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天滚滚之毛泽东三界封神演义（每日连载中，第一部（上）完结）

常昶昶

天已经黑了，这时一个清脆的少女的声音响起：“爸爸，该吃晚饭了。”
杨昌济一听高兴起来，叫道：“霞姑，来见见你的这个大哥哥毛泽东、毛润之。”
毛泽东抬头一看，只见一个青春少女站立在书房的门口，大概也就是13、4岁的样子。毛泽东问老师：“老师，这是您的女儿？”
杨昌济道：“对，我的小女儿，今年14岁，学名杨开慧，从小喜欢诗词，听说你对诗词有些造诣，今后没事多指导指导她。”
毛泽东见到杨开慧简直就是有点心花怒放，连忙答应“一定尽力”。
毛泽东在恩师和师母的挽留下，和杨昌济夫妇、杨开慧以及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一起吃了晚饭。年轻人吃饭快，他们吃完饭就去杨昌济的书房谈论诗词，一直到三星高悬东南，毛泽东才告别恩师一家回到了学校。
从此，毛泽东在一师好像换了一个人，他的学业和社会实践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在和同学、老师关系的处理上，变化简直就是判若两人。以后，他经常利用礼拜天的时间去杨昌济家，向他请教并一起探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如何改造中国和世界，还有关键的是从哪里入手？毛泽东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杨昌济，希望他能帮助自己寻找到改造世界的支点。杨昌济则给他详细介绍了世界各国的情况：首先他讲了日本的明治维新、科学技术、工业成就，也讲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大陆政策，以及日本对中国和世界的野心；接着他又讲了英国的历史，介绍了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讲了英国先进的科学、文化和艺术，评价了英国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科学家和军事家，还讲了英国的社会制度和中国有什么不同之处，以及这种社会制度的优劣。
说到英国，杨昌济又详细介绍了在欧洲留行的各种思潮和主义，如乌托邦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民主主义等，在讲到乌托邦时，他向毛泽东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告诉他这些主义有好有坏，好坏的标准是：一可以强国，二是不能危害世界。具体怎么样，还要看实际的效果。现在你还年轻，你可以密切的观察，不要马上做出结论，但关键的是，一定要坚持以我为主，洋为中用，且不可忘了自己是中国人。其后，杨昌济还给毛泽东讲了法国、德国、意大利，讲了古希腊的文明，讲了亚里士多德，讲了地中海沿岸的文艺复兴，讲了基督教、讲了资本主义、讲了三权分立和议会制度。让毛泽东如同自己亲身游历了日本和欧洲一样，极大的丰富了毛泽东对世界的认知。
最后，杨昌济向毛泽东专门介绍了俄罗斯和美国，他认为，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都不过是弹丸小国，即使穷凶极恶，也风光不了多少年，未来的世界，是俄、美争霸。只有这两个国家在将来会左右世界，中国要想迅速强大，必须借助这两个国家的力量。但一定要记住，是借助，不是受制，什么时候都要自立自主。具体是先美国，是先俄国，还是俄美并重，当应时决断，不可事先预定。毛泽东对恩师的话都谨记在心，终身受益无穷。
讲到中国，，杨昌济以自己亲身的经历和感受讲了孙中山的民主共和革命，认为只有把孙中山的革命理想和袁世凯的切实行动结合起来才会有好的效果。要向孙中山学习，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要向袁世凯学习办军事学堂，培养具有你的理想的军人；不要像孙中山那样脱离中国的土地和民众，你要扎根在中国的大地上，去唤醒民众，并获得他们的支持；你不要像袁世凯那样与满清贵族、外国列强亲密接触，甚至依靠他们，你要自立，一切依靠自力更生。如果这些你做到了，也就找到了撬动世界的支点和杠杆。这个过程是漫长的，不能着急，你现在就应该抓紧时间练好自己的内功。毛泽东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导师的话，杨昌济就是他唯一的导师。杨昌济对于毛泽东来说，就是那个拨开云雾见青天的人。
随着去恩师家的次数增多，毛泽东与杨开慧日益熟悉起来，两个人开始之间有了一种谈谈的私人感情，这种情感在他们都在长沙时，还不显得那么浓，等到杨昌济去北京大学任教后，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虚心使人进步，毛泽东除了向杨昌济不断的请教外，他还经常去拜访几个亦师亦友的一师教师，比如：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黎锦熙比毛泽东只大几岁，他具有文学方面的天赋，在长沙是一个名气很大的湖南俊才。黎锦熙曾师从齐白石，多才多艺，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毛泽东拜访他20多次。后来，黎锦熙离开一师去北京大学教书，两个人仍然书信来往不断。直到后来毛泽东开始从事政治活动，二人才中断了联系。
在一师，毛泽东尽管想做到不偏科，但他还是做不到全面的优秀。当时，一师有著名的“三杰”：萧子升、蔡和森和毛泽东，毛泽东的功课排名在第三位。当然，萧子升、蔡和森之所以排在毛泽东的前面，还是因为他们的年级比毛泽东高。但是，这并不影响毛泽东在文史、哲学等功课上，在全校各年级中一枝独秀、独占鳌头。
正当同学们埋头苦读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国宣战，于1914年8月出兵山东半岛，占领胶济铁路和青岛，取代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地位。接着，日本以支持袁世凯复辟为诱饵，于1915年1月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21条”。袁世凯久拖不签，惹怒了日本，于5月7日向袁世凯下了最后通牒。消息传出，举国愤慨，第一师范的师生把几篇反对卖国条约的言论编印成册，题名《明耻篇》。毛泽东义愤填膺，在封面上写下四句誓言：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就在这时，长沙学界又发生了令人悲愤的事件：第一中学学生彭超，为抗议日本的最后通牒，满怀积郁跳进了湘江自杀。彭超的死，让全国上下为之震惊！这件事使毛泽东非常的难过，他既感到悲伤，又扼腕叹息。这让他想到了陈天华在日本跳海自杀、杨毓麟在英国利物浦投海自杀，还有益阳人姚洪业在上海跳进了黄浦江。为什么这么多的湖南人会自杀？
毛泽东想到了恩师的教导，想到了这些人对中国现实社会的绝望。为什么会绝望？他们是缺乏自己去做艰苦细致工作的心理准备，生活在幻想中，光幻想别人在一日之间来改变世界。湖南人不缺乏理想，也不缺乏热血，但他们缺乏理性，缺乏艰苦奋斗的精神。因此，毛泽东感觉到自己有责任来告诉大家：自杀是懦弱的表现，中国人民需要的不是逃避，而是去做迎着困难而上的强者。于是，他就准备写一首诗，以警示国人。谁知在这个时候，自己的好友杨昌陶又在5月23日病逝了，悲痛中的毛泽东，就把准备写的这首诗，写成了一首挽诗，借以表达对民族危难的沉重忧虑，以及以雪耻救亡为己任的学子抱负：
去去思君深，思君君不来。愁煞芳年友，悲叹有馀哀。
衡阳雁声彻，湘滨春溜回。感物念所欢，踯躅南城隈。
城隈草萋萋，涔泪侵双题。采采余孤景，日落衡云西。
方期沆溪游，零落匪所思。永诀从今始，午夜惊鸣鸡。
鸣鸡一声唱，汗漫东皋上。冉冉望君来，握手珠眶涨。
关山蹇骥足，飞飙捕灵帐。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
列嶂青目茜，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
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子期竟早亡，牙琴从此绝。
琴绝最伤情，朱华春不荣。后来有千日，谁与共平生？
望灵荐杯酒，惨淡看铭旌。惆怅中何寄，江天水一泓。

筱欣奕奕

常昶昶 发表于 2014-12-24 19:17
天已经黑了，这时一个清脆的少女的声音响起：“爸爸，该吃晚饭了。”
杨昌济一听高兴起来，叫道：“霞姑， ...

常老师，追踪这部作品到现在，信息量之巨大真让人称奇，非常受教！
能读到本作品真是很荣幸。
就让我再感叹一下吧，“先生真乃其人也！”

常昶昶

四十四
毛泽东从少年时代就已经具有了反抗精神，他始终记得韶山冲老乡们的一句话：逢恶莫怕，遇善莫欺。随着学识的不断丰富和年龄的增长，毛泽东的性格变得更为深沉而内敛。他给大家的印象是沉重、冷静、谦和；但他的内心却是正直、勇敢、坚定。对于那些不能容忍的事情，他从来不妥协、不迁就，更是不畏惧强暴，做起事来是敢作敢当。
国文教师袁仲谦是清朝的举人，同学们都称他为袁大胡子。他的思想守旧，但他对毛泽东的作文却非常赏识，他要求毛泽东多读一些韩愈的文章。毛泽东没有辜负他的一番好意，从书店买了一套《韩昌黎全集》来学习。袁老师提倡多读、多写、多想、多问，毛泽东对这“四多”很是赞同；但是，他对袁老师的封建思想和专制作风却从不妥协。因为毛泽东的性格就是爱憎分明，好的就赞成，不好的就反对。
1915年春，第一师范的校长张干，协同湖南省议会颁布了一个新规定，从秋季开学起，每个同学要交纳10块钱的学杂费。这对于大多是从农村贫困家庭来的同学讲，无疑是个不小的数目。于是同学们群起反对，酝酿着一场“驱张运动”，逼张干下台。毛泽东起草了一篇历数张干办学无方、贻误青年的文章，得到大家的赞同之后，派人到印刷厂连夜赶印。不久，张干发现了同学们手中的传单，大为恼火，要开除以毛泽东为首的17名学生。这时，杨昌济、方维夏、徐特立、王季范等许多老师，为此专门召开了全校教职员会议，为学生们打抱不平，对张干施加压力。张干无奈只好收回成命，但是毛泽东和同学们仍继续罢课，提出“张干一日不离校，学生一日不复课。”
被逼无奈的张干最终辞职，离开了学校。临走时，他垂头丧气地说：“这是什么世界？过去只有校长开除学生，如今学生却可以开除校长了。”张干很能活，他在长沙解放后已经穷困潦倒。好在毛泽东还没有忘记他，了解到他的情况很糟，专门要长沙市人民政府给予照顾，也算是享了毛泽东的福。
驱逐张干不过是一段小插曲，毛泽东在1915年到1916年上半年，主要的活动还是反袁。他是一个反袁的积极分子，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长沙不停地演说、写文章，这为毛泽东在日后成为一个宣传鼓动家提供了极大的锻炼机会。为了不让同学们懒惰，锻炼自己的身体，在写文章、鼓动宣传的空闲时间，他写了一篇《游泳启示》的诗，邀请同学们去游泳。诗中写道：
铁路之旁兮，水面汪洋；深浅合度兮，生命无妨。
凡我同志兮，携手同行；晚餐之后兮，游泳一场。
8月，北京成立了“筹安会”，拥护袁世凯做皇帝，长沙也马上成立了“筹安分会”。前边我们说过，1914年，湖南都督换成了袁世凯的亲信汤芗铭。汤芗铭当上湖南的都督后，到处捕杀革命党人，被群众称作“汤屠夫”。为了给袁世凯登基大造舆论，1915年10月30日，汤芗铭在湖南《大公报》的第一版上，刊登了他的《劝进电》：
“10月28日，湖南国民大会依法投票决定国体。全体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各界代表复以国民公意，恭戴我大总统中华帝国皇帝，传之万世，永定国基。维时，万众欢腾，歌声雷动------”
第一师范的师生们看到这个电文之后，再也忍耐不在了，他们募集资金，编印了一本小册子，书名是《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这本小册子收集了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三个人，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文章。当时的政局是纷纭复杂的，这些知名人物的思想也是随着时局不断变化的。比如康有为反对袁世凯当皇帝，但他却支持溥仪复辟，可见他反对的不是皇帝，而是袁世凯当皇帝，因为这样就占住了溥仪的位子。但是，毛泽东已经领略到了一些斗争策略，他充分利用广泛的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言论，选编了他们的文章，以起到全国上下都反袁的说明作用。
社会上的斗争也刮进了幽静的一师校园，在广大师生反对袁世凯称帝时，接替张干出任校长的武绍程和历史教员廖名缙则拥护袁世凯称帝。廖名缙上午还在船山学社宣传反对袁世凯称帝，下午回到一师就成了拥护袁世凯称帝的积极分子。毛泽东这一次兴奋了，因为他有了具体的斗争对象，他和同学张昆弟、罗学瓒一起，同武绍程和廖名缙辩论，将他们驳得哑口无言，不得不败阵而逃。
在学生们爱国热情的影响下，徐特立、方维夏、杨昌济、王季范等许多老师也由内心的不满，开始转变为公开的反抗，先后参加到斗争的队伍中来。由于师生们的反袁爱国斗争影响日益扩大，汤芗铭就派出大批军警，来一师捉拿“乱党”。军警在一师，把学生的宿舍、教员备课室都搜了个遍，由于师生们早有戒备，军警们没有抓到什么把柄，只好悻悻而去。
12月12日，袁世凯在北京举行奠基庆典，当上了“洪宪皇帝”，册封汤芗铭为“一等侯”、“靖武将军”。汤芗铭更加狐假虎威，狗仗人势，他把代表五族共和的“五色旗”换成了龙旗，命令长沙所有的报纸都改用“洪宪”纪年，而且吹吹打打，大肆庆祝，古老的长沙城里被搞得乌烟瘴气。蔡锷在云南成立护国军讨袁，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响应，逼得袁世凯在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废止“洪宪”纪年。这时曾表示“为王前驱”的“靖武将军”汤芗铭，一看形势不妙，马上摇身一变，又成了反袁派。6月初，他又给北京发了一封电报，规劝袁世凯“引退”，电文的态度很是严厉，措辞亦颇激烈，让汤芗铭又成了压垮袁世凯的最后一根稻草。
袁世凯死了，汤芗铭见势不妙也跑了，第一师范的校长武绍程被迫下台。学生们欢呼雀跃，师生们联合召开了一个庆祝反袁斗争的胜利大会。就在大家都兴高采烈时，毛泽东却表现得非常冷静，因为他学到的哲学告诉他，中国现在的内忧外患才刚刚开始。袁世凯是死了，可袁世凯手下大大小小的北洋军阀还在。在袁世凯在世时，他们由袁世凯管着，还不敢乱来，现在没有了袁世凯，谁还能管得住他们？我们在反袁，可我们也充当了《水浒传》中的洪太尉，把108个魔鬼给放出来了。
中国的国内要大乱了，而我们的东邻日本，却正对我们虎视眈眈。袁世凯在世，他们多少还有一点忌惮；袁世凯一死，中国内乱生，岂不是正好给了日本西进的大好机会？7月25日，毛泽东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对中日关系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说道：
“驻日公使有急报归国，《大公报》登之，足下可观焉。大隈阁有动摇之说，然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我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众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况山东已失，开济之路已为攫去，则入河南亦！二十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天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吾之内情，彼尽知之，而吾人有不知者；彼之内状，吾人寡有知者焉！吾愿足下看报注意东事。”
这是毛泽东在他诸多的预言中的第一次预言，他预言20年内和日本必有一战，果然，第21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个预言说明了什么？不是说明毛泽东开始会算命了，而是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说明他站的高度已经和中华民国的总统一样高了；二是说明从现在开始他的目标就更明确了，他要准备和日本决一死战，而这样就必须既关注形势，又必须关注军事。毛泽东后来的军事素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他从1916年以后就开始积攒起来的。正因为他没有受过军事院校的正规训练，所以他的思考可以天马行空。天马行空的东西怎么可以连到一起？这就是哲学观，毛泽东哲学观的形成过程，就是把一切有关、无关的东西联系到一起的过程。这就是学以致用，是杨昌济尽心培育的结果。
为了让毛泽东得到真传，杨昌济就从他们身边湖南的历史给他讲起。杨昌济对湖南近300年的历史如数家珍，他给毛泽东讲了明清之际的哲学家王夫之，带他观看了这个号称“船山先生”在长沙的足迹和遗址，讲了他的“行是知的基础”的哲学观，告诉毛泽东“读万卷书，不如走万里路”。杨昌济还给毛泽东讲了曾国藩，讲了他的文人领兵，如何屡败屡战，如何利用乡情、师生情和兄弟情建立起了湘军，如何利用了“程朱理学”中的基本伦理道德，作为反对“拜上帝会”这种不中不洋的宗教邪端的哲学观，终于打败了洪秀全。曾国藩是湖南的骄傲，他的“知行合一”、“实践出兵法”，以“程朱理学”为基本精神道德诉求，以湖南为他的根据地和大后方，等等的统兵策略、御人手段是不可不学的。最后，杨昌济说，你如果把袁世凯的练兵、曾国藩的统兵、宋江的养兵、诸葛亮的用兵、曹操的募兵和司马的亲兵结合在一起，再用你创造出来的思想来指导，就可以打造出一支绝世无双的军队。
毛泽东让恩师给他出的题目难住了，练兵、统兵、养兵、用兵、募兵、亲兵都有章可循，可是我的新思想是什么呢？此时，毛泽东的知识积累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但他还缺乏对社会各阶层的理解和亲身的实践；他的视野还不够宽大，阅历还不够深，他连湖南都没有走完，更别说是走出湖南，走向全国了。杨昌济知道毛泽东的缺陷，所以，他把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介绍给了毛泽东。对了，杨昌济和陈独秀也是朋友，还是《新青年》的撰稿人和大力宣传者。

