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天滚滚之毛泽东三界封神演义《第一部万类霜天（下）》

常昶昶

他们都看到了对方，毛泽东趋步向前，伸出来他那宽大的双手；朱德也赶忙迎上前去，紧紧握住了毛泽东的双手。“我是毛泽东”，“我是朱德”，两个人自我介绍着，然后拥抱在一起。从此朱毛融合在一起，正像美国作家韦尔斯女士描述的：“朱毛，许多中国人实际都把他们看作是一个人。”史沫特莱在她的《伟大的道路》中写道：
“朱德曾经见过毛泽东一次，不过是在秘密会议的昏暗大厅中远远相对而坐，没有真正见过面。自从会见的一刹那起，这两个人的全部生活便浑然一体，好像同一身体上的两只臂膀。多少年来，国民党和外国报纸经常把他们说成是‘赤匪匪首朱毛’，而称红军为‘朱毛军’。他们具有令人吃惊的相似之处，但也有显著的不同。毛泽东比朱德小7岁，两个人都是受过教育的农民，从辛亥革命以来，曾经参加过每一次革命斗争。------毛泽东是一个文笔有雷霆万钧之力、观察深刻的作家——一个政治鼓动家、军事理论家，并且常赋诗填词。从风采和气质两个方面讲，朱德比毛泽东更像农民。两个人都很坦率爽直，和他们所出身的农民一样，讲究实际。但毛泽东基本上还是知识分子，他那与常人不同的深思远虑的思想始终考虑着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毛泽东一方面具有女性的敏锐观察力和直觉力，另一方面也有斩钉截铁的男子汉所有的一切自信心和果断力。两个人都勇敢倔强，坚韧不拔，这些特点在朱德身上尤为显著。朱德虽然在政治上有高超见解，但更是一个行动家和一个军事组织家。”
准确的说，朱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化身，毛泽东就是这个伟大化身中那颗热烈而澎湃的信。他们的握手和拥抱，试图在见面的一刹那就融合在一起。不过这是不可能的，这种从初识到无间的结合，要共同经历9年的风风雨雨，才能做到天人合一。
毛泽东和朱德见面之后，随即一同步入龙江书院，登上后楼的文星阁会谈。参加会谈的：朱德这边除了朱德、陈毅外，还有蔡协民、胡少海、龚楚、朱云卿等人；毛泽东那边除了毛泽东外，还有何长工、袁文才、王佐、何挺颖、张子清、伍中豪等人。正是文星阁内群星会，中国革命拉开幕帷。大家落座，毛泽东带着祝贺的口吻对朱德说：
“这次湘粤两省的敌人竟没有能整倒你。”
朱德说：“我们转移得快，也全靠你的掩护。”
一阵儿寒暄过后，二人将双方的人员做了相互介绍。毛泽东提议说：“趁五四纪念日，兄弟部队和附近群众开个热闹的联合大会，两方面的负责同志和大家见见面。”
朱德笑着首肯，毛泽东转过头来对何长工说：“你负责大会的准备工作，要发动群众参加。”
礼仪性的会见完成之后，转入毛泽东和朱德的单独会谈。部队的合编，领导干部的配备等等，都需要两个人充分交流意见后，拿出方案来。更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在中国革命的道路的看法上、关于共产党中国中央的烧杀抢掠政策方面获得一致的意见，这是两个人合作的基础。在单独交流中，毛泽东就自己对共产党的认识和中国革命的道路的看法，与朱德作了坦率的交流。他们有90%的认识是相同的，还有10%的不同。这些不同重要是朱德在两个方面没有办法做到超脱：一，他是一个旧军人，没有中央那些人根红苗正，对他们直不起腰来；二、他不是共产党的创始人，是半路加入进来的，没有办法指责他们犯了错误。因为他如果说你们这么做是不对的，他们就可以说：我们不对，你加入我们干什么？毛泽东理解朱德的困境，保证不让朱德在这个问题上为难，他会采取灵活的策略来对付中央。
在两个人谈起湘南特委时，毛泽东向朱德说：“周鲁传达指示说，开除了我的党籍。”
朱德告诉毛泽东：“真实的情况只是撤销了你的湘南特委书记，你还是中央的政治局候补委员。”
毛泽东说：“那好，部队合编以后由你来担任军长，我担任党代表。”
朱德说：“我们的部队叫个什么编号呢？”
毛泽东说：“四军在北伐中有‘铁军’的称号，在江西、湖南的影响很大。我们就叫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吧。”
朱德说：“好，我赞同。”
4月底，在龙江书院的明道堂召开了“军中党的会议”（史称红四军一大），建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军委，军委成员有朱德、陈毅、何挺颖、袁文才、王尔琢、王佐、何长工、蔡协民、胡少海、张子清、宛西先等23人。有意思吧，这次开军中党的会议在“明道堂”，是不是寓意要“明道”？工农革命军在上报湘南特委以后，正式命名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未过一个月，又接中央指示，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
两军会师以后，从湘南来的部队，在街上、在龙江河畔、在乡间农村，与这里的军民相互询问，相互介绍情况，倾心而谈。他们惊奇地发现——
这里的山比湘南那些荒凉的山要高大、险峻、壮丽，松竹苍翠，山花烂漫，气候温和，景色宜人；这里山高林密，可伏千万人马，悬崖突兀，山大且险，路通两省，可进可守；这里的水特别明洁，比湘江那夹杂着浮尸血泪的浑浊污水洁净多了，清澈见底、清新凉爽，既可以洗衣、做饭、烧菜、洗澡，又可以灌地浇菜，饮马、磨刀；这里还有田园、丘陵与小块平地相间，梯田层层叠叠，连着云端，盛产大米，可以解决吃饭问题；这里的人善良、淳朴、大方、好客，他们自由自在地来来去去，四下奔忙，精神抖擞，喜气洋洋。
湘南暴动部队走到哪里，哪里都热情相待，床铺已搁好，稻草已铺上，香喷喷的饭菜都已经准备好。最让湘南来的干部战士惊叹的是，这里的革命与湘南的革命完全不同。在与当地军民的交谈时，他们了解到了毛委员是如何对待湘南特委的“大烧大杀”政策的。3月份，湘南特委的代表周鲁来到这里，指责毛泽东“烧杀太少，行动太右，没有使小资产阶级变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时，毛泽东当即就指出他们这不是真革命，是假革命，甚至是反革命。所以，周鲁在这里被军民传为笑柄。针对湘南特委执行共产党中国中央的决定制定的政策：“站在高山上看，看哪里的火焰大，房子烧得多，哪里的革命就搞的好”。毛泽东说：“烧房子有什么用，要消灭的是封建剥削思想、反动势力，房子留下来，革命胜利以后，还可以用来办学校吗！”“烧房子这类事情行不通，烧了房子，老百姓都走了。”“反动派的屋，留下来分给穷苦农民不是很好的吗？”毛泽东当时还没有理解湘南特委是要烧农民的房子，还以为是要烧土豪劣绅的房子呢。

常昶昶

不同的革命，得出了不同的结果。“湘南的革命遭受到很大的损失”，而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一是要有群众，二是要有粮食。”加上极好的地势和“边界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不错误。”井冈山发展巩固了，他们开始崇敬毛泽东，把毛泽东称作“孔明”。这也是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基础，既有政治基础、思想基础，更有直观的可对比基础和认识基础。
5月4日，在这个中华民族向世界不低头、不屈辱、勇敢地向帝国主义发动猛烈冲击的记念日，宁冈砻市举行了一次举世闻名的大庆典，庆祝朱毛的伟大胜利会师和红四军的成立。这天，天空晴朗，火红的杜鹃花漫山遍野、迎风飞舞。早饭后，穿着整齐，佩戴着红领章、八角帽红五星、一身灰军装的毛泽东、朱德两部的指战员，以及带着红袖章的数千湘南农军，雄赳赳、气昂昂地列队进入会场。
说起这身灰军装，不能不多说几句。在朱德、毛泽东研究红军的服装样式时，朱德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大沿帽、红五星、红领章和灰色的建议。理由是国民革命军军服就是这样的颜色，再说，灰色代表清晨，是一天的开始，一天之计在于晨，红军刚组建，就像是天刚蒙蒙亮一样；为了和国民革命军有区别，所以就在帽徽和领章上作了变动。毛泽东赞同朱德的意见，补充了两点：一，灰色好染，农村的白布多，染成灰色容易；二是，灰色代表清晨的颜色，代表黎明，代表从黑夜向白天过渡，我们红军就是要使黑夜变红，灰色说明了红军的使命。这是我们的红军和苏联的红军根本不同的地方。他们的红军是说他们是红色的，是共产党的军队，我们的红军则是人民的军队，是为老百姓打江山的。当然它是共产党领导的。
大家都赞同毛泽东的解释，关于用红色，理由就不需解释了，大家都知道红色在中国代表正义、代表太阳、代表红红火火；为什么用五角星？工农学商兵五行吗。做出决定以后，由何长工负责赶制军服，离开大会就剩下4天时间，农村的大嫂大妈做衣服可以，可是做大沿帽，她们怎么也做不好，两天过去了，就做出来一个不伦不类的八角帽。没有办法，何长工拿着八角帽去八角楼让毛泽东和朱德看。毛泽东一看这个八角帽就喜欢上了，朱德也是读过书的人，岂不知道毛泽东为什么喜欢这个八角帽？所以也同意用八角帽做红军的军帽。
后来有人问，为什么用八角帽？朱德说是毛泽东同志在八角楼办公，看到天窗是八角，就想到用八角帽代表红军的使命就是为老百姓开天窗、增加智慧，明白翻身做主人的道理。其实，五角星代表了金木水火土五行，八角帽代表了八卦，这是要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戴在红军战士的头上。两个红领章则代表了纪律和团结，为什么要有风纪扣，就是要纪律和团结在一起，不能分家。
庆祝大会的会场设立在砻市河东的沙洲广场，会场周围贴满了各种各样的 色标语。会台上面和两边贴了庆祝两军会师和红四军成立大会的横幅及对联；主席台两边插满了鲜红的旗帜，为大会增添了热烈气氛。参加会议的军民有2万人，整个会场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上午10时许，大会隆重举行，毛泽东和朱德肩并肩走到主席台上，陈毅、王尔琢、何长工、袁文才等人紧随其后，一齐登上主席台。大会由何长工当司仪，他宣布庆祝大会开始！
顿时，一片锣鼓声、鞭炮声、军号声、欢呼声，震天动地。陈毅以爽朗、洪亮的声音代表军委向全体军民庄严宣告：“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接着，他宣布了第四军的组成及其领导人名单：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王尔琢为参谋长。第四军下辖10师、11师和一个教导大队，由朱德、张子清、陈毅分别兼任师长和大队长。第10师党代表宛西先，下设两个团，为第28团和29团：王尔琢兼任28团团长，何长工任党代表，主要由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编成；胡少海担任29团团长，龚楚任党代表，主要由湘南农军组成。第11师党代表何挺颖，下设三个团，为31、32、33团。31团团长朱云卿，党代表何挺颖兼，由原来的秋收起义部队编成；32团团长袁文才、副团长王佐，党代表陈东日，由原袁文才、王佐的部队组成；33团资料不详。朱德和毛泽东的部队加起来总共有1万人，共3000条枪。
后来又成立第13师，由陈毅任师长，下辖34、35、36团。1928年5月26日根据中央命令，工农革命军改称红军。因为井冈山地区实在养不了那么多的人，部分农军还不想留在井冈山，所以就对红四军进行了重新编制，取消了师一级，裁减了33、34、35、36团，只保留下来28、29、31、32四个团。部队6000余人，这就是井冈山红四军的主力。
庆祝大会上，毛泽东在讲话时代表军委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接着，毛泽东又讲了他制定的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这个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在军中党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来以后，获得了大家的一致通过。
最后，毛泽东兴奋地对大家说：“我们党领导下的两支革命武装的会师，意味着中国革命有了新的起点。我们有群众的支持，不怕打不败敌人。我们有孙悟空的本事，敌人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我们善于抓到敌人的弱点，十个指头有长短，荷花出水有高低，敌人也有弱有强。只要我们抓住敌人的弱点，狠狠地打一顿，打胜了就躲在敌人背后去‘捉迷藏’。”，
朱德在大会上说：“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党领导的两支革命武装的会师，意味着中国革命的新起点，这个话我赞成。参加这次胜利会师大会的同志也一定很高兴吧。可是，敌人却在那里难过，怎么办呢？就让他们难过去吧，我们可不能照顾他们的情绪。我们将来扩大了，又有井冈山作根据地，我们就可以不断地打击敌人，不断地发展革命------”

