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天滚滚之毛泽东三界封神演义（每日连载中，第一部（上）完结）

常昶昶

宋耀如比孙中山大三岁，1863年2月出生于广东省海南岛东北角频临南海的文昌县。他的祖籍是在内地的山西，明清换代时，因忠于明室，举家迁到了海南岛。宋耀如12岁随舅父出海到美洲谋生活，先到古巴，后又来到了美国的波士顿。宋耀如本不姓宋，因他过继给了舅父，舅父姓宋，他也就姓了宋。宋耀如15岁开始，在美国的海岸警备队缉私艇上当水兵，闲暇无聊时，经常听一个见过林肯的老兵，向他讲述自己过去辉煌的经历。慢慢地也就对林肯崇拜起来，等到他有了钱就买来林肯的传记好好的拜读，于是也就接受了美国的自由民主观念。在当水兵挣了点钱后，退伍入美国田纳西州的万德尔特大学神学院读书，1885年被派回上海为美国的教会工作。1886年他结识了自己的妻子倪桂珍，倪桂珍是明代大学士徐光启的后代，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们二人共生了三男三女，三个女儿分别是大姐宋霭龄、二姐宋庆龄、小妹宋美龄；三个儿子分别是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他的宋氏家族在中国的历史上赫赫有名，今后涉及到谁再作介绍。宋耀如1918年因胃癌在上海逝世，被安葬在郊外万国公墓内。
宋耀如初见孙中山，见他气质非凡、英气逼人，断定孙中山日后必是在中国行云布雨之人，故热情有加，并邀请孙中山到家中设宴畅谈。两个人都是基督徒，又有在美国的经历，都对林肯崇拜的不得了，自然是话题不断、千杯嫌少。当谈到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时，都感概万千，假如中国也有这“三民主义”，试想天下谁能敌？人的灵感就是在闲聊中被激发出来的，正是这次的闲聊，让孙中山决定自己也创造出一个中国的“三民主义”。在谈到孙中山的上书时，宋耀如对孙中山立志改革朝政倍加赞赏，但他也看到孙中山身上还有一些书生气，便以自己对社会的观感告诉他：朝廷不会采纳你的上书，中国需要的不是公车上书，而是需要华盛顿、林肯式的人物。他鼓励孙中山看清中国现实的本质，尝试去进行共和民主革命，宋耀如为孙中山今后的发展指明了道路。

常昶昶

孙中山在6月份的上书果然失败了，他悻悻地从天津回到了上海来见宋耀如。宋耀如就更加希望孙中山改弦易张去学习美国，然后在中国推动民主革命。孙中山正在彷徨之时，接受了宋耀如的建议，决定去美国檀香山找自己的哥哥孙眉。于是，在宋耀如的资助下，于1894年11月初，中日甲午战争正酣之时，离开上海来到了美国的檀香山。在檀香山，孙中山见到了哥哥孙眉，将自己在渡轮上想定的主意告诉给了他：他要在美国成立中华革命党，立志学习华盛顿，把满鞑子驱逐出中原、赶回满洲。
孙眉几年不见孙中山，看他如今不仅是神圣医手，而且还革命满腹，当然高兴，立即对弟弟的想法表示支持。孙眉给孙中山拿了一部分的钱，又把自己在檀香山认识的亲朋好友都请来，把孙中山的意见告诉给大家，要大家鼎力支持。怎么鼎力支持？就是有钱的拿钱，有人的出人，成立革命党没有人不行，孙中山刚到檀香山，谁也不认识，参加革命党的人都是孙眉给拉来的。1894年11月24日，兴中会在檀香山正式成立，参加的会员有129人，制定的誓言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兴中会在章程中抨击了清王朝的黑暗统治，号召革命志士参加革命，挽救危局。
兴中会成立时，中日甲午战争打得正为激烈，日军攻占了北洋海军的要塞旅顺和大连，北京、天津受的震动，形势危机。在上海的宋耀如闻兴中会成立，大喜，立即给孙中山汇去3000元以示支持；这时宋子文刚刚出生，为表示对孙中山的敬意，和对兴中会成立的纪念，就给他起名“子文”。看到国内形危乱，有利于革命，宋耀如就给孙中山发电报，劝他迅速回国发动起义。孙中山采纳了宋的意见，迅速来到香港。临行前，孙眉出售1000多头牛，为他充作义饷。1895年2月，孙中山、陆皓东等人和香港进步社团辅仁文社合作，成立了兴中会的总部，经过研究把誓词中的“恢复中国”改为“恢复中华”。在准备起义的时间内，陆皓东设计出了“青天白日旗”，作为兴中会的旗帜。