常昶昶

毛泽东一接触《新青年》就爱不释手，他好像一大清早跑到了青山秀水间，呼吸到了清新而富氧的空气，让他浑身舒畅、充满了活力。毛泽东非常喜欢胡适和陈独秀的文风，这对他放弃文言文转用白话文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让他逐步认识到说话、写文章与老百姓的关系甚大，是普及文化教育的关键。毛泽东在听到外国人叫中国为“东亚病夫”后，最近就体育对国民体质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正好写了一篇心得《体育之研究》。杨昌济发现了这篇文章的价值，就建议把它寄到《新青年》去发表。毛泽东同意了，他给自己起了个笔名：“二十八画生”。这篇文章全文公约7000字，于1917年4月1日发表。
“二十八画”是毛泽东三个字的笔画，他没有想到是就是这个“二十八画”开创了中国的历史。他的一切几乎都和28有关系，他的一生是三个28，他从29岁起奋斗了28年建立了新中国，其后他又执政28年。“二十八”预是着他的人生和“共”字有密切的关系，“共”字就是“廿”和“八”的组合。“二十八”似乎就是上天的一种暗示，这6个28犹如卦中的六爻，组合成了中国革命的64卦，从而让中国天翻地覆。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并不是对体育这项运动形式的研究，他是借此提倡武勇世风和充满朝气的奋斗向上的人生观。他把身体看作是知识和道德的载体，开始认识到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并提出了“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的主张。在这期间，毛泽东总结了自己20多年来的生活历程，正式提出了：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也就是这个时候开始，毛泽东改变了自己死读书、读死书，一坐一天不动的坏习惯。他开始进行体育锻炼，并把自己的锻炼引用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他开始进行冷水浴、日光浴、风浴、雨浴、游泳、登山、露宿、长途步行，以及练习体操和拳术等。为了实践杨昌济教导他的“知行合一”，在1917年暑假，毛泽东开始“游学”。
毛泽东约了已经毕业在楚怡小学当老师的萧子升，还有要回老家安化度假的肖蔚然，三个人每人只带一把雨伞，还有一个装换洗衣服、毛巾、笔记本、墨盒、毛笔的布袋子就出发了。他们没有带钱、穿着草鞋、形同乞丐，这样做就是为了有意识地锻炼自己的脸皮，考验自己的生存智慧，以及自己吃苦耐劳的意志。他们从长沙小西门出发，渡过湘乡，一直向西走，过了白箬铺，就到了宁乡县城。他们在一师同学王煕家住了两晚一个白天，他们走访了劝学所，并给所长喻士龙送了一副对联，还游历了香山寺，到宋家潭找农民了解生产和生活情况。
接着，他们开始继续西行，当他们翻山越岭，走的又饿又累时，便找到当地一个姓刘的老翰林的大门上，为了向老翰林讨些因银钱，毛泽东和萧子升作了一个联对，也就是你说一句，我说一句，萧子升说：“翻山渡水之名郡，竹杖草履竭学尊；”
毛泽东接口说：“途见白云如晶海，沾水晨露浸饿身。”
他们班门弄斧，诗作的也真是不怎么样。毛泽东不善于溜须拍马，从没有学过如何恭维人，如果不是肚子在闹革命，他是不会向老翰林去献诗的。老翰林还是不错，看到这两个年轻人，的确还读了点书，就送给他们40个铜板，够他们买一天的饭吃。
他们填饱了肚子，有了劲儿继续上路。来到了回龙山，游览了白云寺，给寺里的僧人送了对联，方丈留他们吃了斋饭。下了山，他们进入了黄材镇，替一些小店写了招牌。在这里他们除了换取几个铜板外，还了解了农村市镇的集市交易情况。在城市，买卖交换主要靠商店，而在集镇则是靠在街道的路两旁，搭棚卖东西。在这里他们商讨了下一步的去向，经过商议，决定去何叔衡家去看看。
何叔衡家在宁县杓子冲，他在37岁时和20岁的毛泽东一起考入湖南第四师范，又一起转入第一师范。他在去年毕业后，和萧子升一起来到楚怡小学教书。放暑假了，他回到家里帮助老婆、孩子干农活。三个人先来到宁乡县县城，然后又从县城步行了140里，一直走到深更半夜，才来到何叔衡的家门口。三个人饥肠辘辘地敲响了何叔衡家的大门，何叔衡披衣开大门一看是三个乞丐，愣住了。毛泽东叫道：“胡子是我们。”何叔衡再仔细一看，原来是毛泽东、萧子升他们，又惊又喜，慌忙让进屋里，先让他们洗脸消乏。何叔衡把弟弟喊了起来，帮忙准备酒菜，何叔衡的老父亲听到了响动，也起了床，出来陪毛泽东他们说话。
何叔衡一家好客热情，他们在他家休息了一天，恢复了疲劳，就打听那里好玩，何叔衡给他们介绍了宁乡沩山的密印寺。来到密印寺，在万佛殿，他们欣赏了宋代大书法家米芾书写的对联，还有来这里游历过的于右任、冯玉祥留下的墨宝。毛泽东拜访了方丈，和方丈讨论了佛教、《老子》、《庄子》。方丈是个得道高僧，他的法眼早已看出来毛泽东的非同凡响，于是主动向毛泽东介绍了发生在这里的，张三元举义旗造反的故事。他分析了张三元的成败原因，希望毛泽东吸取教训，当然，更是提醒毛泽东在起事的过程之中，如何保护寺庙道观。对方丈的话，毛泽东谨记在心。
三人拜别了方丈，来到肖蔚然的老家安化县的司徒铺，在这里他们分手，毛泽东和萧子升继续“游学”。在去梅城的路上，夜里露宿在河堤上。在一棵老树下，毛泽东把衣服、雨伞挂在树上，找来两块又大又平的石头做枕头。毛泽东躺在地上，看着满天的星斗，随口吟道：“沙滩为床，石头当枕，蓝天作帐，明月为灯。”
等了一会儿，见到无人回应，毛泽东抬身一看，见到萧子升正在河边洗脚。大声叫道：“你还要保持那绅士的习惯吗？你现在是一个要饭的，已经不是绅士了。今晚不洗脚，试试看能否睡得好？”
到了梅城，他们特意去拜访了安化县劝学所所长夏默庵。这位老先生是个饱学之士，性情高傲，一向拒绝游学先生拜访。毛泽东早就听说这位夏老先生是个老举人，熟读诗书，是在这方圆几十里内真正有才学的人。因此，决心求见。他们拜访了两次，两次都被拒之门外。毛泽东不灰心，他要学刘备三请诸葛的那种诚恳的态度，于是，在这天中午第三次登门拜访。这一次，夏老先生被感动了，他亲自开门迎接，但他不会让他们轻易进门。大门打开后，家人抬出来一张桌子，桌子上笔墨纸砚齐全。只见老先生铺开宣纸，拿笔蘸墨，略一思索，刷刷点点，在宣纸上写下了：
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
毛泽东一看，这是老先生在考他们的才学，不过，老先生出的上联，正出在毛泽东的怀里。毛泽东在东茅塘求学时，曾在池塘边有所感悟，正好拿来对对。于是不慌不忙从老先生手中接过毛笔，笔走龙蛇，写道：
青草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
“好对”。夏默庵一看，所对极佳，不仅对仗工整，语意贴切，更显大气。我国自古就提倡“天下为公”，“为公”是儒学之士的最高追求。夏老先生也看出来毛泽东有责怪他的意思在里面，赶忙请他们二人到客厅就坐，吩咐安排酒宴款待二人。二两酒下肚，大家都不再拘束，话头打开便收不住了。老先生安排他们住下，又是彻夜长谈，让夏默庵如沐春风，他自己找到了答案，春到也。第二天，两个人起身告辞，老先生再三挽留不住，就拿出8块大洋相赠。毛泽东推辞不收，只愿接受一块大洋，老先生说是祝他八面来风，必须收下。毛泽东这一下发财了，再也不担心挨饿受冻了。
毛泽东有了钱，就和萧子升在街上买了大红纸，沿途给一些门脸大的店铺书写店名和对联。这里插句话，他们这么做可不是设施，是要钱的；此其一，其二，从此可以说明，毛泽东的字已经可以登堂入室了。他们经过写字、送字又赚了不少的钱，彻底解决了接下来的食宿问题，不再为吃饭、睡觉发愁，因此，游学也就开始变成了游山玩水。在梅城，他们游览了孔庙，看了祭祀用的“铜壶滴漏”，还登上梅城东北的宝塔。在宝塔的第七层，毛泽东在塔壁上提了一副对联：
伊水拖蓝，紫云反照；
铜钟滴水，梅岭寒泉。

