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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敦煌佛教与魏晋玄学（散淡道人） [打印本页]

作者: 散淡道人 时间: 2014-12-30 12:50
标题: 敦煌佛教与魏晋玄学（散淡道人）
[b][size=4]敦煌佛教与魏晋玄学（散淡道人）[/size][/b]

魏晋玄学，一言以蔽之即是儒释道之调和之学。近人汤用彤汤一介对此研究颇深。愚以为在政治高压势态之下，种种畸形之文化生态文化状态文化形态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尤其中国传统士人在朝希望亨通显达，在野希望皇帝关注，要想做个真正的隐士真如凤毛麟角，除非出家做个真正的和尚或道士，但是现实中能做道士和尚的又有几人不关心朝政不关心财富不关心名誉地位的呢？真真是太难太难了。
嵇康赴死，阮籍纵酒，向秀缛节，山涛敛财，等等等等，都不过是严酷政治环境下不同士子的无耐选择罢了，当然其中能够看出个人对于生死名利的态度，但无论如何这些士子改变不了当时的政治气候，更没有勇气揭竿而起进行反抗了。
魏晋玄学，即是在秦汉不断强化的封建王权封建专制环境下，儒道合流之后仍然寻找不到出路，佛教东渐呈现膨胀的趋势下，士子学人寻求另一种精神解脱的时候出现的。道家以无为逍遥致虚守静为务，儒家以积极入世辅佐王业为务，唯有佛家以寻求解脱无谓空有而得其时，遂使士子学人趋之若鹜，但为了维护所谓儒家正统，又不肯放弃孜孜以求的名士节操出家求道遁入空门，于是乎整日不是清谈养生，就是啸傲林野，一句话---还是放不下名闻利养，放不下人世间的爱恨情仇儿女情长，在当时的环境下真正能够做到隐逸的人，恐怕只有陶渊明一人而已。“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秦汉直至魏晋长达500年的时间跨度中，有几人能够像陶渊明一样悠闲自适的生活呢？那些自称高士名士的知识分子，如王羲之阮籍之流不过是借酒浇愁，石崇山涛不过是敛财高手，向秀山巨源不过是阿谀谄媚之徒而已，比之陶公又何其自惭形秽无地自容耶？
佛教最早大约是从公元一世纪东汉明帝时期正式传入中国的，洛阳白马寺即是明证。其实早在秦朝初年就有西域大德高僧前往秦地传教，限于当时的条件没有建立寺庙翻译佛经。当魏晋之际，佛教东渐趋势明显，尤其敦煌位于东西文化交流要道，丝绸之路必经之地，莫高窟对于佛经的写经翻译出乎人们的想象，早期的袄教拜火教摩尼教景教等纷纷退场，唯独佛教一枝独秀。佛教对于虚无空假的解释和理论，对于魏晋士子学人正如久旱逢甘霖，如此遁世的学说学问闻所未闻，于是乎或埋头研习或求法问道或山林吟啸，结合秦汉以来儒道的经史之学，许多学者开始思考研究，裴頠的《崇有论》，嵇康的《养生论》，向秀的《难养生论》，郭象的“独化论”，陆机的《文赋》纷纷登场亮相，一时间“玄学”这个中国文化怪胎就此诞生。
综合来说，“独化于玄冥之境”的命题概括了多层次的含义，将现象与本体、个体与整体、多元与一元、对立与统一之间的种种复杂关系圆滑地解决。玄冥之境不再独化之外而就在独化之中，整体的和谐是以个体的和谐为前提的。个体“各然其其然，各可其所可”，自为无羁即可达到和谐。因道中有相因之攻，必将协同个体之自为而“道通为一”。其中的理想成分不言自喻。其思想在政治上的表现即强调君主的“无为而治”，不可因一己私立而破坏相因之功。郭象的独化论复归于玄学的主题，着眼于自然与名教的结合，而重点在于阐述一种内圣外王之道。所谓独化，意思是“物之自耳”“独生而无所资借”。每个具体的事物虽然都按照自己特有的性分而独化，但并不是彼此孤立，互不相涉，而是结成一种协同关系，在玄冥之境中得到和谐统一。各个事物都是自为，以自我的性分为轴心，不依赖于外在的条件；同时，在事物的自为中，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相为的作用，这种“相与于无相与，相为于无相为”的关系就把整个世界组成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统一整体。郭象高度赞扬独化的“相因之功”，称之为“卓尔独化”，并且指出由独化必然通向玄冥之境，即由个体的和谐达到整体的和谐。从这一角度而言，独化论尤其是其中的“相因论”，旨在解决西晋当时个人与群体之矛盾，指出个人与群体虽有对立但本质上是可以和谐为一体的。
