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天滚滚之毛泽东三界封神演义《第一部万类霜天（下）》

常昶昶

  第十四回    臆想的科学    苏俄式共产

                                 五十四
根据分工，圣人开讲。圣人道：在中华南宋的末期，北方的蒙古民族在铁木真的统一下强大起来，铁木真称成吉思汗，开始横扫欧亚大陆。这时的俄罗斯民族还处在氏族社会。氏族我们知道都是自成体系的，你一片我一片，各建各的城，各占各的地，于是在俄罗斯欧洲的土地上，就建立了很多的大公国。其中弗拉基米尔大公国尤利，在莫斯科河畔的一块高地上建立了莫斯科城堡，改称莫斯科大公国。
公元1237年，蒙古帖木儿的军队攻占了罗斯地区，先后占领了弗拉基米尔、苏祠达尔、特维尔和莫斯科等，并在伏尔加河流域建立了铁察汗国，也称“金帖汗国”。当地的罗斯贵族成为他们的藩属，处在蒙古人的统治之下。金帖汗国通常以大公的封号作为诱饵，挑起各王公之间的矛盾，使他们之间相互倾轧和争斗。金帖汗则从中铲除不忠顺者，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大家记住，俄罗斯的大公国都是蒙古人给封的。
13、14世纪之交，一个独立的莫斯科公国在割据混乱中诞生。它凭借地处商道交叉点，周围又遍布森林、沼泽，距离金帖汗国统治中心较远等条件，逐渐兴盛起来，并取得王公的头衔。公元1325年，伊凡-达尼洛维奇登上了莫斯科公国王公的宝座，称作伊凡一世。由于伊凡一世特别热衷以各种手段聚敛钱财为自己开路，因而获得了“卡里达”的绰号。卡里达是俄语，中文的意思是钱袋子。
伊凡是个极其聪明的人，在罗斯，他是最早发现了钱的妙用。大家知道，在氏族社会是没有钱的概念的，大多数王国看重的是土地、是羊群。钱，对他们来说是舶来品。在大家都不看重金钱时，伊凡重视金钱，因此，也就使他的金钱特别多。有了钱的伊凡，开始充分发挥“钱袋”的动能。他总是不断地向金帖汗及其妻妾、近臣进献财物和礼品，从而赢得了金帖汗的信任与欢心。不久，金帖汗任命他为全罗斯的征税人，这就让伊凡有了英雄用武之地。他先是充分利用手中的财税大权，大肆搜刮、聚敛财富、中饱私囊；然后又把所得的财富作为特殊手段，向上贿赂蒙古汗王，以邀宠信，对下收买人心，以削弱其他王公的力量，获取更大的权势。
公元1327年，金帖汗国的特使在特维尔横征暴敛，激起了特维尔人的反抗。伊凡得知消息，兴奋异常，觉得这是一箭双雕、千载难逢的良机：一方面可以借助金帖汗国的势力消除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协助平叛，获得金帖汗的更大信任。于是，他连夜赶到萨莱晋见金帖汗，请缨统兵前往镇压特维尔人的起义。金帖汗正在为此事犯愁，听说伊凡愿意效力，不禁大喜过望，由衷说道：“难得你一片忠诚啊！十万火急，你速速率军前往讨伐，事成之后，本汗封你为全罗斯的大公”。
伊凡要的就是这个头衔，他有了这个头衔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统一全罗斯了。因此，他非常高兴，迅速率领一支蒙古骑兵出击特维尔公国。伊凡残酷地镇压了特维尔人的起义，所到之处，如飓风刮过，墙倒屋塌、一片狼藉。同年，诺夫哥罗德发生了同特维尔类似的反对金帖汗的骚乱，伊凡又是主动请缨，派遣自己手下的总督前往平定。这一次他连蒙古骑兵都不用了，这一招同样是一箭双雕，既向金帖汗表明自己誓死效忠，又可以公开地锻炼自己的军队、建设自己的军队。平叛不仅迅速，而且伊凡还强迫诺夫哥罗德人向金帖汗进献了2000银币和大量礼品为自己赎罪，给足了金帖汗面子。
伊凡在一年内两立军功，着实让金帖汗欢喜不已，第二年就册封伊凡为“弗拉基米尔及全罗斯大公。”此后，这个称呼为伊凡及其子孙所垄断，并使之受益无穷，罗斯的各个公国都先后匍匐在他的和他的家族的脚下，根本无法与之争锋。可能有神认为，伊凡这样做不符合本民族的道义。其实，这时的俄罗斯民族并没有形成，每个公国就是一个氏族公社，伊凡和他们没有血缘关系。如果不是蒙古人在这里统治着，也许他们之间早已打得不可开交了。相反，伊凡仅凭两次平叛就使各个公国统一在他的旗帜下，从而为逐步融合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创造了条件，不能不说也是奇功一件。
更重要的是，伊凡利用金帖汗的势力来统一俄罗斯的各个公国，大大地缩短了统一的时间。通常需要几百年的统一过程，伊凡仅仅用了两年的时间。想想俄罗斯民族形成的最晚，可是一点都不落后欧洲的其他民族，其原因是什么？可能就和伊凡遗传下的借力打力的基因有关系。我们往下看看，这种借力打力发展自己的例子，在俄罗斯的发展中就是一种主线。伊凡就是把蒙古的金帖汗国当作了统一俄罗斯的工具。
