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闲谈·先秦篇（连载，6月24日更新至7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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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晋国内乱之曲沃代翼

跟秦国是个新进诸侯不同，晋国是个老牌诸侯。周成王八年冬十月，“王师灭唐”，十年，周成王封弟弟唐叔虞于唐。这便是晋国的建国之始，只是它这时候还不叫晋，叫晋是唐叔虞死后，他的儿子燮（xiè）父徙治晋水以后的事。

关于成王封唐叔虞，《吕氏春秋•审应览》讲了个“桐叶封弟”的故事，说是周成王把一片桐树叶削成珪（guī）形送给叔虞说：“我用这个分封你。”叔虞把这件事告诉了周公。周公问成王：“听说您要封叔虞为诸侯？”周成王说：“没人的时候跟他开玩笑呢。”周公说：“天子无戏言。”因为这句话，周成王才把叔虞封为唐侯。

这个故事不是十分可信，但唐叔虞毕竟是被分封了。唐叔虞之后，晋国十传而至晋文侯。他在两周之交的动荡中，坚定地站在弑父弑君的周平王一边，杀周携王、护送周平王东迁，是平王东迁的第一大功臣，因而被周平王赐以豳（bīn）（今陕西咸阳彬县、旬邑县一带）田，授以国政。

周平王二十五年（晋文侯三十五年，前746年），晋文侯死了，他的儿子晋昭侯继位。第二年，晋昭侯封自己的叔叔成师于曲沃（今山西临汾曲沃县西南），号为曲沃桓叔。曲沃是个大邑，比晋都翼（今山西临汾翼城县东南）还要大，而桓叔又是个“好德”之人，很善于拉拢人心，所以很快就“晋国之众皆附焉”。当时的有识之士看到这种“末大于本而得民心”的情形，就断定晋国一定会发生叛乱。不幸的是，不知是不是晋文侯支持周平王的报应，他们言中了。

周平王三十二年（晋昭侯七年，前739年），不知道是不是受曲沃桓叔的指使，晋国大夫潘父杀了晋昭侯，迎立曲沃桓叔。曲沃桓叔入翼，但翼人不接受他，起兵相拒。曲沃桓叔战败退回曲沃。翼人杀了潘父，立晋昭侯的儿子晋孝侯为君。

七年以后的周平王三十九年（晋孝侯八年，前732年），曲沃桓叔死了，他的儿子曲沃庄伯继位。不论当年潘父杀晋昭侯是不是受了曲沃桓叔的指使，好歹曲沃桓叔有“好德”的名声，也没有亲自动手弑君，入翼还有一个“迎”的步骤，不能算是明目张胆的叛乱，但到了曲沃庄伯这儿，曲沃则开始了公开的武装叛乱。

周平王四十七年（晋孝侯十六年，前724年），曲沃庄伯率军入翼，杀晋孝侯。晋国大夫公子万率兵救翼，打败了曲沃庄伯。另一个大夫荀叔轸（zhěn）率军追击他，一直追到家谷（今山西运城绛县东北）。曲沃庄伯不得不再次退回老巢。翼人立晋孝侯的儿子晋鄂侯继位。

过了三年，周平王五十年（晋鄂侯三年，鲁隐公二年，前721年）十月，晋鄂侯开始报复，派军队进攻曲沃。但他的军队攻坚力量显然不行，没能像对手攻下翼那样攻下曲沃，只好烧了曲沃田里的谷子泄愤。没了收成，接下来的这一年曲沃是怎么度过的呢？有存粮还是跟别的诸侯国买粮呢？史书上没给我们提供答案。

曲沃庄伯是不会甘心失败的，三年后的周桓王二年（晋鄂侯六年，鲁隐公五年，前718年），他再次起兵攻翼。这一次他学乖了，不再单打独斗，而是联络了郑国和邢国一起出兵，还不知道怎么搞定了周王室，连周桓王也派大夫尹氏和武氏率兵相助。晋鄂侯败逃到随（今山西晋中介休市东南），不久就死在了那里。

晋鄂侯死了，本来是曲沃庄伯的好机会，他们父子两代想要代翼而立的目的就要达到了，但不知道他干了什么，惹恼了本来支持他的周桓王。当年秋天，周桓王派南虢（guó）公伐曲沃，立晋鄂侯的儿子晋哀侯为新君。曲沃再一次功败垂成。也不知道是不是窝囊的，仅仅过了两年曲沃庄伯就死了，那一年是周桓王四年（晋哀侯二年，鲁隐公七年，前716年），也就是把犬戎逐出岐丰之地的秦文公死去的同年。

曲沃庄伯死后，他的儿子曲沃武公继位，还没等他在宝座上坐稳，晋哀侯的军队就杀了过来。这个时候本来是曲沃强而翼弱的，但也许是因为新君初立，曲沃内部出现了一些我们不知道的状况，曲沃武公打了个大败仗，害得他都想要到翼去求和了，但不知道半路上发生了什么事，他走到了桐（今山西运城闻喜县东南）又改变主意回来了。

这一战让双方消停了六年。到了周桓王十年（晋哀侯八年，鲁桓公二年，前710年），由于晋哀侯侵占陉（xíng）庭（今山西临汾翼城县东南）之田，陉庭人咽不下这口气，便联络曲沃武公伐翼。第二年春天，曲沃武公率军进入陉庭，与晋哀侯会战于汾河之滨。晋哀侯战败，逃跑时驾车的战马被树枝挂住，不幸做了俘虏。

我们不知道曲沃武公是不是曾把晋哀侯作为筹码，用来跟翼人讨价还价，但从他们祖孙三代一心想要取翼而代之来看，除非翼人同意接纳他为晋侯，否则什么谈判结果也满足不了他的野心，所以他最终还是杀死了晋哀侯。晋哀侯死后，翼人立他的儿子为晋小子侯，继续跟曲沃对抗。

周桓王十五年（晋小子侯四年，鲁桓公七年，前705年）的冬天，不知道曲沃武公用什么为诱饵，竟然诱杀了晋小子侯。想象起来，在两家有世代血海深仇的情况下，如果晋小子侯的脑子确实没进水，似乎只有拿曲沃武公自己来当诱饵才能达到这个效果，但是否真的是这样，我们仍然不知道。

从周平王三十二年（晋昭侯七年，前739年）潘父杀晋昭侯，到这一年曲沃武公诱杀晋小子侯，三十余年来，曲沃杀一个晋侯，翼人就立一个晋侯，前前后后已经死了晋昭侯、晋孝侯、晋鄂侯、晋哀侯、晋小子侯五位晋侯。这一次，大概他们终于厌倦了，没再另立新君。直到第二年，也就是周桓王十六年（晋侯缗元年，鲁桓公八年，前704年）的冬天，周桓王命令虢仲立晋哀侯的弟弟姬缗（mín）为晋侯，翼才又重新有了君主。

第二年，周桓王十七年（晋侯缗二年，鲁桓公九年，前703年）的秋天，应该是受了周桓王之命，虢仲、芮（ruì）伯、梁伯、荀侯、贾伯伐曲沃。大概这次曲沃被揍的够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没再对翼采取什么行动，直到二十四年后的周釐（xī）王三年（晋侯缗二十六年，鲁庄公十五年，前679年），周桓王早就死了，连他的儿子周庄王都已经死去三年了，曲沃武公才再次出兵攻翼，“灭之”。

这一次曲沃武公吸取了以往的教训，把从晋侯缗那儿缴获来的珍宝器物全都送给了周釐王。想当初，周平王死了都没钱下葬，之后的历任周王又数次向诸侯“告饥”，可见周王室这时候不是一般的穷，所以周釐王不太可能不见钱眼开。于是，收人钱财，与人消灾，周釐王于次年，也就是周釐王四年（晋武公三十八年，鲁庄公十六年，前678年），派南虢公“以一军为晋侯”，算是正式册封曲沃武公为晋侯了。这样，曲沃武公改称晋武公，迁都于翼，史称“曲沃代翼”。

周釐王承认曲沃代翼事实上等于承认了谁拳头大谁说的算，但是按照周制，天子六军，公国三军，侯伯之国二军，子男之国一军，晋国是侯国，本该拥有二军，周釐王却只是“以一军为晋侯”，说明他还是对曲沃玩了一手明升暗降的把戏。晋武公不可能看不出这一点，但他既然能接受，那也就足以证明这其中一定还有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细节存在，可惜史书对此付诸阙如，我们恐怕很难窥得其中的奥妙所在了。


