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闲谈·先秦篇（连载，6月24日更新至74章）

蚂蚁神威

云上云上 发表于 2019-10-1 21:15
是的，您作品中的历史故事越来越精彩了，欣赏学习，遥祝您国庆节快乐！

谢谢欣赏，也祝您及您的家人节日快乐！

蚂蚁神威

七、夏朝真的存在吗？

商汤革了夏朝的命，但夏朝真的存在过吗？显然，如果我们简单的认为史书上的记载都是真实可信的，那么这个问题就是个伪问题。可是我们的头脑不该那么简单，因为传世史书的确存在很多互相矛盾以及与事实不符的地方，已经多次证明了它们并不完全可信。

史书记载，禹居阳城，启居阳翟（dí），太康居斟鄩（xún），“羿又居之，桀亦居之”。我们今天在河南郑州登封市、河南许昌禹州市和河南洛阳偃（yǎn）师市都发现了大型先商城邑遗址，所以很多人乐于认为这三个地方分别对应着阳城、阳翟和斟鄩，似乎表明夏朝的确是存在的，而史书的记载自然也就是可信的。

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我们至今也没能在这些地方发现任何表明其主人身份的文物。也就是说，我们只知道的确曾经有人住在那里，但并不知道到底是谁住在那里。它们也可能是别人的城邑，只是由于我们的想当然才把它们跟夏朝扯上了关系。所以说实话，我们并不知道夏朝是否真的存在。

只知道有人住在那里和知道是谁住在那里的差别不是一般的大。长沙马王堆汉墓在发掘之前，曾被认为是五代十国时期楚王马殷的墓葬，北宋《太平寰宇记》则说是西汉长沙王刘发埋葬其母程、唐二姬的“双女冢”，要不是出土了一枚刻有“妾辛追”字样的印章以及其他几件带有“轪（dài）侯家丞”和“轪侯家”字样的随葬品，恐怕我们固然可以借助于考古推翻马殷墓地的说法和《太平寰宇记》的记载，但却永远也不会知道那是西汉初期长沙国相轪侯利仓及其家属的墓葬了。这个事例告诉我们，知道有人住在那里和知道是谁住在那里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我们不应该轻率的把某些遗址认定为夏朝的遗址。

要认定夏朝真的存在还需要实锤，但这并不等于说在相当于夏朝的那个历史时期，中原大地上不存在一个达到了夏朝那种发达程度的文化，这个文化就是著名的“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文化以发现于河南洛阳偃师市翟镇的二里头遗址命名。该遗址位于洛阳盆地东部的古伊洛河北岸（今洛河南岸），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已发掘了4万余平方米，使用年代上限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下限接近公元前1500年，跟从文献推导出来的夏朝大致存续时间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相对照，正好落在了夏朝的晚期和商朝的早期。

在这里，人们发现了宫殿建筑基址、平民住宅遗址、墓葬、窖穴以及铜器作坊和绿松石作坊等遗存，出土了大量铜器、陶器、玉器、象牙器、绿松石器、骨器、漆器、石器和蚌器等文物，并在宫殿区的道路上发现了中国最早的车辙遗迹，是迄今已经发现的当时最大的中心性城邑，也是最早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其布局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营建制度的先河。

尤其重要的是，以二里头遗址为典型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其分布范围已经突破了地理单元的制约。从现在的考古发现来看，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北抵沁河岸边，西北至山西西南的运城、临汾地区，向西突入陕西关中东部、丹江上游的商州地区，南及河南湖北交界地带，几乎分布于整个黄河中游地区；而其文化因素向四周辐射的范围则更远：北达燕山以北，南至由东南沿海到成都平原的整个长江流域，东及河南山东交界，西到甘肃和青海的高原一带。

一个拥有如此广袤“疆域”的文化，理所当然应该被视作是一个“广域王权国家”，因而很多人乐于相信这就是史书中记载的夏朝。可是二里头遗址的使用上限仅仅是公元前1750年，跟夏朝的开始时间公元前2070年相比，足足差了320年之久，所以这种“乐于相信”是不是太过乐观了，也不是不该考虑的事。

那么，有没有比二里头文化更早，能够填补这320年的空白，对应着夏朝的早中期，并同样突破了地理单元的限制，代表着夏朝曾经搬过家的文化存在呢？很遗憾，没有。

在中原地区，人们现在已经发现了很多属于这一时期的重要城址，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王城岗城址（河南郑州登封市告成镇，前2102.5年—前1860年）、瓦店城址（河南许昌禹州市火龙镇瓦店村，前2105年—前1755年）、古城寨城址（河南郑州新密市曲梁镇大樊庄村，前2017.5年—前1997年）、新砦（zhài）城址（河南郑州新密市刘寨镇新砦村，前1870年—前1720年）等。这些城址都具有“王城气象”，说它们是某个“国家”的都城并不为过，但它们无一例外的都还没有突破地理单元的制约，其所代表的文化都只是区域文化，而不是广域文化。【注】

这些“王城”几乎是同时并存的，这昭示着当时的区域文化中心不止一个，因而我们很难把其中任何一个都邑的主人看作是夏后氏那样的“天下共主”。虽然我们不知道当时“天下共主”的确切运作方式是怎样的，但如果真的在大禹治水的年代就已经建立起了“五服”的贡赋体系，那么，认为在这种贡赋体系之下，“天下共主”的文化将突破地理单元的制约，覆盖到邻近的某一个或几个地理单元，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所以，现在的学者们普遍认为这一时期是一个“邦国林立”的时期，因而我们也完全有理由不把这些“邦国”中的任何一个对应到夏朝身上。

另外，这些“王城”还具有另一个明显的共同特征，那就是它们都在二里头都邑和二里头文化崛起之后，先后走向了停滞和衰败，并逐步为二里头文化所覆盖或融合。这充分说明二里头都邑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广域王权国家的都城，甚至可能是空前的、第一个具备这种性质的都城，也就是说，我们也许不该认为“夏朝”的早中期真的是史书所记载的那种“天下共主”。

当然，我们还不知道二里头遗址的主人是谁，还不清楚它属于何种国家类型，还不确定它的衰落是不是真的跟商朝的崛起有关。能说明这些的证据也许正埋藏在那尚未发掘的、占遗址总面积将近99%的地下，等待着我们去发现。

—— 未完待续 ——


【注】这一特征也体现在比它们早的陶寺城址（山西临汾襄汾县陶寺乡陶寺村，前2300年—前1900年）上：虽然它是一个比二里头都邑大得多的王城级别的都邑，但它的文化分布范围仍然仅限于晋西南的汾河谷地，同样没有突破地理单元的限制。至于另一重要的史前城址，陕北的石峁（mǎo）城址（陕西榆林神木市高家堡镇石峁村，距今约4000—4300年），由于研究还有待深入，所以是否也是这样现在还不方便下定论，但估计应该不会出现例外。

蚂蚁神威

这一章可以讨论的地方很多，欢迎各位朋友发表自己的看法。

云上云上

您不仅史书读得透彻，而且明确地阐述了您的思路与见解，有理有据，非常可贵，赞。

蚂蚁神威

云上云上 发表于 2019-10-2 21:55
您不仅史书读得透彻，而且明确地阐述了您的思路与见解，有理有据，非常可贵，赞。

谢谢斑竹点赞。鄙人并非历史虚无主义者，但更痛恨那些恨不得发明宇宙的民粹主义者，他们似乎忘了自己当年是怎么骂南棒的。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既不能妄自菲薄，更不能妄自尊大——我们吃妄自尊大的亏吃的还少吗？！

蚂蚁神威

八、商相伊尹的开挂人生

伊尹名挚（zhì），“尹”是他的官职，不是他的名字。有人说伊尹是商汤娶于有莘（shēn）氏而陪嫁过来的奴隶，擅长烹饪，曾借着烹饪理论向商汤讲述治国之道，因而得到汤的提拔重用。也有人说他根本就不是个奴隶，而是一个隐居的“处士”，商汤派人请了五次才请动这个高人出来辅佐自己。还有人说伊尹本是东夷部族的首领，为了共同反抗夏王朝的暴政才跟商汤结成同盟。也不知道哪一个说法对。

