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在创作体验中寻找中国文学的灵魂密码

苗洪

                                                                  作者 ——苗洪







《一》诗歌被定义为边缘文学是一个伪命题



中国诗歌曾经被一些权威人士定义为边缘文学。在我们创作这篇文章过程中曾经征求过一些诗人的意见。他们有种坚持自由创作的观点，这让我很头疼。按照这些人的观点，那么任何一种叙事只要按照诗歌的模式那样随意划分是否就是诗歌的成品了呢。诗人坚持自由创作的愿望与社会对于诗歌的要求明显的出现了一个不可逆转的差距。或许就是这种差距就是评论界在某种程度上把诗歌定义为边缘文学的根据。在这种自由潮流的怂恿之下，中国平民作家应运而生，这一平民作家群体特别是自由作家的创作方针，被赋予着某种特有的独立思想，被赞誉为他们是通常在作品中以令人恐怖的真实表现出思想光芒的先锋作家。声称，他们在批判现实主义基础上开创了一整套独立特行的现代美学与完整的思想价值体系，为中国当代坚持探究思想之源的文学巨匠的群体，同时也是具有非凡忍耐力和巨大牺牲精神的真正的作家群体。



相关评论家认为，中国的平民诗人文学直面现实，深层揭示社会矛盾，以文学的方式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所起的作用是“体制内”官方作家无法做到的。中国“体制内”作家比较真实的描写现实一般止于文革，难以前行。所以要重新，真正燃起中国文学思想的火焰，必须在中国平民文学、“地下文学”中深度挖掘，这是中国文化公认的危机与普遍的悲哀。中国诗人这一特殊的平民意识也在无形中加速着诗歌规范化的迅猛崩溃。因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度竟然衰落到用平民文学地下文学振兴的地步到底是谁的悲哀。并由此推论，中国作家的知识性写作正在面临被摧毁被否定的境地。在今天这篇文章里，我们就通过一些科学的客观论证， 摒弃诗歌被定义为边缘文学的伪命题定义，还原诗歌作为中国文学主要支撑的重要作用。



《二》诗歌的产生是中国文学创作历史中最早形成文字形式的主要文学形式





根据中国文学的历史状况及其发展过程来看，这一边缘文学的概念的提出其实是在违背与颠覆了中国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重要作用的基础上提出的错误概念。中国文学作为以汉民族文学为主干部分的各民族文学的共同体，具有数千年悠久历史，以特殊的内容、形式和风格构成了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的审美理想，有自己的起支配作用的思想文化传统和理论批判体系。在归类上，中国文学分为古典文学、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古典文学以唐宋诗词及四大名著为代表，现代文学以鲁迅小说为代表，当代文学则以具有独立思想的中国自由文学为标志。自二十世纪末期开始，具有独立思想的中国自由文学的出现，使得中国文学大踏步进入世界先进文化行列，成为引领世界文学的先锋，并使中国当代文学达到历史的顶峰。自古以来，中国文学包含了政治，许多的作品均以现实生活为主题，从政的人也写下不少的文学作品。就像三国时代曹丕的名言：“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所指出，中国人都认为文学拥有左右国家发展的强大力量，文学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故此，自宋以后，文学之所以多出自官僚之手也正是受到这个思想影响，这也是中国文学的特别地方。同时中国文学一向以韵文为主流，尤其是有不少以描画自然景物及歌颂友情等等为主题的抒情诗。相比之下，虽然叙事诗并不发达，但古代《诗经。公刘》，汉乐府《孔雀东南飞》，从北朝民歌演变而来的《木兰辞》等等也是有名的作品。



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文学都有各自发生、繁衍、发展的历史，也有各自的价值与成就，例如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维吾尔族的叙事长诗《福乐智慧》、傣族的《召树屯》、彝族的叙事长诗《阿诗玛》、蒙古族的叙事诗《嘎达梅林》等，都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的璀璨明珠。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互相补充，使中国文学表现出极大的丰富性和多层次性。





诗歌是中国文学中产生最早的艺术形式之一。从我国第一部诗歌作品总集《诗经》的纵横轮廓可以看出，中国诗歌早在西周初就已经形成了具有书写形式的规模，完成了从语言内部叙述到文字书写的解构过程。实际上，周代有的乐舞起源很早，如《大武》为周武王克商所作，曾在武王凯旋告于周庙时表演。这一乐舞的歌辞还保存在《诗》中，即《周颂》的《武》、《酌》、《桓》、《赉》等篇。但是不管这些歌辞的形式千变万化都在证明着诗歌这一文学形式的形成之前的事实。而在正式定义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小说的《穆天子转》也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出现，因此，中国自从有了文学的历史就有了诗歌。由此证明，中国诗歌并不是中国文学的边缘产物。因此在这一基础上，将中国诗歌定义为边缘文学的定义体系应该从根本上被完全否定。