——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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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郑国新兴之周郑交恶

当新兴诸侯秦国努力开拓生存空间、老牌大国晋国在玩窝里斗的时候，在成周洛邑的东方，还有一个年轻的诸侯国郑国，也悄悄的崛起了。

郑国的第一任国君是那个跟周幽王一起死于骊山的郑桓公，他是周厉王的儿子、周宣王的弟弟，也就是周幽王的叔叔。早在周宣王二十二年（郑桓公元年，前806年）的时候，就被周宣王赐命“居洛”，到了周幽王二年（郑桓公二十七年，前780年），因为跟晋文侯一起征伐鄫（zēng）国有功，又被正式封到“郑父之丘”，建立了郑国。

我们今天不太知道“郑父之丘”的确切位置在哪儿，有人说是在今天陕西渭南华州区，但也不一定，不过基本可以肯定是在王畿（jī）之内离丰镐很近的地方，所以郑桓公才会担心将来周室有变会祸及自身而想要搬家。

搬到哪里好呢？他去请教史伯。史伯认为，南方的楚国、北方的晋国、西方的秦国、东方的齐国都会在周朝衰落之后崛起，只有河洛济颍之间可以安家。不得不说，秦这时候连个诸侯都不是，邑小民寡，正陷在西戎的包围之中苦苦周旋，史伯竟然能看出它将来会崛起，真够神仙的。

不过，就算秦将来不会崛起，相信郑桓公也不会愿意住到强悍的西戎中间去，所以他听从了史伯的建议，利用自己是周幽王司徒，主持周政的身份，在恩威并施之下，从洛东的两个大国东虢（guó）国和郐（kuài）国取得了十个邑，“东徙其民洛东”。这样，虽然他自己未能在宜臼（jiù）之乱中幸免，但却成功避免了郑国跟西周一起覆亡的命运。

郑桓公死后，他的儿子掘突继位，这就是郑武公。郑武公继位后就没闲着。周平王元年（郑武公元年，前770年），跟晋文侯、卫武公和秦襄公一起护卫周平王东迁；二年（郑武公二年，前769年），灭郐国；三年（郑武公三年，前768年），接替晋文侯主持周政，重新坐上了他老爸曾经坐过的位置；四年（郑武公四年，前767年），灭东虢国；六年（郑武公六年，前765年），迁都于溱（zhēn）水和洧（wěi）水之间的郑（今河南郑州新郑市）。

想当年，史伯劝郑桓公东迁时就建议他灭掉东虢国和郐国。史伯说：“若克二邑，鄢（yān）、蔽、补、丹、依、㽥（róu）、历、华，君之土也。”这个诱惑可不小，想来郑桓公一定动了心，只是他没来得及实现这一理想就死于国难了。现在，郑武公既然灭掉了东虢国和郐国，鄢、蔽等那八个邑想必也就都被他纳入囊中了，算是个能继承父亲遗志的好孩子。

可是好孩子也有令人费解的地方。他跟申侯有杀父之仇，为什么还会支持申侯拥立周平王呢？不仅如此，到了周平王十年（郑武公十年，前761年），他竟然还“娶申侯女为夫人”。两家不仅没仇了，还成了亲家，这其中发生了什么，真是让人非常好奇，可惜我们已经无从知道了。

申国姜姓，所以嫁给郑武公的申侯女儿被叫做武姜，意思是郑武公的“姜”。武姜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生的时候难产，起名叫寤（wù）生，小儿子叫段。武姜偏爱小儿子段，就想让郑武公立段为继承人，但是郑武公没答应。到了郑武公死后，寤生继位，这就是春秋时期的第一个强人郑庄公。

郑庄公继位之后郑国也发生了内乱，原因跟晋国一样：小宗争位。从一开始，段就在母亲武姜的帮助之下，取得了足以与国都郑相抗衡的大邑京（今河南郑州荥阳市东南）作为封邑，号称京城大叔。有了京这个资本，段开始“缮治甲兵”，扩张势力，准备时机成熟的时候袭取郑，夺取君位。

郑国的大夫们都很担心发生叛乱，但郑庄公显得很自信，他认定段“多行不义必自毙”，所以对段的扩张一直采取纵容的态度。直到二十二年后，也就是周平王四十九年（郑庄公二十二年，鲁隐公元年，前722年），《春秋》开篇的那一年，段完成了叛乱准备，打算在母亲武姜的内应之下进攻郑了，郑庄公才先发制人，命令大夫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

我们不知道在京经营了那么多年的段为什么完全没得到京人的拥护，京人见到郑军来伐，连打都没打立即就背叛了他。段只好退守鄢（yān，今河南许昌鄢陵县北），郑军转而进攻鄢，这一次双方总算打了一仗，段战败逃到了共（今河南新乡辉县市东北），因此又被称为共叔段。

我们不知道在京人背叛段以后，他为什么不直接向共撤退，而是要先向南绕过郑跑到鄢，又在战败之后向北再一次绕过郑跑到共。如果不是我们把鄢的地望搞错了，那他的这个走位就未免显得太诡异，实在令人不敢相信。因此，当我们看到《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说郑庄公在鄢杀死了段的时候，实在是不能不多想点什么。

段的儿子公孙滑不甘心失败，跑到卫国搬来了干涉军。当年冬十月，卫国伐郑，占领了郑国在黄河上的重要渡口廪（lǐn）延（今河南新乡延津县北）。我们不知道卫国出于什么目的要为叛乱分子出头。征伐从来都是出自天子，但这一次卫国显然不可能奉有王命，因为此时把持周朝国政的正是郑庄公。他可能会假借王命讨伐别人，但绝不会命令别人来讨伐自己。

面对卫国的擅行讨伐，郑庄公当然知道应该占据道德的制高点，立即率领王师和南虢国的军队进行了反击，并一直攻进了卫国的南部边境地区。打了一次还不过瘾，第二年（周平王五十年，郑庄公二十三年，鲁隐公二年，前721年））冬天他又再次讨伐卫国，“讨公孙滑之乱也”。可见他是个有仇必报的厉害角色。

王师征伐意味着代表了周天子的意志，但伐卫这件事到底是不是周平王的意思，我们并不知道。从实际效果来看，伐卫的获利者只有郑国，周王室和南虢国恐怕都没有什么实际利益可言，所以非常可能是郑庄公利用职务之便的假公济私。遇到这种事，不管是谁当这个天子都会感到不爽，所以要是周平王因此开始讨厌郑庄公了，一点也不意外。果然，又过了一年，周平王五十一年（郑庄公二十四年，鲁隐公三年，前720年），终于发生了“王贰于虢”的事，也就是周平王开始让南虢公参与国政，不再专任郑庄公了。

作为天子的周平王完全可以下一道命令，光明正大的做这件事，可是他却采取了偷偷摸摸的方式，也不知道到底是在怕什么。他也不想想，郑庄公又不傻，这怎么可能瞒得住？结果，他客气，郑庄公却不客气，直接就跑来质问周平王有没有这回事了。周平王怎么赌咒发誓不承认也没有用，最终被逼问得没办法，只好跟郑庄公交换儿子互为人质，以此来证明互信，史称“周郑交质”。

可是，如果不想守信，拿什么交质也没用。就在周郑交质后不久，当年三月，周平王死了，他的孙子周桓王继位。周桓王登基后想要正式分政于南虢。郑庄公生气了，四月，派祭仲带兵把周室在温（今河南焦作温县西南）这个地方的麦子给收了，秋天，又抢了成周（今河南洛阳）的谷子。从此，“周郑交恶”，郑庄公不再来朝拜周桓王，周桓王也不再搭理郑庄公，俩人就那么僵在了那里。

——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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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春秋小霸郑庄公（上）

周郑交恶之后，郑国的国际形势变得严峻起来：它跟周和南虢（guó）的关系很紧张，跟卫国有仇，由于收留了宋国的逃亡公子冯，跟宋国的关系也说不上有多好，而宋国跟鲁国又是盟国，晋国则忙于内乱无暇他顾，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比较重要的诸侯中，唯一还有可能拉拉关系的只剩下了齐国。

