暗无天日、无法无天，水深火热的时段。打人者只要高喊着“造反有理”“革命无罪”“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扫帚不到灰尘照样不会自己跑掉”的革命口号，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凌辱人格，肆无忌惮的大打出手，肆无忌惮的闯入民宅，肆无忌惮的绑架“人犯”，肆无忌惮的侵犯人权。这是一个肆无忌惮的“文化大革命”的岁月。
      经历过这样的腥风血雨令人心酸的岁月。年轻的文亮面对社会和未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小心翼翼的迎接68届毕业后“上山下乡一片红”的选择。
      愚昧的人们演唱着落后的歌曲。文亮的父亲由于复杂的历史和他个人情感的问题，成了当时小巷里批斗专政的主要内容和对象，他的子女也自然成了“黑七类”的崽子。
　  文亮在学校里失去了同学，在社会上失去了朋友，连在家门口一起玩大的小伙伴也和他划清了界线。“红五类”的孩子划清着界线不和“黑七类”的子女来往。
　  失落、蒙羞、孤独养成了孤僻。自立、自尊、自爱给孤僻的心理又围上了自固的外围。环境造就了的“孤家寡人”，其个性低调，其行为谨慎。
　  当“一片红”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的时候，家庭受过冲击的文亮，别无选择的走上了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干革命的道路。
     文亮和仁明本是前后排的邻居，家庭状况各有不同，仁明比文亮轻松，工人阶级的家庭出身没有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但由于上山下乡的命运安排，把他俩又连接在了一起。但是这两个青年的共同点都是家中的“娇子”，是父母的掌上明珠。
     在鬼火般的煤油灯下，在拴着两头老驴的仓库里，在黄墙黄地黄土的乡村，他们的远离家乡父母的感情是一致的。
     文亮和仁明躺在床上，叙说着上海小巷深深的家，叙说着上海家中发生过的不幸往事，叹息着农村的贫穷落后，更叹息着不知未来的如何。
     夜，静得怕人，寒风穿过破门板，填满了仓库所有的空间，惟有墙角的两头老驴，吃着香喷喷的豆种，闷头的驴子吃个饱。
     青年人知道他们将面对明天，他们将要用自己的双手，用自己的汗水和劳动，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否能挣来一个香喷喷的新时代？青年人的心依旧茫然如雾···

　　 山岗连着山岗的林场生产队连一棵象样的大树都没有。徒有虚名的林场，离县城将近三十华里，这一片贫瘠的土地找不到唐代诗人韦应物曾经描述过的“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的那种恬然悠悠的农耕文明，现在取代在诗人脚下描述的土地上的是一片波光粼粼的涧西水库。
　　 林场是绕着水库最北边的一个生产队。这里是四个姑娘曹爱珍、郭琴、丁香、李招娣她们下放插队落户的地点。
　　 从公社到最边缘的一个生产队，由于路途偏远，四个上海的姑娘是第二天午饭后才离开公社的。她们跟在带领的社员后面，疲惫不堪、风尘满面的整整走了三个多小时。
        丁香的母亲是个残疾人，丁香是家中的长女，她父亲去世的早，全靠母亲每天瘸着一条腿在马路的巷口边上为人补胶鞋度日。原指望丁香初中毕业能早点上班参加工作，减轻家庭的负担，但是68届“上山下乡一片红”的政策，打碎了母亲的希望。火红的上山下乡干革命的年代，丁香毅然告别了憔悴的母亲和幼小的弟妹，和同学李招娣一起来到了林场。
        招娣从小是个被遗弃的孤儿，是母亲没有生育而抱养来的孩子。
        姑娘们从城里下放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来了。浪漫的革命热情，没想到让三十里山路走出了疲惫。从出了娘胎就没出过这样的远门，更没有走过这么远的崎岖不平山路的四个姑娘，在社员的带领下，怀着忐忑不安，焦虑紧张的心情，两条麦秸杆细的小腿怎么也迈不开流星大步。
        三十里路程，走得四个姑娘满脸尘土、狼狈不堪。汗水在脸颊上流淌，寒冷的西北风，又在张张稚嫩的小脸上吹出了道道干涸的汗痕。
        从小学到中学，上学的路最多走上三、四站的路程。怀着到农村去“大有作为”的理想，怎么也没有想到会走出浑身散架的遥远路程。
　　 爱珍搀扶着年龄最小的郭琴。刚走完十里路之后，郭琴已经累得拉不动两条小腿了，她压根也没有想到出来“当农民”种田，还会要走这么远的羊肠般的山道，沿着座座馒头般的山梁盘过来绕过去累得够呛，一路还看不见几户人家。天真浪漫的革命理想给她换来了现实严峻的考验。郭琴一边走一边有点泪眼涟涟的了，老是焦急的问：“怎么要走这么多路呀？到底还有多远呀？”
　　 来带队的是生产队的当家人曹队长。曹队长听着姑娘们的喘气声愁眉不展。曹队长听说是从大上海下放到这儿来插队落户的姑娘，一点也没想接受，他是在公社领导的强压下，“一顿臭骂”后勉强拖到第二天上午才到公社领来了这四个上海“千金”。
　　 曹队长自己也唉声叹气，一路领着四个走路都抱怨的“姑娘们”往回赶路，一路心里直犯愁：“这四个大城市里来的‘娇生惯养的姑娘’能在咱们穷乡下的农田里干活吗？连路也走不动的活祖宗哟，今后怎么供养啊？”
       天边擦黑时，总算走进了村庄。除了几声狗叫和好奇的社员和孩子们出来看了几眼，便没有任何动静了。把四个疲惫的姑娘送到仓库，完成挑行李任务的社员卷起扁担绳子神神叨叨、挤眉弄眼的走了。
       看着姑娘们走路都累得那副狼狈的泪眼，没信心的曹队长连怎么安排的话也没说一句，也跟着一甩手消失在夜幕里了。
　　夜幕沉沉，仓库里一片漆黑如墨，伸手不见五指。从都市告别亲人，经过整整48个小时滴水未进的路途奔波，被丢在仓库里傻傻的站着的四个姑娘紧张的互相牵着手站在仓库里一动也不敢动。四周一片漆黑，好像有无数的魔影在身后乱舞。
　　冬天的农村，安静极了，只有仓库外嗅闻到生人气息的狗总是在围着仓库吠叫。
　　惊恐和悲哀，陪伴着劳累，在姑娘们心中慢慢的升腾起一种委屈。
　　第一次离开父母，第一次下到农村，第一次看到坟包，第一次出这样的远门，第一次走这样的山路，第一次没有了电灯，第一次在漆黑一片的仓库里站着，第一次这样的无人过问，第一次···
　　一夜之间城市与农村的天壤之别，一切都是第一次的出现。
　　姑娘们伤心的泪水夺眶而出，起先低声的抽泣顷刻间传染为撕心的悲伤，疼哭的泪水象断了线的珍珠，滚滚而下。
       革命的热情、疲惫的旅途、乌黑的房屋，四个姑娘相拥而泣。

       铁着心跺着脚离开的曹队长心里并不轻松，他躲在家里头也扔了一地的烟灰，蹲在黑暗的角落里唉声叹气，连他老婆也跟着掉下了几滴犯愁的眼泪。他不停的自语念叨：“活祖宗哦，四个活祖宗哦！怎么弱小的女娃交给我叫我今后怎么侍候哟？”曹队长愁得坐立不安，一个劲的抽着呛人的“大铁桥”香烟。
　　夜，没头没脑的黑，像把人世间的一切都扣在锅底下的黑。
　　然而一个矮小单薄的身影，在冬季的寒风中，右手拿着药水瓶改做的煤油灯，左手遮挡着旋风，十七岁的农家孩子荣家庆循着四个姑娘的哭声，送来了一颗闪着黄豆般大小亮光的煤油灯。
　　荣家庆看着站立着的姑娘，自语着说：“是俺爹叫俺来看看的。”姑娘们一时没听懂安徽话？还是一时情绪没转回神？只是莫名的就着闪耀而昏暗的灯光，看着而又看不清楚的荣家庆。荣家庆也没再说话，只是把手中的那盏小煤油灯往墙上的一个钉眼上一挂，看了一眼没有床的仓库，转身消失在黑夜里。
　　过了一会儿，荣家庆背来了一大捆稻草，放在春天才能泡稻种使用的一口大缸里，两手扒拉了几下就捋顺了稻草，然后说了几句什么？姑娘们也没听明白，从神态上看好像就是说这缸里铺上稻草就能睡人。
　　泡稻种用的大缸缸口有一米八的直径，没下过农村的孩子从来没见过世界上还有这么大的“水缸”？就这一口缸足够姑娘们当“床”用了。
　　有了一盏灯的仓库，虽然黄豆大的光珠却带来了光明。
　　黑暗中的光明就是喜庆与希望。姑娘们千恩万谢的送走了荣家庆。疲惫极了的姑娘，像餐桌上菜碟子里盘曲的四条大龙虾，互相蜷曲着斜靠在了一起。
       秃岭山冈的风还在呜呜声响，疲惫极了的四个姑娘们又是一晚上粒米未进。她们眼睫挂着泪水，蜷曲在泡稻种的缸里。

　　 曹队长是铁了心不想要这四个插队的上海姑娘，他说“一个祖宗都养不活的生产队，一下子来了四个活祖宗，要俺的命了。”不愿接受“活祖宗”的曹队长硬狠着心把四个姑娘放在仓库里七天七夜没去过问，他想用这无情冷酷的方法逼四个姑娘“回去”。
　　 意志坚定、无助无奈的四个姑娘在仓库空置的大缸里生活了七天七夜。
　　 七天七夜，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四个姑娘们没有走，其实她们连走出这村庄的路的方向都不知道。她们吃着临下放时父母和亲友们为她们送行准备的水果、酱菜、饼干、面包。
　　 七天七夜的僵持，连社员们都感到非常得惊讶！奇怪？光看着她们四个人一起出来寻找厕所，又看着她们一起回到仓库，晚上就睡在那个泡稻种用的缸里，仓库里又没锅又没灶，连饭也没有烧过一餐，光看几个姑娘吃得都是一些带“皮”的食物。
　　 社员们一时议论纷纷，有责怪曹队长不近人情的，有奇怪姑娘们来插队向贫下中农学习什么种庄稼的，然而曹队长的内心却十分紧张。
　　 有好奇胆大的大妈大婶，去把姑娘们吃扔出去的“皮”拣起来放在嘴里舔了一舔又咬了一咬，说：“一面是甜的，一面涩嘴。她们吃的这是什么呀？”她们没见过，不知道这城里姑娘们在吃什么干粮？
　　 姑娘们也看到了，有人在咬舔她们扔出去的香蕉水果皮。姑娘们很惊讶，甚至从心里感到害怕了，因为她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而贫下中农的大妈大婶却在舔她们扔掉的水果皮。姑娘们惊愕的目瞪口呆，担心她们把扔出去的果皮让贫农大妈舔尝会带来什么样的“阶级感情”背离的政治后果。
　   “山里人”一辈子没见过香蕉的举动，令姑娘们忐忑不安。
      徒有虚名，连一棵象样的树都没有的“林场”生产队，穷乡僻壤，闭塞落后，社员们祖祖辈辈没有跨出过这里的山坳。
      七天后的早晨，山间突然响起了一连串自行车的铃声，惊动了山里的社员，好奇心驱动着人们涌向了稻场。在闭塞的乡村，能骑上自行车到这“连兔子都不拉屎”的穷乡里来的人不是县里的官员就是公社的领导，一般没有生人进村，所以，社员们很好奇，又很诚惶，既不敢靠前，又不想离去的围观在四周。
      骑自行车来的人员是都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其任务就是跟踪知青的生活是否安排到位，基层的接待工作是否落到实处。当他们在茅草仓库找到四个姑娘时，为眼前生活在大缸里七天七夜的四个姑娘的情景惊呆了。
　  姑娘们看到来走访的上海亲人，就象见到了救星，哭嚎着扑了上去。
　  姑娘们委屈伤心的泪水，走访干部同情歉疚的泪水，疼心，拥抱，安慰，自责，汇成了泪得海洋，久久不能平静，工作人员怎么也没有想到，七天了，姑娘们竟连一顿米饭都还没有吃到嘴。
　  跟踪下放知青，检查安排落实工作的人员当场掉泪了。
　  干部们哽噎着悲痛的心情，找不出过多的语言安慰她们。他们没有去找曹队长，当即返身，骑上自行车，把这事件作为重点情况立即直接向地方县委去作反映。                                                                                                                                                                                           （待续）

李听圃

关注这个连载，看的心情压抑。那一页虽然翻过去了，但每当回顾到那一页时，那些对我们人生的磨砺和天真思想的改变，使我们仍不免为之感叹。

无名的裘德

长篇是个苦差事，佩服每个坚持者，问好老师，致敬。

憬悟

李听圃 发表于 2014-4-16 23:22
关注这个连载，看的心情压抑。那一页虽然翻过去了，但每当回顾到那一页时，那些对我们人生的磨砺和天真思想 ...

老李说得对，我也感觉上山下乡最大的功劳是磨砺和天真思想的改变。

憬悟

无名的裘德 发表于 2014-4-17 23:19
长篇是个苦差事，佩服每个坚持者，问好老师，致敬。

谢谢裘德的支持！

憬悟

　　 “下放知青放在仓库里七天七夜没人过问？”闻此严重的消息，震怒的县委和公社雷厉风行。县政府的官员来了，上海知青办的干部来了，公社干部来了，公社民兵营长甚至带着一个民兵排来了。大批人马严肃的涌进了小村庄。
　　 责任的追究急风暴雨，山沟里的小队长哪见过这样“天塌下来”的阵势，曹队长早已吓的屁滚尿流，惊恐万丈了。
　　 吓坏了的政治小队长，被公社杨委员挽着袖子、敲着脑袋、骂着娘，连祖宗都从坟里骂出来了。曹队长恭身弯腰的赔礼道歉做检讨，他没想到不要这四个“活祖宗”会闯下捅天大祸，大有立马被抓被杀的可能。
　　 曹队长大汗淋漓，脸也吓白了，当场痛改前非的表态、立马风风火火的安排、烧饭做菜，给知识青年接风洗尘，低头弯腰赔不是，鼻涕眼泪做检讨。同时又赶忙布置人员清扫腾让仓库，搬桌子、垒锅台、砍树棍，砍竹竿，为四个姑娘支“床”安“家”。
        整整七天七夜，四个文弱而倔强的姑娘们吃完了随身携带的水果和酱菜，面包和饼干，终于有“上面来人”而过问了。
　　 公社领导直接警告曹队长：“她们是毛主席请来的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你要有半点安排不好，你就地下台滚蛋，送你去吃大锅饭。” 至此，那个不太识字的政治小队长这才知道是“玩命的”了，是最高统帅司令部发出的号召，来不得半点含糊了。
　　 这下好了，挨了臭骂、洗了脑子的曹队长这下是真的“热情”了。
　　 曹队长亲自送来了烧锅的柴草，送来了水缸，还把自家烧菜的油和自家菜园子种的菜送来了，还亲自为四个姑娘担满了水缸里的水，并且还特意安排了一位大婶，专门负责手把手的教姑娘们如何舂米漂糠，如何烧灶做饭。
　　 初步作了安排，曹队长害怕工作不到位。曹队长又召集荣振海会计、王二强排长去做进一步的安排。
　　 荣振海告诉曹队长：“那天晚上是我叫儿子荣家庆安排姑娘们先睡在大缸里的，还为她们铺上了稻草，否则这祸闯大了。”
        曹队长感谢的说：“多亏你安排姑娘们睡缸里了，要是再没地方睡，我今天非给绑走不可。你看那小矮子营长带来的民兵连捆绑我的绳子都准备好了。”
       受了教训的曹队长窝着一肚子的倒霉气，他突然看到自己老婆站在边处望着他今天的“熊样”，恼怒的说：“你看什么看？老子今天倒霉，给杨胖子骂死了，你他妈的真没用，那天晚上你代我去看看几个姑娘们多好？只会淌猫尿。”
       曹队长老婆不敢声张也不甘示弱：“你不是说不要下放学生的嘛？拿我出什么大头气？这下倒好，自家里烧菜的油都没有了。再说其它生产队里也分了下放学生，人家都没说不要，你怎么这么害怕呢？”
       曹队长自忍倒霉，拿起扁担挑上水桶到塘里挑水去了。

