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天滚滚之毛泽东三界封神演义（每日连载中，第一部（上）完结）

常昶昶

   第五回       朝鲜真明月      中华假日昪

                                  十七
却说这蚩尤是中华各少数民族共推出的首领，同样是伏羲和女娲娘娘的后裔。蚩尤自东南兴起，挥兵北指，兴盛于东北。势盛后南下与黄帝逐鹿中原，百战不殆，一战败北，为黄帝所灭。黄帝为显示天下华族是一家，封蚩尤为天上兵马大元帅，即民间俗称的武圣。然而，世风日下，汉族人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竟开始称兄弟民族为蛮夷，让蚩尤生出再到天下做一番帝王之心；过了50甲子，蚩尤的武圣被姜子牙代替，心中又增加了不满。不过姜子牙有通天彻地之能，他有气还发不出来；待到了大汉武帝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一个狂妄自大、自以为是、唯我独尊的关羽尊为武圣，又代替了姜子牙，可把蚩尤的肺都要气炸了。所以，他下定了决心要去人间走上一遭，把那狗屁的八股文和科举制度给废了，杀杀儒家小辈儿的威风。
这天蚩尤酒后醒来，掐指一算，自己在天上的时间只有58天了，如果不及时下界，连那轮回的机会也没有了，因此他给谁也没有讲就跳下了天庭。在下凡的途中，蚩尤心想，黄帝生于轩辕之丘，立了一番帝业，我何不也去那里转世？主意想定就朝中原飘下。谁知到离地面还有3000丈时，他的旧故知道他要下凡，就想让他仍去东南投胎。他们刮起了一股东北风把蚩尤的灵魂向东南刮去。神仙下界投胎，失去了法力，灵魂就是一股烟儿，蚩尤把握不住自己，就向轩辕的东南飘去，到河南项城的袁寨上空已到地面，正好有一孕妇待产，来不及细想，就化作一道红光降落人间。蚩尤想择地、择主，不想身不由己，撞在袁寨投胎，这有什么说头吗？当然有，自己择的命自己做主，老天替你选的命，老天做主。这就是人和人的差别所在。
蚩尤转世的时间是1859年阴历9月16，他的父亲是袁保中，母亲刘氏是袁保中的小妾，为袁保中的第四子。老天给蚩尤选的这个出身可不是多好，袁保中是在整个袁氏大家族中，分工在家看田产的，没有什么功名，蚩尤还是第四子，按理是很难有多大的发展的。蚩尤的特长是领兵打仗，种田可是个外行。不过，他人间的名字起得好，出生的时间也好。他出生时，他的叔祖袁甲三正好剿捻大捷、凯旋班师的消息传到袁保中的耳朵里。袁保中在兴奋之际就给他取了个名字为“凯”，字慰亭。老袁家定有排行是“保世克家，企文绍武”，父为保字辈儿，他自然就是世字辈儿，故叫世凯，全称就是袁世凯。
袁世凯命由天定，他在袁保中这儿发展不起来，就得给他找个能发展起来的家庭。他出生时，叔父袁保庆新生儿子夭折，叔母牛氏的奶水颇丰，就把他抱养怀中，收为养子。袁保庆在军中效力，正在剿捻，这样，袁世凯就由第四子变为长子，由田舍翁的儿子变成了将军的儿子。这就是天命，一般人想都想不来的。袁世凯6岁，养父给他请了一个启蒙老师袁执中，教他四书五经。待他8岁时，袁保庆因剿捻有功被授以知府赴山东济南补用，袁世凯就到了济南。又两年，袁保庆又升任江南巡道任职南京，袁世凯就又到了南京。正是在南京的6年，让袁世凯确定了自己今后人生的发展之路。袁保庆为教导袁世凯，为他聘请了一个奇人做他的家庭教师。这个奇人叫曲诏，据说是太平天国的一个天王改头换面、隐藏在袁家。曲诏能文能武，文武双全，他看到袁世凯是一个可造之才，就把灭亡大清的希望寄托在了小袁世凯身上。他日教袁文，夜教袁武，把个12岁的袁世凯直教得志高才广、胸藏天地、气吞山河。袁世凯曾做过一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制文，在此文中，他用不太通顺的文字，赫然畅露出他巨大的心胸：

常昶昶

“东西二洋，欧亚二洲，只手擎之不为重，吾将举天下之士席卷囊括于座下，而不毛者犹将深入；尧舜假仁，汤武假义，此心薄之而不为，吾将强天下之人拜首稽手于阙下，有不从者杀无赦。”
南京六朝古都，龙盘虎踞。1400年前，年仅20岁的江东小霸王孙策，曾以800健儿排山倒海打败荆州王刘表父子数万大军，让15岁的袁世凯闻之大振，顿时豪气干云：
                 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
                 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
在南京，袁世凯心性初定，立志要学的“万人敌”，不仅树起了他大地般广阔雄心、耸入九霄凌云之志，还让他结交了不少的英雄豪杰，增长了不少的见识。他养父的盟兄吴长庆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的，从而奠定了他日后起步军旅的基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老天爷不想让袁世凯靠父荫成长，当然，也可能是他的命贵，不是谁都可以当他的爹的。所以，他的养父因霍乱病故，15岁的袁世凯陪养母牛氏护着灵柩回到了老家项城。
袁世凯在老家百无聊赖，就浪荡度日，也许他就是天生的军首，没有几个月就在他的身边集聚了好多的流氓、无赖，如果是这样，袁世凯可就毁了。恰在这时，他在北京任职的堂叔袁保恒回家探亲，他见袁世凯龙行虎步，知道他是一个大材，就把袁世凯带到了北京择师读书，希望他读取功名、诗书传家。1876年，18岁的袁世凯回乡参加乡试，袁世凯命中就不是儒家弟子，尽管他学得一肚子的书，读书累到吐血，但还是名落孙山。其父袁保中看他已经成人，就为他取了比他大一岁的于氏为妻。于氏的家是沈丘的，家大业大，虽不识字，但也贤惠。
袁世凯结婚后，堂叔袁保恒让他去北京帮他公干。袁世凯天生就是一个当官的料，干起来竟然得心应手。时华北大旱，叔侄俩来开封帮办赈务，正当袁世凯要宏图大展之时，叔父感染瘟疫病故，不到20岁的袁世凯再一次失去了靠山。袁世凯注定要自己白手起家，他领了一笔补贴款子回到了老家，把妻子接出来，定居陈州自立单过。在陈州长子克定出生，他除了照顾于氏母子外，在家里办了个书社，用以结识读书人。在这里他结识了徐世昌，与徐世昌八拜结交。徐世昌是天津人，他在陈州以教书为生。袁、徐的友谊自此开始，相交了36年，直到袁世凯死去。半年后，徐世昌进京赶考，袁世凯赠送他纹银100两做路费。袁世凯花钱如流水，整日在家里交友排宴，一年内就把养父、堂叔留给他的钱花得一干二净。1879年春，袁世凯因袁保恒的捐赈而获得了“中书科中书”的官衔。记住，这个官衔对袁世凯很重要，正因为有这个官衔，他才可以不用当兵，而直接可以当军官。秋天，21岁的袁世凯参加了第二次乡试，本来这一次袁世凯无论如何都是可以考上的，谁知还是落榜。关于他的这次落榜原因25年后才水落石出，大家知道这个事就行了，届时自会交待。袁世凯在一怒之下，烧掉了诗稿，愤然道：“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遂决定再不读书，出外去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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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此时手无分文，他先去岳父家借钱，谁知刚开口，就遭到内弟的一顿奚落。袁世凯恼怒离去，找到了一个远房亲戚借了100两纹银，第一站先来到了北京，他要找徐世昌。机缘巧合，他路遇徐世昌，二人小酌，徐世昌建议他在养父的朋友中选出一个人去投靠。袁世凯采纳了徐世昌的建言，遂去广东潮州投了周馥。周馥见袁世凯非随遇而安的人，他的庙小，就给袁世凯写了一封推荐信给自己的恩师李鸿章，让袁世凯去天津投靠他。袁世凯现在不缺银子了，因为，徐世昌、周馥都赠送他有银子，现在他花天酒地一年也没有问题。