为了一举三得，伊凡决定发挥自己钱袋子的作用。他为罗斯地区的东正教大主教彼得，在莫斯科建了一个高大、豪华的大教堂，然后又送给彼得大量的财富，动员他把自己的驻节地由弗拉基米尔迁到莫斯科，并把莫斯科作为俄罗斯历代大主教不变的永久的驻地。大主教也是人，有天堂自然不愿住在地狱里，于是，彼得就来到了莫斯科享受神仙的生活。
这一举三得是什么？一是，利用宗教加速了俄罗斯民族的形成和统一进程；二是，巩固了自己在全罗斯各个公国中超然的地位；三是，可以借用大主教拥有的任命和审判各地、各城市主教的权力，既将各个公国至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又可以把各个公国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从而实现了如下两个客观目的：一，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二，团结就是力量，有了力量就可以谋求民族的独立了。
莫斯科已经具备了全罗斯政治和宗教两个中心的条件，大大地提高了莫斯科在各个公国和欧洲的影响力。伊凡利用不断上升的实力，充分发挥了他贪婪的本性，他用尽了一切办法扩充国家的领土，这是他遗留给俄罗斯的第二个基因。伊凡在位期间，先后把隶属于其他大公名下的弗拉基米尔、佩雷亚斯拉夫里、科斯特罗马、尼什哥罗德、戈罗杰茨等地纳入莫斯科公国的版图，又以兼并、购买等各种方式取得马格里奇、加里奇和白湖等地。就连他自己世袭的领地也极为可观，在他的遗嘱中，曾经把541个村庄分赐给他的儿女们。
伊凡一世为莫斯科大公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公元1380，在库里克战役中，莫斯科大公米特里率军击败蒙古人。1462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继位，先后吞并了位于莫斯科和波兰、立陶宛之间所有独立的罗斯人公国。特别是在1480年，击退金帖汗国对莫斯科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进攻，至此，结束了金帖汗国对罗斯人为期200年的统治。1472年，伊凡三世与拜占庭末代君主君士坦丁11世之女索菲亚结婚，自称“沙皇”。随后，伊凡三世又通过两次立陶宛的战争，夺取、统一全部东北罗斯，从而形成了俄罗斯统一集权国家的核心。到16世纪初，俄罗斯已成为欧洲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1533-1584年，是莫斯科和全俄罗斯大公伊凡四世（雷帝）统治时期，他于1547年加冕为沙皇。沙皇是俄罗斯帝王的称号，由古罗马政治家凯撒的名字转音而来。
17世纪中期，处于罗曼诺夫王朝统治下的俄罗斯，农奴制盛行，公元1649年，沙皇颁布《会典》，在法律上确认农奴制。其特点是：农民固定在地主庄园上，向领主服劳役或缴纳地租，取得一份土地，世代耕种；农民必须依附农奴主，没有人身自由，可以被买卖或转赠，沦为农奴；农民必须服徭役和缴纳贡税，没有政治权力。农奴分为地主农奴、国家农奴、宫廷农奴，此外，在手工业场也大量使用农奴。农奴制成为沙皇俄国进行专制统治的基础，严重阻碍了俄国经济的发展。
此时的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发展起来，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俄罗斯生产方式和经济生活的发展和变革。由于俄罗斯历史发展时间更短，他们基本上就是农奴制直接开始面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样就使俄罗斯的社会发展模式独具一格，俄罗斯没有独立的封建社会，俄罗斯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它的特点是上层建筑走从农奴制到封建制的道路；而经济发展则直接由农奴制和资本主义经济对接。因此，在俄罗斯没有过我们说的具有独立人格的农民，他们不是农奴主的附庸，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庸，他们从来没有独立过。根本没有想过独立登上国家历史的舞台，所以，俄罗斯的一切政治变革都和他们所谓的农民没有关系。
