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洪：阿多尼斯诗歌的忧伤也是祖国的忧伤

苗洪

    诗歌是天堂，但它永远在语言的疆域流浪。“我真正的祖国，是阿拉伯语。” ——阿多尼斯。

    序言：从上世纪70年代起，阿多尼斯被公认为阿拉伯现代诗的先锋，同时，也是思想家、文学理论家、翻译家、画家，在世界诗坛也享有盛誉。他将现代派的诗歌结构与阿拉伯传统诗歌的神秘主义气质结合起来，部分诗作曾被译成英、法语。同时，阿多尼斯因对阿拉伯社会、文化与政治做出深刻批判，成为阿拉伯世界一枚受争议的符号。作为思想家的诗人，阿多尼斯即便在今天面对自己的祖国和民族的不幸现状时，这种忧愤和哀伤也缘于他对国家和民族的爱。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今天在这里重新提起阿多尼斯的诗歌，是因为在今天中华民族实现伟大民族复兴事业的道路上，需要我们的诗人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建立起更加深厚的国家情感。纵观那些举世瞩目的伟大诗人，都是首先具有着浓厚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其对故土的挚爱，才创作了最能反映出属于本民族精神的辉煌诗歌。


  《一》阿多尼斯原名阿里·艾哈迈德·赛义德·伊斯伯尔1930年生于叙利亚海边一个叫卡萨宾的小村庄，他的父亲是贫困的农民，血液里却流淌着阿拉伯民族对诗歌的热爱，艺术基因传递给了子女：长子阿多尼斯成了诗人，一个女儿成了画家。阿多尼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创作诗歌。1947年，在第一任叙利亚总统舒克里·库阿特利（Shukrial-Quwatli）的支持下，他获得了进入大马士革大学学习的机会，1954年他毕业于该校哲学专业。在此前后，他开始使用“阿多尼斯”笔名写作。

    1956年后他迁居黎巴嫩贝鲁特，曾创办《诗歌》、《立场》等文学刊物，对阿拉伯现代诗歌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此后他放弃了泛叙利亚主义思想，转而成为泛阿拉伯主义者，逐渐脱离政治。阿多尼斯从1960年开始踏足法国，20年后定居巴黎。

   1960年，他前往法国巴黎留学，1970年回到黎巴嫩，在黎巴嫩大学教授阿拉伯文学，并获该校文学博士。1980年，他为了避开黎巴嫩内战的战火而移民巴黎，这位对伊斯兰有着不同见解的人士不为他的同胞所容，被迫离开故土。之后，他改用了一个西式名字，即阿多尼斯，诗人最初使用“阿多尼斯”这个名字是在1961年他的诗集《米亥亚之歌，大马士革》中，出版于贝鲁特。其有关诗歌革新与现代化的见解影响深远，并在阿拉伯世界引起很大争论。迄今共发表《风中的树叶》、《大马士革的米赫亚尔之歌》、《这是我的名字》等22部诗集，并著有文化、文学论著近20种及部分译著。其旨在重写阿拉伯思想史、文学史的巨著《稳定与变化》分4卷出版后，在整个阿拉伯文化界引起震动，被公认为是研究阿拉伯文学及文化的经典著作。

《二》《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是阿多尼斯的第一部中文版诗集，经阿多尼斯亲笔授权，由译者从诗人踏入诗坛至今近五十年的十七部诗集中精选并译出。诗人阿多尼斯，是一位态度鲜明的叛逆者，以百折不挠的倔强抗争权势与时俗。首发式上，阿多尼斯与到场的中国诗人杨炼、唐晓渡，以及学者仲跻昆、薛庆国等对话交流，并分别用阿拉伯语、中文朗读了诗作，著名节目主持人、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教师何炅作为特别嘉宾应邀出席。

  世界让我遍体鳞伤，但伤口长出的却是翅膀。向我袭来的黑暗，让我更加闪亮。孤独，也是我向光明攀登的一道阶梯。 阿多尼斯2009年春天，受北京外国语大学之邀本周访问北京。其首部中文版诗集《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经诗人亲笔授权，近日由译林出版社出版。2009年3月15日，阿多尼斯出席了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的新书首发式，叙利亚等阿拉伯诸国使节、中国诗人、学者代表应邀参加，并与阿多尼斯互动交流。

