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写一点吧:
1955年我考入大学。这时候,父母的收入已经无法维持稳定的生活,只好放弃原来的住房,换到比较小的住处,由此得到一笔收入,我也就由此永远地告别了儿时的乐土,我曾经住过十七八年的故居。 新换的住处位于鼓楼前的地安门外大街,“东四西单鼓楼前”曾经是老北京的繁华之处,这时却已趋于衰落。我们先是换到一处住房,前后共有两间居室,中间有一个小院子。后来觉得这里实在太狭小了,又换到隔壁的一家,前后有联通的三间居室,楼上还有一间,算是勉强安顿了下来。这家原是商铺,临街处的一个大橱窗遮上木板便成为我的睡床。但是,到了后来,这临街的一间房又被租了出去,全家挤在其后的三间屋子里。幸好,随着我和弟弟相继从大学和中专毕业参加工作,有了集体宿舍,父母和妹妹的住宿条件略有改善。父亲住在楼上,母亲和妹妹住在楼下后屋,剩下的一间则用作厨房兼餐厅兼客厅——总之是一切活动的所在地。周六和周日我和弟弟回家则只能临时搭铺了。 1968年,我的儿子诞生——这时我和妻子还没有自己的住处——我的父亲逝世,有关部门把这所住房收归国有。为我们安排的第一个住处是一所旧楼房里的一间没有窗子,不见天日的屋子,我以婴儿需要阳光为由要求照顾,于是又被安排到邻近一条胡同的一个大杂院里。院子里有多个人家分住在多个院子的多个房间中,我们被分到其中的一间,面积不到20平米,外面搭建了一个简陋的棚子用于做饭。母亲、妹妹带着我的儿子住在那里,我和弟弟只能在周末的白天回家看看。对于这个院子的总体我几乎没有什么印象,因为院子的当中是防空洞的隆起顶部,摆满了盆盆罐罐,不能在其上活动,而其他邻居的门前又不宜接近,所以我的活动范围限于自家的住房。另外,我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每当夜晚来临,母亲一定小心翼翼地嘱咐我们先看看邻居家里有没有开电灯,免得被指责为先开灯浪费了电,因为全院只有一个电表。不过,因停电而使用蜡烛或者煤油灯的时间也不少,记得那时上海生产一种微型煤油灯,灯罩只有大拇指大小,亮度却不弱于大灯,非常受欢迎。 70年代中期,我的妹妹出嫁离家,我和妻子也分到了住房。再以后,我的弟弟用这间住房向单位换到了一处一居室的楼房。他让母亲住在卧室,自己则蜷缩在小厅里,条件总算得到了改善。我们经常和母亲开玩笑说:现在您可以自己决定每晚什么时候点灯,不必再看邻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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