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岁月

滕农

        75年5月我高中毕业，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徐庄村(当时称大队)，开始了三年的务农生涯。三年来，锄地、翻地、挖猪圈、挑粪、收麦、砍高梁、劈烟叶、炕烟、采石拉脚、倒仓扛包，出民工，总之经历了春种夏管秋收冬翻的各种农活。在那艰苦的日子里，不少人和事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一是农药浸种。众所周知，山区的生活条件、认知、地力资源远远不如平原地带。虽说不上刀耕火种，基本上是镢刨锨挖靠天吃饭。大田极少，地块零星，田多没有畦墙。作物亦多为杂粮。70年代中期才开始平整畦田留渠浇水，大量引种小麦。当年县里对山区发展极为重视，除派来技术员指导耕种外，为减少病虫害保证出苗率和日后增产，还专门举办了小麦生产浸种技术培训班。大队派我去县里参加了培训。回来后，落实遇到了困难。作为新生事物，一、二、四、五队都不愿伸头、，只有第三生产队队长胡志川站了出来，同意作为试点。胡志川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人有眼光，思想比较新派，平地整畦就是他带的头。三队派了两位妇女协助工作。按照培训的方法，我们找来了两口大锅，放了一定比例的石灰、水，搅匀后，倒进小麦种子浸泡，一段时间后捞出晾晒。不巧的是天公不作美，竟下起了雨，我和队长都犯了愁，唯恐烂了种子。好在暑假，村小学空着，支书郝秀山找来小学负责人，将学校教室借来作了晾种场地，解了燃眉之急。事后，种子测试发芽率在97%以上，我才放下了一颗忐忑的心。其他几队也顺利落实了浸种。
        二是富业组时光。浸种任务完成不久，村支书秀山哥推存我担仼了村团支部书记。负责团的工作，青年学习等。并兼职大队宣传员。每天在村大喇叭上读报或传达上级文件，宣传上级精神。当时由于我属第三生产队的人，需第三队发工分。队长不大乐意，有时大队需要时，村支书秀山哥还要去生产队代我干农活。为了宣传工作的需要，秀山哥将我调入了大队富业组。富业组直属大队，十几个人，是一个独立结算单位。富业组有石塘与河沙场，主要是为社直部门，如供销社、粮所、医院、学校、信用社等部门提供石料、沙子等物质和基建劳务服务。有部门需石材时，我们就在西岭石塘放炮起石，然后抬出装车，两人一辆地排车，一人在前抗着一在后压车由岭上滑放下坡(坡陡三四十度)。这还不是最累的，最累的活是为粮所倒包。粮所的储粮除需药物防虫和防潮外，还要倒包通风换气。记得倒玉米我还行，能扛包上梯板，一气能扛个十来包(每包约180斤)。扛小麦就不行了，小麦每包约200斤，记得扛第三包上梯板一半时，肋骨都感到挤压一块了，结果板一颤，连人加包都歪到粮堆里。富业组虽苦，也有他的乐趣。我们富业组有两个文人，一个是陈芳彦，他祖父原是民国时期乡长，知名民主人士。他本人曾是教师，62年在七级工八级工不如社员一沟葱的年代，辞职回了村。另一位是陈连科，其父曾任建国初滕县县委统战部长。两人都很有文才。休息时，这两人常给我们讲一些【聊斋】、【三言二拍】上的故事，听得我们入迷。后来放开文化市场时，陈连科还考上三级评书演员。除听故事这一乐趣外，每年年终，大队按总收入提成5%，奖励富业组，钱虽不多，但我们都非常高兴，按惯例，这钱不分到人，买酒买菜买肉，大家聚歺一场。酒是八毛辣，菜有青豆，花生米，猪头肉，大家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开怀畅饮笑声满堂。记得我那次喝了大半碗酒，吃了一碗猪头肉。今天回忆起来，连自己都不敢相信，但竟然那是真的。
        再有一件令人记忆终生的是，1976年10月，我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村支部换届，党员大会我被选为支部副书记。当选后不久，公社要求徐庄管区成立指挥部，扩宽老鼠峪水库溢洪道，修南山渠道。村民工队由我带队，共计十余人。菜金(每天每人3分)欠缺部分和粮食由生产队出。当时正值夏季，各生产队都有山坡田头种的南瓜豆角，我们就派人去摘。粮也能凑乎。但当时油很贵，吃菜不能没有一点油啊，于是我就派人悄悄去偏远山村，私下收猪宰杀，卖掉膘肉下水，留下肠油，来解决菜金不足问题。这事，后来被税管员知道了，直到我工作后，他还找我追要掉头税，最终是公社领导出面协调解决了这一问题。      
        光阴荏苒，近五十年过去了，回首往事，件件犹新，特此写下，以缅怀这段有苦有乐的岁月。

白水

平常事，读来温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