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妇女节”的尊严

冬风无痕

“妇女能顶半边天”，这是毛泽东同志对新中国女性社会价值的精准概括。毛主席“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论断，源自太行山根据地的妇女自卫队、东北解放区的女拖拉机手。这些真实的历史群像，构成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实践根基。在广东顺德，女工们通过集体谈判争取到同工同酬；在浙江义乌，女性创业者占据电商从业者的65%。

这些鲜活的实践告诉我们，妇女解放从来不是购物车里的商品，而是权利斗争中的自我实现。然而，当商家将3月8日包装成“女神节”“女王节”，当社交媒体以“公主节”为噱头兜售消费主义时，我们不得不追问：这些轻浮的称谓，究竟是在致敬女性，还是在消解妇女节的历史重量？


一、妇女节的历史本质：劳动与抗争的旗帜



国际劳动妇女节诞生于20世纪初的工人运动。1908年，纽约纺织女工高举“面包与玫瑰”的标语游行，用罢工争取八小时工作制与选举权；1910年，蔡特金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正式倡议设立该节日，将其定义为全球女性争取平等的纪念日。在中国，1924年广州妇女首次公开集会，提出“废除多妻制”“争取教育平等”等革命性口号，何香凝的呐喊标志着中国女性从“家庭附属”走向社会舞台。这些历史事件共同铸就了妇女节的底色--它是对阶级压迫的反抗，是对劳动价值的确认，更是对女性主体性的礼赞。

克拉拉·蔡特金在1910年哥本哈根会议上提出设立国际妇女节时，这个日子承载着无产阶级妇女争取选举权、同工同酬的政治诉求。1949年新中国《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的生活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将妇女解放写入国家根本大法。这些掷地有声的历史承诺，构成了妇女节最坚实的政治底色。

资本的解构力量正悄然消解妇女节的政治性。以某美妆品牌在“女神节”的广告为例，一句“爱自己就要买最好的”，硬生生地将自我价值和消费能力捆绑在一起。这和封建时期 “女为悦己者容” 的规训如出一辙，都是用看似美好的话术，行剥夺权利之实。当“公主节”的粉色气球充斥商场时，女性在职场遭遇性别歧视、于家庭承担无偿劳动等困境，却在节日的热闹表象下被悄然掩盖。

“女神节”“公主节”这类称呼，究其实质，不过是消费主义的产物。自2014年始，电商平台打着“关爱女性”的旗号，把妇女节前一天包装成“女神节”，以打折促销的手段收割流量。这类称谓用“美丽”“浪漫”替换了“斗争”，把女性从“劳动者”变成了“被观赏者”，妇女节原有的政治性与严肃性就这样被消解。正如《中国妇女报》所强调：“3月8日，最美好的名字是‘三八’国际妇女节。”


二、称谓背后的权力规训：从“妇女”到“女神”的认知陷阱

“妇女”一词本是对年龄与身份的中性描述，但在当代语境中却被污名化为“市井”“落伍”。部分群体试图以“女神”“女王”等词汇重构女性形象，实则是将女性价值窄化为外貌与消费能力。例如，“女神节”的流行逻辑是：女性若不愿被称为“妇女”，便需通过消费“证明”自身价值。这种叙事暗含双重矛盾：一方面，它以“赞美”掩盖对女性社会贡献的漠视；另一方面，它将女性束缚于“被消费”的客体地位，与“能顶半边天”的主体性背道而驰。

更为深层的危机在于，此类称谓可能重构社会对性别角色的认知。当“公主”成为女性节日的代名词，当“女王”被简化为“买买买”的特权，父权制与资本合谋，将女性重新推回“贤妻良母”或“精致玩物”的窠臼。这无疑是对“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历史性否定——它否认女性在劳动生产、政治参与中的主体地位，将性别平等简化为消费狂欢。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当资本用“女神”的光环遮蔽妇女节的革命底色时，那些在直播间里高喊“做自己的女王”的女性，可能正承受着比纺织女工更隐秘的剥削。重提“妇女”这个称谓，不是拒绝美丽与优雅，而是拒绝被定义的命运；守护妇女节的本真意义，不是否定个体价值，而是捍卫集体解放的政治遗产。当商业霓虹褪去，唯有那些在历史长河中真实抗争过的妇女身影，才能照亮性别平等的未来之路。


三、重构妇女节的意义：从“节日特权”到“权利觉醒”