《诗经》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最早的诗篇产生于西周初年，最晚的产生于春秋中叶。紧接着，又兴起了一种新的诗体——楚辞，楚辞的光辉代表，就是伟大的诗人屈原。《诗经》中的《国风》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两个典范，以创作方法而言，《国风》和《离骚》分别开创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诗歌传统。汉魏六朝，出现了带有民间文学刚健清新风格的新诗体——乐府，强烈的现实感，是乐府的重要标志。《陌上桑》、《孔雀东南飞》、《木兰诗》等，都是中国古代长篇叙事诗中的瑰宝。在乐府诗的发展过程中，五言、七言的句式日渐引人注目，到汉末出现了《古诗十九首》，五言诗这种诗体便基本成熟了。七言诗的产生要晚于五言诗，它的广泛流行，大约在晋宋之际。经过齐梁间以沈约为代表的永明体诗歌在声律方面的充分准备，到唐代，近体诗进入鼎盛时期。在这个时期，古体诗和近体诗全面发展，出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



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中国文学进入了光辉的现代时期。这时期的文学，已成为自觉、独立而又面向整个社会的艺术。它以改变文学语言为突破口（以白话代替文言），对文学的形式、表现手法、内容，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变革，产生了不同于传统文学的新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还引进和创造了散文诗、报告文学、电影文学等新体裁，创作主体的个性、自我意识和描写对象社会化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强化。对于人的命运和人民、民族命运的关注，现代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成了新的文学主潮的思想基础。民族危机、知识分子的道路、农民的苦难、抗争与解放、武装斗争，是作品常见的题材。作家与读者有了更广泛而亲切的交流，而且也更广泛地吸取了世界文学新潮的营养。正是通过外来影响的民族化和文学传统的现代化，才创造出了新的民族文学，并成为现代世界文学的自觉成员。这时期的文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出现了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一批世界性的作家。鲁迅创作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祝福》、《药》等富有高度思想性、艺术性的小说及大量杂文，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最伟大的里程碑。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以他的作品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由于中国当代文学处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大陆当代文学（1949年以后）大多数属于官方文学即所谓“体制内”文学。改革开放后，中国当代文学迎来新的曙光，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2000年，旅居海外的华人作家高行建以《灵山》、《一个人的圣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12年，大陆作家莫言以《红高粱》、《丰乳肥臀》等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使华文文学出现了具有独立思想的自由文学思潮。但真正的中国自由文学在民间又称贫民窟文学，其概念出现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中国自由作家王土等人为代表，数十年扎根中国社会底层及贫民窟，极大的同情与关注社会底层贫民的生存状态，所创作的小说《欢乐（悲伤之河、欢乐之河）》、《大城市之小孩玩火》、《大城市之女人心思》、《拘留十五日》、《毛二总统》等等，均表现中国社会边缘知识分子与社会底层贫民以及下层妓女、乞丐、流浪者、拾荒者的生存状态与悲怆经历，为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的代表作。



《三》诗歌与散文的关系



另外，在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中，与诗词并列为文学正宗的是散文。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记叙文和议论文的集子是《尚书》，它是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虽然文字佶屈聱牙，但已略能叙事，初具文学特质。战国时代，群雄争霸，战争频仍，士人纷纷献计献策，著书立说，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散文得到迅速发展，其中主要是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历史散文以《左传》、《国语》、《战国策》为代表，诸子散文以《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为代表。儒家和道家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两大主要流派，所以《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在文学史上影响最大。这时期的散文、有感情激越、论辩性强、辞藻华美、结构严谨、多用寓言、善使比喻等特点，散文的基本形式已经确定。汉代散文更讲究文采，对偶句增多，有辞赋化倾向。这时出现了司马迁的《史记》。这部巨著规模宏大又结构严谨，无论写景状物，还是刻画人物性格、抒情议论，都获得极大成功。因此，《史记》不仅被视为史书杰作，而且纪传部分也是中国传记文学的典范。骈文兴盛之后，散文式微。直到唐代韩愈、柳宗元大力提倡古文，反对过于矫饰、渐趋空洞的骈文，散文才恢复了它的生机与地位。唐宋古文，直承秦汉传统，尤以游记散文清新隽逸，生动活泼。后世纯文学散文一直沿着这条轨道前进。明清小品文是纯文学散文的一种重要样式，它吸收唐代散文的精髓，融入魏晋南北朝笔记文的谐趣和隽永，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赋与骈文，是中国文学中介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两种体裁。赋源于楚辞体，流行于两汉，有诗的韵脚，崇尚铺张扬厉。骈文则兴盛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追求句式整齐，强调对仗工稳与音律和谐，但不要求押韵。

如果不计叙述历史，宗教，思想等等的文章，散文文学最初兴盛于唐朝。那种散文的题材，除了一些例外，许多作品并非纯创作而是取材于现实，这个传统直到在西欧文明影响之下诞生的小说时期为止一直长久地维持着。还有，我们要注意在古代中国韵文散文一词与其说是富有文学性的意义，倒不如说成是文体的一种名称来得合适。除此之外，还有被称为骈文的问题。严格来说，中国当代文学体制沿袭1949年以后的官方文学体制，培养出大量庸俗腐朽，阿谀逢迎体制内作家，旷日持久地制造出人类文明时代以来巨量的文学垃圾，而少数具有精神自省的自由作家所创作的有着较高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文学精品难以面世，导致中国当代不仅文学界，而是全社会腐朽庸俗之风日盛，精神与思想面临全面崩溃的局面。文学作为引领人类精神的灯塔的作用日益退化。