袁世凯从广东一路北行到了上海，住进一家旅店内，夜里睡不着觉，暗自思量：我一个布衣小生去见一个红得发紫的中堂李鸿章大人，李鸿章会见我吗？袁世凯心里打起了退堂鼓，就在上海住了下来。袁世凯是个不安分的人，他出入花街柳巷，在这里结识了一个苏州名妓沈氏，二人私定终身。却说袁世凯这天在酒楼独饮，一青春年少见他不凡，与他搭讪。二人聊起天来，此人叫阮忠枢。阮忠枢建议袁世凯去山东登州投靠吴长庆，因为吴长庆正在登州练兵，正是用人之际。袁世凯从之，与阮忠枢作别。沈氏赠他金银，嘱他得志后一定为她赎身。袁世凯也是信人，果然后来将沈氏赎出，沈氏成为他的二姨太，为他管了一辈子的家。袁世凯就此离开了上海，直到山东去见那吴长庆。
1880年，吴长庆已是实授浙江提督，及见袁世凯，未忘旧谊，甚是欢喜，便把袁世凯安插在营务处当兵，并让袁世凯和自己的儿子一道跟张謇读书。张謇是清朝的最后一个状元，书读的很多，但他可不是读死书的人，在考状元之前一直在吴长庆军中效力，他是一个知行合一的人，所以，他才会有中国历史是任何状元所没有的成就。他一见袁世凯就看出了他的不凡，袁世凯无心读书，执迷于军事。张謇看到袁世凯是军中难得的大将，便放弃了与袁世凯的师徒名分，和比他小好几岁的袁世凯结为莫逆之交，以兄弟相称。1882年，吴长庆军中营务处总办出缺，吴长庆要张謇拟文向李鸿章请调。
张謇道：“将军帐下人才济济，可谓十步芳草，而一营务处总办还要去北洋请调，岂不是舍近求远吗？”
吴长庆惊异道：“先生谓我舍近求远，试问近者何人可充此职？”
张謇道：“将军难道不见那袁慰亭乎？”
吴长庆道：“慰亭虽然年轻，但办事老成，周密果断。不过他一介布衣，资历太浅，既无军功，又无科名，突然委以重任，何以服众？我见其文字杂沓，心里浮躁，想让他在营里磨练几年，跟先生好好地补一补功课，日后倘若有机会能金榜题名，总强似在我这里的戎马奔波，也了我对故人的一片心愿。”
张謇闻言正色道：“将军差矣，知弟子者，莫若师也。慰亭厌倦八股，无心制艺，必非科途出身之人。他虽然年轻资浅，然，将门出身，娴于兵事。将军帐中虽多材，但实无出袁世凯之右者。国家正值多事之秋，军中任人唯贤，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若因怕莫须有之流言，而塞一干才进身之途，那才是因私蔽贤呢？”
吴长庆禁不住张謇及众人的撺掇，便下礼委任袁世凯为营务处帮办。吴长庆那知他的这一任命竟帮助朝鲜升起了一轮明月来。1882年，汉城士兵因欠饷发动了“壬午兵变”，焚烧权贵宅第，处死贪官污吏，袭击了日本使馆，不可一世的闵妃乔装改扮出逃民间，已还政的大院君趁机出山，重掌了朝鲜政柄。朝鲜局势紧张，在天津的朝鲜专使金允植等担心日本出兵，急求北洋大臣李鸿章，恳请中国立即出兵，拯救朝鲜。李鸿章急令吴长庆率6营兵赴朝，克日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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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节约时日，李鸿章决定让吴长庆由山东紧急渡海东征，丁汝昌奉命帅舰队护行。渡海得在朝鲜西海岸寻找适合的停船登陆地点，丁汝昌为勘察登陆地形，在吴长庆的军中挑人随行，袁世凯毛遂自荐、主动请缨。两个人划着小舢板沿着岸边逐地勘察，挽衣赤足，踏着泥泞和砂石行进，跋涉于山林丛莽之间，终为大军选定由马山浦登陆。大军刚一抵岸，吴长庆令先锋营立即行动，限次日黎明全部登岸。这时，先锋营的管带却犹豫了，他借口兵士不习航海，多数晕船，请求稍缓登岸。吴长庆大怒，即刻将其解职交军法处看管，正欲令觅先锋营管带，袁世凯又主动请缨：“稟大帅，日人已先我登陆，军情紧急，刻不容缓，标下愿乞一对人马，充任先锋，为大军开道。如有差池，愿受军法处置。”
吴长庆甚为感动，特委袁世凯代理先锋营管带，火速布置，不得有误，袁世凯领命不殆。第二天黎明，吴长庆和张謇离舰登陆约行50里，已见袁世凯早早在路边迎候了。袁世凯报告：前锋已在离此10里扎营，大军住宿一切已安排就绪。吴长庆见他指挥若定，有条有理，俨然是一个老于军务的指挥官，不禁为他的治军之才而折服，大喜过望，回头对张謇道：“慰亭果真不错，不负张先生识拔，我还得向张先生道谢哪。”
最使吴长庆吃惊的是几天后，袁世凯竟给他提来了7颗血淋淋的人头。原来入朝之兵大多是临时征募来的，非革卒逃勇，即市井无赖，他们游手好闲、不习兵事、纪律松弛、军纪败坏，劫杀剽掠，时有发生，至朝鲜以为天高皇帝远，更是肆无忌惮、奸淫劫掠、无恶不作。袁世凯天生战神，岂能容之？何况自古得人心者得天下，治军正需一个“威”字，便毫不手软地将那鱼肉朝民之徒举手杀之。袁世凯终于赢得吴长庆的信任，实授其总理前敌营务，专门负责整顿军纪，并许以生杀之权。袁世凯成立执法稽查队，赴各处宣传监督，他执法严明，令全军上下无不悚然自戒，兵民相安，使军营中气象为之一新。这一年袁世凯24岁。
解决朝鲜事件，最终以吴长庆摆下了一场精 的“鸿门宴”。将大院君诱捕，然后密送回国并软禁在保定结束。出使朝鲜让袁世凯在军事舞台上成功亮相，以一个默默无闻的营务处帮办，一试牛刀，便脱颖而出，不仅得到了吴长庆的信任，而且也赢得了李鸿章的赏识，更让汉城人视他为神明。“壬午兵乱”即平，汉城人甚是感激袁世凯，为他建立了生祠， 瞻拜，以感谢他在平乱中治兵严厉，秋毫无犯。朝鲜国王也看中了他的治兵之才，向吴长庆要来，拜为上将，为朝鲜代治军旅，帮助朝鲜编练新军。1884年，中法失和，吴长庆帅3营兵回防金州，便以“廉明果断、晓畅机宜”，保举袁世凯为驻朝3营营务总理，会办朝鲜防务。袁世凯从此一跃成为握有实力的统兵大员，为自己开辟出一片全新的天地，这年他2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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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了“壬午兵变”并没有因此解决朝鲜问题，相反，干戈之后的宁静，却预示着一场更猛烈的风暴。因为，中国军队举措及时，出乎日本人意料，使其措手不及，未敢轻举妄动。但他们霸占朝鲜之心，不但未因此平息，反而更加炽热。新任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更是个激进的扩张主义者，他在朝鲜积极扶持亲日力量，并为他们出谋划策，伺机发动政变。在朝鲜与竹添进一相互应的是“开化党”人，他们是一批流亡日本的激进青年，就像后来中国在日本的孙中山等人一样。他们对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发展钦羡不已，遂主张“外结日本，内行改革，联日排清，脱离中国，宣布朝鲜独立，实行君主立宪。”他们从日本一回国后，便在竹添进一的支持下，与掌握政权的大臣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使朝鲜变成了一座随时可能爆发的活火山。