伊尹出仕不久就到夏桀那里去打探形势了，《竹书记年》说是“商使伊尹来朝”。照理说派个探子用不到伊尹这种量级的人物，所以他到夏朝去也许真的只是例行公事，但他却在夏朝一住就是三年，朝拜天子可用不了这么长时间，所以我们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伊尹在夏朝期间彻底看清了夏桀腐败暴虐的本质，认识到夏朝已经上下离心，处在崩溃的边缘，回国后都对商汤作了汇报。这些情报对商汤确立和坚定取夏而代之的战略至关重要。不过，虽然此时夏朝的统治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是不是到了可以最后撕破脸的时候，一时还难以判断。对这件事，商汤想得比较简单，那就是先反了再说，但却被伊尹劝住了。伊尹认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最好还是先摸摸夏朝的底牌再说，免得打虎不成反被虎伤。于是他给商汤出了个主意，让他暂停给夏朝进贡，看看夏桀有什么反应。

这一招的效果相当理想。夏桀震怒，“起九夷之师以伐之”。商汤见夏桀还能调动九夷的军队，赶忙谢罪请服，恢复了纳贡。夏桀饶过了商汤，可是第二年商汤就故伎重演，再一次停止了进贡。也不知道在这区区一年的时间里夏桀都干了些什么，这一次他再命令九夷去攻打商汤时，九夷不肯听他的了。这意味着讨伐夏桀的时机成熟了，于是商汤起兵叛夏，最后擒获夏桀，建立了商朝。

伊尹不仅是协助商汤扩张势力、推翻夏桀的大功臣，而且是在商汤之后又先后辅佐了外丙、中壬、太甲、沃丁四位国君的五朝元老。他是“尹”，也就是宰相，是“阿衡”，也就是帝师，后来还是摄政，连当朝天子都敢囚禁，并且还没得到恶名。不得不说，他的人生就像开了挂一样。

关于伊尹到底是哪一位商朝国君的老师，历来就存在争议，《孟子•公孙丑下》甚至认为连商汤都是伊尹的学生，可以算是最激进的说法了。我们不知道《孟子》的说法是不是真的，但基本上我们可以相信，伊尹至少是商朝第四任君主太甲的老师。

商朝的君主不再跟夏朝一样称“后”了，而是直接称为“帝”。它的帝位传承制度是兄终弟及，没有弟弟的时候才传给下一代，所以虽然太甲是商朝的第四个帝，但他是商汤的孙子，而不是他的重孙子。太甲的父亲太丁是商汤的长子，但由于早死，没能继承商汤的帝位，而太甲之所以能在两个叔叔死掉之后继承帝位，主要是伊尹的功劳。本来伊尹头上的光环就够多的了，现在又加上了拥立之功，可以想见他的权势会大到何种程度。

太甲一登基，伊尹就借祭祖的机会，当着满朝文武和各路诸侯的面给他上了一堂“该怎样当好一个君主”的课。太甲心里会怎么想他这个功勋卓著而又位高权重的老师，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的是太甲没听他老师那一套，成了个“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的君主。伊尹规劝过几次，可是没什么效果，惹得他不顾臣子的身份发了脾气，把太甲赶下台关到桐宫闭门思过去了。

桐宫应该是商室的离宫。有人说是原来就已经盖好了的，也有人说是伊尹为了软禁太甲现盖的，不知道哪种说法对。关于桐宫的所在地也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在商汤的陵墓，还有的说并不是在汤陵而是在桐邑，也有调和的，说汤陵就在桐邑附近，“桐”是指桐邑，“宫”是指汤陵。到底哪个靠谱，也是不太好确定。

太甲在桐宫关了三年（一说是六年，一说是七年），逐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悔过自责，反（返）善”。在这几年期间，商朝本来就一直是伊尹当国摄政而没有另立新君，所以现在既然太甲已经改恶从善，伊尹也就决定原谅他，“以冕服”奉迎他回到都城，让他重新登上了帝位。

太甲这回总算没辜负伊尹的一片苦心，复位后谨遵师训，勤政修德，终于使商朝达成了诸侯归服、百姓安宁的兴盛局面，而他自己也被其后代尊称为“太宗”。伊尹则一直活到太甲的儿子沃丁在位期间，死后被沃丁以天子之礼下葬，不仅配祀商汤，而且还享有单独的祭祀，一直被视作贤相明师的代表而受到后世的敬仰。

这个故事就这样结束本来挺和谐社会的，可是《竹书纪年》又跳出来捣蛋了：“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七年，王潜出自桐，杀伊尹”，这一记录也见于古本《竹书记年》：“伊尹即位，放大（太）甲七年，大（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可见伊尹放太甲跟尧舜禅让一样，历史的真实到底如何，目前我们也还无法确定。

—— 未完待续 ——

云上云上

伊尹不仅为商朝的强盛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先后辅佐了商朝五位皇帝，这样的贤相明师令人敬仰。

释圣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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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神威

九、屡衰屡兴的商朝爱搬家

《史记•殷本纪》说，太甲复位之后，“修德，诸侯咸归殷”。“咸”是全、都的意思，可见在这之前虽然有名相伊尹摄政，但还是有一些诸侯是“不归殷”的，否则也就不用说“咸”了，所以虽然史书上没明说“衰”，但商朝其实已经没有一开始那么兴盛了，幸亏重获自由的太甲挺能干，才成功扭转了商朝衰落的势头。他因此被后世尊为“太宗”，而商朝也从此开启了兴而复衰、衰而复兴的模式。

太甲是商朝的第四个帝，到了第八个帝雍己在位的时候，“诸侯或不至”，商朝又衰落了。雍己没有太甲那两下子，但他的弟弟太戊有。太戊是商朝的第九个帝。他继位后，任用伊尹的儿子伊陟（zhì）为宰相，敬畏天命，谨慎治民，不敢贪图安逸而荒废政事，“殷复兴，诸侯归之”。这份功绩不小，以至于司马迁误把“中宗”的庙号给安到了他的头上。

太戊死后，他的儿子中丁继位，迁都到隞（áo）（一作嚣，或今河南郑州荥阳市东北）这个地方。商朝的老祖宗就喜欢搬家，从契（xiè）到汤十四君一共搬了八次家，平均每1.75君搬家一次，直到汤才在亳（或今河南商丘）定居下来。现在中丁又玩开了老祖宗的搬家游戏，商朝也从此在兴衰交替模式之外又开启了频繁搬家模式。

中丁在位的时候，他的弟弟河亶（dǎn）甲住在相（或今河南安阳内黄县东南），河亶甲的儿子祖乙住在邢（gěng，一作耿，或今河北邢台，或今河南焦作温县东，或今山西运城）。这爷俩后来先后登基为帝，商朝的都城也就从隞搬到了相，又从相搬到了邢。这还没完，过了不久祖乙又主动搬家，从邢搬到了庇（或今山东菏泽郓城县北）。

祖乙的爸爸河亶甲是商朝的第十二位帝。他在位期间商朝第三次衰落，好在祖乙有能耐，他任命巫贤为相，在彭伯、韦伯等臣僚的辅佐下，一方面加强对各诸侯和方国的控制，一方面努力发展生产，很快就使得“殷复兴”了。《竹书纪年》说：“祖乙之世，商道复兴，庙为中宗”，这一说法得到甲骨文“中宗祖乙”的支持，证明《史记•殷本纪》把太戊当成中宗确实是搞错了。

祖乙死后又传了四位帝，也没搬家，可是到了第十七位帝南庚，搬家瘾又犯了，帝都再一次搬迁，从庇搬到了奄（yān）（或今山东曲阜）。此后，南庚的继任者阳甲在位期间，商朝第四次衰落。

