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片“竹林”，七个“闲人”（11）》

闲散之人

                                                     《那片“竹林”，七个“闲人”》

                                                                                                         

                                                                                                              笑谈竹林七贤

   

       有关魏晋风骨的话题，相对来说比较纠结，因为要把它说透说清楚，显然不是只言片语就能解决的，魏晋时代也算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对比较特殊的时代，所以特殊，是因为为什么会在这个时期出现那么多所谓的“清雅之士”，他们对所处的时代，所面对的人生，有着无比清醒的认知，却很多人选择了“避世”，选择了“逃避”，其实这种躲逃，完全是一种形式上的东西，在我看来，他们实际上从来都没有，也不打算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他们如今存留的文字，所透露出的风骨风貌，其实就是最真实的写照。

   

      人是社会属性的动物，不可能离群索居，不排除个别极端分子，多数人不会选择这样的路。距今不到二百年在美国，一个叫梭罗的人，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自己在一座小湖边上，搭建了小木屋，过着一种貌似游离于社会之外的生活，然而，今天我们读《瓦尔登湖》却不能不叹息，原来梭罗的心从来没离开过世俗的世界。

   

      后来晋人陶渊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其实也是没有离开这是世俗的社会，不过是换了一种人生的活法而已。

   

       魏晋时期的文人志士，大都心怀报国之志，忧国忧民，叹息时运，渴望建功立业。这样的思想，尤以“建安七子”的诗文最为突出。所谓“诗言志，歌咏言”。“风清骨骏”即文情并茂的、结构严密的、刚健朗畅的美“，这才是后世人所乐道的魏晋风骨。也就是一种个性的主张。而在后世的社会实践中，“志”的内涵逐渐开始包含有儒家的道德内涵，而个性化的含义越来越少。

   

       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竹林七贤们的乐趣肯定不在于是否有几次私人性质的聚会，或者在没有竹子的“竹林”里发牢骚，骂司马氏。即便是落拓不羁的嵇康，装疯买醉的阮籍，甚至是谨小慎微的山涛们，内心肯定都有过属于自己的波澜壮阔。只不过，一千多年过去，纵然我们可以穿越，也实在很难清晰的把握住这些人最真实的心理动态了。

   

       善哉啊山涛（3）

   

       竹林这七个“闲人”之中，山涛是唯一的一个长寿者，是一个得“善终”的人。我一直觉得这与他的聪明和心机有关。在翻脸比脱裤子还快，喜怒无常的司马氏集团里供职做事，就算和司马家稍微沾一点亲，带一点故，但是，那时候亲兄弟，亲父子都能兵戎相见，水火不容，那点八竿子挨不着的亲戚里道，能起多大作用呢？

   

       说来说去，还是一个观点，那就是山涛是一个见得大场面，并能游刃有余的把握自己的人。用时下的话说，是一个很称职的“国家公务人员”，即便是官位不小了，也为人低调，内敛，工作却毫不含糊。所谓伴君如伴虎，何况是伺候司马昭这一路的人，司马昭身边绕着的许多“钟会”这样的谗言小人，稍微露出破绽，就可能惹来杀身之祸。而纵观山涛，虽大器晚成（指做官），却能从容周旋于官宦之中，让各方对他都说不出不好听的，这大概就是为官之道了。山涛公元246年才出来做官，那一年他已经四十一岁了，熬到这个年纪才当了“公务员”，说实话有点惨。而且这次当官的时间很短，不久他就逃走了，不干了。为啥逃走，显然是山涛感觉到了一种政治危机。这一逃就是数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同嵇康，阮籍等人同游竹林，清谈老庄。在隐居几年后，山涛再一次复出。在他此后三十多年的官宦生涯中，他权高位重，深受司马家族的倚重，但他并没有像当时石崇、王恺那样，敛财斗富，生活奢靡。而是雅操清明，精竭虑为朝廷选拔人才。

   

       至少山涛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启示，尽管他是在一个阴谋利益集团里供职，但他的所作所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也对得起司马氏集团给他的那份属于他应当得到的俸禄，保持一份人性的崇高和凛然，山涛做到了。回望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拷问我们的“国家公务人员”，可曾有山涛这般操守呢？

   

      公元281年，已经七十七岁高龄的山涛，再一次提出辞官，说实话，他确实干不动了，这把年纪早就应当卸甲归田，颐养天年，含饴弄孙，却还要为国家操劳，替皇帝分忧，实在难为山涛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人对权力的迷恋和追逐，很少有人真正能做到淡薄名利的，就算今人七八十岁还混在某要职上也不是什么意外。山涛则不同，他是一心要离开，从四十一岁出仕，到七十七岁“退休”，山涛可以这样说，他把他后半生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事业上去了。在他反复上表苦辞之下，晋武帝司马炎才答应让他回家休息。