       为了给社员留个好的影响，早点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早点把自己溶入到贫下中农的队伍，全体下放的男女知青们尽管经历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剧烈反差，但都没敢做过多的停留休息，就全部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了。
       拿着秦队长给文亮和仁明找来的一把大锹，一根扁担，两只簸箕，两个青年人也跟着出工下地了。
       山坡的旱地里，破土而出的麦苗稀稀拉拉的散落在坡地上，稀拉的麦苗还没有成势，因而山坡上依然还是一片黄土的色 ，绿的希望真在酝酿。
       冬天的田野，萧条冷落，只有村庄老杨家门后的一小片竹林和远近处散落的几棵四季常青的小槐树还有一点绿的生机。呼呼的西北风刮出了带刀的寒风，风里传来老鸹饥饿凄厉的叫声。城市里养嫩的那张小脸，被风一吹，立马吹出了道道渗血的“萝卜丝”。
       仁明紧裹着棉衣，捂着一顶翻檐的棉帽，帽檐护着脸颊和耳朵。文亮的棉衣和仁明的一样，这棉衣是凭政府发的上山下乡的证明额外照顾购买的。夹杂在男社员清一色黑的服装里，列宁装的深蓝棉袄特别显眼。
       村姑娘和村嫂们穿的那些老式收小腰的棉衣是五颜六色的，是多少天来第一次感觉到有了生活的色 ，尽管不艳丽，但彷佛生活里出现了一点生机。
       村庄里有几堆土，是从牛塘里清理出来的。牛塘是生产队养的九头牛夜里屙屎拉尿的塘，每年都要清挖一次。农村肥料紧缺，农民把牛的尿屎视作宝贝。这是上等的有机肥，由人畜粪便、秸秆草、动物残体等废弃物常年堆积发酵，再拌上一些草灰、碎土形成的。到冬天的时候，用人工把它担运到山岗，均匀的撒在坡田里，压在刚破土出来的小麦地里。
　　城里下放的学生，不会挑担子，也不会用大锹。这一带的大锹都是平口的，学生一锹挖下去，并没有上冻的土，只能挖出馒头大的一小团土坷垃。第一次使用农具干活，社员们特别的注意，他们看着两个学生笨拙的模样，社员们笑了，讽刺的调侃着说：“孬子挖一锹，是米饭都不够盛碗的。”
　   仁明拼命的努力，连帽子、棉袄都脱在了一边，穿着一件毛衣还累得满头大汗。
　　担子挑在文亮的肩上，不会走路，一根扁担，两只簸箕，左右摇晃，没有社员们那样挑的轻松自如。社员们扁担悠悠，装得满满的两只簸箕上下有节奏的颠簸，走路象舞蹈的小碎步，挑运的轻松自然。还不会挑担的文亮只好双手抱着扁担快速的向前冲跑，用加快的“加速度”形成直线的冲刺，不给两只簸箕有左右摇晃的时间，其狼狈的快速挑运的姿势，累坏了文亮，也笑坏了社员。
　　尽管还不会使用农具干活，但和社员在一起劳动还是交流了情感。魏大银、雷贵良、    胡大海、江开文等一批农村青年，很快在两个学生周围熟悉起来了。乡村姑娘有点害羞，虽不和两个学生说话，却总喜欢站在离他们很近的地方斜眼偷视和悄声议论着两个学生穿在身上的毛衣和脚上的那双皮鞋。
　　“息盼”，是半天农田劳动中的一种短暂的休息，给大家抽烟，喝水，方便的时间。今天由于两个从大城市里首次参加农田劳动的下放学生在场，好奇心延长了休息，自然也成为社员们最大的面对面的话题。
　　仁明和文亮，十七八岁的年龄，装着老练成熟，拿出离家时父母给他们带来的三毛五分钱一包的“大前门”香烟，抽出来，给每个男社员每人发了一颗，尽量的显示和贫下中农没有差距打成一片的感觉。有老嫂子说：“我们女的也抽烟。”文亮和仁明又给几个女社员补上。又有个别胆大调皮的女孩也走过来说：“我也会抽。”仁明又赶紧给她们补上。两包香烟瞬间就发完了。
　　抽烟的男社员如获至宝，胡大海拿着香烟高声的叫着：“乖乖，我们平时只能抽七分钱一包的‘丰收牌’香烟，能抽上一毛四分的‘大铁桥’就不错了，公社干部抽的是‘水上漂’二毛八分的‘东海牌’香烟，今天能抽上三毛五分一包的‘大前门’香烟，不得了了，稀罕！这是平常‘县太爷’抽的烟哎！”
　　一句话把休息的气氛活跃起来了。大伙七嘴八舌的闹开了。
　　贵良羡慕的眼睛都有点亮，说：“你们上海人都抽前门烟？我们从早上起来干到晚上睡觉，一天的工分都不够买一包‘水上漂’的烟。这一包烟我们干一天的工分也买不下来。听说你们住的都是高楼？有24层楼高？比我们雾笼山还高？”
　　魏大银则肯定地说：“我大弟在上海当兵，他们雨天都不用穿雨靴，一年到头穿的都是皮鞋，那马路都干净得发亮。”
　　社员们一句接一句，把大上海想象的跟玉帝的天宫一般的漂亮。
       两青年无法回答他们，只是给围着他俩的每个社员都敬上了一支香烟。然而他们一直感觉到坐在远处有三对眼光低沉的社员始终没有和他们多语，只是在给他们香烟的时候，那三个社员非常有礼貌的微笑说：“谢谢、谢谢、谢谢了。”
　　轻烟喷散，烟雾缭绕，上海的安徽话和安徽的普通话，生硬、咯噔中还是拉近了与贫下中农的距离。一支香烟，一口丝缕，即消除了首次农田劳动的疲劳，又给大家带来了无穷交流的话题，尽管问答的差距很大，但第一次有了坐在农民中间的感觉。
　   大大小小的姑娘、嫂子，大婶、大娘们则围着仁明和文亮身上穿的毛衣抚摸着、翻看着、夸赞着、羡慕着。
　　文亮有点莫名其妙，她们怎么对自己身上穿的这件绿混纺的羊毛衫这么有兴趣？这是临下放时母亲用十九元钱为他买来的混纺的羊毛衫。他压根也没有想到，原来这些老婶子、大娘们从来就没有穿过毛线衣衫。
       还是胡大海那个翘嘴唇的老婆说了一句：“我们这儿的姑娘现时期出嫁的聘礼就是一件毛衣，毛衣是聘礼中的重中之重。”
       原来这儿姑娘成婚，男方送的聘礼就是一件毛衣，外加一件‘的确凉’的衬衫布料，二块卡其布裤料。毛线衣平时根本舍不得穿，只在过年的时候穿两天毛衣走走亲戚，走走娘家“哪有干活的时候穿毛衣的呢？”
　　两个青年人并不知道，他们穿在身上劳动干活的衣服是这儿姑娘们结婚时才能穿上一次的“嫁妆”。
       贫穷落后的农村，两个上海下放学生的穿戴，成了社员稀有的羡慕者。也让两个学生品味到了“穷”“白”的滋味。
       文亮很惊奇，也很茫然不解。城市里现代青年恋爱成婚，至少是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三转一响”的条件。然而这里，竟有如此贫穷的农民。
       望着“一穷二白”的农民，文亮心里升起了无限同情的感觉。
       冬天的寒风，淌汗后的身体很快的冷却，一会儿工夫，出过汗的衣服就象空壳子一样成了一副冰冷的盔甲。瑟瑟的风，空壳一般棉袄裹着赤裸肌体的社员，没有内衣、没有毛衣，裸露着古铜色的鸡皮疙瘩的头颈里，凝结起片片汗的白霜。

　　 七天没离开仓库的姑娘们终于有人关照了，怕“掉了脑袋”的曹队长不但安排了一位大婶教姑娘们烧饭，还每天安排一个社员为姑娘们挑水。
　　 城里下放的姑娘并没有带来多少“上海小姐”的娇气，她们是“文革”中的毕业生，是来插队落户的，是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是来洗刷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是来割修正主义尾巴的，面对艰苦和困难，她们是早有思想准备的。
　　 冬天的太阳，懒洋洋的挂在空中，在北风的驱赶下没有了温暖。
　　 姑娘们带着曹队长为她们准备的扁担、簸箕，很快就投入到大队的土路基建，参加生产，体验劳动去了。
　　 乡村的简易土路，就地取材，用满山的碎石和就地的黄土铺成。
　　 每年的雨水把路面上的泥土冲下了路沟，路面上只剩下面目狰狞的乱石块。所以每年一到冬天，修路、修堤，都属冬天农田基本建设的项目。大队把面目狰狞的路面分段承包给各个生产队，生产队再安排劳力来把泥土挑回到路面上，铺撒均匀，再撒上一些沙土，当时看表面又完好如初了，然而这种路面就怕夏季的暴雨。在农村，这样的土路年年被暴雨冲刷、年年冬天修理。然而这样修理路面的劳动也并不太累。
　　 其实四个姑娘都是工人家庭的后代，丁香和招娣还是没有父亲的孩子。“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丁香在家时是家里的老大，一些买煤劈柴的粗活从小在家就做习惯了。只是挑担子一时不适应，从小没锻炼过。
　　 郭琴有点单薄，在四个姑娘中她显得有些弱小。一根扁担挑着两头比肩宽的簸箕，簸箕里装了两团比巴掌大不了多少的两块泥土，走路晃荡，像扭秧歌。
　　 曹队长远远的看着挑担子的郭琴，心里还是犯着小嘀咕，他还在打小算盘，他希望在体力劳动面前，让承受不了劳累的姑娘们自己主动提出辞退返城，他也真好就坡下驴，送四个“祖宗”回家，这是最理想的和他没有任何干系的结局。
　　 令曹队长没有想到的是意志坚定的姑娘们咬着牙坚持干活，尽管累的小脸绯红汗水满面的，却没有一个叫苦叫累的。曹队长又有点害怕了，他又担心了，因为上面说了，姑娘们有什么磕磕碰碰的地方叫他“提脑袋来见”，万一要把哪个姑娘累坏，这杨委员能饶过他吗？曹队长是又怕又惊的注意着四个学生的变化。
　　 姑娘们没有让曹队长为难，就连最弱小的郭琴也没有让曹队长为难。
　　 挑担子只是体力与技巧的结合，难不住城里的下放学生。只要开始不吃重担，学起来快得很，仅仅劳动了三天，一条路段还没有修完，四个上海姑娘已经能像模像样的挑担子了，尤其是体力较强的爱珍，挑担子走路和社员基本上就没什么区别了。
　　 曹队长感到有点奇怪了，农村女性最重的劳动就是‘挑’，其它插秧、锄草都是‘轻功’，重活难不倒她们，轻功就甭说了。
　　 姑娘们不但没有叫苦，四个人还相互之间主动的用调换着挖土和挑土来调整自己的体力，她们互相照顾，互相轮换着劳动工具。
　　 站在远处注意观察的曹队长，眉毛开始有点舒展了，他看到姑娘们起步的决心是认真的。曹队长心里明白，农村里除了男劳力耕地，女人最重的农活就是‘挑’，除此之外，不用学习，不用看报，祖祖辈辈、老老少少的就是在农田里‘拖’，一年到头没白天没黑夜的在农田里‘拖’。
　　 曹队长心里有点满意了，女孩子在农村只要能挑，能拖，能养家生孩子，就不用操多少心烦多少神，到时候一嫁人，他的任务就完成了。没有新农村思想革命的曹队长轻松的从怀里掏出来一支烟叼在了嘴上。
　　 数天的劳动，和农村姑娘嫂子熟悉最快的还是四个下放姑娘。村姑村嫂就喜欢围着看姑娘们的衣服，女人们在一起无拘无束，叽叽咋咋的像鸟儿一样容易热闹，不但说话自由，还能直接一边抚摸翻看，一边啧啧羡慕夸赞姑娘的棉袄漂亮，夸赞姑娘的毛衣漂亮，夸赞姑娘的袜子漂亮，甚至连姑娘们使用的手纸也夸赞羡慕了起来。
　　 “五里湾大队的条件最好，是全公社的一块‘鱼米之乡’，整个大队除了秧田就是鱼塘，没有一块旱坡地。”这是在劳动间歇休息的时候社员们告诉姑娘们的。
　　 曹队长又竖起了耳朵，他一边眯着眼睛观看着姑娘们听后的反应，一边似乎叹息似乎暗示的说：“我们这儿穷，每天工分就三毛九分钱，五里湾要六、七毛钱一天，冲郢子和槽坊差点，一天的工分两毛钱都没有。你们那时候去五里湾多好。那儿不但工分高，连地都是白银土的，雨天都不黏鞋，离县城也近，就五里地。我们这儿是黏土层，那土一见水，走路连鞋都拔不出来。我们这儿的黏土是命里注定的穷地方啊！”
　　 曹队长有意无意的把五里湾一年的收入和生活说的如花似锦。
        不管曹队长揣摩着什么样的心事，几天以后，从姑娘们得知的消息传递到冲郢子这儿的时候，文亮和仁明心中才明白，青年人只知道到农村去，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插队落户干革命，以为天下农村是一家，其实根本还不知道生产队也有收入差的穷队和收入好的富队之分，更不知道种庄稼的土质也分白土、黑土、黄土、红土和黏土。土质不同，土地的肥沃和贫瘠也不一样，产量和收入都不一样，而更可怕的是“庄稼人”和黄土打交道，识不识字都一样的“种地”。                                                                                                                                                                                                            （待续）