常昶昶

经过半年的准备，孙中山与陆皓东等商议在阴历的9月9日重阳节发动广州起义，夺取省城作为革命据点。但是起义前夕，机密泄露参加起义的部分人员，包括陆皓东在内被清军逮捕。陆皓东在审讯庭上直言不讳自己为革命党人，成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第一人。”为纪念他，孙中山将他亲手设计的“青天白日旗”作为国民党的党旗传承百年。此次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影响很大，不仅传遍全中国，连国外的报纸也开始宣传“支那革命党孙逸仙。”从此，孙中山和兴中会的活动逐渐被大家重视。清廷悬赏捉拿孙中山，派出大批暗探跟踪他，又电令各驻外使馆找机会逮捕他。而这就给孙中山在英国引来一场祸事。
孙中山在广州起义失败后，1896年经过香港、日本等地来到了英国。他此次来英国是找自己在香港西医学院的老师康德黎，希望得到老师的支持和帮助。他的想法是：在英国华侨中间宣传革命和募捐，同时设法与英国政府取得某种联系，以获得在香港进行革命活动的立足点。在伦敦，孙中山住在霍尔庞区葛兰旅馆，离老师家波德兰区覃文省街46号只隔了一个街区。凑巧的是，大清驻英使馆就在它们的中间。10月11日是礼拜天，孙中山约好了和老师一起去教堂做礼拜，一大早，孙中山就步行往老师家走。我们知道，伦敦是一个雾都，几乎天天早上起雾。这天早上的雾很大，大雾弥漫开来，整个伦敦街区像被一床棉被裹住一样，对面看不见人。正当孙中山从清廷公使馆门前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拦住了他，在确认他就是孙中山后，又从孙中山两边冒出两个大汉，一左一右地挟住了孙中山，将他强行押进了一幢大建筑物内，这里就是清廷驻英公使馆。
孙中山被绑架了，他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10月12日，他写了一封求援信，折叠成小燕子的形状，从窗口扔了出去。他的这封信被一个给使馆送鱼的孩子捡到了，这个孩子把信交给了他所遇到的第一个警察。这个警察失职了，他没有将这封信当作一回事，孙中山的第一次求援失败了。孙中山在大清使馆被关押了一个礼拜，他一直在做一个英国男仆珂尔的工作，珂尔胆小不敢把话传出去。直到清廷使馆要将孙中山装进箱子里偷运回国，珂尔也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就同意为孙中山送信。孙中山让他把消息去告诉他的老师康德黎，珂尔照办了。珂尔在深夜将孙中山被关压的消息通知了康德黎夫妇，康德黎急了，连夜去找孟生博士。孟生博士是香港西医学院的前任教育长，他也是孙中山的老师。

常昶昶

10月18日又是一个礼拜天，孟生博士建议两个人分头行动：由孟生博士直接去清廷使馆，警告他们不要伤害孙中山，并阻止他们把孙中山运走；康德黎则去《泰晤士报》社，向他们去递交一篇题为《中国使馆之诱捕案》的报道，然后再去苏格兰场警署进行第二次的报案。孟生博士和康德黎的行动震惊了英国政府，英国政府开始过问此事。10月19日星期一，英国首相给清廷使馆发出了一份措辞强硬的照会，要求使馆立即释放孙中山。清廷使馆则百般抵赖，不承认他们关押了孙中山。苏格兰警署就从19日起派了6名侦探，日夜把守公使馆，而且还对公使馆的租船进行了调查。10月22日，《地球报》、《中央新闻报》、每日《邮报》，分别以“公使馆之拘囚”、“可惊、可骇之新闻”、“革命家被诱捕于伦敦”等醒目标题将事件的内幕公布于众。
整个伦敦沸腾了，愤怒的市民包围了公使馆，警告公使馆若不立即释放孙中山，他们就要冲进去解救他！10月23日下午4时30分，清廷使馆迫于伦敦市民的压力释放了孙中山，当孙中山从使馆走出来时，他成了英雄，他的名字由英国伦敦走向了世界。一年前，香港的《德臣西报》还在批评孙中山，他们将广州起义的失败归咎于中国缺乏革命领袖，此时，他们开始赞扬孙中山，说他是一位非凡的、能使国家复兴的无愧于自己民族事业的领袖。

