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了解《天问》的重要依据，《天问》的文本本身以及关于屈原的零星地史料记载显得尤为重要。 相对《楚辞》的其他篇章，《天问》以内容繁杂、文义不次序等原因而被称为“屈赋以《天问》为最难读。”⑴关于其成书时地，按太史公在《屈原贾生列传赞》中言及其成文于《离骚》之后；东汉王逸则称其作于祠庙之中，这点向来多无异说。今祖述前贤的一些观点并笔者自己的几点浅见对《天问》的文本内容及成书时地再略作探究。 作为一位生活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特殊诗人，屈原本人的生活经历有必要在此再略作梳理。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说法： （屈原）为楚怀王左徒……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⑵ 王逸的《离骚序》中云： 屈原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⑶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条信息，一是屈原出身贵族，这在《离骚》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⑷”《楚世家》解释道，“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二是屈原的仕途多舛。按太史公的记载当如下： （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屈原贾生列传》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予，因谗之曰……王怒而疏屈平。（同上） 屈平既绌……明年……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同上） （张）仪出，怀王因善遇仪，仪因说楚王以叛从约而与秦和亲，约婚姻。张仪已去，屈原使从齐来，谏王曰：“何不诛张仪？”怀王悔，使人追仪，弗及。《楚世家》 于是楚王已得仪而重出黔中地与秦，欲许之。屈原曰：“前大王见欺于张仪，张仪至，臣以为大王烹之；今纵弗忍杀之，又听其邪说，不可。”怀王曰：“许仪而得黔中，美利也。后而倍之，不可。”故卒许张仪，与秦亲。《张仪列传》 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幼子子兰劝怀王行……怀王卒行……竟死于秦而归葬。《屈原贾生列传》 怀王卒于秦，秦归其丧与楚。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楚世家》 怀王客死，兰咎屈原；好谀信谗，楚并于秦……作《楚世家》第十。《太史公自序》 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 《屈原贾生列传》 首先由于上官大夫的谗言，怀王决定疏屈原，这与“王甚任之”产生极大的反差，也似乎客观地为屈原日后的仕途命运埋下了伏笔。再者，屈原出使齐国自然旨在修复齐楚之间的关系，而怀王却几乎是在同时“卒许张仪，与秦亲。”诚如姜亮夫先生在《屈子年表》中所言：“及怀王悟为张仪所欺，而起用屈原为齐使，盖一时权宜之事，非即能塞谗者之口，故使齐返而仍被疏。” 到这里，又一个问题摆在眼前，即怀王时期的屈原究竟是疏还是放。《说文解字》云：“放，逐也。⑸”汤炳正先生在《〈屈原列传〉理惑》中引用杨倞注《荀子·大略》云：“古者臣有罪，待放于境，三年不敢去，与之环则还，与之玦则绝。”又说“屈原当时被疏情况，盖既不在朝庭，只是外居待放……到了襄王之世，才被流放。”⑹由此可见得，疏与放之间存在很大的区别，例如《说文》云疏为“通也” 。普遍被认为是作于顷襄王时被放逐后的《渔父》中有“屈原放逐，游于江潭。行于泽畔，颜色憔悴。”王逸序曰：“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忧愁吟叹，仪容变易。”太史公也认为“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或谓“远出郢都，处山林也。”和“道路僻远，所在险也”（王注《卜居》） 既是如此，按王逸的说法：“《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旻，仰天叹息。”