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天滚滚之毛泽东三界封神演义（每日连载中，第一部（上）完结）

常昶昶

毛泽东把自己的脑袋一拍，不好意思笑道：“是我错了，我把农民的概念想的太狭窄了。伯父给小侄上的这一课，终生难忘。常言道：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请伯父不吝赐教。”
毛麓钟一笑道：“也好，今天我就给你讲一讲我对这三本书的理解，也让你长长见识，知道什么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伢子，我来问你，《水浒传》108将中谁的武功最好？”
毛泽东思考了一下道：“应该是卢俊义。”
毛麓钟道：“对，那谁的武功又最差呢？”
毛泽东道：“当然是那宋江和军师吴用了。”
毛麓钟道：“那他们的座次又是如何排定的？”
毛泽东道：“宋江是及时雨，意气为先，排第一；卢俊义武功无敌，排第二；军师吴用智谋无双，排第三。”
毛麓钟道：“对，这就是人生的现实。人光有武功和智谋是排不了第一的，排第一的是义气。义气是什么？是对待人的一种态度，是对人的宽厚，是急人之所急，是救人于水火。同时宋江能排在第一位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他有思想、会组织、能管理，不仅是单一的义气。对了，你看的是哪一个版本的《水浒传》”？
毛泽东道：“两种版本的我都看了。”
毛麓钟道：“你感觉哪一个版本好？”
毛泽东道：“罗贯中改写的好？”
毛麓钟道：“好在哪里？”
毛泽东道：“好就好在投降，他给梁山伯的好汉寻找到了出路。如果不是这样，《水浒传》也许成不了名著，也就无法流传下来。”
毛麓钟道：“你说的很对。但是，为什么罗贯中要写成宋江喝毒药酒被毒死呢？”
毛泽东摇了摇头道：“不知道，没有细想。”
毛麓钟道：“那是因为罗贯中嫌他的志向不够大，不能顶天立地。男儿立于天地之间，既然敢于造反，就要果断彻底，就要敢于做皇帝，死则死矣，也要落个轰轰烈烈，岂能半途而废？可是宋江既然造了反，为什么还要投降？就在于他的所谓的‘忠’。在他的骨子里，忠大于义，所以他改聚义厅为忠义堂。忠，没有什么不对，但关键的是不能愚忠，不能忠于比自己官大的奸臣，不能忠于昏暗的皇帝；不能被忠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不敢说、不敢动、不敢刨根问底、不敢论个是非曲直，这样是不行的。”
毛泽东听了伯父之言，一个劲的点头，这番话自是让他终身受益。毛麓钟继续说道：“梁山伯都是草莽英雄，大多不识字，尽管大腕喝酒、大口吃肉，看似非常痛快，可是他们喝了酒以后，除了倒头就睡外，还能干什么？造反，像他们这个造法是不行的。这也是宋江为什么认为招安是上策的原因。你想想看，假如这108条好汉都是文武全才，里面有10个可以做督抚的大材，30个可以做知府的中等人才，60个可以做县太爷的下等人才，宋江为什么不做皇帝，非要去招安呢？他傻吗？不傻，说到底，没有文化的军队，就是一股土匪，他们也只能当土匪。因此，招安是他们最好的出路。可是罗贯中也是反对招安的，但他无法明说，所以就要宋江不得好死，以警示那些造反者：死就死的英雄壮烈，何必死的这么窝囊？”
毛泽东可没有想过这番道理，他只是觉得罗贯中在改写了以后，让梁山好汉总算有了个出路，比他们自生自灭的强。可没有想过治理天下光靠义气不行，光会打打杀杀不行，光自己有治世之才不行，还得把自己的部下培养的有经天纬地之才才行。太激动了，他站了起来，想说点什么。
毛麓钟让毛泽东坐下来，继续说道：“读书多的不敢造反，敢造反的又没有读过书，都是草莽。这说明了什么？说明读书的人被‘礼’和‘仁’束缚了手脚；而草莽则是没有法、没有天，不知天高地厚，二者皆不可学。要造反，不能由文盲、草莽领头，应由读书人领头，要把文盲、草莽的行为约束在一个民众支持的范围内，不可乱砍乱杀，像那李逵一样。更重要的还是如何把这些文盲、草莽都变成有文化的人，这一点，自古至今没有人做到过，是故，凡造反的是没有成功的。除非像刘邦和朱元璋那样。”
毛泽东道：“刘邦和朱元璋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的吗？”
毛麓钟道：“他们也是起义军，但他们在不断吸纳文士，每打下一块地方就任用文士来治理。这就是广纳贤才，而这些贤才不是他们培养的，是儒家培养的，他们历代读的书都是四书五经。所以就出现了文盲打下的天下、靠秀才来治理的奇怪现象。既然是秀才来治理天下，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改变，读书的依旧读书，种地的依旧种地，财主依旧是财主，穷人依旧是穷人。为什么？因为穷人、种地的永远读不起书，所以他们也就治理不了天下。治理天下的读书人不改变，天下就永远换不了。”
“简直是太精辟、太深刻了。”毛泽东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换个皇帝坐天下，除了换一批当官的外，其他的社会秩序为什么依旧没有改变。原来治理社会的“仁”和“道”没有改变。现在他开始从心眼里崇拜这个当过大官的大伯了。用文盲造反，再把文盲改造成为一个有文化的将帅和战士，用穷人的道理来治理天下，才能解决穷人一直受穷、财主一直享福的社会问题。思维敏捷的毛泽东想到要解决中国穷人的问题：还得搞普及教育，让每个穷人家的孩子都能上得起学，还要对成人进行脱盲教育，只有让每一个穷人都变成文化人，才可以彻底挖掉穷根。

常昶昶

毛麓钟听到了毛泽东的肺腑之言，不由得频频点头，他兴奋起来：“你能够举一反三，我中华有救了。《水浒传》中值得称道的是平等、自由和尊重人性，这是能够吸引众多好汉聚义的重要原因。这一点对一个队伍和组织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使这支队伍有凝聚力。同时，众头领保持有昂扬的斗志，遇战个个奋勇争先，不观望、不等待、不退缩、不畏敌、不怕困难，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因为这可以保持旺盛的士气。”
“故，看《水浒传》，应该站在《水浒传》之外，站在造反头领这个角度来看，而不应该站在李逵的角度来看，才能看出些门道来。是这样吗？”毛泽东思考了一下说。
“对，就是这样，为什么说‘少不看水浒’呢？就是因为少年看到的都是打打杀杀、快意恩仇，是大碗的喝酒、大口的吃肉，以及李逵的莽撞和耍板斧，他们看不到宋江的仁义、吴用的智谋。更不理解为什么梁山泊要三个人来统治呢？要知道在宋江之前有晁盖，晁盖之前还有白衣秀士王伦。”毛麓钟问毛泽东。
毛泽东挠着头不好意思地说：“我倒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大伯，这是因为什么呢？”
毛麓钟道：“白衣秀士王伦，代表的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的胸怀不大、武艺不精、心眼不狠、手段不毒辣、智谋不周全，所以，很轻易就被推翻了。晁盖天王代表的是地主、是个人英雄主义、是专制和独裁，也可以说的是帝制这种模式。施耐庵反对帝制，所以他塑造了宋江这种新的领导模式。这种模式就是文人领导造反、是集体管理、是协商和协作，套用一个西方的名词是民主统治，犹如法兰西的统治结构。又如现在大清国所宣传的立宪，一切都不自专，要通过商议讨论，才能执行。你刚16岁，又没有过过集体生活，对此是很难理解的。但是，你一定会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感受到，所以，你一定要记住。”
毛泽东第一次听说法兰西和立宪，甚感兴趣，向伯父进行了一一请教，等又回到《水浒传》方面来，毛泽东已经有所悟：“这就如我的家，我爷爷如白衣秀士王伦，不善理家，致使家败；到我父，犹如那晁天王，一家之主，说一不二；而我在放牛时的领导和管理，就如宋江。”说着把自己如何管理放牛娃的事，给毛麓钟讲了一遍。
毛麓钟一听，大笑道：“着啊，你真的是触类旁通，能以小见大，识微知著，真的是前途无量。事情就是这样，道理很大、志向很高远，为什么有些人总也实现不了呢？就是因为不能将大道理、大志向化作具体的行动。不能具体的行动，就是不能把大道理、大志向，用在每一件自己可以做的小事上。这就是我们平常人常常容易犯的错误，我们只看到大的，而忽略小的，不知道，只有不断地去做一件件的小事，才能集腋成裘，才能实现突变。”
毛泽东道：“我的理解是：实现一种很大的理想目标，就如登山。在登山之前，我们应该先做到两件事，一是选择好登山的路线，确定我们所要达到的目标；二是我们必须对自己说，我一定能够登上去，下定决心，给自己以信心。但当我们真的要登山时，就要特别地重视这个行动，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后，我们要扎扎实实地迈出每一步，稳稳当当地登上每一个台阶。在登山的过程中，我们还要注意做到：一不能把脚崴了；二是不能累得爬不动了；三是不能饿了没有饭吃，渴了没有水喝；四是不能不小心滑下去，更不能掉到山沟里；五是不能方向不对。只要做好这五点就一定能爬上去。”
“好，这个比喻很准确，也很贴切。”毛麓钟数十年来未曾遇到过如此有雄才大略的年轻人，而且又是他毛家的伢子，这让他兴奋地忘记了时间。他决心趁势对毛泽东有所教诲。因此就开口道：“屋内狭小闷热，我们去到池塘边再论三国如何？”
毛泽东欣然应允，二人吹了灯，关上房门，来到池塘边。读过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就会想象到毛泽东和毛麓钟二人所在的池塘景色了。我没有朱自清先生的诗情画意，也没有他那如画笔一样的文风，描绘不出一个有什么意境的池塘夜景，就当是朱自清先生写的那样吧。伯侄二人面对一池碧水在池塘边坐定，毛麓钟说道：
“‘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我们讲了，是因为少年读不出作者施耐庵老先生的良苦用心和他的政治抱负。《水浒传》书写时，正值朱元璋起兵反元之时，《水浒传》有一个直接目的，是为了协助朱元璋，号召天下英雄像水泊梁山好汉那样，汇聚在朱元璋的帐下。郭子兴死后，朱元璋继领义军，文有刘伯温，武有徐达。所以，施耐庵老先生就想为朱元璋设计出，一个可以效仿的政治领导模式来。这才有宋江、卢俊义、吴用的排序，这个排序和朱元璋、徐达、刘伯温三个人的位置是一样的。哪知道，书还没有写成，朱元璋就夺取了天下。这样，书中的宋江就无法再英雄下去。你看施耐庵先生写的《水浒传》最后部分，明显的没有上上半部写得好，就是他没有写作的方向了，只是胡乱写写而已。大家多对这后半部不满，希望改写，这时朱元璋也提出了明确的书写方向，就是让宋江招安。施耐庵先生死去，他的学生罗贯中就改写了《水浒传》的后半部。”
听到毛麓钟的这段话，毛泽东甚感惊奇，插嘴道：“施耐庵先生写《水浒传》，竟然还有这些故事。这些故事有什么启示吗？”

