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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让每一首诗歌都成为经典
序言:近日,著名诗歌评论家苗洪提出了一个“努力让每一首诗歌都成为经典”的口号。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在苗洪的“努力让每一首诗歌都成为经典”逻辑体系中,这个能够让每一首诗歌都成为经典的推动力来自哪个方面。后来,苗洪自己在解释这个逻辑体系的时候说,我之所以提出了这个口号,并不是说任何一首诗歌都能够成为经典或者说无论如何最终都不能成为经典。因为经典是没有上限与下限标准或参照的概念。或者说,我们理解“努力让每一首诗歌都成为经典”的口号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可能是比较随意的东西。也可能是来自评论家的力量促成了一首诗歌的经典意义,也可能是来自读者的高度赞誉而成为经典,抑或是来自理论界权威的威力,又可能是来自时间与岁月的经久磨练而成为经典,或者说是政治体制的需要它成为经典,又或者说在整个时代的共同认同下而成为经典。
1,苗洪说,我们从以上几个方面促成经典诗歌的因素中似乎是可以看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层面:即无论一首诗歌最终是否能够成为经典之作,似乎是所有推动这个作品向经典靠近的过程中,诗人本身好象是所起的推动力并不是很大,甚至是对于诗人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他仅仅只是负责把诗歌写出了就算是完成任务,而至于诗歌将来是否能够成为影响很大或者说经典意义的作品,不需要承担太多的责任。因此,在苗洪的逻辑思维当中,文本仅仅只是个纯粹作品的概念,而是否最终能够获得一定程度的成功,则取决与外部环境的作用。而与此同时,苗洪又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根据就是,因为通常我们把经典之作成为经典的过程仅仅归咎于经受岁月考验的结果而很少提及诗人本身的作用,所以,经典之作的成就过程其实是主要集中在诗歌以外的促成因子。
早在三十年前,苗洪就和河南省著名作家邢贵轮先生讨论过经典作品的相关问题。实际上,苗洪与邢贵轮先生讨论经典作品相关问题的原由并非是因为邢贵轮先生自己创作过许多经典作品,而是因为当时邢贵轮先生以郑州市文联的名义主编过一册名为《传奇文学选刊》的通俗读物。应该说,《传奇文学选刊》的生命力经久不衰,至今还顽强的生存在强手如林的杂志行列。据说,当时该杂志的发行量非常可观,甚至因发行量较大而被列入著名刊物的序列。
当时,他们讨论的焦点即是关于通俗文学作品是否能够成为经典作品的话题。邢贵轮先生当时就经典作品的促成机制发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所谓的经典作品,有时侯并不等于是大众认可的作品。比如说,雨果的《红与黑》,《悲惨世界》甚至包括《战争与和平》等作品之所以是经典,只是因为他们所讨论的那个宏观文学主题或者说议论了一些关于人性,人文或者说和平这样的抽象主题才成为经典。这种经典严格来说,仅仅属于小众类型的经典。因为,对于普通意义的读者来说,他们并不是不关注这些作品的主题而是他们根本就无法就无法理解这些十分抽象的东西。并且进一步说,关于是否通俗作品能够成为经典的问题,实际上答案也非常简单。象我们之前阅读的《蝴蝶梦》包括来自日本或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推理及侦破小说,严格来说都是属于通俗类作品或者说非主流文学。之所以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够成为今天的经典,只不过是岁月的推移而已。而另外,我们应该关注到的关键问题是,这些作品刚刚被创作出来的时候,并不是就是经典类的作品。许多作品甚至经历过将近百年或者说更长的历史考验才成为经典作品。
邢贵轮说,而现在我们所要讨论的下一个问题就是,经典作品是否就是巨著的问题。回答这些问题非常困难。因为对于许多经典文学作品来说,却并不属于巨著之列。而另外的非理性情况就是,有时侯巨著也并不一定就是经典类的作品,比如说一些工具书或者说小人国及其巨人国之类的作品。另外的意思就是,巨著它可以是没有任何一个读者就成立的概念,而经典必须有读者的参与或者说理论家或者说文学评论家的推广,乃至一些著名的文学奖评奖程序都是构成经典之作的必由之路。因此,从这点来说,巨著他可以说是不经任何外在条件就能够被确定下来的图书对象。比如说一些哲学类及其经济理论的阐述类书籍。而实际上,巨著有时侯仅仅是一种名誉或名声,并不代表实质性的推广概念。
