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天滚滚之毛泽东三界封神演义（每日连载中，第一部（上）完结）

常昶昶

宋教仁的政治手腕极为灵敏，他感觉到要打败共和党，就必须改造同盟会，并吸引各小党、杂糅新旧势力、重新建成一个大政党。于是，他日夜奔波在个政党之间，联盟同志，发表政见，宣传自己改造同盟会、再建政党内阁的主张。在他的推动下，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促进会、国民公党、共和促进会等四个政团，于1912年8约5日正式成立国民党。国民党改同盟会的总理制为理事会议制，推举孙中山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等9人为理事。由于孙中山忙于兴办实业，就委托宋教仁为国民党的代理理事长，所以，国民党成立后的工作，实际上是由宋教仁在主持。对于这个国民党孙中山并不赞成，要不他就不会在日本又成立中华革命党了。此是后话。
国民党成立后，积极投入竞选活动，宋教仁以“新旧合作”、“朝野合作”相号召，把大批官僚、立宪党人拉入国民党，一时声势浩大，成为国内最大的政党。1912年12月至1913年2月，国会选举，国民党在参议院、众议院共获得362个议席，在两会中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大选的胜利，让宋教仁更加沉醉于“政党政治”的奇妙幻想中，好像总理之位正在向他招手。随后，宋教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周游各地，宣传演讲，抨击时政，发表政纲，要求组织国民党内阁。宋教仁已被国内各党派看作是当然的内阁总理人选，他自己更是信心满满，连夜里做梦都在准备自己的就职演说。马上就要再开国会了，这次就是选举总理的大会。1913年3月20日晚上10点30分，宋教仁来到了上海火车站，准备乘车前往北京出席即将召开的国会。正当他告别送行的同志和朋友，准备登上火车时，枪声响了，一颗子弹钻进了宋教仁的心脏。他被同志和朋友急忙送进了医院，但还是不治，于22日早上4时47分逝世，终年32岁。
孙中山正在日本考察铁路，宋教仁被刺，打乱了他的计划，只得中断在日本的行程赶回国内。孙中山一回到上海就在黄兴的寓所里，召集了在沪国民党首脑会议，就宋教仁案及其对策进行了讨论。会上发生了争论，孙中山认为“事已至此，只能起兵”，力主立即兴师讨袁；黄兴则主张法理解决。所谓法理解决，就是通过政府调查凶手，除严办凶手外，要赵秉钧的政府给个说法。黄兴的主张得到了掌握兵权的地方实力派的支持，连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胡汉民和柏文蔚都态度游移不定；支持孙中山的只有江西都督李烈钧。在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也是心存观望，均静候法律解决。
就在孙中山拿不定主意之时，北洋政府突然又闹了一出“善后大借款”，把南北双方引向了怒目相对、剑拔弩张。1913年4月，袁世凯对军队下达了秘密动员令，以应对孙中山可能来自南方的暴乱。军队将领纷纷伸手给袁世凯要钱，袁世凯就指示赵秉钧政府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签订了《善后大借款合同》。合同向五国银行借款2500万英镑，以盐税、关税和直、鲁、豫、苏四省中央税作抵押，由银行团派代表监督借款用途。这笔借款没有经过国会的批准，这就为孙中山攻击袁世凯提供了借口。袁世凯本来在宋教仁之死的问题上就负有责任，这次又背着国会向五国银行借款，更是输理，因此就一步步的退让。哪知道，国民党人还没有打倒袁世凯，自己的尾巴就被袁世凯给抓住了，于是，袁世凯开始反击。

常昶昶

5月中旬，天津的一个女学生忽然向地方检察厅自首，称奉“血光团”的命令，前来北京进行暗杀，“血光团”的团长就是黄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5月下旬，黎元洪在湖北破获了“改进团”机关案。这是一个由一部分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湖北籍军官，组成的反袁秘密团体，团长是湖北军人季雨林。它的宗旨是：“改进湖北军政，继续革命事业”。他们反对的不仅是袁世凯，还有黎元洪。北方抓住了“血光团”、“改进会”的把柄，在报纸上大骂黄兴是“伟人造反”，南方的报纸则以宋教仁案为由头，以“总统杀人”反唇相讥。
常言道：“骂无好口”，骂着骂着就骂恼了。孙中山以湘、粤、皖、赣四省组成同盟，开始向袁世凯的中央政府发难；而冯国璋、姜桂题、段桂芝则运动北洋军人，组成了七省同盟，气势汹汹地向南方压来。5月底，恼羞成怒的袁世凯从幕后走向了前台，他首先取消了黄兴的上将军衔，并通饬严捕图谋内乱的党徒。6月7日，袁世凯下令免去江西都督李烈钧的职务，5天后，广东都督胡汉民被免职，月底，安徽都督柏文蔚被免职。三个都督的相继免职，就点燃了导火索，导火索连接的就是火药桶。
和声势逼人的北方相比，南方的起兵显得过于仓促而且单薄。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宣布独立，通电讨袁，“二次革命爆发”。15日黄兴在南京宣布讨袁，孙中山发布讨袁宣言，号召国民党人合力反袁，接着，皖、粤、湘、川、闽等省相继宣布独立。独立是独立了，可这些独立的都督们，各自为战，谁也不服谁管，表现出来的是组织涣散、缺乏统一的指挥。这怎么能行？孙中山急的抓耳挠腮。这个时候，有个日本人给他说：你要统一指挥这些军队才行。孙中山说：我也知道，可我的手中没有钱，他们不听我的怎么办？于是这个日本人与他作了一次长谈，孙中山似乎看到了希望。
这个日本人让孙中山相信：只有日本真正理解中国、并能协力帮助他建设新中国；日本人和袁世凯有仇，对他深恶痛绝；满洲是满族人的满洲，不属于中华。因此，日本人很愿意帮助你打袁世凯，你可以把不是中华的满洲提供给日本，让日本人给你出钱出力。孙中山急而失智，决定联日抗袁。老实讲，孙中山与日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战争爆发前，日本三井财团负责人森恪就打电报给他在南京的代理人，建议由日本向孙中山提供两千万的经费和两个师的武器装备，作为交换条件就是将东三省割让给日本。孙中山在同黄兴等人讨论过这些建议以后，同意了这个条件。孙中山告诉森恪，因他离不开中国，将指定黄兴作为他的代表，去日本商讨细节。孙中山和森恪的代表议定了联日讨袁12条大纲，在交国民党的高层会议讨论时，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被拖延了。就在这时，袁世凯兵贵神速，两个月内就扫平了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孙中山失去了同日本谈判的机会，就此来说，国民党是应该骂袁世凯呢，还是应该感谢袁世凯呢？如果不是袁世凯及时地扑灭了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孙中山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可能还不如汪精卫。