李听圃

重温这段历史，也读到许多的过去的不知道的史实，作者的观点具有独立性，对袁氏民国早期的作用的评介值得重视和研究，对清朝历史轮回的评价很有意思。作品已引来各方注意。

常昶昶

李听圃 发表于 2014-12-3 10:22
重温这段历史，也读到许多的过去的不知道的史实，作者的观点具有独立性，对袁氏民国早期的作用的评介值得重 ...

呵呵，这不过是还原了历史的真相。如果您看到了后来关于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的真正思想历程和历史，这只不过是小巫而已。

李听圃

好，继续关注。

筱欣奕奕

请教常老师，孙中山弃医从政，康有为的影响起了很大作用吗？鲁迅、郭沫若又为什么都弃医从文呢？

常昶昶

筱欣奕奕 发表于 2014-12-3 19:57
请教常老师，孙中山弃医从政，康有为的影响起了很大作用吗？鲁迅、郭沫若又为什么都弃医从文呢？

康有为对孙中山从政起了启发的作用。鲁迅弃医从文，他自己说的很明白，他是因为在日本看了一个电影，在电影中，在日俄战争中为俄国人当间谍的中国人把日本人处死了，所以他决定唤醒中国的民众。至于郭沫若，他似乎不是学医的吧。

筱欣奕奕

常昶昶 发表于 2014-12-3 20:47
康有为对孙中山从政起了启发的作用。鲁迅弃医从文，他自己说的很明白，他是因为在日本看了一个电影，在电 ...

民族大义，救死扶伤，后者在前者面前会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吗？学医从医这么多年怎么舍得放弃呢？我的格局小了，至今还体会不了他们的心境～

常昶昶

筱欣奕奕 发表于 2014-12-3 20:59
民族大义，救死扶伤，后者在前者面前会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吗？学医从医这么多年怎么舍得放弃呢？我的格局小 ...

一者为大义；二者也是个人的天分。有心无力也不行。一切都是命运使然，怪不得自己的。

常昶昶

   二十二
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中国人民在提到这一点时，往往只着重于他在民主共和革命这个方面的先行，其实他的先行更在于他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共和革命，比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形成还要早一步。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是在美国的檀香山和英国治下的香港形成的，他目睹了英美的文明和进步，看清了中国的野蛮和落后是由满清的封建统治造成的。因此，他除了有一个自己人生的目标是学习华盛顿外，还有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建国标准那就是像美国一样。在中国的内部，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还没有资产阶级革命的要求，中国并没有孙中山进行革命的土壤。
但孙中山并不知道，中国没有使他成为华盛顿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经济基础。中国没有支持他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这里他只找到了一个陆皓东，而且还死了；再一个是宋耀如，可他也不是靠中国社会和政治、经济基础生活的，他靠的是美国。因此，在宋耀如的身边没有一个支持民主共和革命的实业界力量。孙中山在中国国内既找不到参加他革命的力量，也没有他进行革命的金钱来支持，知道他为什么从不在中国国内进行革命的原因了吧？正因为如此，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开始就天生不足，一方面他在海外闹得天响，另一方面在国内却默默无闻。这种局面就造成孙中山把中国民主共和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美国或日本人对他支持上，从而让孙中山一生的革命一波三折、命运多舛。
在中国有一个世界独有的现象，这就是工人阶级不论在哪个资本家手下做工，都是被压迫的对象，他们都有共同的政治诉求，而压迫他们的资本家和中国的资产阶级，则是分崩离析的。资产阶级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环境里，各自的目标不同、追求的利益不同，在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中，不仅没有给予强有力的支持，而且还成为孙中山的反对派和对立面。在孙中山进行革命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大致可以分为四个类型：
第一个是纯粹外国资本家的资产阶级，他们在中国最早形成，掌管着中国的经济命脉；第二是买办资本家形成的资产阶级，他们同外国商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他们的机器设备来自于国外，生产技术依靠“洋匠”，“洋匠”就是洋工程师；经营管理借助外国工厂的经验，甚至生产原料、产品销售、资金筹集也离不开外国资本家。他们在中国人面前狐假虎威，同外国资本家沆瀣一气，欺压自己的同胞；第三个是官僚资本家形成的官僚资产阶级，这一部分人是封建社会里的商人、地主和官僚转化过来的。他们最早接触近代机器工业，发现了机器大生产的优势，利用手中的资金和与清政府深厚的官方背景，在洋人开矿办厂的浪潮中，也就顺势投资近代工业，开始向资产阶级转化。官僚资产阶级的封建性极为浓厚，他们开办工厂、矿山由清政府出面保护，本身就利用了政治特权。一些没有政府背景的商人、资本家，由于也要仰清政府的鼻息，为提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也纷纷捐买官衔，挤进官场；第四个就是民族资本家形成的民族资产阶级，他们主要形成于甲午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危机的加剧，一部分接受资本主义思想的爱国商人，纷纷投资实业，企图以实业救国。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里面是一个受压迫的阶级，知道了这一切，才能知道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是什么。

