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流星一样划过的人

李听圃

       本文是我2020年12月游历卢沟桥和宛平城后搜集整理一些历史文献后重新编辑的一些七七事变中特定人物的事迹综述，共分五个部分，这是方大曾的部分。这些历史人物虽然离我们远去，但拂去历史尘雾，依然让我们对那段历史和人物的命运感到震撼。他们又像我们的亲人走到我们面前，把他们的想法感受向我们倾诉。

                                                                 像流星一样划过的人


      1937年七七事变正是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的时候，面对国家危难多少仁人志士为救国奔走呼号，不惜流血牺牲，今天我们介绍一位年轻人，他是一位战地记者。叫方大增，笔名叫小方。
这是一篇最早报道七七事变的战地通讯，他刊登在当时的大公报上，发自于方大曾之手，作为大公报的战地记者，这是他在7月10日于战火停歇的间隙，骑车十里地到宛平前线的独家专访，正是这篇报道，把震惊世界的七.七事件消息做了战地报道，也较为详实地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军人抵抗日本野蛮侵略的英勇事迹。

       1912年，方大曾出生在北京。他的父亲方振东在当时的外交部工作，殷实的家境给了方大曾痴迷摄影的物质基础。方大曾的母亲虽不工作，却是个开明的女子，儿子玩摄影，她从不反对，还用7块大洋给儿子买来他的第一部相机。
家境殷实的方大曾没有纵情于山水，更没有沾染富家子弟的奢靡之气，他的镜头，对黑暗的旧社会具有强烈批判意识，对每一寸土地爱得深沉。全面抗战爆发前，方大曾始终把他的镜头对准社会底层苦难百人群，乞丐、流浪者、船工、纤夫、铁匠、苦力、人力车夫、煤矿工人、请愿的学生……在一幅幅画面中，他倾注了无尽的悲悯、满腔的愤懑。无论是文字还是图片，都是发自底层社会人民心中无声的呐喊，这些善良淳朴、悲天悯人的民本情怀在方大曾作品里体现得极为明显。正是这样一位热血青年，在民族遭遇空前危机之际，他足迹踏遍饱受蹂躏的山河，用笔头、镜头呼吁全民族联合起来，共抗日寇！
      方大曾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摄影记者。有人称，他是“抗战时期第一个为国捐躯的记者”，但他的名字却极少出现在英雄的名册上。有人说，他牺牲在前线，但几十年来他的家人却宁愿相信他只是失踪。
1929年17岁时在北平发起成立少年摄影团体“少年影社”，其宣言称: “现在摄影技术一天天的发达，进步。摄影人才也能在艺术上占了重要地位……所以我们有组织少年摄影团的必要。做少年摄影界的先进队何等伟大！何等的有趣呀!”
1930年于北平市立第一中学毕业后，考入中法大学经济系。喜欢旅行、写稿和摄影。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参加“反帝大同盟”的机关报《反帝新闻》和北平少年队机关刊物《少年先锋》的编辑工作。
1934年大学毕业后应聘至北平基督教青年会当干事，后去天津青年会工作。
1936年绥远抗战爆发后，到前线采访，活跃于长城内外，写下多篇附有摄影作品的通讯发表于《世界知识》，如《绥远的军事地理》、《绥东前线视察记》、《丛集宁到陶林》等。这时的方大曾“已成了驰骋长城内外、报道救亡爱国事迹的名记者了”（《新闻研究资料第一辑66页》。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任中外新闻学社(简称中外社) 摄影记者、全民通讯社（简称全民社）摄影记者及《大公报》战地记者。
