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自述 1955年的金秋时节,东海之滨的一家医院里响起了我的啼哭。我的上面有两位哥哥,但我从来没享受过女娇娃的待遇吧。我的家乡,历来是男人外出打工或做生意,女人在家忙农活、织布,操持家务。我爷爷对我妈要求:“有国有家,你男人在为国家做事,你要好好在家忙活。”我妈那时年轻,有高小文化,又受过革命的熏陶,她冲出家庭的束缚,参加了供销社工作。那时她年轻、好强,一心投入工作,把我寄养在奶妈家,等到有空去看我时,发现我饿的皮包骨头,逮住东西就往口里塞,直把她看得泪花翻滚,抱了我就走。 我妈说,为了调养我的身体,她听人介绍用珍珠粉喂我,并先后寄养在二个姑妈家里,她的工作关系于1959年迁到浙江仙居,尔后,是二姑妈家的表姐送我与父母相聚,那一年我五岁吧。 我不记得我有快乐的童年。到仙居后,父母忙于工作,把我放在托儿所,记得有次病了住院,父亲来看望我,而我别转头不理他,也不认识他。不久,我有了弟弟、妹妹,那时,大哥参军去了,二哥留在上海老家陪爷爷、奶奶。父母就把我当大孩子使唤,七岁学会煮饭,帮妈妈洗衣服,稍大就提着热水瓶到食堂打开水,有好多次提着热水瓶上台阶,由于人矮小热水瓶在台阶上一拖一磕就破,弄得一片狼藉,热水横流。 我七岁上小学,1967年上六年级时,文革开始了,父亲戴上白袖套,一家人被造反派赶出县委宿舍,到农民家租房住下,还遭受造反派的无端抄家。我还受牵连不能上学,到1969年夏季开学,与原来比我小学低二级的伙伴一起上初中,1974年中学毕业,到农村插队落户。1977年“四人帮”粉碎后,上了大学,毕业后回到仙居。1982年春节前,与中学同窗四年的先生喜接连理。 青少年时节,本来应是春色飞扬的季节,而我却过得忧心、郁闷,从红色子弟到白袖套子女,心里落差是很大的;应该读书,长知识、长本领的时候,不得不下乡修地球,要表态扎根农村。虽然,我的运气还不错,上了大学,但是所学的化工设备防腐蚀专业知识统统还给老师,没有一次正经用过,有时想想,当初招生办老师如果不是硬把我的档案从浙师大中文系拿到化工学院,可能我的文学水平和能力要比现在强。 工作和结婚后的生活,几十年来算是一帆风顺,平平安安,没有大的波澜,工作是在体制内按部就班,一晃就到退休时间。对婚姻还是比较满意,先生比我能干和有主意,家中大事一般听他的。独生子女是我们这一年龄档的特色,儿子从小聪明可爱,在时兴测智商时,也为他测了一次,智商为131算是超常吧。可是,作父母的教育不得力,当然也是有“工作忙”的借口,到后来,上个大学还是二本的,不过他的独立自主能力还是不错的,在省城的工作和婚姻都是独立完成的。 我和先生本来可以潇洒地共度晚年,两个人都喜欢读点书,一起到名胜古迹游游。可是,没想到人生之不幸也分别降临在我们身上:先生患了急性心梗,后又做了心外科手术;而我,得了癌症也动了手术,经历了放疗和化疗,对身体机能伤害很大。 走过了人生的大半旅程,虽然生命何时终结不由我们说了算,但是,心态和生活态度可以自由选择,只要活着就开开心心地过好每一天,不去自寻烦恼,做点力所能及的,自己高兴做的事,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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