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诗教与朱子诗学思想

清平乐

中华诗教与朱子诗学思想
            
              兰水渔父

孔夫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可见，中国历史上人的成长与教育与诗歌的关系之密切。甚至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诗歌除了对于个人而言，传递微妙感受、抒发性灵之外，还在规范伦理，教化道德，慰藉人心方面，起到与西方宗教类似的作用。林语堂曾指出：“吾觉得中国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诗教导了中国人一种人生观，教导人们如何看待宇宙、世界、自然、生活与同类的价值观念，以及由此而生出的一种仁爱、悲悯情怀。所以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诗的位置是无法彻底根除的，最多的时候隐藏一些，有些时候张扬一些。比如每到中秋节，每个中国人都会想起“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园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之类，而在这些诗歌中，其宰就内在规定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与情感方式，一种伤感于时光飞逝的无可奈何的虚无感，但又自我安慰心存乐观，这些都是深入中国人的骨子里的内心深处，无法摆脱的。西方有《圣经》，中国有《诗经》。在古代，中国人失意时，悲观绝望时，诗词都能给他们心灵的安慰，因为诗歌里有一种永恒的超越性的力量。
孔子的诗教精神为历代儒家继承、发扬，并因各自时代特征及诗歌变化的状况作了新的阐释。故诗教是一种历史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其含义不尽相同。朱熹的诗教育思想，既有继承孔子诗教精神一面，又有自己因时世变迁，诗歌创作演进而创发的一面。
朱熹论诗教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孔门六艺教学内容之一，与《礼》、《乐》、《书》、《春秋》、《易》诸教并列、专指《诗经》或诗三百的教化功能及方法，其目的是培养君子或君子儒。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礼记-经解》说：“人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都指明孔子重视《诗》教。朱熹论诗教，既有继承孔子《诗》教精神的一面，又有自己因时世变迁、诗歌演进而创发的一面。因此，朱熹论诗教，狭义之一面，即专指孔子之《诗》教，即以六艺之中的《诗》为教材，为为学习者实施《诗》为教材，为学习者实施《诗》教，此以孔子的《诗》含义相同。为此，朱熹还有专著《诗集传》，并以之为教本，对学子实施《诗》教，並对孔子的《诗》教言论及实践都作了精详的阐释。
朱熹的诗教思想还有广义的一面。广义则指诗歌的教化，其范围不限于《诗经》，而是包括从先秦到南宋各个时代的诗歌。诗是中国文学的主流。《诗经》之后，有楚辞、汉乐府、五言古诗、魏晋南北朝的五言诗七言诗、至唐代诗体已齐备，而中晚唐、五代、宋又有词的兴起，可谓是一代有一代之诗，而其源头则在《诗》、《骚》两大系统。朱熹在《答巩仲至》一文中论“诗教”说：“古今之诗，凡有三变。盖自书传所记，虞夏以来，下及覝晋，自为一等。自晋宋间颜、谢以后，下及唐初，自为一等，定著律诗，不及今日，又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为诗者固有高下，而法犹未变。至律诗出，而后诗之与法始皆大变。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无复古人之风矣。”（《朱文公文集》卷六十四）尤重《诗经》、《楚辞》两大传统，主张自然、真诚言志、抒怀，对“葩藻之词胜，言志之功隐”的诗作多有批评。为更有效施行诗教，除重视孔门诗教传统外.他还扩大诗教的“诗”的范围。
在《朱子语类》卷二十二，朱熹说：“思无邪，所以为教。”“《诗》本性情，有邪有正，其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间，抑扬反复，其感人又易入。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于此而得之。”（《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四）他在《诗集传序》中说：“《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有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足以为教。”

      公元2024年1月5日  癸卯冬月廿四    于厦门翔安

清平乐

作者是我在《闽南日报》社的同事、兄长、老师。现将他的诗论文贴在此处，供四季文学友人欣赏。

李听圃

持论得宜。现在也有很好的现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