憬悟

　　　冲郢子是一块贫瘠的土地。二十户人家的生产队，两户姓王，两户姓秦，两户姓徐，其余十多户全是单“姓”，他们都是远代和近代逃荒而来的庄稼人在这里落户，不是“先人”祖居在此的，村庄里没有家谱，没有宗祠，没有牌坊，更分不出班辈，贫瘠的土地上没有积攒起来的文化，更没有世世代代在此繁衍生长的原始族民。
　　 文亮和仁明的祖籍都是江苏的，他们的父辈都是在解放前期去上海谋生落脚的，对农村的映像也以为安徽和江苏老家是一样的。
　　 停留在父母心中的农村还是老家扬州的那种“孩子可以上私塾念书”的格式，是陶渊明式的乡村田野，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的款式。八九间草屋，虽然有点简陋，倒是有点情趣，榆树、柳树遮住草屋背面的屋檐，桃花、梨花浓艳芬芳，开在堂屋的前面。孩子们去那样的环境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父母的心目中不算太差。
　　 可是父母们怎么也没有想到那个也带“州”字的地方竟是欧阳修在《醉翁亭》里有意回避的穷地方。
　　 安徽和江苏不一样，皖南和皖北又不一样，村和村积攒的文化底蕴也不一样。尤其那个经历过天灾人祸的年代，严重的自然灾害洗刷过的乡村根本找不到陶渊明式的田园，文亮和仁明插队的地方是连肥皂火柴都很紧俏的乡村，是孩子们从小就不用上学的乡村，是连拳头粗的一棵树也没有找到的穷山秃岭。
　　　 贫穷、不但是生活上的艰苦，更是文化的落后。想象和实际的差距越大，青年人受影响的情绪越低落。
　　　 按照公社的统一要求，给知识青年讲阶级教育、忆苦思甜是下放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必修之课。
　　　 冲郢子阶级教育的课是下午在生产队的牛棚里举行的。平时栓养九头老牛的地方，是生产队最大的室内场地。今天为了开会，饲养员大老许和大老徐，早早的把九头老牛全牵放在了屋外晒太阳，把牛棚里里外外的也全打扫了一遍。
　　　 午后的阳光，懒懒洋洋，照射在牛背上，像镀上了一层金光。冬闲的老牛嚼着包裹着浸泡黄豆的稻草卷子，享受着饲养员精心准备的“冬令补品”，悠闲地躺在冬日的阳光里，舒坦的摆动着尾巴。
　　　 牛棚朝阳的土墙面上，扒着一团一团摊得像面饼一样潮湿的牛粪。
　　　 牛棚里，民兵队长胡大海亲自布置着十分简单的会场，没有标语，没有横幅，没有幕墙，只有大个子魏大银从自家搬来的一张破桌子放在中间做讲台。雷贵良也从自己家里搬来了两条长板凳，其他三十来个社员家里有凳子的自己带条凳子，没凳子就在牛棚外的大草堆上抓一把干稻草铺垫在屁股底下。
　　　 站在讲桌边上等待批斗的是生产队的三个“戴帽子”的坏分子，一个是地主张聪明，一个是坏分子徐财厚，还有一个是伪乡长秦振槐。原来每天在劳动休息时总和知青们远远的还相当有礼貌的保持一定距离的这三个人是头上戴帽子的阶级敌人。
　　　 仁明一看就说：“啊？是这三个人？”
　　　 文亮也说：“我们每次都给他们香烟抽的，没人提醒过我们。”
　　　 “我觉的这三个人最有文化，老秦还偷塞过熟鸡蛋给我的呢。”
　　　 “······”
　　　 地主张聪明和伪乡长秦振槐是念过两天私塾的，是村里老一辈当中最有文化的两个“识字”人。张聪明在土改划定成分的时候家里有耕牛，有几亩好地，真好够“达标”地主的，所以是村里唯一的一个地主。秦振槐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汪伪政府里是“多方面”打交道的一个伪乡长，风光时曾娶过两个老婆，两个老婆解放后都“不辞而别”的走掉了，现在是一条苟延残喘的“老光棍”。只有坏分子徐财厚解放战争时期曾经当过国民党的兵，是现行坏蛋分子。
　　　 一直想进队委会领导班子的大个子魏大银带头高呼了几声口号，下面零零落落的有人跟着哼了几声，口号的响声不大，鼻腔里发出来的声音连字语也很模糊。魏大银自己带头高呼的声音也一声比一声低了下去。会议的开场显得苍白无力。不识一字的老农大老许被胡大海点着名走上了讲台。大老许双眼含泪，从解放前在地主老财家做雇工，到祖宗三代的穷困讨饭，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开始说起，说着说着，扬起的左手挥手一指，指向西面的一片乱坟岗，控诉到六十年代自然灾害饿死了多少、多少人，还有他家的什么、什么亲人都在西面的那一片坟地里躺着。
　　　 胡大海马上站起来摇手大喊“喂！讲过头了，讲过头了。”原本私下议论的声音比发言者还响的场面一下子出现了笑声满堂的尴尬。老农大老许也立马终止了声音。大老许没有内容的“内容”说的滑稽可笑，令在场社员和队干部都咧着大嘴笑了起来，滑稽的场面令接受再教育的文亮和仁明一头雾水。
　　　 主持会议的胡大海自己先笑了，打着圆场说：“地主老财是解放前的事，饿死人是解放后前几年才发生的事，一个解放前、一个解放后，不能一起说，忆苦思甜，只能说解放前农民的‘苦’和现在的‘甜’。”然后他继续主持会议，手指着坐在人堆里真和村嫂们纠缠拌嘴皮的杜伯昌说：“下面还是请会计杜伯昌讲话。”
　　　 会计杜伯昌中等偏小的身材，剃着一个两边分叉的锅盖头，能说会写的他小学没念完，但在生产队已经属于有文化的现代人了。
　　　 杜伯昌连屁股都没有摞位子，就在原地坐着，两手操在袖筒里，开口就来了一句地方的歇后语：“我的嗨唻！刚才是小孩鸡巴挂镰刀、危屌险，讲的不对箍子了”。
　　　 接着又说：“都是一个村子里住的，家门口的塘都知道深浅。三年自然灾害不能说，那不是解放前的事。”
　　　 然后又按他的语言面向仁明和文亮介绍说：“我是会计，就是大街上掉了裤子赶快提起来的‘快纪’。”
　　　 接着又说：“张聪明土改时家里多条牛，当时他要是上交了也就没事了，我们村里就连地主也没有了。”
　　　 然后他话锋一转说到插队的知青头上来了：“上海孬子到我们这边来就是上级要他们好好地接受我们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来的。他们在上海，我的嗨唻，是楼上楼下、是电灯电话，住的是楼房，走的是柏油马路、吃的是大米白面，穿的住的、吃的用的，都比我们农村强百倍，舒服惯了，舒服的连韭菜和小麦都不认识，现在就是要他们向我们贫下中农学习，好好种地，好好地改造思想，和我们贫下中农打成一片。”
　　　 然后他语气肯定地说“接受我们的再教育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说的。”
　　　 杜伯昌的“我的嗨唻”的说话，老婶子们都很赞赏，连抽烟的老农也在频频点头。
　　　
　　　 会议还在继续往下开。
　　　 副业队长雷福兴说：“我是副业队长，‘富’个屁，连鸡都没敢多养一只。生产队里没有豆腐坊，没有粉坊，什么副业也不敢干，没有副业，我算啥副业队长？还不是和大伙一样早出晚归的下田种地？生产队一年到头都见不到一分钱现钱，还干啥副业队长？”雷福兴的牢骚话引发会场一阵嗡嗡的责怪声和几句赞同声。
　　　 再接着是政治队长秦振雨讲话，老队长干噎着嗓门说：“要想富就得朝土地要粮，朝土地要粮大伙就得起早摸黑的干，要提高出勤率，早上出工的哨子小胡都吹了三遍了，一个一个的都懒得不肯出来，咱们农民不起早下地干活怎么能行？我不也天天早上鸡都没叫就起来牵老驴外出了吗？”
　　　 这时，主管生产的王队长接着秦队长的话讲起今冬来春怎么搞生产，想种多少亩山芋？多少亩绿豆？还有花生、大麻、油菜、芝麻，还有下凹子的哪几片水田冬天要贴贴田埂，否则到夏天会漏水。
　　　 王队长唠叨完生产的安排，会计杜伯昌又接着说今年分配怎么怎么困难，因为他“脑袋挖空了”，怎么算账一个工分值也是三毛钱都达不到，然后话题一转：“明年更困难了，增加了两个下放学生，还有肚子里的几个小孩要出来，粮食就这么多，人口要增加五六个，明年能有两毛钱一天就不错了。”
　　　 杜伯昌的话又引发一阵嘘嘘声。
　　　 会议的发言全是几个队委在说各自的工作苦楚了。
　　　 秦振雨趁机把文亮和仁明两个知青在他家吃了一个星期饭的问题提了出来，要求从队里拿点补助。副业队长雷福兴和会计杜伯昌一听就不愿意了，一口咬定说：“孬子在你家吃饭，我的嗨唻，给你家送肥皂、火柴，你都用不完。你再从队里拿粮食回家，这事不好办。”秦队长一听这话当场也不高兴了，和雷福兴、杜伯昌争吵了起来，秦队长老婆也跟着帮腔说：“这话好讲不好听。”也跟着吵了起来，四个人讲着吵着，乱成了一团，个个争的面红耳赤。原本安排好给知识青年讲阶级斗争忆苦思甜的教育会议，就这样让队委会几个小干部乱七八糟的搅流产了。
　　　 也不知道什么时间，三个阶级敌人早就坐在底下的人堆里“吹牛”去了。
　　　 一场教育大课就这样乱七八糟的吵结束了。
　　　
　　　 太阳西沉，晚风卷着尘土和炊烟。有点凉了，屋外的老牛“哞”“哞”的叫归了。成群归来的麻雀挤在矮墙头上，咭咭喳喳地叫唤，连各家各户的鸡群也在大门口外边徘徊着准备进窝了。
　　　 仁明和文亮走在回“家”的田埂上，他们忍住想发出得嘲笑，互相猜疑的问了一句：“老队长秦振雨和那个伪乡长秦振槐都姓秦，都是“振”字辈，住在同一口月牙塘上，是不是沾亲？”
　　　 又相互摇头说：“不清楚”。
　　　 “还有地主张聪敏的儿子张少华，前几天我们干活时还听到社员在背后讲张少华真在和王队长家女儿王友兰提相亲的事呢？”
　　　 “背后是听说这事，我还听说王队长老婆嫌张少华个子矮了。”
　　　 文亮说：“杜伯昌说我们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来接受改造的，这话都快把我们归类到坏分子里去了。还有明年人多口粮少的问题，好像我们成了村里的负担了。又是负担又是‘坏分子’，听得怪不舒服的。”
　　　 仁明也说：“谁知道我们上山下乡是为了什么目标？生产队和我们一样搞不清楚，甚至根本就不想要我们来插队落户，哈哈哈···”
　　　 “老农大老许说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好多人，我们在上海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谁敢说解放后饿死过人不成现行反革命了吗？”
　　　 开完会后的两个年青人陷入了沉思，默默的走进了家门。他们诞生在新中国，他们从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中走来，他们第一次面对面的看到乡村的地主，他们更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农村里解放后还饿死过人的事。
                                                                                                  （待续）

憬悟

                                                                    （12）
　　 早到的春天，阳光和谐。朝阳的山坡上，星星点点的野草刚刚吐出绿叶儿，偶尔能看到一朵两朵开着紫色的兔嘴花儿了，满山坡的麦苗片片泛绿、茵茵待发了。
　　 过完春节，转眼已是阳历三月天了。
　　 生产队的五保户老头年前死了，那独门一户、有点倾斜的破草房生产队在年后就安排给了文亮和仁明居住。从仓库搬出来据说还是公社领导春节期间下来检查知青安排居住的情况时，杨委员给了秦队长严肃的交代：“不能让知识青年和老驴子睡住在一起。”
　　 住了几个星期的仓库结束了，再也不用夜里喂老驴起来添料、更不用“享受”老驴的尿骚待遇了，仁明主动争取来的“弼驴温”结束了。
　　 春风吹来了生机，也吹响了大生产的号角。
　　 清晨的水面还结着薄薄的冰层，生产队的九头老牛已经开始起早带黑的翻耕着块块农田。已经开始灌水的稻田里，穿着空壳棉袄的壮劳力，一个个将裤腿卷提在大腿上，赤着脚，忍着冻，踩在薄冰渣渣的水田里。农夫们挥动着牛鞭，唱着高昂的带着劳动号子的吆喝声跟在牛屁股后面扶犁躬耕。
　　 尽管薄冰渣渣割破了腿脚，然而一阵阵驱赶老牛的吆喝声，一阵阵水田里的划犁声，拉开了备耕农忙的序幕。
　　 尚未开犁的农田里，红花草像一片一片漂浮的红云，覆盖在待耕的土地上。没灌水的旱地里，也烧起了一堆一堆的“烧包”。
　　 “烧包”就是拣大的土坷垃码成空心的土堆，然后在中间空心的部位烧上一堆干牛粪，黄土坷垃被燃烧的牛粪熏烧成了黑色，然后再把熏烧成了黑色的土包扒拉开来，均匀的在地里拉平，这是农家上等的基肥。
       从生产队的牛房里挑出了大堆晒干的分量很轻的牛粪，干牛粪就是一个冬天扒在牛棚墙面上晒干的，吃草料的牛的粪便含有大量的草纤维，晒干以后点火就能燃烧。
       田野的上空飘起了阵阵带着草味的浓烟，淡淡的保留着青草的香味弥漫其中。晒干后能燃烧的牛粪没有臭味。
       一堆堆的粪包，冒着滚滚的浓烟。乡野里没有什么农活比烧粪包轻松了，文亮和仁明第一次参与“烧牛粪”，轻松而又好奇。然而社员们指着冒烟的土包调侃下放学生最高兴的话题则是：“孬子家祖坟冒烟了，跑到我们乡下来种地了。”一阵哄笑，天地间回荡着粗野奔放的笑声。