常昶昶

北洋军队攻克了南昌，李烈钧逃到了云南，在那里呆了三年，最后和蔡锷一起举起了云南讨袁的大旗。孙中山和黄兴则再度逃到了日本，孙中山在日本继续和日本人谈联日抗袁的问题，最后逼迫袁世凯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
国民党在南方军事上的失败，以及孙中山的联日抗袁，让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失去了脊梁骨。乘此机会，赵秉钧内阁在两院会议上，提出“先举总统、后定宪法”的议案时，国民党占大多数的参、众两院，竟无力、无胆提出反对，让这个议案毫不费力的通过了，这就为袁世凯走向复辟之路开了绿灯。这个议案我们一看就是有问题的，“先定宪法、后定总统”，总统得听宪法的；“先定总统、后定宪法”，就是宪法听总统的。这就是分水岭：袁世凯保存了孙中山的民族气节，孙中山却把袁世凯推到了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下；最后，孙中山成了好人，袁世凯被万世唾骂。
10月6日，国会两院匆匆忙忙地进行了正式总统选举，连续投票三次终于选出袁世凯为大总统。1913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二周年纪念日，袁世凯在北京清宫太和殿内，举行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的就职典礼。袁世凯一当上大总统，果然开始向向正在拟定的宪法草案发难了。10月16日，袁世凯先借“增修约法”的名义咨文国会，进行了试探。这时，国会公布了《总统选举法》，给了袁世凯一个借口。18日，袁世凯指责国会此举违反了“临时约法”，因为，《临时约法》规定了“一切法律由总统公布”。10月24日，袁世凯派出8个人为“政府委员”，列席国会的宪法起草委员会议，“代表本大总统之意见”。10月25日，袁世凯通电各省，痛骂国会草拟的宪法，“直是推翻政权，国会专制已甚”，是国民党的“第三次革命，”要求各省都督“各抒谠论”。11月4日，袁世凯又以查获李烈钧与国民党议员有来往密电沟通为由，下令解散国民党，收缴国民党议员的证书和徽章，取消国民党议员的资格。由于被收缴证书、徽章议员达430余人，超过了国会的半数。国会已无法开会，11月15日国会宣布停会。
二次革命失败后，北洋势力有了空前的膨胀，原国民党据守的江西、安徽、湖南、广东都换上了北洋人马或北洋死党任都督。云南都督蔡锷虽非国民党人，但他也不是袁世凯的人。袁世凯感到蔡锷督滇终是隐患，就设法调虎离山。他先许蔡锷回家乡湖南，担任湖南都督，等蔡锷离开云南还在半路上，又请蔡锷务必到北京一行。蔡锷还没有到北京，袁世凯就任命自己的亲信汤芗铭为湖南都督，断了蔡锷的回路。蔡锷到京，袁世凯授给他将军府昭威将军，参与军机。西南收了蔡锷，心腹之患就剩下了武汉的黎元洪了。12月8日，袁世凯又派遣北洋悍将，他的心腹段祺瑞到武昌去“迎接黎元洪入京”。12月11日，黎元洪一入北京，即成为被幽居瀛台的“上宾。”袁世凯在半年内就削平了国内的山头，使中国重新统一在他这个大总统之下。这种统一，既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大好良机，也为他走向皇帝梦铺平了道路。

常昶昶

国会被迫停会过了10天后，袁世凯在11月26日下令成立“政治会议”，代替被解散的国会，来充当改造《临时约法》的工具。12月15日，政治会议开幕前，委员们先到总统府听受了袁世凯的训辞，然后才到北海团城举行了开幕式。12月22日，一份由“前兼领湖北都督黎元洪”领衔，19省都督、民政长署名的洋洋千言电文刊登在各家大报上，电文痛斥国会议员争权利、徇党见，置国家存亡、人民死活于不顾，立法毫无进展；并劝告袁世凯不必以国会为立法机关，也可以政治会议为立法机关。从而为袁世凯解散国会、改造约法提供了舆论凭借。袁世凯据此向政治会议提出19省都督、民政长请求解散国会案，增修约法案，组织造法机关案等一堆咨询案。政治会议毫无疑义，一一作出决议，只是在增修约法上，政治会议提出委员均为政府派遣，且为咨询机关，不便增修法律，建议袁世凯另行组织一个代表“民意”的造法机关，以示“尊重”约法。
1914年1月10，袁世凯就以“政治会议决议”为依据，公然下令解散国会，残存的国会议员每人发给路费400元，饬令回籍。1月26日，北洋政府公布《约法会议组织条件》，决定正式成立“约法会议”，以决议增修约法和附属于约法的重要法案，“实现对国家根本大法的改造。”3月18日，袁世凯一手制造的约法会议开张，很快就炮制出一个令袁世凯满意的《中华民国约法》。这部约法共分10章68条，由袁世凯于1914年5月1日签字后，对外公布，同时废止《临时约法》。尽管这部约法很不能让后来的革命者满意，但无论怎么说它也是中华民国的第一部正式宪法，当然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这部宪法连同蒋介石后来制定的宪法，在毛泽东制定宪法时都参考过。
原《临时约法》中，参议院、大总统、国务院、法院共同行使的统治权，在《中华民国约法》中，被集中到大总统一人手中。在新宪法中，国会不再拥有弹劾大总统的权力，而大总统只需经参议院的同意即可解散立法院。新宪法虽然采用的是总统制，但总统的权力却大大地超出了美国总统制赋予总统的权限，就像是法国拿破仑拥有的权力一样。它脱离了西方三权分立的原则，只是把过去的家天下变成了袁世凯一个人的天下，这就是中国的特色，一个带有专制色 的特色。这个特色是好是坏？就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来讲，我认为是好的，它是一种过度的形式，也是一种实验形式。如果把孙中山的政治形式称作是纯资本主义的体制，袁世凯的称作半专制半资本主义的体制，那么正是这两种体制在中国都没有实验成功，才会需要去探索第三条道路。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说孙中山的约法就比袁世凯的约法好，此其一；其二，从所谓的三权分立体制向右转，也就是我们说的倒退，这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是一种常态。英国在1640年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后，经过了多少次的反复才最终确立资本主义制度？还有法国，法国历史上有几个共和国就有多少次复辟。有的人会说美国没有，是的，美国是没有，可为什么美国没有呢？因为美国进行独立战争的人本身已经是资本主义者了。所以，我们根本不必为有袁世凯而感到羞耻和惭愧。