这与以上诸说法如出一辙，见得其作于怀王年间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明人黄文焕的《楚辞听直》卷三注《天问》也讲道：“……悲怀王死秦、愤襄王之不能抗秦，忧楚之终将折于秦也。” 那么有关《天问》较具体的成书时地又是什么呢？这就不可避免地触及屈原在顷襄王初期被流放出郢都的行程路线，以及《天问》的文本内容了。在此先由行程路线说起。既然已大致确信《天问》的成书时间是在顷襄王时期，如太史公所言：“太子横至，立为王，是为顷襄王……顷襄王横元年，秦要怀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应秦……二年，楚怀王亡逃归……怀王遂发病。顷襄王三年，怀王卒于秦，秦归其丧于楚。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楚世家》“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屈原贾生列传》王逸《离骚序》云：“（怀王）其子襄王，复用谗言，迁屈原于江南。” 新会梁任公（启超）在《屈原研究》中讲道： 《招魂》说的“路贯庐江今在长薄”，像江西庐山一带，也曾到过。但《招魂》完全是浪漫的文学，不敢便认为事实。《涉江》一篇，含有纪行的意味，内中说“乘聆船余上沅”，“朝发枉渚，夕宿辰阳”，可见他曾一直溯着沅水上游，到过辰州等处。他说的“峻高蔽日，霰雪无垠”的山，大概是衡岳最高处了。他的作品中，像“幽独处乎山中”“山中人兮芳杜若”，这一类话很多。我想他独自一个人在衡山上过活了好些日子，他的文学，看来就在这时代大成的。⑺ 汤炳正先生则给出了一条更为清晰的行程图。先生依据出土的怀王时期文物《鄂君启节》的“舟节”路线，得出“屈原是：①先从郢都沿江东下，到达‘泸江’、‘陵阳’； ②再泝汉而上，泝汉而行，直达汉北；③又沿江而下，西南泝沅，直抵溆浦，最后又东济资、湘，到达汨罗。⑻”先生据《哀郢》“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例证屈原在陵阳一带生活了九年，之后循汉水而抵达汉北。 关于屈原去汉北的原因，清人宋翔凤的《过庭录》卷四： 《史记·秦本纪》：惠文王后十三年，庶长章击楚于丹阳。《楚世家》亦言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遂取汉中之郡。《屈原传》作大破楚师于丹淅。《索隐》曰：丹淅，二水名也。谓于丹水之北。淅水之南，皆为县名，在宏农，所谓丹阳浙是也。案《汉志》：宏农郡丹水，水出上雒冢领山，东至析入钧。密阳乡，故商密也。浙即析县，并在今河南南阳府内乡县境内。《水经》，丹阳出京兆上洛县西北冢领山，东南过其县南，又过商县南，又东南至于丹水县，入于均。《郦注》：丹水通南阳郡。《左传》哀公四年，楚左司马使谓阴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晋楚有盟，好恶同之。不然，将通于少习以听命者也。京相璠曰：楚通上洛要道也。《郦注》又云：析水至于丹水，故丹水会均，有析口之称。丹水又经丹水县故城西南，县有密阳乡，古商密之地，昔楚申、息之师所戍也。春秋之三户矣。杜预曰：县北有三户亭，丹水南有丹崖山，山悉赤壁，霞举，若红云秀天，二岫更有殊观。丹水又南径南乡县故城东北，又东径南乡县北，丹水径流两县之间，历于中之北，所谓商于者也；故张仪说楚绝齐，许以商于之地六百里，谓以此矣。《吕氏春秋》曰：尧有丹水之战，以服南蛮，即此水，有南合均水，谓之析口。是战国丹阳，在商州之东，南阳之西，当丹水析水入汉之处，故亦名丹析。鬻子所封，正在于此。⑼ 汤炳正先生说道；“按这里的‘鬻子’，当即《史记》‘熊绎’之误。⑽”或谓“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楚世家》）又钱穆先生在《屈原居汉北为三闾大夫考》中云： ……三闾乃邑名……以公邑称大夫，私邑称宰之例……楚则有县尹县公，然亦有县大夫。如上官大夫谮屈原，上官即邑名也。惟三闾之邑。《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传》：“秦、晋戍鄀，楚申息之师戍商密。秦人过隈以围商密。”杜注；“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国。其后迁于鄀县，商密今河南丹水县。析，南阳析县。”《水经注》；“丹水经丹水县故城西南，县有密阳乡，古商密之地，楚申息之师所戍也。楚之三户矣。”是鄀本在商密，后鄀既近，而其地乃改称三户……因知（屈）原居汉北，即为三闾大夫，在南阳之三户也。 又《项羽本纪》云：“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可见在楚人的民族观念中，三户的位置尤其重要，同时也解释了屈原到汉北的原因所在。