1884年12月，“开化党”人趁着中国正在忙于对法作战，无力东顾之机，向日本借了1000余名日本精兵开始发难了。朝鲜一直为中国属国，它王宫的安全和国家局势的平稳，主要靠大清军队维持。此时维持朝鲜政局平稳的就是袁世凯总理的这3营清军，竹添进一认为，解决朝鲜问题的关键就是如何解决大清在朝鲜驻扎的这3营兵。解决了清军，朝鲜王宫就没有了外援，然后攻占王宫，控制国王也就轻而易举了。经过竹添进一和“开化党”的密谋，他们也决定给袁世凯等大清的3个总兵设鸿门宴，以邀请三人饮酒为名，控制住袁世凯三人。清军没有了三个总兵，自然也就没有威胁了。商议定后，就由朴永孝等人联合具名，给袁世凯等三个总兵发出了请柬。
26岁的袁世凯真正是天生军神，他一见请柬就看破这是“开化党”设的鸿门宴。经过三位总兵的商议，由袁世凯单身赴宴，留下其他二位总兵镇守兵营，相机行事。大家都读过《三国演义》，说关羽单刀赴会多么的英勇，且不说他身旁还有一个扛刀的周仓，算不得单人独骑，就是他的智谋也无法美名天下。袁世凯不仅一身是胆，更重要的是他智谋超人。这次赴宴就他一个人，连个卫兵都没有带，但他信心十足，没有丝毫的畏惧。他这此赴宴的目的不单是应邀和安全撤退，他还想打乱“开化党”人的部署，让他们莽撞行事。因为他现在还不知道他们的下一步行动，只有他们行动起来，袁世凯才能掌握主动，才能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因此，袁世凯必须来赴他们的宴，并让他们失智，从而采取有利于袁世凯的行动。袁世凯岁数不大，可他一身都是胆，当然还有一肚子的智谋。
袁世凯采取了什么智谋？说穿了一钱不值，可没有脑子谁能想起来？“开化党”人请袁世凯赴宴的时间是中年，早上一起来，袁世凯就来到了“开化党”人的总部。这时朴永孝刚刚起床，其他的“开化党”人都还没有来，袁世凯来了个反客为主。他大呼上酒上菜，给朴永孝来了个凑手不及。朴永孝只得忙里忙外为他准备酒菜，那里来得及布置伏击他和通知其他的人？袁世凯在酒桌上大呼小叫，弄得朴永孝只得上蹿下跳。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袁世凯起身告辞，朴永孝还想拦着，被袁世凯像老鹰抓小鸡一样，半扶半挟地拥到了前庭自己的坐骑前，飞身上马，眨眼之间，冲到了街心。袁世凯安然回营，立即传令，加强戒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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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化党”人对袁世凯一击不成，果然急而失智，他们决定抛开清军，直接向朝鲜王宫进攻。征求竹添进一的意见，他也没有什么好主意，就一致同意依靠那1000余名日军进攻王宫。“开化党”率日军攻占了王宫，囚禁了国王李熙，强命李熙写下了：“日本公使来卫朕”七个字。这样日军就可以合法的住进王宫了，住进王宫的日军有300多人，名义是保卫王宫，实际上是在支持“开化党”人政变。第二天，“开化党”发布了政变纲领，组成了亲日政府，宣布脱离中国，朝鲜独立，实行君主立宪。
“开化党”人此举对于中国来说，将要失去一个具有两千年历史的藩国，并让中国的门户洞开，失去防御日本的屏障。驻朝三位总兵对此十分的清楚，但如何对待“开化党”人的政变，他们却发生了激烈的分歧，袁世凯力主坚决出击，驱逐日本人，逮捕“开化党”人，救出朝王和王妃，恢复朝鲜秩序；其他二位总兵则认为动兵必须先请示李鸿章。袁世凯无奈只得先请示国内，过了10天，李鸿章才复电，不过不是让他们开战，而是让他们坚壁自守，不要再酿兵祸，滋生外交事端。
袁世凯一见电文，按耐不住，一拍书案，厉声吼道：“我等既统兵防韩，就有护国之责，如因此肇衅获咎，则我一人当之，决不累及治军。”遂引本部攻向朝鲜王宫，其他二位总兵无奈，只好率兵跟进，一路攻打左门，一路攻打右门。袁世凯抵达宫门时，他所编练的朝鲜“新建亲军”左、右二营也自愿随同入宫，平乱救驾。袁世凯大喜，率军冒死攻入宫门，将日军一步步地迫出王宫，退向日本使馆。在袁世凯率军追到王宫后院的山坡时，踩上了日军埋的地雷，被炸伤了脚，从此也就落下了足疾。第二天，清军救出被“开化党”挟持到关帝庙的李熙，找回藏匿民间的王妃，使朝鲜政局又趋稳定。
王宫一役，中国打赢了日本，“开化党”人死的死、逃的逃，朝鲜国内亲日势力被一鼓荡平。为了防止死灰复燃，再生变故，应朝鲜国王的要求，袁世凯率一队清兵住进了王宫，替李熙处理着内政、外交、军务大事。当皇帝也可以实习，袁世凯就是经过实习的。进入27岁的袁世凯，被朝人当成了救命的“恩公”。白天，街道巷口，立着书有袁世凯姓名的木牌；夜间，每逢袁世凯外出，沿街朝民自动张灯举火，作为前导。后来，由于袁世凯的劝阻，朝民才决议成立灯会，轮流值日，每当袁世凯公出，便自动以碧纱灯笼数十，列队作为前导。自此，袁世凯犹如一轮圆月开始照亮朝鲜的夜空。
日本被袁世凯战败，日本国内顿时舆论哗然，于是日本政府就派伊藤博文为全权大臣前来中国谈判朝鲜问题，并向李鸿章提出日中双方都退出朝鲜，并追究“肇事祸首”袁世凯的责任。李鸿章同意中日退兵，但决不同意追究袁世凯，无形中在中国大大提高了袁世凯的身价。袁世凯按中日议约撤回国内，以养母牛氏生病探望为由请假回到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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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告别了熏人的硝烟和腐朽的官场，重新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浑身透出一股说不出的舒适和安逸感。故乡的一草一木都使他感到无限的亲切，让他抖落掉身上的枷锁，只留下自由和轻松。然而就在他在家里享受父慈、母爱、妻顺、子孝之时，李鸿章的一纸诏令又把他诏到了天津。原来朝鲜又闹了起来，闵氏家族在朝鲜飞扬跋扈，为平衡朝鲜政局，李鸿章决定把囚禁在保定的大院君送回朝鲜，袁世凯显然是最合适去朝鲜的人选。袁世凯本来不想再回朝鲜，无奈李鸿章强令他去，他不得不听命。袁世凯这次的朝鲜之行很短暂，但他的外交才干和在朝鲜的影响力表露无疑，袁世凯一进入朝鲜，闵氏家族马上就安定了下来。于是，李鸿章有了新想法，他向慈禧太后保举袁世凯为“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赏加三品官衔。这年他28岁。
袁世凯从1886年1月13日再次入朝，到1894年7月甲午战争爆发前从朝鲜撤回，共有在朝鲜呆了8年半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实际成了中国驻朝鲜的“监国”大员，他一方面帮助朝王处理着内政、外交、军事等事务；一方面还同日本人进行着斗智斗勇，他与日本人结下了深仇，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钉；另一方面竭力维护着中国在朝鲜的商业利益，使在朝华商人数骤增。到1890年，华商在朝的政治势力和商务盈利都超过了日本在朝的商人。仅汉城一地，华商即达80余家、6000多人。1888年，租招商局轮船一艘，每月来往仁川、上海之间；1890年，又在龙山、仁川、釜山、元山四处，设立了中国在朝商务理事，专管华商在朝商务；1892年鼓励同泰顺商行集资购买了浅水轮船二只，往来仁川和沿江各处，每年接运朝鲜漕粮10万担和所有的中国货物，使中国取得了在朝的运输垄断权，让李鸿章对此十分的满意。
