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闲谈·先秦篇（连载，6月24日更新至74章）

蚂蚁神威

七二•从秦晋麻隧之战到晋楚鄢陵之战

“西门之盟”后的第二年（周简王八年，晋厉公三年，秦桓公二十六年，鲁成公十三年，前578年），晋厉公利用晋楚之间这个短暂的和平机会，再次对秦国下手了。他先派吕相（魏相）到秦国去下战书，也不管符不符合事实，把秦晋自从韩原之战以来的历次矛盾和冲突，统统都说成是秦国的不是，并且最后威胁秦国说，要是服软认输，则一切好说，但要是死硬到底，那就等着挨揍吧。

翻旧账，并且把所有责任都推给对方，这根本就不是真心求和的态度。事实上，“吕相绝秦”是这一年四月的事，而早在当年一二月间，晋国就派郤锜（xì qí）去鲁国“乞师”，开始做伐秦的准备了，并在当年三月，还获得了周天子和诸侯们的支持。这说明晋国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和平解决问题，派吕相出使秦国只是一个障眼法，目的是麻痹对手，令对方觉得战争还没到迫在眉睫的程度，从而在战争准备阶段就占得先机。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了吕相为什么会肆无忌惮的歪曲事实。他们要的就是激怒秦国，以便速战速决，所以顺理成章的，在“吕相绝秦”后一个月，也就是当年夏五月，晋、齐、鲁、宋、卫、郑、曹、邾、滕等九国联兵伐秦，周简王也派了刘康公和成肃公前来相助。不仅动作之迅速为春秋以来所仅见，而且还祭出了好久不曾出现的“王师征伐”这一法宝，令秦国在道义上又输了一招。

此外，在兵力上秦国也处于下风。虽然晋国在族灭赵氏之后，已经把新三军合编为新军，从六军十二卿缩减成了四军八卿，总兵力有所减少，但秦国即使在秦穆公霸西戎、国力最强大的时候也不曾有过三军，所以在晋国四军倾巢出动，又有诸侯联军相助的情况下，秦国兵力处于明显的劣势。

按理说，秦国此时应该据险而守，采取疲敌的持久战术，而不该冒然与敌人决战。可是不知道秦国人是不是被气昏了头，他们不顾双方兵力悬殊，竟然渡过泾河主动求战，结果大败于麻隧（今陕西咸阳泾阳县北），秦将成差及不更女（rǔ）父被俘，诸侯联军渡过泾河一直追击到侯丽（今陕西咸阳礼泉县东）之后才班师。想来，要不是秦国当时的都城远在岐山以西的雍城（今陕西宝鸡凤翔县西南），还没有迁到泾河之滨的泾阳（今陕西咸阳泾阳县西北），秦国这一战会被灭国也说不定。

秦晋麻隧之战把秦国打的够呛，在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秦国都没能再给晋国惹什么麻烦，这实际上等于把秦楚联盟变成了名存实亡的摆设。我们不知道楚国为什么会坐视形成这种局面，要知道，在中原各主要诸侯国都集兵西向的时候，楚国只要以一支偏师直出郑宋，就可以轻易拖住他们的后腿，从而改变麻隧战场的形势，避免秦国遭受过大损失。

这不是什么难事，我们也不该迂腐的认为楚国是在信守“西门之盟”，所以我们只能猜测楚国此时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东方的吴国身上，而晋国一改春秋以来历次战争的慢节奏，在三四个月的时间内就迅速完成了联络诸侯、遣使绝交、兴兵讨伐、得胜收兵等一系列动作，应该也是为了不给楚国留下反应时间。

麻隧之战的第二年（周简王九年，楚共王十四年，郑成公八年，鲁成公十四年，前577年）八月，也许是看透了楚国此时无暇顾及中原，一直觊觎（ jì yú）许国领土的郑国不顾许国是楚国的小弟，突然派大夫子罕率兵伐许。虽然第一仗子罕打了败仗，但在当月发起的第二次进攻中却进展顺利，只用了三天就攻入了许国都城的外城，先胜后败的许国不得不割地求和。

郑国伐许比晋国伐秦动作还要快，在仅仅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就完成了两次战斗，更没给楚国留下什么反应时间。这一出一出的显然惹恼了楚国，于是我们看到了楚国在第二年（周简王十年，楚共王十五年，郑成公九年，鲁成公十五年，前576年）夏天悍然撕毁“西门之盟”，“侵郑，及暴隧（今河南新乡原阳县西南），遂侵卫，及首止（今河南商丘睢县东南）”的一幕。