可是，齐国跟郑国之间隔着鲁国、卫国、宋国以及其他大大小小好几个国家，郑国又陷入了得罪了天子那么一种境地，齐国会愿意跟郑国结盟吗？答案是齐国很愿意——周郑交恶的当年（周平王五十一年，郑庄公二十四年，鲁隐公三年，前718年）十二月，郑国和齐国在石门（今山东济南长清区西南）结盟——我们不知道齐国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知道的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件，因为郑庄公的事业很大程度上是在齐国的配合下完成的，如果没有这一同盟，春秋早期的历史也许就会改写。

石门之盟的第二年（周桓王元年，郑庄公二十五年，鲁隐公四年，前719年），卫国发生了政变，卫桓公的异母弟州吁（xū）弑卫桓公自立。在这之前，州吁曾因为“骄奢”而被卫桓公罢黜，流亡到国外。在流亡期间，大概是由于臭味相投，他曾主动跟因叛乱失败而出奔的共叔段结交。现在，州吁当上了卫君，手里有了本钱，就想为朋友出头了。他这个打算很精明：郑卫本来就有仇，如果让段当上郑国国君，那就不仅报了旧仇，还得到了一个亲卫的郑国，可谓是一举两得。于是州吁派使者去拉拢宋国，打算组团收拾郑庄公。

大概是由于威胁自己君位的公子冯住在郑国，所以宋殇公很痛快的就答应了州吁的请求。州吁又叫上自己的两个铁杆：陈国和蔡国，这年夏天，宋、卫、陈、蔡联兵伐郑，“围其东门，五日而还”。

这一仗四国没得到什么实惠，所以到了秋天，它们又联合了鲁国卷土重来了。鲁国出兵是由于宋国的请求，但鲁隐公的本意却是并不想趟这个浑水，因为他对“弑其君而虐用其民”的州吁并不感冒，可以肯定，要不是宗室大臣羽父执意出兵，鲁国一定不会参与五国伐郑的行动。

不过，就算加上了鲁国也没有什么用，因为五国联军虽然“败郑徒兵”，却仍然没能打下郑都。幸好现在已经是秋天，田里的谷子熟了，他们可以“取其禾而还”，算是没像上次一样白忙活一场。

郑庄公哪是那么好惹的？第二年（周桓王二年，郑庄公二十六年，鲁隐公五年，前718年）四月，郑军在应邀帮助曲沃庄伯伐翼，把晋鄂侯赶到随（今山西晋中介休市东南）之后，趁回师的时候顺便洗劫了卫国的牧邑（地望不详）。这时候州吁已经被杀，新即位的卫宣公决定报复，“以燕师伐郑”。

这个替卫国出头的燕国不是当年周武王封召公奭（shì）的那个燕国。召公的燕国是姬姓，疆域主要在今天的冀北和辽西一带，史称“北燕”，而这个燕国是姞（jí）姓，在今天河南新乡延津县一带，史称“南燕”。我们不太了解这个南燕国，也不知道它为什么要为卫国出头，我们知道的是，郑庄公以祭仲、原繁、泄驾三人率主力正面相持，暗地里派曼伯和子元率偏师从背面发动进攻，打败了南燕军。

九月，宋人把邾（zhū）国田里的收成给抢了。邾国本是鲁国的附庸，但可能因为鲁宋两国是盟国的原因，所以邾人没向鲁国求助，而是转向宋国的仇国郑国求助。本来收拾了卫国就该收拾宋国了，这下机会自己找上门来，郑庄公当然不肯放弃，立即派兵和邾军一起进攻宋国，一直打进了宋都的外城才退军。

然后，到了当年的冬天，宋国开始实施报复，派兵包围了郑国的长葛（今河南许昌长葛市北），但也仅仅只是包围而已，并没能取得什么实际的战果。联系到上一年连续两次诸侯联军围殴郑国都没能把郑国怎么样，可见这时的郑国确实挺能打。

当初，郑邾联军攻入宋都外城的时候，宋国曾向盟友鲁国求援。本来鲁隐公都打算践行盟约出兵救宋了，可是当他询问宋国使者战况如何的时候，宋国使者却没说实话，而是告诉他敌军离国都还有一段距离，这下惹恼了鲁隐公，所以他改了主意，没有救宋。两国的关系出现了裂痕。

郑国地处四战之地，如果不是脑子有病，任谁都应该知道跟邻居们见一个打一个会是什么后果，所以郑庄公肯定也不愿意四面树敌。他机敏的抓住了鲁宋隔阂的机会，开始了外交攻势。

周桓王三年（郑庄公二十七年，鲁隐公六年，前717年）的春天，郑庄公主动派出使者跟鲁国讲和。鲁隐公这时正在生宋国的气，所以就答应了郑国的请求。本来郑庄公也想跟陈国修好，可是陈国仗着有宋国和卫国撑腰，拒绝了他的好意。郑庄公也不客气，既然敬酒不吃那就吃罚酒吧，五月，“郑伯侵陈”，抢了一大堆战利品回来。

不过，我们不知道郑庄公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打陈国，因为此时他的长葛还被宋人围着呢。他为什么不去解围，反倒有心思劫掠陈国呢？有人说其实宋国早已撤围，所以他才没去救援。可是《公羊传•隐公五年》和《谷梁传•隐公五年》都说宋围长葛是“久也”，尤其是到了这年秋天，“宋人取长葛”，长葛最终还是陷落了，所以宋已撤围的说法很值得怀疑。

照理说这一来宋国和郑国的仇算是结大了，按郑庄公以往的表现来看，他绝不会善罢甘休。可是历史却总有出人意料的地方。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第二年（周桓王四年，郑庄公二十八年，鲁隐公七年，前716年）秋天，也就是把犬戎逐出岐丰之地的秦文公死去的那一年秋天，上一年还你来我往打得热闹的宋国和郑国竟然也讲和了。这俩这一讲和，刚刚挨了揍的陈国坐不住了，赶忙也跑过来跟郑国讲和，而且不仅仅讲和，还请求把女儿嫁给郑庄公的世子忽，而郑庄公竟然还同意了。

“伐郑联盟”到这时候已经瓦解了，卫国应该也不会想自己跟郑国单挑。不知道是哪一国先主动找的齐国，周桓王五年（郑庄公二十九年，鲁隐公八年，前715年）齐国出面调停。到了这年七月，宋、齐、卫、郑结盟，当初宋、卫围攻郑国东门、割了郑国谷子的事到此算是翻篇了。

可是转过年来的周桓王六年（郑庄公三十年，鲁隐公九年，前714年），刚刚到来的和平就又被打破了，原因是宋国没履行对周王室负有的义务，所以郑庄公“以王命讨之，伐宋”。

有人说郑庄公这个“以王命”是假传圣旨，不过，虽然在前一年“虢（guó）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但周桓王却并没撤郑庄公的职，他此时仍然是周的卿士，而且在三年前（周桓王三年，郑庄公二十七年，鲁隐公六年，前717年）。郑庄公就曾借着救济东周饥荒的机会朝觐过周桓王，虽然双方关系没得到根本改善，但多少应该有所缓和，要说周桓王因此给郑庄公下达了讨宋的命令，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而郑庄公放着“宋人取长葛”的仇不报，费事巴拉好容易达成了宋、齐、卫、郑四国联盟，看上去也不像有翻脸比翻书还快的必要，所以郑庄公到底是不是“假命伐宋”还真有点不好说。

宋国和鲁国这时候虽然有隔阂，但毕竟还是盟国，所以宋国本可以向鲁国求援。以鲁国的身份，即使由于忌惮“王命”而不能出兵相助，至少也可以从中调停一下。但宋国还在生鲁国当年没出兵救援的气，再加上郑庄公这一次征伐也没把宋国怎么样，所以宋国就根本没鸟鲁国。人家不求你就不求你呗，可是鲁隐公却气得不行，从此鲁宋绝交，鲁国也加入到讨伐宋国的行列里来了。

能征惯战的郑庄公为什么这次伐宋无功而返呢？我们不知道，但估计跟“北戎侵郑”有关。这个插曲发生在当年的年末，郑军以诱敌深入之计设伏兵大败来犯的北戎。以这种智谋和战斗力，如果不是为了抵御北戎而不得不放弃伐宋，宋国恐怕很难招架，所以说，郑庄公的无功而返可能是跟这件事有关的，但这仅仅只是一种猜测，事实是否如此，我们还是不知道。