弟弟不跟哥哥住在一起也就算了，儿子也不和当帝的父亲住在一起，这多少就有点诡异了；没当帝的时候住在自己的地盘也就算了，当上了帝而不去国都登基，仍然住在自己的地盘，那就更诡异了；懒得去帝都登基也就算了，不懒得抛弃自己的地盘而乐意搬到另一个地方去，则实在是诡异的不能再诡异了。

《史记•殷本纪》说：“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意思是说，王位争夺导致频繁搬家进而导致国力衰弱。这逻辑没毛病，估计应该是所有这些诡异行为的答案，但也有人说商朝之所以频频搬家主要是受到黄河泛滥的影响，我们不知道哪一个对。

阳甲死后，他的弟弟盘庚继位。他先是在已经住了南庚和阳甲两位商帝的奄住了十多年，然后不知是政治斗争又尖锐了，还是黄河又泛滥了，或者是按某些人的说法是想要搬到离太行山东麓的铜矿更近的地方去，盘庚又想要迁都了。

这一回大伙儿可不干了。算起来，从中丁迁隞开始，到阳甲复衰为止，九位帝八十五年的时间，共搬了五次家，平均每1.8位帝17年搬家一次。这么频繁的搬家想想都觉得头大，所以也难怪大家不乐意。

可盘庚是个有铁腕的人。他警告阻挠迁都的人说：“有奸诈邪恶不听话的人，我就把他们斩尽杀绝，不让他们的子孙后代在新的都城繁衍生息。”大家一看老大动真格的了，好死不如赖活着，也就只好跟着盘庚渡过黄河，迁到了北蒙这个地方。

到了一个新地方，大家难免会感到很多方面都不适应，于是又纷纷要求迁回老家。盘庚再次发飙，警告说：“不论亲疏，犯罪就处死，立功便封赏。……从今以后，你们要好好做事，安守本份，管住自己的嘴，不然惩罚降临的时候可没有商量的余地”。这样，局面好歹才安定下来。

盘庚把北蒙改名为殷，它的遗址就是今天河南安阳的殷墟。他在殷整顿商朝的政治，努力发展生产，国力因此得到了恢复，衰落的商朝再一次出现了复兴的局面。由于此后二百多年直到第二十七位帝武乙，商朝一直都没再迁都，所以根据以地命名的惯例，商又被人们叫做殷或殷商，不过商朝人自己可从来没这么称呼过自己。

盘庚死后，帝位传给了他的弟弟小辛，这时商朝第五次衰落，小辛传位给弟弟小乙，小乙传位给儿子武丁。武丁继位后，决心使商朝重新强盛起来，可是却苦于没有人才辅佐，于是他命令百官在全国范围内寻找，终于在傅险这个地方找到了一个筑墙的工匠。

这个工匠的名字叫说（yuè），没有姓氏，应该是个低贱的人。武丁不在乎这些，把他找来谈话。一谈之下，发现他果然是个“圣人”，于是就把他提拔为宰相。说也不负所托，“殷国大治”，令武丁很欣慰，就以发现他的地方为姓赐他姓傅。这样，说也就变成了傅说，是继伊尹和巫贤之后商朝的又一位名相。

武丁第五次复兴商朝，被后世称为“高宗”。他死后帝位传给了祖庚，祖庚传给祖甲。祖甲的时候，大概商朝的政治局势很不稳定，于是他“重作汤刑”进行弹压，然并卵，商朝第六次“复衰”。这一次商朝的好运用尽了，不仅没再出现“复兴”之主，而且还出现了武乙这样荒唐的君主。

武乙是商朝的第二十七位帝。他又犯了搬家瘾，先是从殷搬到“河北”，然后又从河北搬到沬（mèi，或今河南鹤壁淇县南）。搬搬家也就算了，这家伙还很有娱乐至死的精神。他制造了一个偶人说是天神，让人操纵着跟他下棋。“天神”下不赢他，他就大行渎神之举。他还命人把装满血的皮囊挂在高处用弓箭射它，说这叫做“射天”。有人说，武乙这样做代表了君权与神权的斗争，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样，但不管武乙出于什么目的，他这些做法都太荒诞了。有这样的君主，国家能好了就奇了怪了。

荒诞人偏遇荒诞事。武乙在出外打猎的时候，竟然被雷劈死了！如果武乙的荒诞行为真的代表了君权与神权的斗争，那他戏剧性的死亡一定会被他的敌人利用，被说成是上天对他的惩罚。这种局面无疑对神权更有利，这在本来就“尊神”、“尚鬼”的商朝，简直一定会造成君权在权力斗争中的败北，但我们今天看不到任何关于君权衰落、神权上升的记载，所以事实到底如何，我们还是只能说不知道。

武乙死后，帝位传给了文丁，文丁又搬回到殷。文丁死后帝位传给了帝乙。《史记•殷本纪》说，帝乙之时“殷益衰”，也就是更加衰弱了，可是不论从甲骨文还是从“小臣艅（yú）尊”等青铜器铭文来看，这时的商朝在对东夷的战争中仍然占据着绝对优势，看来“益衰”的不是国力而是德行，也就是“不归殷”的诸侯更多了。

之后，帝乙传位给帝辛。帝辛就是跟夏桀齐名的昏君商纣王。纣王登基不几年就再一次迁都，把都城从殷又搬回了沬，并改名叫朝歌。有人说朝歌只是纣王的陪都或行都，并不是商朝正式的国都，但不管怎么说，纣王主要是居住和活动在朝歌，而且商朝的末日就要到了。

—— 未完待续 ——

蚂蚁神威

先秦一〇、文武双全的王后妇好

妇好是商高宗武丁的第二任王后，是协助武丁第五次复兴商朝的重要助手，既是一位能征惯战的将军，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不过，历朝历代的史书中都没有关于这位杰出女性的记述，我们今天之所以能知道这个人，完全是由于发现了甲骨文——这对她实在是太不公平。

妇好，姓好，“妇”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代表她是武丁的女人。妇好的地位很尊贵，享有配祀武丁的待遇，由于她死后的庙号叫辛，所以商朝人尊称她为乙辛、后母辛、妣辛和母辛。后母辛方鼎就是用来祭祀她的。

有讹传说妇好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将军，但其实并不是。根据甲骨卜辞的记载，我国的第一位女将军是武丁的第一位王后，名字叫妇阱，迄今所发现的最大的青铜鼎后母戊方鼎就是用来祭祀她的。不过妇阱的战功没有妇好辉煌。妇阱一生只征伐过龙方这一个方国，妇好则至少征伐过五个方国，而她的出战记录更是达到了惊人的十五年近百次。

妇好带兵最多的一次是在出征羌方的某次战争中。据卜辞记载，这次商朝出动的军队有“登妇好三千，登旅万”，意思是妇好的直属部队三千人，其他将领的兵马一万人，共有一万三千人。可别觉得这一万三千人太少，这可是卜辞记录中商朝出动军队最多的一次，而在那个年代这已经是一支无比庞大的军队了。

妇好最精彩的战绩发生在她和武丁一起征伐巴方的战争中。这是历史上第一场被记录在案的伏击战。战斗由妇好设伏，由武丁率领大军从正面发动进攻，逼迫敌人进入伏击圈。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由于巴方不敢刚正面，导致商军很难抓住敌军主力，所以才设计了这种打法；也不知道是不是由于想要把溃败的巴军也都全干掉，所以才在正面战场之外又布置了一个口袋。总之，这个设计取得了显著的战果，商军大获全胜。

在征战之余，妇好还要协助武丁处理政务。她经常会被武丁派到各地去处理诸如征调军队之类的各种事务，有时她也会自己派人去办。作为王后，她还要经常接见“多妇”，都是些来自不同方国的贵妇人，仅见诸卜辞的就多达六十余位。她还要代表武丁会见诸侯贵族中的“耆（qí）老”，也就是年高德劭的老人。