1937年7月28日和其他三位记者从保定出发再次前往卢沟桥前线采访，完成采访计划后准备绕道门头沟回北平，因道路阻断只好回撤至长辛店，再沿平汉线于30日返回保定。据范长江的回忆文章《忆小方》中的记载：“……随着平汉战局的恶化，保定失守。我们就不知道他的消息，汇款时也不知给哪汇去。问他的亲戚，回信说小方到保定时，正值保定失守。他被迫退到保定东南的蠡县。在蠡县曾发出一信。以后就没有了下文……”。方大曾最后一篇见诸报端的文章是1937年9月30日发表在《大公报》上的《平汉北段的变化》。此后就音信全无。一般认为，方大曾作为一名失踪的战地记者，很可能是在1937至1938年间牺牲于抗日前线，时年仅25岁。
       战争改变了一切，我在第一时间到达”1936年11月，小方在北平写成《宛平之行》采访记。20天后，他辗转到河北唐山、昌黎等地，采访冀东伪政府辖区，完成《冀东一瞥》。12月他来到绥远抗战前线，进行了长达43天的采访，完成《绥东前线视察记》。在绥远前线，他拍摄了数百张珍贵的照片。1937年7月，“七七事变”发生3天后，的7月10日小方在战争的间歇，冒险骑自行车前往卢沟桥采访。“我在第一时间到达”——小方在报道中写道。这里既有他职业的敏感和职业操守。也体现了面对危局的勇敢和睿智。
       7月23日他寄出《卢沟桥抗战记》报道，28日再次与范长江、陆诒等人相遇。小方后来的“抗战时期第一个为国捐躯的记者”的称号，就是由陆诒送上。由于各种原因，作为摄影记者奔赴前线的小方，在这个阶段发表的主要是文字作品，他将拍摄到的大量底片交给妹妹方澄敏冲洗和保管。方澄敏将这些底片放在一个木盒子里，这成为方澄敏后来寻找、追忆哥哥的寄托，也是方澄敏的晚辈捐献给国家博物馆的“遗物”。而正是这些遗物，给我们揭开了历史的迷雾，还原了当时的战场，弥补了抗战历史的许多缺憾，增添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为人们认识那段重要的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我们既要感谢他的勇敢和睿智的行为，更钦佩他的职业责任心和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敏锐感觉。同时也对他的不幸失踪更加惋惜和怀念。
七十年前神秘消失。方澄敏老人生前曾说，哥哥相貌英俊，眼睛清澈，酷爱摄影，他要做中国出色的战地记者。如同他的笔名“小方”一样，妹妹方澄敏对方大曾的记忆止步在他25岁时。
       这位英俊青年在探索自己的摄影道路时，战争改变了一切。1930年方大曾考取中法大学经济系。第二年他就在大学里参加“反帝大联盟”，参与编写机关报《反帝新闻》，第三年，他又联合诗人方殷共同主编《少年先锋》，直到方殷被捕。这个热血青年，拼命地想用自己手中的相机记录施虐者的残暴和同胞的顽强。大学毕业后的方大曾来到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和吴寄寒、周勉之等人成立“中外新闻学社”，他立志成为一名出色的战地记者。1936年，他和范长江相遇。这虽是第一次见面，但两人深感神交已久。范长江了解到方大曾做战地记者的志向，引荐他到天津《大公报》工作，方大曾自此正式用“小方”的名字，在战场发回战地报道。当时有不少摄影，但其中弥漫着类似改良的国画或时装照的摄影，让方大曾觉得难以融入。他更愿意将相机镜头对准那些人力车夫、纤夫、矿工，那些在冷冰冰的生活里挣扎的劳苦大众。
       方大曾是《大公报》特聘战地记者，卢沟桥事变報道第一人，但他在1937年9月30日发表署名小方的《平汉线北段的变化》的通讯后便消失了。冯雪松通过查阅地方志、访问知情人，踏遍他在保定、石家莊、太原、大同、蠡县的足迹拍摄《寻找方大曾》，从碎片信息中还原方大曾生平事迹。
       1937年9月30日，是能找到小方最后消息的日期。他在这一天从河北寄出《平汉北段的变化》一文，此后就再无音讯。有人曾说在同年12月9日的纪念活动上看到过他，但是这条线索没能给小方的家人带来真正的宽慰。1935年冬天在绥远战场采访时，小方出人意料地给母亲寄回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他，身着军装，英武帅气。他在照片上写道：“母亲大人存念”。方澄敏回忆说，小方采访时极少拍摄自己的照片，更难得寄回家。这张照片是不是表明，他已感觉自己随时有牺牲的风险，他也抱定必死的决心，奔赴前线？