然而，日本人却十分恼怒，他们在袁世凯出任驻朝总理交涉通商大臣的第二年，即1887年，就开始制定了征讨中国的“大陆政策”，以“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提出了5年准备、相机进攻的计划。1890年，日本完成了军备改革，到1894年，已经完成了原拟订10年的对华备战计划，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一个可以挑起战争的冠冕堂皇的借口了。日本人做的战争准备很细，举个例子说，他们把大清一营兵有多少人，有多少只枪炮，枪炮能打多远都作了详细的调查，并专门制造出了比大清军队的枪炮射的远、射的快的枪炮，就这一点来讲，日本人已经立于不败之地。
1894年，朝鲜的“东学党人”，发起了“诛灭倭夷”的反政府动乱，给日本先占领朝鲜，再转而进攻中国，带来了天大的机遇。日本天皇解散了反对开战的国会，一面密令驻朝公使唆使中国出兵朝鲜戡乱，以制造战机；一面对外散布中国将趁“东学党”之乱合并朝鲜。日本天皇和内阁收到了来自参谋本部的情报：中国对未来战争毫无准备，士兵仅3/5有枪，而一团中中就有13种不同的步枪，完全不堪一击。参谋部的情报更加坚定了天皇的信念，他立即拍板，采取措施强迫中国应战。
最终，中国的光绪皇帝要开战，袁世凯在朝鲜一次次试图避免与日本开战的努力失败，于1894年7月18日奉李鸿章之命撤出朝鲜，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袁世凯回国，在甲午战争期间暂任辽东督办转运，服务于大清军队的对日作战。甲午战争后，回天津向李鸿章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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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
马关谈判时，伊藤博文问李鸿章：“贵国的前任朝鲜总理大臣袁世凯现在何处？”
李鸿章答道：“正在辽东督办转运。”
“我有一言，幸中堂大人恕我冒昧，此人乃贵国有数之人物，吾观此人，他日比不在中堂之下，中堂若爱之则加以重用，否则------。”伊藤用一只手掌轻轻地做了个砍头的姿势。
袁世凯来天津竭见李鸿章，李鸿章几乎一字不漏地将伊藤博文的话转述给了袁世凯，并说道：“彼以为我是心胸狭窄、忌才妒能之人，必会以商鞅对老弟，我却偏专折奏保，破格录用你。”
李鸿章推荐袁世凯去北京督办军务处行走，寓居在嵩云草堂内。闲来无事，他便反思甲午一战，使他深信：“欲使中国变弱为强，自以练兵为第一件事。”从此，在嵩云草堂的岁月里，他摒却了一切杂务，日夜潜心搜集翻译和整理各类有关西方兵事的书籍，认真深刻地总结了甲午以来中国军队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军事问题，并积极向军务督办王公大臣们呼吁，以西方的方法练兵和整顿军队的迫切性。他向军机大臣李鸿藻上书，提出了近代中国历史最早的军事改革方案。主持翻译和著述兵书，其努力可以从光绪25年仅存的《新建陆军兵略录存》、《训练操法详晰图说》中看出来。这些引进德国和日本陆军的操典、制度、法令为主要内容的军事著作，无疑是把西方近代兵学引入中国的开山之作。
袁世凯的兵书一闻世，在朝野上下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成了众所瞩目的军界奇才。不但让湘军大将刘坤一、洋务大将张之洞视为少有的知兵能臣；而且也让军机大臣李鸿藻十分欣赏，并认为“以袁之家世将才，娴熟兵略，如令特练一军，必能矫绿、防各营之积弊”；就一向与李鸿章水火不容的翁同龢也认为袁世凯“此人不滑，可任也。”这是一个奇迹，一个只有袁世凯才能创造出来的奇迹。他不问政治，不管帝、后两党之争，一心只专注于军队变革方案，所以，他获得了帝、后两党的一致认可，这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仅有的。
袁世凯的新式练兵和军队整顿的呼吁，让帝、后两党大臣在朝堂上一致通过，于是，光绪下诏：“卧薪尝胆，于筹饷练兵两端，亟筹兴改。”有了光绪的诏令，督办军务处决定：变通兵制，仿照西方练兵，以“定武军”为班底，进行扩编改练，并从北洋试办入手，渐次在全国范围内加以推广。荣禄从西安入京，出任直隶总督，受命物色人物，接练“定武军”。袁世凯适时拜访荣禄，与荣禄进行了深谈。荣禄认为：袁世凯对于军事上的新学识，深有心得，俾以练兵专责，必能胜任也。在荣禄的示意下，袁世凯将拟就的《练兵要则十三条》、《新建陆军营制饷章》以及《募定洋员合同》等各种新军编练章程呈报军务处。1895年11月19日，督办军务处恭亲王奕䜣、翁同龢、李鸿藻三人决定：袁世凯接练“定武军”。数日后，光绪亲自召见了袁世凯，饬派为“练兵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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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站，天津与大沽之间的一个小镇，距天津南70里。原是淮军屯兵之所，光绪初年，捻军被平后，淮军周盛波部奉李鸿章之命屯驻于此。周氏兄弟仿照古人屯田之法，六年间开辟“官田16000亩”，凿川引水，垦荒种稻。所产稻米，质量极好，天津小站米由此名噪中外。周盛波调离，卫汝贵继任。甲午战起，卫汝贵临阵脱逃被斩，全军溃散，小站遂空无一卒，其营地也成了一片废墟。
1895年12月21日，袁世凯走马上任，在这里扎下营寨。很快地，一支7300人的队伍组建起来了。扩充整编后的新建陆军，服装整齐、旌旗鲜明，配置了奥制8.5毫米步枪6400杆，曼利厦马枪700杆，六响左轮手枪1000只，57毫米格鲁森快炮40尊，步兵及马步挂刀各500柄，步、骑各兵一律装备整齐。其他装备如铁斧、镢、鼓号、帐篷、望远镜、指南针、军乐器等一应俱全。就备装来讲，已达到西方一流军队水准。
新军饷厚，袁世凯清正廉洁、从不克扣，吸引了大批的年轻人前来投靠。袁世凯将编练新军与新式学堂的教学体系结合起来，创办武备学堂，使新军一时人物济济，强将如云、谋士如雨，不仅成为中国军界的人物渊薮，也成为藏龙卧虎之地，如徐世昌、曹锟、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更成为民国一时风云人物。尤其是大量军事学堂出身的新式军官的任用，不仅改变了新建陆军军官群体的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为中国近代的兵种设置提供了充分的人才；而且随着编队方式和指挥体系的改革，也为建立只有袁世凯才能指挥得了的巨大军事集团创造了条件，从而使袁世凯逐步成为改变和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关键人物。1896年春，荣禄奉命前往小站视察新建陆军，他在视察报告中，对袁世凯的军事天才和练兵成绩给予了极高的评价。1897年7月，鉴于袁世凯主持练兵以来的卓著成绩，光绪擢升他为直隶按察使，授二品官衔，专管练兵事宜。从此，他便与直隶总督荣禄一起共事，成为荣禄的左右臂。”