   生长于叙利亚、同时拥有黎巴嫩国籍的阿多尼斯素以“精神上的流放者”自居，是世界诗坛享有盛誉的当代阿拉伯最杰出的诗人，有评论者称其为“一位偶像破坏者、社会批评家，一位在思想和文学语言方面富于革新精神和现代性的诗人”。阿多尼斯的著作在阿拉伯世界长期遭到冷遇，经常引发争议。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阿多尼斯开始在欧洲多所大学客座任教，他的作品随后之被译为英语、法语和希伯莱语等多种语言， 陆续获得包括布鲁塞尔文学奖在内的各国文学奖项，同时也引起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兴趣，多年来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他的诗歌，是了解阿拉伯社会现状的一个窗口。他为祖国蒙受的苦难而伤怀，为自身不被祖国所容而喟叹，为整个阿拉伯民族的落伍而悲愤。他往往超越阿拉伯的时空，站在全人类的高度俯瞰人生万象。

   他对那些诗歌永恒主题的咏唱，达到超凡脱俗、深长隽永的境界。他的情诗无惧世俗，要为身体与肉欲正名；但其中毫无卿卿我我的俗趣，却展现出属于生命与时间的苍凉。他的诗作向弥漫于阿拉伯社会的神本主义挑战，却也呈现出浓厚的“剥离了神灵的神秘主义”色彩。阿多尼斯素以“精神上的流放者”自居。然而，只有诗歌才是他真正的流放地。在他眼里，诗歌至高无上，而“诗歌终结的时代，不过是另一种死亡”。

《三》《在意义天际的写作：阿多尼斯文选》从阿多尼斯的杂文、散文及论著中精选约30篇文章，分为论阿拉伯文化与现实、谈诗论艺、抒情短章、中国纪行等几部分。此书出版对于我国读者全面、深入了解当代阿拉伯文化与文学颇有裨益；对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时同样面临诸多挑战的中国文化，也极富借鉴意义。

  历史上确有不少阿拉伯的政治人物、作家、思想家和工人在艰难的主客观环境下，自愿或被迫地离开祖国前去国外。但这是出于渴望移民，是另一回事。就本质而言，移居他乡并非流亡，相反，它是走出内心的沙漠。移居者受到内心愿望的驱使，想从“集体人”的阶段转向“个体人”的阶段。这是对自由和解放的渴望，是对走出被束缚的传统、走向自由革新的渴望。

  总体说来，对于移居者而言，移居并非为了与他者融合，而是为了挑战风险，拒绝专制，期待工作和进步。在今天大部分阿拉伯移民都认为他们的现居国比原籍国更加理想，因为这些国家允许他们恢复被剥夺的自我，展现他们的天赋异禀，生活得自由自在。这样，他们可以在狭窄而不无风险。但却富有人性、道义性和创造性的道路上继续前行，正如古代阿拉伯诗人所言： “栖身之国皆为我国。” 多年以前，荷尔德林就曾在诗歌《面包和酒》中问到：在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在面对伊斯兰教文化背景，阿多尼斯问出了“在这样的社会中，诗人能够做什么”。整本书的30多篇文章，似乎都是在回答这个问题，但阿多尼斯想要阐释的当然远远不止这些。

  在诗歌创作中，阿多尼斯践行着自己极具革命意义的诗歌理论和文化思想。也正因如此，他被称为阿拉伯世界的“鲁迅”。他是天然的叛逆者，他在诗歌中说：“小草在狂风面前低头，但它决不听从狂风的话语。”正是这些激烈的批判与呐喊，在阿拉伯当代文化的死水中激起漪澜，让人们看到了阿拉伯文化变革与新生的希望。祖国与民族不幸的现状，是阿多尼斯忧伤与悲愤的根源。诗人长年寄居他乡，素以“精神上的流放者”自居。然而，在他心目中，真正的流放地却“只有在写作中、尤其在诗歌中才能找到。”他在诗歌中诘问战争，书写着自己的愤怒，悲悯，批判和希望。

   结束语：除了我们本文提到的阿多尼斯之外，我们从泰戈尔，托尔斯泰，雪莱，裴多菲艾青等国际著名诗人成长的人生过程及创作实践来看，其作品除了深厚的国家情感之外，还有强烈的民族精神。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裴多菲意识到历史的转折关头到了。他在外地获悉意大利、法国和维也纳发生革命消息后，立即赶回佩斯，组织力量，参加并领导了佩斯的3月15日革命，在民族博物馆广场的群众集会上朗诵了他写的《民族之歌》。

  1848年6月，裴多菲参加奇什孔沙格地方选举失败，促使他写下长诗《使徒》。9月底，诗人奔赴前线埃尔代伊，被贝姆将军任命为少校副官，终于争得为自由而战的军人身份。不幸的是，他在1849年7月31日的塞凯什堡战役中阵亡，年仅26岁。一代巨星陨落了，留给后人的是与世长存的800多首晶莹璀璨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