楚国此举并非明智之举。郑国并非实力弱鸡的蕞（zuì）尔小国，一直到距离此时28年之后的周灵王二十四年（郑简公十八年，鲁襄公二十五年，前548年），它还能出动600辆兵车伐陈，所以有人估计郑国的总兵力应该不少于兵车千乘、士众四万，相当于同时期晋国总兵力的四分之一。现在楚国吴患未消，却又在中原重开战端，啃一块自己啃不动的骨头，像这样在东进和北上两个战略方向上游移不定，看来是注定要倒大霉了。

果然，面对楚国的进攻，号准了脉的郑国毫不畏惧。他们采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策略，不跟楚军主力直接对决，而是由子罕率军避敌锋芒，“侵楚，取新石（地望不详）”。

显然，楚国这次出兵没占到什么便宜，这对楚国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而更不利的是，当年十一月，晋、齐、鲁、宋、卫、郑、邾等七国在钟离（今安徽滁州凤阳县东北）第一次跟吴国会盟，进一步加强了中原诸侯跟吴国的联系。这意味着楚国北线和东线两线的形势都更严峻了，它必须在哪个是主攻方向上作出取舍，而从楚国接下来的动作来看，它显然在如何取舍上陷入了精神错乱。

楚国在诸侯“会吴于钟离”后的第一个动作，是把许国迁到了叶（今河南平顶山叶县西南）这个地方，以躲避郑国对许国的侵逼。这种示弱理应意味着楚国将重拾东攻北守的战略，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第二年（周简王十一年，楚共王十六年，晋厉公六年，郑成公十年，鲁成公十六年，前575年）春天，它却再一次推翻这个战略，又回到了北上争郑上来。

不同的是，这一次楚国没动用武力，而是跟周简王四年（晋景公十八年，楚共王九年，鲁成公九年，前582年）“以重赂求郑”一样，派公子成以汝阴（汝水之南）之田贿赂郑国。郑成公完全没记取上一次因为见钱眼开被晋国拘禁的教训，又一次欣然接受了楚国的贿赂，“从楚子盟于武城（今河南南阳北）”。

如果说楚共王这是想要花钱买和平，那只能证明他的战略头脑有点缺斤短两，因为楚国买来的只是跟郑国之间的和平，而郑国又何曾威胁过楚国的霸权呢？晋楚争郑已经是持续了几代人上百年的事，他怎么就意识不到任何对郑国的企图都是对晋国的挑衅呢？所以，楚国的这个举动除了能刺激晋国重开战端之外，起不到任何作用。

尤其要命的是，郑成公比楚共王还缺乏战略头脑。他仍然没领会“墙头草，随风倒”的精髓，竟然玩起了火上浇油，真的跟晋国决裂了。在跟楚国“盟于武城”后不久的当年四月，郑国入侵了晋国的盟友宋国，败宋军于汋（què）陵（今河南商丘宁陵县东南），抓获了宋军主将将鉏（chú）和乐惧，并因此又跟前来救宋的卫国干了一仗。

郑国的这些行径毫无意外的惹恼了晋国。晋厉公命下军佐荀罃（yīng）留守，派新军将郤犨（xì chōu）前往卫国和齐国、派中军将栾书之子栾黡（yǎn）前往鲁国，请求他们派兵协助，然后亲统四军，剩下的中军将栾书、中军佐士燮（xiè）、上军将郤锜（qí）、上军佐荀偃、下军将韩厥、新军佐郤至等人悉数上阵，发动了对郑国的讨伐。

郑国听到消息后不敢怠慢，赶忙派使者前往楚国求援。楚共王也不含糊，立即尽起国中之军，命司马子反率中军，令尹子重率左军，右尹子辛率右军，另外还动员了一些附楚的蛮军，也由自己亲自挂帅赶来救郑，于当年六月与晋军相遇在鄢陵（今河南许昌鄢陵县北）。就这样，继城濮之战和邲（bì）之战之后，晋楚之间的第三次正面较量——鄢陵之战——徐徐拉开了帷幕。

——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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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三•晋楚鄢陵之战（上）

周简王十一年（楚共王十六年，晋厉公六年，郑成公十年，鲁成公十六年，前575年），晋楚两国为了争夺对郑国的控制，开始了第三次正面较量。

这个时候，晋楚两国的内部都不安定。在晋国一方，主要是卿族的内斗日趋激烈，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分裂迹象，因此在出征前，士燮（xiè）就反对伐郑，他甚至希望“诸侯皆叛”，以使晋国在外部危机的压力下能够“惧而思德”，从而团结起来。在楚国一方，则是号令不明、上下离德，用申叔时的话来说就是：“民不知信，进退罪也；人恤所厎（dǐ），其谁致死？”意思是“号令不一，人们进退都将获罪；这样人人自危，谁还肯为国家卖命？”两相比较起来，晋国虽有内斗但尚能团结对外，楚国则军心涣散、离心离德，处境更为危险。