——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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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学习您连续的两个篇章，也期盼着您的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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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上云上 发表于 2019-11-3 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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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前几天太忙，更新慢了，所以连发几篇给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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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春秋小霸郑庄公（下）

周桓王七年（郑庄公三十一年，鲁隐公十年，前713年）正月，鲁、郑、齐结成讨宋同盟。六月，三国联军在宋国的菅（jiān）（今山东菏泽单县北）这个地方打败了宋军。接着，郑国又攻占了宋国的郜（gào）（今山东菏泽成武县东南）和防（今山东临沂费县），并把它们都送给了鲁国。

郑庄公这招真的挺高。当时郑国才传三代，公族势力尚小，对土地的需求也不大，同时这两个城位于宋鲁交界，对郑国来说是块飞地，管理起来不是很方便，而且在那个年代，一个月里连取别国两邑算“大恶”之事，是应该受到谴责的，所以还不如把它们送给鲁国，以表明自己不是“败人而深为利”，而是“不贪其土以劳王爵”为好。对郑庄公的这一举动，《左传•隐公十年》评价之为“正之体也”，不过《左传》的这个评价太迂腐了，郑庄公此举何止是仅仅为了获得一个“正之体也”的评语呢？它同时还削弱了宋国，讨好了鲁国，实在是个名利双收、一箭三雕的高招。

宋国吃了大亏，就联络郑国的老冤家卫国一起偷袭郑国的都城。也不知道卫国为什么那么待见宋国，完全不顾“王命”和刚刚缔结了一年的四国盟约，当即起兵响应。周桓王七年（郑庄公三十一年，鲁隐公十年，前713年）秋七月，“宋人、卫人入郑”。还真就让他们得手了。

这时候郑庄公率领得胜之师刚刚回到郑国境内，根本没料到宋国和卫国能来这么一手。“入郑”的宋卫两军应该也知道郑庄公的大军已经回国，随时会杀过来结果了他们，所以主动放弃了郑，转而攻击戴国。

我们不知道攻击戴国是一种什么操作，他们为什么不撤军回国呢？我们只知道他们攻击戴国的时候，又拉上了蔡国，而蔡国好像并不知道他们在此之前偷袭了郑，所以当郑庄公把宋、卫、蔡三国军队都包围在戴国的时候，蔡国人因为莫名奇妙的惹上了郑国而非常生宋卫两国的气。三国本来就不是郑国的对手，现在又闹得不团结，所以郑庄公轻松的就拿下了戴国，“取三师焉”。

此后，郑庄公开启了横扫模式。九月，“入宋”；十月，联合齐国“入郕”（chéng）；第二年（周桓王八年，郑庄公三十二年，鲁隐公十一年，前712年）七月，联合鲁国、齐国“入许”；某月，大败来犯的息国军队；十月，“以虢（guó）师伐宋”，再次大败宋国，战功一时无两。

郑庄公打了这么多仗，但却并不是一个穷兵黩武的人，也不是一个只顾眼前利益而毫无政治头脑的人。这从周桓王三年（郑庄公二十七年，鲁隐公六年，前717年）他主动与周边国家修好以及周桓王七年（郑庄公三十一年，鲁隐公十年，前713年）把郜和防送给鲁国就能看出来。

另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他对许国的处理。齐鲁郑三国“入许”后，齐国和鲁国把许国的土地给了郑国，但郑庄公却并没占为己有，而是把许国一分为二，让许叔居东，公孙获居西，既削弱了许国，又避免了贪婪的骂名。

当然，他也是一个快意恩仇的人。州吁替段出头，他立即出动王师予以报复，周桓王分了他的权，他就抢夺周的收成以泄愤，虽然不能说得不偿失，但也都是些授人以柄的事，说明他也有不够成熟的地方。虽说脾气不好的人更真实，但这对一个政治家来说不能算优点，给他减了不少分。不过，他毕竟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他所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一个政治家应有的胸怀和智慧。

比如周郑交恶之后的周桓王三年（郑庄公二十七年，鲁隐公六年，前717年），东周发生饥荒，鲁隐公为周室“请籴（dí）于宋、卫、齐、郑”。郑庄公不计前嫌，立即响应，并且借此机会去朝拜周桓王，算是主动示好了，只是周桓王记仇，没给他应有的礼遇，周郑关系才没有彻底改善。

但即使是这样，当周桓王六年（郑庄公三十年，鲁隐公九年，前714年）宋国不履行臣子义务的时候，他仍然“以王命讨之”。在鲁国、卫国这些同姓之国和齐国这个有征伐之权的大国都不管的情况下，不管他是不是假命伐宋，郑国都获得了名利双收的好处，客观上也算是对得起周王室了。

而周桓王给了他什么报答呢？用十二个邑换郑国的四个邑。这看上去挺讲究的，但其实那十二个邑是周武王封给开国功臣苏忿生的，周桓王根本就做不了主。慷他人之慨，占郑国的便宜，这就是周桓王给郑庄公的报答，可以算是明睁眼露的欺负人了，而郑庄公慧眼有识，竟然把这件事忍了。

上面这些事都能证明他的胸怀和智慧，可他的狗熊脾气也着实够受。周桓王十三年（郑庄公三十七年，鲁桓公五年，前707年），周桓王免去了他的左卿士之职，他就又犯了老毛病，“不朝”，气得周桓王亲自率领陈、蔡、南虢和卫国的军队伐郑，来教训他了。按道理郑庄公这时候应该“请服”，这样虽然损失点面子，但会获得政治上的好处。可是郑庄公哪是那样的人呢？他率祭仲、高渠弥发兵自救，双方战于繻（xū）葛（即长葛，今河南许昌长葛市北），史称“繻葛之战”。

尚有能力干涉晋国内乱的周桓王这次碰到了硬茬，不仅联军在战斗中大败亏输，而且连他自己都被郑国的祝聸（dān）一箭射中了肩膀，要不是在危急关头郑庄公的政治智慧又闪亮了，及时阻止了想要继续追击的祝聸，大概他会成为郑国的俘虏也说不定。

郑庄公阻止祝聸的理由是：“犯长且难之，况敢陵天子乎？”意思是冒犯长者尚且会受到责难，何况是欺凌天子呢？这话说得似是而非，难道抗拒王师并且“射王中肩”就不是“陵天子”吗？可见他在乎的并不是陵没陵天子，而是怎么收场——要是真的抓住了天子，那才算是抓了个烫手的山芋呢！我们应该承认，虽说去职不朝、抗拒王师不能算有理，但及时停止追击，并于当夜派祭仲到周营慰问周桓王的伤情，有力有节总归是当之无愧的。

其实，要不是周桓王不自量力主动攻打郑国，郑庄公从周桓王八年（郑庄公三十二年，鲁隐公十一年，前712年）十月大败宋国之后，已经五年没用过兵了，连周桓王十年（郑庄公三十四年，鲁桓公二年，前710年）仇敌宋国发生华父督弑君之乱的时候，他也没趁机出兵捞点油水，而是联合鲁国、齐国和陈国乘势把流亡在郑国的公子冯立为了宋国的新君。在不能吞并宋国的大前提下，这才是更符合郑国利益的举措，可见郑庄公的精明。

繻葛之战以后，郑庄公也没报复从王伐郑的诸侯，仍然坚持以和平外交为主，但这并不代表郑国像周宣王后期一样战力衰弱了。这从下面几件事可以看出来：

一、周桓王十四年（郑庄公三十八年，鲁桓公六年，前706年）北戎伐齐，齐国向郑国求援，郑桓公派世子忽率军救齐，大败北戎，“获其二帅大良、少良，甲首三百”；

二、周桓王十五年（郑庄公三十九年，鲁桓公七年，前705年），由于盟邑和向邑先附后叛，郑国联合齐国和卫国讨伐他们，打得他们只好迁居到王畿（jī）之内；

三、当年郑世子忽救齐有功，却因为爵位较低，被鲁国在庆功宴上安排在了次要位置。“郑人怒”，于周桓王十八年（郑庄公四十二年，鲁桓公十年，前702年）联合齐国和卫国伐鲁，在郎邑（今山东枣庄滕州市西北）打败了鲁国的军队。