常昶昶

大家应该看到在一个有四万万人口的中国，绝大多数的人：一是希望政治和社会稳定；二是大家早已习惯了“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三口之家能讲民主，在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四世同堂里是无法讲民主的。因此，当政治家们为着内阁制、总统制、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闹得不可开交时，中国的民众并没有参与，他们都在冷眼旁观。所以，孙中山和袁世凯的历史实在就是他们个人的英雄史，没有谁对谁错。
1914年5月1日，在《中华民国约法》公布的当天，袁世凯下令撤销了国务院，用在总统府内设立的“政事堂”代替，并从青岛请来自己的老搭档徐世昌做了第一任国务卿。5月26日，袁世凯下令设立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职权，黎元洪被委任为参政院院长。中国的政坛逐步在袁世凯的手中走向了稳定。

昭阳千垛

常昶昶

昭阳千垛 发表于 2014-12-8 13:15

谢谢您的别有用心。

筱欣奕奕

常昶昶 发表于 2014-12-8 09:28
大家应该看到在一个有四万万人口的中国，绝大多数的人：一是希望政治和社会稳定；二是大家早已习惯了“家有 ...

胜者为王败者寇，历史是强者的颂歌。常老师的观点客观有力，欣赏！期待后文。。。

常昶昶

   二十七
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袁世凯逐步地把国内局势稳定，决心发展国家的经济之时，欧洲却爆发了有史以来全世界的第一次大战。以英、法、美为首的协约国，和以德、意、奥为首的同盟国打起来了。正在因中国的共和革命，使手握北洋重兵的袁世凯上台后，不得不暂时停止“大陆政策”的日本，终于等来了机会，它们利用孙中山不成，就决定利用这次欧战。经过精心的预谋，日本决定向德国宣战，夺取德国在中国占领的青岛和它在山东的势力圈。 这真是一个好主意，中国人也真是倒霉到了极点，国际局势都不给它发展的机会，日本人就是顺风顺水，“老天爷”也要帮助日本人入侵中国，不给袁世凯发展中国的机会。
     当然，我这里说的“老天爷”，是指相当于中国的世界，我们把中国看作大地，世界就是中国的天。中国已经无法关起门来自生自灭，它已经是世界的一部分，这就是大势。这个大势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再出现朱元璋、努尔哈赤，那样的纯粹的民族主义者和纯国内文化思想的人物，新的拯救中国的领袖必须站在世界之端，以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去兼纳世界的各种最新的文化成果才行。而袁世凯显然不具有这样的能力，孙中山也不行，什么是命中注定？这就是。说到这里，什么是命？命就是社会和人生的发展趋势，两者相符，命就顺，反之，命就舛。
闲话少叙，单说这可恶的小日本向德国宣战，不派兵去欧洲，而是把兵派向了中国。它们以对德作战为由，在我国山东的黄县、莱州一带强行登陆，并沿胶济铁路线向西，一直攻占了青岛。登陆的日军步步为营，使整个山东逐步掌握在日本人的手中。袁世凯见势不妙，立即向日本发出了强烈的外交照会，要求日本撤出山东战区，并敦促日本立即退还山东。日本对袁世凯的照会不敢不理，但对撤出山东实在是心有不甘，于是决定干掉他。日本人是做小人的专家，经过仔细的研讨，他们发现了袁世凯身上有三个致命弱点：一他怕孙中山的革命；二他怕英、美等西方列强，就是不怕日本，因为抵御日本需要英美的支持；三他有一个野心勃勃的儿子，这个儿子还想当皇帝。有了弱点就可以采取相对应的策略了。
在所有的洋人中，袁世凯对日本人始终是最具有戒心的。而日本人也是把袁世凯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是它们实施“大陆政策”的拦路虎，早在伊藤博文时就欲把他除掉。从辛亥革命到孙中山的“二次革命”，日本人频频插足中国事务，一方面是为了分裂中国，让中国人自相残杀，好从中渔利；另一方面就是想利用孙中山之手将袁世凯除去。应该说，在中国的局势上，日本人比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看得清楚。它们一直想把中国的东北作为谋取中国的根据地。然而，东北，乃至整个北方都在袁世凯北洋集团的控制之下。袁世凯兵强马壮，在辛亥革命中，不仅没有受到损失，而且还得到了加强。袁世凯和英国公使朱尔典关系密切，通过朱尔典，把英美发展成为了他的后台。在袁世凯的眼中，英美是皮肤之廯，日本才是心腹之患。袁世凯对日本 提防，令日本人一直不敢轻举妄动。

