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记·佞幸传》

平原君

读《史记·佞幸传》

早年曾经读过《史记·佞幸传》，印象不深，只记得邓通为皇帝吮痈，令人恶心。再就是邓通很有钱，富甲天下，邓通于是便成了后世富豪的代名词。《水浒传》里王婆说风情，讲男人要包二奶三奶需要五个条件：潘驴邓小闲。其中的“邓”即邓通，意谓要像邓通那样有钱。其他内容就没有什么印象了。

近日因为查一点资料重新又读了一遍《史记·佞幸传》，发现所谓《佞幸传》，原來就是从高祖刘邦到汉武帝几个皇帝的“基友”传。然后又翻阅了一下《汉书·佞幸传》，内容与《史记·佞幸传》一致，把西汉所有十多个皇帝的基友都历数一遍。《史记·佞幸传》重点记述了邓通、韩嫣、李延年的事迹，《汉书·佞幸传》重点记述了除《史记》里上面三人外，另外记述了石显、淳于长、董贤数人。

《史记》、《汉书》的这两篇《佞幸传》成了我国正史廿四史（或廿五史）上的奇葩，从《后汉书》以后的正史再也没有专门为皇帝基友立传的《佞幸传》了。

《史记·佞幸传》开宗明义即云：

“谚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无虚言。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说明此篇讲的是以男色获取皇帝宠幸的士人和宦者，即所谓“以色媚”“以色幸”。这种男人以色获取宠幸以往就很多。比如余桃、前鱼、龙阳等典故讲的就都是男人以美色获得宠幸。

然后逐一列举了自高祖刘邦到“今上”武帝的基友。

高祖刘邦，有籍孺，即名叫籍的男孩。

惠帝刘盈，有闳孺，即名叫闳的男孩（《史记》张守节《正义》云：“籍、闳，皆名也。孺，幼小也。”）。

对于籍孺和闳孺的具体事迹没有介绍，只是说“与上卧起”——“与上卧起”或“与上同卧起”已经是史家的书写规范和标准。此后凡是写到皇帝的男宠绝大多数都要有此一句。但对其在政治上和社会风化上的影响却做了记述。在政治上，连公卿大臣都要通过他们才能与皇帝沟通。在社会风化上，郎官和侍中都模仿籍孺和闳孺戴着用鵕鸃（jùnyì）鸟毛装饰的帽子，系着饰有贝壳的衣带，涂脂抹粉。

文帝刘恒，有士人邓通，宦者赵同、北宫伯子。对赵同、北宫伯子的记述很简单，主要是详细记述了邓通与文帝的关系。“邓通无他能，独自谨其身以媚上而已。”最有名的就是邓通给文帝吮痈，文帝赏赐给邓通铜矿，令其铸钱。犹如今之国家让你印钞票，能不富甲天下吗！文繁不录，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原书。

景帝刘启，“中无宠臣，然独郎中令周文仁，仁宠最过庸（超过一般人），乃不甚笃。”这个周文仁只能算是个嫌疑人吧。

“今上”（武帝刘彻），士人有韩嫣、韩说（yuè），二人是韩王信（非淮阴侯韩信）的曾孙。“嫣常与上卧起”，“赏赐拟于邓通”。“嫣弟说，亦爱幸。”

宦者有李延年。李延年的妹妹即汉武帝的宠姬李夫人。李延年“与上卧起，甚贵幸，埒（等同）如韩嫣也。”李夫人死后，李延年色衰爱弛，后被杀。传中对韩嫣、李延年的事迹记述颇详，此不赘。

传文最后云：“自是（李延年事件）之后，内宠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数也。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

也就是说，汉武帝自李延年后的男宠多是外戚，大都不值得记述，所以传里没有记载其姓名官爵事迹。但是，司马迁特意点了一笔：“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

卫青、霍去病二人不是抗击匈奴的名将吗，竟然也是武帝的男宠？没错，是的。因此，我们对卫、霍两人略作一点说明。

卫青出身微贱，是个私生子。其三姐卫子夫原是平阳公主（汉武帝的姐姐）家的歌伎，卫青曾在公主府里做过“童骑”即骑奴。卫子夫被武帝看中，纳入宫中，深受宠幸，后又因生了儿子，被立为皇后。卫青什么时候被武帝所宠幸？史料没有记载卫青确切的出生年份，我们可以根据一些资料做一些推测。卫子夫可能是在十四至十六岁之间入宫，而卫青是其母在丈夫死后和别人私通所生，至少比卫子夫小一、两岁。建元二年（前139年）卫青被任命为“建章监”时约12至15岁之间，后任侍中、太中大夫，直到公元前130（或129）年被任命为车骑将军征伐匈奴。其间有十年时间随侍在武帝身边，史载卫青“以和柔自媚于上”，其被武帝宠幸，当在此时。卫青多次出征讨伐匈奴，战功卓著，被封为大司马大将军，位极人臣。有趣的是，当年曾是平阳公主家奴的卫青，最后却被武帝赐婚娶了大他十几岁的平阳公主（前两任丈夫都亡已故）为夫人，由武帝的内弟变成了姐夫。在功高震主的情况下，平阳公主实际上也成了卫青的保护伞。