繻葛之战后仅有的三次战争，郑国都取得了傲人的战绩，战斗力之彪悍可见一斑。

郑庄公征战一生无一败绩，称得上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治理下的郑国达到了国力最为强盛的时期，只是由于其影响仅限于今天的河南和山东一带，范围还比较小，也没达到号令天下诸侯的程度，所以只能被称为“春秋小霸”。但我们不能小瞧这个小霸，因为他其实是一个给春秋定调子的重要人物，可以说，春秋三百多年的历史都是在重复他曾经干过的事。

郑庄公在位四十三年，死于周桓王十九年（郑庄公四十三年，鲁桓公十一年，前701年）。他没有处理好身后事，死后的郑国陷入了诸子争立的内乱之中，导致国力大衰。这是他的一个败笔，导致小霸的局面昙花一现，郑国也随即沦为一个二流国家，只能在大国争霸的夹缝中左右逢迎，苟延残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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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楚始称王

传说楚国是帝颛顼（zhuān xū）的后代，其先祖在帝喾（kù）的时代曾做过管火的官祝融，直系祖先则是帝颛顼的四世孙季连，此后由于家道中落，世代不可考。周文王的时候，季连的后代鬻（yù）熊“子事文王”，大概就是认了干爹的意思，因此算是攀上了高枝。后来，周成王封赏文武时期勤劳之臣的后代，封鬻熊的孙子熊绎为子爵，姓芈（mǐ）氏，居丹阳（或今湖北宜昌枝江市）。他们家这才重新走上发达之路。

楚国居于南蛮之间，自然条件较为恶劣，但他们的生命力很顽强，经过几代人“筚（bì）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努力，到了昭穆时期就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实力，到了周夷王时期更是进入了扩张期，出了位以“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为理由，把自己的三个儿子都封为王的牛人，这就是熊渠。不过，由于忌惮周厉王的暴虐，熊渠最后还是主动取消了王号，所以“楚始称王”这个荣誉他没得到，而是由他的八世孙熊通得到了。

熊通弑侄自立，和郑庄公是同时代的人。在郑庄公纵横捭（bǎi）阖、小霸中原的时候，他也没闲着，积极向汉水以东拓展势力。到了周桓王十年（楚武王三十一年，鲁桓公二年，前710年），汉水以东的邓国已经迫于楚国的压力，不得不寻求中原势力的支持了，史称“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熊通俨然成为了春秋早期在江汉一带的另一个小霸。

周桓王十四年（楚武王三十五年，鲁桓公六年，前706年），楚国伐随。随国姬姓，位于今天湖北省随州市一带，恰好挡住了楚国东扩的道路，所以熊通会跟它过不去，并不是什么难以想象的事。可问题是，随国并不像是个软柿子。在汉水以北和以东那些负责监控蛮夷、屏藩周室的“汉阳诸姬”中，随国不仅号称“汉东之国，随为大”，而且由于控制着当时著名的铜矿铜绿山，所以还很富有。打这么个大而且富的国家是不是明智，很值得我们留意。

面对楚国的进攻，随国摆出了一个先礼后兵的姿态，派人对楚国说：“我无罪也”，言下之意是，你要是说不出打我的理由来，只是没事找事欺负人，那就别怪我不给面子。熊通也知道自己没什么能拿得上台面的理由，索性就把他祖宗熊渠的那句“我蛮夷也”又搬了出来，完全是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样子。

不过，流氓固然是流氓，但流氓不等于弱智。熊通知道还没到跟随国真正开战的时候，便同意跟随国讲和，也许是为了挽回面子，还提出了“请王室尊吾号”的要求作为退兵条件，也就是嫌子爵的爵位太低，让随国向周王室代为转达想要晋爵的意思。

不过，这次和谈双方都没有多少诚意。熊通听从斗伯比的骄敌之计，故意让楚军表现出疲弱散漫的状态。这个斗伯比是楚国先君若敖的儿子，也是熊通的叔叔，大概是楚国的第一位令尹，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他之所以出这么个主意，是想要让随国产生骄傲自大的思想，一则使它轻视楚军，二则使它傲慢对待周边小国。如果随国中计，那就一定会兵骄众离，战胜它就变得容易多了。

楚国人不地道，随国人也差不多。随国派来议和的大夫少师见楚军这么一副德行，以为楚军软弱可欺，回去后就劝随侯追击楚军。随侯跟少师一样，既没看透楚国的险恶用心，也不顾刚刚订立的和约，真的想要派兵了，幸亏另一个大夫季梁是个明白人，及时劝住了他。季梁认为随国不该受楚国故意示弱的影响而急于出战，应该“修政而亲兄弟之国”，以做长期对抗的打算。熊通见无机可乘，“不敢伐”，这才死了心撤军回国。

有意思的是，随国连跟楚国议和的诚意都没有，但却很认真的对待了熊通“请王室尊吾号”这个离经叛道的要求，真的向周桓王汇报了。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随国想要以此引起周王室对楚国不满的借刀杀人之计，我们知道的是，周桓王根本就没理这个茬，既没答应也没追究，就像没有这回事一样。

周桓王十六年（楚武王三十七年，鲁桓公八年，前704年），熊通在沈鹿（今湖北荆门钟祥县）召集江汉一带的诸侯开会，顺便还招呼了远在淮河流域的黄国。黄国没理会楚国。大概是由于离得太远，熊通只是派薳（wěi）章去训斥了一顿完事。可随国也没去，熊通不干了，沈鹿之会结束后，立即兴师再次伐随。

这一次，斗伯比两年前设下的骄敌之计有了收成，随侯在少师的怂恿之下贸然出击，结果大败，连他的战车都被楚国缴获了，净出馊主意的少师也做了俘虏，随国不得不向楚国求和。熊通本来不想同意，可是斗伯比却认为楚国之所以能战胜随国完全是由于少师乱出主意，现在既然少师已经被俘，乱出主意的人没了，随国也就不太容易再被战胜了，所以还是见好就收比较好。熊通这才答应了随国的求和。

不过熊通没忘记两年前让随国转达的晋爵要求，听说周桓王没理他这茬就生气了，说：“我的先祖鬻熊是文王之师，成王以子爵封我们于楚地，蛮夷皆服，可王室却不肯给我晋爵，那我就自己给自己晋爵好了！”于是，熊通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

谁都知道文王之师是姜尚姜太公，熊通却说自己的先祖鬻熊是文王之师，这睁眼说瞎话的功夫实在令人汗颜。从这一点来看，他还真不如郑庄公坦荡。不过，对于一国之君来说，坦荡不见得是什么优点，“必为之辞”也许是更好的选择。

奇怪的是，周桓王对熊通自立为王这件事仍然没做任何表示。我们不知道他是没接到消息，还是接到了消息也无可奈何，索性就装作不知道了。反正从此之后，楚国的国君就一直自称为王，开了诸侯称王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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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上云上 发表于 2019-11-6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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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楚武王置县

楚武王熊通称王之后，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征战和扩张。周桓王十七年（楚武王三十八年，鲁桓公九年，前703年），败邓；周桓王十九年（楚武王四十年，鲁桓公十一年，前701年），也就是春秋小霸郑庄公死去的那一年，败郧（yún）；同年，与贰国和轸（zhěn）国结盟；周桓王二十年（楚武王四十一年，鲁桓公十二年，前700年），大败绞国，“为城下之盟而还”。

一连串的胜利让楚国上下普遍产生了轻敌思想。周桓王二十一年（楚武王四十二年，鲁桓公十三年，前699年），楚武王派屈瑕率军讨伐罗国。令尹斗伯比在送楚军出征的时候，看到楚军“举趾高，心不固”，断定必然会失败，于是劝楚武王赶紧增派援军。

可是楚武王没听，不仅没听，还把这件事当个笑话学给自己的夫人邓曼听。邓曼这个女人很有见识，她劝楚武王说：“斗伯比不是仅仅劝您增派援军，而是告诉您主帅屈瑕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必然会小瞧罗国。您如果不及时戒饬，楚军会因为放松警惕不加防备而导致兵败。”楚武王这才恍然大悟，急忙派人去追，但已经晚了，没有追上。

果然，楚军军纪松弛，轻敌冒进，在罗军和卢戎军的夹击之下大败。打了败仗的主帅屈瑕畏罪上吊自杀，败退回来的其他将领则都按规矩被关了起来听候发落。楚武王认为是自己没能及时戒饬大家不要骄傲轻敌，所以这次战败是他的罪过，于是下令把这些将领都赦免了，表现出作为一名政治家的过人之处。