妇好还经常受命主持祭天、祭祖先、祭神灵等各类祭典。主持祭祀可不是谁都能担任的，这说明她还是一个祭司，而且卜辞证明她的确会占卜。祭司在“尚鬼”的商朝可是个了不起的职务，在某种程度上比君主还要有影响力，再加上王后和将军的身份，所以不难想象妇好的地位有多高。

妇好有自己的封国，经常向武丁进贡占卜用的龟甲和兽骨。后妃有自己的封国看上去很稀奇，但这在当时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妇阱也有自己的封国。按照通常的看法，“多妇”都是武丁的女人，她们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很多都有自己的封国。这些后妃跟许多子姓的王族一样，率领自己的部下住在都城四周的封国里，拱卫都城，与后来很多草原民族，如突厥、契丹、蒙古的“斡（wò）鲁朵”非常类似。

妇好仅活了三十多岁就不幸去世了。虽然在那个年代这不算早逝，但跟武丁的长寿比起来，就有点太短了。关于她的死因现在存在争议。有人说她死于难产，也有人说她死于战伤。二者均能找到语焉不详的卜辞证据，可能有一个是正确的，但也有可能两个都不对。

妇好死后，武丁没把她葬到殷墟洹（huán）河北岸的王室墓地，而是把她葬在了洹河南岸的宫殿附近，并且随葬了大量的随葬品，一直受到武丁及之后历代商王的隆重祭祀。大概正是由于没葬到帝陵区，她的墓葬才没像其他商朝帝陵一样遭到盗掘，我们才有幸得以看到她的显赫和富贵。
根据1976年的考古发掘，妇好墓中有殉人16个，殉狗6只，随葬品1928件，其中青铜器440多件（礼器210件），玉器590多件，骨器560多件，此外还有石器、象牙制品、陶器以及6800多枚贝壳。

妇好墓出土的器物异常精美，除了工艺精湛的玉人、镶嵌绿松石的象牙杯等器物之外，带有“妇好”铭文的三联甗（yǎn）、偶方彝（yí）、鸮（xiāo）尊和带有“后母辛”铭文的四足觥（gōng）等都是罕见的青铜器珍品，两件带“妇好”铭文的青铜大钺则是妇好拥有军权的象征。

武丁应该是非常爱妇好的，这从妇好墓的位置、规制和随葬品就可见一斑。另外，在现存的甲骨卜辞中，妇好的名字也频频出现。这些卜辞的内容涉及到妇好出征、生育、健康等有关她生活的方方面面，还包括该不该对她进行祭祀的内容，甚至包括武丁梦到了妇好的内容，这些都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妇好在武丁心中的分量。

卜辞中还记载了一次非常浪漫的重逢。那是妇好又一次凯旋的时候，武丁竟然跑出去一百多里地迎接她。两人见面后，久别重逢的喜悦让他们忘记了自己国君和王后的身份，将部属们甩在后面，一起并肩驱策，在旷野中追逐驰骋……

妇好的一生完全是传奇的一生，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

—— 未完待续 ——

云上云上

蚂蚁神威 发表于 2019-10-4 00:09
九、屡衰屡兴的商朝爱搬家

《史记•殷本纪》说，太甲复位之后，“修德，诸侯咸归殷”。“咸”是全 ...

生动的语言记叙商朝各位皇帝迁都情况，拜读学习，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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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一一•周王朝的发家之路

周朝的始祖是后稷，名字叫弃，后稷是他的号。后稷的母亲是帝喾（kù）的元妃叫姜原，所以他跟帝尧以及商朝的始祖契（xiè）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而后稷是嫡出。帝尧姓伊祁，是以他妈妈陈锋氏曾经的寄住地为姓；契姓子，是帝舜赐的姓；后稷姓姬，是从他爸爸那儿继承来的姓，可见后稷的身份的确要高贵一些，但我们不知道高贵的后稷怎么没有继承帝喾的帝位。

跟契是由于母亲简狄吃了玄鸟蛋而受孕类似，《诗经•大雅•生民》说，后稷是由于母亲踩了一个巨人的脚印而受的孕。不过姜原比简狄矫情，她没像简狄那样欣然的养育这个孩子，而是觉得这个孩子很不吉利，就把他扔掉了。可是，扔到街上，牛马不踩；扔到山里，山里人多；扔到冰河上，又有一只大鸟用翅膀来给他取暖。姜原这才觉得这个孩子不一般，捡回来收养了他。因为当初想要扔掉他，所以起名叫“弃”。

后稷曾在帝尧时担任“农师”，到了帝舜的时候，因为发展农业生产有功，被封在邰（tái）（或今陕西咸阳武功县西南）这个地方。可是等到后稷死了之后，他的儿子不窋（ kū）就弄丢了官职和封地，流落到了西北的戎狄之间。

到了不窋的孙子公刘的时候，后稷的子孙虽然仍生活在戎狄之间，但又重新开始务农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达到了“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的程度。这就是说，家里有余粮、出门有盘缠，不用靠打劫或要饭过日了。这在以游牧生活为主的戎狄之间可是个了不起的成就，所以大家纷纷来归附公刘。公刘的势力壮大了，到了他的儿子庆节，就干脆在豳（bīn）（今陕西咸阳彬县、旬邑县一带）这个地方筑起城来了。

此后，又传了八代人到了古公亶（dǎn）父的时候，有一个叫薰育的戎狄部落来进攻豳。他们先是索要财物，古公亶父给了他们，可是不久又来索要地盘和人民，这下大伙觉得有些欺人太甚了，纷纷要求跟薰育干上一仗。但古公亶父不同意，说：“人民跟着我还是跟着薰育都是一样生活。现在人民愿意为了我打仗，可打仗就得死人。我不忍心让别人的父子为我战死而我还当人家的君主。”于是他带着自己的家人和部曲离开豳，向南翻过梁山，渡过漆沮河，来到了岐山脚下的周原这个地方。

留下来的人们不愿意在薰育的统治下生活，纷纷启程追随古公亶父而来。这一下造成不小的轰动。周围一些国家听说古公亶父好到这种程度，也都前来归附。周原热闹了起来，于是古公亶父在这里“营筑城郭室屋”，兴建了岐邑（今陕西宝鸡岐山县东北），从此“贬戎狄之俗”，开始在文化上抛弃戎狄而向华夏回归。

此时正是射天的那个帝武乙在位期间。也不知道古公亶父做了什么让武乙高兴的事，当然也可能是由于这个地方太过偏远，武乙鞭长莫及，索性做了顺水人情，他不仅同意周人住在周原，而且干脆把岐邑赐给了古公亶父。所以严格地说，这以后的周人才能被叫做周人，在这之前他们顶多只能叫做豳人。

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太伯，老二叫虞仲，老三叫季历，季历的儿子叫姬昌。古公亶父认为姬昌是以后能兴旺周室的人，因此有意传位给三儿子季历，以便王位能传给姬昌。太伯和虞仲心领神会，就主动离开岐邑跑到南方去了。后来他俩建立了吴国，是吴国的第一任和第二任君主。

季历继位之后开始大肆扩张。从帝武乙二十四年伐程开始，到帝文丁十一年伐翳（yì）徒之戎为止，前后二十四年七伐，频率不能算低。季历的这些征伐主要是向西向北跟戎狄作战，是商朝在西方的重要屏障，因而一度受到商的褒奖，他本人也被帝文丁任命为管理牧场的“牧师”。马匹在古代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可见当时季历对商朝有多重要。

可是后来画风却突然毫无征兆的变了。帝文丁十一年季历讨伐翳徒之戎获胜后，前往商都献捷。一开始文丁还很高兴，封季历为公爵，对他大加赏赐，但随即又不知为啥翻了脸，把季历抓了起来，致使季历“困而死”，估计可能就是饿死的。
季历常年为商朝把守西大门，东征西讨劳苦功高，还负责给商朝提供马匹，竟然在献捷的时候“困而死”，这下周和商算是结下了梁子。好戏就要开始了。

——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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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一二、周文王和商纣王斗法