《哀郢》的篇末也有“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礼记·檀弓上》云：“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君子曰：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道’，仁也。” 关于楚之先王墓的地点，《楚世家》中所涉及的有两处：一是“吴王阖闾、伍子胥、伯嚭与唐、蔡俱伐楚，吴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吴太伯世家》和《伍子胥列传》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二是“（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两处所记载的都是在郢的楚先王墓。按1978年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出土的楚“王子午”墓，即曾担任楚令尹的子庚。卒于楚康王八年夏而归葬与丹阳的王子午直接佐证了屈原所说的“狐死必首丘”的意义，同时也证明了丹阳的楚先王祠当为《天问》的成书地点所在。 《天问》中所涉及的历史事件很多，尤其是其中关于春秋时期的史实颇耐人寻味，且试举如下： “齐桓九会，卒然身杀？” “伯林雉经，维其何故？ 何感天抑地，夫谁畏惧？” “勋阖梦生，少离散亡。 何壮武厉，能流厥严？” “兄有噬犬，弟何欲？ 易之以百两，卒无禄？” “吴光争国，，久余是胜。 何环穿自闾社丘陵，爰出子文？ 吾告堵敖以不长。何试上自予，忠名弥彰？” 既然《天问》是屈原受丹阳楚先王祠中的壁画所作，那么壁画的内容所绘一些神话传说与历史事件自然是有很大的可能。前文所提及的楚王子午乃楚庄王子，卒于康王八年。而齐桓公、晋献公太子申生等事均发生在楚庄王之前。“兄有噬犬”句南宋洪兴祖补曰：“《春秋》昭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晋。《传》曰：罪秦伯。《晋语》曰：秦后子来仕，其车千乘。后子，即鍼也。”或谓：“（秦景公）三十六年，楚公子围弑其君而自立，是为灵王。景公母弟后子鍼有宠，景公母弟富，或谮之，恐诛，乃奔晋，车重千乘。”（《秦本纪》）或谓“（楚）康王立十五年卒，子员立，是为郏敖……郏敖三年，以其季父康王弟公子围为令尹，主兵事。四年，围使郑，道闻王疾而还。十二月己酉，围入问王疾，绞而弑之……而围立，是为灵王。”（《楚世家》）此时距康王八年（前552年）仅十二年。 至于“子文”，王注曰：“子文，楚令尹也。”堵敖，王注云是楚贤人。现普遍认为是楚文王子，成王兄庄敖。最耐人寻味的还当属有关吴王阖闾的几句了。《楚世家》载：“（楚昭王）十二年，吴复伐楚，取番。楚恐，去郢，北徙都鄀……二十七年春，吴伐陈，楚昭王救之，军城父。十月，昭王病于军中……将战，庚寅，昭王卒于军中……迎越女之子章立之，是为惠王。然后罢兵归，葬昭王。”吴王阖闾真正登上历史的舞台当是在楚昭王十年冬的吴楚之战。这在《天问》亦有说明：“吴光争国，久余是胜。”而昭王即使归葬也不可能葬于郢，更不可能是丹阳古都，唯有鄀都是最佳地点。到这里便不可能不产生一个疑问，即是如此，作于汉北丹阳楚先祠庙的《天问》怎么会有吴王阖闾的实际，且所占篇幅甚至超过了极有可能出现在壁画上的齐桓公等人。 再看这几句诗：“勋阖梦生，少离散亡……吴光争国，久余是胜。”作为楚民族的敌人，很难想象民族观念极强的屈原会对他有如此客观的评价。同样是作为楚民族的敌人，《天问》中对西周昭、穆二王远征楚地的事件却并不留情。 “昭后成游，南土爰底。 厥利惟何，逢彼白雉？ 穆王巧挴，夫何周流？ 环理天下，夫何索求？” “昭后成游，南土爰底。”王注曰：“言昭王背成王之制而出游，南至于楚，楚人沈之，而遂不还也。”或谓：“《史记》：昭王之时，王道微缺，南巡守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洪兴祖）或谓：“‘成’疑‘盛’字之讹。盛游，以兵车从游。即《吕氏春秋》所谓昭王亲征荆也。”（姜亮夫）“厥利惟何，逢彼白雉？”王与洪二人均认为是越裳献白雉，昭王南下迎接。闻一多先生则认为是“雉当为兕，声之误也。《吕氏春秋》：荆庄襄王猎于云梦，射随兕。《说苑·立节篇》作科雉。《初学记》六引《纪年》曰：（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⑾或谓“（昭王）十六年伐楚，当指《宗周钟》铭文所记者，大胜而还。故十六年获胜遇兕，不当与十九年逢雉丧师混为一谈。”（汤炳正）“穆王巧挴，夫何为周流？”