此后，楚武王没再进行大规模的战争。这样一直过了九年，到了周庄王七年（楚武王五十一年，鲁庄公四年，前690年），也不知道登基已经有七年之久的周庄王是哪根弦搭错了，在楚武王称王过去了十四年之后，突然又想起了楚国称王这件事，把随侯召去责备了一番。不知道随侯跟周庄王说了什么，楚武王听说后，偏说随国要背叛自己，于当年三月第三次率军攻打随国。明明是楚国自立为王，随国却落得个里外不是人，想来也真够倒霉的。

这次伐随是楚武王人生中最后一次征战。在出征前斋戒的时候，他就感到心里慌乱不安，今天看来大概是心脏病要发作的前兆，结果还没等大军到达随国，他就死在了军中。楚军秘不发丧，继续进军到随都城下。大概是上一次大败的阴影还没散去，随国这次一改狂妄轻率的虎样子，变成了卑躬屈膝的怂样子，连动都没敢动一下就直接请求讲和了。

这正是楚军想要的结果，于是他们以楚武王的名号跟随国缔盟而去，渡过汉水后才宣布楚武王已死的消息。我们不知道随国君臣听到这个消息后会怎么想，不过，楚军敢秘不发丧，坚持达成战争目的再撤军，说明这个时候的楚国的确是个富有朝气的国家，正处在上升期。这样的国家，在经过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之后成为雄踞南方的大国，是理所当然的事。

在楚武王一生无数的征战中，有一个连发生在哪一年都不知道的事件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左传•庄公十八年》记载的攻克权国事件。《左传》记载这件事说：“初，楚武王克权，使斗缗尹之。以叛，围而杀之。迁权于那处，使阎敖尹之。”这就是说，楚武王给权国派了个“尹”去管理它，而没按老规矩给它封一个“君”，虽然史书中并没明确说这个“尹”就是后来的“县尹”，但不管这个行政单位叫县还是不叫县，它都不同于以往的“国”或“邦”，所以人们一般乐于认为这是国史中置县的开始。

由于“废分封、行郡县”是国史中顶大的一件大事，因此县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是一个很吸引人眼球的事。楚武王从公元前740年到公元前690年共在位51年，认为“楚武王克权，使斗缗尹之”这件事发生在这半个世纪之内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认为县就是这个时候才第一次出现的，那可就要犯错误了。

周昭王时期的青铜器“免瑚”铭文中有“司郑還林眔（dà）虞眔牧”的内容。这里的“還”与“寰”通，都是从“睘”得声的，又由于“睘”与“县”古音均属匣母元部，声韵皆同，所以也可以用“县”字代替，也就是说，这里的“郑還”就是“郑县”的意思。

这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关于“县”的最早记载。它说明至少在西周中期，县就已经出现了，只不过这时候的县是指环绕在国（城邑）四周的地区，也就是所谓的“鄙”，还不是我们后来所理解的那种县，所以我们经常能在古籍中见到诸如《左传•昭公二十年》“县鄙之人，入从其政”这种县鄙连称的情形。

不过，虽然县和鄙在地理上是重合的，但却不见得它们在政治上也是同质的。首先，《周礼•地官•小司徒》说：“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这里的“县”是一种划分土地的单位，而“鄙”则是被划分的对象。其次，《周礼•地官•遂人》说：“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zàn），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皆有地域，沟树之”，这里的“县”是一种居民组织单位，“鄙”是它的下级单位。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周礼•地官•遂人》又说：“遂大夫备掌其遂之政令……，县正各掌其县之政令、征、比……，鄙师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酂长各掌其酂之政令……， 里宰掌比其邑之众寡，与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邻长掌相纠相爱……”，《周礼•秋官•县士》也说：“县士掌野，各掌其县之民数，纠其戒令而听其狱讼，察其辞，辨其狱讼，异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这就是说，本来是居民组织的“县”和“鄙”同时也都是行政单位，“县”更是还成了司法单位。

很明显，“国”肯定要对它城外的土地和人口进行管理，所以“县”和“鄙”自然也就难免变得具有行政职能。不管是天子还是诸侯或者是更小的封建主，他如果既不是亲自进行管理，也不是把他的土地和人口一点不剩的全部分封出去，那他就只能委派诸如县正、鄙师和县士这样的官员代行管理；同时，如果这个封建主的实力足够大，拥有好几个没被分封出去的城邑，每个城邑照例也都有自己的“县”，那他也就还需要在自己的管理中枢设置《周礼•地官•县师》所说的“县师”，以便对这些个县的人口、牲畜、田亩、收成以及车辇、旗鼓、盔甲、兵器等手工业品进行统计、计划和调拨，统一管理它们的生产和分配。

从“国”需要对它城外的土地和人口进行管理却又不能把土地和人口完全分封出去的角度来说，“系于国”的县一定不会晚到周昭王时期才出现。我们完全可以断定，它即使不是伴随着“国”一起出现的，也一定会是伴随着“国”的扩张而出现的。这是与《周礼》这部书的真伪无关的结论。

这就是说，所谓“县系于国”指的正是这种直辖式的组织形式。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原因，所以古人才借用了本义表示悬挂的“县”字来代替“還”“寰”等字，并最终造成了久借不归、本字反倒湮没不闻的现状。

——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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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齐桓公惊险即位

齐桓公是齐国的第十五位国君，名小白，是齐釐（xī）公的儿子；齐釐公则跟郑庄公、楚武王是同时代的人，是郑庄公最重要的盟友，调停宋卫郑并与之结盟、鲁齐郑联兵伐宋、齐郑“入宋”、鲁齐郑“入许”、鲁齐陈郑平卫国华父督之乱、联郑抗戎、卫齐郑伐盟邑和向邑、卫齐郑败鲁等等这些事，都是他和郑庄公一起干的，也正是因为有这些功绩，有人把他跟郑庄公、楚武王并称为“春秋三小霸”，但其实他主要还是处在一种从属的位置，不太够资格跟郑庄公和楚武王相提并论。

齐釐公死于周桓王二十二年（齐釐公三十三年，鲁桓公十四年，前698年），比郑庄公晚死三年，比楚武王早死八年。他死后，齐国的君位传给了他的长子齐襄公。齐襄公这个人的人品很成问题。他跟自己的异母妹妹文姜有不伦之情，直到文姜嫁给了鲁桓公，俩人的奸情才算暂时告一段落。可是后来到了周庄王三年（齐襄公四年，鲁桓公十八年，前694年），鲁桓公携文姜赴齐，二人就又旧情复燃了，结果奸情败露，齐襄公派力士彭生杀死了鲁桓公，而后又杀了彭生做替罪羊。

在杀死鲁桓公的同一年，他还杀死了郑国的国君子亹（wěi）。子亹是郑庄公的儿子，年轻时跟同样年轻的齐襄公约过架。小年轻打个架本来不算什么事，何况事情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俩人又都继承了君位，凡事应该以国家战略和利益为重才对。可齐襄公不那么想，在两国国君的首止（今河南商丘睢县东南）之会上，他非要让子亹为年轻时候的事向他道歉。子亹当然不肯了，于是齐襄公就埋伏甲士杀死了他。

有这么个君主，国家不出乱子才怪。小白的谋士鲍叔牙也觉得“君使民慢，乱将作矣”，为了避免哪一天无妄之灾降临到小白身上，就保着小白跑到了莒（jǔ）国。后来果如鲍叔牙所言，周庄王十一年（齐襄公十二年，鲁庄公八年，前686年）冬十二月，齐襄公的堂兄弟公孙无知弑君自立。齐国到底是发生了内乱。

齐国既乱，管仲和召忽保着齐襄公的另一个弟弟公子纠也出奔了。他们跑到了公子纠的姥姥家鲁国。可他们前脚刚跑，转过年的春天，公孙无知就被旧仇雍廪（lǐn）杀死了。这一下齐国没了君主，鲁国当然不会放弃拥立齐君所带来的利益，就打算护送公子纠回国去继位，于是与齐国的大夫们盟于蔇（jì）（今山东临沂兰陵县西北），约好了立公子纠为齐君的事。