　　 趁着农忙还没有全面开始，敏伟和大国从城东乡翻过雾笼山寻找到冲郢子来了，异地他乡，老同学相见，格外的亲热。
　　 田敏伟生性聪敏活跃，黄大国更是幽默多趣，周文亮是班里的学习委员，这三个人在一起整天笑声不断、怪戏连台。
　　 望着五保户留下的破草房，大国第一个幽默起来了：“房不在好，能住就行。歪而不倒，把鬼吓跑。”
　　 “酸、酸、酸！”敏伟邹着眉歪着嘴一脸酸相：“我那年大串联跑到福建，看到土地公公的破庙都比这房子漂亮，还歪而不倒唻，还什么鬼都吓跑了？这么一尺厚的土坯墙，倒下来都能压成肉饼子，连鬼都跑不掉。”
　　 队里没有小店，学生自己也没有菜地。找不出能吃的东西招待同学校友。文亮和仁明开始满村子寻找采购。
　　
　　 春雨后的乡村，道路泥泞溜滑。
　　 走到大老许家的门口，只听见“呲”的一声，一个黄乎乎的大家伙不知道躲在什么破地方的，一下子闪电般的蹿到了他们面前。两只凶恶的红眼珠，四个尖利的犬牙，像盆子一样张开的大嘴，疯狂地扑了上来。一条狗敢上，其它在边上闲溜而望着他俩的狗也趁势围拢了过来。
　　 这条敢领头的恶狗，突然袭击把仁明和文亮都吓得不轻，人都来不及反应，措手不及，忙转身躲闪。两条腿的人没有四条腿的狗灵活，大黄狗一步箭穿，一口就咬住了仁明的雨靴子。周围闲溜的三四条狗也趁势一起围了上来。
　　 仁明摔倒在地，满身泥泞，带帽檐的棉帽子也滚到了一边。小腿跟子立马留下一对犬牙洞眼，血顺着脚跟流了出来。
　　 该死的、胜利的大黄狗竟叼着仁明的一只雨靴齿高气扬的跑回家了。
　　 两个人非常沮丧，受到突然袭击的仁明，脸都给吓得惨白。弯腰捡起帽子，丧气地跟着大黄狗后面来到了老农大老许家讨鞋。
　　 五十岁上下的大老许，看上去好像都快赶上文亮爷爷的年龄了，农田劳动了一辈子的老农显得特别苍老。
　　 西北角一间土胚房，空空荡荡放着几件农具，泥巴垒砌的灶台边上的一只瓦盆子，早就两半儿了，是用铁丝箍着在用。双层小芦干编夹起来的锅盖扣在水缸上，锅盖上放的一只水瓢也是用麻线缝合起来的。
　　 靠东面的两间坯房，一间堂屋一间厢房。堂屋里垒得鸡窝和供宝书的柜台全是泥巴垒砌的，里厢房的床也是泥巴垒砌起来的，整个“家”除了一张歪歪倒倒的吃饭桌子和四条板凳一副水桶，其它就和老队长家里一样，没有一件像样的木制家具。
　　 大老许知道了两个学生招待朋友的困难和来追狗讨鞋的洋相，他满脸无奈的叹口气，一双有病的眼角依旧迎风掉泪，和那天忆苦会上一样的在流着泪水。
　　 大老许一边歉疚的陪着笑脸，一边从灶膛里抓一把“百草灰”撒在仁明流着鲜血的脚后跟，然后骂骂咧咧的操起泛红油亮的椿树扁担奋力的挥向了坐在院子里给主人邀功摇尾的大黄狗。
　　
　　 晚上的一顿狗肉烧的喷香，大铁锅煮狗肉，放点酱油放点糖，六十公分的大铁锅烧了满满一锅，用大脸盆分盛了满满两盆。“狗肉香十里”，满村子飘散着狗肉的香味。
　　 敏伟安抚着仁明，仁明说：“没事，只不过刚才被那条恶狗猛一下子窜上来时没提放，吓了一大跳。”
　　 大国狠着说：“找它主人赔，农村有规矩，‘狗咬一口，大米五斗，’找他算账去。”
　　 仁明还是息事宁人的说：“算了，还大米五头唻，大老许家穷得连木箱子都没有一个，就一栋破草房都不够赔五头米的钱，那双见风就淌泪的眼睛都没钱治，赔个屁。我已经被他家这条狗吓过几次了，不知怎么回事，我只要一走到他家门口，它一见到我就冲上来，每次都被它吓得不轻。”
　　 生产队也来了好多闻到狗肉香的社员。胡大海、雷贵良、魏大银都跑来了。两个箱子摞在一起当桌子用，借来的长条凳子围了一圈，社员和学生们一起有坐有站、称兄道弟的喝着山芋老白干酒，划拳行令、捣杠子、猜数字的拼酒。
　　 胡大海一手抱着自己的儿子，一手拿筷子夹着狗肉说：“这狗肉烧的不错，我们农村有一句土话叫狗吃狗欢喜，所以吃狗肉要起哄吃。”
　　 皮肤白净的雷贵良是副业队长雷福兴的儿子，老两口就这一个儿子，去年刚娶了媳妇，胡大海调侃他说：“‘狗跑窝、香十里’，我们小贵良去年跑窝，娶了一个媳妇回来。”
　　 “什么叫跑窝？”大国有点不解的发问。
　　 魏大银大着嘴巴说：“就是老母猪发情要交配。”
　　 大伙一阵哄笑，话题全转到发情、交配上去了，一起指着老大不小的魏大银“你怎么到现在还不跑窝？不发情？”
　　 魏大银苦恼的说：“穷呀，我母亲守寡，身体不好，不能下地。我是老大，我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大弟弟前年去当兵了，部队就在你们上海。现在全家就我一个劳力，谁愿意嫁给我呢？”接着他用筷子指着脸盆里的狗肉说：“就这一条狗，我半个月的工分都不够买的。一条大狗在我们这儿要值五元钱呢，五元钱在我身上三个月也花不完。”
　　 大国若有所悟，喝酒前的“狗咬一口，大米五斗”的话再也没有吐得出来。
　　 胡大海拉着贵良划拳，他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比划着手指。贵良高唱着：“螃蟹衣，巧八角，两头尖尖这么大的壳，背上壳、背下壳，五金魁首摊你喝！”贵良伸出拇指和食指，胡大海始终是食指扣半个的两个半手指，他的手指能算三也能算二，贵良吵着是“三”，大海搅合着说是“二”，趁着酒性，两人挣得脸红脖子粗，争执不下。
　　 四个知青也情绪高涨，从来都没有划过酒拳，也跟着敲着筷子在边上帮衬着乱喊“老虎！”“杠子！”“杠子打老虎”的吆喝着看输家喝酒。
　　 那晚，离家的孩子喝的满脸红光、晕天黑地，忘记了异乡，忘记了故乡。
　　
　　 晚饭后，箱上的煤油灯闪动着火珠，火珠里袅袅的飘腾起一丝黑黑的细烟，摇摇摆摆的消散在腾升的空间。四个年青人第一次在茅草屋里围坐在了一起。这是他们离开上海以后第一次这样正经的坐着。
　　 带着三分醉意，敏伟先吹起他和大国在火车站与文亮分手后的经历：“我们出城后汽车没把我们送多远就到了公社了，我还以为到了，离县城挺近的。谁知道下车后我们四个人分在笼山小队，乖乖！跑死了，乡下人说‘望山跑死马’，笼山小队就在雾笼山脚下，有十多里路远，是最远的一个生产队。现在看看倒也蛮好，翻过雾笼山就是你们公社了。到你们这边比到我们公社还近一点呢，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大国叹气了：“这地方太穷，真的没想到，要知道这么穷当初不如去黑龙江农场就好了，集体生活总要好些，不至于连菜都吃不上，我们四个月连口菜都没有吃的。”
　　 大国接着往下说：“光看报纸上邢燕子、董加耕一颗红心下乡插队的报导，具体的生活没看到，她们是否也和我们一样狼狈？我们来插队，队长都不关心，连住的地方都不肯安排，开始的时候还叫我们睡在鸭棚里。”
　　 文亮也说：“报纸？报纸不可能说没有菜吃的话。我们整个生产队还从来没有见过一张报纸。刚来的时候我们还和老驴在一起睡过呢。现在这房子是五保户死了给我们住的，没有什么房子空等着我们来插队用的。到现在连床还没有呢！但有一点好！”
　　 文亮有一种感激的笑笑：“烧锅的稻草生产队里由我们随便烧，从来没有谁讲过烧多烧少的话，比社员强多了，要知道社员家里连烧锅的草都很困难，每家每户都要抽出时间去十里地之外的白米山里去砍荒草，然后再装车拉回来，挺不容易的。”
　　 仁明也说：“场地上的草倒是随便我俩烧。就是和老驴睡一起时被驴尿骚的气味逼得透不出气来，到现在我都感觉身上有股驴骚味，这一辈子恐怕都洗不掉了。”
　　 敏伟说：“我们队有新盖好的仓库房子，我们那个‘独眼龙’的老队长不肯给我们住，说我们在这边住不了几天会走人的。冬天没鸭子了，他把春天养鸭子的看鸭棚扫扫叫我们去住。开始我们不知道有空房子。住了半个月。后来我们发现有空房子，我们四个人就对他讲你有新公房空着不给我们下放知青住，你不支持我们上山下乡干革命，小心我们斗你，给你挂大牌子，揪你到公社去，说你破坏上山下乡。然后我们自己直接搬到仓库新房子里去住了，他也算了，也没找我们要。”
　　 大家听了一阵笑，大国说：“不吓唬吓唬他，他还想不给我们住呢。”
　　 文亮问大国：“你们那儿孩子上学吗？”
　　 大国讥讽说：“上个屁，全队没一个孩子去上学的。”
        夜深人静。青年们在一起诉说眼前插队的贫穷与困难以及后面前途的迷茫与担忧，谁也说不出来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是什么？
　　
　　                                                             （13）
　　 吃了一条狗、吃了两只鸡地热闹了两天，同学朋友又要分手了，临走时大国相约在插秧之前到雾笼山相会。敏伟指着东边的雾笼山说：“我们就住在雾笼山脚下，是城东公社最偏远的一个生产队，山的背面就是你们关帝乡了。”
　　 大国则告诉仁明：“在雾笼山上我们埋藏了两瓶山芋干老白酒，埋藏在土里有三个多月了，那酒在土里埋着走不了气，味道肯定香。等你们来我们一起喝！”
　　 一周以后，也是利用一场雨后，还是三月的天，乍暖还寒，清晨的水面冰寒刺骨，社员们已经开始赤脚下地忙着整田了。仁明和文亮怕赤脚下地，两人一商量，干脆躲两天，去雾笼山找城东的敏伟和大国去了。
　　 半阴半晴的天，穿着深筒的雨靴，用敏伟指教的方法，就是眼睛看着雾笼山走，不管是经过村庄还是绕过坡地，只要以雾笼山顶为方向，准能走到。因为在两个公社交界处的雾笼山山势最高。
　　 半阴半晴的天，半水半黏的路，黏在靴子上的黏土比靴子还重。
　　 文亮对仁明说：“我们在城市里是看不到土的地方长大的，很幼稚，根本就没有想到过在泥地里走路这么累。”
　　 仁明则说：“不懂土质呀，什么粘土层？砂土层？没下放前根本就没想到过。”
　　 文亮说：“上学的时候，地理老师说到江西井冈山时，说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土地，除了夸张的比喻以外，我想那地方可能就是红土层。还有西北的延安，黄土高原，就应该是黄土层。以前好笨，从来没仔细想过。”
　　 走了六、七里地，来到了雾笼山脚下，望着馒头形状的雾笼山，两个城里长大的学生第一次爬真正的山。
　　 仁明和文亮很兴奋，文亮说：“在上海就虹口公园里有一座土山，是学校组织我们春游时去爬过那山，好像有三层楼高，小时候觉得那山挺大，现在看雾笼山，虹口公园里简直就是一个小土堆。”
　　 两人一高兴，又回到了儿童时代，吆喝着向山顶发起了跑步冲锋。
　　 雾笼山不算高，二百米的上山坡道，跑冲不到六十米，两人累的张着大嘴喘气。文亮上气不接下气的说：“乖乖，爬不动，往上冲腿都软了。”
　　 仁明把帽子拿在手上，一个劲的给自己扇风：“累！累！冲不上去，看上去不高，不是一口气能冲上去的。”两个快乐的伙伴，站在半山腰上，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
　　 翻过雾笼山山头，就看见山下有一排四间新草屋顶的草房了。
　　 新土坯草房东头两间果然是敏伟他们四个人的“家”。
　　 赤脚在地里干活的敏伟、黄大国、许守忠、小李一阵风的都跑回来了，到家就把裤脚放了下来，还一个劲的喊：“冻死了，冻死了！这个天就要赤脚了，这辈子别指望穿鞋了，冻脚的滋味真受不了。”
　　 大伙儿一阵好久不见的热闹，亲热无比。
　　 仓库的房子是“毛坯”房，墙面都没粉刷，锸墙时的裂缝布满墙面，裂缝里还有好多过冬的甲壳虫。
　　 知青的生活都一样，见了面先找吃的，大国还是酸酸溜溜的说：“民以食为天嘛！又不是神仙，人到哪儿都得先想办法搞饭吃”。
　　 敏伟和大国先领着仁明和文亮两个上山找那两瓶“好酒”，今天他们要用珍藏在山上的“好酒”招待朋友。许守忠和矮子小李两个人负责在村里搞菜，刚下放时的知青不管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只要是“知青”，都特别的仗义。
　　 大国扛着锹，沿着房后的一条青黄杂草掩盖着的小道，一行四人兴高采烈的上山去寻找埋藏了三个多月的两瓶“肯定香”的酒了。
　　 大国提议向山顶冲锋，并指着山上裸露的一块巨石说：“第一个冲到石头上去的人今天不用掏烟，其他人负责给胜者提供香烟。”
　　 已经“冲锋”失败过的文亮和仁明赶紧反对：“那不行、那不行，你瘦的跟猴一样，我们不是一个等量级的，不能比。”
　　 不比就胜的大国笑笑说：“你们都空着手，我还扛着一把大铁锹呢！”
　　 敏伟也跟着说：“不和他比，他像山猴子一样，爬山不知道多快，我每次都输给他，把我的香烟都骗光了。”
　　 四个年青人有说有笑的向山上走去。
　　 一年一度春风起，漫山遍野的枯草叶子吐露出了新的嫩绿，青黄交杂的色 染遍了整座山头。
　　 扛着锹的大国走在前面，走到一块岩石附近，就开始信心满怀的挖了一个小浅坑出来，不对？没有酒。再挖一个小坑，还是不对，还是没有酒。再挖，没有？再挖，没有···。挖带草根的碎石山土很费劲，特别难挖，大国挖的筋疲力竭，挖的满头大汗。
　　 “吔？找不到了吗？”一头汗的大国迷糊了，看看哪儿都像当初埋酒的地方，挖挖哪儿都没有。后来他指地方，敏伟、仁明、文亮三个人轮流挖，四个人都挖的汗流浃背，都没找到那两瓶埋藏在土里的“肯定香”的美酒。
　　 雾笼山，方圆数里。没有树的山，到处都是 “记忆中”的“在那一丛草傍边”的位置，春天，万木更新，漫山遍野的丛草早已掩盖去年冬天的“那一丛草”了。
　　 这一下轮到大国倒霉了。敏伟臭大国：“埋藏酒的时候你可给土地爷上过香？磕过头没有？农村埋个死人还要给土地公公磕头，你把两瓶好酒藏在他家里，什么招呼都没有，你以为土地爷不喝酒啊？这上哪里去找呢？”
　　 文亮也臭他：“这么大一座山，你不上香，你点支香烟插在土里也行，我们今天找烟屁股不也找出来了吗？”
　　 被三个人责怪、奚落的大国再也讲不出“好像就埋在这边”的这句话了，在三个伙伴的一致惩罚的决议下，只好一个人灰灰溜溜的垂头丧气的爬过山头，跑到五里地外的供销社重新买酒去了。
　　 等到大国气喘吁吁的赶回来，香喷喷的一脸盆红烧鸡已经做好了，炒鸡杂，豆腐青菜，红的白的青的，全是用脸盆盛放在箱盖上了。
　　 朋友聚会，喝酒侃大山，离开家门的年青人快乐无比。围坐箱子，酒过三巡，朋友们吹牛的匣子全打开了。
　　 许守忠炫耀的告诉文亮：“没花钱，就买了几块豆腐，其它就地取材，是从老乡家的菜地里拔的。”原来他们四个知青和文亮他们一样，没有菜园子，只不过“占着”雾陇山，早已养成“匪”气罢了。
　　 “山大荒草深，虽然没有一棵树，散养的鸡满山坡转，山上还有野鸡、野兔到处串。到处还都有一小块一小块的菜地，这菜地都不在‘计划内’的，是老百姓自个开荒开出来的，他们能收则收，收不到也不指望。”矮子小李帮着说，并且十分有理的解释说：“这是公社最边远的一个生产队，山高皇帝远，没人管我们，连社员也没人管。老乡种的菜，我们不吃，山上的小动物也糟蹋掉了，连黄鼠狼也经常吃老乡家的鸡。”
　　 守忠说：“这里的社员叫我们摘菜吃，他们吃不完，但不能连根拔菜，必须旋菜叶子吃。因为旋掉外围的叶子菜照样能生长，连根拔起来就完完了。”
　　 敏伟说的更开心：“我们用肥皂、火柴、还有下放的补助款，甚至衣服和老乡们交换荤菜，咸肉、老鹅、鸡。便宜得很，两条肥皂就能换一只老母鸡了。我去年底就用一件小棉袄换了三只鸭子吃掉了。”
       大伙七嘴八舌，说着快乐的话，又说着难过的话。
　　 谁都没想到，冰天冻地的季节来到农村，整整三个月没见到过蔬菜，即使立志在农村落户的人员，到农村现整地现播种，这个冬天也长不出菜芽来。
       说着说着，又说到了上海说到了家，说到孩提时期的顽皮。