季历死了之后，他的儿子姬昌继位，这就是周文王。过了两年，商朝的帝文丁也死了，传位给儿子帝乙。帝乙在位九年，死后传位给儿子帝辛，这就是商纣王。

史书上记载的商纣王跟夏朝的亡国之君夏桀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夏桀能“手搏豺狼，足追四马”，纣王则“材力过人，手格猛兽”；夏桀讨伐有施氏获得了妺（mò）喜，“听用其言”，纣王则讨伐有苏氏获得了妲（dá）己，“妲己之言是从”；夏桀“作倾宫、瑶台，殚百姓之财”，纣王则“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jù）桥之粟”，“益广沙丘苑台”；夏桀“造烂漫之乐，设奇伟之戏，纵靡靡之声”，纣王则“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夏桀“肉山脯林，以酒为池使可运舟”，纣王则“以酒为池，悬肉为林”；夏桀“日夜与妺喜及宫女饮酒，无有休时”，纣王则“为长夜之饮”……总之，他俩就像一个人一样，可见写书人想象力的匮乏。

《史记•殷本纪》说纣王这个人非常聪明，见识、反应都很敏锐，能言善辩，所以他非常自恋，认为天下人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自己。大概正是由于自视过高，所以他非常刚愎自用，所有的劝谏一概不听。他还完全不拿别人的尊严当一回事，凡有反对他的，他就施以带有羞辱和取乐性质的炮烙之刑，这可是比残暴更令人厌恶的行径，所以大家都很痛恨他。

纣王甚至对现实的威胁也毫不在意，竟然不顾商对周有杀父之仇，把周文王任命为了三公之一，称为西伯。后来，三公中的另两位，鄂侯和九侯得罪了纣王，惹得纣王一怒之下把九侯做成了肉酱，把鄂侯做成了肉干。文王听说后在私底下感慨了几句，被崇侯虎告了密，并且说了很多文王“积善累德”、收买人心、将对纣王不利的话。纣王生气了，但也并没把文王做成肉肠什么的，只是把他抓起来关到了羑（yǒu）里（今河南安阳汤阴县北）这个地方。

伊尹放太甲于桐宫，夏桀囚商汤于夏台，纣王囚文王于羑里，虽然都是软禁，都不是关在国都，但好歹桐宫是个宫，夏台是夏朝的故都，而羑里却什么也不是，只是离朝歌比较近而已。有人说羑里是商朝的国家监狱，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样，就算真是这样，我们更可以看出纣王给文王的待遇不怎么高，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根本就没瞧起文王，所以随便找个地方就把他打发了。

文王在羑里被关了七年，传说他就是在这一段时期把伏羲创制的先天八卦演绎成后天八卦的。后来，周的大臣们搜集了很多美女骏马和奇珍异宝献给纣王，请求把文王赎出来。纣王见钱眼开，说：“这里的东西有一样就够赎回姬昌了，何况还有这么多呢！”不仅高高兴兴的把文王给放了，还把崇侯虎告密的事告诉了文王，并且赐给他“弓矢斧钺”，授予征伐之权，一点也看不出来聪明在哪。

脱离虎口重获自由，还获得了专事征伐的特权，要是一般人大概早就忙不迭的赶紧跑路了，可是周文王却不忘继续给自己加分。他趁着这时候纣王高兴，请求纣王废除炮烙之刑，代价是把洛水以西的土地献给纣王。

废除一个刑罚能得到那么大一块土地，还能压缩周的势力范围，看上去应该是件很划算的事，但其实不然，因为这个洛水位于黄河以西，是渭水的支流，而不是伊洛平原那条也叫洛水的黄河支流。这条洛水更靠近岐邑而跟商的核心区域隔着黄河和崤山，在周日益强大而且深得民心的情况下，纣王根本就不能有效统治它以西的地区，所以不论纣王答不答应废除炮烙之刑，文王都既不会失去这块土地，又成功邀买到了爱仁不爱利的名声。可见，文王这一招既精明又阴险。

大概文王回国以后就决定跟纣王彻底决裂了，所以他一面继续“修德行善”，偷偷地拉拢诸侯，一面寻访贤才来辅佐自己，结果在渭水边上找到了姜尚。这个姜尚就是《封神演义》里的姜子牙。他本来姓姜，因为祖先被封在吕这个地方，所以又以封地为姓叫吕尚。

文王得到姜尚之后非常高兴，对他说：“我的先君太公曾经说过，会有一个圣人来到周国，周国会因为他而强盛。这个人应该就是你吧？我的太公盼望你很久了。”因此，姜尚号“太公望”，也就是太公所盼望的人的意思，姜太公的称呼就是这么来的，但他是不是真的是个老头，却不太好说。

有人说姜尚原来是辅佐纣王的，因为见到纣王无道就离开了，他遍访诸侯，在没有遇到贤君明主的情况下，最后才来投奔文王。也有人说，姜尚是一个隐居在海滨的处士，文王被囚禁在羑里的时候，受周臣散宜生、闳（hóng）夭等人的邀请而出仕于周，在贿赂纣王释放文王这件事上也出了不少力。另外还有人说他本是羌族的首领，为了反商的共同目的才来辅佐文王。现在不知道哪一个说法对。

文王拜姜尚为师，开始四面征伐。第一年伐犬戎，第二年伐密须，第三年败耆（qí）国。纣王的大臣祖伊觉得周的势头这么猛可有些不妙，就劝纣王应该小心了，可纣王却说：“我不是有天命的吗？姬昌又能怎么样！”完全不把祖伊的话放在心上，一切照旧。

文王则抓紧这个机会继续扩张。第四年伐邘（yú），第五年伐崇侯虎，报了当年打小报告的仇。在收服了周边的不臣势力之后，文王在沣（fēng）水西岸营建丰邑（今陕西西安长安区），并且把都城迁到这里，这就是丰京。第二年，他又命令太子姬发在沣水东岸营建镐（hào）京（今陕西西安长安区），也就是后来所称的宗周。

丰镐二京比歧邑（今陕西宝鸡岐山县东北）更靠东。这里不仅可以远离戎狄的侵扰，而且东出崤山就可以直达伊洛平原的黄河南岸，威胁商都朝歌（今河南鹤壁淇县南），作为讨伐纣王的根据地是再理想不过了，所以文王迁都的战略意图很明显，他是要准备跟纣王摊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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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武王伐纣

周文王没活到正式进攻纣王就死了，葬在毕（今陕西咸阳西北）这个地方。太子姬发继位，这就是周武王。武王尊太公望为尚父，拜为师，四弟周公旦为辅，召公奭（shì）、毕公高等一干人为左右手，继承文王的遗志，对内发展生产，对外联合诸侯，国力日益强盛。

武王九年，姬发先到毕给文王上了个坟，然后率领军队向东进发，来到黄河南岸的渡口盟津（即孟津，今河南洛阳孟津县东北）。《史记•周本纪》说，消息传开，诸侯们以为武王这是要讨伐纣王了，“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纷纷要求渡过黄河进攻纣王。不知道当时是什么条件不允许，武王没同意，神叨叨的对大家说了句“你们不了解天命”，就带着军队又回去了。

武王这么大张旗鼓的武装游行，纣王该有所警觉了吧？很遗憾，咱们想多了，纣王他老人家非常淡定，仍然选择一切照旧，真不知道太史公凭什么说他“资辨捷疾，闻见甚敏”。

纣王的哥哥微子启看不过眼，劝谏过好几次，可是他根本不听。微子知道这样下去没什么好果子吃，就逃跑了。纣王的叔叔比干有点犟，说：“做臣子的不得不以死进谏。”就跑去跟纣王据理力争，结果惹恼了纣王。纣王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窍……”这个半截话的含义很丰富，但总不过是对比干动了杀心的意思。比干剖心之后，纣王的另一个叔叔箕子吓坏了，只好装疯，但就是这样纣王也没放过他，把他抓住关了起来。