齐国大夫高傒（xī）跟公子小白素来交好，他不想立公子纠，就跟另一个大夫国懿仲偷偷派人到莒国去请公子小白回来。鲁国也料到了小白听到公孙无知已死的消息后会回国，担心让他抢了先，就让管仲率军阻断从莒国到齐国的道路。

我们不知道管仲是奉有杀死小白的命令，还是他自作主张，反正他见到小白二话不说就射了小白一箭。幸亏这一箭只是射中了小白的带钩，没伤到他，不然春秋的历史就要改写了。

小白很机敏，中箭之后立马就躺在了车里装死。管仲以为小白真死了，一面撤军，一面派人赶快通知公子纠，好让他放心。结果这下帮了倒忙。公子纠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也就不再急着赶路，慢腾腾的又走了六天才走到齐国，而这时候小白早已回国，在高傒的拥立之下登上了国君的宝座。这就是齐桓公，事发周庄王十二年（齐桓公元年，鲁庄公九年，前685年）的夏天，距离“楚始称王”的那个楚武王死去已经过去了五年。

以上关于齐桓公即位的内容主要是《左传》和《史记》的说法，《管子•匡君大匡》则提供了另一个版本：当初小白奔莒，不是由于鲍叔牙的先见之明，而是被齐襄公所驱逐，而公子纠则一直留在齐国国内。齐襄公死后，公子纠即位，但是国人不服公子纠，召小白回国。小白忌惮管仲的智谋和召忽的勇武，不敢回国。鲍叔牙认为，既然国人不拥护公子纠，那么管仲的智谋和召忽的勇武就没有用武之地。在他的一再坚持之下，小白才勉强回国。结果，果如鲍叔牙所料，小白成功驱逐了公子纠，在驱逐公子纠的交战过程中，管仲射小白中钩。

人们现在一般不太相信《管子》的这个说法，但不管怎么说，齐桓公总归是当上了齐国的国君。他即位后立即发兵拒鲁，拒绝公子纠回国。鲁国这时候的国君是鲁庄公，不肯眼看着煮熟的鸭子飞了，非要立公子纠为齐君不可。当年秋天，他亲自率军与齐国在干时（今山东淄博桓台县南）打了一仗，结果大败。

败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知道，当时作战的主要形式是车战。战车上一般载甲士三人，其中，驾驭战车的甲士居中，称为“御者”；持弓主射的甲士居左，是一车之长，称为“车左”，又叫“甲首”；执戈或矛主击刺的甲士居右，称为“车右”，又叫“参乘”（主将的战车为主将居中，御者居左）。鲁庄公这一仗打得连战车带御者和车右加上他的国君战旗一起都被齐国俘虏了，他换乘了别的车子才逃回鲁国，简直是狼狈极了。

鲁国战败，齐桓公却仍然不肯罢休，发兵继续进攻鲁国。他这么做是不是非要置公子纠于死地，我们不太好判断，但他非常想报管仲那一箭之仇却是肯定的。为此，鲍叔牙劝他说：“如果您的志向只是治理齐国，那么有高傒和我辅佐您也就够了，但如果您想称霸诸侯，就非得有管仲不可。”

管仲这个人之前的表现实在不敢恭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跟鲍叔牙合伙做买卖而多吃多占，为鲍叔牙出主意反倒令鲍叔牙更窘迫，三次出仕三次被罢黜，三次出征三次逃跑。面对这么一个人，我们不知道齐桓公怎么就那么相信鲍叔牙的话，竟然动了心，同意把管仲先抓回来再说。

于是，鲍叔牙率领齐军来到鲁国，对鲁庄公说：“公子纠是我们国君的兄弟，我们国君不忍心亲手杀死他，请您替我们杀了他，但管仲和召忽我们要亲自动手，请把他们交给我们。”鲁庄公刚刚惨败，想来是不敢违抗齐国，就杀了公子纠。召忽殉主自杀，而管仲却不肯死，同意让鲁庄公把他交给齐国。

鲁国的大夫施伯看破了齐桓公的用意，就劝鲁庄公不要把管仲活着交出去。齐国当然不会同意，说：“我们的国君想要亲手宰了这厮，如果鲁国送来一个死管仲，我们不会认为鲁国满足了我们的要求。”言下之意是，鲁国要是杀了管仲，齐国就要动武。大概鲁庄公是被打怕了，只好按齐国的要求，把管仲活着交给了齐国。

鲍叔牙接着管仲回到齐国，齐桓公亲自到郊外去迎接他，跟他请教治国安邦、称霸诸侯之道。管仲把自己的想法一说，立即获得了齐桓公的赞赏，于是齐桓公“厚礼以为大夫”，授之以国政。从此，齐桓公在管仲、鲍叔牙、高傒、国懿仲和隰（xí）朋等人的辅佐之下，走上了称霸诸侯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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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管仲相齐（上）

管仲名夷吾，字仲，破落贵族出身，《史记•管晏列传》说他是“颍上人”。人们一般认为“颍上”就是当时宋国的慎邑（今安徽阜阳颍上县西北），但“颍上”作为行政区划的名字是晚到隋大业二年（606年）才第一次出现的，所以司马迁所说的“颍上”更可能只是一个地理名词而不是政区名词，因而我们只能说他是颍河边上的人，至于具体的地点却不宜轻下断言。

管仲早年穷困，经过商、出过仕、从过军，后来又辅佐过齐釐（xī）公的儿子公子纠，既接触过社会底层也接触过公卿贵族，阅历相当丰富。这些阅历使他比那些经历比较单一的人，尤其是比那些含着金汤匙出生的贵族要更了解当时社会的各种问题，所以他提出了“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的务实理念。

这个理念主张优先发展经济，承认人首先要丰衣足食，然后才能有更高的道德追求，指出只有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道德才能真正达成国治民安，从而使得礼义廉耻不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空中楼阁，变得接地气了。正是因为具有这样的理念，所以他担任齐相后所推行的各项政策都非常务实，绝无虚文虚礼。齐桓公之所以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主要是管仲的功劳。

管仲就任齐相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定民之居”。他把人民分为士、农、工、商四类，称之为“四民”，并让他们按各自的职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这就是《国语•齐语》所说的“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这里的“闲燕”是指清净的地方，类似于今天高档社区的意思，跟“官府”、“市井”一样位于城内，“田野”则是指城外的近郊，都属于“国”的范围，远郊则属于“鄙”。

管仲“定民之居”的第一个目的是为了“成民之事”，也就是通过同业聚居，使“士之子恒为士”、“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农之子恒为农”，达到“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的效果，从而提高各个行业的专业技能和生产水平。

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管仲的这个政策显然是侵犯了人们的择业自由，但在那个年代这恐怕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奴隶制在此之前已经有效运行了数百上千年，搞得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那一套。思维惯性使得人们几乎是本能的就会承认子承父业的合理性，即使杰出如管仲也难免如此。

“定民之居”的第二个目的是为了“作内政而寄军令”，也就是使民政和军政互为表里、合而为一的意思。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首先在民政方面，管仲把“国”分为二十一个乡，每乡两千家，其中“工商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由齐桓公和大夫高傒（xī）、国懿仲各领“士农之乡”五个，称为“三其国”；他还把“鄙”分为五个属，每属十个县、三十个乡、九万家，称为“五其鄙”。这样算来，人称大国的齐国当时也不过才有民户四十九万二千家，其实并没有多少人口。

“三其国而五其鄙”是除了《周礼•地官》的乡、遂制度之外，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最早的编户制度，对我国后世的户籍管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管仲说这是“昔者圣王”的办法，似乎表明他的确是借鉴了西周的成法，但由于《周礼》其实也是成书于战国时期的，所以很难说到底是管仲借鉴了“周礼”，还是《周礼》借鉴了管仲，也不知道他说的圣王是不是真有其人其事。

其实，国乡两千家、鄙乡三千家这种划分，完全可以肯定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因为齐国的民户数量不可能正好是个整数，也不可能均匀分布，势必造成不能严格按规定数量进行划分的情况，而且由于分家或者绝嗣、逃亡等原因，划好了的各乡民户数量也一定会发生变动，所以真实的情况很可能是，只能大概保证每个乡的民户数量满足规定要求，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除了在局部做一些微调之外，只能听任规定被打破。