常昶昶

毛泽东和朱德的讲话，把会场上两万多军民说得心花怒放、信心百倍，整个会场上掌声、欢呼声响彻云霄。砻市，汇诚了欢乐笑声、沸腾的海洋。人们压抑千年的仇和恨、血和泪，都凝聚在这震天动地的口号声中了，犹如岩浆在迸裂，地火在升腾，从这里趁着5月的东南风吹向了中国的大地。
“朱毛”会师，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怎么评价都不为过高；对中国革命所产生意义，怎么评价都不够深远。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起点，是中国革命的起点。如果说毛泽东在这之前，犹如三教皆通的那个上身是人下身是石头的老人，但自从有了朱德，毛泽东的双腿活了起来。所以他不仅有可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思想，而且有了可以战胜一切敌人的行动力。“朱毛”的结合相得益彰，无人能敌，是绝代双骄。因此，蒋介石在“朱毛”面前败下阵来，也就势成必然了。
和朱德会师的大会召开以后，毛泽东回到了自己的住处，兴奋的心情难以平复，就坐在桌子旁给杨开慧写了一封报平安的信。在信中自称自己做生意赚了钱，也说了自己的脚曾经受伤。这时的毛泽东还是以一个商人的思想在考虑他与朱德的结合的，认为他和朱德的结合就是开公司合股。这个商人思想的认识在朱德、彭德怀的那里都有，而且，彭德怀几乎是记了一辈子。因此就必然为他们的合作带来一定的困难，并经历相应的波折。

筱欣奕奕

井冈山会师，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伟大篇章。学习
问好常老师，静候下文{:soso_e181:}

夏末微凉

常昶昶 发表于 2015-1-21 23:00
姜子牙：在随后的200年里，共有7个王统治罗马。当时罗马的社会还是氏族社会，有300个氏族，30个胞族和3个部 ...

关注中，问好常老师。{:soso_e183:}

常昶昶

九十二
蒋介石祖辈相袭，都有点笃信佛教。这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了大大小小的老鼠扑在他的身上，呲牙瞪眼地咬起他来，有的咬他的手，有的咬他的腿，有的咬他的肚皮，还有的张着嘴来咬他的脸，吓得他不由得大叫一声，醒了过来。按照佛经说，老鼠、蝎子等，都是前世的恶棍经过六道轮回转世而来的，乃是人间的赃物劣种，不可接近。蒋介石是有点洁癖的人，他的官邸从来都是很干净的，根本不可能有老鼠、蝎子等物出没，如今却出现在他的梦里，不能不让他心神不宁、胡思乱想起来。
这天一大早，胡汉民来访，看到他的脸色不是太好，面容憔悴，就关切地问：“介石，你的气色不好，身体欠安吧？”
蒋介石僵着脸，摇摇头，长叹一声，说道：“晚上做了一个噩梦，搅得我一夜都没有睡好。”说着把自己的梦给胡汉民讲了一遍。
胡汉民听完蒋介石的梦，说道：“亘古奇梦，亘古奇梦！”
蒋介石大惑不解，说道：“展堂兄，别开玩笑了，这个梦奇在哪里？”
胡汉民说：“鼠者，鼠辈小人也。他们物以类聚，食你之禄，借你之荫，个个都想攀附在你的门下，岂不是该你鸿运当头、大吉大利？只是这梦来得过于仓促，恐先受小人暗算，待你挺过来，方可最终成为天下大丈夫，当世强者。是先凶后吉之梦。”
蒋介石也是读过易书的人，对胡汉民的话自然就有几分的信了，问胡汉民：“依展堂兄来看，何时应验？”
胡汉民掐着指头算了算，说道：“当在三天以后。不过5个月以内可功德圆满。”
此梦不论真假，针对身边的小人仔细分析一番还是没有错的。蒋介石想小人是谁？广西的李宗仁、广东的李济深、南京的白崇禧、还有那个一心想往上爬的何应钦都是，我必须对他们有所提防才对。可是，等有了这个梦兆再有所准备已经晚了，因为在蒋介石做梦这一天他们有了行动，所以才会传过来给蒋介石示警。
仅仅过了两天，消息分别传来从南北传来：南方，两广的李宗仁、李济深独树一帜，倒蒋去汪，汪精卫站不住脚又回法国养病去了；北方，张作霖正在趁宁、汉分裂回师南下，收复被北伐军占领的失地。孙传芳已经从徐州南下，扬言要攻取南京。
蒋介石因为在徐州和冯玉祥会晤以后，遭到了孙传芳的突然袭击而惨败，这件事正在发酵。何应钦和白崇禧经过几次的密谋，在1927年8月中旬向军事委员会提出来一份建议，建议对蒋介石进行处罚，将他贬为一个集团军的总司令。也就是在蒋介石做梦的第三天，军事委员会召开会议，蒋介石才知道了他们正在进行的阴谋。
蒋介石听到他们的建议，惊愕得瞳孔扩大，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他问北伐军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健生，我问问你，我要是下野，这北伐军总司令交给谁？这么大的中国交给谁？”
回过头来，蒋介石又对何应钦说：“敬之，你说说看，我到底该怎么办？开诚布公，言者无罪吗。啊，说吧。”
何应钦一时张口结舌，面红耳赤，说道：“总司令，依个人之愚见，你或者出洋，或者下野，二者必居其一------除此之外，再无办法------”
“啊？------你们既然这样认为，好，我走好喽！看你们能干出什么名堂？”
在八月中秋的前夕，毛泽东的脚受了伤，蒋介石遭到了鼠咬。蒋介石离开了南京来到上海，发表了《下野宣言》，称：
“余受命党国，出师北方，已兹一年。环顾四周情况，党呈分裂之兆。人民穷困，革命大业，荏苒不再发展。推其原因，实共党之阴谋所致。然，武汉同志等不查真因，诽谤集余一人。余之存在，既非党之利益，故余好不踌躇，即刻下野。------”
蒋介石在上海看望了张静江一家。蒋介石下野，陈洁如并没有体现出她的温柔体贴来，她计划和张静江的两个女儿去美国加利福尼亚游玩，蒋介石感到很是落寞。在蒋介石下野一个礼拜以后，陈洁如趁轮船去了美国，留下蒋介石一个人在上海，这时宋霭龄前来拜访他。宋霭龄已经和蒋介石是老朋友了，她非常支持蒋介石向她的小妹求婚。
说起来蒋介石和宋霭龄的关系，这里还得啰嗦几句。蒋介石第一次在上海见了宋美龄以后，就一直对宋美龄念念不忘。1922年，蒋介石曾经在孙中山家里又一次见到宋美龄，他忍不住向孙中山提了出来。孙中山告诉他，宋庆龄正在为美龄和谭延闿牵线搭桥，希望他忍耐一下。后来，谭延闿拒绝了这一件婚事，蒋介石又重新提起，却遭到了宋庆龄的竭力反对。宋霭龄一开始也没有看好蒋介石，可是当蒋介石北伐胜利，占领上海以后，她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希望能够有一个军政两界的红人和孔家成为连襟，从而使孔家的财势更加熏天。中国人有一个心里劣势，再有钱的人都认为自己不“贵”，“贵”是当官的人独有的，因此有钱一定要结交权贵。
宋霭龄在蒋介石以北伐军的总司令身份刚到上海以后，就向蒋介石发出了邀请，希望一起吃个饭。蒋介石慨然应允，参加饭局的有何香凝、蒋介石和陈洁如、宋美龄和宋霭龄，他们共度了一个愉快的夜晚。然后，蒋介石单独邀请宋霭龄一起聚会，他们在一起呆了24小时，说了所有能够说的话。老实讲，宋霭龄和蒋介石的出身是相同的，他们对共产党有着一致的看法，对富丽堂皇的生活有着同样的向往。蒋介石向宋霭龄提出了想娶宋美龄的心里话，获得了宋霭龄的支持，说她愿意玉成此事。后来，宋霭龄就一直在他们两个人中间起着搭桥牵线的作用，并在宋美龄和宋老夫人面前说了不少蒋介石的好话。
这一次宋霭龄来拜访蒋介石，给受到打击的蒋介石带来了喜讯，说自己母亲和妹妹都同意蒋介石的求婚，只是老夫人说必须加入基督教才行，希望蒋介石考虑清楚。蒋介石请宋霭龄等几天，容他考虑成熟再回答她。与宋霭龄会面以后，蒋介石回到了奉化的老家。
蒋介石离开了，胡汉民、吴稚晖也隐藏了起来，已经出任浙江省主席的张静江，还有上海市长黄郛，蒋介石的两个把兄弟，也都扔下乌纱帽，暂时离开了政治舞台。一时间，只落得南京城遍地秋霜，大上海凄风苦雨。这时，孙传芳的3万军队也陈兵长江北岸，大有风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何应钦、白崇禧组成了了临时政府，用6天6夜打败了孙传芳，将他重新赶回了徐州。