   

       不论后人如何用什么样的语言去点评山涛，有人甚至以为他投身司马氏有点求荣的味道，我不这样认为，在我看来，把山涛放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看一看，他对社会的贡献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远比醉卧竹林、博得一些清誉有意义得多。

   

       山涛在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的三代政权里做官，成为司马氏政权的中坚力量，他选取了大量人才，且选贤任人，对己约束很严，从不授受贿赂，在那时乌烟瘴气的政治背景下，很是难得的。这当然对当时社会有很大的作用，可是，杯水车薪，怎么也是改变不了整个社会的将衰的进程。历代正统文人对他非议不小，七贤中, 就他和王戎是备受争议的，而且还各有道理的。其实，这样的批评指责，也难免失了公平，因他在为官期间，并没有迫害别人的记载，也没杀害过正直之士。他与阮籍嵇康不同，他的一生很少有反司马氏思想，反而紧密的围绕在司马氏政权左右，并成为司马氏晋王朝的开国功臣。

   

       这大概是人生的一种志向和选择吧。山涛真的是逍遥者吗？严格的来说，他算一个边缘的逍遥者，他绝不能算那种虚无的完全忘记自己形态的逍遥者，顶多算是一个有大隐者风度的彬彬君子。

   

       中国文人，舞文弄墨，说到底都是为了有所为，有所图的。当官，当然是最好的途径了。但是由于中国文人的多元特质，精神世界的忧患意识与幽独的情怀，往往是当官的最大障碍。宁愿干好事情，宁愿独自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把所学之志赋予理想化的境地，结果可想而知，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当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得不到青睐或者施展的时候不是被别人排挤打倒，就是被自己苦闷的不行。于是遁于山水之中，沉溺于杯中之物。

   

       这里所说的忧患，到底是一厢的情愿多些，一味的倔强多些。不为利禄所动，自持一份清高，不为强权所撼，可周围的情势不是这样的让你坚持自己，你就要塌下,就要粉碎,于是所有的政绩愿望，统统让给了反对你的人，输给了反对你的集团。你呢?要么干脆离了困惑的忧患，远了做官的理想，要么屈从于现实，不情愿的妥协，或者干脆沉落为利益集团的帮凶和沆瀣一气者。

   

       其实，文人在面对这样的情况往往有三个选择。一者继续做官，不可为而为之，倒是也感觉到改变了一些做人做事的方式，也有利于自己志向的展开，于是自我的忧患饱含着沧海桑田的苦痛。

   

      二者辞官回家，养我之年，时常回忆的壮怀，嘘叹人生无常,甚至怀疑起来当初的读书识字所为何来，有的假装忘怀了官场的欺诈与变数，开始寄情山水，等待时机，后来老了，也没有起色的任用，人老垂死矣，尚能再东山乎？有的似乎真正的忘记了所有的前途，把自己笼罩在一山一水的同游中，自守的愿望独钓着岁月的苍老，奈何无情的时间,也会吞噬着逐渐衰弱的灵魂，直到苟延残喘的将死。

   

       三者，恐怕是熟知这样的个人之间互换的轮回，如同朝代更替般死了又生，历史的演进在证实着活着人艰难选择的困惑，荣誉也罢，败死也罢，能够有自己独立的姿势最好。局势好了，可以出来做官做事,局势不好了，干脆溜之大吉，你闹你的，我玩我的，如果局势转变有利，再出来做官晒晒太阳也未尝不可的。这样的人往往是个彬彬有礼的君子，谁也不得罪，谁也不欺压，真的能做一些好的有利于当时社会的事情的。应当说这样的人，对时局的把握和掌控能力是很强的，显然，山涛属于这样的人。

   

       辞官两年后，公元283年，山涛走完了他生命的全部，据说是很平静的离去。在即将合上山涛同志棺木的这一刻，对竹林七贤里这个“长者”，这个“寿星”，其实我依然觉得有话要说。这算“善终”吧，经历有苦难的童年，不算善始，却能善终，总结山涛同志的一生，不能不说态度决定一切，个人能力决定一切，机敏和才华决定一切。

   

       微微竹林有风吹过，茫茫岁月带走蹉跎，你信不信，就在这一刻，我恍然之间看到了那个叫山涛的古人，一身布衣，浅浅的笑着，挥手作别，遁于“竹林”深处？！

   

      善哉啊山涛。

李听圃

很美的传记作品，夹叙夹议，作者所发的议论有许多是经过缜密考证的事实为依据的，对其中的几位主角性格思想学术主张都有很清晰的论述，作者的文笔优美，论点中肯，论据充分，能得到读者的赞同，各个人物的形象刻画得也很丰满感人，可见作者是很善于写作散文和杂谈这类文体的高手。飘红欣赏推荐加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