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俄罗斯的兴起，农奴制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桎梏。公元1689年，彼得一世开始掌握俄国的统治权。1697到1698年，彼得率领庞大使团赴西欧考察，他本人甚至化名深入荷兰的造船厂当学徒。西欧之行，使彼得大开眼界，坚定了他实施改革的决心。不久，彼得就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推进了改革。在政治方面，废除贵族杜马，设置枢密院，下设若干个委员会，分管各类军政事务，大大削弱贵族和教会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在军事上，改组陆军，建立海军，实行征兵制，向西欧学习，引进西欧先进技术；在经济上鼓励商人投资工矿业，鼓励发展工场手工业，为了给工场主提供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允许工场主购买整个村庄的农奴到工场做工；在科学文化上，创立科学院，发展学校教育，派遣留学生，开设医院、剧场，提倡西欧的生活方式等。
彼得一世的改革，改变了近代以来俄国长期落后的状况，促进了经济、科技与文化的发展，加强了军事力量和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彼得一世在位时，为破除陋习进行了强有力的改革，剪除了俄国人都爱留的大胡子，开始推进服装改革。公元1700年1月，彼得一世发布关于着装的赦令：“特权贵族、朝廷命官、莫斯科及其他城市的官吏，必须身着匈牙利式服装。”同年4月的赦令又规定：“凡男子，除神职人员、马车夫和种地的农民外，一律要穿匈牙利和德国式服装。”不久，又作了补充规定：“男子要穿短上衣、长腿裤、长靴、皮鞋和戴法国式帽，穿法国式或萨克森式上衣。女人要穿裙子、欧式皮鞋、戴高装帽”。这样，简捷、方便、美观的服装，逐渐取代了俄罗斯传统的长袍大袖。
彼得一世在俄罗斯称彼得大帝，是一个非常有作为的君主，他为俄罗斯留下来第三个遗传基因，这就是：学习和改革。彼得大帝继续了公元1686年开始的对土耳其的战争，于1695-1696年举行亚速远征，巩固了俄国在亚速海岸的地位。为争夺波罗的海出海口，他发动了对瑞典的战争。1714年8月，他亲率俄国舰队在汉科角海战中击败了瑞典舰队，取得了海军建立以来的首次胜利。9月，与瑞典签订《尼斯塔特和约》，夺取了大片土地，并取得波罗的海的出海口，10月，俄罗斯改国号为俄罗斯帝国。

常昶昶

在公元1700-1721年的北方战争中，俄国获得全胜，取得了通往波罗的海的出海口，从而得以与西方建立直接联系，俄国开始跻身于欧洲列强之行列。彼得大帝在改革开始之初，还与中国的康熙大帝在尼布楚打过一仗，由于他那时还鞭长莫及，所以，同康熙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彼得大帝的重心在欧洲，他也不愿意在东方招惹是非，1713年把首都从莫斯科迁到了圣彼得堡，从此一心面向西方。
公元1725年彼得大帝逝去，禁卫军拥立他的继室继位，称叶卡特琳娜一世，从此俄罗斯也有了女皇。1762年又一位叶卡特琳娜当了皇后，不久，她推翻丈夫彼得三世，自己当上了女皇，称叶卡特琳娜二世。18世纪后半期，欧洲大陆各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所发展，封建制度日趋衰落，各国封建君主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决定采取法国启蒙学者的建议，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当一个伏尔泰希望的一个开明君主。
在东欧，由于资产阶级力量比较薄弱，“开明专制”得到了显著的发展。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登基后，自称“国家第一个公仆”，愿为人民造福，在财政、司法、军事等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从而为普鲁士统一德国奠定了基础。同时，奥地利的玛利亚-特雷西亚女皇和约琵夫二世，也推行了“开明专制”政策，进行了各种改革，如改革教会、兴办教育事业、编纂法典等。由此可以知道，奥地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长盛不衰是有原因的。
叶卡特琳娜二世和上述两个皇帝的关系很好，她也要搞“开明专制”。在她的统治之下，叶卡特琳娜常常表现出开明果敢、向往文明、崇尚科学的精神，无论做什么事她都蔑视守旧，力图开风气之先，她要做的就是一鸣惊人。在俄罗斯“天花”病流行，这种病重的要命，轻的就是满脸的麻子。女皇得知这个事情后，非常着急，如果这样下去，活着的俄罗斯人都是麻子怎么办？这时，她听说英国伦敦的一个医生发明了牛痘可以治天花，就要把人家请过来。人家说还没有经过临床试验，不知道种在人的身上，会不会有什么严重后果，现在没有人敢试种。叶卡特琳娜的胆子大，她要自己试重，俄罗斯人一听简直象翻了天。但是，臣民的反对无效，她亲自经过试种后，不仅为俄罗斯人民获得了战胜天花传染病的妙方，而且也让俄罗斯人民啧啧称赞女皇的勇敢过人，就是连她的敌对势力也不得不佩服她的勇气。叶卡特琳娜为俄罗斯人民遗传了第四个基因：勇敢和敢为天下先。