常昶昶

在何应钦、白崇禧为打孙传芳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让蒋介石重新回来的呼声，开始在长江两岸鸦噪起来。军事形势严峻，政局不稳，这个时候，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何应钦才看出来，党内和军政两界拥护蒋介石的远远比反对他的人多，他们没有能力去稳定南京和全中国的政局。如果单是南京和上海的人反对还好说，远在河南的冯玉祥、山西的阎锡山也都发出通电，请蒋介石出山。
冯玉祥发电称：“------为今之计，企盼吾兄东山再起，主持一切，各方军事始有统一办法。否则行见我革命军之战线，将逐次为敌军各个击破耳！全局败坏，谁负其责？紧急之时，似未可拘牵常势也。祈吾兄审查经权，以慰各方之望------”
阎锡山的电文称：“甚盼吾兄即刻出山，主持军政，俾得早日完成革命大业。倘能如得所请，弟等负弩前驱，愿听指挥。不日弟等私愿得遂大局实利赖之------”
这样一来，何应钦、白崇禧就有点拿鞋底子挡刀，有点招架不住了。说起来奇怪，为什么蒋介石可以和军阀们合作、统一，而何应钦、白崇禧他们则不行？说直白一点，就是他们的资历不行，冯玉祥、阎锡山等人自己还想一统天下呢，怎么也轮不上他们在那里做非分之想。另外，张作霖、苏联人都是当前最大的威胁，如果不把蒋介石请出来，国民革命大业就会毁于一旦。何应钦、白崇禧经过商量，决定特派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李仲公亲自去溪口请蒋介石出山。
李仲公冒雨来到奉化溪口的雪窦寺来见蒋介石。蒋介石告诉他，何应钦还没有给他来电，现在何应钦是北伐军的总司令，没有他的恭请电文，自己怎么好回去？李仲公知道该怎么做了，他急忙回到南京，在半夜把何应钦唤醒，让何应钦给蒋介石发恭请电。何应钦非常不情愿，李仲公对他说道：
“敬之兄啊，实话对你说吧，有你的电请也好，没有你的电请也好，反正蒋公是要出山的。我看，你发一份热场好意的电报，锦上添花，何乐而不为呢？自古成大事者、建大业者，虽有天命，也在人事。敬之兄，你放着河水不洗船，何苦呢？”
何应钦耷拉着脑袋，思忖片刻，最后才没精打采地走到了写字台前，研墨展纸，写出了一份刻意颂扬的拥蒋电。蒋介石接此电报，才心满意足，准备动身去南京赴任。正在这时，从日本来了一封电报，真正是喜上加喜，双喜临门。电报是宋美龄发来的，她告诉蒋介石，让他专门东渡日本去拜谒自己的母亲，以便得到老人家的同意，与她天成良缘。蒋介石当真鸿运当头，急忙买船票东渡日本。
蒋介石东渡日本，在船上闲来无事，仔细地回忆了他与宋美龄的交往过程。蒋介石在上海见到宋美龄时，宋美龄还在美国读大学，学业未成不是谈婚论嫁的时机。等到在广州再见到宋美龄时，宋庆龄正将自己的妹妹介绍给谭延闿。蒋介石曾经问过孙中山，为什么要把宋美龄介绍给谭延闿？孙中山告诉蒋介石，宋家是讲究出身门第的，不管这个男人有多大，关键是这个男人的出身要高贵，目前的身份要显赫。纵观当时的广东革命阵营，没有比谭延闿更符合条件了。哪知道谭延闿回绝了这门婚事，让宋美龄的自尊心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她下决心要嫁给一个比谭延闿还要伟大的人物。这就是宋美龄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婆家的根本原因。蒋介石向她求婚被二姐拒绝，当时宋美龄并没有说什么，因为蒋介石的地位还不够显赫，所以她也想再等一等。
宋美龄这一等就是5年，她终于从各方面看到了蒋介石就是她的如意郎君。这个各方面当然包括给蒋介石算八字在内。只是在革命的大潮中，她的二姐宋庆龄在苏联人面前呼风唤雨，她、她大姐，还有蒋介石都对宋庆龄忌惮三分。所以，宋霭龄鼓动蒋介石对共产党下手，说白了真正目的是为了打击宋庆龄。宋霭龄对蒋介石说：你要想和我的小妹成婚，想得到我二妹的同意是很难的。现在她在家里、在老夫人那里一言九鼎，没有她的同意，老夫人也不会同意。蒋介石向宋霭龄讨教办法，宋霭龄就给蒋介石出了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这就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呆的24小时中想出来的方法。
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与宋庆龄彻底决裂以后，在汪精卫武汉政府内当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又暗中鼓动汪精卫反共、反苏。孔祥熙告诉汪精卫，你我都是大家族出身的人，你的夫人陈碧君更是南洋的富商千金，苏联人和共产党人的革命，就是革我们的命。汪精卫担心和苏联人分裂以后，失去苏联人的援助，财政上出现问题。孔祥熙告诉汪精卫，苏联人那一点钱就是鸡肋，如果你反共、反苏，我给你鸡腿吃，不用啃鸡肋了。汪精卫一听这话，马上就坚定了反共、反苏的信心，从而把宋庆龄赶出了中国。
孔祥熙1880年出生于山西省太谷县，1890年入基督教公理会所办的小学读书，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1901年留学美国，在耶鲁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后回到了家乡办学。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孔祥熙组织学生奔赴娘子关参战。1912年开始创办“裕华银行”，经销英美的煤油。过去在整个中国农村都是点的油灯，在南方烧的是菜籽油，在北方烧的是棉籽油。自从孔祥熙经销煤油以后，全中国人民点灯就开始用煤油了，于是孔祥熙赚了大把的钱，很快在山西的土财主中间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的首富。谁知道他的原配妻子只能共患难，不能同富贵，在孔祥熙开始发迹之际撒手人寰。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孔祥熙东渡日本为孙中山提供经费支持，结识了宋庆龄，并于1914年在日本举行了婚礼。

常昶昶

孔祥熙和宋霭龄结婚以后，生了两女两子，长女孔令仪、长子孔令侃、次女孔令俊、次子孔令杰。孔祥熙回到山西，被阎锡山聘为山西督军兼省长公署参议。1919年山西大旱，孔祥熙向华洋义赈会借贷100万美元，救济灾民，一时让孔祥熙声名鹊起。1924年赴广州出任广东革命政府财政厅长；1927年任武汉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现在的孔祥熙腰缠万贯，他从指头缝里露出的钱就可以养几个师。因此，有孔祥熙的支持，谁的腰杆都硬。
宋庆龄在宋家的地位没有了，老夫人又身体不适，就去日本看病，宋美龄全程负责陪护。这个时候老夫人失去了宋庆龄这个主心骨，勉强答应了蒋介石对宋美龄的求婚，只是他是个基督徒，要求蒋介石必须改信基督教。蒋介石答应了老夫人的要求，为了得到宋美龄，决定抽时间研究一下《新约全书》。他回到奉化这一段时间都在读《新约全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蒋介石是在雪窦寺里读《新约全书》的。其实蒋介石的心里也很纠结，就像毛泽东在去会陈独秀之前那样纠结，所以蒋介石也是下决心以佛教为基础来看《新约全书》的，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然而，就是这样蒋介石也被打上了基督徒的标签，就像毛泽东被后来的人打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一样。
蒋介石不想在老夫人面前掉了板子，所以在东渡的船上一直在用心读《新约全书》。说真的，蒋介石在10年前对宋美龄追求的是她的美色，现在则是为了和孙中山平起平坐，为了和中国的大资产阶级相结合，为了打开与美国人沟通的渠道。蒋宋孔陈原来是两派，蒋介石和陈果夫兄弟是一派，他们都和张静江结合的很紧密，与虞洽卿和江浙财团是一脉相承的。宋子文和孔祥熙都是新兴的财团，是在孙中山的革命政府里迅速发展起来新贵人，他们因为有姻亲，所以结合的很好。原来两大财团之间相互争斗，在宁汉分裂之时，宋子文、孔祥熙都站在汪精卫一边。但是宋霭龄却在宁汉之间起着沟通作用，并最终使两派合作起来，走到了一起。
蒋宋联姻是表面的，真正的现实是使中国的四大家族实现了统一，使蒋介石具有了统治中国的经济基础。我们说养活军队是需要钱的，蒋宋孔陈的钱养100个师也不成问题。但是，四大家族的钱不可能白白给国民政府用，他们只是可以暂且借给蒋介石，最终还是要从老百姓那里取回来。这就对小资产阶级和广大的农民造成了远比袁世凯和北洋政府造成了更大的压迫，使农民更加痛苦不堪，从而在南方为毛泽东的革命、在北方为日本人入侵中国提供了有利条件。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1927年9月底，蒋介石来到了日本，宋老夫人也搬到了神户附近的温泉疗养地。蒋介石给老夫人看了他的第一次婚姻的离婚书，由于和陈洁如仅仅是同居，分开也就好了。他给老夫人背诵了一段《圣经》，哄得老夫人心花怒放，也就同意了蒋介石的求婚。蒋介石的婚礼定于12月1日在上海举行，这一年蒋介石41岁，宋美龄27岁。
据《上海时报》报道，1927年12月1日的婚礼是近几年来最负盛名的中国婚礼，是中国军事、政治和经济力量结合的象征。宋子文在家里为蒋介石和宋美龄举行了一个基督教的结婚仪式，然后前往汇中饭店的一个舞厅，并在那里又举行了一个中国式的婚礼。参加婚礼的大约有1300人，在饭店外聚集看热闹的人则成千上万。上海和政府的要人以及英国、美国、法国和日本驻上海的领事也出席了婚礼。
在婚礼上，蒋介石发表了即席演说，他举起了高脚酒杯，里面是法国红葡萄酒，说道：“诸位先生、女士们，今天我蒋中正与最敬爱、最高尚的宋美龄女士结婚，乃是我有生以来最光荣、最幸福的大事。可以断言，我们结婚以后，革命事业必定有更大的发展，中国社会必定有更大的进步！我个人吗，也可以更安心地实行党国的夙愿和民族的委托，担当更重要的革命大任！------先生们、女士们，请干杯！”
结婚仪式以后，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上海城外的莫干山度了10天的蜜月。这里有西式的套间、网球场、游泳池、两个教堂以及成排的大丽花。这是人上人的生活圣地，蒋介石和宋美龄都追求这样的贵族式的生活状态。蒋介石与宋美龄的结婚是一个证明，证明他从此和高度的资本主义生活结合在一起，从而彻底脱离了中国的老百姓的生活。因此，在蒋介石走向红地毯的时候，他不知道红地毯的末端在连着高贵生活的同时，也联系着他在大陆的失败。
12月10日，蒋介石臂挽娇妻，从上海莫干山回到了南京复职。蒋介石发表通电号召国民党团结起来，对南京的广西集团领导的政府发动进攻。国民党中央很快达成了一致，蒋介石彻底击败了在南京的白崇禧。就剩下了还在徐州的何应钦了，何应钦是追着孙传芳来到徐州的。谭延闿是蒋介石长期的盟友，他将蒋介石在8月份离开时的“忧郁与失望”和陪伴他返回时的欣喜进行了对比。蒋介石可以放心地离开了南京和宋美龄一起北上了。
蒋介石第一站到了徐州，何应钦在他的司令部的大花厅里设宴，席间，蒋介石撤了何应钦的职，给了他一个下马威。蒋介石在徐州宣布自己兼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和阎锡山分别担任第二、第三集团军的总司令，何应钦为第一集团军的总参谋长。离开徐州，蒋介石来到了郑州和冯玉祥会晤，感谢他在自己落难时伸出了救援之手。
冯玉祥为蒋介石夫妇举行了一个阅兵式，蒋介石身穿笔挺的军服，脚蹬大马靴，披着半截黑呢斗篷，检阅了冯玉祥的部队。然后，冯玉祥和蒋介石进行了开诚布公的会谈，两个人谈得十分投机，简直到了推心置腹的程度。蒋介石和人拜把子拜上了瘾，趁兴提出和冯玉祥结拜，要效仿三国时的刘、关、张桃园结义。冯玉祥听到蒋介石的话以后，受宠若惊，立即表示同意。于是，第二天两个人焚香拜天，结为金兰。蒋介石给冯玉祥的兰帖是：“安危共仗，甘苦同尝，海枯石烂，生死不渝”；冯玉祥给蒋介石的兰帖是：“结盟真意，是为主义，碎刀万段，在所不计”。屈指一算，冯玉祥比蒋介石大5岁为兄，蒋介石为弟。
得到了冯玉祥的大力支持，1928年1月4日，蒋介石在南京宣誓就任政治委员会主席，组成了一个右派政府，汪精卫仍然作为左派的代表受到了谴责。2月，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改组了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谭延闿担任国民政府主席，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分别担任广州、武汉、开封、太原政治分会主席。在二届四中全会后对全国的军队进行了统一编制，将全国军队编为第一、二、三、四集团军，分别由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担任这四个集团军的总司令。
继续北伐，统一全中国成了目前的唯一任务。蒋介石为了北伐做了两项准备工作，一是同德国进行接触，聘请德国人做军事顾问，蒋介石不想在战争中远离世界，他想和世界保持同步；二是向银行和各大私人公司施加压力，筹集了1500万作为军费。财政部长宋子文说：“我们正在以一种几乎是令人心痛的奢侈把金钱和人力投入这场战争，因为我们把这场战争进行到底。”