纣王昏乱暴虐到这种程度，身边也就留不住什么人了，连他的太师疵和少师强都抱着商王室祭祀用的乐器投奔了武王。武王看到时机成熟了，再次挥师东进，于武王十一年十二月第二次会盟于盟津，然后于次年二月进军到朝歌（今河南鹤壁淇县）附近牧野这个地方。在牧野，武王也学着夏启和商汤的样子进行了宣示“恭行天之罚”的誓师大会，准备对纣王发动总攻击。

由于受武王九年第一次盟津之会有八百诸侯不期而至的影响，我们很容易觉得参加这次盟津之会的诸侯也很多，但从《尚书•牧誓》的记载来看，周的同盟不过才有庸、蜀、羌、髳（máo）、微、卢、彭、濮等八个而已，而且都是“西土之人”。《牧誓》被司马迁全文抄录在《史记•周本纪》中，说明他对这个说法也是认可的。这暗示我们，如果我们不认为周武王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就从八百粉丝掉粉掉到了八个，那就只好认为所谓“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根本就不可信，同时也说明周的造反并不像传说的那么得人心。

纣王听说诸侯联军来了，“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史记•周本纪》说，当时“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按西周晚期“禹鼎”铭文“车百乘，厮御二百，徒千”的说法，那么联军主力统共也不过四万八千人。面对这区区五万不到的人马，纣王竟然组织了七十万大军前来应战，到底是个什么脑回路，我们很难理解。

不过，太史公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比例。《史记•周本纪》说，周军有“戎车三百乘，虎贲（bēn）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就算虎贲是周军特有的兵种不计算在内，按照这个1:150的比例，联军总兵力也应该有六十万，看上去纣王组织七十万大军前来应战变得可以理解了。但新的问题更突出了：双方在一场战斗中投入一百三十万大军，规模都快赶上淮海战役了，且不说在那么狭窄的战场怎么摆开这么多军队，单是后勤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毫无疑问，在那个年代这个问题是无解的，而且我们根本不用指望当时有足以动员这么多军队的人口，所以具体数字不重要，我们只要知道纣王比武王的兵多就是了。

可是人多并没什么卵用，就纣王那人设谁还肯替他卖命？所以商军毫无斗志，双方刚一接触就“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也就是商军的前军临阵倒戈，协助诸侯联军攻击后面的商军主力，商军因此大败，流的血都能把“杵”漂起来。战败后的纣王狼狈逃回朝歌，穿上华丽的衣服，跑到鹿台自焚而死。武王也算是报了祖父季历“困而死”的仇。

“前徒倒戈”说明确实有一部分商军跟纣王离心离德，“血流漂杵”则说明战斗非常惨烈，也就说明了还有另一部分商军仍然是效忠于纣王的，同时还说明了那时候的武器主要还是木头棒子，不然也不至于漂起来。

我们不知道纣王的军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分化，所以有人猜测纣王的前军主要是由东夷俘虏拼凑起来的。《左传•昭公四年》说：“商纣为黎之搜，东夷叛之”，《昭公十一年》又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似乎能推演出纣王因为剿灭东夷而实力受损，这才不得不用俘虏组成军队，导致了牧野之败。

甲骨卜辞和商朝晚期青铜器铭文已经证明，商朝的确曾经跟东夷发生过长期战争，虽然一直占据着绝对优势但却始终没能令其臣服，所以纣王是不是急于彻底解决东夷问题而过分使用了军力，并不是一个不该考虑的事，如果再联系到武王第一次盟津之会后莫名其妙的退军，那就更增加了纣王的军队是在这以后才实力大损的可能，可惜现有的资料语焉不详，所以到底是不是真的这样，实在是不好说。

另外，根据《竹书记年》的记载，纣王在位一共五十二年，作炮烙之刑在纣王四年，讨伐有苏氏获妲（dá）己在纣王九年，囚禁周文王在二十三年，释放他在二十九年，授予周文王征伐之权在三十三年，内史奔周在四十七年，囚箕子、杀比干、微子出奔在五十一年，并且纣王不是自焚而死，而是“王亲禽（擒）受（纣）于南单之台”，应该是被俘后被杀死的，其时估计他的年纪不到七十岁也差不多。

这一切说明虽然《史记》中记载的那些事纣王确实都干了，但在细节上却有很大不同，足以影响我们对这个人物的认识以及对相关事件的解释，所以纣王的真实形象到底是什么样也真的不好说。

武王攻克朝歌以后，举行了隆重的祭祀典礼，废除帝号而改称为王，宣告周人正式继承商朝的天命，建立了周王朝，史称西周。乍一亡国改朝，商朝的遗民难免会有些惊恐犹疑。为了安抚他们，武王把纣王的儿子武庚封为诸侯，让他延续商朝的香火，这就是邶（bèi）国，封地在商朝故都殷的北面。此外，武王还命人释放被纣王关押起来的箕子和百姓，散发纣王集聚的财物和粮食，修缮王叔比干的坟墓，旌表贤人商容的故居。这些举措安定了人心，局面总算暂时平稳了下来。

牧野之战后仅仅两个月，也不知道周武王急着回去干什么，当年四月，他就班师回朝了。临行前，为了防止自己走后商人造反，他把自己的三弟管叔鲜和五弟蔡叔度留了下来，名义上是辅佐武庚治理国家，实际上是为了监视他，史称“三监”。但是，由于三监只有管叔和蔡叔两个人，在数目字上不符，所以有人说还应该加上武王的八弟霍叔处。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武王回到丰京的第二年，开始论功行赏，分封功臣谋士和叔叔弟弟们，其中重要的有：封虢仲于东虢、虢叔于西虢、姜尚于齐、周公旦于鲁、召公奭于燕、管叔鲜于管、蔡叔度于蔡、霍叔处于霍。武王还派人找到历代先王的后裔予以分封，封炎帝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jì）、帝舜之后于陈、帝禹之后于杞（qǐ），不知道为什么漏了颛顼（zhuān xū）和帝喾（kù）的后人。

分封之后，武王只留下周公和召公辅佐自己，把其他诸侯都打发回了封国。然后他又在今天洛阳附近的瀍（chán）水西岸兴建洛邑，以加强对中原地区的控制。直到洛邑初步建成，他才彻底放心，于是“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以示天下不再用兵。但其实呢，他在宗周还保留了六个师的常备军，每师2500人，在当时是一支规模相当大的武装力量，这就是所谓的“西六师”——他脑子又没坏掉，当然不可能真的偃武。

——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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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甲骨文和汉字的起源

商朝灭亡了。它留给我们最重要的文化遗产是甲骨文。甲骨文印证了《史记》中记载的商朝帝王世系，把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提早了一千年，是研究商朝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宗教、天文、历法等的第一手材料，尤其对研究汉字的发生、发展具有重大价值，也是研究书法、篆刻的重要素材。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商朝贵族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不论是祭祀、战争、气候、收成，还是生育、疾病、田猎、出行，都要先用龟甲或兽骨进行占卜，以卜得的吉凶祸福决定行止。这种占卜后把所问之事契刻或书写在甲骨上的文字就是甲骨文，也被称作“贞卜文字”、“殷墟文字”、“契文”、“卜辞”、“殷契”等等。

在理论上，“甲骨文”这个称呼有三种含义：一是狭义的，特指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二是扩展了的，包括郑州、殷墟两地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三是广义的，兼指商代和西周的甲骨文。在实际应用中，单称“甲骨文”总是专指殷墟甲骨文，这是文字学家们一个很有意思的惯例，也一直被文字学家之外的人们所沿用。

我们今天已经很难知道甲骨文最初被发掘出土是在什么时候了。我们知道的是，从北宋开始，安阳殷墟就不断有商代青铜器被发现，想来完全可能在千百年前当地就已有甲骨出土，但可惜的是，直到清末，历代学者都没有注意到甲骨文的存在。