常昶昶

离开梅城，经马迹塘、桃花江，来到益阳县城。他们在益阳县城的县长的布告上，发现县长的签名叫张康峰。张康峰原来是湖南第一师范的化学教员，光知道辞了职，不想竟在这里当县长，于是两个人决定以乞丐的身份去求见县长大人。他们来到县政府的门口，说明来意，谁知把门的狗眼看人低，认为他们是来有意捣乱，就把他们臭骂了一顿，还要赶他们走，如果不走就让卫兵把他们关押起来。最后还是张县长出来给他们解了围，并同他们进行了交谈。离开县衙，二人对县衙门房的态度还是耿耿于怀。毛泽东说：
“那个门房虽然可恶，但是，他的主人张先生更坏。那个门房不过是执行命令罢了，是张先生明确指示了不要让穷人进去。张先生就是那种势利小人，这种人的人生目标就是权威和金钱，他们的头脑里不可能有一点高尚的思想。”
毛泽东对此件事作了哲学分析，考虑到门房对人的态度，就是主人的态度，管理好门房，让门房平等待人，是自己今后必须时刻注意做到的。从益阳到沅江，他们还想继续前行，可因洞庭湖发了大水，只好放弃前行的念头，乘船返回长沙。
这一次他们共历时一个多月，走了900多里，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5县，结交了各色人等，写了许多本日记。一师的同学们在传阅了毛泽东的游学笔记后，纷纷称赞毛泽东是“身无半文，心忧天下。”而这就更激发了毛泽东的游学热情。
1917年12月，学校放寒假，毛泽东自己又到浏阳县游学，在游学的过程中，毛泽东就更进步了，他和农民一起挑水种菜，同吃住共劳动。1918年的暑假，毛泽东又和蔡和森一起，游历了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的4个县。这一次，毛泽东不要饭了，他开始把沿途的见闻写成通讯稿，寄给《湖南通俗教育》发表。期间，毛泽东还写了一首词《今宵月》，抒发了他向往美好明天的心境：
今宵月，直把天涯都照彻，清光不令青山失。
清溪却向青滩泄，鸡声歇，马嘶人语长亭白。
这些连续不断的考察，让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乡村的状况，有了一个概括而清晰的了解。一潭映月，直把天涯都照彻。毛泽东在考察中发现了中国农村和城市的比例结构，以及毫不相同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从而为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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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神看到这里，韩非又是抢先开口，他说道：“润之的游历，就犹如圣人的周游列国。圣人无书，因周游列国而得《论语》，不知润之周游湖南10县，将有什么著作问世？”
圣人道：“此游学，并非彼游学。润之的游学，是为了从书本中走出来，观察社会实践。岂不闻‘尽信书，不如无书’？中国历代的书生读的书大都相同，为何只在宋朝出了程颖、朱熹，明朝出了王阳明？就是因为他们在读书中遇到了难解的问题，不是在书中寻找，而是到社会中去寻找，去山川中去寻找，去冰天雪地中去寻找，所以才有了自己的觉悟所得。这就如我们站在山脚下仰望泰山，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的结果，不同角度可以作出不同的描述。就是在同一地点，有的人看到的是天空中的山，有的人看到的是太阳照耀下的山，有的人看到是山上的石头，有的人看到是山上的树。因此，有些人描写山的峻拔，有的人写山的层林尽染。如果你是在书中看山，就一定是瞎子摸象，并且越看越糊涂，为什么同一座山，每一个人描述的都不一样？看社会也是一样的，不同的人在观察社会后，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就如我看到农夫耕田，得出的结论是：不读书就要受读书人的统治；而润之在经过社会考察后，得出的结论是：农夫穷，没有钱读书，因此，他想的就是如何让穷人读到书、受到教育。不过，现在对润之他们来说，在乡村中看到什么，体会到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去考察和思考社会的实际状况才行。”
姜子牙道：“圣人所言极是，社会就如一个人思想生长的大地，而书和心就如一个鸡蛋。鸡蛋化育生命，也就是有了思想后，必须经历风雨、跋山涉水的考验，才能茁壮成长。大多的读书人虽然也有思想，但是却生长在温室里，靠书滋养、靠乡绅供奉、靠皇上圈喂。所以只有唯书、唯钱、唯权。真正的读书人，要把自己扎根在社会这个大地上，依靠阳光雨露生长，才可抗风雪严寒，才可以检验书之对错、钱和权的对错，才可以发现他人之不见。润之在杨昌济老师的指导下，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是他开始优秀于中国其他读书人的第一步，连和他同行的人也无法比拟。”
韩非道：“圣人、兵宗之言，我自是明白。只是我不明白，那杨昌济是否也是我们上仙转世呢？”
圣人道：“这我可不知，我只知道杨昌济的志向比我高，看人比我准，定是上仙下凡无疑。是哪一位上仙，这还得请教兵宗。”
姜子牙道：“请教不敢当。杨昌济不再上仙班列，是黄帝的老师赤精子下界，受黄帝之托专为点化润之而来的。他此番下界有五个使命：一是教润之哲学和伦理；二是为润之沟通中华与世界大国的联系，使他知道天下大局；三是指导润之‘知行合一’，让他学会参与社会实践，为他找到真理和道路指明方向；四是为润之作梯，让润之一出世就可以接触到中国的社会名流；五是代百花仙首养育茉莉仙子，以作润之爱妻。现在他已经完成其三，待余下两个任务完成，也就化羽归天。”
韩非道：“我说呢，杨昌济怎么有那么高的水平和那么大的口气，连我等都不敢说的话，他都敢说。原来是黄帝师，那自然非凡，岂是我等可比？”
圣人道：“如是说，那杨昌济就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让润之和中国的历史沟通，他与孙中山、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袁世凯、陈独秀、李大钊、章士钊等等皆是朋友，润之在他这里不仅可以遨游我中华5千年，而且还详知中国的近代和将来。这种优势让润之在两年的时间里，走完了一个人可能需要一辈子都走不完的路。这样，润之身上所具有的文化和历史，已经是当代中国人中最出类拔萃者，他可以和任何一个人对话了。不过，这里还有一个用意，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凑足六爻，就可以得出和‘28’画相呼应的64卦了。这64卦就是他的能力和力量之卦了。”
姜子牙道：“圣人真不负《易经》第三圣。可惜的是，杨师作为化石点金、画龙点睛的一代师圣，却没有留下育材大作。”
圣人道：“这才是高人。育人的关键是选才，选才后的关键是点化，是融会贯通，可不是普通的教育。而这种教育，可不是一般的人可以理解的，这需要智慧，并非言语可以说得清楚的。”
姜子牙道：“是啊，我们知道他教了一个毛润之已经足矣。他的教徒之法是只能悟，而不可言的。”
韩非道：“圣人，本回怎么就讲到润之在一师的半途就结束了呢？”
圣人道：“这是个分水岭，如果说本回之前，润之是在学，而以后的关键就是在行、在悟，并在行中学、悟中提高了。故尽管他还在一师上学，从下回我们就将看到一个不同的毛润之、毛泽东了。”
姜子牙道：“我们还是闲话少叙，继续看下回吧。”
众神齐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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筱欣奕奕

"育人的关键是选才，选才后的关键是点化，是融会贯通" 提读，深感！

香香卫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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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昶昶

  第十二回   到中流击水   看万山红遍

                                   四十五
经过张勋复辟后，黎元洪下台，副总统冯国璋代理总统，段祺瑞重任国务总理，把持中央大权。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发布《大总统发布》，正式宣布对德宣战。美国这时已经参加大战，愿意与日本在中国问题上暂时妥协。11月2日，美国国务卿蓝辛与日本外相石井菊次郎，在华盛顿签订《蓝辛石井协定》，规定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日本再次承认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这就给了日本独占中国的有利条件。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沙俄势力瓦解，日本帝国主义认为是推行其“大陆政策”的大好时机。于是，日本政府立刻把注意力转向中国东三省北部，这里本来是原俄国的势力范围，它极力谋求和北京政府缔结所谓中日军事协定，谋求把侵占我国东北的战略付诸实施。日军派了7、8万人，开进东北，迅速把势力扩展到北满，代替了俄国在北满的侵略地位。段祺瑞利用与日本缔结协定之机，向日本借款1.45亿日元，用以扩充皖系势力。因为这笔款经日本人西原龟三以私人身份“借出”，史称“西原借款。”
段祺瑞的卖国利己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工业专门学校、政法专门学校等学生2000多人，齐聚总统府请愿，要求废除中日军事协定，天津、上海、福州等地学生相继奋起。毛泽东在全国的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中，逐渐认识到辛亥革命的问题，仅仅是推翻了一个满清皇帝，并没有改变政府落后、腐败、无能和卖国的实质。因此，他认为不论是康有为的变法、孙中山的革命，“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
“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即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毛泽东这个时候是一半明白、一半糊涂，明白的是，改变天下应先改变天下的心；糊涂的是用什么来改变天下的心？于是，他又想到了本源，可本源到底是什么？杨昌济恩师说是“一”和“二”。那么啥是“一”和“二”，“一”和“二”的关系到底是什么？面对扑朔迷离的乱世纷争，毛泽东苦其心志也没有理出头绪，所以，他再一次陷入了虚幻的哲学游戏当中。无奈，他把目光重新盯向了书本，试图在书本中，寻找出答案。于是，他制订了一个读书计划，并得到了好朋友张昆弟的大力支持。
这一次，杨昌济对他也束手无策了。禹王在天上盯着他的一举一动，眼看他要再次走火入魔，就推动了一师学友会的改选计划迅速进行。一师学友会改选，毛泽东被推选为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的部长。这件事彻底打乱了他宏伟的读书计划，但也把他引向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学友会总务，就是实际上的负责人，在师范学校，教育研究部又是一个很重要的部门。这样，毛泽东就被大量的事务给缠住了，再没有闲暇去实现他的读书计划了。
张昆弟见到好朋友的读书计划被打乱，非常着急，他对毛泽东说：“润之，你就挂个名算了，让别人去搞吧。”
毛泽东连忙摆手：“这可使不得。同学们选举我，是对我的信任，我不能辜负大家的期待呀。”
毛泽东是一个工作极其负责的人，他不干则已，干，就一定干好，不能挂羊头卖狗肉。张昆弟问道：“那，你的读书计划呢？”
毛泽东笑道：“书，可以照样读嘛。”
张昆弟摇了摇头说：“只怕你的一双手，捉不到两条鱼啊。”
“一双手捉不到，可以用渔网呀。”毛泽东幽默地说。他见张昆弟还是摇头，就从口袋里掏出《讲堂录》，指着其中的段话对他说：
“你看看我写的这段话，就是看了你的日记之后写的。你在日记里说：‘天才不可靠，勤俭可靠，’就是你的这句话启发了我。”
张昆弟接过《讲堂录》，看见毛泽东用黑笔写下的几行字：“懒惰为万恶之渊薮也。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暮气来，乘疏懈之隙也。故曰：懒惰者，生之坟墓。”
张昆弟仔细品味着这一段话，感到地说：“我应该向你学习，我没有你这样坚决。”
“所以，我要拉你一起下水捉鱼。”毛泽东微笑着说：“你到工人夜学来管事，怎么样？”
张昆弟大吃一惊：“什么？你还想办夜学。”
毛泽东就把学友会讨论的情况对张昆弟说了一遍。原来，第一师范的校址在的长沙城南的郊区，这里有很多的产业工人居住，就相当于是棚户区。产业工人大多都是文盲，现任校长孔昭绶先生看到了工人的情况，在学校倡导平民教育，开办免费的工人夜学，教工人识字、算账。工人夜学在上半年就开办了，本来由一师的教职员授课，可是他们既招不来工人，授课也不认真负责，很快就办不下去了。工人夜学是办，还是不办？怎么办，由谁来办？让孔校长束手无策。一师的学监方维夏先生，在新一届学友会的会议上，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征求大家的意见。
毛泽东听完大家的发言后，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夜学一定要继续坚持办下去，而且还要尽最大努力办好。因为，举办工人夜学，是改造社会的一部分；要改造社会，不能光喊口号，必须脚踏实地地从实事做起。：
方维夏对毛泽东的意见表示赞同，最后，大家决议：夜学由三、四年级的同学来办，由学友会的教育研究部具体负责。毛泽东向张昆弟介绍了具体情况后，笑着说：“芝圃，我这叫‘惹火烧身’，你可要一定帮我，到夜学来当个管理员吧。”芝圃是张昆弟的字。
张昆弟连连摇头：“不行、不行，我的底子太差了，才和你一起制订读书计划。如今你太忙了，顾不上读书，我只好另找他人了。”
毛泽东听后严肃地说：“芝圃，你再回头看看你自己写的日记，你自己是怎么说的？‘振汝筋骨，奋汝雄心，冲决汝一切魔障，向前追进，大呼无畏，大呼猛进，为汝作先锋队焉！’难道这不是你说的话吗？”
经过毛泽东的劝说，张昆弟同意了。毛泽东坚信：夜学一定会办好，读书计划也一定会完成，在教别人的同时，也要强迫自己多读书，这叫又教又学；自己闭门读书，不如开门办学，这样既增长了自己的才干，同时，又丰富了自己的知识。毛泽东对读书的认识已经到了一个由杨昌济指导到自我感知的阶段，无意识中，他在向自己追求的哲学“本源”问题上，迈出了正确、而且是关键的一步。第二天，毛泽东起草了一张自认为很满意的《工人夜学招生广告》：
列位大家来听我说句白话：列位最不便益的是什么？大家晓得嘛？就是俗话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
都是个人，照这样看来，岂不是同木石一样？所以大家要求知识，写得几个字，认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方才是便益的。
虽然如此，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能到这样，真是不易的事，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
这个夜学专为列位工人设的，从礼拜一起至礼拜五止，每夜上课两点钟，教的是写信、算账，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
讲 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若是要来求学的，就赶快于一礼拜内到师范的号房报名。
列位大家想想，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做？无非是念列位工人的苦楚，想到列位个个写得算得。列位何不早来报个名，大家来听讲。
有的说时势不好，恐怕犯了戒严的命令，此事我们可以担保，上学以后，每人发听讲牌一块，遇有军警查问，说是师范夜学学生就无妨了。若有为难之处，我们替你作保，此层只管放心的。快快来报名，莫再耽搁