常昶昶

孙中山“二次革命”时，日本人以为有了可乘之机，哪知道孙中山就是扶不起来的阿斗，南方的势力不仅没有发展，反而被袁世凯一举荡平。中国全落在了袁世凯的手中，迫使日本人不得不直接同袁世凯打交道，而孙中山就成了它们用来打击袁世凯的一枚棋子。常言道：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日本人有着自己的利益，它要制造出和袁世凯同样的利益，这个利益还必须要袁世凯接受，因此，就得居高临下。于是，日本人趁英、法、美忙于欧洲战场、无暇东顾之机，以向德国开战为借口，先出兵山东把刀插在了袁世凯的左勒上。等袁世凯要求日本拔出这把刀时，日本人向他开出来了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中国人都知道的“二十一条”。
1915年1月18日下午3点，日本公使馆突然绕过外交部给袁世凯送来一个密件，说是关于要解决“多年悬案”的东西，并要求袁世凯保密。袁世凯匆匆浏览了一下，尽管他有相当的精神准备，但还是让他惊出来一身的冷汗。日本人开出的21条，无不让袁世凯觉得是日本人刺向他的一支支利剑，个个带着一股冷飕飕的寒气，让他不寒而栗。袁世凯在想着对策，在没有想清楚之前，他对21条作了逐条的批示，上面写满了批驳之语。袁世凯将经过他批示的21条，交给了外交部，指示外交部同日本人谈判，并尽量拖延时间，以为自己争取周旋余地的时间。袁世凯首先想到了利用英美的干涉，因此，日本尽管要求他再三保密，但内容还是很快地在国外的报纸上被透漏出来了，让日本人既尴尬，又被动。此时，日本内阁已经陷入了孤注一掷的疯狂，外相加藤在外受到了英美盟邦的猜疑，在内受到了元老的诘问，一时进退两难。所以，一面自动将袁世凯最为反对的第五项“暂时脱离，容后再议”；一面向袁世凯施加最后的压力，迫使他早日接受条款。
4月26日，日本向中国提出了关于“21条”的最后修正案，并于5月7日正式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了最后的通牒。5月8日上午，英国公使朱尔典造访了外交总长陆征祥，告诉他各国无暇东顾，为日前计，只有忍辱负重接受要求，以避免危机，从此整修武装，切实预备，埋头10年，或可抬头与日本再见。而美国人仍是“美女给瞎子抛媚眼”。袁世凯一开始利用英美对抗日本的计划破产了；这时，他的儿子袁克定对他说，美国人、德国人和日本人都主张中华实行帝制，而这是需要钱的，日本人虽然条件苛刻，但是他们给我们借款，可以帮助我们稳定住局势。袁世凯听了虽然心动，但是仍不置可否。日本人打击袁世凯的三张牌，已经打出两张了，还没有打败他，就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孙中山身上。
孙中山到了日本，继续和日本商谈出卖东三省换取日本支持的有关事宜。日本人本来对他已没有了兴趣，何况东三省还在袁世凯的手中，孙中山说的话就是在放“大炮”。但袁世凯在21条上仍不就范，他们就又想到了孙中山，并和他草签了“联日抗袁”协议。有了这个协议，日本人就像拿到了上方宝剑，他们往袁世凯的总统办公台上一扔，说道：你如果再不接受21条，我们就和孙中山签约了，到时你可别后悔。袁世凯拿起孙中山与日本人草签的协议一看傻眼了。袁世凯这个时候能做什么？只能自己安慰自己：朱尔典的话是对的，日本人已经把中国人民最难以接受的“第五项”去掉了，千万不能让孙中山把东三省给卖了，再说定儿的话也有些道理。不论怎么说吧，袁世凯就是在宽自己的心，但是他还是不甘心受日本人的摆布，在与日本签订了协议后就开始了明里暗里的反日。

常昶昶

首先，他在报纸上对中国民众说：“看来今日只有忍此奇辱，接受日本要求了，我将誓与国人群策群力，不做亡国之民。”用以激励民众同仇敌忾，果然，激励起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毛泽东。具体毛泽东做了什么，届时再说；其次，密令东北：凡未经政府许可私卖土地与外国人者，以国贼论，杀无赦！日本人不是想在东北开垦荒地吗？看谁敢给日本人提供土地；再次，派段芝贵风尘仆仆、屡赴奉天，私会张作霖。张作霖此时是东北巡防营27师师长，袁世凯要他迅速发展在东北的地方势力，以抵御日本势力在东北的发展。知道张作霖为什么发展的那么快吗？就是得到了袁世凯的大力支持。最后，最聪明的做法就是把与日本签约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不让参议院认可。按照宪法规定，对外签约必须经过参议院的批准。21条因为没有经过参议院的认可，所以，我们中国人就可以始终认为这个中日协定是无效的。关于日本派到政府的顾问，可以说就是顾得上就问，顾不上就不问，纯粹是聋子的耳朵——摆设。蓄谋已久的日本人，本想趁着欧战爆发、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好在“着了火的珠宝店”里狠狠地捞上一把，结果，只是在火中取出了几颗栗子。21条给中国带来的实际危害并不大，只是为了搞臭袁世凯，在中国的历史书上把它无边无际的扩大了。事实上，袁世凯可以令人攻击的其实就是复辟，签约21条的脏水是他自己揽的，假如他把协定交给了参议院，后果是什么？大家很清楚。
二次革命后，象征辛亥革命的两个成果：国会和《临时约法》，都被袁世凯象拍苍蝇一样给拍死了，袁世凯变得至高无上，于是复辟的势力就开始包围了他。而召集复辟势力的就是他的儿子袁克定，袁克定想子承父业，袁世凯不当皇帝他就继不成，因此，推动复辟，袁克定不遗余力。在一种新兴社会制度建立后，复辟总是难免的。项羽就是中国历史是第一个搞复辟的，他推翻了秦王朝的帝制，重新回到了“王”的时代。袁世凯在帝制时代生活了54年，在慈禧身边生活了10年，你说他不垂涎皇位，那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人相信的。现在，他登上了终身总统的宝座，怎么能拒绝皇帝宝座对他产生的诱惑力呢？他现在就是站在一个十字路口，推动他向哪里走的力量大，他就向哪里走。他身边的共和派已经没有了，只剩下了复辟派，袁世凯也就开始走向了复辟。
袁世凯复辟的前奏是改动官制，按照《中华民国约法》，总理换成了国务卿。首任国务卿徐世昌是大清的“太傅”，上任不久，就全副前清的打扮，顶戴花翎，以“大清太傅”的身份，参加了逊位皇室举行的节日宴会，见了废帝溥仪仍然三拜九叩。1914年6月20日，代行立法之权的参政院正式开院，袁世凯任命的70名参政中，大部分是前清余孽和反对共和的政客。袁世凯复辟的第二步就是在思想文化上的复古。袁世凯感到要统一中国人的思想，还得靠孔孟之道，民主共和不过是孙中山洒在一潭水上的鲜花，与这潭水融在一起的只有孔孟之道。他也不喜欢孔孟，更不喜欢私塾和八股文，但他没有新的思想来代替孔孟之道。中国社会在文化思想上，不能没有主导社会主流的文化，袁世凯懂得这个道理。

