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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知青岁月
义夫义
岁月如歌往事悠,白发已上两鬓头。
青春逝去不复回,且以深情笑回眸。
“WG”时期,一位伟人大手一挥,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于是,中国大陆上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
几千万初中、高中和大学毕业生,告别了亲人和家门,奔赴各自的"战场"——广阔天地。
笔者十八岁高中毕业那年,即响应国家号召,去了县城郊区一个农场,接受“再教育”。
"再见了校园,再见了妈妈,美丽的青弋江畔,我可爱的泾县古城,我的家乡......”
当年这首我写的歌词,正是当时我作为下放知青,心里辛酸的真实抒发。
和我同到农场报到的,还有十几个来自本校不同班级的男女高、初中毕业生,只是男多女少。在这批知青中,虽然我只有18岁,但也算我年龄最大,所以,知靑们都管我叫"老大"。
农场职工不多,却有一千多亩土地。大部分是旱地,有少量水田。于是,我们这批知青,便成为场里生产最主要的"主力军"了。
场里给每人发了锄头、钉钯、铁锹等原始生产工具。第二天,便在一位队长(老职工)带领下,开始了紧张、繁重的露天重体力生产劳动。
顶着星星出,伴着月儿归,是常有的事。而在农忙“双抢”季节,经常干到半夜十二点左右。但第二天清晨,上工铃一敲响,我们照常出工。在平日里,就是在老天在下雨、下雪,也得不到休息,穿上雨衣也要出工干农活。而农场食堂每天的伙食,米饭限量供给,吃不饱,菜几乎仅是一小碗青菜,油水极少。
指挥我们干农活的队长,是个粗暴的壮年男人,他每天将很多的生产任务平摊给各人。
当年,队长正值壮年,而我们却是刚走出校门才十几岁的毛头弱小子。无论从体力上、技术上,都无法与其相比,根本不是在一个挡次。
每当队长干完自己的活后,我们拼死拼活才完成一半。这时,队长就坐在地埂上,双眼紧盯着我们,嘴里吆喝着:“干快点!干快点!还有很多活急着要干呢!”
那情景、那模样,活像旧社会的恶工头,只是手里少了一根打人的皮鞭。
就这样,晴天一身汗水,雨天一身泥水,眼里含着泪水。这就是我们知青当年的真实状况。
这样的“再教育”,时间一长,我们的身体逐渐消瘦,知青们实在是吃不消了!
“老大哎,”有知青对我说:“再这样下去,我们恐怕小命难保,回不了家,见不了爸妈了。”
我亦有同感,便说:“先忍着吧,会有机会改变这种现状的。”
果然,数天后的一天中午,上工铃响了,大家急忙赶到集合处,等待分配生产任务。但是,却发现队长没有像往常那样,候在集合处给我们分配生产任务。
我们一打听,原来,队长因中午醉酒,卧床梦周公去了。
见此,我觉得机会来了,便对大家说"走,我们干活去。''
在地里,我们边干活,边商议。怎样借此''回报''队长一下,以解以前我们所受的诸般''鸟气''。
到了地头,大家就此亊议论纷纷。于是,我提议,说:“贴他一张大字报。”
大家都个个表示赞同。因为,当年正是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年代。而当时的历史潮流就是:顺者昌,逆者亡嘛。
待下班后,我们顾不上吃饭,立即找来纸和笔墨,写了一张有关队长醉酒不下地干活,影响极坏,以及其它有错之处的大字报。
我亦写了一首打油诗,作为大字报的''前言'':
上班铃声叮铛响,
大家前后找队长。
场里地里都不见,
谁知队长家中躺。
我们干活汗水淌,
队长举杯声音响。
今朝有酒今朝醉,
管它天晴生产忙。
大字报是写出了,可知青们谁也不愿第一个在上面签名,怕遭到打击报复——枪打出头鸟。
见此,我取来一只吃饭的瓷碗,将其碗口朝下,反扣在大字报下方签名处正中央,用笔顺着瓷碗边沿,画了一个圆弧,让大家在圆弧外面依次签名。
"好,老大高明!" 知青们纷纷赞道。
大家立刻随着圆圈签上自己的名字,紧接着,将大字报贴在场部办公室的大门上。
结果是:场长撒了队长职,另派一位老职工继任队长。
有了"前车之鉴'',后任队长对我们知青,无论在生活上、生产上都好了许多。
现在回想此事,笔者心里常在扪心自问:唉,难道江湖就是应该这样闯吗?......
知青岁月——述说当年好困惑......
知青上山下乡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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