农奴制在俄国推行200年后，其恶果终于显现出来了。公元1855年10月，俄罗斯的尼古拉一世对土耳其宣战，英法舰队进入海峡，克里米亚战争开始。1853-1856年，在巴尔干半岛、克里米亚半岛和高加索地区，沙皇俄国与英、法、土耳其、萨丁联军进行了近代以来一场影响深远的——克里米亚战争。俄国人在战争开始气势汹汹、志在必得，当时俄国军队被成为“欧洲宪兵”，他们是以欧洲的主人、甚至是世界主人自居的身份去打仗的。结果他们以惨败而告终，何以会出现这样的结局呢？其实，这完全是俄国落后的农奴制制度所带来的恶果。
19世纪中叶，沙皇俄国仍然是一个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封建君主国家。但是，从19世纪中叶起，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在俄国的内部缓慢地发展，并且逐步破坏着农奴制的基础。于是，农奴制的危机在不断地加深，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激化，阶级斗争日益尖锐。据不完全统计，在1826-1854的18年间，共发生了709次起义，平均每年达到24次以上。沙皇政府的警察局长在给沙皇的报告中惊恐地说：“农奴制度是国家脚下的火药库。”为了摆脱困境，挽救农奴制危机，并慑服土耳其、控制黑海海峡，进一步扩展在欧洲的霸权，沙俄政府于公元1853年10月下令同土耳其开战。结果，貌似强大、自我感觉良好的俄国军队，被英法联军打得大败，气得尼古拉一世自杀，亚历山大二世继位。1856年3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迫同意议和，与英法等国签订《巴黎和约》。这场战争，俄国损失52.5为余人，耗资达8亿卢布，并丧失了在土耳其、黑海等地的利益。为什么会遭到如此彻底的失败呢？亚历山大痛定思痛，对俄国战败的根本原因作了分析：
从军队素养上看，英法已具备现代军队的雏形，而俄军还是以农奴为主的苦力兵，文化素质低下，将领腐败，军事指挥无能；从军队的武器装备来看，英法使用的是来复枪（线膛枪）、远程大炮和最先进的蒸汽船，而俄军使用的还是“燧石枪和帆船”；从交通运输条件来看，英法用的是蒸汽船和修建铁路运输军需，并用电报进行通讯联络，而俄军用的是两轮或四轮马车来运送，军队的调动要士兵千里迢迢地从远方步行而来；从后勤给养保障方面来看，英法发达的工业为战争提供了大量军用物资，粮食、辎重供应颇为充足，俄国经济落后，尤其工业严重落后，弹药缺乏、粮草不足，缺乏必须的医疗器械和药品，甚至没有作战地图。
由于农奴制度下的俄罗斯在天时、地利、人和方面均不占优势，军事技能方面又处处落后，俄国的战败就是情理之中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俄国不是被英法打败的，而是被西欧的资本主义制度打败的，或者说是被自己的农奴制度打败的。因此，亚历山大说：“与其等待农奴自下而上地起来解放自己，不如自上而下解放农民”。公元1861年2月19日，亚历山大二世签署法令，实行废除农奴制的改革。法令由《关于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农民一般法令》、《赎地法令》等17个文件组成。
法令规定：农奴在法律上有人身自由，地方再不能买卖农奴和干涉他们的生活；农奴有份地，但须以高价赎买；设置由地主、贵族控制的村庄和乡组织，并建立监督农民的连环保制度等。改革为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所需要的自由劳动力、资金和国内市场，使俄国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但改革也保留了浓厚的农奴制度残余，既维护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又加强了沙皇的专制制度，从而为俄国的革命奠定了基础。亚历山大为俄国人遗留下了第五个基因：勇于承认失败，敢于痛定思痛。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人与中国人发生了两个一直扯不清的事件：一个是铁路问题，一个是外蒙古问题。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中国在《马关条约》中把辽东半岛割给了日本，破坏了沙皇俄国吞并中国东北、称霸远东的计划。因此，沙俄迫不及待地联络法、德等国干涉《马关条约》的全面实施。迫于沙俄政府的压力，日本政府于1895年11月与清政府补签了《辽南条约》，凭此条约，中国出3000万两白银赎回了辽东半岛。