我国第一部甲骨文著录叫做《铁云藏龟》，它的作者就是清末写《老残游记》的那个刘鹗。根据他在《铁云藏龟》自序中的说法，甲骨文第一次被发现是在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当时，山东潍县古董商人范寿轩、范维卿等人收购了一批甲骨到北京售卖，被时任国子监祭酒、素来喜好收集古物、通晓金石文字的王懿荣高价购得。这就是说，最先认出这批甲骨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不是学者而是生意人。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颇具传奇色彩，因而也流传得更广。这种说法是说，王懿荣当时染病服药，偶然发现有一味叫“龙骨”的药材上面有刀刻的文字，尽管他认不出这些字是哪个朝代的，但他却知道一定很古老，于是就派人把药店里那些有字的龙骨全都买了下来，并且从此开始留心搜集。药材商人跟古董商人不同，他们不会认定某一味药有历史文化价值才去卖它，所以从这种说法来看，发现甲骨文就没有生意人什么事了。

据统计，自甲骨文被发现以来至今，世界各地收藏的甲骨数量约有15万多片，另外还有数量不详但也相当可观的民间私家藏品。已经发现的甲骨文单字数量约有4400字，目前可识可读可隶定的约有2400字，其中约1400字见于现代汉语字典。虽然这一千多个字只占甲骨文总数的一小半，但多数属于与理解文义有关的比较重要的字，所以多数卜辞的文义还是能够被了解或大致读懂的。

甲骨文的形符系统、声符系统、意义系统都有着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结构原则和组合规律，已经到了相当完善的境地，汉字的“六书”原则也都在甲骨文中有所体现。这就是说，甲骨文已经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断，在它之前一定有一种相对不那么完善的早期汉字存在，但遗憾的是，由于长期以来的考古发掘只能提供零星的材料，所以这种推断一直没找到可靠的文物证据。直到2005年，山东大学教授刘凤君发现了“骨刻文”，这一历史悬案才终于找到了答案。

骨刻文是刻画在兽骨上的象形文字或图形文字，主要在山东一带集中发现，因而也曾被称作“东夷文字”。它的使用时期是大汶口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时期，有的地方一直沿用到岳石文化前期和商代早中期，距今已有约3300—4600年的时间，使用年代的下限与甲骨文直接衔接，是甲骨文的源头，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以记事为主的可识文字。

除了骨刻文之外，我国还有其他的“类文字”出土，如距今6000年的半坡陶符、距今7000年的双墩刻符和距今8000年的贾湖刻符。在这三种“类文字”的符号中，蚌埠市双墩遗址出土的双墩刻符发展程度较高，已经具有了文字的特点，被一些学者认为是骨刻文的源头之一。

蚌埠位于安徽北部，在历史上是夏、商、夷的交汇地带，也是先商文化的南缘，从地缘上说很可能对骨刻文产生过影响。但是从4600年前到7000年前的时间跨度毕竟有点太大了，所以还需要找到中间的过渡环节。

希望那一天早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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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周公辅成王

武王克商后仅仅过了三五年的时间就死了，死后跟文王一样也葬在了毕（今陕西咸阳西北）这个地方，王位则传给了他的儿子姬诵，这就是周成王。

周成王继位的时候年纪还小，不能亲自处理政务。周公旦担心有逆臣贼子会趁机谋反，便自任摄政，代替成王处理国家大事。这一来国内的流言就起来了。人们都说周公将对成王不利，连召公也相信了这个说法。周公害怕了，赶忙找召公去解释，同时他又担心远在齐国的姜尚也听信流言，也不知道是派人捎话还是写信去——反正那时候没有邮政，也没有电话和互联网，写信也得派人去送——又跟姜尚解释了一番。

召公和姜尚相信了他的解释，但不知道是他俩提出了条件，还是周公为了表示自己确实没有野心，或者是他不想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在他确立了摄政的位子之后，随即就把自己的长子伯禽打发回了鲁国，让他代替自己就任鲁国的国君。

周公跟召公和姜尚做了解释，但不知道跟留在殷地的管叔和蔡叔解没解释。不过，很多书都说周公将对成王不利的流言就是管叔散布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估计解释也没什么用，所以不管解没解释吧，没多久管叔和蔡叔就跟武庚一起造反了，史称“三监之乱”。到了第二年，蒲姑、奄（yǎn）、徐夷和淮夷等国也跟着一起反了。新建的周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我们不知道武庚和管蔡的造反是宣布独立，还是想要篡位夺权，也不知道在这最初的两年里，叛军有没有向洛邑、丰镐（hào）这样的战略要地发动进攻，更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进攻了其他的诸侯国。我们知道的是，叛乱一发生，周公就“出居于东”，应该是到洛邑去了，似乎采取的是一种守势。

我们还知道另外一件事：淮夷叛周之后，召公奉命出使齐国，授予姜尚征伐之权，其范围西到黄河、东到大海、南到齐鲁交界的穆陵河、北到齐燕交界的无棣河，几乎等于把周朝东部的稳定完全托付给了姜尚。姜尚是辅佐文武灭商最重要的谋士，商朝复国对他不会有什么好处，就算武庚不计前嫌，他也不过是跟现在一样裂土封侯而已，绝不会还格外获得什么征伐之权，所以姜尚没有理由拒绝。这样，加上周公自己的封国鲁国，东方算是稳定住了，周王室只要专心对付中原就可以了。

大概是在获得了来自齐国的确切消息之后，周公于当年秋天返回丰京。当时正赶上狂风暴雨、电闪雷鸣的鬼天气，成王却顾不得这些，亲自跑到郊外去迎接他。可以想见，这个尚未成年的君主在继位之初就遭遇这样重大的变故，心里是多么的恐惧不安，又是多么的依赖于自己的这个叔叔。

完全能猜到周公为什么这个时候突然返回丰京，因为随即周军就出动了，开始了对叛军的讨伐。战争打了一年，周公“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大获全胜。紧接着，他又马不停蹄的开始了对其它叛逆国家的讨伐，又花了两年时间，消灭了蒲姑，打残了奄，击败了淮夷，天下诸侯“咸服宗周”，称得上是威震天下。

“三监之乱”这件事本来是众口一词，没有异议的，但近年来通过对清华简的研究，人们发现它也不是那么板上钉钉的了。清华简《系年》说：“商邑兴反，杀三监而立彔（lù）子耿，成王屎（践）伐商邑，杀彔子耿”。彔就是武庚，《竹书记年》称之为禄父，这就是说，不仅仅是管蔡，连武庚都不是发起叛乱的逆臣，而是死于叛乱的忠臣，进而也就是说，“三监”真的没有霍叔，而是指武庚、管叔和蔡叔；“三监之乱”也并不是指三监的叛乱，而是指杀掉了三监的叛乱。这可真够毁三观的。

获胜后的周公不忘总结经验教训。他认为之所以会发生这次叛乱，是由于商朝还具有一定的实力，并且遗民过于聚集，而周王室却没有建立和培植自己的势力。因此他采取了三个措施，一是改封微子启奉商祀于宋，夹在洛邑和鲁国中间；二是把商朝的遗民分散到各地去，以削弱他们的力量；三是分封了很多诸侯作为王室的屏藩，共“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其中最重要的，是把商朝故地封给了自己的九弟康叔封，并设立“殷八师”常驻守卫，这就是列国中最后灭亡的卫国。

另外，经过这次平叛，洛邑的重要性凸显了出来，证明当初武王营建洛邑还是很有远见的。周公觉得有必要进一步加强洛邑，以便更有效地控制中原地区，所以他决定仿照丰镐的模式，在洛邑旧城对面的瀍（chán）水东岸再建一个新城，这个新城就是成周。成周从成王五年开始营建，大概同时也对洛邑旧城进行了续建，所以修了很长时间，直到成王十四年的冬天才告落成。后来，成王把象征王权的九鼎迁到这里，以之为“东都”，设常备军“东八师”驻守，奠定了此后二百余年西周二京制的格局。

在成周的建设过程中，成王渐渐长大了。到了周公摄政的第七年，周公还政于成王，自己则“北面就群臣之位”。成王亲政后，拜周公为太师，召公为太保，继续讨伐淮夷和残奄，终于把奄国彻底消灭，把它的国君迁到了薄姑。