（小方拍摄守卫卢沟桥的二十九军士兵）
图片报道《卢沟桥事件》，刊发于1937年7月。


方大增寄给母亲的战地照片
      方大曾具有深厚的知识功底和对时局的前瞻意识，但有时也显得天真。这种弱点，从他采访卢沟桥战场独闯日军兵营可见一斑。1937年第6卷《世界知识》载他写的《卢沟桥抗战记》记述：“十日清晨，战争既停，记者乃骑着自行车赴卢沟桥视察。到卢沟桥的公路，须经过岔道一个涵洞，由两个日军在涵洞口上放哨。我经过这里时候，被日军截住。日本话我不懂，但是我了解他是问我的名字，我就给他一个名片，随着我就被引入他们的营地。他们先是怀疑我为中国军的高等侦探，理由是新闻记者没有勇气到日军方面来，然而由于我态度自若，这个猜疑也就消除了。”方大曾独闯日本营地既说明他的勇气与魄力，但也恰恰体现出他对日军残暴性和战争危险性的估计不足。也许正是这种弱点导致其最终遇害。
《大公报》9月30日以后再也没有方大曾的稿件或图片见报，意味着他在蠡县寄信不久就牺牲了。方大曾83年前用生命吹响悲壮雄浑的抗日号角！83年后，人们在追寻他的足迹，寻找他的踪迹，这是一个民族迟到的敬礼！全面抗战爆发后两个多月，方大曾就失踪了，留给抗战记忆无法弥补的遗憾！更痛惜的是他的作品、他的英名，随着时光流逝被埋没了80年。
       北平的街景庙宇，采煤的矿工、车夫船工，激昂的学生集会，伪政权下的冀东，绥远、卢沟桥的战火……方大曾的照片中记录下那个时代中国的方方面面。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他极少给身边人拍照。
         方澄敏回忆，哥哥身边的朋友也不求他，怕碰钉子，“可是对于劳动人民，不相干的人，他倒去拍照。”他拍家门口的车夫，却从来不坐洋车，“他有他的人道主义解释。”
         冯雪松称方大曾的行为是“天生的人本主义，与生俱来的正义感。你去看他拍的照片，能感觉到他与被拍对象的交流，是平等的姿态，轻松愉快而不是居高临下。”
    “中国摄影家们还热衷于麋集在像上海、北平这样的都市，展示他们改良过的类似国画或时装照的摄影术……他(方大曾)与这种沙龙气氛格格不入，他年轻的脸庞径直贴近冷近的现实生活……底层劳力者频繁进入取景框，逐步显示他作为一个卓越纪实摄影家的可贵品质。”评论家午马曾这样评述方大曾的作品。
       谈及方大曾的摄影才华，有人认为他“无师自通”，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摄影史专家陈申更倾向于这是社会环境的造就。“当时的北京华洋杂居，他就读中法大学，参加基督教青年会，各种外国报纸杂志，都是了解沟通摄影理念的渠道。他还翻拍过斯诺的作品。”陈申对南都记者表示。
1989年，方澄敏与《中国摄影史》作者之一的陈申取得联系，陈申开始对小方留存的底片进行整理。又通过陈申，台湾著名摄影家阮义忠在征得方澄敏同意后，挑选了50张底片，1994年在台湾《摄影家》杂志推出方大曾特辑，方大曾的名字渐渐为文化界所熟知。阿城、余华等都是通过该杂志了解到方大曾的作品。
       2000年，央视年轻编导冯雪松偶然了解到方大曾，决定拍摄专题纪录片《寻找方大曾》。冯雪松说，这位神秘消失的年轻人仿佛冥冥中成了他的引路人，从找寻到追随，有太多命运巧合交织。2014年底，冯雪松的著作《方大曾：消失与重视》出版，越来越多的人由此认识了小方。
几十年时间悄然逝去，方大曾的传奇故事，终于引起人们关注。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了  《寻找方大曾》一书，中央电视台为他拍摄了纪录片。台湾摄影家阮义忠在台北出版的《摄影家》杂志中用整整一期的篇幅介绍了他。      
       看着这些老照片，我们的第一眼印象是震撼，那些尘封的历史，沉重的过去以这样的一种沉痛的形式回到我们面前，让我们的心情倍感压力，甚至有眼泪夺框欲出的感觉。民族的灾难和先辈们痛苦的跋涉，有过多少的牺牲，多大的痛苦和隐忍，才有了得来不易的今天，在历史和先辈面前，在民族复兴和繁荣发展的斗争中，我们没有任何的松懈和退缩的理由，正像任正非所言，除了胜利，我们已无路可走！
       有人说：“老照片并不都是用来怀旧的”。方大曾拍摄的照片就是这样。
       在拂去历史的尘土，回看我们先辈拼争奋斗的时代的时候，我们不仅油然而生一种自豪和信心。中华民族是压不跨的，中国人赢得胜利的血性是无与伦比的倔强。胜利就在我们一代一代有志青年的手上。