常昶昶

1913年6月，袁世凯下令恢复学校祭祀孔子；1914年2月，又下令恢复帝制时代的祀孔和祭天大典。9月，袁世凯亲率文武百官来到曲阜孔庙祭祀孔子；12月又按照前期的仪式，在北京天坛演出了一场“祀天”闹剧。政治上的复旧和思想文化上的复古，使刚刚度过两周岁的民国，变得光怪陆离、奇相迭出。各级民意机关早已被解散，各地官员传人又开始使用令箭，求见官员者又必须递上手书、履历了。民初被孙中山禁止的“大人”、“老爷”等称呼开始重新流行起来；绿泥大轿、金鼓牌伞、日照执事等前清官员出巡的仪式，又重新派上了用场。国内的称帝舆论造了起来，国外也开始鼓噪袁世凯称帝。
第一个向袁世凯提出实行帝制的是德国。1914年，欧战爆发，德国想拉中国入伙，德皇威廉二世让在德国养病的袁克定回国，给袁世凯送来他的一封亲笔信。在信中，德皇向袁世凯力陈了“中国非帝制不能自强”的高见，他要求德中结盟，保证德国将以全力支持袁世凯称帝。他的唯一条件就是要求中国在未来的德、英日冲突中，站在德国一方反对英日。不久，日本和德国在中国开战，英国和日本联手在中国山东对德国发起进攻。袁世凯一方面是出于对日本的顾忌，另一方面也是对德皇“好心”的回报，向日本下了通牒。这个时候，英国和日本穿的是一条裤子，他们就设计好了算计袁世凯。一方面让日本威胁袁世凯，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日本人擅自扩大了对袁世凯要的条件，让英美等国非常不满，迫使日本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英国和日本也决定向袁世凯表明，支持他当皇帝，目的是不让德国专美，他们派出的使臣就是朱尔典。朱尔典带来了英国和日本的意见：英国和日本愿与中国结盟，可是，英国和日本都是君主立宪国，如果中国象孙中山讲究民主共和，那么我们之间的联盟就不可能长久。因此英国和日本愿意帮助中国建立“强有力之政府”。
帝制最终的复辟成功，功劳还是要记到袁克定的头上。袁克定想继父位，承大统，就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可以说，袁世凯称帝，成也袁克定，败也袁克定。我们知道，北洋有很多的大臣，如：冯国璋、徐世昌、段祺瑞、曹锟等，都反对袁世凯称帝。难道他们比袁世凯向往民主吗？不是，是他们也想当总统。袁世凯当总统他们就有机会，袁世凯当皇帝就只有袁克定有机会。但是，为什么他们一开始不反对呢？因为，袁世凯现在是终身大总统，只有让他去当皇帝，他们才有机会把袁世凯赶下台，否则，袁世凯一直做大总统，哪个敢动？袁世凯就是在两股绝然不同的私心中走向了灭亡，没有办法，大家都在算计他。

常昶昶

单说袁克定为了恢复帝制，可谓是煞费了心机。他首先找到了梁启超，梁启超是袁世凯的老朋友，一直主张君主立宪，更重要的是梁启超现在掌握着全国最大的政党——进步党，袁克定想让梁启超表态支持帝制。梁启超已经是圣人了，读书读到他那个程度，如果还看不准人、不知道世界大事，那中国的四书、五经、六艺就真的是不如西方科学的垃圾了。梁启超一看袁克定就非大贵之人，为了不得罪他，就从北京躲到了广东。袁克定无奈就把目光盯向了梁士诒和他的交通系。搞帝制需要钱，梁士诒这位“广东佬”号称“梁财神”。他不但掌握着交通银行这个集宝盆，而且还培养了一个拥有相当势力的交通系。袁克定对梁士诒软硬兼施，梁士诒为了自己的利益决定支持袁克定。袁克定在国内有了支持者，又开始考虑到国外去寻找支持。
这一次，袁克定跑到了美国，找到了古德诺教授。这位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校长兼法学博士，在袁克定的运动下，于1915年8月3日抛出了，他的臭名昭著的论文《共和君主论》。在这篇不足5000字的文章中，古德诺再三强调，中国人民智力低下，“无研究政治能力”，“如用君主立宪，较共和为宜，”并列举了中国由共和转向君主需要的三个“良好条件”。一个民主国家的洋人政治家，居然对君主制度也如此感兴趣，就不能不引起中国人的极大的注意了。所以，《共和君主论》在《亚细亚报》上一发表，立即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而日本人贺长雄适时推出的《共和宪法持久策》，更是鼓吹中国须由袁世凯做皇帝才有出路。从而有关帝制的讨论，逐步过渡到帝制的公开推动方面来。
公开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是杨度和他的“筹安会”。1915年8月13日，在杨度的活动下，孙毓筠、胡瑛、李變和以革命元老的资格，严复以学贯中西，刘师培则以国学渊博而被借重，组成了筹安会。6个人发表了《筹安会宣言》，宣称该会宗旨是议决民主、君主，何种政体更适于中国之国情，“而筹一国之治安”。筹安会是帝制运动的先锋，发表了《君主救国论》、《君政复古论》等文章，为复辟帝制打造舆论。在筹安会的运动下，从8月开始，各地的请愿团体纷纷出现，而一般希望攀龙附凤的失意政客等也都联络请愿，甚至连妓女都上街游行，要求实行君主制。到9月26日，参政院将参加第一次、第二次请愿的人数汇总，呈报总统秘书处，共83件，3530人签名。
9月底，日本首相大隈公开发表讲话，他声称：以今日中国民情、以及国民知识发达的实际情况观之，均未达到共和程度，声言袁世凯做中国的皇帝当之无愧。同时，10月2日下午4点，英国公使朱尔典竭见了袁世凯，表示如果中国立宪，不但英国欢迎，凡英国联盟诸国，也绝无损害中国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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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日本、英国和筹安会的一阵喧嚣，袁世凯手下的官僚、军阀、大地主、前清的余孽，都纷纷出笼，要求废除共和民主制，改行君主立宪制。梁士诒更是拼凑了一个“全国请愿联合会”伪造民意，要求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投票表决国体问题。在“全国请愿联合会”的催促下，参议院决定由“国民代表大会”投票决定国体。1915年11月20日，全国各省区“国民代表大会”投票全部完毕，11月25日，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宣布各省决定团体投票结果，1895票全部赞成君主立宪。12月11日，参议院汇总全国“国民代表”1993人所投的票，结果一致“恭戴今大总统为中华帝国皇帝”。
当日，参议院就以“国民代表大会”名义劝进，袁世凯假惺惺地把劝进书退回。接着，参议院决定再次劝进，15分钟就“草成”长达2000余字的推戴书，并宣布通过，当即进呈。按中国古例，像这样的劝进，一定要做到三次才行，这叫再三承让、不得已而为之。袁克定怕夜长梦多，没有等到第三次，就让父亲不再推让。12日，袁世凯发布命令，接受帝位。13日，袁世凯接受了百官朝贺，大加封赏，下令筹备登基大典，并将1916年改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准备元旦正式即皇帝位。
在中国的历史书上，大多数人都只知道以上我写的文字，但却不知道辛亥革命后这四年，是到1949年这30多年中，国内战争最少、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新开的近代工矿业比辛亥革命前增长了一倍，缫丝、火柴、卷烟、榨油、造纸、陶瓷、制盐、皮革、橡胶、玻璃、肥皂等轻工业获得相当大的发展，出现了诸如“面粉大王”、“火柴大王”一类称号的民族资本家。同时，冶铁、电力、运输、金融业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中国的民族资本之所以能够获得尽快的发展，是国内外环境共同促成的。
就国内环境来说，袁世凯继续推行了他在直隶时振兴工商业和兴办学校的新政，在清王朝覆灭、束缚工商业经济发展的小农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的情况下，国内政局总体稳定，激发了民众投资近代工商业的热情，他们在“振兴实业，挽回利权”和“群策群力、建立工业社会”的口号下，组织了各种实业团体。如：“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中华实业团”、“工业建设会”、“安徽实业协会”、“苏州实业协会”等等，都是在辛亥革命后一年中出现的。另外，辛亥革命后，连续发生的“抵制外货，收回权利”的群众性反帝活动，也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就国际环境而言，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各国互相残杀、无暇东顾，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压迫，不仅减少了对华的商品和资本输出，使我国国内的市场大多回到了我国民族工业的手里；而且，由于欧洲各参战国均把其国内工业转入了战时轨道、光顾发展军备，削减了民用工业产品的生产，就使中国由一个纯进口大国，变成了一个出口大国。如面粉，就由1914年的进口200万担，到1918年变为出口200万担。由于以上原因，在这一时期，中国民主资本主义发展速度之快、规模之大、时间持续之长，都是空前的，被称为“黄金时代”。中国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使工人阶级由60万人，发展到100多万人，为即将到来的新的革命道路的探索，准备了足够的经济和人力资源。