常昶昶

毛麓钟说：“当然有，一是说明，读《水浒传》没有人指导是不行的；二是说明施耐庵先生，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提出集体领导模式的人。这一点，小孩子怎么看的出来？一般的成人，也看不出来。像我老朽，如果不是做过几年的官，也是难以悟出这些道路的。由时，又让我想到了中国文人与西方文人的大不同。”
毛泽东从李漱清那里对西方已经有所了解，听到伯父的话，便急于有所受教，恳请伯父给他讲讲。毛麓钟道：“我正是要讲给你听。西方的文人生活在新旧社会的交替时期，就像是我国的春秋战国时一样。因此，他们的社会观点可以直抒胸怀，比如法国的孟德斯鸠写的《论法的精神》就是代表。而我们国家的社会模式稳定，统治思想两千年一贯制，文人无法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于是就创造出小说这种文学作品，并把自己思想灌注在里面。读我国的古代文学作品，不会看就是看个热闹，会看的才能看出门道来。”
毛泽东怎么能想到读古典小说、神话故事还有这么多的道理？经毛麓钟先生提示后，他再看中国的古代作品就可以看出我们看不出的故事来。毛泽东为什么比我们的水平高？实在是在他的人生道路上的时间拐点处，总有一个高人在那里等着指点他。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他是神仙，我们不是，在他面前，我们只得认命。毛泽东已经从《水浒传》的故事情节中脱离了出来，那些文字写的不再是打打杀杀，而是政治结构设计。于是，他想了想说：“就是说，要把《水浒传》当作一部政治书籍来看，凡是有志于改天换地、与民行政、治理军旅者，都可以从中汲取到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当然，也可以给我们以启示。那么，您老怎么解释‘老不看三国’呢？我常闻老人说《三国演义》中老将讲义用命，比如，严颜、黄忠等。他们都不服老，还是像年轻人一样的好斗。是故，老不看三国是怕老人学他们那样好斗。”
毛麓钟道：“大错矣，这是无知之言。三国的主旨有二：其一，是在宣传复辟；其二，是在宣传忠义。可是它又无法改写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只好采取抑曹扬刘之策。因此，尽管写了关羽如何忠勇、诸葛亮如何神机妙算，可是仍不能挽救蜀国的命运。他的这种写法是采取先入为主的手法，把人们的注意力都吸引到刘备这方面来，让大家忽视历史的走向。年轻人无知，喜欢看热闹、看智谋，不问结果。老人则比较理智，也大多知道历史，仔细看就可以看出这部书的问题所在。是故，就宣传不让老人看，以减少它的负面影响。”
毛泽东道：“原来如此。不过，三国故事写的的确精 ，我看了也没有注意它真实的历史环境。这么说，我们以后是有必要为曹操平反的。”
毛麓钟道：“是的。看《三国演义》要站在历史学家的高度来看，才能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诸葛亮智谋无双、刘关张忠勇无敌，为什么取不了天下？是因为他们代表的是一群复辟势力。社会总是向前发展的，大汉即以倾倒，势不可再扶，因此，枉有关羽之忠、张飞之勇、诸葛亮之智，也是难以阻挡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故，作为一个有志向的年轻人，应该站在历史潮流的发展方向上，如果能引领潮流更好，即使引领不了潮流，也要顺势而下，千万不可逆历史潮流而行。这就是《三国演义》告诉我们的。”
毛泽东道：“古人云，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今天，我听到伯父的话，让我茅塞顿开，不仅让我有读十年书之感，而且有益于我选择今后千年发展方向之慨。”
这次轮到毛麓钟诧异了，问道：“世侄何出此言？”
毛泽东道：“因为您让我理解了我今后所要走的路，以及在今后所站立的方向问题。如果方向错了，即使如刘备之贤、诸葛之智、关张之勇，孩儿也不应该与他们为伍。同时，您还告诉我，要学习新事物、新知识、新理论。什么是历史发展的方向？新的事物、知识、理论，就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不能因循守旧。”
毛麓钟大笑，惊得正在休息的鸟儿飞起一片，致使池塘内蛙声连连。他犹如积郁胸中多年的闷气吐了出来，朗声说道：“我之悟，藏胸中多年，不敢与他人言讲，今天终于给你谈出，如能有益于你今后的发展，我当死而无憾也，这《三国演义》闲来无事可以解闷。如果真能兴兵，则可以当做一部兵书使用。书里面的奇谋可以看成是故事版的三十六计，而曹操的屯田养兵，则更是兵家所要借用的经典。如果真能把书中的故事，在人间演绎一遍，又何尝不是人间的一件快事？故，看《三国演义》，单看计谋，不看人，凡是用得着的、能打胜仗的计谋，哪怕是蒋干盗书，也是用得着的。切忌只用诸葛亮智谋，忘了曹操的奸诈。奸诈和智谋都是一个水平。另外，真正的军事大家还是司马父子。诸葛亮的智谋人人知道，司马父子的智谋可不是路人皆知。出奇胜，还得靠司马的智谋。”

常昶昶

毛泽东站起来，对伯父躬身一礼：“侄儿谨记不忘，一定好好地把司马父子的计谋研究透彻。”然后毛泽东又坐下来问毛麓钟：“伯父如何看《西游记》。”
毛麓钟道：“《西游记》等你到了我这个年龄就会明白，它写的不过是一个人的一生。孙悟空大闹天空，自称齐天大圣，犹如一个力大无穷、无所畏惧的少年，比如《隋唐演义》中的李元霸，又比如13岁以前的你，猴性十足，蔑视权威。孙悟空被压在五指山下五百年，就如李元霸被关在铁笼里，你在家缀学种地，劳其筋骨、炼其心志，让自己感悟天地，始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从而对天地有所敬畏。一个人在自己的生命里没有敬畏，那是什么？是疯子、傻子。小孩可以装疯卖傻，大人不行，必须知道高低、上下、前后、左右、进退。有了这种磨砺，就知道虚心学习、丰富自己、锻炼能力、增强智谋。如此就可以干大事儿了。西天取经，就是一个人从青年到老年的拼搏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千难万险，有各种诱惑，有各种陷阱，有胆怯、有无助、有分裂、有冤屈，如此等等。只要你战胜了这一切，就可以取得真经，修成正果。一个人在死后的归宿，要么是上天堂，要么是下地狱。修成正果就是你可以上天堂，可以成神了。这就是《西游记》告诉我们的。”
“太对了，我赞同您老的看法。不过，孙悟空的结局有些强差人意，他在经历了磨砺之后，如果能够代替如来成为佛祖就理想了。”毛泽东思索道。
毛麓钟道：“你这是孩子之言。孙悟空只能成为斗战圣佛，他成不了佛祖，因为他没有思想、没有历史，不知道佛伟大在哪里。佛的伟大之处不是斗狠，而是普度众生，他之所以法力无边，是因为有广大人民的支持。而孙悟空有什么？只不过是一身三脚猫的武功而已。人民不可能人人有像孙悟空那样的武功，人民需要的幸福、安康光靠武功是不能给得了的。这需要思想的光辉，就像大地和万物需要太阳一样。”
“我懂了，我们只需要孙悟空的精神和勇气，不需要他的莽撞和无知。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伟大的思想来指导。如果我们的思想可以指导孙悟空，那么我们就可以无敌于天下。”毛泽东悟道。
毛麓钟又是大笑，因为他不仅听到了毛泽东的话，而且已经看得东方发白，天就要亮了。他要把该说话都说完，于是问道：“你知道如何才能让思想指导孙悟空？”
毛泽东摇了摇头，毛麓钟站起身来大声说道：“继往开来。为什么要继往？因为人不是像孙悟空那样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人是有历史、有祖根的，在我们的细胞里，就延传着我国几千年的历史和文明，我们的自豪感来自于此，我们的颓废也来自于此。所以，我们的任务是保留让我们自豪的文化和传统，剔除让我们颓废的文化和传统糟粕。这就像是治病，人的病治好了，就要补养，就要强壮，这就是开来，就是学习和发展。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的东西，然后把它们变成我们中华民族的智慧。记住，学习外国的东西，就和我们吃饭一样。第一不能是啥都吃；第二是吃了以后要消化，把营养留下来，把糟粕像大便一样拉出去。”
毛麓钟说完，用手敲了敲毛泽东的脑瓜。毛泽东笑了，他用力点了点头，以坚定的目光回答了伯父的期许。从此，他在毛麓钟的指导下潜心阅读、研究古书，看得劳累时，就练写毛笔字。
毛麓钟把毛泽东的读书，看做是振兴韶山冲毛氏家族的特大重点工程。因此，他花费了大量的心血，悉心指导毛泽东阅读大量的古籍，给他点读历史名家的传世之作。而必读的《史记》、《资治通鉴》和《贞观政要》等书，则给予细心的讲解。毛麓钟酷爱历代著名的诗词歌赋，尤其喜爱宋词元曲，他把这一爱好传给了毛泽东，让毛泽东也对诗词歌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指导毛泽东朗读、背诵，同时还教他填词作赋、练习书法。从此，毛泽东的诗词和书法可以登堂入室了。
毛泽东读书一目十行，领悟极快，在毛麓钟的指导下，学习一年胜于十年。可也就是学了一年，毛泽东在家里惹祸了。

   

常昶昶

四十
毛泽东在韶山耕读这三年，是中国风云变幻的三年。1907年袁世凯被提升为军机大臣，授太子太保，开始推行新政；1908年，光绪、慈禧先后死去，3岁的溥仪继位；1909年，袁世凯被罢职，在河南漳德洹上钓鱼，摄政王载沣忙得焦头烂额。大清国犹如一个破烂的木桶四处漏水，如果漏一点水也就算了，可是长江开始发飙，它漏出的水可就大了。
1909年的夏天，长江发洪水，洞庭湖周围一片汪洋，颗粒无收，灾区有100多万的农民纷纷外出逃荒，单单涌进长沙的灾民就有好几万。这些灾民白天沿街乞讨，夜晚露宿街头，忍饥受寒，十分悲惨。这还不算，街头的流氓无赖还专门欺负这些灾民。1910年农历3月初2这一天，有一户黄姓的穷苦女人，丈夫靠给人家挑水挣钱。等到天黑，丈夫好不容易挣了几个铜钱，交给她去买米。等她来到米铺，谁知米又涨价了，她的铜钱连买一斤米都不够，她恳求米店老板无论如何地，少卖给她一点，全家人都在等她买米下锅。米店老板黑心，不理她的哀求，把她推出店外，关上了店门。
黄家女人没有买到米，就怔怔地坐在米店门口的台阶上发呆。这个时候，过来了一个流氓，趁黄家女人不备，伸手把她的几个铜钱给抢走了。黄家女人叫喊着，像发疯一样的追赶，可惜她饿了几天，两腿无力，跑了几步就跌倒在地。流氓跑了，黄家女人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她又气又急，悲愤满腔，想想没有了活路，一恼怒就跳进了滔滔北流的湘江。丈夫左等右等女人不回来，带着两个孩子寻找到米店门口，听说自己的女人跳了江，感到天塌地陷，就也带着两个孩子跳进了湘江。
这个悲剧震动了整个长沙城，激起了几十万民众的公愤。愤怒的灾民砸了那个米店，抢了店里的大米，顺势连米店附近的商店、铺子也都给砸烂、抢了。失去理智的灾民开始了打砸抢，引来了清兵的镇压，被打死了上千人。结果，就更激起了人民的愤怒，有一万多人的长沙市民和灾民，直接去冲击湖南都督府，并放了一把火。与此同时，还有十多万的饥民四面出动，截粮船、抢米店、砸商铺、冲洋行，掀起了“抢米风潮”。农历的3月初6，清政府调来了两个团的步兵，又请英、法、美、日、德五国，从上海、汉口、厦门调来了十来艘军舰，对暴动的饥民进行了大搜铺、大屠杀，几天之内，被杀的又有一千多人。湘江里浮尸滚动，长沙城血流成河，官府门口的旗杆上挂满了血淋淋的人头------
长沙的“抢米风潮”虽然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但还是很快地波及到湖南各地，湘乡、湘潭也出现了饥民“吃大户”的行动。毛顺生是做稻谷生意的，由于局势紧张，粮价在一天天的看涨，他认为发财的时候到了。于是就雇了几个短工，运了50担的大米到县城，想去卖个高价钱。刚走到半路，他们遇上了饥民，被哄抢而光。毛顺生和几个短工，丢了粮食，急急如丧家之犬。他们只顾往家里跑，没有想到身后面偷偷地跟着灾民，等他们到了家，灾民也到了。活该毛顺生倒霉，家里剩余的50担稻米也被灾民给抢了。毛顺生一下子损失了100担的大米，简直比割他的肉都疼，他气得暴跳如雷，口里喊着要去县城报官。毛泽东目睹了灾民抢自家大米的全过程，他虽然不赞成这种“吃大户”的过激做法，但还是拦住了父亲。
他对父亲说：“听说长沙城已经死了好多人，连湘江水都染红了。难道您还想因为自己家的一点损失，再死几十号人吗？您要知道，他们可都是饥民，身无长物，抢了粮食就会吃掉，也剩下不了什么。把他们抓住，除了要他们的命，您能向他们要什么？”
母亲文七妹也出来劝说，让他不要再造冤孽。常言道：破财消灾，只当是我们做善事把大米给施舍出去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毛顺生虽有些吝啬，但终究不是黑心肠，听到儿子和妻子的话，“唉”了一声只好自认倒霉。从此，病倒在床上半个月，才逐步把气顺了过来。
长沙城的事儿和饥民抢自家大米这件事儿，让毛泽东思考了好久，他想通了农民舍命的道理：就是舍命是饱死，不舍命是饿死，这就是为什么凡是造反，就会有人跟随的道理。中国太大了，人太多了，穷人比比皆是，只要你敢领头，只要你很大声，让没有饭吃的穷人听到，你就不会是单枪匹马。从这件事上，毛泽东想到了梁山水泊的好汉们，想到了宋江。自己马上就18岁了，到了锻炼自己的胆量和谋略的时候了，自己应该参与到社会斗争生活实践中去了。
饥荒在蔓延，逐步闹到了韶山冲。韶山冲里大户不多，就毛顺生还算得上，可毛顺生家的大米被抢了，于是，饿的两眼发绿的毛氏子孙，把目光盯向了毛氏宗祠里的一仓稻谷。这仓稻谷是在丰年由毛氏村民共同平籴储存的，目的就是在荒年再平粜给他们，以度饥荒。荒年来了，大家眼巴巴的看着族长，等他一句话，就可以开仓平粜。可是，只见他们几个主事人在一起商议，就是不见把粮食平粜给村民。毛泽东这个时候多了个心眼，利用自己是毛顺生儿子这个特殊关系，弄清了事情的原委。这个关系有什么特殊？要知道毛顺生是村里的首富，族长他们的心理活动自然不敢瞒毛顺生。原来，族长他们几个人被县里来的粮商，灌了二两酒给灌迷瞪了，他们想把稻谷卖给从湘潭来的这个粮商。毛泽东把消息告诉了他的叔叔大爷们，韶山冲愤怒了，发生了一场风波，族长最后只好把稻谷平粜给毛氏的子孙。