此后，成王命令周公“作《周官》、兴正礼乐”，建立起周朝的分封制度、宗法制度、井田制度和官僚体系，奉行“明德慎罚”的执政理念，以礼乐治天下。一时之间，“民和睦，颂声兴”，国家呈现出一派升平祥和的气象，所以，要说周朝是在成王和周公这一对叔侄君臣手里才真正建立起来的，应该不算是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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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洁生动的文字叙述历史故事，文字中引经据典，精彩纷呈，欣赏，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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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上云上 发表于 2019-10-11 19:59
简洁生动的文字叙述历史故事，文字中引经据典，精彩纷呈，欣赏，赞。

谢谢欣赏点赞，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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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西周的“封建”

“封建”是封土建国的意思，也就是天子把爵位和土地赏赐给诸侯，由诸侯建立具有一定自主权的国家的意思。这个词最早见于《诗经•商颂•殷武》：“命于下国，封建厥福”，但这里的“封建”不是封土建国的意思，是这个意思的说法则最早见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

西周初年曾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封建，一次在武王克商之后，一次在周公平定“三监之乱”以后。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是第二次分封，据说当时“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不过，周公的这次分封虽然的确是为了“蕃屏周”，但却显然不可能是为了“吊二叔之不咸”，因为管叔和蔡叔毕竟是周成王的亲叔叔、周公的亲弟弟，连他们尚且“不咸”，其他的亲戚又怎么可能一定会可靠，一定会“蕃屏周”呢？所以，周公如果真的受到“二叔之不咸”的刺激，那他就不应该再相信血缘，而应该废封建而行郡县了。

没有证据显示周公有这种超前意识，以当时的交通、通讯等条件来看，就算是有也没法实现。他看上去只是由于感到周王室势单力孤而又偏处西隅（yú），很难有效控制东方广大的土地，所以才“封建亲戚”的。这似乎表明“二叔之不咸”的指控可能不实，并从某种程度上印证了《系年》关于“三监之乱”的说法。

当时，受封的诸侯会率领周朝的军队、工匠、奴隶以及一部分商朝遗民前往封地筑城居住，主要依靠耕种城邑附近的土地为生。他们会注意跟当地的原住民保持适当的距离，因而在客观上造成了原住民的居住地离城较远的现象，所以这些诸侯国看上去更像是一个个孤立的殖民据点。

那个年代地广人稀，许多适合居住的土地还没有得到开发，其上也没有人口居住，远没达到今天这样田陌相连的“人挤人”状况，所以这些诸侯的“殖民”虽然可能也会跟当地的原住民发生冲突，但普遍性和激烈程度都很低；诸侯们基本上也都很尊重当地人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比如齐国的“因其俗，简其礼”、卫国的“启以商政”、晋国的“启以夏政”等，都是这种尊重的体现，即便是推行“变其俗，革其礼”的鲁国，也保留了原住民奄人的“社”，允许“奄社”和“国社”并存，完全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霸凌，所以总体上外来者和原住民之间还是形成了良好的共存机制，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形成了共同的国家观念。应该说，他们的“殖民”是成功的。

当然，周公也并不是完全迷信血缘，因为他在分封的同时，还依靠等级制度对各诸侯的封地大小和军队规模进行了规定。《礼记•王制》中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的记载，《周礼•夏官•叙官》中有“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的记载，虽然不见得完全可信，但大致能够体现这种规定。有了这样的规定，地方势力自然也就无法跟中央抗衡，想要不服管都不行了。

说起这个等级制度，《左传•昭公七年》有详细的描述，叫做“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其中从王到士都是贵族，是统治者，士以下的各级则是平民或奴隶，是被统治者。不同的等级享有不同的待遇，除了政治待遇之外，从穿什么衣服，戴什么帽子，住什么房子，到宴饮乐舞、车马仪仗、婚丧嫁娶，都有明确的等级规定，比如墓葬中的“列鼎制度”，各等级的随葬鼎数量就有“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的规定。这些规定不可逾越，否则就是违礼，那罪过跟造反也差不了多少。所以，等级制度要靠实力来保障，如果没有实力，别说人家违礼，就是真的造了反，你除了干瞪眼又能怎么样呢？

但光有等级制度也还不行，因为这里还有一个继承问题。商朝的办法是兄终弟及，这个办法有很多缺陷，容易引起兄弟子侄之间的夺位之争，所以周朝废除了这一制度，改用嫡长子继承制，也就是所谓的宗法制度。

宗法制度规定：嫡长子为“大宗”，继承父亲的爵位、土地以及与之相应的各种权利，其他的儿子则为“小宗”，降等分封。也就是说，天子的嫡长子继位为天子，是大宗，他的兄弟是小宗，降等封为诸侯；诸侯的嫡长子继位为诸侯，是大宗，他的兄弟为小宗，降等封为卿大夫；卿大夫的嫡长子继位为卿大夫，是大宗，他的兄弟为小宗，降等封为士；士的嫡长子继位为士，是大宗，他的兄弟为小宗，降等为庶人，也就是平民。到了平民这一级已经不再是贵族，也就没啥可封的了，所以也就不用再降等，原则上可以一直平民下去。

宗法制度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它的直接目的是避免兄弟之间为了争夺继承权而骨肉相残，但它却忽略了大宗弱而小宗强的情况。很明显，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宗法制度十有八九就是一纸具文，所以它实际上也是只有靠实力才能维持下去的。后来这种同室操戈的悲剧发生了很多，第一例发生在周昭王十四年秋七月，姬㵒（fèi）杀死了自己的哥哥鲁幽公而自立，那还是西周的中早期，比我们想象的时间要早得多。这种事竟然首先发生在周公的封国鲁国，可见“周礼尽在鲁矣”也只是徒具其表而已。

宗法制度还有一个间接的目的，那就是借助大宗负责祭祀始祖这件事，来把家族成员都团结在大宗的周围，以达到“蕃屏周”的目的。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那个年代的人们都很重视祭祀祖先，所以这个想法不能说完全没有合理性，但周的始祖后稷和商的始祖契（xiè）都是帝喾（kù）的儿子，他俩的后代怎么没紧密团结在一起，反倒斗得你死我活，必欲取而代之才后快呢？如果说他们的后代血缘已经很远了，所以才出这种事，那么鲁魏公姬㵒又为什么要杀死自己的亲哥哥鲁幽公呢？可见，在现实的利益面前，这个想法实际上也只是个乌托邦一样的画饼。

除了这些理想主义的一厢情愿之外，降等分封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土地有限而子孙无穷，这样不停的分封下去，早晚有一天会无地可封。虽说在原则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但你既然已经把土地赐给了别人，人家又没犯什么错，你怎么好意思再给要回来呢？就算好意思，难道就不怕犯了众怒吗？《诗经•大雅•瞻卬（yǎng）》不就曾抱怨周幽王“人有土田，女（汝）反有之。人有民人，女（汝）覆夺之”吗？所以，它必然导致大宗的势力越来越衰弱，并最终导致整个制度体系的崩塌；而如果大宗想要自救，则又必然会导致众叛亲离，从而加速这种崩塌的到来。

周公设计这些制度当然是为了维护周朝的长治久安，虽然在我们今天看来它是一个迂阔而自戕的制度体系，但在那个地广人稀的年代得有什么样的长远眼光才能预见到将来土地会不够分呢？所以我们还是应该体谅他，不能要求他做出超越历史的决策。周公没有什么错，错的是那些死守周公之法，不能与时俱进的后人。

周公制定的这些制度，以宗法血缘和礼乐教化为纽带，把家族和国家融合在了一起，把政治和伦理融合在了一起，在经过周朝近八百年，尤其是西周二百七十余年的实际运作之后，对后来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所以清末的历史学家夏曾佑评价周公说：“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这个考语可谓至为精当，实际上，今天的我们确实是周文化的继承者，而与夏商的文化离得比较远。

——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