常昶昶

4月5日，蒋介石在徐州誓师北伐，打出了“完成统一大业”的旗帜，发动了对张作霖的北伐战争。这时北伐军共约100万人：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大约有31万人，蒋介石的集团军大约有29万人，李宗仁的部队大约有24万人，阎锡山的部队大约有15万人。各路北伐军分别从京汉、津浦、正太等铁路线同时进攻。张作霖的奉军也是号称100万，实际有作战能力的兵力为60万人。
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从津浦铁路向北进攻，第一个进攻的重点是山东省的省会济南，负责把守济南的是狗肉将军张宗昌。5月1日，蒋介石的一支先头部队占领了横跨黄河的大桥，守军仓皇逃窜，张宗昌也逃往北京与张作霖会合。5月2日，蒋介石来到了济南，命令部队遵守军纪，并承诺废除苛捐杂税。在蒋介石刚笑出来时，5月3日，日本人出来向他示威了。
日本人从1919年获得了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目前在济南住有1800名平民和2300士兵。在与张宗昌部队的交火中，可能有子弹飞入了日本的兵营。日本人闯入国民政府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兼山东涉员蔡公时的办公室，指责子弹就是从他的办公室射出来的。他们把蔡公时捆绑毒打，割去耳朵和鼻子，挖去眼睛和割断舌头，然后和公署内的16名职员一齐枪杀掉，其手段极其残忍，公然向蒋介石叫号。
蒋介石在对待这件事情上采取了克制，他命令南京政府对日本的行为进行谴责，并请英美等国出面斡旋；但是对在济南的部队则下令忍辱负重，不准开枪还击，以免给日本人以借口，公开站到张作霖一边，抵御北伐军北伐。蒋介石于5月6日离开济南，下令部队撤离济南，绕道向北进攻。
日军的暴行就是想激怒蒋介石，并为支持张作霖寻找借口，见蒋介石没有上当，他们就在济南和山东各地为所欲为，在一周之内，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共杀死中国军民3940人，伤1537人，财产损失2062万元。日本人在中国又欠下了一笔血债，我们应该永远铭记。蒋介石终不为所动，却激起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的反对，日本人自己也感到了没趣，就自行平息了在山东的暴行。
在蒋介石纠缠于济南事件时，冯玉祥和阎锡山均挥军剑指北京。在端午节前后，冯玉祥部的第6军韩复渠、第2军刘汝明、第23军冯治安部均逼近北京。冯玉祥一心想重进北京城，以报4年前被张作霖逼出北京之仇。但是蒋介石并不想他再去北京，因为北京人对冯玉祥并没有好感，何况冯玉祥野心勃勃，担心冯玉祥一进北京城就变成了第二个张作霖。于是，蒋介石和阎锡山达成了协议，蒋介石允许阎锡山先进入北京城，并占领这座已经有400年历史的首都，阎锡山保证效忠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就是这样，阎锡山先进了北京城，冯玉祥因为没有得到北京城，一怒之下回到了河南，到辉县百泉“养病”去了。
为什么冯玉祥选择在辉县的百泉？这和袁世凯选择在漳德隐退是一样的。因为这里临近京汉铁路，如果想去北京就是一天的时间。所以，冯玉祥选择辉县百泉，充分说明他对重新占领北京是充满着希冀和渴望的。阎锡山占领北京以后，蒋介石把北京城易名为北平，取意北方平定，将北直隶省改为河北省。随即，张作霖被炸死，张学良宣布停止内战。南京政府也采取了“和平统一”东北的方法，故，蒋介石在6月15日宣布“统一告成”。
蒋介石挟胜利之威回到了南京，对国民党的中央常委会进行了改组，彻底向中国和世界宣布，他和戴季陶本来的想法是一样的。在这次改组之后，蒋介石兼任国民党的组织部长，戴季陶任宣传部长。组织和宣传在手，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思想进行宣传了。最近的宣传重点就是北伐胜利，在全国宣传统一完成。人逢喜事精神爽，蒋介石在一个风清气爽的日子，偕宋美龄回奉化祭母，向母亲汇报了他的统一大业完成。完成慰藉母亲的私人心愿，蒋介石心中一动，想起了应该去北京慰藉一下先总理，并把他迎接回南京。钟山是孙中山亲自为自己选择的陵寝之地，蒋介石必须替他完成心愿。
就在张作霖踏上死亡之旅的同时，蒋介石启程去北京。他首先从南京逆江而上来到武汉，这是他在北伐战争中第二次来到武汉。第一次给他留下来的是屈辱，这一次则是为了向武汉人民表明他才是中国真正的主人。武汉的达官贵人为蒋介石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向他表示敬意。在武汉，蒋介石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在北京城的火车站，当地的社会名流整夜守候在那里，等着迎接他。社会名流为了赶上潮流，总是见风使舵最快的那一部分人，蒋介石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好感，但是也不能不对他们强颜欢笑。
蒋介石的北京之行除了向世人宣告北伐的胜利结束之外，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公祭孙中山，并迎接孙中山的灵柩回南京。这是举国的大事，有头有脸的人都来了：蒋介石、阎锡山、李宗仁，还有国民党各军政要员，都到北京的碧云寺举行祭灵盛典。那些自称是孙中山忠实信徒的右派们更是不敢怠慢，吴稚晖、陈布雷、邵力子、张静江、陈立夫、周佛海等人，都争前恐后地涌向北京。唯独冯玉祥例外，他自称头痛，一直呆在河南辉县百泉，对这等大事理都不理。蒋介石先是委派李宗仁去河南请冯玉祥，冯玉祥不开脸，对李宗仁之请一口回绝。蒋介石被逼得无可奈何，只好自己屈尊来到百泉，对冯玉祥百般安慰并许以重愿，同意他派出一部分人马进驻北京，才把冯玉祥请到北京。
在山石叠嶂、松柏苍翠的碧云寺里，各集团军总司令、国民革命军各部总指挥和国民政府的文武官员、社会名流济济一堂。寺内普明觉妙殿里，布置得庄严肃穆，金刚宝座塔院里，人来人往，熙熙攘攘。蒋介石率文武百官来到金刚宝座塔院时，钟磬齐鸣，香烟缭绕。当蒋介石掀开盛装孙中山遗体的棺椁盖时，一种悲情突袭心头，让蒋介石不禁大放悲声。蒋介石哭了一阵，压在心上的沉重感顿失，拭去脸上的眼泪，振作精神对大家说：
“今天，北伐进军成功，民国实现统一，那些图谋不轨、危害党国的军阀败类们，已经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我蒋中正今天和诸位能相聚在一起，非常之高兴，非常之快乐！------自从国父中山先生逝世以后，我们精诚团结，忠心耿耿，出师大捷，连战连胜。------”
讲话完毕，蒋介石率众人来到后殿的花厅里，宣布第二次胜利大典揭幕。阎锡山即席发言，对蒋介石歌功颂德、倍加赞扬一番。接着，一些趋炎附势之辈均承拍马之能，争前恐后地歌颂蒋介石的功德。冯玉祥在一旁早已听得不耐烦了，站起来发言说：“蒋总司令刚才说他今天非常高兴，非常快乐，可我冯某今天不仅不高兴、不快乐，反而非常难过！”
接着，冯玉祥滔滔不绝大谈他难过的理由，对于蒋介石所说的北伐进军成功，民国实现统一，他提出来三点反对的理由，说道：“民国大业既未统一，北伐进军也谈不上大功告成。那些不平等条约还没有废除，这是洋人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老百姓手脚上的镣铐枷锁。不平等条约一日不除，即革命一日不成功，此其一也；旧军阀目下只是如惊弓之鸟，一哄而散。奉系、鲁系的残余势力并没有完全消灭，他们正在收罗人马，伺机反扑，革命怎么能算成功？此其二也；要说旧军阀已经树倒猢狲散，革命已经成功，那么革命军为什么还要存在？为什么有人还在扩大自己的势力？多一员兵丁，老百姓就多一分负担，这岂能说是革命成功？此其三也。诸位，这三件大事不解决，怎么能说是国民革命的大业宣告成功，北伐进军告捷呢？------所以，在中山先生遗容面前，我惭愧，我难过！”