常昶昶

事后，族长密查是谁泄露了风声，结果就查到了毛泽东的头上。这天，族长把毛顺生找过去，让他严惩毛泽东。毛顺生还要在韶山冲混，没有办法，就想把毛泽东送到县里避避风头。到哪里去呢？毛顺生想让他去湘潭，到他毛槐林叔的粮店里当学徒。这个粮店里有毛顺生的股份，他早就想培养毛泽东做粮食生意，正好他找到了理由。毛泽东一开始没有反对，他也早想走出韶山冲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了。
要去湘潭县城了，不知道什么时间还能回来，毛泽东去向李漱清老师告别。李漱清听说毛泽东要去当学徒，直接了当地对他说：“你不能去粮店当学徒，这会毁掉你的前途的。”
毛泽东感到为难：“我已经答应了我父亲。再说，我父亲的脾气，您也知道，他决定的事情是很难改变的。”
李漱清说：“硬顶当然不是办法，不过，你可以先去湘潭，你到那里不要去粮店，先选择一个新学堂去上学。”
毛泽东觉得有理，回到了家就和母亲商量。文七妹立刻表示支持，在她的意识里，这个大儿子就不是干农活、做生意的命，她的母亲临死特别告诉她，石三伢子是文曲星下凡。历史上有几个文曲星下凡？就听说宋朝有个包拯是文曲星下凡。因此，文七妹就认为儿子是未来的包拯包青天。于是她找毛顺生谈判，毛顺生说：“你总是让他上学，咱家的地谁来种，生意谁来管？”
文七妹说：“泽民是天生做生意的料，以后你就让他学做生意吗。”
毛泽民以后果然在家里帮助父亲做生意，他精明能干，算盘打得啪啪响。毛泽东不会理财，可他有个会理财的弟弟，据说毛泽民是商宗派下的一名弟子，专为辅佐毛泽东而下凡的。毛顺生的心还是没有被文七妹说动，这时他的内侄文运昌来串亲戚了。文运昌是文七妹哥哥文玉钦的次子，比毛泽东大9岁，在湘乡县公立东山高等小学堂上学。学堂放假回家，几年不见姑姑了，来姑姑家看看，当然，他更加惦记的表弟毛泽东。
文运昌到来后，全家人都围了上来，一阵寒暄过后。文运昌问起了毛泽东的事儿，文七妹嘴快：“你姑父非让你表弟去湘潭县城的粮店当学徒，你说说这是啥事儿？”
文运昌说：“那可不行，表弟是读书的料，当学徒会毁了他。让他和我一起去湘乡县城的东山小学读书吧。”
文七妹一听，拍腿赞同：“石三伢子一个人没有出过门，我真不放心他一个人去湘潭。正好，说妥了，就跟着你去湘乡。记住，可要照顾好你表弟。”
文运昌一听，让姑妈放心，说着就和毛泽东二人一起逛去了。剩下了夫妻二人，毛顺生还是不同意让毛泽东去上学。文七妹气急了，把三里五村能请来的人都请来了。都请来了谁？有东茅塘的堂兄毛麓钟、李家屋场的李漱清、井里湾的族侄毛泽居、唐家坨的哥哥文玉钦、文玉瑞、内侄文涧泉、文运昌、姨侄王季范等。都是名人，每一个人都说毛泽东前途无量，可不能耽误了。毛顺生在这些人面前实在抬不起头来，只好同意啦。
其实，毛顺生知道妻子的决定是改变不了的，何况自己也就是为给族长个面子，不得不让儿子去县城。不过，他也是个要面子的人，说出的话总不能随便抹了吧？毛顺生也想让毛泽东出去长长见识，他是一个何等聪明的人？岂不知儿子是个可以造就的大材。他信奉的是“小瓜不苦不甜”，他只是想磨难磨难儿子，他也是怕他今后一个人离开家乡，没有了父母的保护，经受不了在社会上的各种艰难和困苦。试想？哪里有温室里的花朵可以承受风雨的？
1910年秋天，即将18岁的毛泽东离开了闭塞的韶山冲，前去湘乡县高等小学堂应考。临行前的头天晚上，他抄改了日本人西乡隆盛的一首诗，夹在了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
                  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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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神看到这里，韩非不等大家开口，便结结吧着问道：“圣人的确主张游泳吗？”
圣人一笑：“酷暑难耐，唯水可消解，怎么能不让游泳呢？何况10来岁的小孩子，天生浪漫，正是戏水的年龄。只是润之之智的确非同一般。”
韩非道：“润之与其父冲突也是天意吗？”
姜子牙道：“润之与其父均属蛇，二者天生冲突。毛顺生是秋蛇，正是忙碌收藏之蛇；润之是冬蛇。冬蛇在北方是要冬眠的，在南方也不是旺盛之时，何况润之自幼住外婆家，未经磨难。故，唯有其父方可给他磨练，方可把他从冬眠中唤醒，让他充满斗志。所以，只有毛顺生才可以让润之成才。这一点应为天下人所识。”
韩非道：“这一点我懂了。只是我还不太明白，那毛麓钟是何方神圣？
姜子牙道：“毛麓钟在当时的韶山冲是个高人。所谓高人，就是既懂圣人之儒家学说，又懂道德天尊的自然之道，还明白佛家的禅学。既知道官场的应酬，又明白民众生活、社会情形，还知道世界大势、国家的发展方向。他的前世是汉朝张良的老师下凡，他的使命就是点化处于少年时的毛润之。润之经此点化，就如孙悟空在老君的八卦炉里练得了火眼金睛一般。”
韩非道：“毛麓钟关于《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的议论，基本准确、到位，但是，还有一点似乎没有点出来。”
圣人道：“法宗有何高见？”
韩非道：“毛麓钟没有讲到法理和天理。这三部书尽管写得热闹非凡，但都是在天理和法理之内的热闹，凡触犯法理和天理的定是不饶的。”
姜子牙道：“法理和天理是一切之根本，是社会秩序，自然是他们既不敢触动，也是他们在触动了以后建立不起来的，他们不知道新的天理和法理是什么。这就像盖房子，房子拆起来容易，可盖起来就不容易了。故，毛麓钟不敢谈，就像张良的老师只是教他如何用智谋，可没有办法教他如何建立一个新的王朝。”
圣人道：“润之的使命就是重建天庭秩序，亦即再造天理。不过，天理的改变是一个过程，就如白天过渡到夜里需要经过黄昏，黑夜过渡到白天需要经过清晨一样。润之所处的时代，以及自身所学的知识正处在凌晨的寅时末，正是万物生长最快、社会一日万变、知识不断更新、主张层出不穷之时。这就需要润之兼容并蓄、有所体会、有所取舍之后，才可以再行指点。不过，毛麓钟的使命已经完成，何况他出现的时间和地点，也局限他只能做这些事情。”
姜子牙道：“圣人之言很对。润之的使命是改天换地，20岁之前的他，就是他人生的春天。现在已到春暖花开之时，他在此时积蓄的能量有多大，花开的就有多大，当然，等到秋天到来时，果子结的也就有多大。现在我们已看到了一个硕大的花蕾。下面还是让我们一起看看，这颗大花蕾是如何开放的吧。”
众神一齐应“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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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听圃