那么，俄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原来，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俄国开始修筑横贯欧亚两大洲，西起莫斯科、东到海参崴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公元1894年，西伯利亚铁路修到贝加尔地区时，关于铁路的下一步的走向问题，引发了争议，如果都在俄罗斯境内建设就得绕远。所以，俄国的财政大臣维特提出了横贯中国东北的方案，经过大家讨论一致认为这样可行。因为，这不仅可以缩短路程、节省经费，加快进度，而且还便于对中国和远东地区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扩张，沙皇很快批准了这个方案。因此，沙俄“逼日还辽”不过是挟所谓的“还辽”之功，攫取对中东铁路的筑路权。而当时的清政府，在反日仇日的情绪下，也有“联俄制日”的呼声。于是，1896年4月底，李鸿章赴俄以祝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登基为名，实行联俄战略。沙俄早已精心为李鸿章设计好了圈套，经过与李鸿章近一个月的谈判，中俄双方签订了《御敌互助援助条约》，即史称的《中俄密约》
中东铁路的建设问题就在《中俄密约》中。它始建于公元1898年，完成于1903年，在实际运作中，中俄两国又相继签订了《入股伙开银行合同》、《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章程》、《东省铁路公司续订合同》等条约。通过这些条约的签订，沙俄获得了在中国的如下“合法”权益：
1，设立道胜银行，并拥有货币发行权。中国出银500万两，俄国出银1000万两入股，银行经营的一切权力实际操作在俄国人之手。根据中俄道胜银行条例规定，该银行不仅可以在中国开办一般银行业务，还负责代收中国各种税收、经营与地方及国库有关的企业，铸造中国政府许可的货币，代还中国政府募集公债的利息，铺设中国境内的铁路和电线。
2、中东铁路的人事权。在《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第五款中规定：“凡该铁路及铁路所用之人皆由中国政府设法保护。至于经理铁路等事需用华、洋人役皆准该公司因便雇觅”。凭此，赋予了中东铁路人事任用权。
3、中东铁路附属地的建立。在《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第六款规定：“凡该公司建造、经理防护铁路所必须之地，又于铁路附近开采砂石、石块、石灰等所需之地，若系官地，由中国政府给予，不纳地价；若系民地，按照时价，或一次缴清、或按年向地主纳租，由该公司自行筹款付给。凡该公司之地段，一概不纳地税，由该公司一手经理。”
4、中东铁路的治安维护权。在《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章程》里规定：“为防铁路界内秩序起见，由公司派警察人员出负警卫之职任，并由公司特定警察章程，通过全路遵章办理。”按此项，沙俄政府派出的军警实际侵占了东三省境内的主要铁路线。
5、中东铁路沿线的对俄开放权。在《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章程》第一款中规定：“中国政府准许公司开采煤矿，无论与铁路合办或单独办理，并准在中国组织一切工商之实业。凡此类特别组合之营业公司，应于铁路营业之外另立簿册，以核对其出入之账目。”
在公元1896年9月8日，清政府和沙俄签订的《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第一款中规定：“中俄道胜银行建造、经理此铁路，另立一公司，名为中国东省铁路公司。”“公司总办由中国选派”。第五款规定：“凡该铁路及铁路所用之人皆由中国设法保护，所有铁路地段命、盗诉讼等事，由地方官办理。”据此，铁路定名为“中国东省铁路公司，公司的决策机构为董事局。”董事局总长由中国政府派员兼任，董事局的驻地为北京和彼得堡。
公元1903年中东铁路通车后，原工程局改为管理局，局长是沙皇亲自任命的皇亲中将霍尔瓦特，赋予他类似俄国内各部总督的大权，使中东铁路内部俨然如地方政府。在12个分支机构中，竟然设立有法律处、军务处、警务处、地方处、商务处、对中国政府联络部等。中东铁路管理局使用一切办法，把它所管辖的铁路及其附属地变成了俄国的租界。1917年相继爆发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和克伦斯基政府，原沙俄军、外国使馆人员和流亡分子，就把中国的满洲地区视作为反布尔什维克苏维埃政权的根据地。