常昶昶

在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中，有这么几个代表性的人物不能不提。第一个是张之洞。他在1880年升任内阁大学士兼礼部侍郎后，看到西方科技发展很快，便联想到中国要富强，就得学习西方；自己要想在满清朝廷中出人头地，就得利用西方的先进技术治理好自己的管区、增强自己的实力。所以，在他放任山西巡抚不久，立即设立洋务局，并邀请传教士李提摩为顾问，高薪聘请洋科技人才，着手修铁路、开矿、办学，开发山西。后来他升任两广总督，经常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打交道。公元1886年，他花白银4.86万两购进一套枪弹制造设备，于次年在广州番禺县创建枪厂；不久，他调任湖广总督，又筹建了从卢沟桥到汉口的铁路，兴办了炼铁厂和汉阳兵工厂，所有这些实业的创办，都促进了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当然，他也在自己的实践中，发现了清政府这个上层建筑，正在严重地制约着经济的发展。所以，他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主张维新变法。他支持过康有为，也参加过强学会，还为康有为办报提供了大量的经费支持，梁启超在上海办的报纸靠的就是他出的钱。但他和袁世凯一样，反对康有为的行事方式，康有为的变法是失败了，不过康有为的思想却被官僚资产阶级继承了。慈禧太后从1901年开始推行的新政，就是康有为维新变法的继续，这里面不能说没有官僚资产阶级的功劳。
第二个不能不提的是袁世凯的老师、清末的最后一名状元张謇。他在南通兴办了大生纱厂，继而又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航运公司，并经营两淮盐场以及学校等公众事业，到了辛亥革命前夕，他已拥有投资企业27个，资金约有4000余万，成为驰名全国的“财神”。他在政治上是立宪派的代表人物。1903年他曾出访日本，与梁启超结识。梁启超这时已经是一个立宪派了，这是他在研究日本政体后思想的进步。张謇接受了梁启超的君主立宪思想，开始在国内宣传君主立宪，逐步地袁世凯、汤化龙等也成了立宪派，当然，他们也就由封建的文人或武人变成了资产阶级改革的渐进派。张謇为两江总督魏光焘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草拟了立宪奏折，翻译了《日本宪法》等书，分送给朝中政要，并密送宫中12本。君主立宪在张謇的大力宣传和推广下，迅速成为官场的主流舆论。他也因此被推举为江浙预备立宪会副会长、江苏咨议局议长，当全国各省咨议局联合发起立宪请愿活动时，载沣对他们虚与委蛇、百般阻挠，但对张謇所代表的江浙财团却另眼看待。为什么？因为他的身后代表的是钱。张謇对孙中山不感冒，但钟情于袁世凯，他相信袁世凯的能力，更看重他手中军队。因此，在张謇的影响下，中国境内的有钱人都支持袁世凯，孙中山在他们那里没有市场。