天下大势，宇宙法则还处在冥冥之中，我们接着看

筱欣奕奕

定下心来慢读细读，信息量大，要好好消化。
常老师辛苦了！

常昶昶

第十一回      鸡鸣一声唱    愿言试长剑

                                  四十一
韶山到湘乡县城只有50里，毛泽东和表哥文运昌，起了个大早赶路，中午就来到了县城。湘乡县城并不大，不过就如现在的一个乡镇，但对于久居韶山冲，只见山头、少见人的毛泽东来说，还是如刘姥姥进入了大观园。
湘乡是曾国藩的老家，和湘潭是临县。毛泽东的韶山冲属于湘潭县管辖，外婆家的唐家坨则属于湘乡县管辖。因此，韶山冲是位于两县的交界处。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的前身是曾国藩兴办的东山书院，东山书院的匾额就是曾国藩的手笔。曾国藩办东山书院的目的，是教育他手下各级官员的子弟，在剿灭太平军的战争中，为让各级官员尽心国事，他把他们的家属都照顾的很好。东山书院修建的十分壮观、气派，我们见过的一般县城的书院根本无法和它相比。外地来湘乡县的如果不知道底细，还以为那是一座道观。
由于毛顺生的固执，毛泽东和文运昌晚到学校几天，东山小学的秋季招生工作已经结束。也就是说，毛泽东来晚了，学校的招生名额已满。毛泽东很是失望，文运昌让他不要灰心，他去找校长说说。文运昌来到了校长办公室，见到了校长李元甫。文运昌对李校长说：“校长，我给你带来了一个读书的奇才，如果您给他一个考试的机会，您一定不会后悔。”
李元甫是一个极其爱才的人，所以文运昌才这样对他说。李校长一听，问道：“你说的学生有什么特别之处？”
文运昌说：“我的这个表弟，不仅文章写得好，字也写得好，龙飞凤舞；他才思敏捷，下笔成文章，出口即诗词，比三国的曹植都厉害；他读书极快，一目十行，有过目不忘之能。如果东山小学收他为学生，将名扬天下。”
李元甫是谭嗣同挚友，也是维新派人士，他年已过午，知道自己已经无力回天，所以他从事教育就是想发现人才。听文运昌一说，他就来了兴趣，说道：“你带的学生在哪里？叫来我看看。”
文运昌把毛泽东带到校长办公室，李校长先对毛泽东打量一番，心中暗暗称奇，此子乃帝王之像，合该我名留青史，只是不知他的才学功底如何？于是决定对毛泽东组织会考。李校长组织了学校几个有名国文老师，比如谭咏春等。会考时，几个人环视着毛泽东，让他在一个时辰内，作出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是《言志》。这个题目是李校长专门为毛泽东出的，他就是想看看毛泽东是否和自己对他的判断一样。
毛泽东来到考场，不慌不忙，先拿出文房四宝，有序摆好，然后开始研墨。有的人可能问，这样多耽误时间，其实一点也不耽误。写文章是要思考的，研墨时正好思考，两不耽误。毛泽东的墨研好了，也思考好了，他铺好宣纸，只见刷刷点点，一蹴而就，然后等墨阴干，双手递给李校长。李元甫接过来细看了一番，文章的大意是：国家兴旺、匹夫有责，个人的志向是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他看过之后，又把卷子递给国文老师谭咏春看。谭老师看了以后，大叫奇才，他立即建议校长录取毛泽东。李校长点点头，站起身来，大声说道：“今天，我亲自监的考，看过毛生的文章，我敢说，我们今天取了一名建国才。”李校长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
毛泽东经过三个恩师的指教以后，已经出类拔萃，很难再有名师指导于他，在学校里他获得的基本上都是赞誉。他的文章常常被国文老师推荐给同学们“传视”，或加上批语，贴在“揭示栏内”。毛泽东写的《宋襄公论》、《救亡图存论》很受同学们推崇。国文老师谭咏春对他的做出了高得不能再高的评语：“视君身有仙骨，环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
东山小学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学校，里面有很多留学日本回来的老师，毛泽东从他们那里知道了中国和世界，知道了中国的版图有多大，知道了中国版图是个什么样子。他们把中国描述成了一头恹恹待毙的大肥猪，把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等描述成窥看中国的虎豹豺狼、秃鹫、毒蛇和狗熊。
东山学堂有一座藏书楼，里面有成千上万册图书，其中除了东山书院留下的古籍图书外，近年来还添置了不少的新书。毛泽东哪里见过这么多的书？这可有他看的了，他几乎天天都呆在图书馆里。在这里令毛泽东惊奇的是，他看到了中国地图，知道了中国的版图具体有多大。这让毛泽东的心胸一下子开阔起来，心中的志向也一下子平步青云。
在湘乡县城里，大家都还没有听说过孙中山的名字，在藏书楼里，最进步的书籍也就是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写的新书。毛泽东新思想的启蒙就是从维新思想开始的，他觉得康梁的文章从内容到文体都很新鲜，便有意模仿。毛泽东最先接受了梁启超的《新民说》，他主张社会改革应从“变化民质”入手。这个思路让毛泽东想到了与毛麓钟谈《水浒传》时的一番言论，想到了根治民穷的道路。
我们的历史学家在研究毛泽东时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忽视了毛泽东这个时候所受的教育和他思想的变化。毛泽东这个时候的思想动态，才是影响他一生的思想的根本，毛泽东后来的一切思想都是生长在这个根本上的。毛泽东最先受到的教育是“继往”，康梁的思想则是他走向“开来”的过渡期。毛泽东这个时候18岁，正是一个年轻人的世界观的形成时期。所有的人，在自己的人生进程中，不管他中间曾经接受过什么样的教育，和追求过什么样的思想，等到他老年时，再回过头来看，都不过是走了一个圈，又回到了自己在18岁以前曾经立下过的志愿上来。

常昶昶

为什么在这里讲这些话？就是要告诉大家，朱德和毛泽东是一类的人，他们的思想基础一致，而周恩来、刘少奇及其以后的人，他们的思想基础是陈独秀、李大钊推动起来的新思想和新的文化运动。而这些根本上的差别，就决定了在同样一个理想下，所选择的革命道路不同。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在自己的文化教育中没有断代，从孔老夫子、康梁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都是连续的。这就是我的这部书在看待毛泽东时，和其他过去任何写毛泽东的书最根本的区别之处。有了这些，大家也就会理解在以后我要讲的东西了，也就理解毛泽东思想为什么可以说是：既和中华民族一切先进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又是和西方的民主思想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融合的。
直到这个时候，毛泽东才知道慈禧太后和光绪已经死去，现在中国的皇帝是个5岁的小孩子。对此毛泽东纳闷了很长时间，一个5岁的孩子怎么可以当皇帝呢？他想：如果由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人来辅佐还差不多。可见当时的毛泽东，对中国状况的了解还只是皮毛，尽管这样，并不影响他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管理结构的思考。这个时候，康梁还在日本流亡，孙中山先生进行的民主革命，正在代替康梁的维新变法思想。这些事是毛泽东后来才知道的，他认为孙中山的革命，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发动武装起义上面，根本不注意在民众思想启蒙上下工夫。这给了他很大的启示，干革命一定要重视发动群众。
东山小学里，大多是一些华衣轻裘的膏粱子弟，毛泽东虽然仍旧是土话浓郁、穿着粗布的长衫，但他已经没有在东茅塘时的压抑和郁闷。现在的他如鹤立鸡群，没有哪一个贵族子弟敢轻视他，更没有哪一个纨绔子弟敢招惹比自己高一头的毛泽东。相反，好多的同学都争着和他交朋友。毛泽东在东山小学有几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一个是谭老师的儿子谭世瑛，一个是萧子暲，也就是萧三，以及萧三的哥哥萧子升。在萧三的家里有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他把这本书借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从书中知道了在世界上著名的拿破仑、彼得大帝、卢梭、华盛顿和叶卡捷琳娜女皇等人的事迹。
毛泽东在看了以后思绪万千，他对萧三说：“中国也要有这样伟大的人物。我们应该讲究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就是告诉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它富强、独立起来，要用很长的时间。但时间不要紧，你看，华盛顿经过八年战争之后，才取得胜利，建立了美国，我们也要准备长期的奋斗。现在我们还年轻，我想如果我们准备用五个八年的时间来努力，就一定可以改变中国的面貌，让中国自立于世界的东方。”
18岁的毛泽东已经胸怀天下了，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毛泽东从这本书中接受了西方的民主思想，并把华盛顿和美国作为自己学习的目标。接到我们前边所说的，毛泽东就是先接受了中国的传统思想、康梁的变法思想、西方的民主思想，然后有接受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正是有了这些基础，使他具有了黄帝所说的七教的综合意识。从这时起，他开始注意留心书本以外的事情，他知道了日本的明治维新，知道了中日甲午战争、维新变法、八国联军进北京，知道了日俄在东北的战争，知道了袁世凯练兵和推行的新政与立宪。
1911年春天，东山小学的老师贺岚冈，应聘到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当中学教师。因为毛泽东和萧三的学习非常优异，所以贺老师就想把他们带到中学去读书。李校长知道后大力支持，就和谭老师、贺老师三人一起为他们写了推荐信。在给毛泽东的的推荐信中，他们一致认为毛泽东的国文和历史知识已经达到了中学程度，不宜再读小学了。其实就毛泽东实际的国文和历史知识水平，不仅小学装不下他，就是中学也装不下他。毛泽东现在缺的不是在文化知识上的学习和训练，而是正规系统的学校生活，以及在人生经历中必不可少的集体生活。毛泽东离开了东山小学，李元甫为他的这名优秀学生写了一副对联：
             为国育才，应有一木支大厦；
             齐家教子，不及三葛在南阳。
在李元甫的认识里，毛泽东就是一个布衣天子，他一直以自己有过这么一个弟子而颇感自豪，所以，才写下了这副对联。这副对联是毛泽东在解放后回家，去拜访故校时，学校的老师抄录给他的。这时，李元甫校长已经故去。他虽然没有亲眼看到自己弟子的成功，但他的慧眼已经让人们惊奇不已，何况他还永存在历史中，当老师当到他这个份上夫复何求？

常昶昶

1911年春，已经19岁的毛泽东，在征得父亲的同意后，到长沙去报考湘乡县驻省中学学堂。毛泽东在离开父母一年后，知道了尊重和孝顺父亲，他有什么的想法和变动必定要和父亲商量的。可能有的人感到奇怪，这是因为什么？因为毛泽东感受到了什么是经济基础，他作为上层建筑，如果不知道尊重经济基础，那是无法生存的。
从韶山冲去长沙，一般的路径是走到湘潭，然后在湘潭搭乘小火轮。小火轮是一种机动船，由于过去的发动机靠烧煤提供动力，因此，老百姓就叫这种动力船为小火轮。毛泽东不想坐小火轮，他决心步行去长沙。他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想了解一下沿途风土人情，古人常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他要实践这句话。韶山冲离长沙120里，他从宁乡道林这条官道出发，第一天走了100里，晚上借宿农家。在农家他和老人攀谈，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人民生活等等，还专门写了一篇日志。第二天一早，毛泽东继续赶路，日上三竿就来到了湘江的西岸。他买了渡江的船票，渡过湘江来到东岸，继续向东就是长沙城了，中午，毛泽东来到了长沙城的西大门。
西大门内是长沙有名的坡子街，这里非常的繁华，商铺林立，游客如织。湘乡驻省中学在南阳街新安巷的湘乡会馆里面，这一带没有高楼大厦，一片的平房，足足占了半条街，全是湘乡驻省中学的地面。这个湘乡驻省中学和东山小学一样，是湘乡县豪绅们在长沙教育子弟的场所。当时，曾国藩部下的官员和将军们，有很多是跟着曾国藩从湘乡出来的，在太平军被剿灭后，他们都不愿再回到湘乡去居住，大多都在长沙定居下来，于是，就开了这所中学专供他们的子弟上学。这所学校是湘乡客居在长沙的中学，学生的生源主要是湘乡乡绅在长沙的子弟，以及湘乡县东山小学堂推荐来深造的一些学生，加起来也就是100多名。毛泽东来到学校，拿出三位教师的推荐信，学监看过以后，满口答应，连入学考试都免了，就顺利地办了入学手续。
湘乡驻省中学的阅览室，虽然比东山小学的藏书楼要小得多，但这里有很多的新书，还有报纸和书刊。毛泽东很快被报纸给迷住了，因为报纸上有他关心的时局消息。从此，他每天都离不开报纸，尤其喜欢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民立报》是同盟会的机关报，是坚决反对帝制，和宣传三民主义及共和革命的。毛泽东从这里开始接受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为它奋斗了10年。长沙是湖南的省城，是同盟会活动非常活跃的地方，黄兴和宋教仁的很多部下都在这里从事革命活动。
1911年的春天，已是辛亥革命的前夜，整个长沙城大有风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毛泽东通过阅读报纸，知道了孙中山和黄兴，知道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农历的3月29日，广州爆发了黄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民立报》作了长篇的报道，详细地介绍了这次起义的经过。毛泽东在看到这条消息后，心潮久久难以平静，他为烈士们慷慨为国为民捐躯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当夜，他怎么也睡不着，于是爬起床来，一气呵成了一篇政论文，并用大字工工整整誊清，次日天刚放亮，就把它贴到了学校的“揭示栏”内。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公开提出：“推翻满清王朝，建立共和政府，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就任新政府的大总统，由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他把《水浒传》中宋江的领导模式搬了出来，又套用了刚学到的新名词。他本来的想法是要由黄兴当大元帅，并排在第二位的，可惜，《民立报》上说他在黄花岗起义中牺牲了，于是就把他比较崇拜的梁启超纳入了进来，设计出了这个一辕二马。
当然，毛泽东此时并不知道，革命党的孙中山和保皇党的康有为、梁启超是政治上敌人，双方是不可能在一起共事的。但在毛泽东的脑子里，并没有感觉到二者有什么区别，便根据他刚学到的法国政治结构中的名词，按自己的想象提出了一个政府领导结构来。虽然让我们现在的人看到有些可笑，但冷静下来分析一下，如果中国当时真的能实行这样的组合，何尝不是一种理想的组合呢？
中国的政治问题，就如中国的武学一样，林林总总，各成一派、自成一体，谁都认为自己的武功最高，谁都想当武林盟主，就是不知道统一和联合。如果中国的政治派别和武术界都能拚弃门户之见，搞个统一战线，那么列强不论是对中国的政治侵略，还是武力侵略都将大打折扣。善于建立统一战线的毛泽东也许是有意为之，以表明他自己的观点。因为，他从宋江那里看到了，宋江是如何把一百单八将不同的人物性格和派系联合到一起的。这就是宋江的能力，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孙中山的能力比宋江差远了。在一个新的时代，他们的胸怀不够宽广；不知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他们自己掐起来比对敌人都很；不知道建立统一战线，不知道团结大多数；他们总是在自己树立起的四面敌人圈子里，孤身奋战。猪还知道在受到攻击时，退到一个墙角，以保护自己的屁股和两翼，他们的政治智慧，连猪都不如，有什么办法呢？
毛泽东的政论文一贴出，引起了大量学生驻足观看，也在校园内掀起了一番讨论，多数人还是对毛泽东的胆识和救国热情表示了充分的肯定。由于湖南巡抚杨文鼎对国民党和保皇党的活动，均采取宽容的态度，所以，毛泽东的政论文没有造成什么不良的后果。