憬悟

                                                                                                                 （14）
        老家的居民区里，领头的一个顽童尖着声音高叫着：“大元宝哦！”众孩童一起齐声应呼：“好哦！”“三十晚上养个儿子没得屌哦！”“好哦！”有节奏的音调，往复循环，此起彼伏，一浪盖过一浪。
        这是上海老锦州湾的孩子，每年大年三十的傍晚，都会聚集在“大元宝”家的门口，一人领叫，大家伙跟着呼喊，往复循环的演唱着孩子们感觉最快乐的“儿歌”。
        “大元宝”和大国住在一起，是门靠门的邻居。敏伟住在路口，也算是近邻。由于玉宝从小就胖，矮敦敦的胖，从小就被玩伴们起的绰号叫“大元宝”。
        此起彼伏的、快乐的、阵阵叫喊声中还夹杂着成年人的笑声。这叫声，从大国和敏伟记事开始，直到他们离开上海，延续了二十多年，整整叫大了一代孩子。
        在老宅的深巷子里，大国和敏伟是最活跃的积极分子，是每年最起哄这叫声过年的。儿时最深的这种映像回荡在他们俩人的心中。
        趁着酒性，敏伟又领头起哄的叫了一声“大元宝哦！”六个年青人又人仰马翻的欢笑着“好哦”，他们快乐的回到了孩童时期。
        说着儿童的趣事，年青人欢笑不止。说到了父母，大伙又都伤心了。
　　 敏伟说：“我父亲高血压，我到滁州，我家老二去了‘五四零’高地啃大山芋了，都插队出去了。”
　　 “五四零”高地是下放知青们对淮北的五河、泗县、灵璧的简称。
　　 大国最容易欢乐也最容易动感情，说到家里还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和身体不好的父亲母亲时竟满含泪水了。
　　 在外的知青们聚会的时候最容易回忆少儿和思念家乡的父母。
　　 父母们只指望让子女们下放的农村离上海近点，但他们并不知道孩子们连菜也吃不上的困难，她们更不知道上山下乡战略的伟大意图是什么？
　　 知青们自己也都悔不如当初下到边疆生产建设兵团去多好，同样是“防修、反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到有食堂的连队多好，吃饭吃菜不用自己操心。
        带着兴奋和醉意、寻思着不解和迷茫的年轻人，摇头晃脑的唱起了思乡的歌曲“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我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
        这是当时南京下放学生编写的属于禁唱而又最流行、最符合知青心情的歌曲，有点凄婉、有点思乡，然而又最符合知青的心情。
　　 这天，雾笼山欢聚的六个青年醉倒了三个。

                                                                                                           （15）
　　 插秧了，农村最忙的季节开始了。
        已经劳动锻炼了一段时间的姑娘们，博得了男女老少社员的一致好评，她们吃苦耐劳，起早贪黑，和社员们一起，披星载月、同甘共苦。
        林场的自然风景是美丽的。虽没有像样的大树，但有一丛丛稀稀拉拉的桃树林，早春的桃花十分娇艳，像片片白雪落在刚吐绿嫩芽孢的枝头，有块块片片的油菜黄花和尚未耕耘的红花草，以及青青绿绿秧苗，漫山遍野浸染着令人欢欣鼓舞的生命色 。
        全是丘陵地貌，一条条小坡沟连着一块块坡地，小坡沟里有一汪汪秧田夹杂着一片片的水塘，散落在坡地上还有散散落落的农家土胚房。偶尔在农户房前还能看到一两枝杏花，粉红、洁白，娇艳的小花点缀着这里的景物，显示房前屋后农家生活的气息。
　　 四月的天，水的温度依然很冷。
　　 姑娘们每天凌晨三点钟就和社员们一起抢时间农忙了。没有农业机械的乡村，全靠黑天白夜的“拉长时间”来抢夺农季。泡在齐膝深的水里拔秧。水温冰凉，坐在小秧马上，弯着腰，两手不停地在水里拔秧，每够一小捆用秧绳扎成一小把，拔完一片育秧田后再把秧把挑到栽秧田里去打秧、插秧。
　　 秧田里，左手大拇指掭着秧苗，右手三个手指捏着秧根立即转换成两指插入土中，横竖对齐，一撮一撮的不停的插，两只手像机械一样不停的高速运转，边插边往后挪动身体退着步子。这是“轻功”，是最磨难人体力的轻功。从凌晨起床，插到半夜归来，整天弯着腰插秧，整整四个月的插秧季节，几乎没有站直伸腰的机会。
　　 曹队长默默的观察着姑娘们小巧的双手，他知道最磨难人的“拖”功里面就是这插秧的“轻功”最累。
　　 早稻的秧苗快抢栽完了的时候，小麦熟了。小麦收割完后再抢插中稻秧苗。收完早稻，又抢插晚稻秧。节气不等人，收早稻插晚稻秧，不能有半点耽搁，否则稍迟一点时间，晚稻就结不了稻穗了。秋风一起见白露，没拔穗的稻子就只能收稻草了。
　　 农忙，从头到尾都贯穿着一个“抢”字，抢收抢种，从水冷彻骨开始“抢”，到头顶烈日抢种的晚稻，整个半年基本上都泡在水田里面“抢”，抢的是收成，抢的是季节。
　　 城里下放的姑娘们和社员一样，咬着牙在坚持，从不叫苦，从没有休息过一天，姑娘们连例假也没有停工。
　　 姑娘们不畏艰苦流淌的血汗，挑担的重活拿得起，插秧的“轻功”放的下，曹队长放心了，心中担忧的石头也落地了。

                                                                                                              （16）
　　 落后的农村，没有农业机械设备，就连日常生活都不用纸币交换，是真正的商品原始交易，而在这原始落后的劳动后面还有更落后的“乡土”文化。
　　 一个鸡蛋换一包“丰收牌”香烟，十二个鸡蛋换一斤白干酒，每个鸡蛋都按七分钱计价，供销社里所有的商品也都按折价的鸡蛋换取，以物换物，最原始的商品交易。农家的鸡蛋仅能维持日常生活的家庭开支，然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土政策”又规定每户人均养鸡不得超过五只。
　　 家家户户不十分多余的鸡蛋，乡村姑娘是连换取一张卫生纸都十分困难。
　　 劳动是艰苦的，人的意志是坚强的，尽管条件差到了零点，人们顽强的意志从没有向艰苦低过头。
　　 村姑村嫂们在秧田里拔秧栽秧。村里的几个壮劳力则在漠漠的水田里，驱赶着奋蹄的老牛躬耕，一串串牛哞、一声声吆喝，一片繁忙。旱田里抢收麦子的会战基本上落在了半大小的“老少爷们”身上。
　　 午季的太阳，已经热辣辣的烤在后背上了。
　　 用担绳捆垛的麦子，上了肩是不能再落地的，成熟的庄稼一落地麦粒就全撒了。经过半年挑担的锻炼，下放的学生也已经算是“爷们”了，一百五十斤的担子在青年学生们的肩上已经是走起路来轻步如飞了。两头带尖刀的扁担他们“轻轻的一抓就起来”了。
　　 时令不能等，收获不能等，越是天晴越是“抢”，抢的是时间。越是出现阴云更要抢，抢的是收成。
　　 乡村田野的环境渐渐熟悉了，劳动也增进了和社员更广泛的交流，连乡村姑娘也敢二个三个的一起，探头探脑的进知青的“五保户”小屋来看看稀罕了。
　　 劳动间隙。夏小霞、徐兰子、小玲子，三个乡村的女孩进了知青们简陋的“家”。她们这也看看新鲜，那也看看稀罕，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一口一声“孬子用的东西真漂亮，脸盆上画的鱼跟活的一样。”
　　 这是上海的一种冲压出有凹凸感的 色搪瓷面盆，属于新工艺。乡村姑娘没见过，这儿连姑娘陪得嫁妆都没有这样漂亮的脸盆。
　　 小玲子是徐兰子的妹妹，十四岁的丫丫，去年还属于“放牛辈”，今年刚够上干活挣工分的年龄了，读书上学，对农村的女孩子来说是多余的“浪费”。农村的孩子劳动的早，但在十七岁之前生产队只给她们半个劳力的工分，也就五分工一天。
　　 小玲子拿着文亮的洗脸盆翻过来看看、翻过去看看，还用手摸摸冲压出来的鱼：“好看！这鱼用手都能摸得到，和塘里的鱼一样滑。”
　　 文亮担心她翻过来看、翻过去看时失手掉地下，摔坏了面盆上的搪瓷，忙操着夹生的上海式安徽话提醒：“小心，别掉地下把搪瓷拷坏了。”
　　 话一出口，一张嘴就露出青紫牙床的丫丫小玲子，脸一下红到脖子，发疯一般拿起脸盆、拿起灶台上的碗就摔，摔坏了脸盆上的搪瓷摔烂了碗。她摔完了还气呼呼的走出了屋门。摔得文亮莫名其妙的大眼瞪着小眼。
　　 在部队待过三年的胡大海听到声响，看知青这儿出事了，赶紧过来。一问情况他笑起来了。胡大海给文亮解释：“和我们这儿乡下的女人，特别是女孩子说话不能用‘拷’字，这儿的拷就是公的和母的交配叫‘拷’。你只要一提‘拷’字，小女孩都会搂脸唬你，没打你脸就算是对你不错的了。”他怕文亮和仁明以后再“出事”，又补充说：“也不能说‘熊’字，‘熊’就是‘拷’时淌出来的水。”
　　 胡大海谦虚自卑的说：“我们乡村没文化，我们队里的社员基本上都没上过学。我们队很穷，好多人一辈子十元的纸币都没有用过。”
　　 恍然大悟，书本上读不到的文化知识，让两个知青长“学问”了。原来此地社员平时讲话的动词里用“打”字不用“拷”字，甚至同音字“你靠边站”的“靠”字也不能说不能用，只能说“你傍边站着去”。
　　 文亮还是很礼貌的和大海说：“没事的，知道了就行。只是‘拷’字是男女做爱的意思还是第一次听说。难怪我们每次去供销社喊‘拷酱油’时供销社的女销售员对我们都很凶巴巴的不理不睬，原来还有这种意思在里面。”
　　 上海人买酱油就叫拷酱油，打倒的“走资派”就叫“靠边站”，文亮和仁明都说习惯了，在一起说话还是用“拷”和“靠”字。没有文艺生活，没有文化宣传的社员可笑开了锅，男社员经常喜欢歪着嘴说：“上海孬子喜欢拷，随时随地都可以拷”。学生们的“拷”“靠”两字，成了社员最快乐的精神调侃。
　　 原来这个当年欧阳修做太守的地方不是书本上的“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的文化“标准”之地，他有他的另一番字意的“乡土”文化。
　　 没上过学的丫丫熏染的是乡土文化。
　　 望着摔出放射性疤痕的搪瓷，文亮只好自认倒霉，被丫丫摔烂了脸盆还摔碎了碗。
     以鸡蛋换商品的交易，字意怪癖的文化，肩挑腰弯的劳动。插队的知识青年不但生活是艰苦的，他们即要抢着季节，抢着收成，而且还要接受“土文化”的另一番教育，而真正的“文化知识”却是空虚的。
                                                                                                                                                                        （待续）