常昶昶

夜学的工作人员也都说招生广告写得好，于是就把文稿送到了印刷厂印刷，印好后，马上派人去分发、张贴。但是广告发出之后，并没有引起大家所想的轰动效应，来报名的只有9个人。这个结果让大家感到很诧异，毛泽东更是百思不得其解，急忙召集同学们分析原因。会议上，同学们各抒己见，最后总结了三条：
第一、办工人夜学的目的写的不明白，只说工人夜学不收钱，请工人来读书，大家不相信有天上掉馅饼这等好事；
第二、仅仅把广告贴在墙上，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尤其是工人，大都是目不识丁的人，即使送到他们手里也看不懂，有谁会在意贴在墙上的广告；
第三、请警察帮助分发广告也不妥，警察代表官厅，人们望而生畏，反而会增添工人们的疑惧。
总之，大家得出的结论是：不是工人不愿上学，而是工人要么对夜学不了解，要么就是没有看见广告，看见广告也不知写的是什么。原因找到了，毛泽东就决定同学们分头行动起来，亲自深入到工人宿舍和贫民住宅区的棚户中，边分发广告边做宣传，尽量和工人做面对面的解释工作。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的和工人进行零距离接触，使他认识到，干什么事不能想当然，要让工人来夜学学习，就得和工人交朋友，用工人听得懂的语言和他们交流，要和工人们打成一片。同时，做下层群众的工作，非得做到周密细致不可。通过毛泽东和同学们的努力，工人们对夜学的性质和办学目的有了初步的了解，心中所有疑虑也放了下来，当场就有好几个人报了名。在随后的3天时间里，报名的工人达到138人，毛泽东形容工人们迫切入学的心情为“如嗷嗷待哺也。”
学监方维夏听到有这么工人报名，高兴得很，他夸奖毛泽东说：“润之，你的工作做得好。开学的时候，我一定要来亲自讲几句话。”
1917年11月9日，工人夜学举行了开学典礼，方维夏在典礼上致了祝词。毛泽东在典礼上，把上课说明书给工人们讲解了一遍，工人们听得津津有味。当讲到第六条“每次上课衣服听便，不必求好”时，工人们都开心地笑了。毛泽东就是这样 事事体贴工人，替他们考虑的非常周到。
开学典礼以后，毛泽东和张昆弟就把心思都扑在夜学上，除了自己上学听课，还要抓紧时间去寻找那些工人们能够听得懂、喜欢的的书，并为夜学备好课，准备好工人们能够理解的语言。知道毛泽东在延安为什么那么地反感下车伊始、言之称希腊，说话、写字就像故意不让群众听懂、看懂一样的文风吗？这是他在这个时候和贫苦工人接触时的心得。毛泽东每天忙得不亦乐乎，他的读书计划被去读工人们能够听得懂、看得懂的书代替了。可是除了神话故事，那里有现成这样的书？于是，毛泽东就开始自己编写。
毛泽东在这个时候，理解了读书原来也是有“一”和“二”，少年从小一步一步循序渐进的读书是“一”，工人学以致用的读书是“二”。这两种读书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它们之间是可以相互借鉴的。比如青年人，也就是他的这个年纪，就要脱离那种“一”的读书方式，选择“二”的读书方式；作为工人，在扫盲以后，解了燃眉之急以后，就要按部就班、系统地去学习，就象“一”的学习。真的是很有意思，这真是既对立、又统一呀，是不是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这样呢？毛泽东开始发现了通向哲学本源的入口。
不久，长沙的局势又变得紧张起来，给工人夜学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但是，只要不戒严，工人们还是来得很齐，每个人都怕缺了课。有一天，大雨瓢泼，方维夏心想这么大的雨，还会有工人上夜学吗？他决定去夜学看看。当他来到夜学，看到教室里工人们坐的满满的，大家都在聚精会神的听讲，他的心把震撼了，也被毛泽东和张昆弟认真负责的精神感动了。负责值班管理的张昆弟，把煤油吊灯的玻璃罩擦得通明透亮，使教室里光明一片；毛泽东则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工人们上课，不时引得工人们笑声一片。
方维夏来到毛泽东备课的办公室，他被墙壁上挂着的一个方格本子吸引住了。本子的封面上写着《夜学日志》4个大字，一看就是毛泽东的手笔。方维夏伸手拿下来翻阅，只见里面都是工整的毛笔字，一看就是毛泽东填写的，有这样几段的记载：
十一月十四日，实现三日矣，觉国文太多、太深、太多，宜减其分量；太深，宜改用通俗语？介乎白话与文言之间？常识分量亦嫌太多？指文字？宜少用文字。其讲义宜用白话，简单几句标明。初，不发给，单用精神演讲；将终，取讲义略读一遍足矣。本日历史，即改用此法，觉活波得多。------
毛泽东真是用心、细心，教工人夜学已经颇有心得，如果每个教师都能像毛泽东这样，中国哪里还会有白丁？他真的是和贫苦人民心连心，这种情感是从心底里一步一步地积累起来的，所以，他才可以对他们用心一辈子。方维夏接着往下看：
十一月十六日晚，张超给甲班上物理课，因发言过深，联系实际不够，故年幼者尚觉翘着倾听，年长者率多奄奄垂头，苦不耐坐。毛泽东见此情况，课后对大家说：物理一科，极其趣味，方才所讲，不过发端。将来电灯之所以能明，轮船、火车之所以能速，共理必皆告汝等知之。------
方维夏看着这本《夜学日志》记录的内容，心中感慨万分。中国就是缺乏像毛泽东这样认真负责、又专心致志的年轻人，假如每一个年轻人都和他一样，中国何愁不强盛？毛泽东这样的人才是不能埋没在这里教工人夜学的，他的责任是如何培育出更多的年轻人，像他一样都去关心贫苦的人、唤醒中国劳苦大众。假如是这样，中国的贫苦人一定都会跟他走，那么，中国的面貌就一定会因为他的努力而彻底得到改变。一个人能够成为领袖不是偶然的，毛泽东也不是。

常昶昶

  四十六
毛泽东常对同学们说，大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个奇男子，被同学们戏称为“毛奇”。毛奇是普鲁士帝国和后来德意志帝国总参谋长，在1870年的色当战役中，毛奇元帅曾一举使法国覆灭，因而名震欧洲。1917年6月，一师开展了一次人物互选活动，“人物互选”的条件包括德、智、体三个方面：
德育方面的内容有：敦品、自治、好学、克己、俭朴、服务等项目；
智育方面的内容有：才具、语言、文学、科学、美育等项目；
体育方面的内容有：胆识、卫生、体操、竞技等项目。
选举的办法是：各班同学在本班教室举行，列举项目名副其实。全校11个班，有400多人参加投票，当选者34人，其中毛泽东是全校得票最多的。在德、智、体三个方面都有得票者，只有他一个。而在“胆识”一项上，则只有毛泽东一个人独有，他的胆识评语是“冒险进取，警备非常。”毛泽东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评语？这还得说说他是如何只身智擒3000多溃兵的故事。
1917年7月17日，孙中山等抵达广州后，电邀国会议员赴粤，并致电和派人联络西南军阀陆荣廷、唐继尧等人，力谋共图推翻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政府，桂滇军阀亦企图借护法旗帜，猎取湖南、四川等地盘，以便对抗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8、9月间，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海陆军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建立中华民国政府，兴师讨伐段祺瑞。
战争一开始，护法军英勇善战，在湖南、四川、广东、福建等地相继大败北洋政府军，形势一片大好。也就是在11月18日，一队护法战争中败退下来的北洋军，退到了长沙城的西南附近，在离一师只有两里多远的猴子石附近休整。这股北洋军有3000多人，在附近的农家到处抢吃的东西。消息传来，全校师生都为之紧张且慌乱不安。
为了保护学校，防止军队骚乱，学校成立了“学生课外志愿军”，有人，可是没有武器，如何能够抵挡真枪实弹的正规军？学校当局主张立即疏散学生，分头暂避。当过兵的毛泽东，这个时候潜伏在他身上的英雄气概，和多谋善断的智慧突然喷薄而出。他竭力主张退敌：因为，如果撤退暂避，把学校留给败军，不仅会让学校遭到洗劫，而且可能会为败军提供一个天然的兵营，到那时，想退这批北洋军就困难了。不仅如此，假如让他们在这里盘踞下来，就可能成为北洋军在长沙的一颗钉子，就可能接应北洋军向南反攻，这就会为孙中山的护法革命带来危害。何况就眼前来说，这里的大批贫民都会受到抢掠，他们本来就穷，如此他们就真的没有活路了。
毛泽东的分析和建议得到了学校当局的赞同。可是，长沙城此时并无兵力，北洋军已经撤走，桂军、湘军还没有跟进，哪里有军队协助？毛泽东就让学校去联系附近的警察分所，自己则带一个同学去对败军的状况进行侦查。毛泽东爬到妙高峰的山坡上，对败军进行了仔细的观察。他发现败军就是一群乌合之众，显然没有统一的指挥，一个个无精打采地或躺或坐在地上。因为不知道长沙城里的情况，白天就躲在树林中不敢擅动。毛泽东判断这只是一伙急着北归的散兵，兵无斗志，没有统一的指挥，就没有战斗力；而北归只有一条路，正是打伏击的好地方。
在回一师的路上，毛泽东就形成了一个大胆的制服这批败兵的方案。在一师，警察分所的所长已到了，所长说：“我们只有50多人，怎么能和3000多人的败兵打仗？”
毛泽东说：“不用打仗，我们使用疑兵之计即可。”
于是毛泽东把自己的计划给警察所长讲了一遍，警察所长欣然赞同，表示全力配合毛泽东的行动。毛泽东先让警察所长通知长沙市商会准备一万块大洋，然后又从一师的学生志愿军中挑选出200多人，发给他们平时用于训练的木枪和火把，以配合他和警察的行动。天色将晚，开始行动，毛泽东把学生志愿军埋伏在学校后面的妙高峰上，依计行事；然后和警察所长带一队警察拿着真枪，埋伏在败兵北归必经的路口。太阳刚落山，败兵们果然一个个的从地上爬起来，三个人一伙、五个人一群的懒懒散散地向北沿路而行。
败兵逐步走近，毛泽东和警察所长挺身而出，拦住败兵的去路。毛泽东告诉他们：“你们已经被包围，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放下武器，集体到学校的操场集合。我们管你们吃饭，还发给你们回家的路费。”
这时从败兵中走出两个小头目，一个人问道：“你们怎么知道我们是败兵？”
毛泽东说：“我也是当兵的，部队的状况怎么能够瞒得住我？你们这3000多人，没有队形，三人一伙，五人一群，既不是连排组织，更没有放出岗哨。别说没有集体开饭，连衣着都不整，懒散、无纪律，除了败兵，那会有像你们这样的乌合之众？”
另一个小头目道：“你不要拿话吓唬我们，就是败兵，也比老百姓强的多，我们这3000多人可不是吓大的。”
毛泽东看他们有些怀疑，手中的火把向上晃了三晃，突然，四面的山头上都亮起了火把，隐绰绰看到有数不清的人，都持枪站在山头、山坡上。毛泽东大声道：“北洋军的傅良佐已经从长沙败走，桂军正在进城。我们是本地的警察，有保境安民之责，不想你们和桂军在此打仗，才好心规劝。今夜我们已经将你们前后退路堵死，在你们的前边有我们警察300的人拦阻，这里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何况我们有300人？你们的后面有我们数万人的百姓四面拦截，他们虽然没有武器，可是居高临下，只需石头、火把就可以把你们砸死、烧死，何去何从，悉听尊便。”
毛泽东说完，看了一眼警察所长，所长把手一挥，只听身后一排枪声朝天响起，惊得落鸟四处飞散。毛泽东又道：“我们身后的弟兄可有点不耐烦了，请你们速做决断。”
两个小头目被毛泽东唬住了，弄不清虚实，表示和大家商议商议，毛泽东应允。经过约一个时辰，两个小头目回话同意缴枪。毛泽东耐住心头的狂喜，让这些败兵缴枪后排队来到学校的大操场。大操场上，学校的师生早已把饭菜准备好，败兵们已经饿了三天，见到有吃的，个个狼吞虎咽。第二天，警察和长沙市商会派人遣散这些败兵，用了一天的时间，并根据路途远近，分别发给了路费。一场兵祸就此消弭。有诗赞道：
天降神人毛泽东，未出校门敢将兵；
谈笑降服兵三千，试问天下谁争锋？