王注，“梅，贪也。”洪注：“巧梅，言巧于贪求也。”“环理天下，夫何索求？”洪注曰：“志足意满，贪求无厌，适以召乱。”汤炳正先生据陕西扶风出土的西周共王时代的《史墙盘》认为：“穆王巧挴”中的“巧梅”乃《史墙盘》中“（穆王）刑帅宇诲（訏谋），緟宁天子”的“宇诲”的异文。又据古本《竹书纪年》云：“（穆王）三十七年，伐荆。”推得《史墙盘》中歌颂穆王的“緟宁天子”乃是继昭王伐楚大败后，穆王的得胜对西周政权的巩固。 对于昭、穆伐楚的事，周楚两民族的态度亦是截然不同的，《周本纪》云：“昭王之时，王道微缺，南巡守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左传·僖公四年》云：“齐候伐楚，曰：‘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对曰：‘……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或谓：“（楚右尹子革进谏楚灵王）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于是以获没于祗宫。”（《左传•昭公十二年》）“屈原的态度，跟周民族的传统看法是相反的；而跟楚国当时的民族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它既表示了一个新兴的诸侯大国对周王朝的批判，也体现了屈原极其鲜明的民族立场和强烈的民族感情。”⑿ 同样是作为侵略者的吴王阖闾又为什么在《天问》中得到相对客观的评价？相比昭、穆，阖闾不仅两次迫使楚国迁都，其得力臣属伍子胥和伯嚭还把楚平王的遗体拖出鞭尸（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报父讎。《吴太伯世家》）笔者以为这当是屈原在陵阳一带生活了九年之久的缘故。古陵阳原属吴国，前466年，勾践灭吴，属越。后楚威王伐越（大败越，杀王无强，尽取故吴地至浙江。《越王勾践世家》）屈原时期，吴、越早已并入楚国的版图，但作为吴国历史上少有的雄主，阖闾受吴人崇拜想来亦是理所当然，且很难被人们忘记。也正是在陵阳一带的九年里，使得屈原逐渐以吴人的角度去审视这位楚民族曾经的敌人。并因其任用贤才，励精图治等而欣赏他。（勋阖梦生，少离散亡。何壮武厉，能流厥严？） 至于备受关注的屈原对宇宙起源等诸问题的思考，笔者以为这正是楚文化与中原诸文化相互融合的结果。王逸《天问序》称写作背景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天问》开篇即提到当时盛行的“宇宙生成论”。对这一理论，冯友兰先生讲道：“（阴阳家）他们讲的是一种宇宙生成论。它由‘阴’、‘阳’得名。在中国思想里，阴、阳是宇宙形成论的两个主要原则。中国人相信，阴、阳的结合与互相作用产生一切宇宙现象。”⒀按西汉刘歆对阴阳家起源所作的分析：“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⒁ 可见“阴阳家出于方士”， ⒂而方士的术数《汉书·艺文志》分为六种，分别是：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所谓的宇宙生成论自然也是依此为基础而逐渐形成的。关于天文、历谱即蓍龟等《楚辞》曾多次涉及：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 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离骚》 “索琼茅以筳篿兮，命灵氛为余占之。” （同上） “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 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 （同上） “乃往见太卜郑詹尹曰：“余有所疑，愿因先生决之。” 詹尹乃端策拂龟，曰：“君将何以教之？” 《卜居》 《尚书•洪范》据考证虽不是成书于箕子，但“把五行说神秘化而附会在殷人刚遭受周人奴役的时候，附会在殷人箕子的口中，这个是不为无因。”⒃有据胡厚宣先生的看法，五行观念乃是肇于殷人的五方观念。五行与宇宙生成论同为朴素唯物主义哲学的代表，首先是与术数脱不开干系，“术数放弃了对于超自然力的信仰并且试图只用自然力解释宇宙的时候，就变成科学。”⒄ 由此，《天问》开篇所言的：“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暗，谁能极之？……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实乃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互影响、传播所致。