袁世凯是一位务实的改革者，他从自己最专长的军务开始，推动了清朝的各项变革，从1895年到1912年2月，袁世凯推行变革17年终于让中华由禁锢的封建社会过渡到初步的资本主义萌发的商业社会，使专制、独裁的社会舆论出现如春秋时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推动了中国的大变革和大发展。此是后话，且说袁世凯在督办军务处行走时，闻得康有为的上书无人代其承递，便起了惺惺相惜之心，盖然自承，想从督办军务处替他转投，虽然最后被荣禄拒收，但还是让康有为感激不尽，从此开启了二人长达21年的交情和友谊。1895年8月，康有为成立强学会，袁世凯更是积极参与，四处行走、大力呼吁，并发动组织募捐活动，除自己当场认捐银500两以外，还说动李鸿章要捐银2000两，尽管后来康有为以李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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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后来康有为以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出卖国家主权为由拒绝了他的捐赠，但还是说明了袁世凯的活动力度。
袁世凯支持康有为的主张，他和康有为在中国的发展问题上看法一致，但他对康有为和康有为的同志们的激烈言辞与行事思维方式则并不认同。我们都当过学生，我们知道学生在未经社会的历练前，往往狂妄自大、大言不惭，只顾一点、不及其余，不知道剧烈的变革是要死人的。同样，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给大家的印象就是嗜杀成性，好不顾及人命。当袁世凯把康有为引荐给荣禄时，荣禄问他：“祖宗二百年之成法，能在一旦间，遂加改变吗？”康有为回答：“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天。”一个一品大员，是拼了几十年的老命换来的，他说杀就杀，而且说得如此轻松，比那历史上最有名的暴君毫不逊色，哪一个一品大员听了他的话，都会对他产生必杀之心。荣禄自然也是如此，后来只是慈禧要留康有为一条命，荣禄才没有去杀他。年轻的朋友一定要记住，当你想到如何对待别人时，你就会得到相同的结果，什么是报应？这就是。
却说康有为和谭嗣同决定谋杀荣禄，谭嗣同自报奋勇要去说服袁世凯俯首甘为他们当杀手。当谭嗣同说出要袁世凯诛荣禄、发兵围困颐和园后，袁世凯当即反对：“皇太后听政三十余年，迭平大难，深得人心，我之部下，常以忠义为诫，如今以作乱，必不可行。”
谭嗣同威胁说：“我已雇用好汉数十人，并电招湖南好汉多人，不日可到，除此老朽，在我而已。今即以二事付公，如不许我，即死在前！公之命在我手，我之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论，我即入宫请旨办理。”
袁世凯看到谭嗣同在要挟自己，无奈与他商量道：“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譬如将变后时势向太后详陈。并事事请示，或者不妨将六卿开复以释意见，且变法宜顺舆情，未可操切，停也可，缓办也可，何必如此亟亟，至激生变？”袁世凯给谭嗣同讲了三个问题：一个是变法可以取得太后的支持，为什么不做？二是把被免职的“六堂官”给复职了；三是变法要顺应舆论。
谭嗣同却愤愤地说，好像和慈禧太后有着深仇大恨，又好像是一个草莽：“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将一群老朽尽行杀去，始可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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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本军人，杀伐不在话下，但闻谭嗣同之语仍是浑身透出凉气。谭嗣同来找他，看来已备好那倚天剑，要威逼我的屠龙刀出鞘。袁世凯知道如不答应，谭嗣同势难罢休，只得假意应承下来，送谭嗣同回去。当夜。被谭嗣同闹得心烦意乱的袁世凯怎么都睡不着觉，就打开那清香二锅头喝了两杯，在醉意朦胧中睡去。梦中，只见一个蛮人赤脚光背，腰系蓑衣，指着他的鼻子骂道：
“你个好不自知的家伙，枉你为将，岂不闻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你所练新军不过7000多人，而荣禄在京津两地可调的军队不下10万人，即使你杀得了荣禄，又如何进得这北京城？故，谭嗣同之计不过是痴人说梦。康、谭诸人所依仗者不过是手无寸铁的光绪和谭嗣同所称的数十条好汉而已，何必以卵击石，去做那些傻事？关键是康、谭等毫无政治家的风度，如让他们成气候，天下必是血流成河。再说，变法并非康、谭等人不可，只要有你袁项城在，变法不就在吗？何况你之志、之能、之使命，可非光绪、康、谭之徒所能比。你怎么能为这些小人物去断送自己的大好前程？且这几年来，你与荣禄交谊匪浅，你怎么能忍心去杀之？观天下四万万众，能在此时驾驭天下的实是慈禧太后而非光绪也。更为关键的是，你比光绪大12岁，有光绪在你何时有出头之日？现在你面前的路就是一条：杀康、谭，囚光绪。记住，中华靠你再造，而非康、谭，故，不可有那妇人之仁、书生意气，一切想法都要靠‘术’来实现，而非梦想也。常言道‘40不惑’，你已40岁了，怎么还能执迷不悟？”
听到这里，袁世凯一惊醒来，暗自思道：再过几日我就要过40大寿了，我是不能再“或”下去了。第二天他早朝觐见了光绪，正午就到了天津，按例赴督署拜见了荣禄。他没有隐瞒，就将谭嗣同给他说的话告诉给了荣禄。荣禄听完一笑，道：“此事太后昨晚已经知道，早有太监将光绪与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谋划告诉给了太后。我就是在专程等你，既然如此，你就坐镇天津，我即刻进京。”听到荣禄的话袁世凯又是惊得出了一身冷汗，幸亏我如实把话说了，否则，岂有我的命在？
义和团在山东作乱，前任巡抚毓贤为端王亲信，不仅不灭义和团，反而将义和团举荐给了端王。1898年4月1日，德国的三名工程师在日照被杀，德人借机出兵深入山东内地，侵占了沂州，山东形势顿时吃紧，慈禧太后无奈，只得改派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这是袁世凯有史以来第一次出任有实职的地方大员，自此让他开始“术”能生巧，在今后短短的5年内就开始权倾朝野。1899年12月6日，41岁的袁世凯赴济南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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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到了济南后，他采取了既打击义和团，又抑制洋教会发展的双重措施。读历史，我们光看到了袁世凯镇压义和团，却没有看到他是如何抑制教会的。我们看到教会的发展是在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以前，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以后可还听说过教会的发展？袁世凯这么做无非是想让山东的地方清明，没有可厚非的地方。袁世凯让军队赶赴各县，首先告诉教会要遵守大清律例，否则，就不驱逐义和团；对义和团则说，教会已经安定，义和团不准再闹事。这是文的，如果不听招呼、抗拒不从者，立即加以炮轰清洗，即来武的。教会的不法之徒，义和团不安分守己之辈在袁世凯的枪炮下都离开了山东，使山东不仅避免了一场浩劫、重复平静，而且还让济南成为一时左右中央与地方的中枢之地。