常昶昶

毛泽东的大智大勇，不仅震动了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而且也轰动了长沙城；不仅让一师的广大师生折服，而且在长沙城，成为传奇。广大市民为湖南有这样的军事天才而自豪，认为毛泽东在今后的发展，肯定比曾国藩更有前途。
毛泽东成了长沙城的名人，很多的优秀青年都愿意和他交朋友，在这个期间，毛泽东交了很多的新朋友。可令毛泽东遗憾的是，这些朋友大多是追星族，有理想、有才华的朋友则如凤毛麟角。毛泽东心有不甘，就开始四处张贴《征友启事》。这一天，毛泽东收到一封署名“纵宇一郎”的信，在他看后，感觉如“空谷足音，蛩然色喜”，立刻回信约见。
“纵宇一郎”可不是日本人，而是一名长沙的中学生。不过，这名中学生在长沙可是大大的有名，从他自己起的绰号就知道，他是纵横宇宙的第一郎君。此人是谁？就是少年英才的罗章龙。毛泽东非常欣赏他，和他相见恨晚，愿与他结为“管鲍之谊”。毛泽东一生就和一个人磕头拜把子，这个人就是罗章龙。1918年，罗章龙准备去日本留学，毛泽东对这位义弟要东渡，恋恋不舍。在罗章龙临启程的前一天晚上，他夜不能寐，挥毫写下《送纵宇一郎东行》的诗，送给罗章龙。诗曰：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言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玆始。
洞庭湖水涨连天，朣朦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姊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何足理。
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
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
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好在日本因为殴打中国的留学生，在日本的周恩来等人都开始启程回国，罗章龙打消了去日本留学的念头，又可以和毛泽东朝夕相处了。罗章龙有一个比他还小3岁的好朋友，叫李立三，通过他的介绍，也成为了毛泽东的好朋友。李立三比毛泽东小8岁。
1917年即将过去，已经毕业的萧子升、蔡和森同毛泽东商议成立一个团体。1918年的新年刚过，湖南第一师范的“三杰”萧子升、蔡和森、毛泽东，向学弟们发出了倡议，引起了大家的热烈响应，自然是应者如云。要成立团体就得有个好名称，有个章程。萧子升提议这个团体的名字叫“新民学会”，取自梁启超的《新民说》，获得了毛泽东和蔡和森的一致赞同。随后，由毛泽东和邹鼎丞负责起草学会的会章。
1918年4月14日，是个星期天，在岳麓山脚下的刘台子蔡和森的家里，新民学会正式成立。参加成立大会的有13人，分别是萧子升、萧三、何叔衡、陈赞同、毛泽东、邹鼎丞、张昆弟、蔡和森、邹蕴真、陈书安、周明谛、叶兆祯、罗章龙。请假未到会的有8人，分别是：李维汉、陈昌、熊先楚、曾以鲁、周世钊、傅昌玉、罗学瓒、彭道良。
经过讨论，会议上通过了毛泽东他们起草的会章，确定了新民学会的宗旨。宗旨是：
“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
会章具体规定了5条纪律是：
“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
会上选举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学会成立不久，萧子升去了法国，会务就由毛泽东主持。在毛泽东主持会务后，经过与蔡和森的研究和商议，他突破了最初的会章、宗旨，不再满足光研究学术和注重教育，开始把新民学会的宗旨，调整到关心政治，探求中国的出路上面来。

常昶昶

“十三”在西方是一个不吉利的数字，现在的中国人也有人相信，尤其是在高楼大厦里，往往会把13层用12A来代替。其实，13，在中国是一个最吉利的数字，它是神的数字。因为10，是圆满；3是，天地人三才。13就是，天地人三才都圆满。凡做大事者都要注意用13这个数字。新民学会成立时出席的人数是13个人，3年后，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参加人数也是13个。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新民学会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前身，那么很自然的，主导中国革命的祖宗是新民学会，而不是什么共产国际，那不过是一段磨砺毛泽东的插曲。大家有什么疑问吗？随着本书的逐步展开，大家也就明白了。
在1918年的护法战争中，由于滇、桂军阀各怀私利，尤其是桂系军阀满足于占领湖南，拥兵不前。前边我们说过桂系与直系勾结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勾结在一起后，就开始对广州的军政府进行分裂，孙中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回的上海。桂系和直系为什么媾和？因为他们打不过吴佩孚；吴佩孚为什么反而同意啦？这里还有故事呢。冯国璋、曹锟在北洋军中是一个派系，因为冯国璋是总统，军队又大多驻扎在直隶、河南，所以称为直系；段祺瑞的老家在安徽，所以他的派系称为皖系。他的军队驻扎在山东、安徽、江浙一带，连福建也是他的地盘，在各个派系中，皖系的势力最大。
吴佩孚是直系的后起之秀，他被派往湖南战场任第一路军第3师师长。他骁勇善战，一路过关斩将，在1918年先后攻克岳阳、长沙，驻屯衡阳，一时声威大震，被总统冯国璋授为“孚威将军”。然而，国务院总理段祺瑞担心两湖成为直系的势力，就任命皖系的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省长，这样一来就等于切断了吴佩孚的后路。吴佩孚看到张敬尧来牵制自己，一怒之下，就和湘军的谭延闿、赵恒惕达成了停战协议。湘军和桂军一体，同属桂系，所以，桂系和直系也就握手言和。这个事件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是，桂系没有后顾之忧，就回头找孙中山的事儿；二是，为张敬尧被赶出湖南埋下了伏笔。

常昶昶

1918年7月，毛泽东终于可以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了，这年他已经26岁。8月15日，毛泽东、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24名同学，基本都是新民学会的会员，坐火车离开长沙，奔赴北京。为什么去北京，因为毛泽东收到了恩师杨昌济从北京来的信，建议他们组织有志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杨昌济是1918年5月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的聘请，到北京大学担任伦理学教授的。杨老师知道毛泽东要毕业了，他想让毛泽东到北京大学继续读书，所以就先行了一步。
杨昌济到北京后，一直关注着湖南的局势。孙中山发动的这个军阀对付那个军阀的护国战争，他从心里是坚决反对的，这和他离开长沙到北京也不无关系。杨昌济到北京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接近尾声，法国死了不少的人，中国的人多，法国就到中国来招募华工。蔡元培、吴玉章等人听到这个讯息后，感觉到这是个让中国青年去欧洲留学的好机会，于是就提倡青年到法国半工半读，即勤于工作，俭以求学，并成立“华法教育会”。杨昌济感到在这个军阀割据、混战不断的乱世，有志之士出国发展探寻真理，不失为明智的选择，于是就给毛泽东写信，建议他组织一师毕业生去法国勤工俭学，以丰富自己的阅历和人生。
毛泽东接到恩师的信后，一面让蔡和森先行去北京打前站；一面在长沙联系新民学会会员，动员大家赴法留学。8月19日，毛泽东一行来到北京，和同学们分别住进了湖南省会馆，长沙、湘潭、浏阳、湘乡等市县会馆，毛泽东住的是湘乡会馆。将同学们安顿好以后，第二天上午，他就来到鼓楼东大街豆腐池胡同，看望恩师杨昌济一家人。
杨昌济住的是一个传统的、比较整齐的小四合院，毛泽东来到门口敲响了大门。片刻，大门开了，开门的是杨开慧。她已经18岁，是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杨开慧一见是毛泽东，脸上乐开了花，笑着对毛泽东说：“知道你这几天要来，爸爸每天都在念叨你。”
说着带领毛泽东来拜见了恩师和师母，恩师和师母在院子里迎接毛泽东。毛泽东向二位老人行了礼、问了安，杨昌济带毛泽东走向书房，杨开慧和母亲则去了厨房准备中午饭。到书房，分宾主坐下，杨昌济把茶水沏上，然后问毛泽东：“湖南的情形如何？”
毛泽东叹了口气说：“张敬尧比以前湖南的几个霸主更坏，弄得长沙城混乱得很。一师已经住进了兵，那些丘八先生把图书当劈柴烧，把教学仪器当玩具；到处拉屎撒尿，闹得乌烟瘴气。”
杨昌济道：“兵乱，根在官。官者贪腐，兵就游痞，皆以祸国秧民为能事，这种兵最是没有战斗力。如果孙中山先生能够盘然醒悟，不再利用军阀打军阀，自己组建一支有理想、有纪律、有战斗力的精兵，要迅速荡平这些军阀也不是什么难事。”
毛泽东道：“是啊，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道理，孙先生就看不到呢？”
杨昌济道：“这和他的出身有关。一个人的出身影响着一个人的思维，他出生在海边，成长在美国，思维的惯势就是不断地逐波漂流。他推行共和革命后，不是在美国，就是在日本；回到国内后，不是在上海，就是在广州。他不像袁世凯那样懂得如何种地，只知道捕鱼。捕鱼，就是哪里有鱼群，船就往哪里开，所以，他的共和革命，就是一种捕鱼式革命，不是种地式革命。他把中国的民众当作了汪洋大海，把军阀当作了鱼群；从来没有把人民的力量当作土壤，更没有把国民党员当作种子。他把国民党员当作了渔夫，把目光只投向两种人：一种是军阀，一种是有钱人。他从来不屑于俯下身来，到国内各地走上一走、看上一看。他所了解的中国社会，就是军阀和资本家、地主的世界。”
毛泽东道：“看来在中国闹革命，就必须准备去吃苦，随时准备着到各地走一走，了解和掌握中国的社会现实，下定做艰苦细致工作的决心。光坐在屋子里去思考、去想象是解决不了中国的实际问题的。恩师让我在实践中理解哲学的意义，我算是彻底明白了。”
杨昌济道：“解决中国的问题，自然要了解中国的情况。孙中山在国外的时间太长了。只知道美国的民主共和，不知道中国老百姓需要的是穿衣和吃饭。就这一点来讲，孙中山的革命，对中国民众的号召力，不仅不如朱元璋，甚至连李自成、洪秀全都不如。李自成一个‘闯王来了不纳粮’，就获得了农民的拥护，就让他进了北京城。可是到如今，孙中山连一座县城都没有攻打下来过。”
毛泽东说：“这是为什么？如果从哲学上讲，孙先生犯了什么错误？”
杨昌济道：“你能这样思考很好。先说朱元璋，他的理想一开始和孙中山一样，就是北驱大元，让汉人重新统治天下，让农民有饭吃。这是一个有目标、有手段的理想，目标是让汉人统治天下，这样就可以吸引一大批有才华的汉族知识分子参加，使这支队伍有素质，夺取的地盘有人进行治理；手段是农民有饭吃，它可以让农民拥护、让农民参加义军，保证了兵源，也保证了士兵的忠诚，所以，朱元璋夺得了天下；李自成是‘不纳粮’，只有手段，没有目标的激励，虽然有不少的流民追随，可没有大批的高素质的知识分子参与，打下的地盘没有人治理，成了流寇。孙中山则是只有目标，没有手段，他的目标的确吸引了很多的华侨和知识分子，但是却没有一个农民参加。中国是一个农民的国度，没有农民参加的起义就是瞎胡闹。常言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孙中山就是秀才造反。如果把理想比作是天，秀才比作人，那么农民就是地，天、地、人三才缺一不可。”
毛泽东问道：“天和地都好理解，这个人，也就是秀才如何理解？”
杨昌济道：“这里‘人’的意思，最少有5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要有一个被民间认为的真龙天子来领导，这对农民有着天然的吸引力；二是要有一批将领来领兵打仗，攻城略地；三是要有一批有智谋的为政之士，参与军机、治理地方；四是要有一大批的文学艺术家、科学家和实业家，要不断推动社会的进步，如果新天地的社会发展还不如旧世界，谁会追随？五是要有一大批的朋友，国内外、敌我阵营里、社会各阶层都要有，这是革命的同盟军。这5个方面就是中国的五行：金、木、水、火、土。一定要记住五行立中华，八卦御世界。”
毛泽东问道：“五行立中华，我理解了。八卦御世界怎么理解？”
杨昌济道：“人中的五行，加上天、地为7个方面，要让中国雄立于世界，还得了解国际大事，把自己拿到世界上同一切国家的伟人去相比交。只要这八个方面做到了，八卦就齐全了：天、地、风、雷、水、火、泽、山。五行、八卦你要拿到中国和世界的社会现实中去理解，如有所悟你会受益无穷。”
毛泽东说：“我明白了，我会用心理解的”
杨昌济接着道：“你还要理解，人民群众既是土壤，也是大海，‘人’要在人民的土壤中茁壮成长，等到‘人’都长成参天大树，就可以刮起钻天大风，掀起人民的惊涛巨浪，荡平一切污泥浊水，让中国改地换天。”
毛泽东说道：“请老师放心，您的每一句教导，我都谨记在心，不敢忘怀。”
杨昌济道：“你就是我看到的中国的希望和未来。你千万不要学孙中山，他不是个领袖人才。当然，还是那句话，好的学习，坏的拚弃。”
毛泽东继续问道：“恩师，您如何评价陈独秀、胡适和李大钊三位先生呢？”
杨昌济道：“他们都有领袖的潜质，因为他们在思想上激进，在探索中孜孜以求，不断地寻找新思想和新道路。以我对他们的了解，我相信他们也一定可以找到自己的道路。但是，他们最多在自己的文化领域做个领袖，只能成为思想家，不可能成为行动家。他们的年龄都大了，书生气太浓，身份还高。虽然有热情，但很难俯下身来去了解真实的中国。如果他们在自己的思想领域继续探寻下去，其成就都不可限量；如果他们改行从事政治，其结果不会得到善终。你和他们不一样，你的学识、思想和智慧现在都不比他们差，可你现在没有身份、没有地位，又是出身农家，本就在社会的下层，所以很容易和社会各个阶层相结合。你应该花大量的精力在社会的下层，先不要考虑向上爬。”

