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三、那桶大酱有几十斤-记接文公社党委书记宇世昌三 “二六七号牢房”刚开始只关押我一个人,常有一群小孩扒窗看我,兴趣浓浓象似欣赏珍稀动物,边看边嘻笑,窘得我无地自容。后来又推进来两位。一位叫宋殿学,四十来岁;一位叫张瑛,五十余岁;都是教师。因这两个人的驻进,牢房不再枯燥单调了。他俩相互很熟悉,常山南海北闲聊,我只出耳朶听,并不插言。他们谈话很随便,我虽与他们不熟,但什么话也不刻意背着我。他俩挺乐观经常互相取笑,象似在驻旅店。不象我整天苦脸悲悲,真象个囚徒。他俩见我精神萎靡不振,常劝我:“过什么河,走什么桥。逢场作戏,何必认真,自寻苦恼。”在一起时间长了,多少对他俩有点了解。他俩那话后来我悟透了,知那是经过多场运动后的“经验之谈”。 宋殿学,上中等个子,身体较单薄,圆脸,头发微秃,稍有点驼背。常不见他笑,他很幽默,讲出的笑话,常令人捧腹大笑。笑出了眼泪,笑差了气,他还是绷着脸。那神情好象在说:“有那么可笑吗?莫名其妙!” 他获罪则是因为他一笑话,真所渭“祸从口出”。 公社“教联支部”有一次有一事令大多数教师不满意。他说去“教联支部”办事,得打着灯笼、拿着手电筒。別人问他为何,他一脸严肃地说:“教联支部黑暗哪!”。 “文革”来了,有人揭发他这笑话,说他“恶毒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将他揪出来批斗,打成“牛鬼蛇神”。他不服,造反派又找出他一些反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 并说他骨子里反动,是本质问题,他历史上就是“叛徒”。 他的历史是,一九四五年日本鬼子投降后,他的家乡来了八路军,打土豪分田地,他贫苦的家庭也分到了土地。国民党军队来了,国、共两党的内战开始了。为保卫土改的胜利果实,十六、七岁的他参加了人民军队。他唸过几年书,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部队让他当文书、通讯员。内战中,他稀里糊涂又成了国民党军队的俘虏,参加了国民党军队,当了大头兵。打败仗又被解放了,回家乡当了小学教师。 历史上是“叛徒”,又有现行“反动言论”,他是典型的“牛鬼蛇神”。接文公社开会批斗他,海城县全县教师大会也批斗他。可他“顽固不化”,怎么也批不倒。全县批斗大会在海城城内召开,全公社教师参加,公社党委书记帯队,海城安排了大汽车接送。平时难得进城,有这机会大家都挺兴奋,那天早早就到集合点等车。见他上车时提着个大水桶,平时他就爱出些怪招搞点冷幽默,这次又不知道他搞什么名堂谁也沒过问。 上午批斗大会结束,中午休息一时没看住,他人沒了。人们认为他可能逃跑了,撒下人马去找,过了很久终于把他找回来了,还帮他提回一大水桶几十斤大酱。他沒有逃跑,去副食店买大酱去了。几十斤一桶大酱他提不动,正在他发呆,被找他的人擒住了,帮他提回这桶大酱。原来城里大酱敞开供应,农村却沒有。他早就计划好了,利用这次难得到城里挨批斗的机会,顺便给家里买几十斤大酱。临行前他准备了一个大号水桶。他这一举动让大家哭笑不得,“民以食为天,吃饭是件大事”领导也无可奈何。往回走,到上车的地方有挺长一段路程,老师们都视他为瘟神离他大老远的。他身子单薄,又提不动那桶几十斤大酱,但又不能扔下他。 带队的公社党委书记叫宇世昌,三十来岁,个子不太高,身体很结实。四方脸面色黑红,浓眉大眼,两眼平时总充满笑意,只有在台上讲话时才显得目光炯炯。家住老牛寨与宋老师住的对子峪村相邻,据说在小学时宋曾教过他。见他窘迫的样子,只好上前帮他提那桶大酱。一路之上,两人晃晃悠悠费力地提那桶大酱前行,他俩面目表情都很淡定、自然,象似亲密的伙伴,根本看不出一位是公社党委书记,一位是被揪出来的“阶级敌人”。 这是一九六六年秋“文革”初期的事,一九六八年秋,我与宋关押在一起知道他这事,不禁对那位党委书记肃然起敬,年青干部博大胸怀,体现在他身上。后来我认识了这位基层领导,由于他在文革中坚持原则,严格按“十六条”指导运动。接文公社教师在文革中沒有被打死、严重致残现象。就是我这外来人,在接文公社无亲无故,也受到他关照,整我的事,雷声大雨点稀,闹腾一阵后不了了之。我临调离接文前曾想再见他一面,他已上调到鞍山郊区一大型国营农场任领导。多少年后人们对宋殿学老师去海城挨批斗的情节淡忘了,但宇世昌书记帮宋老师提大酱桶的事,仍为教师们斤斤乐到,他那平易近人质朴形象深深地刻在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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