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缘
现代社会很少有人写信了，而我时不时还爱写信，更高兴看信，也喜欢收藏信，似乎对“信”有一种特殊的“情缘”。
写信不单纯是为事，或者问候。写信往往是觉得自己心里有许多话要说，想把自己生活中的各种感受向自己最亲近的人，能理解自己的人倾诉。所以写信也是一种情感的交流，寄托或发泄，也是调节个人心态的一种方式。 1996年4月初，由于我所在的企业不景气发不出工资，经朋友介绍，我从西安来到三亚，受聘到一家医院上班。初来时，简直无法排遣远离故土的孤寂，和对亲人的牵肠挂肚。写信变成了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一下子写出去10余封信，写给我的孩子、我的朋友、我的同学。 信寄出去后，自然就盼着回信，会掰着指头算着对方收到信的日子，揣想对方收到信后的反应，再等着回信。大儿子在回信中写道：“妈，我非常想你，同时也在心底里由衷地钦佩你的坚强和勇气……虽然我们一家人天南海北，但在不同的地方都积极地面对一切困难，为了终有一天我们能无忧无虑地相聚。”小儿子在信中说：“妈，你常去海边散散步，大海会消除你心中的忧愁，我也会常给你写信安慰你……我不希望你太累了。只要我们母子之间牵挂着、想念着，那就是很幸福的事了。”一位朋友还在来信中附了一首诗：“千里飘海南国行，虽为生计别有情。记着亲人甚悬念，鬓华之人多珍重。”儿子、亲友在一封封来信中对我的理解、关心、思念，给予我生活的勇气和信心。 我从回信中大多都能得到一种心灵的呼应，这些信不仅给我在他乡寂寞的生活增添了快乐，同时也给我带来了文学和艺术上的享受。几乎所有的信件都饱蘸浓墨，情深意重，文采飞扬，读来似在欣赏文学佳作，又倍感温暖，激动不已；看到信封上精美的图案和邮票、隽秀或苍劲的钢笔毛笔字，又像在欣赏一件件工艺品和书法。这确是一种享受和乐趣。 几十年来，我把认为有价值的信都珍藏下来了，特别是保存了所有的信封。从西安的校园时期，到四川、海南各个不同的工作单位，有爱人，孩子，朋友写来的，也有参加各种学术会议的邀请信。每一个信封里都有一个故事，不同信封里的不同故事，就是我人生旅程的足迹。也留下了不同时代的政治色彩。“文革”中的信封，邮票上多有毛主席像，毛主席语录，有工农兵形象而绝不会有这“星”那“星”。而最让我追悔莫及的是在“文革”开始后，当时我的先生被打成牛鬼蛇神，我忍痛把他写给我的信偷偷地烧了，但把信封留下来了，因为那些信封都是他一个个精心挑选出来的，上面有他那一手蝇头小楷的毛笔字，有一枚枚有价值的邮票。我实在不忍心将这些，我深爱的东西化为灰烬，被幸运留下来了。 岁月流逝，人已去了那么久，那些信件虽已化为灰尘，却无法抹去留在我心中的伤痛、深情、诗意、浪漫印记。每每重阅这些信件时，那一件件往事依然历历在目。 记得1965年下半年，我在西安建筑职工医院实习，他写给我的信经常被人偷。有一次，他在牛皮纸信封的背面，用毛笔竖写着一幅对联：上联是 此地无银三百两，下联是 白纸黑字一大张，横批是 盗者自便。 我们之间，连吵架都有诗意。吵架后，他在给我的信中写到： 一时生气猛言激，神静气消悔不及。 坐立不宁食少进，茫茫心烦身无力 。 空室寂寂闷气生，旷野廖廖月光明。 不见娇娇伊人面，唯有繁星添心烦。 睹物思人，尽管心潮难平，泪水喷发……却也能得到些许安慰和鼓舞后，对亲人的思念，都会在一行行泪水中慢慢融化，擦干眼泪再向前走去。 这便是我的“信缘”，我还会再写下去，直到我走到夕阳的尽头。
附：这篇《信缘》1997年，刊登在三亚珠江花园酒店第一期店报上。酒店每期店报都送《三亚晨报》，我的这篇《信缘》也就刊登在《三亚晨报上》，还给我稿费。因为那时没有手机，在外地打长途电话费很贵，这篇文章发表后，在酒店引起员工们起的共鸣。有一位员工立即又写了一篇《再续》，还让我修改过。 后来酒店就成立了店报编辑部，每月一期，我也进了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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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钟鼓楼附近有个博物馆，陈设了许多六七十年代以及八十年代的陈列品。在四川的建川博物馆里也有一个陈列馆有类似的大量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