常昶昶

毛泽东听懂了恩师的话，他思考了一下，对杨昌济说：“恩师，我明白了，我也明白我在今后，应该何去何从了。”
这次倒让杨昌济感到诧异了：“你要怎么做？”
毛泽东一笑：“恩师本来想要我怎么做的？”
杨昌济道：“我急于催你们前来，是希望你要么到法国去，要么去投考北大。”
毛泽东说：“原本我是准备听恩师的建议的，但现在我有自己的想法了，等我思考成熟再告诉您。现在，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安排好这些赴法留学生，不能让蔡和森自己跑。”
“也好，先办好别人的事，再办自己的事。”杨昌济点点头，然后又道：“你在国文、历史、哲学和伦理学等方面，水平不比北大的教师差，但是你没有北大的关系网和人脉资源。如果你能上北大，就可以补上这一课。”
毛泽东理解恩师的良苦用心，接着二人又开始了闲聊。当谈到毛泽东的书法时，杨昌济建议他多看看大山和大河，从中悟出一些自然之美，吸收大山的挺拔、浑厚、秀美和大河逶迤、奔腾千里的气势。正在这时，杨开慧笑盈盈地走进了书房，对杨昌济师徒二人说：“爸爸，该吃饭了。”
杨昌济问道：“做的什么饭？”
杨开慧回答：“妈妈蒸的米饭，还炒了几个湘菜。我也下厨了，还炒了个润之哥哥爱吃的辣椒炒腊肉呢。”
杨昌济道：“我女儿长大了，会做饭了，可以嫁人了。”
一句话说得杨开慧羞红了脸。杨开慧喜欢书法、懂诗词，不事铅黛，志存高远，这使毛泽东非常的爱慕。吃完午饭，两个人在一起闲聊，杨开慧说：“我喜欢诗，但作的不好，临时应酬更写不出来。去年在长沙时，因和周南女中李一绝要好，在李一绝过生日时，我送给她两册精装的诗韵做礼物。等到我过生日时，她就买了两盆菊花回赠。看到菊花，我作了一首诗，请你指点指点。“说着，杨开慧略一沉吟，诵道：
高谊薄云霞，温和德行嘉。所贻娇丽菊，今尚独开花。
月色幽思永，楼台入幕遮。明年秋色好，能否至我家。
毛泽东用心听着，小声重复着，体味诗中的含意。等待听完，笑着说：“这诗赠给我不正合适吗？”
杨开慧脸色绯红，仔细一回味，还的确像一首爱情诗。“高谊薄云霞，温和德行嘉。”不正是说的毛泽东吗？“所贻娇丽菊，今尚独开花。”不正是说自己尚未许人吗？杨开慧想到此，反而大方起来，她把诗书写了下来，赠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接过诗，又看了一遍，对杨开慧说：“我最喜欢最后两句：‘明年秋色好，能否至我家？’”
杨开慧锤了毛泽东一拳，说道：“这得去问我爸。”
这几天，湖南陆续到达北京的赴法青年已经有50多人，是全国各地来的人数最多的。这就是组织的威力，因为，湖南有个新民学会。毛泽东在发起这个活动时，并没有料到会有这么多人积极报名参加，因此，也就出现了很多未料到的问题。困难很多、也很大，蔡和森等人难以招架，这个时候就显示出毛泽东天然的组织指挥能力了。他把来的同学都安排到，华法教育会开办的留法预科班，去学习法语和在法实际工作的技巧。罗章龙想上北京大学，毛泽东就帮助他安排好入学考试等事宜。要知道，杨昌济、黎锦熙都在北大教书，这都是毛泽东可以对他们说一不二的人。安排好了盟弟，毛泽东这才闲了下来，没事儿可以和杨开慧压压马路、看看电影了。

筱欣奕奕

风华正茂，挥斥方遒，蒸蒸日上。空闲之余，压压马路，看看电影。:lol

常昶昶

  四十七
湖南一师的“三杰”其中两个：萧子升、蔡和森都去了法国，毛泽东却留了下来。毛泽东为什么不去？有很多人不理解。毛泽东对大家的解释是：“原因有四：
一是没有钱，也借不到钱；
二是英语不过关，恐怕法语也学不好；
三是想在北京继续求学，并为新民学会招收新会员，也可以充当北京和法国之间的联系人；
四是认为自己年龄大了，应该实实在在做些事，不应该在学问方面再花大的精力。”
后来他又解释：“我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虽然他基本说出了心中所想，但他的老师徐特立的解释，也许更符合毛泽东的真实想法。徐特立说：“毛泽东具体研究了辛亥革命的失败，得出结论，认为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国知识分子脱离了广大的人民群众。知识领袖要取得任何革命的胜利，都必须密切联系这个国家的公民。”
其实，这就是杨昌济与毛泽东在家里畅论天下以后，毛泽东所想到的。他是个想到就要做到的人，他没有将自己的真实思想和目的告诉别人，包括自己的恩师。他不仅不想去法国留学，而且连他一向重视的上大学，尤其是北京大学也对他失去了吸引力。现在他在北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因为，赴法留学生都还在北京学习法语，他还得为他们提供后勤服务，所以一时间回不了长沙。他不能坐吃山空，更不能老去恩师家里蹭饭，所以就想在北京先找个工作的地方，以挣钱糊口。毛泽东请恩师杨昌济帮忙，杨昌济把他介绍给了李大钊。李大钊此时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主任。
1918年10月，李大钊安排毛泽东到图书馆当了一名助理员，每天除打扫卫生外，还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以及前来阅读者的姓名，并管理15种中外报纸。他的月薪是8元，而当时北京大学教授的月薪大多为2-300元，算一算，竟相差约30倍，可见当时当大学教授是一个高收入的职业。毛泽东可没有眼红这个职业，他对自己的工作很是满意。在这里他可以做五件事：第一看到可以看到自己想看的书；第二结识北大的青年学子，这里除了罗章龙外，张国焘、邓中夏都是他在这里结识的；第三观察大学学子的生活、学习状态；第四认识知名的大学教授，看看他们的生活状态；第五，让他知道了大学教授到底和人民群众有多远。
北京大学的教授们到图书馆的很多，毛泽东一开始就像现在的追星族见到明星一样，心情激动得不能自己。可是他们谁都没有拿正眼看过他，他的热情往往遇到的是冷屁股。是呀，他们都是大人物，毛泽东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图书管理员，他们哪里有时间看到他？比如北京大学的教授梁漱溟，最少见过毛泽东三次，而且不都是在图书馆见过毛泽东，他在杨昌济家里也见过毛泽东。可是他就是不知道毛泽东是谁？所以，在抗战期间，他千里迢迢跑到延安，非要看看毛泽东是个什么样子？由此可知，北京大学的教授和普通老百姓有多远。
北京大学虽然官办的色 向来非常浓厚，但却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主要原因就是来自校长蔡元培先生的：“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所以，各种思想、学术在这里可以争奇斗艳。毛泽东有机会亲眼见到了新文化运动那些著名人物，他在湖南一师时常读他们的文章，这时，可以当面请教了。有一次，在他旁听时，大胆向讲课的胡适提了一个问题，当胡适得知他是个没有注册的旁听生时，傲慢地拒绝与他交谈。毛泽东自己回忆说：
“我的职位低，无人理我。我的一项任务就是登记来读报的人的姓名，但对他们大部分人来说，我这个大活人是不存在的。从这些来阅读的人中，我认出了启蒙运动的著名领袖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我对他们怀着浓厚的兴趣。我试图与他们就政治和文化的问题开始交流，但他们都是大忙人，无暇去听一个图书馆管理员的南方话。”
的确，毛泽东浓厚的湖南话也是个障碍，和他交流只能是心平气和地进行。现在能心平气和地和毛泽东探讨问题的只有李大钊，以及他的几个朋友：罗章龙、张国焘和邓中夏等。陈独秀他也见过一两次，不过没有进行过深入的交流。闲暇时，李大钊将自己的文章《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拿给毛泽东看。几天后，李大钊问毛泽东看后的感想。毛泽东说道：
“俄国的庶民的胜利、无产阶级领导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可是，我感觉到您有些太感性了，这种革命的道路、方式和方法，是不是适合我国的现状，不能道听途说，还需要去俄国进行考察以后，才可以得出结论；即使值得我们学习，也得和我们中国的社会现实相结合。”
李大钊说：“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思想太落后了，我的目标是让青年人信仰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代替中国落后的文化思想，俄国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现成的革命道路的模式。”
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到底如何，我现在不能做出结论，让我先看两本他有关的书以后再说。关于您的想振兴中国的理想，我衷心拥护，可是您的要用马克思主义代替中国文化的观点，我不敢苟同。即使马克思主义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也只是学习，而不是像过去的读书人对待孔老夫子一样，他的话就是天条，读书人不敢违背。”
李大钊不同意毛泽东的看法，他认为知识分子就必须统一思想，汉武帝时，董仲舒为什么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反动不是个贬义词，是说他们会反思，会去追溯他思想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毛泽东则认为世界上没有完全的、绝对的真理。中国的文化为什么会落后？就是让孔圣人搞一言堂，这样他的缺点也就变成好的了。缺点无法剔除，就会像一个人身上的病灶一样，迅速让人得病。我们的文化得病了，需要治疗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学习外国的思想是寻找药方，不是不要我们自己的身体，中国的文化就如是我们自己的身体。
争论到最后，李大钊说：“我不求你信仰马克思主义，你可以有你自己的思想，但是马克思、列宁所提倡的理想并没有错，你总可以借鉴借鉴吧。”
毛泽东接受了李大钊的建议，开始研究了一下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他从他们的思想中吸收了里面合理的部分，逐步开始了自己的对改造中国社会的思考。毛泽东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和李大钊是有区别的，所以，在历史书上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和李大钊接触的最早，却没有介绍过他们就马克思主义问题方面进行的任何研究和探讨，试想他们能不探讨吗？只是他们的看法不一样，写历史的人无法表述。张国焘知道毛泽东的这一段历史，所以他说，毛泽东从来都不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毛泽东在北京最初的日子过得非常艰苦，他从湘乡会馆搬出来后，和在北京读留法预科班的蔡和森、萧子升，以及罗章龙等8个人合租了一间小屋。屋子小，炕也不大，8个小伙子挤在一起，连棉被都摊不开，只好8个人扯着盖，挤得连气都喘不过来，想翻个身还得先和身旁的人打招呼。炕虽说是火炕，因为没有烧火，炕上的石板和砖砌的炕面每天都是冰冰凉。屋内没有暖气，只有一个小炉子是专供烧水、热饭的。北京的冬天奇冷，他们8个人只有一件大衣，谁出门就轮流着穿。等到年底，有的同学自己也买了大衣，毛泽东一直舍不得给自己买一件大衣，他的手、脚和耳朵都冻了。回忆起这一段的生活，毛泽东说，他们是“隆然高炕，大被同眠。”
毛泽东的苦日子，杨开慧没有看见，但他看见毛泽东的手和耳朵都冻了，心疼得不得了，二话不说，把他拉到自己的家里，从此，毛泽东就住在了杨昌济家。这个时候，毛泽东和杨开慧的恋情也公开了，得到了杨昌济夫妇的认可。毛泽东的苦日子和冬天一起过去了，他的生活变得象春光一样明媚。他经常和杨开慧一起去逛街，在故宫河畔和北海的冰面上都留下了他们相偎相依的身影。毛泽东在杨开慧的陪伴下，心里非常甜蜜，经常在睡梦中笑醒。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毛泽东接触了大量的新思想、新思潮和各式各样的新主义，如：无政府主义、民主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托尔斯泰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北京大学校园内，犹如春秋时的百家争鸣，主义满天飞。当时，每一个年轻人都受到了各种主义的影响，毛泽东也不例外。对这些来