这就如同在屈赋的其他篇章中体现出的儒家思想。但儒家以天下为己任，这点明儒顾炎武《日知录》中云：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辩？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匹夫之贼与有责焉耳矣。⒅ 屈原虽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他民族观念极重，这在上文也已提及。例如《橘颂》开篇即云：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 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深固难徙，更壹志兮。 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 因而，可以判断《天问》是作于楚顷襄王横在位中期的汉北丹阳楚先王祠。 注释： ⑴《汤炳正论楚辞》P171 ⑵《史记·屈原贾生列传》P258（本文有关《史记》的引用，若无特别说明，皆出自本书。） ⑶《楚辞补注》P1（本文有关王逸、洪兴祖所注释《楚辞》篇章的注文，若无特别说明，皆出自本书。） ⑷《楚辞·离骚》P1（本文有关《楚辞》的引用，若无特别说明，皆出自本书，参考自《楚辞补注》。） ⑸《说文解字》P79（本文有关《说文》的引用，若无特别说明，皆出自本书。） ⑹《汤炳正论楚辞》P24 ⑺《北大老讲座·屈原研究》P43 ⑻《汤炳正论楚辞》P83 ⑼《中国大历史》P60 ⑽《汤炳正论楚辞》P89 ⑾《楚辞校补》P52 ⑿《汤炳正论楚辞》P184 ⒀《中国哲学简史》P32 ⒁（同上）P34 ⒂（同上）P127 ⒃《中国古代思想史》P33 ⒄《中国哲学简史》P128 ⒅《中国文化要义》P156 参考资料： 《史记》 【西汉】司马迁 撰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宝库》 中国戏剧出版社 《尚书》郭仁成 译解 《国学经典图文系列》 岳麓书社 《楚辞》 《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文库》吉林摄影出版社 《说文解字》【东汉】许慎 撰；【宋】徐铉 校订 中华书局 《楚辞补注》【宋】洪兴祖 补注 凤凰出版集团 凤凰出版社 《楚辞校补》闻一多 著 《民国学术文化名著》 岳麓书社 《神话与诗》闻一多 著 《民国大师文库（第二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屈原研究》梁启超 文 《北大老讲座》滕浩 选编 当代世界出版社 《中国大历史（上册）》吕思勉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代思想史》杨荣国 著 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 著；涂又光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汤炳正论楚辞》汤炳正 著 《大家论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天问〉写作年代和地点推测》高华平 文 道客巴巴 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 职教中心2012届春考2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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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1-19 14:5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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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斤顶
发表于 2014-11-20 00:0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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