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洪：本土电影走远并不难，关键是质量

苗洪

  本土文化分析：近来， 甘肃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西北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徐兆寿先生关于地域文化浓郁的本土电影如何走远的几点意见引起广泛关注：最近，几部地域文化色彩浓郁的本土电影受到媒体关注。影视如何更为动人地传承和传播好地域文化，如何使电影既拥有本土情怀还能为更广地域的受众所接受，这引发了观众和业内的讨论。

  但是，著名学者苗洪认为，不管徐兆寿先生站在什么立场分析这一点，但是，影片的质量首先应该是关键所在。就我国本土或方言电影历史来看，这方面成功的例子比比皆是。首先就是以海南琼剧为蓝本拍摄的琼剧影片《红叶题诗》，至今都是难以超越的经典艺术片，她里程碑式的艺术成就，已经超越用是否受到欢迎就能表达的成果；而另外，绍剧《三打白骨精》已经是举世瞩目的影片样板；粤语影片《72家房客》及其所有的粤语系影片，已经是统占一方的本土影片系列；然后就是四川《抓壮丁》，晋剧《三关排宴》等无数方言影片（含戏曲影片，越剧，吕剧，沪剧，山歌剧，采茶剧，湖南花鼓戏，豫剧等）规范来说，都是属于本土特色强烈的本土电影。因此，从这点来说， 徐兆寿先生的文章则因为过于注重本土文化的局限性而失去代表意义。  

  徐兆寿举例说，潮汕方言电影《爸，我一定行的》近期上演后，迅速获得本地观众追捧，电影中浓浓的潮汕地域特色让许多潮汕人都泪眼婆娑，两天内就斩获千万元票房。与此同时，客家方言电影《纯真年代》却惨遭厄运，票房惨淡。据说，近期还有一部潮汕地区拍摄的青春爱情片《草戒指》即将上演。联想到近些年不断出现的本土电影，特别是2016年影响较大的《百鸟朝凤》，一些问题便慢慢地浮现了出来。

   徐兆寿肯定：首先是地域特色明显的本土电影热潮正在兴起，这是中国电影发展的好兆头。近年来，在电影全球化、娱乐化的背景下，一批有情怀的电影创作者反其道而行之，开始把镜头对准自己熟悉的本土文化，记录故乡风物和世道沧桑，塑造小镇青年或山乡平凡人物，以小成本、本土演员的方式完成一部部诚意之作。虽然这些电影有着明显不足，但是这种保护、传承本土文化的情怀是值得赞扬的。

其次，如何让这些电影“飞”起来，获得超越本土的更好传播，值得继续思索。《爸，我一定行的》为何能催下潮汕人的热泪，成为一部既有情怀又叫座的电影，原因不仅仅在电影本身，还在于它有良好的传播方略——准确的观众定位、不错的剧本写作、立体的新媒体传播以及各种促销手段，都是这部电影成功的一些经验。联想到2016年《百鸟朝凤》的催泪营销，可以说，在当今时代，传播手段是电影成功的重要原因。相反，《纯真年代》在观众定位方面是模糊的，在叙事、新媒体传播和营销手段方面不到位，共同造成了它的失败。

   再次，如何讲述“中国故事”至关重要。从一定意义上讲，本土电影基本上都在讲述中国故事，但讲得如何则需要细究。反映地域文化的本土电影不一定非要像《爸，我一定行的》那样只锁定潮汕人，还可以锁定整个世界。方言并非障碍。要知道，当下大部分欧美或亚洲影片都有中文字幕，人们观看时并没有在意演员讲什么语言。《摔跤吧，爸爸》是一部印度本土电影，但它走向全球，成功的原因在于讲述的故事打动了世界。亲情、父爱、英雄、爱国、荣誉、牺牲等等，都是全人类共同的情感和价值。与此同时，电影也在不断反映印度人今天的文化特色。中国本土电影应当借鉴这些成功经验，既反映当今中国的时代文化甚至传统文化，同时也要将故事讲述到超越民族、国家之上的大爱之境。

   最后，电影仍需寓教于乐。本土电影在某种意义上带有文化保护、传承甚至教化的功能，但不能忽视电影的基本规律。电影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好看，有娱乐性，但娱乐性是统摄在更高的意蕴之中。今天回头来看，《百鸟朝凤》是在讲述中国故事，也在一定意义上做到了寓教于乐，但它的问题也很明显。一是整体基调过于悲壮，故事过于简单，人物之间的有机转化方面不太完善；二是对唢呐这一民间技艺的传承上，电影过多地描绘了过去，却无法面向未来。这是今天中国艺术如何创造性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难题。谁能艺术地解决这个问题，谁就回答了今天中国文化如何面向未来的问题，这样的电影不仅仅属于中国，也必将属于世界。

  当然， 徐兆寿从更加具体的现代文化背景来分析本土影片及地域文化，主观愿望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我个人的观点是，如果地方电影制片能够拍摄出非常优秀的本土电影，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期待，也根本不用担心是否有市场。

黑牡丹

苗洪先生的《本土电影走远并不难，关键是质量》写得好，为之点赞。辛苦了，问好苗洪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