当年五月，晋军渡过黄河。这个时候传来了楚军已经出动的消息，反战的士燮又提出了撤军避战的建议。他认为，会合诸侯击败楚军只能令晋国君臣更加骄恣放纵，这除了会进一步加剧晋国的内斗之外，对晋国没有任何好处。可是他的意见被栾书否决了，于是晋楚两军终于在六月份相遇于鄢陵（今河南许昌鄢陵县北）。

大战在即之际，士燮又发表了反战言论，主张“释荆（楚）与郑以为外患”。他指出，只有圣人才能做到既无外患也无内忧，如果不是圣人，那么“外宁必有内忧”。他认为当世四强齐、楚、秦、狄除了楚国都已降服，剩下的楚国孤掌难鸣，对晋国来说只是癣疥之疾，“犹可救也”，而如果连楚国这唯一的外患也被降服，那么晋国就会把无处安放的精力全部用在内斗上，即所谓发生“疾自中起”的内忧，将会非常危险。

可见，士燮的主张是一以贯之的。他始终认为如果没有外患的压力，晋国的内斗就会尖锐起来，所以他才主张“释楚以为外惧”，以使晋国诸卿有所忌惮，不至于在处理内部纠纷时过于任性，从而缓解国内矛盾。我们不知道《孟子•告子下》“入则无法家拂（bì）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的思想是不是受了士燮的启发，我们知道的是，他这一富有远见的意见再一次被否决，晋楚鄢陵之战无可避免了。

当年夏六月甲午日这一天是六月的最后一天，因而是个“晦日”，也就是没有月亮的日子。唐孔颖达疏曰：“日为阳精，月为阴精。兵尚杀害，阴之道也，行兵贵月盛之时，晦是月终，阴之尽也，故兵家以晦为忌，不用晦日陈（阵）兵也”，所以这一天本来不该发生战事，可是楚军却根本不忌讳这个，一大早就突然出现在晋军的营寨前，堵住营门摆好了阵势，没给晋军留下任何排兵布阵的地方。

这一来，晋军不好办了——强行出营吧，人家就守在大门口，那明摆着是出来一个死一个，出来两个死一双，硬往外冲完全就是送死，而且就算冲得出去也列不成阵势，结果一样是被屠杀；拔寨后撤吧，人家的刀都顶到腰眼上了，任谁也不可能眼睁睁的看着敌军从容脱身，如果这个时候撤退，那结局无疑就是又一个“邲（bì）之战”式的大溃败。

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看来晋军只好困守营寨，耐心等待楚军自己退去了。这意味着晋楚之间将不会发生真正的战斗，应该很合士燮的心思，可偏偏这时候，他的儿子士匄（gài）却献计说：“把井和灶都填平，就能腾出地方来。我们在营中列好阵势，出击的时候推倒营垒做为战道就行。”

这简直都要把士燮的鼻子给气歪了。他忍不住骂道：“战争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你个孩子知道什么！” 操起戈来便要宰了士匄。估计是士匄跑得快，士燮没追上，再加上一定会有众人阻拦，这才避免了一出爸爸亲手杀死儿子的惨剧。

公道的说，如果不考虑国家的长远利益，单从摆脱晋军目前所处的困境来说，士匄的主意是个好主意。可是这个好主意也有缺陷，它只解决了如何列阵的问题，却没解决什么时候出击的问题，这导致了晋军将领的意见分歧。

中军将栾书认为楚国军心浮躁，三日后必退，到那时候再乘势出击，楚军必败，所以主张先耐心等待。可是新军佐郤至不同意，他认为楚军有“六间”，也就是六大弱点，即：中军将子反与左军将子重不和；军队长期征战过于疲劳；郑军阵列不整；附楚的蛮军不懂列阵；没避讳晦日；军纪散漫，因而楚军此战必败，所以不用等待，应该即刻出击。

楚军的确有这些弱点，但这并不代表就没有必要再等一等，毕竟不管是从加大取胜把握的角度来说，还是从减少己方伤亡的角度来说，“击其惰归”都应该是更好的选择，但晋厉公没听取栾书的意见，而是采纳了郤至的意见。不得不说，跟栾书比起来，晋厉公和郤至都还不够老练。