常昶昶

第三个不能不说的是盛宣怀。盛宣怀26岁给李鸿章当幕僚，以官督商办的形式经办轮船招商局、中国电报局、华盛纺织总局、汉阳铁厂、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通商银行等一系列近代企业。盛宣怀是个官僚兼买办的人物，他有一句口头禅叫做“无私不谈公。”在他担任邮传部大臣任内，他要牺牲川、鄂、湘、粤诸省商民投资在川汉、川粤铁路上股份的利益，将铁路权拱手让与帝国主义，激起了辛亥年全国的“护路运动”。他出卖主权借外债用来弥补自己的私人漏洞，被国人咒骂为“卖国贼”，他在国内呆不下去了，跑到了日本避难。辛亥革命后，为保护自己在湖北的财产，在孙中山为钱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提出以汉冶萍公司与日本人合办，由日本人给孙中山贷款500万日元的办法，把孙中山也拖入了汉奸、卖国贼的行列，逼得孙中山不得不辞去大总统以谢罪。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总的来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力发展，得力于袁世凯当直隶总督后推行的新政，因此，民族资产阶级支持袁世凯也是很自然的。孙中山的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长期以来，就是他一个人的革命，他非常渴望中国国内的知名人士能参加他的兴中会，与他并肩战斗。他也不想自己一个人老在海面上，面对着狂风巨浪去宣传他的革命，他需要去陆地上、去民众中间找到自己的同志，去发展革命的力量。因此，当1898年康有为因为变法失败逃到日本后，便满腔热情地找到他，想要联合康有为共同革命，并提出只要康有为放弃保皇，就愿意说服自己的同志接受他的领导。
康有为自1895年“公车上书”后，便成了百分之百的“帝党”中坚。尽管维新失败，但他仍以光绪为自己的主子。在他逃亡日本前，还拜见了光绪，光绪让他把一大批的清廷官服带到日本，为大清在海外发展有钱人当大清官员。康有为说光绪还给他下了一道密旨，敕封钦差大臣，让他有了势力后就回国解救光绪，他来日本就是要发展保皇党的力量。面对孙中山的邀请，康有为多了个心眼，对孙中山说可以合作。孙中山一高兴就把自己在檀香山、香港、及南洋等地兴中会分部的地址告诉了康有为。以圣人自称的康有为开始做小人了，他派自己的党徒去抄了孙中山后路，打着“保皇为名、革命为实”的幌子，骗取了兴中会同志的信任，不仅把兴中会员变成了保皇党，还把孙中山好不容易筹到的钱给卷走了。康有为的这一招连檀香山的孙眉都上当了，让孙中山辛辛苦苦5年建立的各地组织，在一夜失去。再看康有为的保皇党分部，则一夜之间在美国和南洋各地建立起来。康有为这一下彻底惹怒了孙中山，从此，两人之间进行了长期的论战。不过，孙中山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恢复自己在各地的组织，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力量和康有为论战。