憬悟

（17）
     莺飞燕舞的五月，麦黄秧青菜花香。
     没有城市里的斗争和批判，一扫压抑的政治气氛，沐浴大自然的风光，躲在乡村田野，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文亮暂时没有了那种政治上的“崽子”感，耳边也没有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喧闹声。上海的家中也由于他父亲送走了两个子女去上山下乡的革命行动，减轻了政治压力。
     文亮的父亲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贫雇农的儿子，是最赤贫的穷到地板上的农民。由于他父亲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参加过罢工游行，而且还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工运领导。然而在个人的情感生活上有“坎坷复杂”的问题，这样的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理所当然的归类到“腐化堕落”的范畴，在清理干部队伍的“四清运动”里给他带来了政治重新审查的麻烦。
     下放插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当时受冲击家庭的青年人摆脱家庭政治麻烦的最好选择，文亮也择无傍路的走出了家门。
     农村的犁耕薅锄，抢收抢种，虽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生活上异常艰苦，然而在政治思想上轻松了不少。村里没有一份报纸，用铁丝传输的小喇叭也听不到新闻，村民们只顾向老天爷要饭吃，向土地要粮食，没有人提“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连村里的三个“阶级敌人”也和村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牵连，过着自食其力的轻松生活，“阶级斗争”在社员们面前没有粮食重要。乡村田野里，只有晨抗耙犁起，暮牵老牛归，整天进行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业劳动。
     文亮在农村过上了一心垄耕，两耳不闻天下事的悠闲，那些“文革”中激烈斗争的场面渐渐的与他淡而疏远了。
     轻松并没有持久。应届毕业的知识青年还在源源不断的从城市下放到农村。
     五月中旬，雾笼山又迎来了第二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已经在农村锻炼了半年之久的王仁明和周文亮，已经以“老知青”的姿态站在火车站台上协助杨委员清点着新来的一批上海知识青年的名单了。
     文亮和仁明把新来的“伙伴”集中在一起，一个个的点名，一个个的聚集到一块。
     一种血缘，一种真正的血浓于水的亲缘。那个七岁就离开父亲的文德，突然站在了文亮的面前。虽然十年不曾见面，彼此都已变成了青年，然而共同的血缘，冥冥之中的一种感应，互相只看了对方一眼，彼此就认出了这是“弟兄”。
     同样遭遇下放插队的文德，心底隐藏着一个父亲被人揪斗的孩子，第一次站在异乡的土地上，没有青年人的朝气，更没有半点飞扬跋扈的神采，行为生疏而木纳的站立在晨露的站台上。
     文亮心里升起一种莫名的矛盾，眼睛掠过一丝惊异的问文德：“你知道分在哪里吗？”
     文德两眼呆涩、声音低沉的回答：“关帝公社”。
     文亮脑袋顿时“嗡”了一下失去了主意，但又很快恢复了平静。
     天意，真是天意，是苍天的安排，是祖上显灵的撮合，当年为怕在政治上受父亲牵连而不得已划清界线“脱离关系”，七岁便随母亲单独生活的弟弟文德竟然和哥哥文亮分配在了一个公社。
     在城市里想方设法回避和脱离的政治“牵连”，又一次在农村轻而易举的让弟兄俩糅合在了一起。
     平静下来的文亮毫不犹豫的把文德领了过来，并请求分管“五七”的公社杨委员把文德安排在自己生产队落户。
     知道情况后的杨委员悄声对文亮说：“用我的经验说话，你俩别分在一起，在一起不好，把他分到桐山小队去，离你近一点就行，最多二里地。”
     蓝天白云，阳光灿烂。带拖挂的敞篷汽车沿着雾笼山颠上颠下，麦黄秧青的田野大地急速的向后退去。雾笼山青绿一片，一条盘山的土路，像一条黄带子盘旋在山梁。
     第二批上海知青的到来，仓库里的种子已经全部下地了，基本上都腾空了库房，再受到各级领导对下放工作的重视，被安排接受知青的生产队，立即派人把空闲的仓库打扫干净，架起了临时的床。再加上已有的上海老知青，真可谓“老乡见老乡，心里不慌张”了，新来知青的情绪稳定多了。
     公社也做了再三强调安排的宣传，生产队也引起了重视，同时上海的区上山下乡办公室和县里的上山下乡办公室直接挂钩，同步联合的做知青安排落实的跟踪。仁明和文亮的体育老师鲁老师也跟着文德他们这批知青来到了关帝乡检查安排落户的情况。
     异地他乡，茅屋土墙，老师和学生们相聚，泪水盈眶。老师也说不出这么一场轰轰烈烈的牵涉到千百万家庭、千百万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的伟大目标是什么？老师只能用宽慰的语言、社会上流行的革命词语叮嘱学子们“你们现在走的是人生的第一步，要好好地向贫下中农学习，认真的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18）
　　 真是热火朝天的“双抢”季节，远在百里之外的驷马山引江灌溉工程的第二期工程开工了。
　　 驷马山引江灌溉工程是皖苏两省滁河流域以灌溉为主，结合分洪、排涝和航运的大型综合性水利工程。位于皖东滁河中上游地区和江苏省西南隅，工程包括乌江枢纽，引江水道，以及新开27.5公里长的河道等。
　　 生产队摊派了四名去驷马山工地干活的名额。没有离开过家门的农民心存忧虑，哭哭啼啼的怕到百里之外的“远乡”去干活，然而插队下放的知识青年，早已是远离父母远离家乡的无牵无挂了。同样是干活，去工地干活不用自己烧饭多好。
　　 不知道兴修水利是什么样的“农活”？更没有抱着为后人兴修水利的远大理想，文亮和仁明一早起来也没什么东西需要收拾，把被子卷上，用麻绳捆成一个背包，把箱子寄放在队长家里，再往旅行包里塞上两件换洗的衣服，关上四壁空空的破门扳，连门锁也不需要，暂别了那所摇摇欲塌的破茅屋。
　　 清晨的阳光，一轮红日从东方地平线上腾腾升起，喷射出万道光芒，给山山壑壑黄土地的丘陵和土胚的茅草房撒上了一片金黄。片片碧绿的秧田和折射出碎银般亮光的水塘。云雀躲在云层里发出清脆的鸣叫，婉转动听。田野广饶，风景如画，使人精神倍爽。
　　 魏大银和崔应良是跟着文亮和仁明一起去驷马山的。长高个子的魏大银不甘心民兵班长的头衔，一直想进队委会。所以当“上级”指派他做带队的临时负责人时，心里有点虚荣的他觉得自己被队委会重用了，心里很高兴，半夜两点就来叫醒文亮和仁明了。
　　 魏大银隔着门板大着嗓门：“周文亮！王仁明！该起床啦！”破门板里传来了两个人的骂声：“叫魂啊？才两点，你以为栽秧啊？”“才两点呀？那咱们就五点整出发赶早班车，你俩别睡过头！”
　　 心中有使命感的魏大银连走路都像长了翅膀一样轻松的快要腾飞了。
　　 崔应良则是一个独苗苗。父亲去世的早，孤儿寡母的生活，队里不容商量的指派他去驷马山工地。应良的母亲泪眼汪汪的逢人便诉说自己是孤儿寡母，是生产队“柿子捡软的吃”的安排，“几十口村民偏偏点上我寡妇的儿子”。
　　 年青人最容易交朋友，文亮和仁明已经在劳动中和村里的年青人结下了友谊，彼此都很熟悉了。看到知青文亮和仁明都主动要求去驷马山，所以祖辈没有离开过那片土地的社员也更乐意和知青们一起出去“走走”，也想和下放的知青们一样，体会体会出门“闯闯世界”的感觉。
　　 一行四人，步行了25华里来到了县长途汽车站，由于文亮和仁明的“再睡一会”，四个人还是没赶上头班车。
　　 坐上从县城去全椒县的汽车，然后从全椒下车再向东步行了30多华里。在夜幕降临的时候终于赶到了汤泉镇。
　　 汤泉镇上，由晚上营业结束后的澡堂改换成临时睡一晚上的旅社的大厅里，弥漫着潮湿浑沌的空气。厅里大通铺的靠椅上，散发着人体的汗膻味，累了一天的四个青年人连脚也没有洗到，仁明和文亮顾不上背包绳子深深的勒嵌在肩膀两侧的肉里而勒出的鲜红痕迹，也顾管不上脚底板上的水泡，抱着一副臭脚，全身疼痛得累倒在澡堂的靠椅上。
     在生产队“双抢”中已经累肿了腰，又抗着背包抗着大铁锹，文亮和仁明之出娘胎首次步行了几十里地的急行军。从没有这样步行过，两人累的够呛，也顾不上靠椅上的膻气味，胡乱的卷曲着在靠椅上住宿了一夜。
　　 第二天清晨，文亮和仁明的两条腿瘫软的实在起不来，想赶到工地吃早饭的魏大银和崔应良却起的特别的早，因为从汤泉镇再走上不足两小时的路程就到驷马山工地了。两个农村青年扭不过实在起不来的文亮和仁明，一边抱怨“昨天早上睡迟了两个小时，今天早饭又黄了”，一边也只好陪着又饿了一个上午。
　　
　　 工地上的农民工住的都是“滚地龙”式的茅草棚。
　　 低矮的工棚没有人头高，只有门框没有门的工棚，进出时都要猫着腰才能钻进钻出，只有站在窝棚中间的“八”字樑下才能舒口气的伸一下腰。
　　 “滚地龙”比生产队给文亮和仁明的破草房还要难受。
　　 来之四邻八乡的民工，“睡铺”就是在地面上铺上一层稻草，睡上两排人，脚对脚的中间就算是“过道”。低矮潮湿的工棚散发出一股霉味、汗味、臭脚丫的混合气味，稻草里遗落的稻粒在工棚霉湿的环境里都焐出了细细长长的青青秧苗。又黑又细长的“臭烟虫”在草堆里爬钻来爬钻去，一股烟臭味。
　　 民工们基本上都没有毛巾，也不用漱口刷牙的茶缸，“房屋”里除了被子，就是挂满空间的当毛巾用的“丁零当啷”的烂布条，一条毛巾也找不到。干活损坏的已经张牙裂嘴而又舍不得扔掉的破鞋摔的到处都是。民工居住的窝棚，其艰苦的条件根本不像正常人所居住的环境，难以叙说。
　　  令文亮和仁明高兴的是饭敞着吃。这对插队知青来说是一大福音。不用烧饭而又敞着吃饱是非常幸福的，而且闻到了肉香。只是大锅菜八个人一脸盆，也得抢着吃，吃慢一点就吃不到菜了。城市下放的知青吃饭“抢”不过农民工，所以每天还得带个小碗把属于自己“计划内”的一份菜另外盛放出来才行，否则盛第二碗饭时菜就没有了。
　　　 环境的艰苦远远比不上劳动的强度。
　　　 把一座比雾笼山还高的小山从中间劈开的引江灌溉工程靠的是蚂蚁啃骨头的人海战术，其劳动强度之大远远超出了人们正常体力的承受能力，每天12个小时车轮大战式的强体力劳动，把民工们浑身拖得精疲力尽。
　　　 时间真赶上夏季，火辣辣的太阳骄似火，晒的后背都能起水泡。
　　　 白天顶着烈日，夜晚披着星星，没有机械设备，全凭借着最原始的洋镐、铁锹、扁担、独轮或两轮的手推车，挥汗如雨，疲惫不堪，没有休息的连轴转。二期工程的工地上甚至没有一个女性，全是原始的男人，原始的男人挥舞着原始的工具，裸露着原始的肢体开挖着原始的河道。
　　 尽管超强的体力劳动折磨着人们的筋骨和肢体，但叫高山低头，叫平地开河的壮观场面还是有着不少的大无畏的自豪。
　　 每天上午十点和下午五点，人员必须全部撤出山坡和河沟，统一的爆破时间在信号弹升空后同时炸响，此起彼伏的排炮声在望不尽头的“十里战场”里震天动地，颤抖的大地硝烟弥漫，振奋人心的爆炸声一浪高过一浪，空中飞舞的碎石，泥土劈头盖脑的往下砸，躲在防空网覆盖的掩体里的人们紧张的数点着爆炸声里的弹坑数，防止爆炸中有遗漏的哑炮而发生意外。
　　 爆破一停，尘埃落地，河沟的工地上弹坑累累，碎土满地。不一会，人海像涨潮一般，从四面八方涌入工地，河沟里舞动的是裸露着肉体的原始“人龙”，万人密布，跃动着血肉之躯，展现着蚂蚁啃骨头的战术。铁锹、柳条筐等原始工具一齐上，高坡上的卷扬机拉着满车满筐的碎石泥土从沟里往上拉。
　　 没有机械化的挖掘机，完全是“人海战术”。工地上，到处是迎风招展的红旗，到处是人山人海的劳动场面和民工们一片连着一片发出的震撼人心的原始嘘叫声。
　　 “原始”的人海凭着满腔的热血和忠诚，上演着真正的愚公移山的壮阔。然而人们看到的是震撼的“愚公移山”的劳动场面，有多少人能体会到超体能的劳累？
　　 卷扬机绞盘的缆绳上挂着一根横木，横木的两头拖着两个铁钩，铁钩上挂着装满碎石土块的板车，两个民工各扶一架车把，文亮和仁明各自在车把边上做副手，跟随着卷扬机收起的缆绳沿着一百多米的河堤坡道艰难的从沟底向河道大堤上爬去。
　　 上了堤坝顶端，立即褪下车前的铁钩，扶车把的民工立即推车转弯，沿着堤坝去倒车土，文亮和仁明两人各拎着横木两头的铁钩，拖着绞盘上刹车松弛的缆绳，飞快的向沟底冲去，拖送到百米河底，去挂上已经装满待发的板车。
　　 循环往复，一个班次几十次的奔跑，没有半点休息的时间。
　　 中午烈日下的午时到半夜满天星星的子夜，每天12个小时没有休息的超强度的体力劳动，累坏了文亮和仁明，也累坏了民工。
　　 民工们也发出了抱怨的顺口溜：“公社干部累了钻机房，大队干部累了量土方，生产队干部累了回后方要钱要粮，社员蛋子累了敲箩筐。”
　　 民工们得不到充分的休息，首先就巴望老天爷下场雨来休息片刻喘喘气，然后就想歪点子，用放斜炮的方式把爆破的土方轰到对方承包的河段里，对方再用同样的方法轰回来，每天轰来轰去，最后双方“达成”共识，都有意识的把炮眼掏成“斜眼炮”，“炮口”瞄准了河堤上的高压线，然后在“炮口”放上稻箩大的一块土石，一声炮响，轰个几百米，呼啸而上的土石块没准就能打断堤坝上的高压线。一旦线断了，工地上一片心照不宣的欢呼雀跃，没电了，机器不转了，民工们就能快活的休息半天喘喘气了。
　　 河道经过的地方曾是古代战场，据说楚霸王项羽最后就是被韩信围困在这片地区绝望自刎的。乌江镇就在附近，那里有供奉项羽的霸王庙。河道初挖时，常挖出大刀长矛类的兵器，也曾挖出过一把只有一人多高，锈迹斑驳的全铁长矛，惦着全铁长矛，民工们笑着说：“是古时候的，说不准就是当年霸王用过的。”知青们也跟着一起调侃：“多亏大运河不在这儿经过，否则还能挖出隋炀帝时期开河用的大锹呢”。
     将近两个月的工程，魏大银和崔应良几乎都没捞到时间和仁明、文亮坐在一起说过话，哪怕是一场雨的时间，疲惫的仁明和文亮都会抓紧时间，倒在地下就睡觉，这种原始的、摧残肉体的劳动再加上露天的暴晒，两个学生浑身晒的乌黑，只有闪动的眼睛瞳仁和嘴里的牙齿是白的。
     原始艰苦的劳动，过度疲劳的王仁明精神起变化了，他经常对文亮说：“我好累，累的浑身想瘫，特别想睡觉，我连路都快感觉走不动了”。
     文亮也无奈的说：“我也快累死了，每天消耗的体力一觉都睡不过来，严重透支的身体都快虚脱了，我现在连走路都在睡觉抽呼噜了”。
     “民工真苦，像原始人一样。我们的体力严重透支了，快要不行了”。
     “再坚持坚持，快拖到头了，最多再有半个月能完工了。”
     尽管两人还在互相勉励，然而王仁明已经渐渐地经常称病躺在工棚里不肯出工了，埋着脑袋白天黑夜的睡在地铺上，甚至连说话也懒得张嘴了。
　　 知青们经过这么一场高强度的难以想象的原始的劳动，基本上都获得了省里表彰的“五好水利战士”的荣誉，尽管体力严重透支、狼狈不堪，但他们还是带着“软绵绵的想瘫下来的身体”凯旋而归了。
　　                                                                                     （待续）

憬悟

　　（19）
　　 七月，骄阳似火，大地热浪蒸腾，棉花的叶子无精打采的耷拉在棉杆上，趴在房子阴隐处的狗拖拉着长长的舌苔喘着热气，小树叉上的知了也躲在枝叶下没有了鸣声。
　　 在去林场的山坡上远远的走来了一位背着行李包的上海老父亲。
　　 老父亲是中午的时候到了县城火车站的，在车站的站台上等候前来接车的女儿，等了两个多时辰没看到女儿前来接应的影子。看看没什么指望了才一路寻找一路见人就问：“林场在哪个方向？”边走边寻问，二十多里地询问了四个小时，四小时的路程走下来，上海的老父亲早已气喘嘘嘘、汗流浃背了。
        当心急火燎的老父亲找到林场地界的时候，西天已经燃起了晚霞的云 。
        这天，生产队社员在东边的一大片水田薅秧。意想不到父亲会来农村看望的曹爱珍真和社员一起在水田薅秧。她无意中抬头，发现站在水田埂上背着大包问此地是不是林场生产队的老人竟然像是她的父亲。她看迷糊了？揉揉眼仔细看，没错，是真的。曹爱珍突然惊叫起来了，发出一声“是我爸爸”的惊呼。
        三个一起下放，真在薅秧的姑娘也突然一愣神，然后不约而同的反应过来了，一起霹雳啪啦的像受惊吓而张着翅膀的鸭子，从水田里溅起一身的泥水中狂奔了过去。
       爱珍激动的泪水飞溅。
       老父亲看着晒黑的连自己都快认不出来的女儿，也突然失去了反应，然后又突然心疼的反应了回来，然后抚摸着几乎不敢相认的四个姑娘的脑袋，眼里顿时噙满了泪花，颤抖的下巴发出哽咽的两个字“女儿···宝贝···你们···”，再也说不出来了。
　　 姑娘们在乡村由于水土不服，浑身透着破皮烂疮的血疤，又从水田里携带的泥浆糊满全身，黑中带疤点的肌肤，晒的又黑又瘦的脸蛋，让老父亲两眼饱含心疼的泪水。
　　 薅秧的社员也停下了手中的农活，站在秧田里轻声的议论起“她父亲舍不得”“城里人什么时候吃过这苦，当然舍不得”的话语。
　　 曹队长闻声立即从牛耙上退了过来，他似乎在爱珍父亲的面前有了一种说不出口的什么歉意，他一边尴尬的上前致意，一边立即安排荣家庆等人去杀鸡买酒做晚饭，他要为爱珍的父亲接风洗尘。
　　
　　 晚宴是在曹队长家里举行的。
　　 曹队长的家里也是空荡荡光溜溜的。泥巴垒砌的供台上放着一套装针线的小簸箕和一盏小马灯。右厢房是他母亲居住，床头显眼处放着一只带底边的木箱子，箱子对面的墙角边上放着一只没盖子的空尿桶。左厢房是曹队长夫妇的卧室，房间里也有一只带底边的木箱子和没盖子的空尿桶。除此之外，空空荡荡，除了泥巴还是泥巴。
　　 简易的八仙桌上摆着四个堆尖的大菜碗，乡村里热情待客的村民拿不出七个碗八个碟子的排场，然而讲究的是量，能在你吃完的空碗里还能按原样的菜再装满后端上桌面来。
　　 放在桌上的两个打吊针用的盐水瓶装满了酒，八个小酒盅放在桌子的八个方向。来作陪的还有生产队荣会计和民兵排长王二强。
　　 一阵寒暄，三杯客套，曹队长首先对着老父亲说话了：“到我们乡下来我们也不知道，知道了去县城接你就好了！”接着就说：“这四个姑娘真不错，我们社员都服了。真了不起，她们吃了不少的苦，我们这儿很穷，让她们受委屈了。她们很争气，现在是知青里面出名的四个铁姑娘，当初才来的时候，我根本不敢收她们，真害怕她们受不了呢！”
　　 然后他又说：“农村里日晒雨淋，蚊叮虫咬，再加上水土不服，她们可受罪了，让父母们看到，谁能不心疼呢。”
　　 老父亲不愿让孩子们看到父母心疼的感情，毅然决然的说：“孩子们吃点苦是应该的。向贫下中农学习也是应该的。她们有成绩，全是贫下中农再教育搞得好。”然后又像是对孩子们说，又像是告诉曹队长：“其实我们都是工人农民，她们不能忘记，都是穷苦人。我自己从小也是苦出身，也是农民，是解放前我母亲带着我逃难去的上海，我们家的祖籍就是安徽，就是现在的肥东”。
　　 曹队长一听这标准的肥东口音，有点激动，接着老父亲的话说：“我也是母亲在我小的时候带我逃难出来，走到这儿的时候，发现此地山坳里有地没人，流落到此地以后就不走了。我们家祖籍也是肥东。”
　　 说到肥东，在厨房灶台上忙活的曹队长的母亲也走上来搭话了。
　　 原来曹队长是跟母亲姓的，母亲叫曹家英。上海的老父亲也姓曹，叫曹家林。都是当年从肥东逃难出来的，所以一提到祖籍，互相又一报家门，彼此发现原来他们还属于一个宗家祠堂的“家”子辈的同辈人。
　　 说到从一个地方流落出来的，老父亲把家乡人的一个特点补充着说：“我们肥东老家出来的人都喜欢带一种有底边的木箱子，是在箱子底部加高十公分左右的箱脚。这箱子现在给我女儿又带来安徽插队用了。”
　　 曹妈妈一听说到“点子”上的话了，高兴的连说：“啊哟！这可不得了了！怎么就没有注意过爱珍的那个箱子呢？你我都姓曹，我们曹家都用这样的箱子，这是我娘家人呀，太巧了，长这么大，我头一回碰着脑门儿的事了”。
　　 这一下气氛热闹了，操着家乡话，叙说起同宗同门的规矩，然后一个喊“大兄弟哎”，一个喊“老姐姐哟”，“咱们是一家人哟！”
　　 坐在听叙说的曹队长也跟着改口说：“我要叫舅舅了，这是真宗的家里人了。”曹爱珍也只好顺势说：“我要喊曹妈妈叫姑姑了”。坐在桌上的生产队会计和民兵排长听着也激动的跟着喊起了“你们都还出娘家的祖宗了，你们应该是同姓同辈同祠堂的本家亲人。”
　　 世界之大，大到天涯海角。世界之小，小到鼻尖子顶着鼻尖子。谁也没想到大千世界里这个针尖对着麦芒的巧事就在瞬间碰上了。
        曹家林说：“我是从上海出来的头天就给女儿拍了电报，叫女儿到火车站来接我，我到了车站以后等了好半天没看到孩子，我怕耽误时间了，就一路打探着找来了。”
        爱珍父亲接车的电报，是第二天中午由送信的魏老头才慢慢腾腾的刚刚送到。农村的信件都是隔一天送一次，电报都是用老式的手摇充电的电话机，从集镇摇通到公社，再由公社通知到大队，大队再想办法通知到生产队。也不知道是哪一级的疏忽，害得上海老头多跑了不少冤枉路。
        一方面叙上了家谱，曹家英母子当然的更盛情挽留，一方面是生产队荣会计和民兵王排长等干部社员的轮流邀请，曹家林自己本身也想多和女儿待上几天，帮女儿和姑娘们烧烧饭，尽一尽“老牛舔犊”的父爱，心中的不舍加上盛情的挽留，上海老父亲住下了，而且一住就住了整整九天。