常昶昶

蒋介石听完冯玉祥的话，一脸的尴尬，半晌才从嘴角上挤出一丝笑意，说道：“焕章兄言之有理，这些事情大家放心好了。我身为三军统帅，责无旁贷。不平等的条约要废除，军阀残余要肃清，待这些事情做完，我们还要裁军。容今后一一安排，请不必过虑。”接着，蒋介石话头一转说道：
“同志们，在庆祝第二次北伐成功的今天，我们首先应该特别提到的是百川兄。他作战有方，指挥得力，劳苦功高，首先进驻北平。我代表中央，授予他青天白日勋章一枚，并正式宣布，要委任百川兄兼任平、津卫戍总司令。百川兄能文能武，是党国少有的英才，让他坐镇平津，那是再合适不过的喽！”
对阎锡山授勋完毕，蒋介石又委任张荫梧为北平警备司令，楚溪春为北平宪兵司令。最后，蒋介石说：“革命吗，不能好功而无义，也不能好利而无信。大家流血流汗，出生入死，而今就应该论功行赏，叫同志们有职有权，有名有利。这样才算公道吗。要不然，在中国杀个你死我活图个什么呢？”
在欢声笑语中，众多荣升的人都公推阎锡山为代表，以答谢最高统帅的慷慨恩赏。阎锡山也不推辞，起身说道：“诸位，没有蒋总司令的锐意指挥，就没有北伐进军的辉煌胜利！没有蒋总司令的毅然复职，就没有今天重还我大好河山的喜庆大典！------一言以蔽之，蒋总司令劳苦功高，光荣伟大！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堪称国民革命中的中流砥柱，不愧为东方天才的军事领袖。在他的统一率领、统一指挥之下，我们各路大军才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这本来就是一个歌功颂德的场所，冯玉祥一生以自己为中心惯了，他向蒋介石开炮，就是想说自己在忧国忧民，想把焦点集中到自己身上。没有想到在这样的大场合，竟没有人捧他的场，让他沦落为一个一般的陪衬，心里便非常的不舒服，会议没有开完，就忿忿地离开了北京。冯玉祥和后来的彭德怀非常相似，不论是作风还是做派，都 刻刻地想以自己为中心，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不惜公开和领袖唱对台戏。这是他们的性格决定的，因此也就决定了他们的悲剧是必然的。
蒋介石在北京这一段时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孙殿英盗窃东陵的事件。慈禧的墓室被盗让躲在天津租界避难的末代皇帝溥仪对此义愤填膺，但是蒋介石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至于是为什么，在今后我们会提到。蒋介石的民国，还不如北洋政府的民国，让溥仪对蒋介石产生了深刻的仇恨，也为他偷逃去长春当伪满洲国的皇帝，提供了心理上的借口。
蒋介石和宋美龄住进了北平城最好的建筑——北京饭店，并且邀请已经回到北平的少帅张学良前来喝茶。除了见张学良以外，蒋介石还在这里召见了冯玉祥、阎锡山在北京的将领，与他们在日后的沟通奠定了基础。在北京饭店，蒋介石更重要的一个任务是等待住在北平的外国使节来拜访他。果不其然，最先拜访他的是美国的驻北平大使，大使告诉他，华盛顿已经承认他的南京政府，并与南京就关税问题达成了一项协议。蒋介石高兴极了，在7月21日公开宴请在北平的各国外交使团。蒋介石最痛恨的英国大使，也在这次宴会以后邀请蒋介石夫妇共进晚餐，表示希望改善与南京政府的关系。
在北京，蒋介石把该办的事儿都办完，忽然想起来了负气而走的大哥冯玉祥。蒋介石心想：必须去安抚他一下，他现在毕竟是自己的结拜大哥。蒋介石知道冯玉祥的野心极大，为了图向上钻营，已经四反其主，先是反皖段，又反直奉，接着再反奉张，最后分了苏联和共产党，是有名的倒戈将军；此人面带忠厚之相，口吐革命之言，其实心底极不善良，也不革命，是唯我独尊之辈。蒋介石让阎锡山坐镇北平，使用的是一桃杀二士之计。蒋介石让阎锡山坐镇北平，就是为了离间他和冯玉祥的关系，以防止二人结合起来对抗他。
阎锡山的山西与河北、北平相连，早已对这里垂涎三尺；但是冯玉祥想得到北平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现在蒋介石把北平给了阎锡山，阎锡山不敢有非分之想，只能是励精图治，以免落下把柄，让冯玉祥攻击他。按下葫芦起了瓢，按住了阎锡山，得罪了冯玉祥。必须想办法安抚安抚他才是，可是怎么安抚他呢？蒋介石费尽心思才想出来一个两全其美之策，这就是让冯玉祥到中央去，去当一个有职有权的军政部长。这是一个烫手山芋，如果能够公心办理，一切从自身出发是可以办好的，如果他有私心，那么就是把他架在了火炉上。
蒋介石也是看过三国的，在三国中，蒋介石最喜欢的军事家是司马昭，他认为诸葛亮、司马懿都是小军事家，真正的军事大家就是司马昭。诸葛亮为了控制军队，不敢发现和提拔军事人才，致使蜀国军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司马懿则是没有培养出自己的亲信干才。司马昭则不然，他发现了很多军事人才并大胆地使用他们，但是他也有控制这些大将的办法，让这些大将对自己有利而无害。一桃杀二将就是最典型的对付邓艾、钟会的策略，这才是真正的军事政治家。
蒋介石想好了安抚冯玉祥的方法，来到了郑州。冯玉祥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接待了蒋介石，蒋介石对冯玉祥推心置腹，说他准备改组国民党中央和政府。蒋介石向冯玉祥谈了自己的计划：为了让国民党团结起来，他准备让汪精卫回国担任国民党的中央主席，他自己出任行政院长；希望大哥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冯玉祥一听，眼睛发亮，这可是个肥差。西北军太穷了，冯玉祥心想如果当了军政部长，就可以利用自己的职权为西北军搞点福利了。
冯玉祥一扫往日脸上的晦气，高兴地安排蒋介石夫妇到处游玩，在郑州没有什么可逛的，就到开封游览相国寺、禹王台，看了铁塔，登上了龙亭。蒋介石把一切搞掂，心满意足地带着宋美龄回到了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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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道：“法宗，现在知道润之的五行、八卦在哪里了吧？”
韩非道：“知道了，原来被红军顶在了头顶上。”
姜子牙道：“红军的形象设计是玉汝天成：一身灰色代表着中国黑暗的社会现状；红五星和红领章则代表他们是指路的明灯；手中举的红旗，则是他们的目标和方向；他们脚穿草鞋或者布鞋，表示他们与中国的劳苦大众同在，是工农的子弟兵。红军脚踏的大地是四方的，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身在上空，代表着八方九位和五湖四海，表明战士们来自于祖国各地的各个民族、各个社会阶层，甚至是世界各地；头顶五行、八卦，代表的是中华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表明他们是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战的。因此，红军的形象就是一个神明的形象，是天地人合一的形象，它不仅代表自己、代表工农大众，而且也代表中华民族。因为，天就是中华民族，地就是劳苦大众，人就是他们以及领导他们的毛泽东和毛泽东所建立的中国共产党。这个设计为什么说是天成？就是在设计时，并不是毛泽东、朱德刻意设计的，而是无形中暗合了这些道理。表明了他们的革命受到了苍天的庇佑，一定会成功的。”
圣人道：“红军的形象还有一种解释，简单的说。就是头上代表中华民族，脚下代表工农大众，自身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他们自己。再简单一点，就是代表了毛泽东思想。”
韩非道：“二位圣人说的有些玄乎，那国民革命军的军服和红军有什么区别？还有日本人的军服呢？”
姜子牙道：“国民革命军的军阀颜色和红军相同，可以作出一样的解释，它的大沿帽代表天圆，青天白日帽徽代表的是孙中山的理想。这些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唯一值得批评的是他们脚上穿的鞋子有别于劳动人民，表明他们不是站在劳苦大众的土地上，而是站在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亩三分地上。你看看蒋介石穿着军装的形象，和润之穿着军装的形象，两个人一对比，就知道他们代表什么人的利益了。蒋介石穿的大马靴，代表的是贵族，腰里跨的指挥刀，代表的权力。关于日本人的军装，在头戴大沿帽的时候，他们的帽徽代表的是他们的天皇，其他的可以和国民革命军的军服作出同样的解释。自从日本人把他们的帽子改称我们常见的像瓜皮一样的帽子以后，说明这个军队已经是无法无天了。因此连苍天也不保护他们；另外也说明他们说话太满，嘴大于天，把自己给神话了，有点吹牛。”
圣人道：“的确如此，日本人的形象就是一种无法无天的样子。”
韩非笑道：“这样解释有些牵强附会，不过从天地人三才来讲，也说的过去。”
姜子牙道：“蒋宋联姻，说明蒋介石已化蛹成蝶，飞龙在天了。我们还是不再作空谈，继续往下看吧。”
众神齐道：“然。”