义和团在京津、直隶到处割电线、烧电线杆，使清廷所在地北京同全国各省督抚之间的电讯联络中断了，只能与袁世凯联络，让袁世凯来回代转，因为济南是离北京最近而安定的督府了。在慈禧太后流亡到西安后，袁世凯更是源源不断的为她接济物品、银两，往往是各省银饷未到，山东的首先解来。袁世凯一方面让慈禧感到他忠诚可靠；另一方面则不失时机地发展自己的力量。在慈禧太后避难的一年半时间里，袁世凯把自己的北洋新军由不足一万人发展到两万多人。袁世凯可谓天生有“术”，在山东，他既巧妙地跳出了战争的漩涡，又不失时机地积攒了以后在政坛回旋的资本和实力。远在广东的李鸿章不仅由衷地称赞道：“袁家这小子有一手。”李鸿章在1901年11月6日逝世前一天，在遗折里推荐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因为“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之右者。”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仅仅两年，便转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一年他刚43岁，自曾国藩以来，他是这一职位最年轻的继任者。
1901年11月底，袁世凯一行抵达河北保定，出任直隶总督。直隶总督的督府在天津，此时天津还由八国联军成立的一个共同管理机构——“都统衙门”，负责管理天津市内的“治安、生产和税收”，犹如国中之国。袁世凯对此非常愤慨，他对外宣称，“都统衙门”一日不撤销，八国联军的军官一日不离开天津，他就一日不到天津办公。袁世凯的立场大家可以看出来，袁世凯在洋人中是鼎鼎大名的，对他也是有所顾忌的。这就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八国联军进北京纯粹是被端王所误。
八国联军还想同袁世凯讨价还价、拖延时日。袁世凯为接受天津做了两手准备：他一方面派唐绍仪去天津转告各国“倘此事不办，一切善后宜将无从谈起，”給各列强施加压力；另一方面他在保定开设了一所警备学堂，将京津各地的游兵散勇加以收容整编，给3000名经过严格挑选的游兵换上崭新的警服，集中到学堂进行为期6个月的紧张训练，并在保定设立警务总局，供他们实践锻炼。诸君可知，中国是一个没有警察的国家，历来治安皆由军丁代替。袁世凯为什么要发展警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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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列强深知袁世凯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主儿，况且他正值壮年，正是蒸蒸日上之时。与他发生争端不利自己今后的发展，便决定撤销“都统衙门”，将天津的管理权移交给袁世凯。但他们依据《辛丑条约》中规定中国不得在距天津租界20里以内驻军的规定，他们想让袁世凯孤身在天津办公。如是，袁世凯在天津的治安，就还得依靠八国的巡捕房，而这样他们就可以左右袁世凯。袁世凯早已料到八国的狼子野心，他不急着去天津就是要在保定秘密训练警察。现在警察已经训练成，就大摇大摆地来到了天津。1902年8月15日，袁世凯接收了天津的档案和被他们挥霍浪费以后尚剩下的185万余两白银。第二天，袁世凯即将3000名警察从保定调到了天津，并在天津设立巡警局，中国历史上第一支与国际接轨的警察部队开始展现在列强面前，让各列强瞠目结舌、毫无办法。因为按国际法惯例，警察并不属于军队的编制，列强毫无反对的借口。看到袁世凯的厉害了吧，他非常熟悉西方的法典，他早已学会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警察制度由袁世凯从国外引进，并开始在天津实验。过了3年，袁世凯在京设立了中央警部和各省巡警分部，至此，警察制度在全国内被推广开来。1902年6月9日，慈禧实授袁世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加了太子少保官衔，从此“袁宫保”这个称呼，一直被用到他当大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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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
如果说在戊戌变法前，袁世凯还是军人的话，那么从1899年以后到他在1907年9月4日，被正式授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的8年时间里，他已经历练成为一个在清末民初首屈一指的大政治家了。在山东巡抚的任上，算是他牛刀小试，到他经过直隶兼北洋大臣的实践，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具有灵活手腕和善变策略的政治老手了。手腕灵活是为了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可，善变策略则是为了自保，这是他在政坛多年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心得，但他的政治主张却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这就是变法革新。
我们从袁世凯第一个开办武备学堂培养新派军官，到开办第一个警备学堂，在全国建立警察制度，不难看出他一直在求新、求与世界各国保持同步。1901年4月25日，在慈禧太后尚在西安避难期间，他经过一番斟酌之后，又向慈禧提出了他的《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袁世凯不是做文章的好手，但10条政要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外交、军备等各方面。他的这篇文章有9000多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网上查到。难能可贵的是，在上书的同时，他就在山东开始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在山东推行他的新政。他在山东设立了银元局、课吏馆、校士馆和商务总会，并于1901年9月批准成立了山东大学。这一切都是开中国历史先河的，引领了中国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的过渡。