从两汉到魏晋，士人的心态经历了若干次大转换，疯狂的面孔也随之有增有减。其间有个不断浮现的焦先的故事。焦先的事迹最早出现于晋人陈寿所著《三国志·管宁传》中刘宋时人裴松之注引的《魏略》，其后出现于晋人皇甫谧所撰《高士传》中，晋人张华《博物志》亦载其事，至东晋葛洪《神仙传》完成了其最后的变形。《魏略》中所描述的焦先，经历了“正常人”“狂痴人”“隐者”三种形象的演变。 “或问皇甫谧曰：焦先何人？曰：吾不足以知之也。考之於表，可略而言矣。夫世之所常趣者荣味也，形之所不可释者衣裳也，身之所不可离者室宅也，口之所不能已者言语也，心之不可绝者亲戚也。今焦先弃荣味，释衣服，离室宅，绝亲戚，闭口不言，旷然以天地为栋宇，然合至道之前，出群形之表，入玄寂之幽，一世之人不足以挂其意，四海之广不能以回其顾，妙乎与夫三皇之先者同矣。结绳已来，未及其至也，岂群言之所能仿佛，常心之所得测量哉！彼行人所不能行，堪人所不能堪，犯寒暑不以伤其性，居旷野不以恐其形，遭惊急不以迫其虑，离荣爱不以累其心，损视听不以污其耳目，舍足于不损之地，居身于独立之处，延年历百，寿越期颐，虽上识不能尚也。自羲皇已来，一人而已矣！”“ 时有隐者焦先，河东人也。魏略曰：先字孝然。中平末，白波贼起。时先年二十馀，与同郡侯武阳相随。武阳年小，有母，先与相扶接，避白波，东客扬州取妇。建安初来西还，武阳诣大阳占户，先留陕界。至十六年，关中乱。先失家属，独窜於河渚间，食草饮水，无衣履。时大阳长朱南望见之，谓为亡士，欲遣船捕取。武阳语县：此狂痴人耳！遂注其籍。给廪，日五升。后有疫病，人多死者，县常使埋藏，童儿竖子皆轻易之。然其行不践邪径，必循阡陌；及其捃拾，不取大穗；饥不苟食，寒不苟衣，结草以为裳，科头徒跣。每出，见妇人则隐翳，须去乃出。自作一瓜牛庐，净扫其中。营木为床，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时，构火以自炙，呻吟独语。饥则出为人客作，饱食而已，不取其直。又出於道中，邂逅与人相遇，辄下道藏匿。或问其故，常言：草茅之人与狐兔同群。不肯妄语。太和青龙中，尝持一杖南渡浅河水，辄独云未可也，由是人颇疑其不狂。至嘉平中，太守贾穆初之官，故过其庐。先见穆再拜。穆与语，不应；与食，不食。穆谓之曰：国家使我来为卿作君，我食卿，卿不肯食，我与卿语，卿不应我，如是，我不中为卿作君，当去耳！先乃曰：宁有是邪？遂不复语。其明年，大发卒将伐吴。有窃问先：今讨吴何如？先不肯应，而谬歌曰：祝衄祝衄，非鱼非肉，更相追逐，本心为当杀牂羊，更杀其羖羊历邪！郡人不知其谓。会诸军败，好事者乃推其意，疑牂羊谓吴，羖羊历谓魏，于是后人佥谓之隐者也。议郎河东董经特嘉异节，与先非故人，密往观之。经到，乃奋其白须，为如与之有旧者，谓曰：阿先阔乎！念共避白波时不？先熟视而不言。经素知其昔受武阳恩，因复曰：念武阳不邪？先乃曰：已报之矣。经又复挑欲与语，遂不肯复应。后岁馀病亡，时年八十九矣” 。
不难发现，佯狂在中国历史中屡见不鲜。阮籍等人的佯狂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现实的活着，比嵇康的慷慨赴死恐怕更难。为求得全性命于世，士子学人不是向权力低头，便是采取不问政治的消极做法，表面看来逍遥快意，实际在内心深处仍苦闷烦恼，甚至依然向往权力中心，寻求高官厚禄。一旦政治过问某人，为了回避矛盾，不得已采取佯狂行为，作为不合作之借口。从行为学分析，觊觎权力者，必为权力所困；逍遥遁世者，苦于不能作为。魏晋玄学为当时面临两难选择的世人，开具了一副药方，这一剂苦药并不适合所有的士子学人，嵇康没有选择逃避，最终司马氏杀鸡给猴看，令其他还苟活的人们感到了恐惧。看来一旦把刀架在脖子上，所有的人性弱点都会暴露无遗。再好的玄学不过都是装点门面的遮羞布罢了。（本文参考罗宗强《魏晋玄学与士人心态》和叶盈《疯狂的多重面孔--试论汉魏时期的疯狂》撰写）

作者: 东方欲晓ab 时间: 2014-12-30 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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