筱欣奕奕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静候下文
问好常老师{:soso_e181:}

鹿城飞侠

谢谢老师带来的精 ，辛苦了，敬茶！{:soso_e160:}

筱欣奕奕

信息量大，深读细品中。。。
问好常老师{:soso_e160:}

常昶昶

第二十四回   民国终一统    三星耀湘赣

                                    九十三
红四军组建以后，紧张的战斗生活立即开始。和朱德比较起来，毛泽东擅长于政略和战略上的运筹，所以他把战役和战斗的指挥交给了朱德，这样的分工是名正言顺的。朱德是久经沙场的福将，战场指挥是驾轻就熟的事情。
1928年5月5日，也就是在会师大会举行的第二天，赣军分两路来攻。赣军来攻的是第27师，师长杨如轩是朱德的同学。朱德对杨如轩的战术了如指掌，他指挥第28团和第29团，采取声东击西、集中兵力歼灭敌人一路的战术，在遂川黄坳歼灭赣军杨如轩第81团一个营；6日，在遂川县五斗江的战斗中又打垮了杨如轩的第81团，接着乘胜追击，先后击溃赣军杨如轩的另一路80团和79团。7日，朱德率军占领永新，粉碎了赣军对井冈山的第二次“进剿”。
5月中旬，杨如轩不甘心失败，联合第7、9两师各一个团，用5个团对井冈山发动了第三次“进剿”。杨如轩这时还是兵分两路：他亲自率领一个团和一个营进攻永新；然后再用主力近4个团南渡禾水河，企图由龙源口进攻宁冈。朱德识破了老同学的伎俩，主动撤出永新，向西急行军70里，在小西江地区待机，观察杨如轩的动向。在得悉杨如轩的主力南渡禾水河、杨如轩把师部安在了永新时。朱德马上挥师东进，沿禾水河北岸奔袭永新，决定来一个黑虎掏心，打破敌人的进剿。
奔袭的途中，朱德在草市坳与从永新追击朱德的赣敌79团遭遇。朱德指挥第28团从正面发起攻击，第31团一个营向赣敌的侧后迂回，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全歼杨如轩的第79团，击毙敌团长。这时，守卫永新的赣敌只剩下了一个营。5月19日，朱德率部再克永新，全歼第27师师部和守军一个营，杨如轩仓皇逃跑时被击伤。已经进军到龙源口的敌军，闻知杨如轩兵败永新，仓皇向吉安撤退。这一仗，朱德歼灭赣敌一个师部、一个团和一个营，缴获山炮两门，迫击炮7门，枪300多支（挺），银元20多担，以及大量的弹药和一部分被服、医药，粉碎了赣军的第三次“进剿”。
井冈山进入相对的稳定时期，5月20日至22日湘赣边界第一次党的代表会议在宁冈茅坪的攀龙书院召开。会议回顾了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历史，制订了长远的计划，为今后的革命战争制定了战略战术。毛泽东在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五项基本特点，毛泽东的革命道路正是在充分认识到这些基本特点以后才总结出来的。因此，毛泽东现在的重要任务就是让更多的人都认识到这些基本特点，并赞同他对中国革命的分析。这是一个分水岭，凡是赞同毛泽东这些分析的人，成了拥毛派，反之，就是反毛派。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战争基本特点的分析，在讲到《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时再说。
大会选举产生了由23人组成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别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宛西先为副书记。在毛泽东出任特委书记以后，红四军军委书记改由陈毅担任。5月下旬，又在茅坪攀龙书院召开了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第一次大会，大会选举毛泽东为湘赣苏维埃政府主席，袁文才为副主席。
5月底，因为给养短缺，加上原来湘南的大部分农军都要求回家去赶种秋季的水稻，就将由耒阳、郴县、资兴、永兴农军组成的两个团遣送回家，只留下了以宜章农军为主的29团，正是这个举动成了“八月失败”的导火线。部队只剩下了四个主力团，6000余人，两千条枪，各团的干部配备情况前面已经说了，不再赘述。
6月16日，根据湘敌较强、赣敌较弱的情况，毛泽东提出了“对湘敌取守势，对赣敌取攻势”的作战方针。6月中旬，赣敌以第9师师长杨池生为总指挥，集中第9师、第27师共5个团的兵力，对井冈山进行了第四次“进剿”。湘军第8军第2师也由平江调到攸县威胁井冈山根据地的两侧。
6月21日，毛泽东、朱德在宁冈新城召开了红四军军委扩大会议，研究破敌之策。经过充分的讨论，决定对湖南敌军采取守势，集中兵力打击江西的二杨，即杨池生和杨如轩。会后，朱德率部撤出永新，退到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宁冈；命令第31团一个营佯攻湖南酃县，钳制湖南的湘军第2师。杨池生以为红军的主力要远出湖南，就率部进驻永新，然后以3个团分两路进犯宁冈。
6月22日，赣军分别进至龙源口和白口，杨池生命令两个团从永新县白口向永新和宁冈的边界老七溪岭进犯；一个团从龙源口向新七溪岭进犯。23日上午，朱德指挥第29团和31团第一营抢占新七溪岭制高点笠月亭，阻击敌人进攻，这一次敌人的子弹打穿了朱德的军帽，但是他仍然没有受伤。王尔琢率领第28团攻占老七溪岭制高点，尔后直插龙源口，切断进犯龙源口之敌的退路，与朱德率领的29团前后夹击，全歼进攻新七溪岭的赣军一个团。两个团合兵又将进攻老七溪岭的赣敌两个团击溃，第3次收复永新。
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共缴获步枪400多支，重机枪一挺，还俘虏了不少的敌人。战后，根据地的人民赞扬说：“毛委员坐镇井冈山，朱军长指挥打胜仗。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这是当时情况的一个真实写照，朱德在根据地军民中获得了很高的威信，这就为朱毛之间的矛盾冲突埋下了伏笔。
这一次的胜仗带来了一个问题，原来毛泽东没有想过的问题，这就是如何对待俘虏问题。俘虏了几百人，在战士们押送俘虏的途中，出现了打骂俘虏和搜俘虏腰包等情况。毛泽东在处理俘虏时，发明了他的第5种兵法，叫做优待俘虏，后来发展为改造俘虏的战术，并把优待俘虏的问题列为红军应该注意的第7项内容。为什么要优待俘虏呢？毛泽东说：“国民党军队中的许多士兵是被作为壮丁抓来的，不应该打骂他们，而要进行说服、教育他们反戈一击。”
因此，毛泽东明确宣布：“工农革命军不杀、不打、不骂俘虏，不搜俘虏的腰包；对伤病俘虏给以治疗。经过教育、治疗后留去自由，留者开欢迎会做革命战士；去者开欢送会并发路费。”这是一招很高明的战法，是古今中外所独有的。之所以说这是一招战法，是因为在作战中，让国民党的军队面对顽强的红军或强大解放军时，多了一项选择，这就是举手投降；同时，被释放回去的人员在无形中起到了瓦解敌军的作用，他们在面对红军处于劣势时，会劝其他同伴放下武器。毛泽东的这一战法，被他的对手赣军的《九师旬刊》称之为“毒矣哉。”

常昶昶

龙源口大捷后，井冈山根据地已经拥有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完整的县，和吉安、安福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各一部分，井冈山根据地达到了全盛时期。这时根据地有人口50万，毛泽东在进行军事实践的同时，可以开始他的政治和经济实践了。毛泽东制订了“大力经营永新”的计划，决心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县老爷都做得更好。毛泽东历来慎重初战，凡是自己第一次经历的事情，就一定要亲自去进行调查和进行试验。毛泽东的从政和他的从军一样，都是决心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创出来一条新路，所以并不是可以想当然出来的。为什么共产党中国中央制定的政策总是不符合实际？就是他们是坐在上海的高楼大厦里，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完全脱离了中国的现实。
毛泽东向各个乡都派出了一个工作队，明确工作队的任务是：组织和训练工农暴动队，筹粮筹款，进行土地革命，建立中共组织和苏维埃组织。在这些任务中，最难做的就是进行土地革命。什么是土地革命，什么样的土地革命才最符合农民的实际要求？这是需要在实践中予以解决的。毛泽东解决这个问题，大约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才制定出符合农民利益的土地革命政策。现在，毛泽东也不知道如何进行土地革命，因此是按照共产党中国中央制定的“一切土地收归国有”执行的。工作队把地主、富农的土地收回来，给农民去种，农民并不拥有土地，苏维埃变成了实际上的地主。
贺子珍根据组织的决定，带着一支工作队来到了西乡塘边村，过了几天，毛泽东在巡视各乡工作队的工作情况时，带着一个警卫班来到了这里。毛泽东在西乡塘村住了一段时间，他在这里把自己的调查经过仔细的推敲，写出来《永新调查》。贺子珍是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在草稿写好以后，贺子珍负责誊抄一遍。毛泽东改写几遍，贺子珍就得誊写几遍，因此，一篇文章大约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才定稿。
定了稿以后，毛泽东让贺子珍又誊写了三份，一份留存，两份分别送给了江西省委和湖南省委，并让他们上报中央。毛泽东这是为了保险，为了防止丢失或一方截留自己给中央的报告。必须这样，否则中央和共产国际不知道毛泽东在井冈山都在干什么。毛泽东为什么要给中央不断地写报告？他是想用自己的实践，告诉中央，希望他们在其他进行革命的地区推行自己的经验，以免多走弯路。正是这样，尽管毛泽东是在井冈山，但是在其他的革命根据地大多都在运用他总结出来的经验。这一点在讲到贺龙时，我们会讲到。
在与贺子珍的慢慢接触中，两个人产生了感情。一开始毛泽东对贺子珍的情感是兄妹之情多于爱情，因为毛泽东知道在长沙还有一个坚贞不屈的杨开慧在等着他；而贺子珍则完全是出于爱慕之情。在过去，还没有一夫一妻制的概念，因此，明明知道毛泽东有妻子和儿子，贺子珍爱上毛泽东也很正常。因为在她做出来爱的表现以前，她就已经想好了，她是可以做二房的。
贺子珍是永新县人，1909年9月出生，父亲是个举人，做过安福县的县长，母亲是广东人，读过书，聪明俊秀。后来父亲丢了官，又吃了官司，家道开始中落。贺子珍7岁入基督教会办的小学读书，1919年转入修水女子学校学习。1925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共产党。贺子珍16岁参加国民党党部工作，担任党部的委员兼妇女部长，成为永新的风云人物。她中等身材，皮肤洁白，长着秀气的瓜子脸，在一双又长又弯的眉毛下，是一双闪烁着刚毅生辉的眼睛，乡里都称她为“永新一枝花。”贺子珍与伍若兰一样，双手打枪，百发百中。会玩枪的女人，没有一个是性格懦弱的，都是性格刚烈，爱憎分明，眼睛里不揉沙子，做事任性又敢当。贺子珍兄妹四个人，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还有一个弟弟，这些人我们都会讲到。
贺子珍爱上了毛泽东，毛泽东岂能看不出来？这让毛泽东陷入了进退两难中。进，对不起杨开慧；退，就可能惹恼这个刚烈的丫头。惹恼贺子珍还好说，他怕是惹恼了袁文才和永新县的群众。永新县的“一枝花”愿意给毛泽东当二房，毛泽东还不愿意，一是对永新县的群众来说是一种侮辱；二是怕反动派造谣，说毛泽东根本就不是和井冈山人民一条心，他是在利用这里的人民。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毛泽东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
毛泽东在对待贺子珍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就征求老大哥朱德的意见，让朱德帮助他分析一下子利弊。朱德经过慎重考虑，建议毛泽东娶贺子珍。他提出了五个理由：一、革命者无处为家，单身也不是个事儿。他讲了自己和伍若兰的例子；二、最主要的是可以获得井冈山人民无条件的支持，因为你是他们的女婿了，和他们是一家人，可以不分你我了。否则，就可能造成与井冈山人民之间的隔阂，把井冈山所遭到的损失，全算在你毛泽东这个外人头上；三、关键的是贺子珍，如果你拒绝了她的爱意，让她还怎么在井冈山混？依她的性格说不定和你来一个鱼死网破；四、即使贺子珍不做出傻事，可是你们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如果不结成夫妻，也会引起很多的闲话，这既不利于你，也不利于她；五、你结婚了，也可以给若兰找个伴吗。
朱德最后说：“不利的事情可能有两个，一个是如何对杨开慧解释，一个是你的自由可能被限制起来。至于开慧那里，到时候我可以帮忙解释，可是你的自由问题，只有你自己去解决了。”
毛泽东一听，说道：“只要不影响工作，牺牲自由是可以的。不过，如果真的是影响到了工作，你这个老大哥是非管不可的。”
朱德说：“那是一定的，你们两个的事情我会管到底的。”朱德最后实现了他的诺言，此是后话，暂且不提。
贺子珍从永新回到茅坪，袁文才和谢梅香、伍若兰就开始给她操办婚事。与毛泽东结婚时，贺子珍亲手给他缝制了一个大挎包，成为他们结婚的唯一纪念品。这个长方形的大挎包，里面分了好几层，分别装笔墨纸砚；外面还缝了好几个口袋，装毛泽东的洗漱用品。毛泽东凡是出门都把这个口袋带在身上，非常的方便，成了毛泽东行军、打仗必备的行李。过了一年，贺子珍又把妹妹贺怡介绍给毛泽覃，这样，毛泽东兄弟娶了永新的两只花，从此井冈山成了毛泽东兄弟的泰山。泰山在这里就是安稳的意思。
八角楼在攀龙书院内，算是茅坪最好的房子了。朱德来到井冈山以后，这里成了毛泽东和朱德的共同官邸。毛泽东夫妇住在楼上，朱德夫妇住在楼下，攀龙书院的其他房子由警卫班和炊事员住。八角楼的灯光如豆，在楼外只能看出一丝微弱的亮光。可就是这里的那一丝微弱的亮光，在20年以后发出了照亮全中国的万丈光芒。