常昶昶

总之，袁世凯统治的中国政局总体稳定、经济发展迅速。当然，也正是这样，才让袁世凯有了走向独裁和专制的资本。试想，在一个社会动乱、经济停滞、饿殍满地的中国，袁世凯怎么会有这样的胆子呢？同样是当然，经济的发展就必然带来社会的进步，政治体制的倒退，无疑会被全国人民很快的埋葬掉。

筱欣奕奕

83天的皇帝上位了:lol

常昶昶

  二十八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自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不过，说全国人民还是有点太过了，应该说是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对更合适一点。孙中山正找不到反对袁世凯的理由，袁世凯自己要当皇帝，就给孙中山准备好了充足的炮弹。但孙中山并不是一个好的炮手，他在国内也没有什么力量了，所以，反对了几次，还发表了《讨袁宣言》，结果还是以失败告终。为什么孙中山老是失败呢？
这里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二次革命”后，孙中山的反袁势力在国内损失殆尽，反袁没有军队，只能搞个暗杀之类的小动作；二是他在日本又搞了个“中华革命党”，实行个人向孙中山宣誓效命的办法。袁世凯在倒退，孙中山也在倒退，倒退到学洪门。孙中山的这一做法激怒了黄兴，黄兴和他决裂，转而支持李烈钧和蔡锷，运筹在云南起事。这时，孙中山的身边就是陈其美和蒋介石几个人，因此，尽管孙中山要“誓死戮此民贼”，并计划组织中华革命军，结果，除了蒋介石炸死上海镇守使郑汝成之外，其他还是一无所成。顺便说一句，1915年10月，孙中山和宋庆龄在日本结婚，让他迎来了生命的第二春，使其又充满了斗志。从此，他向曾国藩学习，屡败屡战，从不气馁。到了这里，我们先把孙中山暂时放下，待到蒋介石时再说，下面我们说说蔡锷。
梁启超看到袁克定非有大位之命，躲到了广州。在广州梁启超心想，袁克定非主，那么说明，假如袁世凯称帝，就一定会失败。现在我的进步党是袁世凯的嫡系，袁世凯失败那不就是我的失败，我的进步党不就在中国政坛上失去了光 ，毫无发展的机会了吗？人，还是要多思考，思考来思考去，梁启超思考出来一个绝佳的办法来。反袁，得有实力，蔡锷就是他的实力。因此，他开始运作两件事，一明一暗。一明是公开反袁，让蔡锷知道自己的态度。1915年9月，梁启超在《京报》上发表了洋洋万言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公开打起来反对帝制的旗帜。在文章中，他痛斥帝制之非，对袁世凯及古德诺进行了揭露和讽刺。此文在社会上传诵一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自然在北京的蔡锷也看到了这篇文章；一暗就是开始营救蔡锷，好让他返回云南在军队中举起反袁的大旗。说了半天，梁启超和蔡锷是啥关系？关系可大了，蔡锷是他的学生。
却说这蔡锷乃黄帝的大将风后转世，奉黄帝之命下得天庭专为与蚩尤作对而来。他于1882年12月18日，出生在湖南宝庆府武冈州一个裁缝家庭。字松坡，7岁开始启蒙，8岁进私塾，12岁师从宝庆维新名士樊锥。他天资聪明，又好学习，1895年14岁就中了秀才。蔡锷自幼丧父，从小就是母亲伴他读书，因此，非常刻苦用功。16岁，蔡锷来到长沙的时务学校读书，这个时务学校就是梁启超办的。梁启超见蔡锷聪慧能文，非常器重他。蔡锷此时喜读兵书，有志于军事，常常对人说：做人当学万人敌，不应在毛笔中讨生活。梁启超闻之，愈加欣赏蔡锷，把他看做是自己的高徒。梁启超知道蔡锷家中窘困，对他多加照顾，令蔡锷感激在心，念念不忘。
后来，康有为公车上书，邀梁启超一心致力于变法，梁就停办了时务学校。但梁启超不忍让蔡锷荒废学业，自己去上海办报，就把蔡锷带到了上海读书。梁启超把蔡锷安排到了上海南洋就读，直到毕业后回到湖南。中间，梁启超因戊戌变法失败逃到了日本，师生二人失去了联系。蔡锷回到了家乡不甘寂寞，受老师的影响，也常思改变社会之法。正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老乡唐才常为了响应孙中山在广州的起义，也准备在汉口举行起义，于是，蔡锷就从长沙北上，准备去投唐才常。蔡锷走到了半路，不料唐才常因为起事的机密泄露，被捕后已经被杀。蔡锷一听，赶忙逃跑，他怕这个事儿株连到了自己。可是跑到了哪里才最安全呢？思来想去，还是遁迹海外最为安全，最后也就“径往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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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听说蔡锷也来到了日本，非常高兴，他殷勤地接待了自己的学生，可以说是关心备至。他为蔡锷筹集了学费，送他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就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有很多的中国人，半数都是膏粱子弟，他们见蔡锷衣服陋劣，均嗤为窭人子。窭就是穷人，说明蔡锷当时的确很穷。但蔡锷不屑与这些人计较，唯一心一意求学，嗣是益通战术。嗣就是接续、以后，就是说蔡锷在以后非常精通战术。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蔡锷与同学蒋方震、张孝准一起被誉为“士官三杰”。
1904年初，蔡锷学成回国，到家看了母亲，听说自己并没有因为唐才常的案件受到株连，便放开了胆子来到广西投军。一开始为下级军官，历著成绩，得到广西巡抚李经羲赏识，调入抚署，担任军事参谋，兼任学堂总办。蔡锷自任职后，一切筹划，无不建功。他年轻英俊，脚穿长筒靴，腰挎指挥刀，每天扬鞭跃马、威风凛凛。他讲解精辟，技艺娴熟，要求严格，深受广大官兵的敬佩，被赞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