2,苗洪在后来的相关研究中指出,我们之所以将一些作品称之为巨著,是因为某些作品探讨了一些跨越整个世纪的问题或者说是讨论了某些民族或者说民族主义的话题。但是,这些作品又涉及了一个关于批判现实主义的原则问题。相关批判现实主义之类的文学创作,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仅仅只是代表了一个创作类型。因为文学创作的现实并不是仅仅单一的批评与批判,它还有关于现实主义的歌颂与肯定。如果一味的对现实情况抱着质疑,怀疑,否定的批判态度,这至少说明,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立场并理性也并不客观。
而在后来的某些时候,苗洪还与交往甚厚的著名作家刘汉太先生也讨论过有关经典文学的问题。在八十年代,刘汉太有两部堪称当时文学风向标的作品深入人心《中国社会的乞丐群落》及其《货币大沉浮》。这些作品在当时都是经过再版多次的作品。实际上,关于这两种题材的作品在当时来说比比皆是。但是,刘汉太仅仅只是站在客观的态度上对所谓的乞丐现象及货币贬值的状况进行了素描式的叙事方针。他既不定义乞丐群落是一个弱势群体,也不定义乞丐群落是一个道德低端的个人行为。而是深刻的阐述了这些乞丐产生的主客观原因。他在这部作品中,把许多人踏入乞丐社会的原因归结为自身。
当然,这里也不乏好逸恶劳的寄生分子,但是更多的乞讨人员则是因为家庭原因而出走。而货币话题,尤其是通货膨胀的金融话题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但是,刘汉太在书中一再强调人民币在当时的低谷只不过是暂时的现象,并十分乐观主义的预言,将来人民币不但能够走出低谷,并且还能成为世界经济活动中的中坚货币。而这一预言已经在今天成为现实。所以,我们对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态度,实际上也是个关于作家世界观的问题。
在近几天年的文学创作讨论中,中国的文坛曾经兴起了一场所谓的文学批判回归的运动。但是,实际上这种关于文学创作呼唤批判回归的运动一开始就发生了错位。因为这些回归运动的发起人,只不过是将批判的对象集中在所谓的乡村衰亡方面。殊不知这种情形之下的批判现实主义态度,实际上是将社会的文明进步视为批判对象的结果。我们一方面呼吁城乡差别的缩小,而另一方面又强烈谴责所谓的乡村衰落,实际上态度十分形而上学。挽救乡村,并不等于是谴责它今天的崭新面貌。实际上,如果早些时候,余秋雨先生在论废墟文化的时候加上一句,废墟仅仅是文明进程留下的痕迹,可能启发性会更大一些。因此,纵观整个中国新时期的所谓呼唤文学艺术的批判性回归,只不过是一个闹剧而已,并且是毫无理性毫无根据的闹剧。
3,除了以上两个方面的讨论之外,第三就是关于文学作品经典特别是诗歌经典作品的问题讨论。应该说,中国目前的诗歌创作是空前绝后的状况。如果以每年每个诗人创作50首来计算的话,每年就会诞生5000万首的诗歌。而前不久就有人士对中国的文学作品的出版业发出的疑问是,2017年中国就出版发行近以千万部小说,再加上各种不同类型小说网的作品,将近就有4000万部小说摆在中国读者的面前。有谁能够读完这些作品呢?但是,尽管如此,苗洪对于中国的诗歌却一再保持着比较乐观主义的态度。因为诗歌不同于文学创作,他始终在创造改变并且引路着文学语言格式的颤变之旅。
苗洪认为,诗歌语言为现代人类社会语言的区间拓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许多人物叙事诗歌中,因为诗歌限于篇幅,不可能对某一具体人物作出面面俱到的描绘与刻划,所以,诗歌更擅长用某些象征性的语言来描绘人物。而在此之前的于坚的尚义街组诗当中,人物的象征性描绘非常成功。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忘记于坚的尚义街,但是那些抽象的人物却令人难以忘却。而在此之后的雷平阳杀狗诗歌,是我个人认为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特别是将屠夫清洗死狗脑袋的情节描述为一个洗礼,令我特别震撼!这种震撼其实最终给我带来的感觉是,与其说洗礼代表新生,不如说是洗礼代表末日。
苗洪个人坚持认为,“努力让每一首诗歌都成为经典”的口号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并不是单纯是指诗歌的主题如何,技巧如何,影响力如何,而是他有没有能力在丰富人类社会的语言范围方面是否能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苗洪认为,之所以有些诗歌的题目我们忘却了很久,但是其中的某一诗句却让我们永恒铭记,实际上这就是诗歌在语言进程中所起到的创新作用及推动作用。比如说,葡萄美酒夜光杯,人间正道是沧桑,大江歌罢掉头东,夜光如一匹黑马等诗句,原著中的主题我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只记住其中的某一诗句。特别是对于葡萄美酒夜光杯来说,我们现在对于它的引用已经完全背离原著中她关于东征军队的英雄主义含义而普遍定义为一种生活意境,甚至是颓废的涵义。因此,如何努力“让每一首诗歌都成为经典”并不是没有可能,只要您拥有语言的独创能力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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