在以后的几年里，袁世凯不遗余力向慈禧太后上书，使慈禧太后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改良政治、整顿军队、振兴实业、发展教育文化和变革社会习俗的政策和文告，让大清在频临死亡的最后10年里，创造出了比它在此之前260年间从未有过的辉煌。不但让中国的实业就此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同时，命令满汉通婚，先破了大清260年的习俗，又令女人不再裹足和推行男女平等，后破了中国1000年的陋俗并深深地撞击了封建制度；尤其是在教育上的成就，更是让中华这一古老的民族焕发出了勃勃生机。1902年以后，各省教导经书、八股文的所有书院，都被改为以传授西方实用性课程为主的大学堂，使出国留学蔚然成风。1906年，袁世凯等人又联名上奏废除科举制度，慈禧太后纳之。于是，支撑着封建专制制度、沿袭了1300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宣告废止。直隶成为全国推行新政的模范，袁世凯也因此成了各地督抚中推行新政的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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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在直隶不仅创办了全国最早的武备学堂、警备学堂和警察局，而且还创办了法政学校，这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干部培训学校。后补的官吏必须在这里接受为期半年到2年的培训，所教授的几十门课程直接与外国教学接轨。1904年，袁世凯首先开始对全省34个制县官员发放廉政津贴，并取缔了由来已久的各项陋规。知道了吧，中国的最早廉政建设不是在香港，是在袁世凯的直隶。与此同时，袁世凯还建立了官吏考验制度和调查制度，并在政府机构中大量委任留学生作官员，使整个直隶的吏治焕然一新。1907年，袁世凯又在天津设立了全国首家高等裁判厅，天津遂成为全国司法改革的前沿。在监狱里，袁世凯成立了犯人习艺所，成为中国最早对犯人实施劳动改造的城市。最令人瞩目的是这一地区的教育和实业：1906年6月，直隶成立的各级各类新式学校已达4546所，注册入学的学生达86652人。为筹集办学经费，袁世凯率先捐款两万元，在直隶掀起了捐款助学的热潮。
袁世凯在天津大力发展实业，他在天津成立了直隶工艺局，又开了全国的先河。在工艺局的下面设立了工业学堂、各种制造厂、实习工厂、种植园、劝业会场、工商研究和劝工陈列所等各种机关。工艺总局的劝工陈列所里，陈列着从各省各地以及国外搜集来的最新工业产品，实业家们可以随时将自己生产的产品与世界最新的产品相比较。从世界各地搜集来的工业书籍、标书、商品信息，一应俱全，以供实业家们进行考察。学生们可以一面在工业学堂里学习由外国教员讲授的各门课程，一面在实习工厂里随时进行实际操作。在1905年发布的一篇鼓励实业、劝兴工艺的政府文告里，袁世凯号召直隶各界人士“同心努力，奋起直追，或独资办厂、或纠合同志设立公司，大力开辟利源，推广工业，政府将尽力代为筹划开办之法和保护之方，以扶持成立为主义。”袁世凯的努力对直隶实业风气的开启发生了重大的影响，也使直隶近代工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繁荣昌盛，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自此之后，学术界人人有工业救国之想、商业界人人有工艺创造之思。
袁世凯的新政让天津形成了华北商贸集散中心，“四方之观新政者，冠盖显集了津门”，使天津逐步成为华北乃至中国的商业重镇，直追在外国势力范围下繁华的大上海，构成了南有上海、北有天津的中国两种政治治理下的经济发展模式。使一些当初对新政横加指责、非难的守旧大臣，也不能不叹服袁世凯的首创之功了。自此，便形成了各项政策先由直隶创设、实验，再经中央推广到各省效仿，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渐次推广的局面。犹如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深圳和广东省，由此可见其对全国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的发展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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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被现代中国人骂得狗血喷头，他好像是中国历史上最大最臭的一堆牛粪，诸不知，正是这堆牛粪培育出了中华8000余年以来社会的最美丽之花——中华人民共和国。试想，如果没有袁世凯从1902年以来竭力推崇的新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在他们的童年、青年时代，还读着四书五经、参加科举考试的结果是什么？袁世凯推行新政的结果是：打破了禁锢，取缔了科举，私塾被新式学堂代替，不仅使人的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使一些从未奢望上学读书的孩子，有了读书的机会。毛zedong、朱德、周恩来、刘少奇、蒋介石等，无不是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启蒙和开智。此是后话，暂且不提。袁世凯在中国探索了经济发展的第三条道路。当时，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以英国、日本为一种模式；以法国、美国为一种模式。袁世凯尝试了在保持慈禧皇权不变的情况下，也可以继续推动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从而奠定了袁世凯在清廷退位后在中国北方具有强大民意基础的社会现实，为袁世凯及北洋政府在北方统治18年，创造了生存的社会环境。
袁世凯在发展直隶经济和维护国家的权益上是不遗余力的，这里介绍两件开创中国20世纪先河的大事。首先咱说说收回开平煤矿案。庚子年间，义和团与八国联军开战后，督办张翼在美国工程师胡佛的蒙骗下，以防止联军找借口占领矿山为由，与英国人订立了出卖开平煤矿的假合同。1901年，张翼又和英国人订立了正式的开平煤矿移交合同，将开平煤矿财产移交给开平矿务公司，作为中英合办实业。张翼为什么会这样的出卖国家财产？大概是收受了贿赂。袁世凯1902年正式到天津赴任后，他发现不仅开平煤矿被英国人控制，而且连同所属的河道、口岸都已统统落入英国人手中。袁世凯在了解情况后，马上奏报慈禧太后，慈禧太后下令限期收回。袁世凯按照程序派人同英国驻华公使先进行了严重交涉，英国人却百般推赖、找理由推延，使限期收回开平煤矿的命令成为空文。袁世凯大怒，决定对英国人采取釜底抽薪之计，他下令成立了滦平矿务公司，以北洋大臣的有力地位，处处打击开平矿务公司，使开平煤矿的煤要么运不出、要么卖不掉，亏损严重、前景暗淡，最终不得不将开平煤矿折股并入滦平矿务公司。袁世凯在开平煤矿交涉案中坚决的态度和灵活的手腕，在国内舆论界引发了极大的反响，促使全国开展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收回利权运动，最终导致了武昌起义，推翻了清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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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主持建设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施工的京张铁路。1905年，袁世凯收回了从北京到张家口一线的铁路建筑权，将京张铁路的路权收回由中国人自己筹建。袁世凯这么做，在列强看来不啻是白日做梦。“要在中国修筑这样的铁路，恐怕这样的工程师在中国还没有出生呢。”一个英国工程师这样说道。因为他做过实地勘察，北京到张家口虽然只有170公里，但须经居庸关、八达岭，那里重峦叠嶂，地形十分复杂。