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写,现在已经不是写四合院而是写住宅了——
我和前妻是在1967年结婚的,此后一直没有住处而在打游击。74年或者75年,妻子所在单位——中科院——终于向我们分配住房。 第一次分到的是一座集体宿舍楼(“筒子楼”)里的一间,面积大约15平米。悠长而黑暗的楼道里排列着一间间这样的宿舍,门与门之间排满了自行车。水房和厕所是共用的,做饭使用液化石油气,气罐放在住室内,气管通过门框上的一个小洞伸到室外,连接灶具。有一天晚上,我们准备做饭,才发现灶具已经被盗,买到新的灶具之后只好也放在室内。至于由于自行车摆放或者私自使用电炉等等而引起的争吵更是令人不胜其烦。我们曾经几次听到搬迁新居的消息,但是都没有兑现,去问了才知道原本想要分给我们的住处都被造反派们捷足先登了。 80年代初期,我的儿子已经上了初中,我们才被调到一处新住房。那是一所旧楼房里的一个单元,共有5间居室,估计文革前是高知的住所。5间居室中我们占了两间,一对中层干部夫妇和他们的女儿占了两间,另一对年轻夫妇占了一间,厨房和厕所公用。这座楼的一半是员工宿舍,另一半则被驻军占用,所以由于电力不足而突然停电是常见的事。 又是几年之后,我们终于分到了一套单独的单元房,那是一所二手房,位于一幢半新楼房的底层,面积40平米左右,内有两个居室、厨房、厕所和一个大约四、五平米的小厅,没有装修。我和妻子住大间,其中的摆设一侧是大床一张,床头前是我们共用的书桌,另一侧是衣柜和两个待客用的单人沙发,虽然仍是显得窘迫,但是毕竟可以自成一统,不受干扰了。很可怜,拥有自成一统的住房这样一个简单的愿望竟然在我年近半百时才得以实现。对于这所住宅,我的美好印象就是室外阳台栅栏上每年自行开放的牵牛花和不期而至的蜗牛们,我时常在休息时欣赏这些与我同样平凡的小生命。我在这里经历了妻子的去世和工作的调动,直到1998年迁入民族大学的新居。 “长安居,大不易”。由于长期处在这种窘迫的居住条件下,我的头脑中渐渐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挥之不去的“住房情结”,其表现是:一、每当经过一些住房时,经常会想到:如果这所房子属于我,我会怎样惬意;二、每当看到住房的照片、图画乃至平面图,我都会设想应该怎样安排: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孩子们各自住在哪里,平时怎样活动。这样的思想活动到今天依然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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