常昶昶

1911年5月，四川发生了保路风潮，湖南各界成立了保路团体，进行集会、罢课、示威，要求清廷收回“成命”。风潮也刮到了湘乡驻省中学，满怀爱国热情的毛泽东很快就成了其中的一名积极分子。但此时，毛泽东并不知道什么是“保路”，他们的集会仅仅就是说明自己反清。因此，各个中学的学生们集在一起，纷纷声讨清政府的黑暗腐败。一天，同学们正在愤恨不已时，沉默了许久的毛泽东忽然大声说：“各位同学，既然朝廷祸国秧民，我们就要用实际行动进行反抗，仅凭嘴上说说是不够的。”
大家对毛泽东的提议纷纷表示赞同。但是，用什么样的实际行动来反抗呢？大家都没有想出来好的办法。于是，一位同学就问毛泽东：“可咱们是学生，能干些什么呢？”
毛泽东想了想，果断地说：“我们剪辫子，从今天开始不当大清国的顺民了。”
他的话在同学们中间引起了一阵骚动，大家开始议论纷纷。在当时，成年的男子都留有长长的辫子，革命者为了表示自己革命的决心，就把满族统治的象征——辫子给剪掉了。毛泽东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也建议剪辫子。但是，这种公开的与满族统治的决裂，很多人还是不敢接受，他们担心家里人的反对。是啊，秘密地参加反清政府的活动，家里人不知道也就算了，如果剪了辫子，那是如何都瞒不住家里人的。大家都在犹豫，果然，一位同学站起来反对，他说：“古人云：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是不能随便毁伤的。剪辫子就意味着不孝。”
对付这种思想，毛泽东不用思考就可以反驳：“同学们，众所周知，我们的祖先没有留辫子，是清朝统治后，才强令人民剃发蓄辫的。当年，我们的许多先人，曾因为反对剃头而身首异处。请问这位同学，按照你的说法，到底是留着辫子是孝呢？还是剪掉辫子是孝呢？我们剪辫子是为了表明我们救国反清的决心。大家在这里慷慨陈词，难道连做这点小事都不敢吗？”
毛泽东的话得到了一些同学们的赞同，大家找来了剪刀，毛泽东二话不说，拿起剪刀“咔嚓”一下就把留了19年的辫子给剪了。接着，又有几个勇敢的学生也剪掉了辫子。但是剩下的同学却在剪刀面前胆怯、犹豫了。这个学生说“让我回去问问我的父亲，”那个说“让我再想想，”便想借故溜走。毛泽东的犟脾气上来了，他愤怒地说：“做人要讲信义，要言而有信，不能出尔反尔，你们这样胆小，将来能做成什么大事业呢？”
说完，便和几个剪了辫子的同学一起把其他同学的辫子都剪掉了。这件事儿，毛泽东觉得干的很痛快，不想却带来了大麻烦。他们遭到了大多数同学的攻击，那些被他强行剪了辫子的同学，也与他决裂了，他被孤立了。冷静下来的毛泽东，为这事儿思考了很长的时间，为什么自己正确的行动却带来了反作用？他经过分析认为：自己尽管在革命的方向上是正确的，但做法太激进了。革命应该自愿，不应该把支持革命的同学都强迫他们去革命，这样就割断了与大批反对革命的同学之间的联系。革命者毕竟是少数，同情革命的人是革命者与大多数人联系的纽带，把他们也变成革命者，就是孤立自己。革命一定要自愿，不能强迫，这是毛泽东得出的结论。另外，为什么自己敢于很果断地剪掉辫子呢？不就是因为自己的父母不在身边吗？假如自己剪辫子的事儿，让母亲知道了，给我又哭又闹，自己改怎么办？
因此，革命不能只表现在表面和形式上的坚决，而且还要注意保护自己、保护同志、保护自己的同盟军和支持者。那些不愿剪辫子的同学，如果不让他们剪，让他们留在辫子队伍里，当自己和剪了辫子的同学受到攻击时，他们一定可以挺身而出，为自己辩护。现在好了，辫子是多剪了几个，却失去了几十个同学的支持。怎么办？毛泽东虽然知道自己错在了哪里，但他可不是轻易服输的人。在同学们的攻击中，他的心中陡然升起了一股豪气，他与人斗的精神被激发出来了。他的结论是与人斗其乐无穷，斗争了4个月，毛泽东最终获得了彻底的胜利。因为，武昌起义成功了，剪辫子成了潮流。
礼拜天，毛泽东闲来无事，就去找驻扎在长沙城外兵营里的两个韶山老乡去玩。在这里，他听到了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便顾不上再和老乡聊天，急忙跑回学校去，他要把这个喜讯告诉同学们。一进学校的大门，他就高喊：“同学们，告诉大家一个惊天的好消息，革命党在武昌起义成功了。”同学们听到他的喊声，都从宿舍里、教室里跑出来，围着他又叫又跳。同学们热烈兴奋的情绪感染了毛泽东，他带领同学们从学校跑上街头，向广大的市民宣传这一天大的好消息。

常昶昶

武昌起义成功，三镇恢复，遭到了清军的围攻，为解武昌燃眉之急，武昌的革命政府便向四川、湖南、安徽等省，派出了大量的人员宣传革命，争取支持，尤其是要争取新军和青年学生的支持。这一天，湘乡驻省中学也来了一位湖北的革命党人，在得到校长的许可后，他把全校的师生召集在一起，给大家宣传武昌革命。他首先介绍了武昌起义的经过，说明了起义军已经推举黎元洪为湖北省的都督，宣布成立中华民国革命政府，中国已经到了推翻满清统治的最后时刻，武昌在全国做出了表率。湖南人民也应该起来反对清政府的统治，建立属于我们汉人的政府，实行满、汉、蒙、回、藏五族共和。现在满清小朝廷已派大批清军向武汉三镇压了过来。武昌革命政府、革命军人和武汉三镇的父老乡亲，都已下定最大革命之决心，不怕流血牺牲，誓与武昌共存亡。同学们，你们是革命者吗？你们拥护推翻满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吗？现在武昌城危在旦夕，一切革命分子和爱国志士，都不能无动于衷，都应该立即行动起来，以自己的实际，援助武昌起义军，以帮助完成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大业。
这位革命党人的演讲，让学校的广大师生热血沸腾，一个个议论纷纷、跃跃欲试。毛泽东此时却一言不发，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吭声、不表态？你不是支持革命吗？毛泽东说：“我在想，发表议论解决不了武昌之急。我们重要的是行动。”
“行动，怎么行动？”被热血充盈着的同学们急切地问他。
毛泽东果断地说：“去当兵，去和武昌起义军一起抵抗清军。”
“对呀，只有当兵，才能帮助武昌的义军。”同学们一阵欢呼后，当即有4个同学愿意和毛泽东一起去投笔从戎。
说干就干，他们5个人立即收拾行装前往武昌。可就在启程时，一个同学说道：听说湖北的水多，走路都必须穿胶鞋。我们穿的都是布鞋怎么办？经过紧急的研究，决定缓行一天，大家都准备胶鞋。不说他人去买胶鞋，单说毛泽东，此时他的身上只有6块钱，只够买去武汉的船票，哪里还有钱去买鞋？经过思考，毛泽东决定去城外兵营里找两个老乡借一双。
这一天是1911年10月22日，正是湖南新军决定起义的日子。毛泽东不知道，他来到军营大门口，被哨兵拦住了。毛泽东奇怪，就问发生了什么事儿？哨兵和他熟了，就悄悄告诉他，兵营戒严了，正准备出发去城里攻打总督衙门，让他赶快离开。果然，这一天新军和城里的巡防营里应外合，轻取了长沙城。

憬悟

常昶昶 发表于 2014-12-21 21:28
事后，族长密查是谁泄露了风声，结果就查到了毛泽东的头上。这天，族长把毛顺生找过去，让他严惩毛泽东。毛 ...

这一笔点化的好！毛麓钟点化开导毛润子，应该给毛麓钟树个神仙牌位，否则脱离封神了。作者神来之笔，读者真捏着汗，作者却悄悄的又拉回演义之中了。欣赏！

常昶昶

   四十二
10月23日，长沙也成立了湖南军政府，同盟会员焦达峰和陈作新被推举为正、副都督。军政府成立后，通电全国，并宣布招募新兵扩充军队，准备救助武昌。毛泽东和其他4位同学没有去成武汉，其他4名同学认为革命党已经掌了权，有湖南革命政府援助武汉，也用不着他们了，他们应该继续学习；不上学就应该谋个差事自食其力，反正是都不想再当兵了。毛泽东认为革命并没有成功，清政府还未被推翻，而且武昌战事十分危急，他决定仍去投军，虽然不用跑到武汉了，但可以加入湖南新军去救援湖北。于是，毛泽东来到城外的新军兵营投军，被招兵长官一眼相中，编入新军第25混成协（旅）第50标（团）第一营左队，成了一名正规军的列兵。
为了准备去湖北打仗，新军紧张进行操练。毛泽东操练得极其认真，只盼着上司下达命令，就立即开往前线，投入战斗，也好让毛泽东展展身手。可是，新军只是操练，就是迟迟不开赴前线投入战斗，这让毛泽东很是纳闷儿。毛泽东作为列兵，也就是一个最下层的小兵，他哪里知道，湖南军政府发生了军事政变。10月30日，军政府的正、副都督焦达峰和陈作新，已经被谭延闿赶下了台。谭延闿是湖南的豪绅、立宪党人、湖南省参议院的议长，他自任都督后，根本不准备救助武汉。
毛泽东当兵是为了推翻清朝，虽在目的和方向上是革命的，但他还不知道作为一个革命者，所应该具有的行为标准是什么。在军队里，他自持是学生，常常不去挑水、扫地，一身的公子哥脾气。其他的士兵挑来了水不让他喝，他就掏钱买水喝。当时，毛泽东还十分看重他的身份和地位，在他的脑子里还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毛泽东在兵营里，闲来无事，除了看看书、看看报之外，他还想学宋江搞个兄弟结义，在军队里发展几个朋友。哪知，当他刚想向自己周围的士兵，介绍自己的思想和主张时，没有一个人愿意搭理他，大家认为他和他们不是一路人，他的想法就是一个吃饱撑得没事干的公子哥的胡思乱想。毛泽东这次是彻底的被震撼了，士兵都是农民的子弟，农民们连搭理自己都不搭理自己，怎么能团结他们、带领他们去闹革命？
毛泽东开始反思自己在军营里的行为：自己一个人高高在上，和他们不是一路人，怎么能和他们打成一片？不和他们打成一片，又如何宣传自己的主张？放下自己的臭架子，彻底抛弃厌恶劳动的低级趣味，要学会和他们一样的生活和思考问题，让他们认为我和他们是一路人，才能团结他们、让他们信任自己。毛泽东就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他发现问题后，就开始改正。他首先从挑水、扫地入手，该自己执勤时积极干好，不该自己执勤时，就帮助其他士兵。这样就逐渐地改变了士兵对他的看法，在他退伍时还真交了几个朋友。
辛亥革命的形势发展很快，武昌起义后不到两个月，全国大多数的省份都已经宣告独立。12月25日，孙中山从国外匆忙赶回上海，29日在南京召开了17省代表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成立，1912年2月12日，清廷宣布逊位。清王朝被推翻了，大家都兴高采烈，认为革命成功了，中国今后的最大任务就是经济建设了。
这时，毛泽东觉得自己当兵的目的已经实现，再继续当下去已经失去了意义，因此就退出了军队。5个月的当兵经历，毛泽东虽然连抢都没有放过，但让他了解了军队的组织结构，对军队的指挥、命令有了基本的认识。这就增加了他在同龄青年中的资历，正是这种资历成就了他后来在湖南一师的传奇。
退了伍的毛泽东干什么呢？他想了想，还是继续上学符合自己的实际状况，打工、当学徒，出卖劳动力不是毛泽东的特长。尽管在休学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也曾经掏过苦力，比如往地里运肥、施肥，有一次，父亲让他往地里运肥、施肥，要求一上午把活干完。毛泽东如有神助，半晌就把活给干完了，然后就心安理得地在地里看书。毛顺生怕他偷懒，半晌来检查，看到他在看书，就骂他知道看书、不知道干活。毛泽东对父亲说，他干完了，毛顺生检查了一下，果然他把活干完了。心想，这小子难道真有神助？这活儿就是成年人也得半天才能干完。其实，毛泽东自己清楚，他的活儿是弟弟毛泽民帮他干的，两个半大的小伙子，只要使出老力，一时创造出点成绩也不难，难的是天天如此。那个时候干活是为了读书，难道现在读了书，就是为了掏力干活？
毛泽东还是想到了圣人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他决心继续上学，学习可以“劳心”挣钱的课程。为什么？因为他想独立，不想再花父亲和弟弟挣的钱了。你想想，连毛泽民都可以做生意挣钱了，作为家里的的老大，还得伸手向家里要钱，也实在是让人脸红。毛泽东把街上散发的广告、报纸上登的广告收集在一起，选择了都是毕业后，就可以出门挣工资的学校。这些学校有：警察学校、制造肥皂的学校、法科学校、商业学堂、公立高级商业学校等。在这些学校中，有的报了名没有考，有的考取了没有上，有的是上了时间不长，自己跟不上，只得退了学。