霍去病是卫青的二姐卫少儿与平阳县小吏霍仲孺的私生子，也即卫子夫和卫青的外甥，比卫青小十多岁。霍去病幼少时期正是卫子夫和卫青最受武帝宠幸的时候，有舅舅和姨母的庇荫，所以他是在奢侈优渥的环境中长大的，而且很受武帝的喜爱，大概也即在霍去病光鲜亮丽的少年之时成了武帝的男宠，并任命为侍中①。为了培养霍去病，在他18岁时封其为骠姚校尉，率800名壮士，随大将军卫青出征匈奴。取得军功后被封为冠军侯、骠骑将军。以后多次协同卫青出征匈奴，战功赫赫。武帝“乃益置大司马位，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皆为大司马。定令，令骠骑将军秩禄与大将军等。自是之后，大将军青日退，而骠骑日益贵。举大将军故人门下多去事骠骑，辄得官爵。”元狩六年（前117年）霍去病英年早逝，年仅24岁。

司马迁在《史记》中是把卫青和霍去病合在一篇传中写的，即《卫将军骠骑列传》。史家多认为此传寓褒贬之意，写卫青之功，多陈述事实，“摹写唯恐不尽”；而写霍去病之功则多用皇帝诏辞（诏辞以幕府战报为据），亦即对霍去病的战功表示存疑。说霍去病的战功有水分，这是可能的。古今中外将军们的战功报表，恐怕没有水分的极少，所以我们尽可不必以此来否定霍的战功及其历史意义。至于对卫、霍二人事迹的写法不同，窃以为未必是春秋笔法以寓褒贬，而只是文字处理的手法不同而已。试想如果一篇之中，卫、霍二人的写法雷同还是太史公的文字吗？

也有人否认卫、霍二人是武帝的男宠，似乎承认了这一事实，有损于卫、霍二人抗击匈奴名将的英名。如是，则对同性恋的思想观念真是连2000多年前的司马迁也不如了。太史公把他们的名字放在佞幸传里面，就是明确承认卫、霍二人是武帝的男宠。但同时又为其专门立传，并不因其以外戚贵幸而否定其功绩。宋代何去非《霍去病论》云：“昔者，汉武之有事于匈奴也，其世家宿将交于塞下。而卫青起于贱隶，去病奋于骄童，转战万里，无向不克，声威功烈震于天下，虽古之名将无以过之。”并不因卫青起于贱隶、霍去病奋于骄童（犹狡童、娈童）而否定其“声威功烈震于天下，虽古之名将无以过之。”

除了在佞幸传的开篇就讲“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在篇末的结语又云：“甚哉爱憎之时！弥子瑕之行②，足以观后人佞幸矣。”感叹以色媚上之不可靠。这也是警示那些以色媚主的士人，应该像卫、霍一样“用材能自进”，才能保持富贵，不至于色衰爱驰，招致祸患，如弥子瑕那样。

在《太史公自序》又再次强调：”夫事人君能悦主耳目，和主颜色，而获亲近，非独色爱，能亦各有所长。”这里，太史公对男人的以色媚上，邀宠固爱，似乎并没有强烈的反感，与女人的以色邀宠没有什么不同。而强调男宠不仅是以美色邀人主爱幸，也要各有特长，如李延年的音乐才能，卫、霍的赫赫战功。

从《史记·佞幸传》，我们可以看出古人对同性恋的态度是颇为宽和包容的。司马迁作为“御用”史家不仅把本朝皇帝的父祖辈的同性恋③事迹书之于竹帛，甚至连“今上”的基友都写到史书上。虽说皇帝搞同性恋说不上是恶行，却也并非什么值得称道的美德，但司马迁敢于秉笔直书，汉武帝也没因此对他治罪，不能不说当时的言论尺度还是相当的宽松。

反观而两千年后的我们，似乎对同性恋的态度还没有太史公那么宽容和开放。

附注：

①《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是岁（元朔六年，前123年）也，大将军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幸，为天子侍中。”此“幸”并非一般的宠幸、喜爱，与“汉王心惨然，怜薄姬，是日召而幸之。……一幸生男，是为代王（《史记·外戚世家》）”句中的“幸”同义。

②弥子瑕：春秋时代卫灵公的男宠。在他被宠幸时，他吃桃子觉到味道美，留一半送给卫君，卫公称赞他爱自己（此即“余桃”典故的来源）。他母亲生病，假托君命驾卫公的车回家看母亲，卫君称赞其孝。但他色衰失宠后，这些又都成了他的罪过。（见《韩非子·说难》、《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③古时帝王幸男宠，与现代意义上的同性恋性质不同，这里仅仅是借用这个大家都熟悉的词来表述，此问题复杂俟另文论述。倒是汉哀帝与董贤的同性恋故事和现代意义上的同性恋有些相似。（《汉书·佞幸传》）

           2023-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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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姜教授的历史故事，总能增长自己的知识与见识，欣赏，问好，遥祝您秋琪，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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