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诗歌评论缺少了什么？

苗洪

   
       我在评论帕男作品的过程中，整整将近使用了一年的时间才对他的作品在理论的总结上，有个比较系统的提升。从以前的系列评论文章中，再到今天的评论文章来对比，很明显在以前的评论方式上，主要是过于注重作品本身的分析和研讨，极少从作者本人的心理及精神的角度去探讨诗人创作过程中，所凸现属于自身系列的人格及心理的变化曲线。诗歌的属性到底是文学还是人文,这方面的元素在评论的作品上表达的不是很理想。除此之外的不足是，在前期的评论过程中，过分追求作品本身所折射及强调的是，对社会的客观评价评论方面的阐述。也就是说，在前期的评论中只是简单的伸展扩张着作品的内涵及线性的包容，没有在作品的纯技巧方面进行着必须的可行性分析研究，这无疑导致着评论文章的一贯化平面状态，缺乏对读者的深层引导机制。
       过度强调对作品的逻辑性分析或推理，除了导致当时的评论仅仅只是以优美的文体重复机械的展示着作品的内容之外，对于帕男作品中本土语境所折射的时代意义无法从理性方面进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考，给读者造成的感觉是，帕男仅仅只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批评家而不是一个诗人，因此出现的结果是削弱着帕男作品的文学成份，让他仅仅作为一名社会活动家的身份去诠释他所生活的社会及时代，让帕男在最终的意义上展现给读者的概念是，他完全不是一个诗人的形象。在这个片面性的评论过程中，帕男变成了具有特别重要超越意义的思想家。他不仅在他的作品中批评现实，还批评历史。因此，造成的评论文章的低端状态。这种现象，也是在中国诗歌评论领域普遍存在的缺陷。所有的诗人，在评论家那里，都不是在写作，都成了哲学家或者说是社会政治家的身份。让诗人，让文学创作承担过度的社会责任，其实是对政治体制责任心的谴责。我们一方面强调着诗歌的人文色彩，另一方面又批评着文学创作的承担意识，最终的结果是让我们的诗人不知所从。即便是在形式上尽力而为的抛开着诗人的承担意识，但最终还是让诗人自己用生命的代价证明着社会的阴暗及生存的危机——即最终还是把责任推给了社会。诗人的生存危机意识来源于自身精神价值裂变的思考结果，与社会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无论生存于一个如何先进的社会，诗人的精神分裂状态都是不可避免的元素，因为他们总是站在超越现实主义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思考社会思考客观存在。
      在目前诗歌评论领域普遍存在的是将诗人与作品的价值处理为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辩证关系。即便从作者创作的心理去分析作品，亦仅是在评论过程中为寻找评论的合乎逻辑证据的需要而展开评论的空间。没有从作者本身的潜意识当中解剖出创作的本意，包括创作的价值分裂及其诗人固有的精神分裂属性。由此导致的评论结果是，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都没有达到理性的提升。关于这个理性的提升交汇点的寻找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起因是在当时的读者关于这些评论的反馈意见中最为突出的就是针对帕男作品的评论过程中,有超出诗歌内涵的表达倾向。至于一个评论员在评论文章里能否能够在评论作品的过程中,通过额外的信息补充以带给读者更多的针对诗歌本身的理解或启发式的补充机制,应该是肯定的。
      其实任何性质的文章或者说文学创作，都是在引证的基础上来为自己的文章增加着主题的依托及说服力的支撑,仅只是简单的借用或引用而已。并不是说诗人在作品中一定直接表达了这些评论中所提及的元素内容。尽管有这个理论性的指导在维持着这些评论文章的客观性及其科学性，但实际上,在当时的评论文章中，是片面的，不是完整意义的评论结构。当然，那些评论文章对帕男作的理解应该是基本没有偏差的。尤其是作为对作品本身主题的思考理解而言，是充分成立的。完全可以以一种纯主题分析模式的评论文章展示给我们的诗歌读者，也是一种评论的方式。唯一的缺陷是，我们仅只是通过对帕男作品的分析及评论树立起了纯现实意义的诗歌，并没有树立起诗人本身的诗人形象。没有在对诗人作品的分析研究过程中提炼在出一个诗人的立体人文形象，是中国整个诗歌评论领域的缺损。因为每个诗人都可能会写这种题材的诗歌,因为每个诗人都可能通过技巧性的写作写出类似格局的作品,但是,如何在作品中寻找到作为判断与辨认作者的元素则更加重要,要让读者在浩瀚的诗歌世界里凭借着某篇作品中的某一个段落甚至于是某一句话就能联想起作者才是最高级的作品评论。为作者寻找其存在的独一无二的唯一证据,其实是评论诗歌过程中最主要的主题之一。在这一过程中，没有让诗人及其读者走进一个理性的互动的认识层次，是中国文学评论的最大缺陷。中国新诗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为什么一代又一代的诗人总是活在后代诗人的心中而极少活在读者的心里就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明。

李听圃

苗洪老师提出了一个诗歌评论深层次的问题，这是需要在评论界认真对待的。除了技术层面的问题，更多的是研究的深入和责任心的问题。好作品需要好的评论。更需要深入作品内核的独特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