        望着女儿脸上、手臂上的伤疤，老父亲心疼的说：“怎么都是伤疤？有人打你呀？种田不会这样的。”
        “不是的，是自己摔的。天不亮起来打秧草，看不清楚，夜里又有露水，一脚踩空，整个人就滑摔倒了，真好摔在一处断坡，滑下去四米多深，脸上手上，还有腿上，被树枝刮破了好几块。”
        老父亲只能心疼的说：“做事小心呢！”然后不解的问：“什么叫打秧草？要起这么早？”
        曹爱珍告诉父亲：“打秧草就是用镰刀砍下嫩草叶子，什么蒿子头、茅草尖、爬爬藤等各类杂草的嫩草叶子，这活很累很伤手，因为茅草有锯齿，草窝里甚至有不少长刺的野蔷薇，所以很伤手的。”
        “要这东西干什么？我在乡下怎么没有遇到过。”
        “打下来的嫩秧草挑到水田里，把它烂在田里，是非常好的绿肥呀！我们老家没有打秧草嘛？”
        老父亲听明白了，无可言语，只能嗫嚅着说：“自己小心！自己小心！”
        讲不出多少安慰话的老父亲只能把心疼隐藏在心窝里。
        然而每天半夜，灶房里一片黑洞的时候，一颗暗红的烟火，在人的嘴上一闪一闪，烟火暗亮处，照亮着那张神情凝结着思索的脸。远道而来的老父亲白天没和姑娘们多说关怀体贴、空洞无力的安慰话语，他深深的知道，在现有的环境和艰苦的条件面前，他找不出多少鼓励孩子革命的语言。而纠缠着老父亲始终不明白的一个问题是：在城市当工人，在乡村做农民，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口号下，城里的工人为什么还要把子女送到乡下“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呢？老父亲不得其解，其心里充满的是对女儿的难舍，因而，他不是闷着头抽烟就是整夜难眠。
　　 九天之后，心里不舍的老父亲要回上海了。曹队长、荣家庆和四个姑娘一起簇拥着把老父亲送到了县城。
　　 古老县城北街流传着四大怪：“柏油马路铺城外，板车全靠毛驴拽，毛驴屁股挂口袋，县爷的汽车没毛驴子跑得快”。
　　 青石板铺就的路面，只有两米来宽，一头毛驴牵拉的板车就把路面堵死了，所有的车辆、那怕是县长的车、都得跟在驴屁股后面“嘀嗒、嘀嗒”的慢慢行走。
　　 荣家庆挑着乡亲们给老父亲送的鸡和麻油穿插在板车和人流的空挡里。曹队长陪着老父亲说着宽慰的话，老父亲也再三的说着“谢谢”了和“拜托”了的话语。
　　 北街两边一溜的白墙黑瓦、古朴典雅的住房，非常整洁而又安静。据说这古老的青石板铺就的路面还是北宋时期太守欧阳修留下来的，从北街到城郊的古清流口朱元璋也从这儿走过。古县城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
　　 一场泪别，说不尽的保重。上海老父亲带着复杂不舍的心事坐上火车离开了县城。
　　 送走老父亲，情绪有点悲哀的姑娘们低头不语，默默的走在回家的路上时，荣家庆才告诉她们：“大前天的下午，我看见曹姐的父亲一个人坐在山坳里大哭了一场”。闻听此言，本就抑着悲情的曹爱珍“哇”得一声哭了起来，悲情、颤抖、泪流满面的低喊了一声“爸爸”，陪同送行的三个姑娘也跟着爱珍留下了默默心酸的眼泪。
　　 晚饭时间，曹妈妈端着一碗小菜送来给姑娘们，一边说着安慰的话，一边告诉她们一个好消息：“下午接公社的指示，生产队马上要安排劳力给姑娘们盖房子了。”
　　 这“好消息”姑娘们忧喜掺半，她们真愿意盖房后住下不走吗？
　　 月亮升起来了，夜色显得格外的明净、柔和。送走老父亲、躺在竹窝子床上的姑娘，眼睛茫然的望着蚊帐顶部，陷入了不眠之中。
　　
　　（20）
　　 按照公社的统一要求，各个生产队都必须在年里完成知识青年的住房问题。
　　 县里面给每个知青配备门、窗、房梁、木板床。这么重大的消息，在公社眼皮子底下的冲郢子的仁明和文亮却一点没有听到消息，这不能不说是两耳闭塞的一大奇迹。此时的冲郢子已经又增加了两名上海知青和一名滁州的本地知青。这个点一共有五名知青了，然而就这五个人却谁也不知道“我们要盖房了”的重大喜事。
　　 从不下地的会计杜伯昌这几天却异常的繁忙了起来，跑公社拿木材指标，张罗着联系建房人，和承建人商谈着房屋的建造价格，他还亲自牵着毛驴拉着板车跑了二十多里地，到县城挑选房梁、拖运门窗、拖运板床，杜伯昌悄悄地忙的不亦乐乎。
　　 从冲郢子向西到公社，然后向南一转弯，就是一马平川的五里湾的地界。拥抱在丘陵怀中的这块平展的湾地，平坦富饶，大沙河从北向东环绕而过。
　　 一条通往县城的泥土路上，只有一架板车的宽度。没有主人的掌控，驾辕的毛驴拉着板车行走在没有调头余地的路面上。只要将板车搁在驴背上，吆喝两声，信“驴”由缰，无法调头的小毛驴一路向南，穿过五里湾，就是县城的北门。
　　一顶遮挡阳光的破草帽盖在杜伯昌的脸上，任由小毛驴悠悠的小颠小颠的向县城赶去，车厢里传出杜伯昌舒坦的鼾声。
　　到木材公司挑房梁，到加工厂提门窗，提板床。分配给五个知青的东西，板车一次运不完，会计杜伯昌一个人不计辛苦的一连跑了三次县城。
　　运回来的材料全卸在他自家的门口，连社员也不知道“孬子”要盖房了，全以为拖着一家五口的会计杜伯昌家要重盖新屋了。
　　所谓的修建队就是从淮北自己找上门来寻求打短工找活干的农民，就两个人搭档。
　　农村建房很简单，就是在选择好的房基地里把地上的土挖一遍，洒上一定的水。没水的情况下可以等老天爷下场雨。然后就用老牛在有点水的泥土里踩踏，把翻过的土踩成厚厚的泥浆。所以水不能多，一场雷雨就足够了。讲究一点还可以撒上一点碎稻草，稻草像经纬线一样增强着墙体的牢固。建房的速度想要快一点可以多用两头牛踩浆。
　　两名施工人员骑在一脸漠然的牛背上，牵着牛鼻子的缰绳，让老牛转着圈地踩泥浆。泥浆踩得又厚又黏，全是牛的功劳，人得体力踩不出这样的泥浆。
　　踩好的泥浆就用锸去垒墙，社员们也叫“锸”墙。
　　锸墙需要一点技术，而更需要的是用锸锸起黏土的体力。
　　墙头只能锸一公尺高，然后由着太阳去晒，晒干以后的土胚墙非常结实，除了怕水泡，强度不亚于红砖。然后在晒干的基础上再往上“锸”，直至房屋所需的高度。
       夏天“盖”房最好，既有老天爷的雷阵雨，踩泥浆时不用挑水，又有毒辣辣的太阳暴晒，锸好的墙头晒干得快。
　　在三户房屋的后面，有一块自然落差的断坡。知青的土胚房就盖在这块断坡地的下方。断坡和房檐一样高，所以人站在断坡沿上就好像站在知青们的房顶上一样。从东到西一排盖了六间，只有西边的两间房伸出了断坡地，所以从五十米开外的乡路上看过来，只能看到两间房，其余能看到的就是一排草屋的屋顶。
　　一部分社员心里明白，看了很不满意。一块没人要也无法耕种的下坡地就这样给了“不容商量”的插队知青。但也不知道队委会是怎么商定的，这么重要的盖房造屋的人生大事竟也没有任何人征询过知青的意见。
　　知青的墙头“锸”了一公尺高的时候停了下来。会计杜伯昌家的房子便开始动工锸墙了，还是这两个“淮北人”承包建造。杜伯昌的宅基地单门独户的建在另一土坡的平面，左边一口清澈如镜的吃水塘，右边一片营造不久的小椿树的树林，前方极目远眺，无遮无挡，一片视野开阔的农田，后方三十米开外是副业队长雷福兴的住房。一块上好土质的耕地成了杜伯昌的宅基。
　　会计杜伯昌的两间房不但地基选择的非常讲究，而且在插队知青的后面开工，并又赶在插队知青的前面完工了。
　　上完房梁盖完稻草，喜气眉眼的杜伯昌站在自家的门前，望着一扇木门、两扇木窗的宽敞明亮的房子，心里舒坦极了。这可是居住在冲郢子的乡民们祖祖辈辈看到的第一套正规门窗的高房大屋。
　　会计杜伯昌家的房子完工了，堆在他家门前场地上剩下的房梁木料不再需要了，杜伯昌连夜把它全拖到插队知青盖房的工地上来了。
　　队长秦振雨心里很不快活，但又不愿意得罪会计，秦队长知道，副业队长雷福兴和会计杜伯昌“两个人穿一条裤子都嫌肥”，早已在暗中联手了。春天在牛棚里召开的那场忆苦思甜的会上，雷福兴和杜伯昌的联合攻击，老队长已经吃过一亏了，不但没得到粮食补助，还差点染黑了自己。
　　这次雷福兴和杜伯昌又联手沾了公社给知青盖房子的光，也沾了生产队集体的光。这是放在眼面前大家都心照不宣看到了的“沾光”。然而秦队长想到知青在农村待的时间又不会长，随时都会“脚底抹油”开溜的可能。所以秦队长感觉自己势单力薄，无可奈何的没敢和杜伯昌、雷福兴他们两个较真，只是叹息了一句另有它意的话：“他两家这次和学生的房子一起盖是肯定不会吃亏得”。
　　在农村，生产队长一年累得要死要活、干的成绩好坏，甚至产量的高低，都需要会计年底结算，会计的“秋后算账”非常关键。
　　盖好的一溜排的六间房，给了插队知青东面全在断坡下面的四间。西头出断坡地和知青共用一座山墙的两间房成了副业队长雷福兴儿子雷贵良的新房。
　　尽管分给插队知青的四间房的后房檐和房后的坡地一样高，但正儿八经的有木门木窗户的房子，并且还有正儿八经的有窗框有玻璃能开关的窗户，这已经是冲郢子首屈一指的大户了。五个插队的青年总算有了“满”自己心意的“家”。
　　有玻璃的窗户房子真亮堂。这让来插队落户的五个青年人高兴无比，再也不用去挤“五保户”的那间有破门没窗户的草房了。
　　乔迁之喜，五个人欢天喜地，他们从散居的仓库、社员家里、五保户的破屋里一起搬了出来，他们高兴的打酒买菜，自己为自己庆贺了一番。
　　　
　　躺在新房里，迎着南窗，五张一溜排列的新板床，整齐的用小竹竿支挂着五顶蚊帐。黄屋白帐，简单而整洁。床和床之间用木棍架起来的即能当箱子又能当桌子用的箱盖上都摆放着一盏带玻璃罩的煤油灯，这是农村里最高级的灯具。县城下放的学生高万义笑侃着说：“还是你们上海学生有钱，四个箱子一人一个，每人还配了一盏高级的煤油灯，俺是啥都没有。我下放农村我妈就给了我一个咸菜坛子和一个小旅行包”。
　　青年人七嘴八舌的笑着聊天：“不止吧？还给了你一匹好“马”，小黑不是你‘骑’来的吗？你家就在县城，离家最近，还骑着‘马’走，连换洗的衣服都不用带的，说不准啊还有好东西都在家里藏着呢”。
　   “那小狗是我家老母狗生的，这黑仔从小就喜欢跟着我，我来冲郢子插队，它跟着我走了好几里地，后来走不动了，我挺心疼，我就抱着它来的，是它‘骑’着我来的”。
　　很长时间不爱说话的仁明也高兴的掺乎说：“说不准连双人床都准备好了藏在家里呢？我们是没办法，春夏秋冬全在箱子里呢！”
　　高万义大方的说：“上我家看看，要有双人床我第一个送给你王仁明。”其他三个人都搅合着帮王仁明说话：“你千万别送人，自己留着用，我们到时候连这新房带箱子也都送给你，留给你在这生儿子。”
　　“生儿子？谁还想在这兔子不拉屎的地方生儿子？我可不干，新房是为你们远方来客盖的，我只是沾光和你们住住，俺想以后当兵去，战死沙场也不到这儿来。”
　　“哈哈！你留着吧！我们远道而来，理应让你优先住新房，优先扎根呀！哪能喧宾夺主呢？”
　　新屋里充满了年青人的说笑声。
　　高万义说：“你们不知道，在我们这儿盖房子是很讲究的人生大事，尤其在农村，哪像我们几个学生，即不选地也不选梁的任由队里做主，给这么一块破地，不近塘不近水的，洗个菜都得绕两圈子。看看会计家，人家的地才叫盖房子的地呢!”
　　一石击浪，新屋里冲出了一片骂声。
　　　                                                                                 （待续）