常昶昶

1928年6月，朱德在总结了三次与赣敌的作战经验以后，结合原来毛泽东提出的游击战作战原则，提出了中国革命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进。”朱德的这个完善获得了毛泽东的极大赞同，因为这就把他一开始提出的消极的被动游击战，提升为积极主动的游击战。正是这种游击战术是毛泽东、朱德共同研究出来的，所以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执行，迅速成为工农红军对敌战争致胜的法宝。
6月下旬，毛泽东与贺子珍来到了九陇山区。九陇山区，在我们讲三湾改编时说过，三湾就在九陇山，这是井冈山西边的前沿阵地。永新县委就设在这里，贺敏学在这里工作，他们是来走亲戚的。毛泽东在这里盘桓了几天，这天毛泽东正在住处写文章，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个人30多岁，高个，人很消瘦，和毛泽东有点相像，他的身后带着一个警卫员。来人自我介绍说：“我叫杜修经，是湖南省委派来的，这里有省委给你的信。”
杜修经说罢，撕开内衣上的一块补丁，取出信来。毛泽东招呼两个人坐下，接过信来细细地看起来。信中的大意是说：省委制定了第二次湘南起义的计划，要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毫不犹豫地向以郴州为中心的湘南发展，开辟新的区域，以解决部队的给养不足的问题。毛泽东把信看完，放在桌上，原来的笑脸变得阴沉起来，他对杜修经说：
“我不同意省委的意见。我们刚打开永新，需要巩固这块根据地。目前不宜分兵湘南。永新是个很富的县，再把莲花、遂川、宁冈这几个县建设好，就可以就地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用不着把部队拉到湘南去筹办给养。”
杜修经毫不客气地说：“朱德和你的部队，都是受湖南省委领导的。你们必须回到湖南去，这是省委的决定，你必须遵守。”
地区主义，比阶级主义重要的多，实践证明在共产党中国中央的统治时期，这种倾向非常明显，尤其是在湖南省委。为什么湖南省委一直在对待毛泽东的问题上行使错误的权力？就是他们认为毛泽东的部队是湖南的，不应该在江西发展，这种主导思想得到了李维汉的大力支持。后来朱德、毛泽东南下，只留下彭德怀守井冈山，湖南省委就开始鼓动彭德怀拆毛泽东在井冈山的台。他们共同毁了井冈山根据地，率领红五军向西发展，建立以湖南边界为中心的湘鄂赣苏区，而不是以井冈山为中心的赣鄂湘苏区，就是这种地方主义在作怪的结果。
毛泽东向来是主张五湖四海的，听到杜修经的话说道：“省委的决定也可以讨论吗。这么大的事情，我个人决定不了，还是开个会大家讨论了以后再说吧。”
6月30日，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和永新县委在永新城召开了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陈毅、宛西先、王尔琢、刘珍和特委、军委、县委的委员们，杜修经参加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他首先讲了这次开会所要研究的问题是湖南省委的指示。毛泽东拿出湖南省委的来信说：“省委的信是6月26日写的，要求我们留下200条枪守山，朱德、毛泽东率主力杀出一条血路，向湘南资兴、耒阳、永兴、郴州一带发展，以造成象4月时在湘南的乡村割据，对衡阳采取包围形势。”
毛泽东正要说说自己的意见，杜修经站起来说话了：“上次湘南暴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后来因为武装上了山，反动派杀了我们一个回马枪。湘南是富庶之乡，与其在井冈山割据，不如回湘南割据，只要我们打回去，必定会出现革命大发展的局面。”
听了杜修经的话，与会者，首先是从湘南出来的干部都有些心动。他们有的说：“井冈山太穷了，养不了大部队，应该向外发展。”有的说：“湘南比较富，我们去打一仗，发个洋财再回来。”
毛泽东看到会议走了方向，急忙表明自己的态度：“现在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的时期，湘南的敌人比较强大，我们去是冒险，搞不好会失败的。光想到处流动，到处找食吃，这是流寇思想。”毛泽东又转过头对杜修经说：“如果执行省委指示，红四军可能被消灭，井冈山也得丢掉，建议省委重新考虑这个问题。”
朱德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说道：“当时湘南暴动如果能够久占，我们何必上山？那里交通便利，湖南、广东敌人会联合对付我们。现在去湘南是肯定要吃亏的。”
毛泽东、朱德的发言，扭转了会议的方向，会议最后决定不去湘南，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深入开展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但是湖南省委的决定经过湘南来的干部私传到部队中以后，还是在宜章农军组成的第29团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7月上旬，湘赣两省的何健与朱培德约定，对井冈山进行第一次“会剿”。7月14日，湖南第8军第1师和第2师由茶陵、酃县侵占宁冈新城。红四军军委决定：毛泽东率第31团在永新地区相机打击由宁冈新城进占永新之敌；朱德率第28团和29团进攻酃县、茶陵，威胁湘敌的后方，以“围魏救赵”之计，调动敌人回援。
7月13日，朱德率部攻克酃县，14日，进占永新的敌人果然回头，经莲花撤回茶陵。朱德见目的已经达到，遂决定向永新靠拢，以会同第31团对付即将来犯的江西敌军。这时，随军行动的杜修经开始进行阴谋活动，鼓动第29团回湘南老家，引导部队向湘南冒进。第29团营长朱仙峨带着一些宜章人围着朱德坚决要求回湘南，理由是：“军长，请给我们假日，让我们忙过秋收，再立即归队”；“我们离家一转眼就是半年了，树随山栽，人随田转，我们要请假回乡秋收”；“春起秋头，累死水牛。这个时候不回去，一家老小怎得活哟”！
这就是农民，没有经过武装和组纪律织训练的农民，他们时刻都以家为中心。毛泽东、朱德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为什么农民们离不开家，不能象工人那样四海为家？因为他们有土地、有家，几千年来形成的思维定势就是“父母在、不远游，以及穷家难舍。”就军队组织来说，这是落后的，没有工人先进，所以需要工人来领导；但就国和家来说，这就是最朴素的乡土观念，是一种根的观念体现，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中华民族才繁衍生息几千年而不曾被驱赶出自己的家园。
这个时候，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实行的士兵委员会制度，开始对抗朱德作为军长的权威。他们召开了团士兵代表会议，作出决定：不回井冈山，直接由酃县回湘南宜章去。朱德在士兵代表会议上站出来讲话说：“你们要革命，就要听军长的命令。”
朱德的话音刚落地，有的战士就嚷了起来：“军长带我们回湘南去，回宜章去，就听军长的命令。”