“妇女”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中，始终是生产领域与革命实践的主体。克拉拉·蔡特金在创立国际妇女节时，强调这个节日属于“走出厨房、走进工厂、举着红旗游行”的劳动妇女。在汉语词源中，“妇”字从女从帚，本义指执帚之人，但在革命语境中已被重构为“能顶半边天”的政治主体。这种语义嬗变承载着妇女从家庭私领域向公共空间突围的历史轨迹。

而“女神”“女王”的称谓，实则将女性重新束缚在消费主义的祭坛上。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指出，现代社会通过符号编码将人异化为消费符号。某电商平台2023年“女神节”数据显示，销售额前三的商品是美容仪、塑身衣和轻奢包，这些商品共同构建了“完美女神”的符号体系。当妇女解放的诉求被简化为“宠爱自己”的购物车清单时，女性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实质平等诉求就被消解为消费能力的虚假自由。

“女神”称谓隐含着封建时代性别秩序的当代复归。在中世纪欧洲，骑士文学将贵妇人神圣化为需要供奉的“女神”，这种文化建构的本质是将女性物化为权力附庸。今天直播间里“给女神们送嘉年华”的虚拟献祭，与封建领主向贵妇人献上战利品的文化基因一脉相承。不同的是，封建领主用长矛守护“女神”，现代男性用信用卡供奉“女王”。

这种物化机制在身体政治层面形成双重规训。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揭示的权力微观物理学，在“女神经济”中体现为对女性身体的精密控制：A4腰、直角肩、漫画腿等审美标准，通过社交媒体的全景敞视监狱不断再生产。某医美平台数据显示，“女神节”期间面部年轻化项目预约量激增240%，这种自我客体化的实质，是女性将父权制的审美规训内化为“自主选择”。

妇女节不应是特权化的“福利日”，而应是反思性别不平等的契机。数据显示，全球范围内，女性仍面临职场歧视、薪酬差距、家庭暴力等结构性问题。在中国，尽管《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逐步完善，但农村妇女土地权益、职场性骚扰等议题仍待突破。这些现实困境提醒我们：妇女节的真正意义，在于持续推动社会对女性权益的关注，而非停留于表面的赞美与消费。

拒绝“女神节”等称呼，绝非否定女性美好特质，而是捍卫历史真相与主体尊严。正如墨西哥女性在“亡灵节”为性别暴力受害者竖起紫色十字架，韩国女性将“母亲节”变为抗议职场歧视的舞台，真正的性别平等需要女性以劳动者的身份，而非“被观赏者”的姿态，参与社会变革。


结语

“妇女节”，是镌刻着历史印记的见证者，是奏响斗争旋律的号角，更是承载着未来平等愿景的承诺。它属于在纽约勇敢罢工的女工群体，属于在广州街头振臂高呼的何香凝，更属于当下每一位为平等不懈拼搏的女性。在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今天，我们应重拾“劳动妇女”的无上荣光，让三月的清风，彻底吹散消费主义的浮华表象，让真正属于女性解放的激昂号角，在时代的上空久久回荡。

今日中国的性别平等事业，既需要警惕封建时代“女德班”的借尸还魂，更要防范消费主义将妇女解放异化为“精致利己主义”的温柔陷阱。重提“妇女节”的本真称谓，是要唤醒那些沉睡在历史尘埃中的女性群像--在北大荒开拖拉机的梁军们，在罗布泊计算弹道的王承书们，在改革开放初期摆摊创业的温州女工们。这些用劳动与智慧打破性别枷锁的身影，才是妇女节最应被铭记的精神图腾。

我们要坚决撕下“女神节”这一虚幻标签，让妇女节回归其铁与火铸就的革命本真。这一过程，离不开立法者精心打磨反性别歧视的法治盾牌，为女性权益保驾护航；离不开教育家努力重构性别平等的认知蓝图，从根源上扭转陈旧观念；也离不开每个普通人坚守立场，拒绝参与消费主义符号暴力的合谋。当有一天，人们不再纠结于“该叫妇女节还是女神节”，当“妇女”二字能够毫无愧色地与“解放”“平等”“尊严”并肩而立，那便是对百年前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毅然走上街头的先驱们，最崇高、最真挚的致敬！

周炜才

追溯节日，人们不再纠结于“该叫妇女节还是女神节”，当“妇女”二字能够毫无愧色地与“解放”“平等”“尊严”并肩而立，那便是对百年前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毅然走上街头的先驱们，最崇高、最真挚的致敬！

李听圃

把尊严回归劳动和平等才是本色！

一个放羊娃

妇女节的来历及沿革，正本清源，茅塞顿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