小方的战地通讯选读：
“刚愎自用的日本少壮军人对于这两度战役的败死自然是绝不罢休。农民们被强迫着割平自己的庄田，不止此也，割完之后，还被活活地埋在地上，只留一个头在外边，等他们慢慢死去。至于妇女们所遭遇的命运，更不忍想象了！为什么我们不立刻动员，把这些惨无人道的野兽赶出境外呢！
“二十九军在这次抗敌战斗中，其悲壮惨烈，实非笔墨所能形容。记得在日军二次进攻的夜里，我军有一排人守铁桥，结果全部牺牲，亦未能退却一步。
“我感觉二十九军的兵士每一个都很可爱，他们平均年龄都很小，二十岁左右的青年，正充满了天真活泼和英勇热烈的心，又何况他们都受过铁的训练与强烈的民族意识的浇灌呢！
“我站在卢沟桥上浏览过一幅开朗的美景，令人眷恋，北面正浮起一片辽阔的白云，衬托着永定河岸的原野。伟大的卢沟桥也许将成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发祥地了！”
——方大曾《卢沟桥抗战记》
“将士们离别绥东时，大家把自己所有的一切东西都抛掉了，除了在战场上所需要的武器外，别的什么也不带，以示决心。没有一个人的脑子里，想到抗战以外的事。”
——方大曾《血战居庸关·抢防南口》
“这是一个全民的抗战，是一个生死关头的民族解放斗争，每一个国民都应该并且必须组织在抗战行动之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把握着最后的胜利。”
——方大曾《保定以南》
在《兴和之行》通讯中，小方鼓动着读者：“中国的出路，只有打上前去，打到多伦，打到承德，直进到东三省去！我们对于这个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抱着绝对胜利的把握，因为在失去了的国土上，还住着我们的同胞，他们将举起了枪，在热烈的欢迎我们，要收复失地，并不是难事。
1937年8月5日至20日，小方来到北京南口、居庸关一带采访战事，在《血战居庸关·新的长城》报道中写道：“但是这里何来阵地？一些临时工事亦被炮火轰平，居庸关从今以后再也不会看到它的模样了，有的是我们忠勇的抗日将士的血肉所筑成的一座新的长城！
      近一个世纪的带血的记录，读着这些历史的回忆片段，那些已经作古的人和事件真实地回到我们的面前，我们仿佛摸到了历史进程的脉搏，那个激烈变化的年代，那些拼争在生存和死亡边缘的人们——我们的同胞，他们的绝望的眼睛，不屈和抗争的意志，对前途迷茫的表情无不令人心痛不已。也应该更坚定我们矢志不渝，争得民族振兴崛起的不屈意志。


方大曾摄影作品：
作为青年摄影家的方大曾“人品纯正，热情，精力充沛……好像总是在走路，奔忙，不知疲倦”。他关心底层百姓苦难的生活，用相机记录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北方的社会民生，如《矿工》等。“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他又以相机和文字为武器，为抗日救亡而奔走，留下了很多反映抗日题材的摄影作品，如《日军炮火下的宛平城》、《奋勇杀敌的二十九军等。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守卫在卢沟桥阵地上的29军士兵。

抗战义勇军

高射机枪防空演习
      1936年12月，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左）与晋绥军骑兵司令赵承绶在归绥。赵承绶是陆军中将，刚刚率所属骑兵部队阻击进攻红格尔图的日伪军，与傅作义一起指挥部队抄袭敌后，并在百灵庙战役中大获全胜。

黄河纤夫

达茂旗百灵庙

       方大曾在以自己的职业方式，用生命为代价，捍卫着人类的良知与正义，展现出一个高尚的精神世界。良知与正义，集中表现为对于自由、平等、友爱、幸福的期盼和追求，他对人类和世界的贡献超越了许多同时代的人。他以自己的一生行为昭示着人类社会的朴素真理：丑恶和强权或许可以逞凶于一时，但是良知和正义，最终是不可战胜的。
后世纪念：
       2000年11月8日，新中国首个记者节，中央电视台播出了纪录片《寻找方大曾》，一个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战地记者呈现在世人面前。
       2006年3月16日，方大曾的家人将方大曾留下的837张底片全部捐赠给国家博物馆。

2014年，冯雪松《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专著出版发行。

2015年5月25日，中国记协组织召开“冯雪松追踪采写方大曾事迹座谈会”。

2015年7月7日，“方大曾纪念室”在他的失踪地——保定落成，并对外开放。

2017年7月7日，为纪念卢沟桥事变80周年，由宁波广电集团创作出品的广播剧《战地记者方大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午夜书场》、宁波广电集团新闻综合广播《92最动听》、音乐广播《如意鸟》栏目以及新媒体客户端“点看宁波”同步首播，并于7月10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记录中国》栏目播出。

    在本文结束的时候，我们还要以钦佩的心情向中央电视台的高级编辑冯雪松老师以及《中国摄影史》一书的作者陈申老师、台湾文化学者《摄影家》杂志编辑阮义忠先生致意，是他们的职业精神才使得方大曾的历史性地位和摄影才干得到我们后人的认可，特别是冯雪松老师十几年不懈的努力。执着地寻找小方的文化追寻行动，才使得我们得知方大曾这位令人感佩的战地记者大名和事迹，才有了我们从一些尘封的历史迷雾中重新认知卢沟桥抗战这段重大历史事件的机会。就这一点来说，冯雪松老师在我们新闻文化史补遗和发掘工作上功不可没。令人敬佩！

白水

流星，坠落在抗战前沿。不该遗忘的英雄。

云上云上

丑恶和强权或许可以逞凶于一时，但是良知和正义，最终是不可战胜的。“”纵然像流星一样划过但是我们永远都会铭记英雄的事迹与名字。向文中的主人公方大曾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