憬悟

　　　                                                                              （21）
　　　 带着胜利的喜悦，也带着一身的疲惫，首批驷马山的功臣凯旋而归了。
　　　 几天前，公社分管“五七”的杨委员要召集几个知青点的知青座谈，就邀请在公社附近的几个生产队的知青。谈谈知青的思想，谈谈知青的动态，谈谈知青的生活，再谈谈知青的要求。同时还在会议上给知青选定了两名出席县“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的代表。散会以后，由于几个知青点的同学在一起产生了矛盾，甚至还打了起来。文亮和三个女知青被留了下来，为调整知青的矛盾和杨委员单独商量了起来。
            杨委员绰号“杨胖子”，曾是部队的文艺战士，为人狡黠，作风泼辣，性格活跃，笑声风趣，知青都蛮喜欢他。部队复员以后，从县城分派到关帝公社和高委员一起分管文化教育和后勤。医院、广播站、学校、连公社食堂都归他俩分管。
　　　 自从上山下乡工作开始以后，杨委员和高委员就分道扬镳了，杨委员专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五七”工作，其它的文教卫生与后勤全推给高委员，高委员捧着原来的“烂摊子”心里很不快活，嘴里嘟噜：“好肉全给胖子吃了，早晚撑死你”。
　　　 公社的招待所非常简陋，三张木床，一个洗脸盆架子，架子的上下放着两个脸盆，一个小柜，上面放着两个水瓶。房间只能住三个女生。文亮就住杨委员的房间。房中间也就摆着一张双人床和一个小柜，杨委员和文亮在一起凑合。
　　　 从69年12月的首批30名上海知青到现今5月份来了一批知青，8月份又来了一批知青，再有本县城下放的和自己找来插队的，汇拢的知青队伍已经有二百多人了，老杨说了：“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相应的矛盾也就增加了。
　　　 半倚半躺在床上的杨委员说：“男学生打架斗殴，女学生吵嘴憋气，七处冒烟八处起火，今后事情还要多，头晕哪！”本身就有头晕病的杨委员拍拍脑门又接着说：“办个农场不知道怎么样？干脆把知青全部集中起来，自己有食堂烧饭还便于管理”。
　　　 对知青的何去何从文亮无法说话，只是默默的听他叙说。
　　　 老杨看文亮没什么反应，好像是自言自语，又好像是对文亮说：“王仁明怎么样？你们队里有人来反映说他精神有点不正常是吗？说尤其从驷马山夏季工程回来，他不怎么出勤还老找茬闹事是吗？”
　　　 文亮无法回答杨委员，只好说：“驷马山夏季工程太艰苦了，简直是原始人大会战，王仁明从驷马山回来以后是变了，不爱说话了，老是坐在家里两眼发呆，而且好找人闹事，连我也不怎么愿意理他了。”
　　　 “好闹事，往哪儿放呢？”杨委员接着东一锤西一棒的说：“难哪！办个农场、办个果园，找几块荒地方到容易，到雾笼山、到大庙，还有林场，荒地有的是、能找到，开荒种地、种果树，只是一年半载没收成，这么多人吃饭，叫我去哪弄钱呢？”接着他自己也哈哈大笑起来说：“二百多知青，结婚成家，再养一批“小知青”下来，我成花果山美猴王了。哈哈哈哈！”
　　　 胖子能说能吹，同样也能睡，说着说着话，鼻腔里却发出了呼噜声，很快他就睡着了。
　　　 夜色扑落下来，屋外的月亮一片银白明洁。公社嘈杂的柴油发电机组关闭了，屋里没有了灯光，四周一片静怡，只有杨委员发出了均匀有节奏的鼾声。
　　　
　　　 黎明起床，到公社食堂早餐。
　　　 公社食堂平时没有外人就餐，就是相对稳定的、数的过来的几个乡干部的食堂。突然增加文亮她们四个人的早餐，瘦瘦高高的高委员非常不高兴，一边咕噜着：“来人也不打个招呼”。一边拿起水瓢，从水缸里舀起两瓢水兑到稀饭锅里。一边舀水一边还不解气的两眼翻看着杨委员说：“我叫你们喝，我叫你们喝”。
　　　 饭不够、水来凑？多来四个学生吃个早饭还要打招呼？杨委员气的两眼滴溜溜圆，一步跨出厨房，“吥”的一口脓痰飞出了两米多远。
　　　 吃完早饭本该回生产队了。三个女知青先走了，杨委员突然又把文亮留了下来。
　　　 杨委员没让文亮回去，留着他在附近的生产队转了一天，到快吃晚饭的时候，杨委员对文亮说：“写张代办条，打十五元招待费用。”文亮立即照办，写了条子交给老杨。
　　　 食堂的晚饭是黄鳝烧咸肉，杨委员笑笑嘻嘻的和文亮饱餐一顿。然后趁着暮色又漫无目标的出去转了一圈，还不让文亮回家，叫文亮先等着，不慌走。
　　　 月上树梢，四周一片蛙声，杨委员带着文亮回来了，进门就对文亮说：“走，带上毛巾，咱们洗澡去！”
           公社没有澡堂，去哪儿洗澡呢？天凉了，还能下塘洗吗？文亮心里犯着嘀咕，但还是拿着老杨的毛巾肥皂，像个跟屁虫一样跟在胖子后面。
           杨委员带着文亮直往食堂走去。
　　　 捣弄开食堂大门，反手把门插上。扒开炉膛塞把草，杨委员两腮鼓的溜圆，“呼”得一口气，火苗穿上来了，再加点柴火，再给两口大铁锅里舀上几瓢水，不一会功夫，两锅热气腾腾的洗澡水烧好了。
　　　 杨委员一边脱衣服，一边叽咕：“食堂都办不好，还稀饭兑水给老子喝。打狗还的看主人呢，想叫我难堪？没门。”
　　　 胖子一边光着屁股颠着一身的肥肉往锅台上爬，一边冲着文亮：“脱哎，洗澡”。
　　　 净屁股爬灶台，文亮还真有点犹豫。得罪谁都不要紧，这财神“赵”王爷的锅台能得罪吗？将来还要不要“钱”程？无奈，县官不如现管，扭不过胖子，文亮也只好光着屁股跟着精条条的爬上锅台。文亮和胖子，一胖一瘦，像两个光身罗汉，一人占一口大铁锅，坐在赵老爷的灶台上面稀里哗啦地洗了起来。
　　　 洗完澡文亮准备把大铁锅脏水舀倒掉，杨委员立马制止说：“留着，给那个拍马屁的老瘪嘴留着，气死姓高的。”“老瘪嘴”是食堂炊事员老杨的绰号。
　　　 带着胜利者的傲慢回到招待所，杨胖子随手写了张字条“下生产队走访知青”，往大门上一贴，笑眯的左眼睛一眨巴说：“走，溜生产队去！”
　　　 杨委员带着文亮笑笑哈哈的走了。
　　　 当晚杨委员住文亮冲郢子生产队。
　　　
　　　                                                                                                   （22）
　　　 金秋，大地向辛勤劳动的人民感恩的季节，田野里孕育着一派丰收的景象。忙闲下来的老牛驮着牧童悠闲地在坡地上啃舔，一对月牙的犄角，威风凛凛，水津津的长舌，象镰刀割草般地将青草卷入嘴中。骑在牛背上的真是读书年龄的孩子，学校的缺乏和生活的贫困让他们失去了上学的机会。
　　　 跟在杨委员后面走在村野的田埂上，穿过郭郢小队，来到了无树的林场。
　　　 林场的“四个铁姑娘”已经是远近闻名了。见到杨委员来看望，都从地里跑回来了。姑娘们喜出望外，把上海带来的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都从箱子里掏出来招待杨委员，一边还十分歉疚的说：“没好吃的。今年桃树还是不结桃，挂两个桃也只是鸡蛋大的青桃，没成熟就自己掉地上了。”当然好吃的东西文亮也跟着沾了光。
　　　 杨委员问问她们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已经成“铁姑娘”的姑娘们说：“生活基本上习惯了，每天除了下地还是下地，这地球是永远修不完。”
　　　 杨委员呵呵的奸笑：“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都是修地球的，现在轮到你们去修了。你们比我小时候还苦，是特意从上海赶来修地球的呢！”
　　　 见四个姑娘们情绪挺好，杨委员也就勉励了一番，借着掉地的青桃说：“农村是个广阔天地，这一带读书的人不多，非常需要文化，需要知识青年，需要农技员、兽医、小学教师。说实话，没有文化连这桃子都长不熟。你们知识青年将来是大有作为的”。
　　　 临出门时，劳动间隙“息盼”来家的社员荣家庆端着一碗腌菜进来和杨委员真好顶头相撞。杨委员吹着胡子瞪着荣家庆：“你来干什么？女学生房间你少往里跑。”荣家庆被老杨一吼吓了一大跳，而站在一边的郭琴冲着荣家庆闪了一闪使意躲开的眼神。
　　　 出了林场就奔糟坊，老杨边走还是边说了一句：“听说小琴恋爱了，男孩是会计的儿子，估计刚才我俩撞见得那个男孩就是，不知真的假的？”“谁知道呢？姑娘初恋不会自己认账的呀，何况男孩是个农民，不一定吧？”
　　　 糟坊队四个知青小伙分两个灶台吃饭，两边都很热情，都邀请杨委员吃饭，杨委员干脆叫他们把饭菜合并在一起。
　　　 老杨笑呵呵的露出话意说：“来来来，我们今天吃一顿团圆饭”。
　　　 年龄大一点的小赵烧了一只鸡，那两个也把自己的青菜烧豆腐端了过来。糟坊队有户社员专门做豆腐。
　　　 吃饭时杨委员对四个知青说：“小赵小陈先来，小宋和小刘后来，你们都是从上海来的，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你们新老知青要讲团结知道吗？”
　　　 四个人一起点头说：“是的是的，要团结。”
　　　 吃完饭后杨委员叫小赵写了一张十元代办条，这顿饭算是报销了。饭是吃了，看得出来四个人不“合槽”。
　　　 出了门老杨对文亮还是说了句真话：“四个人不打架就喊他们爹了”。
　　　 经过武郢队，到了桐山队的地界。知青不在家，全下地干活去了，杨委员也没停留，只对文亮说：“听说文德在桐山队的表现不错。”接着又对文亮说：“你父亲给我来信了，说到文德的事了，他还有一个姐，叫文敏，在贵州，你们家姊妹四个都下放了。”
　　　 文亮点头说：“是的，她那儿也是地无三尺平的穷地方。”
　　　 “你父亲说想把她和你们都调到一起。我给他回信了，谈了我的看法，他还没回我呢。”是什么看法？老杨也没肯说出来。
　　　 直接到了最偏远的大庙小队。大庙生产队就在雾笼山脚下，是关帝最边缘的一个生产队，这里住着四个第二批下放的上海女知青。
　　　 溜单的叶华一个人在家，没下地，说身体不舒服。体态健美颀长的叶华见到杨委员来了又蹦又跳，非常活跃，一边两手按着老杨的双肩安排杨委员坐等一会，一边忙不失地的去地里叫另外两个姑娘回来。性情外向的叶华和她们的关系是三比一的关系。
　　　 回来的姑娘们唧唧咋咋，这个讽刺的说：“杨委员今天怎么想起来来看看我们啦？”那个娇嗔的说：“杨委员良心坏，把我们放在‘西伯利亚’，最偏远的一个生产队。”人多胆更大的叶华手点着老杨腋窝说：“呶，心偏在这下面呢”。
　　　 杨委员笑笑嘻嘻的说：“小鸟回窝了，吵死人了。”
　　　 叶华直截了当说：“县里面的下放学生都在五里湾大队和沙河大队，五里湾离县城近，土质好。沙河大队离沙河火车站近，回县城的交通方便。我们最远，以后若是去县城，晚上赶不回来时就上你家去住”。
　　　 杨委员乐意的说：“行啊！欢迎光临寒舍息脚。”然后又狡黠的笑着说：“你们不是离新集供销社最近吗？抬脚就到，什么好吃的东西用鼻子就能闻到，都让你们吃完了。”
　　　 四个姑娘手勤脚快，很快就从社员家里搞来了不少菜。
　　　 真吃晚饭，挂在各家各户门头上的小喇叭传来了公社矮个子人武部任部长亲自喊话的紧急通知：“公社的杨委员请注意了。公社的杨委员请注意了。明天上午公社召开紧急工作会议，请你马上回来！请你马上回来！”
　　　 听到通知的老杨，眼睛眨巴眨巴，诡异的哈哈大笑。
　　　 晚饭吃完，杨委员领着文亮走了五里多地。
　　　 月色明亮，空中一个月亮，池塘里倒映着一个月亮，秋的洗礼，把山塘澄净得清澈而明亮，宛如暮色里的镜子，一脚踢下塘的土坷垃，把明镜般银塘里的月亮抖闪出片片亮光，受惊吓的青蛙，“扑通”“扑通”的又把涟漪的亮光扑通成一片碎银。
　　　 沿途都是老杨话说得多，他说：“上海人最大的优点是聪明，小聪明。最大的缺点是不团结，好闹矛盾，到哪都不团结。我那时在部队看到的也是这样”。
　　　 文亮接了一句话茬：“你和高委员有矛盾，我们队秦队长和雷福兴背靠背。安徽人最大的优点是能吃苦耐劳，最大的缺点是心怀鬼胎。”
　　　 杨委员哈哈大笑着给了文亮肩膀上一拳：“半天一个驴屁，还挺臭的”。杨委员和文亮一阵“心怀鬼胎”的大笑，笑声回荡在田野的夜空。
　　　 途经冲郢子，文亮回生产队，老杨去了公社。
　　　 事后老杨还是嬉皮笑脸的告诉文亮：“程书记尅我算个球，我还是说了，是姓高的稀饭兑水，欺负学生。只要姓高的不欺负学生，我就不在食堂铁锅里洗澡”。
　　　                                                                                  （待续）

暮梓

花了一个中午两个小时的时间，我暂时读完了前１２个章节，已是不忍释卷了。浓郁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大老许一边歉疚的陪着笑脸，一边从灶膛里抓一把百草灰撒在仁明流着鲜血的脚后跟“，文中这样的描述还有很多。显然，作者有着极其丰富的生活阅历、独到的视觉以及洞悉世事的敏锐观察力，才能把文章写得如此鲜活生动而且真实，包括场景的铺设，人物内心的剖白，主人公命运的跌宕起伏，一切都井然有序，轻易就能抓住读者的心，犹如身临其境。这是一部极具思想性的小说，可圈可点的地方比比皆是。而最令我震撼的是，这么多的文字一路写下来，不断要做好谋篇布局，还要用细致的神态语言和心理刻画来丰满人物的形象，环境氛围的渲染也要顾全（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情节的发展更不能忽略，等等等等，需要耗费很多的心血，一些细微之处难免会有所疏漏。可是在这篇文中几乎找不出错别字，就连标点符号都用得极为精准，作者的精心和严谨可见一斑。这种潜心创作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问候憬悟老师，您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