常昶昶

朱德说道：“28团不去，29团单去能行吗？”
29团是个农民团，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战斗力不行，没有28团，他们是不敢单独闯湘南的。这一点29团的干部心中清楚，所以没有人吱声。朱德对参加会议的特务连连长说：“你们特务连是听命令的，特务连先走，回沔渡去。”
朱德是想象赶养一样，命令特务连往回走，只要特务连往回走，其他的连就会跟着走。特务连执行了命令，立即率领全连出发，果然，一营、二营、三营也跟着行动起来。部队往东走，一路上战士们骂骂咧咧的，杜修经就乘机在他们中间煽风点火，说：“井冈山没有粮食吃、毛泽东也不给你们发军饷补贴家用，这样在井冈山闹革命，不仅自己饿死，湘南家里的人也得跟着挨饿。大家还是回湘南去，回宜章去闹革命，别的不说，起码可以照顾家里。既然在哪里都是闹革命，为什么一定要跟着毛泽东？”战士们一听有理，就开始集体吵吵着要回湘南去，他们可不管29团有没有战斗力。王尔琢发现问题的根源在杜修经这里，就开始和杜修经吵起来了。杜修经指着王尔琢说：“是你听省委的，还是省委听你的？”
王尔琢没有办法就向朱德汇报，杜修经也跟着来找朱德，非要开军委会不可。我们知道，不开军委会，就是朱德说话算数，如果一开军委会，朱德就得听军委会的决定。来找朱德不是杜修经一个人，还有那些要回去的士兵，朱德无奈只得在沔渡召开了红四军的军委会。军委会上，会议室里是杜修经以省委代表的身份号召大家回湘南去；会议室外是聚集着的几百名吵吵要回去的士兵。如果不作出回湘南的决定，反对者势难走出会场，兵变就在眼前，朱德只好同意去湘南。
7月17日，朱德传令第28、29两个团，由酃县沔渡出发，一同向湘南开进，并顺利占领郴州。敌16军两个团来攻郴州，24日，朱德指挥部队击溃敌人的这两个团。当日黄昏，更多的敌人来攻，朱德只得率领部队撤出郴州。就在撤退的过程中，那些担心朱德带部队回井冈山的29团的士兵开始自由行动，跑回了宜章的老家。团长胡少海收拢不住部队，只好带领不到100人的第29团随朱德和第28团向桂东转移。三天以后，萧克把他的那个连，也就是以“彭家将”为主的这个连带回来找到了朱德归队。
部队来到资兴，朱德命令第28团第二营营长袁崇全率领本营和机关枪连、迫击炮连为前卫，向井冈山进发。哪里知道，袁崇全企图摆脱团部的控制，从资兴市田圩出发，不是向东，而是向南一口气走了170里。跟着袁崇全的6连连长李见林、党代表赵尔陆，机关枪连党代表何笃才感到情况不对头，就问袁崇全：这是往哪里走？袁崇全说：“是胡子的命令。”胡子指的是朱德，朱德因为长时间不刮脸，满脸的胡子，战士们就送给他个胡子的外号。
李见林他们向袁崇全要朱德的手令，袁崇全说是口头命令，没有手令。李见林、赵尔陆、何笃才经过商量，约定6连、7连、6连和机关枪连连夜往回走，掉头一口气走了130里，在第二天中午追上了朱德的大部队。这个时候，袁崇全就带领一个迫击炮连和他的亲信第5连有200多人继续向南走。8月23日，朱德率部在桂东和前来接应的毛泽东率领的第31团第三营会合，经过毛泽东和朱德的商议，决定经赣南崇义、上饶返回井冈山。这是一个弓背，等于是向南向东绕弯再向北，不想，就是这个绕弯，让迫击炮连重新归队，让王尔琢牺牲了。
部队行军来到崇义，天已经黑了，部队就地宿营。战士们听老百姓说在前面30里思顺墟有红军2-300人，还有三门大炮，就向团长王尔琢汇报。王尔琢一听，就知道是袁崇全他们，和党代表何长工、一营长林彪一商量，就带着一营连夜追了过去。来到思顺墟，天已经快亮了，只见这里有一所独立的房子，王尔琢估计袁崇全他们就在里面。于是王尔琢在房子外面喊道：“里面是二营吗？我是团长王尔琢，和党代表来接你们来了。”
袁崇全恰巧在房子里，听到王尔琢的喊声，命令卫兵打出一排子弹，当场就把王尔琢给打死了。王尔琢牺牲时25岁，是红军将领中最不可多得一个将才。袁崇全一看打死了团长，知道自己犯的罪大了，慌忙带着警卫逃走了。何长工、林彪光顾忙王尔琢，也没有来得及去追袁崇全。袁崇全逃到了遂川县城，9月13日红军攻克遂川活捉了他，28团召开全体官兵会议，经过公审以后处决。5连和迫击炮连随何长工和林彪归队。不久，林彪因为在七溪岭等战斗中作战勇敢、多谋善断、指挥有力，被毛泽东提升为第28团团长。
毛泽东是怎么来的呢？在永新转危为安以后，他获知朱德率部转向湘南，掐指一算就知道要出大事，立即率领第31团的第三营前去迎接。有人说，朱德还不知道回井冈山，需要迎接吗？需要，非常需要。朱德带领部队撤出湘南以后，是挥军向东的。当时朱德的心里的确感到不好意思再回井冈山，因为他的行动证明了毛泽东说的失败，没有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意见。所以，毛泽东是非要出来迎接才行的，只有这样，才能让朱德再次回到井冈山。
毛泽东没有回井冈山，从永新直接率军南下。但是在行军中他心头一动，感到赣军可能会趁机攻占井冈山，就急忙给井冈山特委写了一封信，嘱托了两件事：一是要加紧修筑黄洋界哨口的工事，并在工事前面布置竹阵。什么是竹阵？井冈山的竹子多，把竹子削尖用火烤一下，象钢刀一样锋利。在黄洋界哨口布置陷阱，布置竹钉，满地的都是陷阱、竹钉，怎么能够发动起有效的进攻？二是嘱托毛泽覃一件事，以作疑兵之计。
果然，8月30日，湘军吴尚部和赣军王均部4个团，乘毛泽东不在井冈山之际，东西夹击，合围井冈山的主要哨口黄洋界。下午4点钟，敌人仗着人多势众、武器先进，一边用机枪扫射，一边向山上进攻。红军战士面对敌人的进攻，凭借早已准备好的工事抗击敌人。在敌人进攻的道路上，处处是陷阱；在山坡上是竹钉，隘口是一道道的竹篱笆，还挖有4-5尺宽的壕沟，沟壁、沟底都是竹钉；山上是檑木滚石，还垒有坚固的掩体，和一门只有三颗炮弹的迫击炮。敌人历尽千难万险，终于来到了迫击炮的射程之内。这个时候，毛泽覃假扮的毛泽东出现了，他命令埋伏在四周的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打击靠近山坡的敌人，让敌人尽量往一处靠拢，成拥挤状。
敌人看到了毛泽东，心里开始打鼓，不知道有什么厄运在等待他们。这个时候，一发炮弹在他们中间爆炸，隐蔽在四周的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踊跃而出，手执红旗、梭镖刺向敌人，敌人见势不妙急忙撤退。炮弹三颗怎么就听见一声炮响？告诉大家，那两颗都是哑弹。毛泽覃假扮毛泽东，让敌军以为毛泽东已回师井冈山，所以就各回各家去了。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的消息迅速地报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当即赋词一首，这就是《西江月-井冈山》：
  山下旌旗在望，山上鼓角相闻。敌人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9月8日，朱德、毛泽东率领部队返抵井冈山的南麓——黄坳。这时的形势依然非常严峻，赣敌第14旅占领宁冈新城和永新，独立第7师的5个营进占遂川，第21旅和35旅盘踞在泰和、吉安、安福、莲花；湘敌第8军3个师在攸县、茶陵、酃县、桂东一带布防。两省的敌军对井冈山形成了包围的态势，这是它们对井冈山进行的第二次“会剿”。毛泽东和朱德仍然采取对湘敌采取守势、对赣敌采取攻势的方针，决定利用根据地内线作战地利、人和的条件，集中兵力，避强击弱。

常昶昶

9月13日，一战遂川城，歼灭赣敌独立第7师的一个营，俘虏敌人百余人；10月1日二战宁冈新城，歼灭赣敌第14旅第27团一个营；11月9日，三战龙源口，重创赣敌第27团。连战连捷，共俘敌500余人，缴枪400余支，基本上恢复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原有地区。湘赣两省敌人的会剿被打破，威震了敌胆，促使敌人内部分化。驻桂东沙团的湘军营长毕占云和驻江西樟树镇的赣军营长张威，各率一个营起义，分别被编为红四军的特务营和独立营。
10月4日至6日，利用在反第二次“会剿”的间隙，毛泽东在宁冈步云山白云寺召开了湘赣边界第二次共产党代表会议。毛泽东在大会上就《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作了报告，这个报告就是毛泽东选集上著名的文章《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的报告讲了6个方面的问题：
一，国内的政治状况。现在国民党新军阀，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国民党新军阀蒋、冯、阎、桂四派，在北京、天津没有打下来以前，有一个对张作霖的临时团结。北京、天津打下以后，这个团结立即解散，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蒋桂两派且在酝酿战争中。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内容，依国际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
二，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及存在的原因：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件奇事的发生，有独特的原因。而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第一，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必须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个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有些同志在困难和危机的时候，往往会怀疑这样的红色政权的存在，而发生悲观的情绪。这是没有找出这种红色政权所发生和存在的正确的解释的缘故。第二，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而是在1926年和1927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的地方。这些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斗争。第三，小地方民众政权之能否长期地存在，则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一条件。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第五，红色政权的长期存在并且发展，除了上述条件之外，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不错误。
三，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的失败。军阀之间的战争不是每天不停的。每当一省或几省之间的白色政权有一个暂且稳定的时候，那一首的统治阶级或几个省统治阶级必然联合起来用尽力量来消灭这个红色政权。四月以后湘赣边界的割据，正值南方统治势力暂时稳定的时候，然而我们以四个团的兵力和敌人斗争四个月之久，原因就在于湘赣边界的共产党（地方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的时候，分兵冒进，致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同志不察当时环境，不顾特委、军委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附和红军第29团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意见，其错误实在非常之大。
四，湘赣边界的割据局面和湘鄂赣三省的地位。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其意义决不限于边界数县，这种割据在湘鄂赣三省工农暴动夺取三省政权的过程中是有很大意义的。
五，经济问题。边界党如不能对经济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办法，在敌人势力的稳定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期间的条件下，割据将要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个经济问题的解决，实在值得每个党员注意。
六，军事根据地问题。巩固此根据地的方法：第一，修筑完备的工事；第二，储备充足的粮食；第三，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把这三件事切实做好，是边界党应该努力的。
这篇文章中不仅可以看出毛泽东作为政治大家的思想的光辉，也可以看出毛泽东作为军事战略家的思想光辉。我认为毛泽东在这里总结出来了四大军事原则：其一，利用敌人之间的战争，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和机会；其二，正确把握敌我态势，不可分兵冒进；其三，经济问题就是军队长期存在的基础，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吗。但是这又不完全同于单纯经济问题，是军事发展和经济发展必须同步的问题。这个问题后来发展成为毛泽东思想的中心；其四，军事根据地的建设问题。这样，毛泽东在井冈山短短一年中就总结出来自己的九招兵法，可以使红军立于不败之地了。
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二届湘赣特委委员，共有19人当选。毛泽东不再担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特委书记由谭震林担任，陈正人担任副书记。毛泽东、朱德、陈毅、宛西先、何挺颖、袁文才、王佐等为委员。为什么毛泽东不再担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了？因为毛泽东感觉到对红四军放任不管是不行的，在遇到象八月那样的事情，如果由朱德和陈毅直接去面对，还是会出现问题。所以决定恢复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担任前敌委员会的书记，统一领导红四军军委和湘赣边界特委，这样不论是根据地、还是军队出现问题，都得向毛泽东汇报解决，他们不能再擅自行事了。正是这样一个设置，为朱德和毛泽东之间的矛盾爆发点燃了导火索。矛盾的爆发从来都不是偶然的，是各种问题交织在一起的结果，这一点后来我们会讲到。

夏末微凉

常昶昶 发表于 2015-4-13 16:12
9月13日，一战遂川城，歼灭赣敌独立第7师的一个营，俘虏敌人百余人；10月1日二战宁冈新城，歼灭赣敌第14旅 ...

今天更新挺多，要慢慢看了，感谢常老师分享长篇，辛苦啦。{:soso_e183:}

筱欣奕奕

战争片，细读学习中
问好常老师{:soso_e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