常昶昶

比如，上高级商业学校，他受《盛世危言》作者郑应观的影响，认为国家面临的真正挑战来自经济方面，“振工商”才是国家富强的根基。既然清政府被推翻了，那么国家接下来的发展方向就应该是经济建设。毛泽东赞成这个观点，因此，他认为在今后国家的工商业必定获得极快的发展。毛泽东估计的没有错，前面我们已经说了，在袁世凯当政的4年里，我国的工商业经济发展果然很快。于是，毛泽东把自己的决定写信告诉父亲，说自己要上一个学做生意怎么赚大钱的学校，毛顺生一听高兴极了，很快给他汇来了学费。
可是，毛泽东一到学校就傻眼了。因为高级商业学校基本使用外国的教师教学，嘴里说的都是洋文，而现在毛泽东连英文有几个字母都不知道，更别说和老师交流、听老师的课了。无奈，毛泽东只得退学。这件事让他感概万千，使他认识到一个人光有良好的愿望，不去做基本的调查研究，不知道适合不适合，就匆忙做出决定，其结果是既坑了自己、耽误了时间，也坑了老爹。走自己不熟悉的路走不通，毛泽东只好老老实实回头，又选择了自己最熟悉的学校——湖南省第一高等中学继续修造。
在这所学校里，毛泽东以自己出类拔萃的文史知识，受到了校长和国文教师的喜爱和器重，毛泽东遭到受伤的自尊又被修复了。他的一篇《商鞅徒木立信论》，受到了国文教师柳潜的倍加夸赞，柳老师把自己珍藏多年的一套《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借给毛泽东阅读。这是毛泽东在这个学校上学的最大收获，他一口气读完了这部116卷的丛书，让他初窥中国最高统治者的行文格式、用词、语气，当然还有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毛泽东读这本书产生了一个副作用，他认为自己在图书馆里按照自己的想法读书，比在学校里按部就班的学习，既节约时间，又独立自由。于是毛泽东决定当独行侠，退学自修。
退学之后的毛泽东借住在长沙南阳街新安巷的湘乡会馆里，每天到定珆湖南图书馆读书。从借住地到浏阳门外的定珆图书馆有3里路，他每天步行，早出晚归，中午只吃两块自带的米糕充饥。毛泽东每天都是来得最早、走得最晚，而且风雨不误，他的自学精神，让图书馆的管理员很是感动。
毛泽东自己说：“那时进了图书馆，就像牛闯进了菜园子，尝到了菜的味道，就拼命地吃。”面对浩瀚的藏书，毛泽东为自己制订了一个庞大的自修计划，他开始阅读大量的古今中外的名著。在他的知识结构中，他最缺乏的就是18、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毛泽东在这里重点阅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章》，也就是《论法的精神》、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穆勒的《名学》，还有严复的《天演论》。
《天演论》对毛泽东的影响非常大。1895年，严复在《原强》中系统地介绍了达尔文的生物界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说。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在《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一书中，发展了进化论的学说。严复翻译了该书的前两章，称《天演论》。他在该书中追随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斯宾塞的观点，把达尔文关于生物界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直接用来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强调“强者生存、弱者淘汰。”
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不是按照达尔文的生物观点讲的，实际上他讲的是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特别是在当时的中国，面临帝国主义瓜分危机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严复站在挽救民族危亡的反侵略立场上大声疾呼：中国如果再不奋发图强，不变“弱种”为“强种”，只有亡国灭种。他反复告诫人们，只要中国人不甘自暴自弃，不愿当帝国主义的奴隶，而肯奋发图强，“与天争胜”，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就能“自强保种”。大家知道了“天”是什么了吧？“天”就是外国列强。《天演论》给了毛泽东极大的刺激，不仅开拓了他的视野，解放了他的思想，更让他的心灵受到了强大的震撼，他拍案而起，一声怒吼：“与‘天’斗其乐无穷。”正是这种与天斗的壮志，让他把目光瞄向了全世界。
在图书馆自学期间，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大地图，当时叫做《世界坤舆大地图》，他惊奇地发现世界竟然这么大啊！对此，毛泽东的朋友周世钊，记述了毛泽东当时说过的话：
“说起来也是笑话，我读过小学、中学，也当过兵，却不曾看见过世界地图，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湖南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一看。过去，我认为湘潭县大，湖南省更大，中国自古就称为天下，当然大得了不得。但从这个地图上看来，中国只占世界的一小部分，湖南省更小，湘潭县在地图上根本没有看到，韶山当然就更没有影子了。世界原来这么大。”

常昶昶

世界既大，人就一定特别多。这样多的人怎样过生活，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从韶山冲的情形来看，那里的人都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有无钱治病看着病死的；有交不起租谷钱粮被关进监狱活活折磨死的；还有家庭里、乡邻间，为着大大小小的纠纷、吵嘴、打架，闹得鸡犬不宁，甚至弄得投塘、吊颈的；至于没有书读，做一世睁眼瞎子的就更多了。在韶山冲里，我就没有看见几个生活过得快活的人。韶山冲的情形是这样，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我真怀疑，人生在世间，难道都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决不！毛泽东开始对这个世界进行思考。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这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为世界上存在着绝对的不平等，整个世界都在恃强凌弱，是那些手里有钱、有枪、有炮的人和国家，在欺负没有钱、没有枪、没有炮的人民和国家，才让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和国家陷入痛苦的深潭。这种不合理的世界秩序，是不应该让它永远存在的，就应该把它推翻、并进行彻底的改造！毛泽东的心此时已经在飞升，他的视野、思想开始超越了中国，把目光盯向了世界，经过7年的思考确定了自己的最终志向。那是什么志向？这个谜底我们会逐步揭开的。
世界的变化，不会自己发生，必须有人来推动，我——毛泽东就应该做一个推动世界发生变革的人。推动世界变革，首先要推动中国变革，要推动中国和世界的变革，就要选择一个支点和一个杠杆。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就可以撬动地球”，只有一半的正确，光有支点不行，还得有杠杆。从现在开始，毛泽东开始为自己寻找这个可以撬动世界的支点和杠杆而学习。学习有了目标，看的书也就好分类了，所以，也就可以一日千里了。
日子过得真快，转眼毛泽东过了20岁的生日，到了1913年的春节。毛泽东没有回韶山，他是为了节省路费和时间。会馆的湘乡县老乡都回家过年了，他留下来照看会馆还可以得到红包。在过年的日子里，毛泽东虽然与书相伴，而且自己认为“极有价值”，但孤独和寂寞在夜晚还是向他袭来，让他知道了亲情的价值无限，也让他感受到了父母的恩情，下决心今后不让父亲再生气。
春节很快过去了，表兄王季范从家里回到长沙，给他带来了父亲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说：如果他再不考虑去学校上学，不谋职业、不务正业，家里就断绝他的一切费用，再不给他寄一分钱来。为什么毛顺生给毛泽东写这样一封信？原因是他在一天夜里做了一个梦，梦中一个大神告诉他，如果毛泽东还在图书馆呆着，就会像一个叫马克思的，什么钱都不会挣，如果不是舔着脸向恩格斯要钱，连老婆孩子都得饿死。所以就给毛泽东下了最后通牒。毛顺生是对的，读书不单是为了学习知识，弄懂道理，更重要的是为自己进入社会做一个热身的准备，而不是一辈子光学习、不去实实在在地和社会接触，这样何谈改造世界？
毛泽东在20年的经历中缺乏的不是读书，他缺的是集体生活，是与社会广泛联系的人情圈子。读书多有什么用？最多不过是当一个作家，要不就是著名一点，大不了就是个马克思第二，是个思想家，不过也是一个脱离实践的想当然的思想家。他要是那样的话，就永远也成不了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和军事家。再说，社会上还有更多的事情比读书重要的多，比如：吃饭问题、住房问题。这个时候，毛泽东遇到了“住房危机”。他住的湘乡会馆被一些退伍、遣散的老兵强占了，这些人整天在会馆里喝酒闹事，甚至与学生们发生流血冲突。毛泽东实在住不下了，必须迅速地搬出去。
王季范在湖南高等师范学堂毕业后，到湖南第一师范当了数学老师。他建议毛泽东也去报考师范，这样即使将来毕业了，教书、读书两不误。毛泽东一听正合我意，可是王季范所在的第一师范在春天不招生，要等到秋天才行。毛泽东等不了，王季范就帮他打听，正好湖南省成立了个第四师范，在春天招生，一切按照一师的模式，不收学费，食宿费也不高。毛泽东立即决定去报考，王季范支持表弟的决定。
毛泽东马上给父亲去了信，说明了自己的想法。没过几天，父亲就回信了，他同意毛泽东报考师范学堂，还给他汇来10块大洋。就这样毛泽东结束了自修，考入了湖南第四师范，被编在预科第一班。一年后，也就是1914年春天，第四师范合并到了第一师范，毛泽东也就和300多名同学以及几位教师，一起转到了湖南第一师范。