常昶昶

对这些来自外国的各种主义，毛泽东都采取了严肃认真的态度，他反复对它们进行了甄别，发现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思想比较合乎自己的理想，因此，也就开始对它进行了较多对待关注。
马克思主义是非常幸运的，在中国它遇到了毛泽东。中国文化也是幸运的，它就如滔滔黄河遇到伊洛河一样。万里黄河九曲东流，越夔到了中游后，接纳了伊洛河的清清河水，它在继续东流的过程中，把黄土高原的文明和中原的伊洛文明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从而在黄河的下游孕育出来圣洁的思想硕果——从南到北：伏羲制八卦、老子《道德经》、庄周《庄子》、孟轲《孟子》、孔子《论语.》。同样，因为毛泽东，中国文化接纳了马克思主义，所以才创造出以毛泽东思想为主体的新的中国文化。因为毛泽东，马克思主义获得了生存的机会；同样因为毛泽东，中国文化获得了新生，从此万古长青。
1913年3月14日，留法的第一批湖南青年蔡和森、萧子升等，终于坐船离开了上海。毛泽东送走了蔡和森，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他没有再回北京，4月6日从上海直接回到了湖南长沙，住在了修业小学。他一师的同班同学周世钊在这里当教员，经过周世钊向校方的推荐，毛泽东被聘为修业小学的历史教员。毛泽东每周上六节课，工资除了吃饭，几乎没有剩余。但他现在还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饥，所以也不太计较。
毛泽东住在学校的宿舍里，行李非常地简单，一顶旧蚊帐，几本作枕头的书，还有几件旧的换洗衣服。毛泽东经常穿的是一件洗的不蓝不白的竹布长衫，他很喜欢长衫，认为这是有学问或是文化人的标志。他的这个习惯很是顽固，一直到秋收起义三湾改编后，他认为必须和士兵同甘共苦了，才脱掉了长衫。毛泽覃该上中学了，从韶山冲来到长沙市跟着毛泽东。这一下，毛泽东的工资可不够花了，因为他得自己租房住，还得负责弟弟的吃喝和学费，他实在不好意思再向父亲要钱了，弟弟的吃住、学费他有义务包着。钱不够花，毛泽东有意见了，就写文章发牢骚。发牢骚归发牢骚，他还得混下去。好在毛泽东的要求不高，平时写点文章也就够他兄弟俩花了。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宣告结束。为了处置德国在世界各地的殖民权益，协约国于1919年1月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北洋政府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并向和会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要求：(一）取消列强在华特权，共有七项希望条件；（二）取消“21条”；（三）收回大战期间被日本夺占的山东主权。弱国无外交，中国的前两项提案，被和会以不在讨论之列予以拒绝；在讨论山东问题时，又遭到了日本的无理要求。列强同日本沆瀣一气，为了维护各自的既得利益，决定牺牲中国，将中国的一切权益、特权无代价地让与日本。这样，中国作为战胜国，不但没有维护住自身的主权，反而在这场帝国主义的肮脏交易中被人任意宰割了。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反对，1919年5月4日下午1时许，北京十几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从四面八方汇聚天安门。学生们手持各色小旗，上面写着“外争国权，内除国贼”，“拒绝合约签字”，“还我青岛，保我主权”，“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口号，爱国学生在天安门发表演说，宣读宣言。会后，学生们开始游行，在游行到曹汝霖家门前时，学生见曹家大门紧闭，就翻墙跳入曹宅。
曹汝霖和章宗祥正在家里商议如何应对学生的抗议，看到学生越墙而入，曹汝霖见势不好，溜之大吉。章宗祥未来得及逃走，被学生痛打一顿，眼中冒火的学生还嫌不解气，就放火烧了曹宅。大火冲天，大批军警赶来镇压，抓走了还未来得及撤走的学生32人。5月4日晚上，北京各校学生为了营救被捕的同学，经过商议，决定在第二天，各专科以上学校学生总罢课。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成立了学生联合会。
由于毛泽东一直关注着在巴黎的分赃会，他回到长沙后还和何叔衡交换过意见，并且与一些新民学会的会员分析了形势，待到“五四”运动爆发时，毛泽东可以说是有思想准备的。5月8日，在一师附属小学教书的陈章甫跑来告诉毛泽东说：
“北京学生的大示威游行，5月4日已经爆发了。北京电讯早就传到长沙了，可张敬尧下令一律扣发，不准登报，还扣押了所有外地的报纸。我是从一个电信局的朋友那里知道的，他还把电讯抄录出来，送给了我。”
毛泽东双手一拍，激动地说：“好极了，我们把电讯用油印机赶印出来，立即分发给长沙各个大小报馆。”
说干就干，他们立即行动。5月9日，长沙各报都在头版醒目地刊登了北京学生发起的爱国运动，古城长沙因之沸腾了。乘此机会，毛泽东联络还在上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如张国基、易礼容、彭璜等，由他们负责联络各校学生，声援北京学生运动。因为是学生运动，毛泽东已经是老师，不方便出头，所以就委托彭璜负责。5月21日，邓中夏和另外一个同学从北京来到了长沙找毛泽东，毛泽东急忙向他询问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此时，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都已经是李大钊的信徒，他此次来长沙是奉了李大钊的命令。邓中夏向毛泽东介绍了北京“五四”运动的情况，说陈独秀、李大钊是这次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你的恩师杨昌济也参与了筹划，只是因为身体不太好，准备到西山卧佛寺休养，所以，没有参加直接的斗争。邓中夏说，陈、李二位先生希望你能领导湖南的学生运动，并密切配合北京。毛泽东一直和杨开慧保持着通信联系，可能是怕毛泽东担心，杨开慧一直没有向他提父亲的身体问题。这次邓中夏来，为了增加砝码，把杨昌济抬了出来，无意中给毛泽东送了个信儿。
毛泽东对邓中夏说，即使二位先生不派你来，我也会配合北京学生运动的，何况长沙的学生运动已经开展起来？不过，既然你来了，就和各学校的学生代表见个面，给大家讲讲北京的情况和全国的形势吧，邓中夏点头应允。5月25日，在毛泽东的召集下，张国基、易礼容、彭璜等20多名各学校的学生代表来到楚怡小学，听取邓中夏通报北京学生运动情况。会议最后决定：成立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学生总罢课，5月28日，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推举彭璜为负责人。6月3日，在学联的组织下，长沙20多所学校学生统一罢课。他们把要求北京政府拒绝巴黎合约、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内容的《罢课宣言》，送给了张敬尧。
学联的办公地址离毛泽东住的修业小学很近，正好便于他就近指导。毛泽东要求他们去向广大的工人和市民进行宣传和呼吁，以获得他们的支持。经过学生们不断努力，广大的工人和市民终于被动员起来，他们配合学生们的游行示威活动，帮助同学们贴标语、撒传单，长沙城简直就是热闹非凡。如此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张敬尧也束手无策，只好如大家所愿，把《罢课宣言》如实递交给他的主子段祺瑞。
由于全国各地的抗议风潮，汹涌澎湃、势不可挡，段祺瑞只好辞职，换上了他的学生靳云鹏当总理。此时的大总统是徐世昌，他是在冯国璋去世后，于1918年10月在皖系的支持下，当上的大总统。他上任后，标榜“偃武修文”，下令对南方停战，并在1919年2月份在上海召开了“南北议和”会议，南方的议和代表是章士钊。知道为什么段祺瑞可以把张敬尧安插的湖南，来断绝吴佩孚的后路吗？就是他的皖系在操控一切。令段祺瑞没有想到的是，巴黎和会处置失当，断送了他的政治生命。