1911年蔡锷随李经羲调任云南，就任新军协统。协统的职务就相当于现在的旅长。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蔡锷带领新军在云南起义。他将李经羲礼送出云南，建立了云南军政府，被大家公推为云南军政府的都督，自此开始主政云南。蔡锷在云南起事的经过，在讲朱德时再做交待。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南方各省均归袁世凯掌握后，蔡锷一人在云南就显得鹤立鸡群，特别引人瞩目。因此，袁世凯设法将他调到了北京，时间是1913年的10份。
蔡锷是西南实力派中一位最令袁世凯忌惮的人物，他一身的才气，且胆气过人；既是梁启超的学生，又与革命党人私交甚笃。他反对孙中山的二次革命，维护中央的统一，认为袁世凯“宏才伟略、群望所归”；但却收留了李烈钧，不能不让袁世凯对他心存疑虑。袁世凯是一个非常爱才的人，他调蔡锷入京，不纯粹是为了控制他，他还想借重他。同时，调入京城的还有阎锡山、蒋方震。因此，他把蔡锷等11人放在自己的身边，组织军事研究会，深入研究各种军事学术问题。蔡锷为了取信袁世凯，把自己的老娘和太太都接到了北京，一时和袁世凯处的火热。他周旋于袁世凯身边的各亲信之间，出没于妓院酒楼，整日和帝派人物打成一片，被大家误认为是帝制派中拥护袁世凯称帝的中坚。但蔡锷的言谈、行事始终是不卑不亢，从不曲意奉承，让杨度等人摸不清他的真实想法。众人把对蔡锷的怀疑告诉袁世凯，袁世凯反而认为这才是真正的蔡锷，如果他只会阿谀奉承，那就值得怀疑了。
蔡锷自从得知袁世凯称帝已经铁了心后，便设法要逃离北京。可一大家子人不是说逃就逃的，于是就与夫人定计，让老夫人和夫人、孩子先走，剩下蔡锷一个人就好办了。怎么让她们走又不引起袁世凯的怀疑呢？泡妓、喝花酒是最好的办法。于是蔡锷就和京城名妓小凤仙打得火热，弄得满城风雨。终于蔡锷的夫人知道了，还吃醋了，不仅和蔡锷大吵大闹，而且还找袁大总统去告蔡锷的状。这还不算，她还整天到蔡锷的单位去闹，弄得不仅蔡锷办不成公，其他人也是烦得要死。大男人出去嫖娼、喝花酒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了，值得这么闹腾吗？于是，大家都劝蔡锷把她们送回湖南老家去。蔡锷一听有理，就向袁世凯反映了情况，袁世凯也满通情达理的，就让蔡锷送她们走。
家属走了，蔡锷没有了拖累，就在小凤仙的配合、掩护下，一面继续与帝制派人物虚与委蛇；一面悄悄地寻找逃离虎口的机会。梁启超安排好蔡锷逃离的路线后，派人告诉他：只要他设法逃到天津，在天津的一切都安排好了，可以马上送他去日本，然后再从日本去台湾，由台湾去香港，由香港去越南的河内。到了河内，再通过滇越边界回到云南的昆明。路上有人安排、接应和保护，老师则在昆明等他。蔡锷心里有了底，1915年11月11日，在小凤仙的帮助下，化装离京，逃到了天津。和小凤仙分手时，二人信誓旦旦，决定厮守终身，只待蔡锷在云南站住脚，就接小凤仙去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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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12月19日，蔡锷回到了昆明。从8月中旬“筹安会”一成立，滇军中下级的军官就积极活动，酝酿发动讨袁起义。9月11日以后，以唐继尧为首的团以上军官，多次举行秘密会议，确立了护国讨袁的战略决策，并着手进行战争的准备工作。蔡锷一回来，有了定盘星和主心骨，一切唯蔡锷的马首是瞻。蔡锷与唐继尧、李烈钧经过商议，在12月25日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并决定袁世凯称帝之日，就是护国军讨袁之时。讨袁军为什么叫护国军？啰嗦一下，讨袁誓师大会是在昆明的护国寺召开的，一是护国二字正合这次起兵之意；二是想借助护国寺里的神仙之力，于是，就定为护国军。
1916年元旦，袁世凯终于接受了帝制，把总统府改为新华宫，并在这里登基，袁大总统就变成了洪宪皇帝。在袁世凯登基的同一天，云南护国军政府成立，云南都督唐继尧在昆明护国寺誓师北伐讨袁，发布了讨袁檄文，公布了袁世凯19条罪状。护国军成立了三个军，由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分别担任一、二、三军的司令。根据事先的布置，蔡锷率第一路军向四川、贵州进发；李烈钧率第二路军向广西进发；唐继尧率第三路军坐镇云南进行总调度。云南独立对袁世凯来说，不亚于晴天霹雳、五雷轰顶，他连忙调兵遣将，布置了3万北洋军队开赴四川迎战。
蔡锷率领的第一路军约8000余人，士气高涨、斗志昂扬，在开向四川的路途中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拥护。第一路军兵分三路分别指向四川、贵州：一梯队由刘云峰率领从云南直驱四川；二梯队由赵福祥率领兵发贵州；三梯队由赵忠岳率领为入川的后续部队。第一梯队护国军在川南与北洋军队相遇，展开了激战，北洋军先获小胜，护国军受阻，蔡锷急调还在后队的朱德赶到前线指挥，朱德智勇双全，反败为胜，蔡锷亲临战场指挥反攻，北洋军全线溃败。1月16日，贵州宣布独立，接着又有广西、陕西、浙江、广东等省先后宣布独立。1月底，护国军先后攻占四川重镇叙府、泸州，不久四川军刘存厚部倒戈，加入到了护国军的行列。护国军在各界的支持下越战越勇，蔡锷、李烈钧等更是亲临前线指挥，所向披靡，逼得北洋军步步后撤。