晋楚开战在即，双方不约而同都采取了偷窥对方以探虚实的手段。当时，晋楚双方军中都有对方的叛臣。在楚军的是伯州犁，他的父亲就是发明了“鞭长莫及”这个成语的伯宗。伯宗因为敢于直言而得罪了郤氏一族，不幸在周简王十年（晋厉公五年，鲁成公十五年，前576年）被谗杀，伯州犁这才不得不出逃，来到楚国还不满一年。在晋军的则是楚国前令尹斗越椒的儿子苗贲（bēn）皇，跟伯州犁受到迫害才出逃不同，他出逃是因为老爸斗越椒造反失败，所以他到晋国的时间要早得多，是在三十年前楚庄王平定斗越椒之乱，若敖氏被灭族的时候。

有个从对方阵营中跑过来的人，这对了解敌情可太有利了。先是楚共王在伯州犁的陪同下，登上巢车（瞭望楼车）观察晋军阵营内的动静，把晋营中召集将佐、商议计策、祷告祖先、发布命令、填井平灶、排兵列阵、战前宣誓等等一系列动作都给了解了个底儿掉。

然后是晋厉公也没闲着，在诸将以及苗贲（bēn）皇的陪同下也偷窥了楚军。可是他偷窥的效果不如楚国，因为偷窥之后晋军将佐们取胜的信心发生了动摇。我们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猜测起来大概跟他们发现伯州犁在楚共王身边有关，所以《左传•成公十六年》记载说，晋军将佐们都认为，有伯州犁这样的国士在楚军，晋军就已经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再加上楚军兵力雄厚，晋军将无法抵挡。晋楚两军到底能不能打起来又出现了变数。

——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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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水

蚂蚁神威 发表于 2020-6-8 20:53
七三•晋楚鄢陵之战（上）

周简王十一年（楚共王十六年，晋厉公六年，郑成公十年，鲁成公十六年， ...

君心决定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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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四•晋楚鄢陵之战（下）

“国士在，且厚，不可当也”这句话妥妥的是不想跟楚军开仗了，且不说苗贲皇想不想报灭族之仇，单说他想不想让自己显得不如伯州犁那么管用，我们就能猜测到他一定会阻止晋军将佐们打退堂鼓，所以他向晋厉公进言道：“楚军的精锐只是中军的王卒而已，只要我们先派遣精兵击败其左右两军，然后再集中全军合力攻击王卒，楚军就一定会大败。”离开楚国已经三十年的他，真的会那么了解楚军的实情吗？这不能不让我们画一个问号。

大概因为跟我们同样的想法，晋厉公也有些拿不定主意，只好祭出了卜筮（shì）大法，结果筮得吉卦“复”卦，卦辞为：“南国䠞（ cù ），射其元王，中厥目”，也就是说，这一卦不仅算出了战斗将对楚军不利，而且还算到了楚共王会被射瞎眼睛。这一切在后来的战斗中都真的发生了，而且“南国䠞（ cù ），射其元王，中厥目”这句卦辞并不见于《周易•复》，所以不能不让我们怀疑关于算卦这段故事是后补上去的。

可是唐朝的孔颖达不这么认为，他的《春秋左传正义》认为春秋时候的卜筮用书除了《周易》之外还有别的，所以对算卦算得那么准并不怀疑。有不少迹象表明在当时的确存在很多种卦书，所以在这一点上也许孔颖达所言不虚，不过不管当时的那个筮者是根据哪本书打的卦吧，这个结果都大大地安慰了晋厉公——他因此打定主意，决心按苗贲皇的建议与楚军决战了。

周简王十一年（楚共王十六年，晋厉公六年，鲁成公十六年，前575年）夏六月甲午晦，晋楚鄢陵之战正式开打。这场战斗从大清早一直打到晚上星星都出来了也没打完，可见其激烈程度非同凡响。在这战斗的一天中，楚共王被射中了眼睛，楚国中军也一度溃败，被逼到险境，连楚共王的儿子公子茷（fá）都被晋军俘虏了去，但即使是这样晋军也没能最终战胜楚军，只好在天黑后各自收兵，等待明天再战。

“旦而战，见星未已”这个事实说明，在楚国有“国士在，且厚”的情况下，郤（xì）至所谓的“楚有六间”顶多能建立起晋军对楚军的优势——它的确也建立起了这种优势——但却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而苗贲皇“分良以击其左右，而三军萃于王卒，必大败之”的主意，则完全就是纸上谈兵式的想当然，要说靠谱，那还得是栾书的“固垒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击之，必获胜焉”。可惜晋厉公没听栾书的话，把本可以取胜的仗打成了这么个仅仅略占上风的熊样，说明晋楚两国的实力其实还是大致相当的，如果第二天接着开战，谁胜谁负也许只有老天爷才知道。