在历史书上我们都了解它有多么的困难，知道詹天佑的都知道。像这样浩大的工程由从来没有修筑铁路经历的中国人自己来承办，显然是不可思议的。尽管张之洞也曾经修过铁路，但他请的工程师也是外国人。但袁世凯不信邪，他有个好朋友詹天佑就有这样的能力，他把这段路权收回来，就是给詹天佑施展才能的。袁世凯成立了路局，筹集资金做后援的工作，聘请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詹天佑为京张铁路的总工程师和路务总办。詹天佑受命后，亲自跋山涉水、实地考察。在青龙岭隧道工程中，他创造性的采用了先打直孔，再向两边掘进的新技术，把工效整整的提高了一倍。这个技术说穿了很简单：就是在山顶上先划出隧道经过的直线，然后隔一段就在山上由上往下挖一个直孔坑，然后工人下到坑里向两边挖，这样就可以在一段路上有几处的工人同时施工，自然要比单纯从山的两边挖要快的多。铁路在通过青龙桥的陡坡时，由于坡太陡火车直接开不上去，即使能开上去，说不定也会倒翻车。詹天佑独出新裁地设计了一条“人”字形轨道，先上一段就拐回头往下去，然后再回头向上，在平地上就是走10步退5步，然后再走10步。下好下，上还是很难，他就在火车的头尾各安一个车头，一个拉、一个推，就解决了机车牵引力不足的问题。詹天佑的发明创造让洋工程师惊得目瞪口呆。今天，当火车驶出八达岭，你一眼看到高大的詹天佑铜像时，可曾想起他身后的袁世凯？是袁世凯给了他机会，并为他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及各项进口的钢轨、枕木、机器设备等。

常昶昶

袁世凯不仅首开了中国人自建铁路的先河，他所建的北洋常备军更是让列强感到震惊，从此，再也不敢在中国的海岸或土地上舞枪弄棒，使日本侵华的阴谋向后推迟了30年，直到蒋介石当政把他的余威挥霍殆尽。1901年9月12日，慈禧太后再度发布了军事改革的上谕，开始了又一轮的新式练兵运动。袁世凯接谕后，很快制定了一个巨大的“北洋常备军”计划。他派王士珍等人赴正定、大名、广平、赵州、深州、冀州各地招兵买马，并将新招的6000人送到保定训练，编为北洋常备军第一镇。10月，慈禧太后命挑选八旗兵丁3000人交给袁世凯训练，日后成为北洋陆军第一镇，袁世凯没有想到就是这镇兵丁在1912年严重威胁了他的安全。这是后话，且说1902年初，袁世凯在天津专门成立了负责新军督练的“军政司”，设参谋、教练、兵务三处，由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分别担任总办。1903年，袁世凯又派人在山东、河南招募丁壮，并于1904年春正式成军，屯驻山海关，与原派军一部——北洋亲兵马步营各军合并，编成北洋常备军第三镇。到1905年，朝廷在全国编练36镇新军的计划还在构想中，袁世凯已经练成全副近代化武装的北洋常备军6镇10万人，并分别于1905、1906两年，在直隶的河间、河南的漳德举行了秋操。秋操期间，袁世凯让列强各国武官和驻华使臣、记者500余人参观。参加演习的北洋官兵4万多人，是从北洋常备军中精挑细选出来的，他们精壮肃整、武装整齐、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两次会操大大地震慑了诸列强，但也引起了皇亲贵族、甚至是一些汉人实权派大员的恐惧和不安，他们开始拼命的诋毁袁世凯。瞿鸿机就是其中的一位典型代表。
说起来瞿鸿机，他在20多年前和袁世凯还有一段公案。大家知道袁世凯第二次参加科考又名落孙山，就是这瞿鸿机给搞的鬼。当时的真实情况是：袁世凯在乡试中考了个全县第一名，并已经被陈州的知府录取；哪知道，当时的河南学政瞿鸿机与陈州知府有旧怨，便把陈州所属各县的第一名，一律不予录取，他想压制陈州的文化人。袁世凯的文人之路就这样被瞿鸿机给堵塞了，等袁世凯知道这件事以后，瞿鸿机已经入了军机，成了慈禧太后的红人。袁世凯通过从军一路在官场飙升，瞿鸿机也知道了这个“袁家小子”，就是被他不予录取的陈州第一名，非常担心袁世凯报复他，就对他 采取防备措施，眼看袁世凯如日中天，便再也按耐不住，主动对袁世凯展开了攻击。袁世凯早已对瞿鸿机采取了提防措施，他与军机大臣庆王奕劻结为死党，以获得他的维护。1906年，由袁世凯竭力保奏，而被派出国作政治考察的大臣载泽回国了，西方的文明风化和中外的政治差距使这位亲王大开眼界。他支持袁世凯及君主立宪的忠实拥护者们编制新的官制。

常昶昶

11月份的一天，在官制改革的会议上，袁世凯道：“实行君主立宪，乃势在必然，在下以为主张立宪必须先组责任内阁，设立总理，举办选举，分建上、下议院，则君主端拱于上，可以不劳而治。”
“让军机大臣卷铺盖回家？你还不如说让皇太后都靠边站呢！这样无君无父的话也只有你袁慰亭才说得出来”。醇亲王载沣当场反对。袁世凯相驳，若怒了载沣，他竟掏枪对着袁世凯就是一枪。载沣恨透了袁世凯，他是光绪皇帝的弟弟，他恨袁世凯为什么不帮助他哥。幸亏旁边的亲王载泽将载沣的胳膊及时的往上一托，子弹擦着袁世凯的头皮飞了过去。袁世凯在会场遭的明枪躲了过去，但当他的改制方案被送到慈禧太后那里后，又遭到了瞿鸿机的暗箭，这一次他没有躲过去。
瞿鸿机对慈禧太后奏道：“责任内阁成立后，一切用人行政大权都由总理大臣会商决定后请旨颁行。太后用人权从此旁落，即使太后放心，臣愚也不能放心，还望太后三思。”
慈禧太后听了瞿鸿机的话，召见袁世凯痛加斥责。袁世凯知道自己中了暗箭，也不做辩解，悻悻地离开北京，回到了天津。天佑袁世凯，正当他惴惴不安时，瞿鸿机自挖坟墓自己把自己给埋了，怎么回事？原来瞿鸿机想痛打落水狗，他把袁世凯射落还不算，他连庆亲王奕劻也参了。慈禧太后正在气头上，也就答应一并将奕劻给免了。瞿鸿机得意忘形，为了让慈禧太后说到做到，就开始画蛇添足。他派自己的门生，把慈禧太后要罢免庆亲王奕劻的消息给散布了出去。英国的《泰晤士报》记者以为抢到了头条消息，就在报上给登录出来。奕劻被罢免成了无人不知的新闻，让慈禧太后气得发抖。常说圣意深不可测，瞿鸿机把慈禧太后的圣意给泄露了出去，慈禧太后怎能不怒？于是，慈禧太后当机立断，把瞿鸿机给撤了个精光，撵他回家养老，永不录用。
瞿鸿机一倒台，袁世凯成了慈禧太后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1907年9月4日，他被正式授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他的职务就相当于现在的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袁世凯入主军机后，加快了立宪政治的步伐。1908年7月8日，《资政院章程》正式颁布，决定在上、下议院一时未成立之前，先设资政院的基础。根据袁世凯的建议，朝廷再度派员赴德国考察宪政，帝国的宪法已在编纂中。20天后，《钦定宪法大纲》正式颁布。大纲以西方三权分立为立政基础，第一次在中国政治上提出限制皇权、否定专制和承认民权的概念，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宪法纲要。同时，颁布的《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宣布中国立宪以九年为期，并正式进入筹备阶段。中国正悄悄地走向君主立宪。然而，11月14日、15日两天，光绪和慈禧先后死去，大权落在了摄政王载沣手里。载沣终于获得了为光绪报仇的机会，在1909年1月2日，以足疾为名将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病，君主立宪就此悬在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