然后在军政方面，管仲规定，“鄙”和“工商之乡”没有兵役义务，“士农之乡”则每家出一个人当兵。士本是最低等级的贵族，农的主体则主要是士的小宗，可见管仲的这一政策还带有很浓郁的重视血缘和出身的传统特色，也不能说没有对“鄙”和“工商之乡”的歧视。这一方面说明士农工商的次序绝不是随意排定的，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的战争烈度还不够大，用不着做全民动员。

“士农之乡”共有十五个，每乡两千家，这样，齐国共有常备军三万人，也由齐桓公和国子、高子按所领之乡分别统帅，称之为“三军”。“春以蒐（sōu）振旅，秋以狝（xiǎn）治兵”，也就是借春秋两季田猎的机会进行训练。

蒐和狝都会动用大量的人员参加，是当时各诸侯的例行公事，所以虽然你领了那么多人出城，但你是真打猎还是真练兵，如果不加留意，还真的不太好分辨。这说明管仲的“作内政而寄军令”是为了迷惑其他诸侯国，避免搞军备竞赛。他对齐桓公解释说：“咱们要是扩军备战，别的大国也会扩军备战，小国没有实力扩军，但也会加强守备，这样就增加了咱们称霸的难度，很难迅速达到目的，因此扩军备战这事一定要做的隐秘。”他可真够精明的。

另外，管仲认为“作内政而寄军令”和“定民之居”结合起来还有一个好处，那便是“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则同固，战则同强”，大概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最早表述。

这个说法有点扯。即使是真的父子兄弟也难免有矛盾，何况仅仅是邻居呢？从小就生活在一起并不能确保彼此之间毫无矛盾，如果世界上的事情真这么简单还好了呢！所以，如果要寻找后来齐国军队战斗力强悍的原因，与其相信是由于“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不如相信是因为能够经常在一起“春以蒐振旅，秋以狝治兵”——是训练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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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管仲相齐（下）

管仲“三其国”的政策给了大夫高傒（xī）和国懿仲很大利益。看上去，高傒和国懿仲有拥立之功，给他们一些奖赏没什么可奇怪的，但像管仲这样把国家分成三个实力相当的部分，未免就奖赏得有些太大了，大到了有可能会造成国家分裂的程度。我们并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有可能是他虑有不周，但也保不齐是他有意为之，比如是为了防止君权独大之类的什么高超理念，但从务实的角度来看，这更可能是他为了接下来要进行的经济改革而采取的权宜之计。

所谓改革，就是利益再分配，就一定会伤害到既得利益阶层的利益，使他们成为改革的阻力甚至敌人。在当时的齐国，这个既得利益阶层就是以高傒和国懿仲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所以能否摆平他们是管仲改革成败的关键。

摆平的办法无非两种：打击和拉拢。从这个角度来说，不管是不是有意的设计，“三其国”在实际效果上都是化敌为友的一招——它在为国君谋取利益的同时，把高傒和国懿仲也变成了改革的受益者。很明显，把有实力和号召力拥立新君的人拉到自己这边来，改革的阻力就会减小甚至消弭（mǐ）于无形——这可比跟他们硬怼难度小多了。

但是光摆平了士大夫阶层还不够，还需要让老百姓跟你同心同德，愿意在齐国生活也愿意为齐国打仗，否则人家抬脚走了，士大夫们再支持你也等于零。当然，国家也可以用强制手段禁止老百姓搬家，但强扭的瓜不甜，管仲又不是书呆子，当然也会想到这一点，所以他还推出了“安国滋民”的政策。

所谓“安国滋民”，用《国语•齐语》的话来说就是：“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遂滋民，与无财，而敬百姓”。除此之外，《齐语》中还有一段话可以为它做个注脚，即：“设象以为民纪，式权以相应，比缀以度，竱（zhuǎn）本肇末，劝之以赏赐，纠之以刑罚，班序颠毛，以为民纪统”。

“设象以为民纪”是公布法令的意思，可以对应“修旧法”；“式权以相应，比缀以度”是结合实际情况对法令有所权变的意思，可以对应“择其善者而业用之”；“竱本肇末，劝之以赏赐，纠之以刑罚”是像重视农业一样重视商业，并以赏赐和刑罚维护经济秩序的意思，可以对应“遂滋民，与无财”；“班序颠毛”是使长幼有序的意思，可以对应“敬百姓”。

从“式权以相应，比缀以度”我们可以看出管仲的务实精神。他绝不死守教条，而是主张“比缀”实际情况有“式”有“权”，其原则就是《史记•管晏列传》所说的“与俗同好恶”。我们很难说他这种权变思想是好是坏，其结合实际的一面是好的，但我们不知道他的“权”是以什么形式、在什么程度上对“式”的突破，如果不能把“权”变为“式”，而只是随机的在任意事情上“权”，那它就是不好的。

从“竱本肇末”我们可以看出管仲勇于革新的精神。西周以农立国，灭商后对商朝的重商传统多有贬斥，但诚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要想快速求富，不重视商业的发展是行不通的，所以别看管仲不肯把“工商之乡”列入国家兵源，但却并不奉行西周的重农抑商政策，而是把商业提高到跟农业同等重要的地位，提出了“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的口号。在这一口号之下，他实行轻税的自由贸易政策，鼓励对外贸易，使齐国的商业大为繁荣，“天下之商贾（gǔ）归齐若流水”。

在提高商业地位、鼓励发展商业之外，管仲还对农业政策进行了改革，这就是著名的“相地而衰（cuī）征”。跟我们不知道周宣王“复田赋”的“田赋”到底是怎么征收一样，我们也不太知道管仲的这个“衰征”怎么征收，因为能够说明它们的资料实在是太少了，基本上，认为“相地而衰征”是按照土地的肥瘠程度分等征收租税，应该不会错得太离谱。

在农业税和商业税之外，管仲反对向建筑、树木、六畜和人口征税，主张“徼（jiǎo）山海之业”，也就是主张盐铁由国家专卖的意思。他算了一笔账，每根针涨价一钱，三十根针就相当于一个人应缴的人头税，盐的情况也类似，完全没必要格外征收会引起人民“嚣号”反对的人头税。这种把税收隐藏在商品里的办法，表面上看不出加税而“国利归于君”，算是开了“寓税于价”的先河，除非周厉王的“专利”就是国家专卖的意思，否则也算是开了国营商业的先河。

管仲还善于利用经济手段来平抑物价。“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这是一种君民两利的双赢政策。他更善于利用商业手段打击对手，曾以高价诱使鲁国和梁国“释其农事而作绨（tí）”、莱国和莒（jǔ）国“释其耕农而治柴”、楚国“释其耕农而田鹿”、代国“去其本，处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衡山国“释其本，修械器之巧”，并最终都使他们因为荒废农事导致粮食不足而不得不臣服于齐国。从这些事例也可以看出，管仲并不是简单的把重农抑商改为了重商抑农，他讲究的是均衡发展，可以称之为农商并举。

管仲具有超凡的商业智慧，这丝毫不用怀疑，但他也有玩过火的时候。齐桓公为齐国的甲胄和兵器不足而犯愁，管仲给他出了个“轻过而移诸甲兵”的主意，也就是允许犯罪的人用甲胄和兵器来赎罪的意思。甲胄和兵器虽然很贵，但对有钱人来说却并不算个事，交这点“罚款”根本达不到惩戒的效果，所以这一招虽然使齐国“甲兵大足”，但却显然等于是在纵容有钱人犯罪，算不上是个好政策。

管仲还有一个失策之处是他不尚兼并，主张对邻国“审吾疆场，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无受其资”。这个政策后来虽然也屡被突破，但跟晋、楚、秦这些国家的大规模扩张比起来，齐国的扩张相对要温和得多，导致齐国虽然号称大国，但其疆域跟晋、楚、秦那样真正的大国根本没法比。

虽然在春秋早期，兼并还是一种令人不齿的行为，但一些小国被灭国绝祀却早已有之，齐桓公和管仲也不是没干过这种事，而且即令对大国不能这样做，但蚕食总还是可以的，所以这些都构不成管仲不尚兼并的理由。不管怎么说，扩张领土，占有其上的人口和资源，总会增强国力，能多占点地方干嘛不多占点呢？

可见，管仲虽然很务实，但多少还是有些复古倾向。他应该还是很欣赏周初“振德修兵”那一套的，把能让各诸侯国“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当成了最高目标。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论语•宪问》才连声称赞他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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