《四》小说和戏曲





在中国的传统文学观念中，小说常被当作街谈巷议之言；戏曲被认为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作品。因此，小说和戏曲起步较晚，直至元、明、清才迅速发展起来，一些伟大的作家与作品相继出现，戏曲方面，如元代关汉卿的《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清代孔尚任的《桃花扇》等，都是不朽之作；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也均为文学珍品。《红楼梦》更是纪念碑式作品，它把中国文学推向了新的高峰，并足以和世界许多知名的小说媲美。实际上关于小说与戏曲的关系，也就是小说与诗歌的关系。





中国古代文学虽然在不断发展着，但却表现出异常稳定和凝固化的特点，与西方文学相比，统一性和单一性相当明显。这种特点是和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紧密相关的。中国文学大部分在封建社会的小生产土壤中产生，几乎一直在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中，在重视文化思想、并对之严格控制的情况下发展。所以中国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联系相对说来较少，大部分时间处于封闭的环境中，除了特殊的历史时期外，总的说来与宗教关系相当疏淡。这就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凝重稳健的性格。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发生的重大变化，这种性格开始打破。中国古代文学的正宗诗文，到清代中叶，大都由于因袭旧艺术形式、缺乏新思想内容而走向末路。鸦片战争以后，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本民族经济文化上的弱点，文学上出现了龚自珍、黄遵宪等为代表的开明派；戊戌变法运动前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代表人物梁启超、黄遵宪等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主张，要求“崇白话而废文言”，号召革命的政治小说也相继产生，例如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等，都是揭露当时社会黑暗的谴责小说。与此同时，出现了以柳亚子、秋瑾为代表的一群爱国诗人，他们救国图存的作品，形成了近代文学中新的文学潮流。



《五》诗歌与音乐的关系



中国诗歌同音乐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两者的关系发展变化经历了以乐从诗、采诗入乐和倚声填词三个阶段。倚声填词是诗与乐各自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进行的一种更为高级的形态组合。词，是一种音乐化的文学样式，起源于民间，盛唐以后，文人才士填词渐成风气。五代时，中国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问世。到宋代，词的现实内容和表现形式达到了完美统一的程度，成为可与唐诗并列的中国文学的另一座高峰，出现了苏轼等一大批杰出的词作家。南宋后期，词逐渐失去了和乐能力。而以胡乐结合北方民间的俚曲，配入通俗化语言而形成的新诗歌样式——散曲，引起了人们新的兴趣。散曲大量吸收民间方言俚语，具有浓厚的市民文学色彩，并且具有以往诗歌中少见的诙谐和幽默，给诗坛注入一股清新的空气。散曲在元代得到迅速发展，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最兴盛的体裁之一。宋词、元曲兴起以后，传统诗歌仍在创作，宋、元、明、清各代都留下大量诗作，而且各具特色，但总的成就都没有超过唐代。





当然，之所以出现这种所谓的边缘说错误推断定义也更有其深层的原因。这些原因主要包括为首先是文化消费时代的来临，主要表现某些刊物在经济方面对于诗歌的制裁，稿酬低微甚至于没有任何报酬，其次是由于诗歌的篇幅所导致的内容局限性，无法像小说及其其他文学的形式在内部渗透着更加广泛的事件深度及其纵横的阐述效应。其三是中国诗歌流派的无序状态，一下是朦胧，一下是回归，一下是文化寻根，一下花梨体让读者让文学批评目不暇接。其四是又滋生出独立文学的形态，让诗歌的某种边缘性自己而凸显。诗歌篇幅的短小精悍尤其是脱离了律诗形式的自由诗歌，让人对于诗歌的规范意义也产生了怀疑。从北岛的生活到“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等说教式的语言模式都让人对于诗歌产生了文学边缘的感觉。与此同时，某些诗人的新闻体，社会调查报告体等各种不同类型的平民诗歌，让读者及其评论家对诗歌的文学功能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尤其是我们在文章前面提到的平民文学自由文学，让我们对文学与文化的联系性产生了非常宏观的困惑。





可喜的是，这些诗人们在朦胧的探索中最终醒悟，由力不从心的现实主义华丽转身于魔幻，荒诞，乃至于深层的精神灵与肉的解体式探讨。无论是中国新诗初始阶段的探索以及向西方世界诗歌流派意向的靠拢，抑或是现代各个流派的精心策划都突出了中国文学的灵魂与精神。无论是曾经获得中国最高诗歌奖励的于坚，郁葱，雷平阳，周啸天，海男，抑或是正在向鲁迅文学奖迈进的王单单，余秀华，帕男，鹰之等后起之秀，他们都在诗歌创作中体验与体现着诗歌的灵魂及其文学的灵魂。他们都在以心灵及其肉体，精神的多重感应，揭示，寻找着中国文学的灵魂密码。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个欣欣向荣的属于中国属于世界的中华文学的振兴时代向我们阔步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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