就在蔡锷向北顺利进军的途中，遇到了北洋军第一路司令官马继增的顽强抵抗。2月下旬，护国军以30万两银子收买了北洋军第10混成旅旅长唐天喜。唐天喜在马继赠的屁股后面来了个窝里反，马继增腹背受敌，全军溃乱，最后他病气交加，举枪自杀。唐天喜的反叛不仅击败了袁世凯的西路军，更是诛了袁世凯的心。因为唐天喜本来是他的忠心侍卫，袁世凯没有想到连他都反了，就如自己的心被刺了一刀，从此染疴在身，得了心脏病。西路军一乱，袁世凯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东路军的陆荣廷身上。3月中旬，陆荣廷向袁世凯要足了枪炮粮饷后，在柳州反戈一击，就任两广护国军总司令，通电全国，宣布讨袁。陆荣廷不仅逮捕了广东护军使龙济光。还消灭了他的征滇军。至此，袁世凯从东西两路进攻护国军的计划全部破产，湖南、陕西面临着护国军的进攻。
护国军的军事胜利推动了全国反袁斗争的进一步高潮。原来对帝制表示支持的西方国家见袁世凯陷入了四面楚歌，纷纷改变了方针，甚至采取了倒袁政策，给了袁世凯当头重重的一棒，使他又得了脑震荡。与此同时，北洋军内部也开始分化，袁世凯的两员大将段祺瑞、冯国璋，在帝制开始时就表现冷淡：段祺瑞隐退西山；冯国璋在南京按兵不动、作壁上观，暗中串通各省将军，随时准备压袁世凯取消帝制。其他袁政府中的头面人物也多挂冠而去，皆不愿与洪宪王朝同归于尽。在四面楚歌中，袁世凯请来老友徐世昌，让他拿个主意。徐世昌要他暂时不要“登基”，过了几个月又劝他放弃帝位。为了给自己找个台阶，袁世凯同徐世昌商量，召集立法院会议，在自己宣布辞去帝位时，让参议员像对他劝进那样，劝他还当大总统。无奈缓不济事，徐世昌劝他把几个早已和他离心离德、被他打入冷宫的老友，帮他把这场皇帝变总统的戏唱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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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日，徐世昌帮袁世凯请来黎元洪、段祺瑞等数人，在中南海的新华宫召开紧急会议。会上，袁世凯提出取消帝制，废除“洪宪”年号，由徐世昌继续出任国务卿，并出面与护国军议和，以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的名义致电护国军政府，提出议和停战。22日，袁世凯正式发表申令，撤销帝制案。从改元洪宪到3月22日，前后共历83天。袁世凯当了83天的闭门皇帝，尚未赶上登基大典，还没有发一张“圣旨”，他的皇帝梦就做到头了。说起来也够窝囊的，他的问题出在哪里？一是自己心里有鬼，二是身边有鬼，所以，他也就成了鬼。一个人只要心里没有鬼，他的身边就不会有鬼，他就不会变成鬼，但愿后人引以为戒。
袁世凯希望以帝制的取消，来换回总统的宝座，然而，西南方面所要反对的不仅仅是帝制。4月初，经过短暂的磋商之后，西南三省提出了议和大纲六款：
一、袁世凯免死，但须于一定时期内退位，并驱出国外：
二、诛杀杨度、段芝贵等13人以谢天下；
三、帝制筹备费及此次军费约6000万，应抄没袁世凯及帝制祸首13人家产赔偿；
四、袁氏子孙三世剥夺公权；
五、袁退位后，按《临时约法》，总统由黎元洪继任；
六、文武官吏照旧任职，但军队驻扎听护国军调遣。
此六条，几乎没有一条是袁世凯可以接受的，谈判也就因此陷入了僵局。为了彻底打倒袁世凯，各地反袁运动再度高涨起来。4月初，在陆荣廷的压迫下，龙济光在广东宣布独立，两广地区成立两广都司令部，以岑春煊为司令，梁启超为参谋长，筹划北伐。4月12日，浙江军民赶走了都督朱瑞，宣布独立；4月底，程潜在湖南就任护国军司令，宣布湖南独立；江苏、安徽、奉天各地先后燃起了反袁的烈火，各界名流也纷纷通电，发表宣言，要求袁世凯下台。
1916年5月8日，南方独立各省滇、黔、桂、粤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统一反袁斗争。以唐继尧任抚军长，梁启超任抚军政务委员长；并以全国政权的名义否认袁世凯的总统资格和袁世凯任命的以段祺瑞为国务卿的国务院的合法性，宣布军务院奉黎元洪为大总统。根据1913年9月国会通过的《大总统选举法》：“大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的规定”，军务院宣布是黎元洪直接领导下的国务院。于是，全国的反袁护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要袁世凯下台的舆论一浪高过一浪，很多人指出“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养痈蓄蛆，实为乱基，”号召人们要下定决心，再接再厉，“扑杀此撩，以绝乱种。”
冯国璋否认黎元洪以副总统资格继任大总统，他希望把总统的位子留给自己来做，便与张勋、安徽巡抚使倪嗣冲，在南京召开了未独立省份的代表会议。会上，冯国璋迫使袁世凯退位的计划，被张勋和倪嗣冲给搅黄了。张勋、倪嗣冲二人疯狂叫嚣，视护国军为无物，让袁世凯以为自己有了可用之兵，于是，袁世凯的态度又趋强硬。5月29日，袁世凯发表了“宣布帝制案始末”，抵赖自己的罪行，将一切责任都推脱掉，归到别人身上，而且还气势汹汹地筹划由川、湘反攻西南。
然而，袁世凯没有料到，无论是张勋，还是倪嗣冲，谁也不肯替他真的去火中取栗。相反，5月18日，陈树藩在袁世凯认为是根据地的陕西宣告独立，原陕西将军、袁世凯的心腹陆建章被逐出。22日和29日，袁世凯最信任的另两个心腹：四川将军陈宦、湖南将军汤芗铭迫于形势，也宣布独立，袁世凯这时真的体味到了众叛亲离是什么滋味。他本来在二月份已染疴在身，5月份病势更加沉重，等服了陈树藩、陈宦、汤芗铭独立的“催命二陈汤”，袁世凯急火攻心、卧床不起，病情急剧恶化。到6月6日早上，袁世凯已经难于讲话，10时40分，他回光返照，对袁克定说了最后一句话：“这个事我做错了。”然后就带着遗憾和愤恨撒手人寰，享年5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