不过，晋厉公的运气好，楚国突然连夜撤了军，让他白捡了一个胜利。第二天，当晋军发现楚军已经人去营空的时候，便兴高采烈的占领了楚营，跟当年晋文公在城濮（今山东菏泽鄄城县西南）打败楚军之后一样，食用楚军留下的粮食，足足休整了三天之后才班师回国。

这令士燮（xiè）非常不安。他认为晋厉公“骄泰而有烈”，德行远远不及晋文公，在晋文公那儿是好事的行为到了晋厉公这儿就变成了“天益其疾也”的坏事，所以在竭力劝阻而未果之后，他断定晋国的内乱已经无可避免，心灰意冷的只好祈求“使我速死，无及于难”，颇有一些“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悲剧色彩。

楚国本来是想来日再战的，所以司马子反在当晚休战后立即派军吏检查伤亡，补充兵员，修理盔甲武器，整顿战车马匹，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单等第二天鸡叫的时候吃完早饭，就发布号令继续作战。

这本来挺好的，可是也不知道子反是怎么回事，在做完这一切之后，他不顾自己肩负着军机重任又身处军情瞬息万变的前线，竟然喝了个酩酊大醉，以至于当楚共王召他商议军事的时候，“醉而不能见”。楚共王因此感到这是“天败楚也”的不祥预兆，于是下令趁着夜幕的掩护连夜撤兵，因此才白给了晋厉公一个便宜。

有意思的是，从《左传•成公十六年》的记载来看，虽然楚军“宵遁”的直接原因是子反军中醉酒，但楚国上下却显然没把它当成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首先是楚共王，他不仅没就此事责备子反，反倒在楚军撤到瑕（地望不详）这个地方的时候，还派人去安慰子反说：“过去打败仗的时候，因为国君不在军中，所以应该由主将负责。这一次是国君亲征，所以你不要把战败当成是你的过错，责任应该由我来负。”对醉酒不能面君的事连提都没提。
然后是子反本人跟楚共王的态度一样。他对楚共王的使者谢罪说：“君赐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实奔，臣之罪也。”这就是说，他认为自己的罪责在于所统帅的中军发生了溃退，他愿意为此领受死罪，但并没觉得醉酒是个值得一提的罪过。

最后是跟子反不和的令尹子重，他也只拿中军一度溃败说事，而没拿醉酒这件事做什么文章。他派人对子反重提城濮之战楚军败后主将子玉自杀的旧事，暗示子反应该效仿子玉。子反回答说：“就算没有子玉的先例，令尹如果以丧师辱国来责问我，我也不敢不死。”楚共王听说后知道子反要自杀，赶忙派人去制止，但可惜“弗及而卒”，也就是说，使者还没赶到，子反就已经自杀身死了。

从先秦文献来看，有关楚人饮酒的内容大大超出了关于膳食的记载，可能说明楚人对饮酒持有某种独特的看法，所以才没像我们今天这样把醉酒误事看得很重。对此，我们虽然很难理解，但理应保持尊重并予以接受，可是韩非子不这样看，他显然认为子反这种如同儿戏的行为是不能容忍的，所以他在自己的著作里给子反安排了另外一个结局。

《韩非子•饰邪》说：子反口渴要喝水，他的朋友竖谷阳知道他喜欢喝酒，就给他端来了酒。子反不知是酒，一喝之下觉得味道甜美，于是欲罢不能，一直喝到醉倒睡着。楚共王召子反商议军事，子反不能面君，只好撒谎说自己病了。楚共王因此前来探视，进入子反帐中，闻到酒气而返回，说：“今天的战斗，我伤了眼睛，所依赖的只有司马了，可司马却是这个样子。这是舍弃军众、亡我社稷的行为，我不能再跟晋国人开战了。”于是引兵撤离鄢陵，“斩子反以为大戮”，也就是把子反杀了并且陈尸示众。

《韩非子》讲这个故事主要是为了说明“实心以忠爱之而适足以杀之”这个道理。它的逻辑起点是军中饮酒误事罪当处死，这在韩非子所处的战国晚期也许是通行的军法，但在距他三百多年前的楚共王时代却未必是那么回事，而且一个人怎么可能尝不出来喝的是水还是酒呢？所以我们也许可以说，《韩非子》只是借用楚共王和子反的名字编了一个寓言故事，而《史记•楚世家》把斩杀改成了射杀，就跟《周本纪》把《吕氏春秋•慎行论》的“大鼓戏诸侯”改成“烽火戏诸侯”一样，更增加了这个猜测的可能性。

——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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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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