常昶昶

   四十三
湖南第一师范创建于1903年，最初称湖南师范馆，前身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棫讲学的城南书院，同朱熹讲学的岳麓山书院只有一江之隔。学校坐落在长沙门外妙高峰下，面对湘江，东靠粤汉铁路，隔江望去，西岸就是岳麓山，学校环境相当的优美、雅静。第一师范以校风优良而著名，在湖南号称亚高学府，大约是第二名的意思。因为师范是免费的公立学校，其任务是培养小学教师。一般的有钱人家的子弟是不愿报考这个学校的，这个学校的学生大都是来自农村或掏不起学费的贫家子弟，立志于教学的富家子弟也有，但很少，都是极其优秀的，比如蔡和森、萧子升等。因此，总体上讲，学生们在读书求职方面都比较刻苦，生活方面也极为简朴，这就形成了勤俭质朴的好校风。
学校著名的原因还是因为教师中有很多的名流，如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黎锦熙等，在中国知识界都赫赫有名。比如当时最年轻的黎锦熙，在《现代汉语词典》的编制说明中就可以看到他是首版的主编，你想，这需要多么深的汉语文化功底？在一师，毛泽东的同学有几个后来也都是赫赫有名，比如：蔡和森、周世钊、李维汉、萧子升、萧三等。还有一个是大清国的秀才，他比毛泽东大17岁，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中，他的资历和岁数一样的老，他就是何叔衡。他们是同校同学，大多不同届、不同班，只是在学校的生活中，共同的志向使他们走在了一起。
毛泽东进入一师后，学习非常的刻苦。按照学校的规定，晚上9时就寝，9时半熄灯。这对于属夜猫子的毛泽东来说，刚是清晨，正是精力旺盛之时，怎么睡得着觉？因此，每到晚上熄灯后，他都是坐到走廊的路灯下看书。春夏秋天可以在走廊的路灯下看书，到了冬天怎么办？毛泽东还真有办法，他就去茶房，这里暖暖和和，渴了还有水喝。当然，这时的毛泽东已经学会了如何与工人相处，在他在这里看书时，他就先让茶房的工人休息，自己替他看着。毛泽东一般都是看到夜里两点，再回去睡觉，因为明天早上还有课，不能耽误了。
毛泽东的学习主要还是集中在自己喜欢的社会科学方面，他不喜欢自然科学，尤其是不喜欢画画。凡是上画画课他都逃课，可该期末考试了怎么办？那他也是应付。一次，期末考试，老师出的题目的画静物，在课堂上放着几样东西，有花瓶、茶壶、茶杯，还有一枚鸡蛋。毛泽东哪里会画？他托着腮帮子想了一会儿，就在白纸上先画了一条横线，然后就在横线上画了一个半圆，并在旁边写下了李白的一句诗：“半壁见海日”，起身交给了老师。老师接过来一看，哭笑不得，再看毛泽东已经扬长而去。
一师的课程设置过于繁杂，学科将近有20个，因为没有好好地进行分类，而且制定的规则也过于繁琐，大多数的老师教学的方法不灵活、显得呆板。只有自由学习观念，没有集体、系统学习观念的毛泽东，在进入一师一年多的一点时间里，实在是难以忍受了，他又想退学。退学以后怎么办？他想一面打工挣钱，一面自修。这一次自修什么？他有了新的想法，过去自修是为了丰富自己的学识，这一次自修则是想去探寻人间和世界的本源。
这是他到一师后学到的新知识，是讲哲学和伦理学的老师杨昌济给同学们讲的，只要探寻到事物的本源，就可以解决人世间和世界的不平等问题。毛泽东认为这就是他要寻找的撬动世界的支点，杨老师又一次开了他通向未来世界的一扇大门，他对杨老师非常尊重。因此，在一个礼拜天的下午，他去拜访杨老师，把自己想退学的宏伟计划告诉了他，本来是想得到他的支持，却不想换来了老师的一顿猛批。
杨昌济，是清朝的秀才，他和谭嗣同、唐才常都是同志。他先是随同谭嗣同维新，经常参加南学会，宣传维新。谭嗣同在北京被杀，他的思想就更激进了，于是，又随唐才常革命。唐才常死了，杨昌济也被缉捕，在密友杨毓麟的帮助下，抛妻别子，两个人先是逃到了日本，然后又到了英国，前后总共在国外呆了10年。这里插句题外话，杨毓麟是谁？学过历史的人可能有印象。黄兴在黄花岗起义又失败了，他在英国听说后，感到绝望，就走到英国的海里做了个“难酬蹈海亦英雄”。
杨昌济在国外的10年不是单纯的流亡，而是在求学，在研究日本、英国和欧洲的社会科学，他是赫胥黎的忠实信徒，熟读《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它》。杨昌济是对中外哲学和伦理学都深有造诣的人，他精通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王阳明的心学，在国内他和严复、康有为、梁启超都很熟；在欧洲认识英国和欧洲大陆的一些著名学者，比如罗素。国内外的朋友都劝他著书立说，但他的学说只能用于实践，无法用语言描述出来。他的学识水平在中外的知识界都是超一流的，这个水平可以从他的一副对子中看出来，因为这是5000年来绝无仅有的一副，连圣人见了都自愧不如。
杨昌济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在国外，他为了提醒自己的学习是目的，就是为了救中国，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杨怀中”。杨昌济既和袁世凯是朋友，也和孙中山是朋友，他知道他们的长处和短处都是什么。老实讲，他从心眼里既不佩服袁世凯，也不佩服孙中山。但他知道自己的短处就是不像他们那样，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可是他也知道自己的长处是他们二人无法比拟的。因为他的学识水平就是可以培养出一个救国、建国的大材，而且这个大材也是5000年来所罕见。所以，当辛亥革命后，袁世凯请他回国，并要他当教育部总长时，他拒绝了，他要回湖南去教书
为什么回湖南？一是湖南是他老家；二是他发现韶山有龙气。为什么要到湖南第一师范来教书？因为，湖南第一师范在妙高峰下，和韶山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在这里一定可以等到这条龙。可是他一回到长沙，麻烦事就来了，湖南都督谭延闿要请他当湖南的教育厅长。你想，他连中华民国的教育总长都不当，怎么会当这个教育厅长？为了谢绝政界的朋友来访，他只得把自己要做的事写了一副对联，贴在大厅。这副对联写的是：“自闭桃园称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怎么样，这副对联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吧？太古是什么？是三皇五帝，这他都敢自称；他要干什么？他想栽一棵能够把要塌下来的天都能顶住的大树。口气够大吧？天下谁还有这么大的口气？没有了，就他一个人，您能说他的水平不是天下第一、古今中外仅有吗？
杨昌济在一师有一套独特的教学方法，他要求学生“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行皆期合此理想”；他鼓励学生们要奋斗，要有朝气，有独立之心，能立定脚跟，而办事又要精细，“小不谨，大事败矣。”对学问，他认为要“贯通今古，融合中西”，而且自己还要有分析的批判的精神。怎么样？如果他自己不“贯通古今，融合中西”，怎么能要求学生做到？他要求对古今中西的东西还要有分析、批判的精神，可以说对毛泽东的影响是骨子里的。同时，杨昌济总是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他不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但他的人生阅历已经告诉他，如何教学生做一个社会活动家。
杨昌济为什么这样教学？其实他是在发现和遴选人才。现在他已经发找到了他要找的大材，而且还不是一个，是两个：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蔡和森。毛泽东得遇杨昌济是他的终身之幸，杨昌济也是他的最后一位天皇级恩师。杨昌济所教的哲学和伦理学，就像是一束黑夜的灯光，照亮了他在黑暗中探索的心，让他明白了哲学思想是指导人类行动的根本大纲，人的行动都是受不同的哲学观指导的；另外，杨昌济还让他掌握了分析社会的基本方法，以及在分析时所应该采取的态度。
毛泽东终于找到了可以建立撬动世界支点的地方，为了把这个支点建立起来，1914年，他和同学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请杨昌济担任指导，给他们加小灶。毛泽东过目不忘、一目十行，他和同学们一起读书，总嫌他们领悟的太慢，时间长了，他不耐烦同学们，同学们也不耐烦他。在他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哲学的学习和研究方法之后，就想单漂。他想自己静下心来，专门探求哲学的“本源”问题。他认为：“本源”就是“宇宙之真理”，自己“只将全副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