常昶昶

徐世昌在段祺瑞辞职以后，获得了直系曹锟的支持，腰杆硬了起来。他在6月10日宣布撤掉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卖国贼的职务；6月28日，又电令中国在巴黎参加和会的代表，拒绝在《巴黎合约》上签字。这样日本侵占中国山东和青岛的行为，在中国就成了非法，它们也不能不顾及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开始收缩兵力，只控制青岛一带。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终于以胜利告终，由此，让毛泽东看到了民众的力量。
在五四运动中，舆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毛泽东心想，如果占领舆论阵地，就可以引导民众、甚至是知识界人士，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一个清醒而正确的认识。于是，他就向彭璜等学联负责人建议，以学联的名义创办一份刊物，宣传革命的理想，振奋人民的精神。彭璜等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可他们都是学生，没有过多的精力承办不说，也没有办刊物的经验，怎么办？毛泽东说，只要学联同意办，一切由他负责，只是刊物发行需要学联的支持。这没有什么问题，向市民发行又不要钱，只需散发就行了；关键的是要做好全国各大城市学联的会刊交流工作。所谓交流，也就是你得把自己的刊物寄给人家，同时做好人家寄给你的刊物的收发工作。这一点学生们可以做好，那就没有问题了。
经过学联的同意，毛泽东开始准备办刊物了。要说准备，其实也没有什么准备的，油印机是现成的，只要有蜡纸、油墨、刻字笔、四开的白纸就行了。现在关键的是给刊物起一个名字，有了名字才好写发刊词，才好组织文章。毛泽东给刊物起的名字是《湘江评论》，彭璜等学联的负责人都同意，接着，毛泽东开始准备发刊词和组织文章。发刊词是他自己写，文章也都是他自己写，为什么？因为没有撰稿人，他只有自己主编、自己当撰稿人。
毛泽东是写文章的圣手，写文章累不着他，可什么事都他自己干，那就不累也不行。他都干什么？写文章不说了，接着是刻蜡纸，刻完蜡纸还得印刷，印刷不是拿到印刷厂印，是他自己用油印机一张一张的用手推。大家可能不知道过去是怎么油印的，简单的说，就是有一个带网的框可以把刻好的蜡纸固定上去，然后把白纸在蜡纸下面放好，左手按住，右手拿着一个蘸着油墨的滚子在上面推，推得均匀还可以，否则就废了。这既是体力活，又是技巧活，过去，邓小平常干这事。活是累，可是毛泽东心甘情愿，所以，也就乐此不彼。
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号正式滚出来出版。在发刊词的宣言中，毛泽东号召大家什么都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湘江评论》每周出一期，四开一张，每期约12000字，全部用白话文。《湘江评论》共出了5期，就被张敬尧给查禁了。前后毛泽东忙乎了一个多月，共写了40多篇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影响极大的是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
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中看到了群众的威力，他就开始思索民众的联合问题。在文章中，毛泽东提出的民众大联合的办法是：以民众的小联合为基础，农民、工人、学生、女子、小学教师、警察、车夫等各行各业，凡有共同利益的人群，都应该先组织自己的小联合，然后再联合各色各种的人群，组成一个大联合。毛泽东特别指出孙中山为什么革命20年，仍然成效甚微？就是他的革命缺乏民众大联合的基础。孙中山斗不过袁世凯，也斗不过段祺瑞，因为袁世凯和段祺瑞的背后有外国列强的支持，而孙中山没有。孙中山周游世界，游说列强，整天幻想着有一天哪一个列强支持他，帮助他打败军阀，就是不知道去亿万人民中间寻找支持的力量，他不知道民众大联合的伟力，这是他的可悲之处。
李大钊看到《湘江评论》后，评价它是全国有分量、见解深的刊物。因此可见，毛泽东在全国同行中的水平了吧。主编《每周评论》的胡适，显然更有眼光，他评论道：“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毛泽东现在已经是他的兄弟了，不再是他看不起的北大编外生了。胡适继续评论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第二、三、四期《民众的大联合》一篇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实论今的重要文字。”
胡适是民国当时最著名的教授，他如此称赞毛泽东，可见毛泽东的才学在当时的中国也是俱佳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胡适也很有政治眼光的，他看到了民众大联合的正确之处。可是他为什么最后不跟毛泽东，而紧跟了蒋介石？就是因为他既有周瑜的心胸，又有诸葛亮的才华。毛泽东是一个小学教师时，已经和他这个北大的著名教授比肩，当毛泽东成为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长时，他就生出了“既生瑜、何生亮”的感慨。知道为什么诸葛亮不去投曹操？因为诸葛亮不过是皓月，而曹操是太阳，皓月伴太阳哪里会有自己的光辉？刘备呢？他最多不过是一颗星星，皓月与星星相比，当然是“月明星稀”了。胡适是非常反对武人统治的，可是武人也有一点好处，就是文采不行，所以，胡适宁可在黑夜里“月明星稀，”也不愿在大白天里，发出哪怕是蓝宝石的光芒。
不说胡适了，却说这张敬尧，他是北洋政府统治湖南以来的几任都督中，最残忍、最毒辣的一个霸主，人们都愤怒地叫他“张毒”。他查封了《湘江评论》还不算，8月中旬，又以此为借口强迫解散了它的主办单位——湖南省学联。张敬尧太过分了，毛泽东可不是个善茬，他不是说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吗？你张敬尧不仁，可就别怪我毛泽东不义了。毛泽东已经想到了民主的大联合，他就决定实验实验，看看中不中。怎么实验？那就从驱赶张敬尧开始吧。
9月中旬，一切谋定的毛泽东，在湖南商专召集原学联的干部开会，会上，他提出了驱逐张敬尧的问题，并认为这是个绝好的时机。“因为，直系和皖系的矛盾已经白热化，随时都有开战的可能。张敬尧在湖南堵住了吴佩孚的退路，北京的曹锟等人一定希望把张敬尧赶出湖南，因此，就会大力支持我们的运动。”毛泽东这个时候就学会了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不过这只是牛刀小试，在为他积累经验。大家都赞同毛泽东的想法，经过讨论，决定分头去做准备工作。学联的干部去各个学校发动学生，毛泽东则负责联络教师和新闻界的人士。正当毛泽东准备发动新的战斗时，噩耗传来，惊得毛泽东象遭了雷劈。
10月5日，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不幸逝世，终年53岁。毛泽东接到母亲病危的家信，水米未搭牙，就急忙领着毛泽覃赶回韶山。可是，当他回来时，母亲已经入殓两天了。毛泽民流着眼泪告诉他，母亲在临终时，还呼唤着他的名字。毛泽东听到这里真是心如刀绞，不由泪如雨下。他一直守在母亲的灵前，对着孤灯，慈母的音容笑貌不时地浮现在眼前。文七妹在3个月前，毛泽东趁着暑假把她和毛泽民接到了长沙住了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他带着母亲游橘子洲头、登岳麓山揽胜。母亲信佛，他还带着母亲走访了几座名刹，与方丈讲经论道。有价值的是，他和弟弟与母亲还合照了一张照片。那时母亲在中间坐着，满足而自豪，自己站在母亲的左手边靠前，泽民站在母亲的右手边靠后，泽覃则站在泽民的右边靠前。母亲在那个时候还很健康，怎么说话间就去世了呢？毛泽东怎么也不愿意承认这个现实，他想和母亲说说话，于是就趴在地上，写下了悲怆已极的《祭母文》：
呜呼我母，遽然而死。寿五十三，生有七子。
七子余三，即东民覃。其他不育，二女二男。
育我兄弟，艰辛备历。摧折作磨，因此遘疾。
中间万万，皆伤心史。不忍卒书，待徐温吐。
今则欲言，只有两端。一则盛德，一则恨悔。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
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致，原本真诚。
不作诳语，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
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擘理分清。
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
不染一尘，身心表里。五德荤荤，乃其大端。
合其人格，如在上焉。恨悔所在，三纲之末。
有志未伸，有求不获。精神痛苦，以此为卓。
天乎人欤，倾地一角。次则儿辈，育之成行。
结果未熟，介在青黄。病时揽手，伤心结肠。
但呼儿辈，各务为良。又次所怀，好亲至爱。
或属素思，或多劳瘁。大小亲疏。均待报赉。
总兹所述，或德所辉。必秉悃忱，则效不违。
至于所限，必补遗缺。念兹在兹，此心不越。
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禽大海。
呜呼我母，母终未死。躯壳虽隳，灵则万古。
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
今也言长，时则苦短。唯挈大端，置其粗浅。
此时家奠，尽此一觞。后有言陈，与日俱长。
尚飨。
毛泽东一口气写完了《祭母文》，又接着写了一副挽联：
疾草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终须补！
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葬了母亲，临回长沙前，毛泽东又写了一副门联贴在大门口：
上联是：春风南岸留晖远
下联是：秋雨韶山洒泪多
此时的毛泽东，不仅是一个标准的农家孝子，而且他在祭母中所表现出的横溢才华，已经可以和北京大学的教授比肩。现在的毛泽东已经孕育成龙，他的身子是浑厚的中国文化，他的脑袋就是新思想和新文化，他头上的两只角，一只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西方意识已经长成，还有一只也已经冒出了尖。他现在还需要丰富他的心，锻炼他的龙爪，而这样就必须破壳才能飞升。裹在他身上的壳有三层，一层是紧紧保护他的母亲，这层薄薄的壳已经自动脱落；第二层就是为他提供营养的恩师，第三层是外面那层粗糙的外壳，也就是他的父亲。这预示着毛泽东在今后的一年里，还将遭遇两次惨重的打击。有什么办法呢？龙是卵生，不破壳不行，这是盘古爷规定的，谁也改变不了。

      

筱欣奕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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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昶昶

四十八
1919年11月16日，在毛泽东等人的奔走联系下，被解散的湖南省学联重新组建了起来。12月1日，重新恢复的学联，联络各界代表在教育会坪，举行了第二次焚毁日货示威大会，遭到张敬尧军队的大力镇压，打伤了几十个学生和教师。这一事件激怒了湖南人民，公开向全省人民喊出驱逐张敬尧的时机成熟了。经过毛泽东和学联负责人的周密布置，学联在12月6日，公开发表了“驱张”宣言，长沙市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一致开始罢课；毛泽东和部分教师、新闻界人士组成了6个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衡阳、常德、郴州、广州、上海请愿。去衡阳请愿的驱张代表团负责人是何叔衡，去上海的驱张代表团负责人是彭璜，去北京的驱张代表团则由毛泽东亲自率领。这是毛泽东发动的第一场群众运动，为他日后开展的工人罢工运动提供了宝贵经验。
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驱张代表团来到北京，住在一个很清冷的喇嘛庙里。为什么住在这里？一是为了省钱，二是这里出入比较方便。毛泽东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代表团成员四处去联络湘籍在北京的官员、学者、商人及学生，比如，毛泽东就找了杨昌济、黎锦熙、罗章龙，以及又通过他们联系了其他的湖南老乡。
这些老乡联系起来后，毛泽东做的第二件事就是组成“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及“旅京湘人驱逐各界委员会”。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做到“有人帮人场，有钱帮钱场，没钱没势帮个人场”。毛泽东接着有作了第三件事，就是成立了个平民通讯社，自任社长。他起草了大量“驱张”的稿件、呈文、通电、宣言，分别送给京、津、汉、沪的各个报社发表。这个时期对毛泽东的应用文的书写是一个特大的锻炼，不仅让他熟悉了各种文体格式，而且对形成他喜怒笑骂皆文章的文风，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促进作用。
有了人就有了势力，造了舆论就有了道理，于是，毛泽东率领代表团开始向北京政府进行请愿。请愿活动前后进行了七次，一级一级的来，终于见到了国务总理靳云鹏，向他提出了撤整张敬尧的诉求。靳云鹏是段祺瑞的学生，张敬尧是段祺瑞的亲信，他们打断骨头连着筋，口上说研究研究，就是拖着不办，这就使请愿活动变得旷日持久起来。毛泽东通过这次请愿有了三大收获：其一，锻炼了他的心里素质，让他敢于面对任何高官；其二，通过和各级政府官员的接触，发现了他们的贪腐和龌龊，使他产生了“粪土当年万户侯”；其三，毛泽东的名字随着“驱张”的通电、宣言，频频见诸于报端，他的社会活动能力和政治才干越来越引人瞩目。
在北京的时间里，毛泽东利用闲暇机会，还做了三件事：第一，他看望了第二批留学法国，在北京读预科班的新民会员。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新民学会会员已经有60多位了。他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到法国以后把真经学到手，回来好为国家服务。第二，就是经常和杨开慧约会，他们的约会也就是逛逛大街，没有什么花前月下。因为这时的北京又是寒冬，经常下雪，想花前月下也不行，他们最浪漫的也就是去北海的冰面上溜冰。第三，李大钊经常派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来找毛泽东，先是给他送来了三本新书：《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接着就又要他参加关于组建共产主义小组的讨论会。
李大钊比毛泽东大4岁，他知道毛泽东既不赞同他的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更不愿当他的学生。但他可不能放过毛泽东，毛泽东身上有他三个不具备的优势：一是毛泽东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他没有；二是毛泽东天生具有社会活动能力、政治宣传和组织才干，他自愧不如；三是毛泽东所具有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力，他不如也。因此李大钊想和毛泽东合作，如果是这样，那么中国就可以说是南陈、北李、中毛了。三足鼎立，何愁赤旗不插遍全中国？为了延揽毛泽东，李大钊曾经去专门拜会过杨昌济。
杨昌济已经进入了化羽升天的倒计时，临回天庭之前，他又为毛泽东做了最后一件事：他给广州军政府的秘书长，南北和谈代表，现在上海的章士钊写了一封推荐信。章士钊也是杨昌济的朋友，袁世凯让杨昌济当教育总长，杨昌济不当，他就向袁世凯推荐了章士钊，后来章士钊就当了袁世凯的教育总长。在给章士钊的推荐信中，杨昌济向他推荐了毛泽东和蔡和森。信中说：“我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知徒莫若师。
杨昌济即将升天，毛泽东在恩师床前尽孝。当然他主要是负责值夜，这一天，人都走了，夜深人静，杨昌济让毛泽东坐在自己的床头，拉着毛泽东的手说：“我即将归天，我有六件事要嘱咐于你，你要谨记在心，一生实践之。”
毛泽东半跪在恩师床头，眼含泪花，用力点了点头。杨昌济道：“第一件事，我把霞姑托付于你，你要好好待她。”
毛泽东请恩师放心，他一定会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杨开慧。杨昌济听后点了点头，继续说道：“第二件事，是关于对待孙中山的态度问题。孙中山尽管不能成就天事，但他是中国由清王朝进入中华民国的标志和历史。历史是不能割断的，也是无法篡改的。他的理想并没有错，你也对西方的自由和民主共和思想有了深刻的研究，应该知道，西方的思想是建立在西方的社会现实基础之上的，不是建立在中国的社会现实之上的，孙中山的错误就是没有将这种思想同中国文化、同中国的人民大众相结合。在中国将有两份遗产留下来，一份是袁世凯的，一份是孙中山的。袁世凯的遗产不是不好，而是他的标志是倒退、是独裁；孙中山的标志是进步、是民主共和。要你继承了孙中山，就是要你继承进步、民主共和；袁世凯的遗产谁继承？国民党人，为什么？因为袁世凯书写的是中华民国的历史，除非他们放弃中华民国，否则就必须继承，而这就命中注定国民党在中国必败。孙中山的命不长久，你要尽快和他接触，以做到名正言顺。”
毛泽东问道：“我怎么能和孙先生取得联系呢？”
杨昌济道：“我已经给我的好友章士钊去过信，只要你愿意，随时可以找他。”
毛泽东点了点头，杨昌济说道：“我知道你不是一棵藤，你是不愿攀附任何人的，但陈独秀、李大钊你还是要与他们合作。”
毛泽东问道：“为什么？”
杨昌济道：“这里有三点原因：一，关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我也研究了一下，它有两点是可以借鉴的，一个是平民坐天下的思想，二是他设计的领导模式。你知道，任何人不可能在没有发生过的时候想象出未来的社会模式。因此，所谓的新模式一定是一个大杂烩，一定是参考了世界各国的政治形态以后，才发挥出来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就是参考的我国的社会大同思想和中央集权制以后，才创造出来的。在大英博物馆，我曾经去查阅过，那里有马可波罗、利玛窦等等写的中国社会思想和政治形态的书。马克思一定是在参考了他们的书以后，才设计出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样一说，你就会很好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了。这种制度在政治上还有缺陷，你一定要把你学到的民主、共和思想同它结合到一起。这样你就可以创造出一种新思想，而这个新思想就是你要撬动中国和世界的支点。”
毛泽东给恩师端来了茶水，杨昌济喝水，毛泽东道：“恩师，您的话简直就是醍醐灌顶，我知道了我今后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