常昶昶

孙中山要在海外发展革命党，不啻于大海捞针，可以说是艰难辛苦，把能想到的办法都想了。1896年孙中山到美国发展革命党，在从6月到9月的三个月中，他由西部的旧金山走到了东部的华盛顿，凡是有华人的地方，他都去到了，可以说是磨破了铁鞋、跑断了腿，然而响应者却寥寥无几。孙中山困惑了，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就请一个华工吃饭，希望他指点迷津。这个华工告诉他，在美洲大陆的华侨十之七八、九都参加了洪门，他如果置身洪门之外来发展革命党，那就是瞎子点灯白费蜡。洪门，孙中山曾听说过，但没有做过详细的了解，看来必须对洪门好好的了解一番了。
洪门原是郑成功所创，三合会与三点会都是它的分支，在广东称洪顺堂，在福建叫青莲堂。太平天国起义，洪门义士纷纷参加，失败后，太平天国的余部流亡海外。相传平南王黄德滋出走澳大利亚，辅王杨辅清去了美洲，这便是海外洪门的起因。洪门的秘密口号是：“明大复心一”，反过来念就是“一心复大明。”从国内到海外，洪门反清复明宗旨是一脉相承的。19世纪中叶以来。美洲洪门组织粉粉建立，从西部的旧金山到东部的纽约、华盛顿，中部的芝加哥至南部的休斯敦、迈阿密等30多个城市都先后建立了洪门组织，单旧金山一地就有致公堂、保安堂、聚良堂、肃公堂等24个秘密团体，全美成员多达10万之众，大多在致公堂名下，因而致公堂位列各秘密团体之冠。
孙中山看到洪门弟子的反清意志坚决，爱国意识尤盛，虽然带有浓厚封建宗法统治的组织形式，但是，从革命大局出发，他仍然决心加入洪门。1904年1月11日，孙中山39岁这年，由洪门大佬黄三德具函，在檀香山致公堂国宴会馆加入了洪门，并被任命为“洪棍”，即先锋、元帅的意思。孙中山获此重要职务，位列首领之列，由他分管致公堂的机关报《大同日报》。孙中山经过周密的思考，改组了《大同日报》的编辑部，提出以“本堂‘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还在章程中旗帜鲜明地反对保皇派，孙中山有实力同康有为开战了。接着，孙中山又发动10余万洪门会员重新举行登记，并与黄三德一起出游各埠，宣传、演说，使不少的洪门弟子，甚至是连部分保皇党人都转向了革命。
孙中山革命的主要支持者在国外的华侨中间，这些人普遍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影响，面对大清朝的封建体制和腐败无能皆痛心疾首。资产阶级民主共和革命的气芬在国内逐渐浓厚起来，1901年慈禧太后开始推行新政，国内的政治环境逐步活跃，尤其是《辛丑条约》让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使一些爱国知识分子最终认识到，只有推翻满清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腾飞和自强。这时，大批的军政学堂、警备学堂和法政学校的开办，更使社会的中下层官僚与军、警两界都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教育，让民主共和迅速在人民中间扩散。因为，这些学校大都是由外籍教师直接授课，袁世凯开办的各类型学校，都是这些外国人宣传、介绍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和民主思想的阵地。由袁世凯施行和推动的新军训练、警察训练都在培养着反清的革命者，因此，清末的武备学堂和各类学校，都是黄埔军校的榜样，它们都在培养自己的保卫力量时，也培养了摧毁它的力量。

常昶昶

黄埔军校在培养了大量的国民党高级军官的同时，也培育出了像林彪这样的共产党的元帅。同样，清末的武备学堂在培养了大批清军军官的同时，也培养出了大批的试图推翻清廷的革命人才。保定学堂的蒋介石、云南讲武堂的朱德，就是袁世凯培育出来的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副产品。废除科举、举办西式学堂、鼓励出国留学则是在直接培养革命者。那时，在小学读书的学生，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后来都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那些读中学的学生，如蔡锷、朱德、蒋介石等则在他们的青年时期参加了孙中山的民主共和革命；那些出国留学的学生，如黄兴、汪精卫、宋教仁等则成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那些没有成为革命家、军事家的留学生，后来不是成为了思想家，就是成了科学家。为什么这个时候伟人如井喷？道理很简单：大家需要新知识和新思想，但没有框框限制，只要是我们没有见过的，不关好坏你都可以尽情地去学。那个时候政府没有限制，社会上没有指导你应该学什么的大师，学什么全凭自己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它可以把你带向成功的最高峰。知道了吧，这就是慈禧和袁世凯对我们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
革命青年邹容在1902年以通俗而犀利的文笔写了《革命军》，揭露了清朝的黑暗统治，热情呼唤“开创中华共和国”，可惜他英年早逝，未能继续参加领导民主共和革命；章太炎则在《苏报》上发表文章，尤以《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影响最大，驳斥了康有为对革命的污蔑，揭露了他保皇、反对革命的真面目；还有同样被天妒英才的陈天华，他写的《警世钟》、《猛回头》，指出了清政府卖国的本质，号召人民起来反对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在他们的号召下，中国国内的革命浪潮风起云涌。
黄兴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在1904年2月与陈天华、宋教仁等在长沙组成华兴会，以“驱逐鞑虏，复兴中华”为政治主张，设立同仇会作为外围组织，以方便联络会党；1904年冬，江浙的知识分子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组织成光复会，以“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重建新国，图共和之新政”为宗旨；1904年7月，吕大森等在武昌成立科学研究所，以研究科学为名，利用合法身份，从事新军工作，以“革命排满”为宗旨，联络新军中的骨干力量，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中国国内革命团体的纷纷出现，及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为孙中山创造一个全国性的统一革命政党提供了条件。