常昶昶

毛泽东此时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他想象自修中国文史一样自修哲学，简直就是异想天开。首先，社会上，包括图书馆内没有系统、完善的中外的哲学书籍，如果只修中国哲学，就会陷入形而上学；其次，哲学的要旨在于社会实践，在于奔腾向前，而他却要远离社会实践，在老师教他的知识的基础上向后转；最后，杨昌济知道中国不仅缺伟大的推动社会发展的思想家，更缺乏知行合一，把这种思想及时地用于社会实践的人。毛泽东本来就是这样一个人物，而他此时眼看要走上魔道，怎么能不让杨昌济恼怒异常？他听完毛泽东话，一向温文尔雅的杨昌济先生，气得涨红了脸，几乎是向毛泽东吼道：
“哲学，你懂得什么是哲学吗？说穿了哲学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社会和自然之间关系的总和。脱离了人群，不与同学们打交道，不和老师们互动，不和父母亲交流，不同族长发生关系。没有同学、没有老师、没有亲人、没有敌人，不知道人与人交往的基本准则，谈什么哲学，搞什么哲学研究？你现在想的是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你懂不懂？就是你自己以为在探索宇宙的根本原理，而别人却看做是‘玄学’。‘玄学’知道是什么吗？直白地说是魏晋时何晏、王弼等运用道家的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坐在屋内靠心去想象的一种哲学。我们中国有5千年的文明历史，哲学被研究了5千年，为什么没有对社会发展起到根本的促进作用？为什么中国那么多的先贤没有研究出你所认为的‘本源’呢？因为，哲学不在心里，在社会的实践中，在政治生活中，在人民大众的吃饭和睡觉中。
在中国，道家是一种哲学、佛家是一种哲学、儒家是一种哲学、伊斯兰教是一种哲学、基督教是一种哲学；地主的生活是一种哲学、农民的生活是一种哲学；资本家是一种哲学、工人是一种哲学；农村的分散生产是一种哲学、工业的社会化大生产是一种哲学、商业贸易是一种哲学、银行金融是一种哲学、交通运输是一种哲学；老师是一种哲学、学生是一种哲学、军人是一种哲学、官僚是一种哲学、文学艺术家是一种哲学、科学家是一种哲学；当顺民是一种哲学、扯旗造反是一种哲学。如此等等，哲学观在不同的地位、立场是不同的，在屋里不去和它们接触，谁能说的清楚？
如果你真要探索哲学的‘本源’，那么我可以告诉你，就天来讲，就是白天和黑夜；就人来说，就是男人和女人；就地来讲，就是动和静；就自然界来讲，就是动物和植物，就是雄和雌；就生命来讲，就是生和死。如果用一句话表示，8千年前人祖伏羲爷告诉我们就是‘一’和‘二’。理解了这一点，你再回过头来看我刚才讲的各种哲学观，是都可以归纳到这一哲学总纲之内的。为什么世界上出现了纷争？因为是大家看到了不同的表象。比如周文王把‘一’和‘二’组合成了64卦；道家，看到了伏羲爷的外表就造了个‘道，’你知道‘道’字怎么写？就是人首蛇身，传说伏羲爷就是人首蛇身；为什么儒家的核心是‘仁’？‘仁’就是‘一’和‘二’的组合，孔老夫子解释不了‘一’和‘二’的关系，就想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并把它当作做人的最高标准去追求。如此等等，就开始细分了很多的观点和看法。如果你真有志向，就专心研究这‘一’和‘二’的关系，如果这个弄通了，你就可以找到哲学的本源了，就可以解释一切了。”
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听杨老师一席话，简直胜读千年的书。毛泽东对自己的想法感到惭愧了。杨昌济先生讲的口干舌燥，停下来“咕嘟嘟”喝了一杯茶水。然后继续说道：
“你是我在一师教书的三年里，经过观察、考证后，认为是唯一可以拯救天下的人。现在，你的当务之急不是自立，更不是去当独行侠，而是学会与人的沟通和联系，是在同学们中间、在人群中间，去观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去比较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去发现各种人不同的观点产生的原因，以及他们在各自不同的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上的利益诉求。没有同学们的学习慢，你怎么知道自己的学习快？你应该看看像你学习一样快的人还有没有？如果没有了，你怎么和那么多的比你学习慢的人相处？你在和他们的相处中有什么优势？比如，你可以当他们的领导，学会为他们服务。因为学同样的东西，你有的是休闲时间，你为什么不能在等待其他同学学习的过程中，去做些对同学、对社会、对学校有意义的事情？这样你不就可以获得社会、学校和同学们的认可和拥护？而不再是他们眼中的另类？
我记得你曾经说过：‘要为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的力量。’如果你的话是真的，那么从现在开始，你就必须改变你的世界观。世界不需要一个站在旁边冷观的人，它需要你亲自去体会、去感受这个世界。要想知道李子的滋味，自己就必须亲口的尝一尝，坐在那儿光靠想象、看书是不行的。哲学的伟大意义不在学问本身，而在于在社会的实践中去不断地探索和修正。我们中国还有一种哲学观是正确的，这就是‘学以致用’，学不是单纯为了学，而是为了参与社会实践。如果你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观点，都在学习生活中去实践、去运用、去体会的话，不仅可以感知这个观点是否正确，而且你就不会认为你的学习时间在学校中是浪费了。学了哲学，你应该知道，知识来源于实践，而不是来源于书本。看书不是看故事，而是看观点、看方法、看战略、看战术、看技巧、看为人处世、看百态人生，而且看了就不能只记在脑子里，应该去实践、去行动。你知道我为什么给自己写下了‘自闭桃园称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吗？“
毛泽东被他一向最为尊重的恩师，一顿的狂打乱拍给打清醒了，他过去可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道理，见恩师问他，毛泽东摇了摇头。杨昌济又是一杯水下肚，口气也缓和了下来。又继续说道：
“那是因为我有自知，我不如袁世凯，连孙中山也不如。想当年，我和谭嗣同、唐才常是何等的英雄豪气，自诩才高八斗、盖世无双，胸怀冲天壮志，放眼天下，环顾宇内，我们曾将何人放在眼里？在我的本来的意识里，袁世凯算什么？两次乡试不中，不过是一个投军的丘八。可结果是什么？谭、唐两个人身首异处，我在外流浪10年，一无所成。而袁世凯在干什么？他没有喊口号，他在扎扎实实的做事，一步一步地锻炼自己练兵、掌兵的能力；他费尽心血建立了自己的北洋军；他在官场中练就了钻营之术、权变之道。所以才有他当大总统的机会和实力，而这是读书和空谈难以达到的。想一想，我的理想是什么？不过是去做一根常青藤，希冀缠绕在光绪这棵奄奄一息的树上去万古长青。回过头来，再看看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他们为什么也有冲天志，却半途而废？说穿了不过和我一样。
再说孙中山，为什么他也不成功？他虽然想做一棵大树，结果却是空心的，他的三民主义不过是抄美国前总统林肯的，更何况树皮也不厚，所以，他禁不住风吹雨打。但毕竟比我、比康有为、梁启超还是前进了一步，因为他想做树。再看袁世凯，他的志向就是做一棵大树，一切靠自强、自立，所以，只有他才可以自立起来。但他也有缺点，他的缺点和孙中山一样，都是树心空，他没有自己的思想，靠已经生了蛀虫的孔孟之道来填充，显然也是难以持久，好在他的树皮比孙中山要厚的多，一般的风也吹不倒他。我的长处是我的思想，但我没有办法在自己的思想外面长出树皮，因为我无法把自己的思想付诸于社会实践。因此，我就决定把我的思想变成土壤，在它上面培育出一棵，能把中国要塌陷的长天顶起来的大树。你是个聪明的孩子，难道还要我说的更明白吗？”杨昌济先生说道这里，心情平静了下来，用慈祥而又期许的目光看着毛泽东。
毛泽东已经知道自己错了，而且错的很厉害，他从恩师的严厉批评中体会出了什么是舔犊情深，也理解了哲学的妙处。杨昌济的这一番话让毛泽东彻底醒悟，他急忙搀扶恩师坐在椅子上，真诚地向老师承认了错误，表示从今往后坚决放弃任何自立而脱离社会实践的行动，坚决遵从恩师的教诲，努力和同学们打成一片，尽量多的参加社会实践，做到各门功课学习平衡，最后还给杨昌济来了个70度角的鞠躬。杨昌济看到了毛泽东的决心，便又对他今后的学习和社会实践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希望和要求，毛泽东也都一一虚心接受，表示一定在恩师的指导下快速进步，决不辜负恩师对自己的期望。自此，毛泽东的学习生活和今后的人生道路有了一个正确的方向，他的进步只能用一日千里来形容。

常昶昶

天已经黑了，这时一个清脆的少女的声音响起：“爸爸，该吃晚饭了。”
杨昌济一听高兴起来，叫道：“霞姑，来见见你的这个大哥哥毛泽东、毛润之。”
毛泽东抬头一看，只见一个青春少女站立在书房的门口，大概也就是13、4岁的样子。毛泽东问老师：“老师，这是您的女儿？”
杨昌济道：“对，我的小女儿，今年14岁，学名杨开慧，从小喜欢诗词，听说你对诗词有些造诣，今后没事多指导指导她。”
毛泽东见到杨开慧简直就是有点心花怒放，连忙答应“一定尽力”。
毛泽东在恩师和师母的挽留下，和杨昌济夫妇、杨开慧以及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一起吃了晚饭。年轻人吃饭快，他们吃完饭就去杨昌济的书房谈论诗词，一直到三星高悬东南，毛泽东才告别恩师一家回到了学校。
从此，毛泽东在一师好像换了一个人，他的学业和社会实践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在和同学、老师关系的处理上，变化简直就是判若两人。以后，他经常利用礼拜天的时间去杨昌济家，向他请教并一起探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如何改造中国和世界，还有关键的是从哪里入手？毛泽东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杨昌济，希望他能帮助自己寻找到改造世界的支点。杨昌济则给他详细介绍了世界各国的情况：首先他讲了日本的明治维新、科学技术、工业成就，也讲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大陆政策，以及日本对中国和世界的野心；接着他又讲了英国的历史，介绍了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讲了英国先进的科学、文化和艺术，评价了英国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科学家和军事家，还讲了英国的社会制度和中国有什么不同之处，以及这种社会制度的优劣。
说到英国，杨昌济又详细介绍了在欧洲留行的各种思潮和主义，如乌托邦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民主主义等，在讲到乌托邦时，他向毛泽东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告诉他这些主义有好有坏，好坏的标准是：一可以强国，二是不能危害世界。具体怎么样，还要看实际的效果。现在你还年轻，你可以密切的观察，不要马上做出结论，但关键的是，一定要坚持以我为主，洋为中用，且不可忘了自己是中国人。其后，杨昌济还给毛泽东讲了法国、德国、意大利，讲了古希腊的文明，讲了亚里士多德，讲了地中海沿岸的文艺复兴，讲了基督教、讲了资本主义、讲了三权分立和议会制度。让毛泽东如同自己亲身游历了日本和欧洲一样，极大的丰富了毛泽东对世界的认知。
最后，杨昌济向毛泽东专门介绍了俄罗斯和美国，他认为，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都不过是弹丸小国，即使穷凶极恶，也风光不了多少年，未来的世界，是俄、美争霸。只有这两个国家在将来会左右世界，中国要想迅速强大，必须借助这两个国家的力量。但一定要记住，是借助，不是受制，什么时候都要自立自主。具体是先美国，是先俄国，还是俄美并重，当应时决断，不可事先预定。毛泽东对恩师的话都谨记在心，终身受益无穷。
讲到中国，，杨昌济以自己亲身的经历和感受讲了孙中山的民主共和革命，认为只有把孙中山的革命理想和袁世凯的切实行动结合起来才会有好的效果。要向孙中山学习，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要向袁世凯学习办军事学堂，培养具有你的理想的军人；不要像孙中山那样脱离中国的土地和民众，你要扎根在中国的大地上，去唤醒民众，并获得他们的支持；你不要像袁世凯那样与满清贵族、外国列强亲密接触，甚至依靠他们，你要自立，一切依靠自力更生。如果这些你做到了，也就找到了撬动世界的支点和杠杆。这个过程是漫长的，不能着急，你现在就应该抓紧时间练好自己的内功。毛泽东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导师的话，杨昌济就是他唯一的导师。杨昌济对于毛泽东来说，就是那个拨开云雾见青天的人。
随着去恩师家的次数增多，毛泽东与杨开慧日益熟悉起来，两个人开始之间有了一种谈谈的私人感情，这种情感在他们都在长沙时，还不显得那么浓，等到杨昌济去北京大学任教后，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虚心使人进步，毛泽东除了向杨昌济不断的请教外，他还经常去拜访几个亦师亦友的一师教师，比如：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黎锦熙比毛泽东只大几岁，他具有文学方面的天赋，在长沙是一个名气很大的湖南俊才。黎锦熙曾师从齐白石，多才多艺，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毛泽东拜访他20多次。后来，黎锦熙离开一师去北京大学教书，两个人仍然书信来往不断。直到后来毛泽东开始从事政治活动，二人才中断了联系。
在一师，毛泽东尽管想做到不偏科，但他还是做不到全面的优秀。当时，一师有著名的“三杰”：萧子升、蔡和森和毛泽东，毛泽东的功课排名在第三位。当然，萧子升、蔡和森之所以排在毛泽东的前面，还是因为他们的年级比毛泽东高。但是，这并不影响毛泽东在文史、哲学等功课上，在全校各年级中一枝独秀、独占鳌头。
正当同学们埋头苦读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国宣战，于1914年8月出兵山东半岛，占领胶济铁路和青岛，取代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地位。接着，日本以支持袁世凯复辟为诱饵，于1915年1月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21条”。袁世凯久拖不签，惹怒了日本，于5月7日向袁世凯下了最后通牒。消息传出，举国愤慨，第一师范的师生把几篇反对卖国条约的言论编印成册，题名《明耻篇》。毛泽东义愤填膺，在封面上写下四句誓言：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就在这时，长沙学界又发生了令人悲愤的事件：第一中学学生彭超，为抗议日本的最后通牒，满怀积郁跳进了湘江自杀。彭超的死，让全国上下为之震惊！这件事使毛泽东非常的难过，他既感到悲伤，又扼腕叹息。这让他想到了陈天华在日本跳海自杀、杨毓麟在英国利物浦投海自杀，还有益阳人姚洪业在上海跳进了黄浦江。为什么这么多的湖南人会自杀？
毛泽东想到了恩师的教导，想到了这些人对中国现实社会的绝望。为什么会绝望？他们是缺乏自己去做艰苦细致工作的心理准备，生活在幻想中，光幻想别人在一日之间来改变世界。湖南人不缺乏理想，也不缺乏热血，但他们缺乏理性，缺乏艰苦奋斗的精神。因此，毛泽东感觉到自己有责任来告诉大家：自杀是懦弱的表现，中国人民需要的不是逃避，而是去做迎着困难而上的强者。于是，他就准备写一首诗，以警示国人。谁知在这个时候，自己的好友杨昌陶又在5月23日病逝了，悲痛中的毛泽东，就把准备写的这首诗，写成了一首挽诗，借以表达对民族危难的沉重忧虑，以及以雪耻救亡为己任的学子抱负：
去去思君深，思君君不来。愁煞芳年友，悲叹有馀哀。
衡阳雁声彻，湘滨春溜回。感物念所欢，踯躅南城隈。
城隈草萋萋，涔泪侵双题。采采余孤景，日落衡云西。
方期沆溪游，零落匪所思。永诀从今始，午夜惊鸣鸡。
鸣鸡一声唱，汗漫东皋上。冉冉望君来，握手珠眶涨。
关山蹇骥足，飞飙捕灵帐。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
列嶂青目茜，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
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子期竟早亡，牙琴从此绝。
琴绝最伤情，朱华春不荣。后来有千日，谁与共平生？
望灵荐杯酒，惨淡看铭旌。惆怅中何寄，江天水一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