常昶昶

1905年6月孙中山从欧洲回到日本，经日本友人宫崎寅藏介绍认识了黄兴。7月就开始与黄兴、宋教仁等人，讨论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复兴会以及其他革命团体，成立统一的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的问题。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召开成立大会，内地的18个省除甘肃没有留学生外，其他各省都有代表参加，与会代表100多人，大会通过了《中国同盟会章程》，推举孙中山为总理；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纲领；设同盟会总部于日本东京；按“三权分立”原则，设立执行、评议、司法三部，海外及国内各地设立支部；出版《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1905年11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上，将同盟会的政治纲领概括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经过11年的实践，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正式成形。这个“三民主义”来源于林肯的“三民主义”，但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尤其是“平均地权”，这是中国的特色，地权问题只有在中国才是革命的主要问题，经过不断地革命实践，孙中山明白了这个道理。那么当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民族主义，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基本内容，即以革命手段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为民族独立和繁荣昌盛的中国。这是历史书上的解释，孙中山的真实目的也就是把满清赶回满洲，就像大明把大元赶回蒙古草原一样。所以，孙中山在这里用的是“驱逐”，而不是推翻或消灭。这有什么区别吗？当然有，在孙中山的眼里东三省就是满清的地方，不是中华的地方。知道为什么国民党把东三省丢给日本人，一点也不可惜的原因吗？根子就在这里；民权主义，以“建立民国”为基本内容，主张以国民革命推翻专制主义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孙中山道：“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府，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就算是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他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实现在《同盟会宣言》中规定的：国民应享有参与政权的权力，大总统由国民选举产生，议会由国民选出的议员组成，宪法由议会制定，人人共守、实行共和的政体。这是孙中山的真实思想，他的这个思想在17岁时就确立了，他就是要做华盛顿；民生主义，以“平均地权”为基本内容。孙中山希望限制地主阶级垄断土地，这是他从小就立下的志愿，因为他的家就是因为没有土地，才会那么的穷。“三民主义”的提出，让孙中山由一个革命家，升华为一个思想家和一个政治家。这就使他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革命领袖，成为独一无二的伟人。

常昶昶

同盟会在成立后，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是布满着荆棘的。其中最大的荆棘，不是来自于国内握有枪杆子的清政府，而是来自于康有为保皇派在思想体系上，给国人和海外华人带来的思想混乱和是非不清。早已对康有为怀有怒气的孙中山，和康有为、梁启超在1905年到1907年，展开了一系列的论战。梁启超认为，民族革命是无的放矢，是愚不可及的狭隘民族主义和种族复仇主义；孙中山则认为“排满”不等于仇视满族，而是反对以满洲贵族为核心的清朝统治者，只有“满洲去，才能中国强”。康有为认为中国只能实行“开明专制”而不能实行民主共和，社会发展应由“据乱世”到“开平世”、达“太平世”。梁启超更认为，国人没有实行民主政治的能力，更没有作共和国的程度和资格；孙中山则根据西方资产阶级天赋人权学说，指出民权的兴起是不可遏制的时代潮流，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是大势所趋。梁启超是有钱人的子弟，他激烈反对平均地权，公开指责这是违背社会经济的自然法则，是“欲夺富人之所有以均平民”，以博得“下等社会之同情”，是煽动赌徒、乞丐等起来暴动。孙中山就认为“一国之地，当散之国之民”，使农民摆脱地主强权的压迫和剥削，实现“人权的平等”。
当孙中山还在海外和康有为打口水战，相互攻讦之时。资产阶级的立宪派如：武汉的汤化龙、江浙的张謇在全国来回奔走呼吁，推动清政府实行立宪，并在四川掀起了巨大的保路风潮，接着引爆了武昌城。武昌起义，桃子熟了，黄兴、孙中山急急忙忙地返回国内摘果子。

李听圃

一场风起云涌的民主革命，在中国大地兴起，风云激荡，豪雄并起。孕育了一个新的政体即将诞生。

常昶昶

李听圃 发表于 2014-12-4 10:21
一场风起云涌的民主革命，在中国大地兴起，风云激荡，豪雄并起。孕育了一个新的政体即将诞生。

是啊，可是这个新政体到底怎么样呢？请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