关于外蒙古，俄国早就对蒙古怀有一种复仇及报复的野心。俄罗斯是个睚眦必报的民族，他们的祖先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是宽容、感恩的基因。在他们的骨子和血液里都侵入了把蒙古人踩在脚下的决心，以雪500年前被蒙古人蹂躏的耻辱。前期苦于满清的强盛没有机会，随着清王朝的败落，他们曾扬言：一旦清王朝崩溃，就把蒙古从中国肢解下来，让他们匍匐在自己的脚下。
公元1911年武昌起义的枪声一响，俄国就唆使外蒙古的乌里雅台行政区的封建主组织临时政府，并于1911年底宣告独立。1912年，沙俄军队攻占胪滨府，2月15日，沙俄支持外蒙古的第八世哲布尊丹巴活佛，在当时的都府仓伦成立“大蒙古国”。哲布尊丹巴活佛自封为“大蒙古皇帝”，并建国号“共戴”。一个月之后，即3月24日，便正式向外宣告：外蒙古独立。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立即命令外交总长陆征祥向俄国政府声明：外蒙古之事非经中国承认，一概无效。
对于中国的声明和反对，沙俄视若无睹，于公元1912年11月3日，胁迫哲布尊丹巴与其签订《俄蒙协约》，并于11月8日将《俄蒙协约》通告中国政府，声称：如果中国予以拒绝，俄国将在外蒙古采取单独行动。俄政府无理至极，刚上任不久的中国外交总长梁如洁不甘示弱，当即向俄国政府提出照会：“蒙古为中国领土，现虽地方不清，乃无与各国订立条约之资格。兹特正式声明，无论贵国订有何种条款，中国政府概不承认。”并于11月12日，亲赴俄驻华使馆，要求俄公使库朋斯基电告本国政府，速即取消《俄蒙协约》。俄国对中国软硬兼施了两年，都没有办法让中国政府妥协，只得在1915年7月7日，与中国、蒙古两方坐下来，签订了《关于外蒙自治之三国协定》。该协定规定：外蒙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而中、俄两国同意外蒙古自治。
“十月革命”后，随着沙俄政府的垮台，北洋政府否认了《俄蒙协定》和《关于外蒙古自治之三国协定》。公元1919年10月，北洋政府派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徐树铮将军率领军队开到“大蒙古国”首府所在地库伦，也就是现在的乌兰巴托，命令已实施君主立宪制的封建主，立即签署自愿无保留地拒绝“自治”、归顺中国的“协议书”。几天后，即1919年11月22日，由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向全世界公开宣布：“外蒙古已完全废除‘自治’协定，再次归入中国版图。”按规定，外蒙古按时向中央政府纳贡；同时，在北洋政府的倡议下，中国银行在库伦开办了库伦分号。哪里知道，苏联一成立就比沙皇更“沙皇”了。

常昶昶

五十五
姜子牙道：圣人简述了俄国的发展历史，我现在讲一讲马克思主义的产生、社会主义及其演变，还有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生产力的大大提高，生产的计划性与市场发展的无序性之间的矛盾开始越来越突出。市场的分裂、市场容量的不确定性，以及市场开发计划的混乱，使唯生产力论的资本主义生产导致了产品过剩。自公元1825年英国开始引发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每隔10年就要爆发一次，使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广大工人的生活状况越来越差，也就使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成为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马克思是个天才，不知道他怎么想出来的，既想出来了一个生产社会化，还想出来一个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并把它们列为一对矛盾。
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几千年来都是，为什么过去没有经济危机？生产社会化对应的应该是消费市场的社会化，如果消费市场仍然是四分五裂的，像我国一直以自产自足为主这样，生产的社会化才会出现问题。因此，生产社会化的主要矛盾面，并不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而是小农经济和自给自足。马克思把不是矛盾面的两件事联系在一起，一开始就弄错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矛盾对象，因此，他把小农经济和农民给忘了，却紧紧地盯着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的矛盾，把它片面的扩大了。
马克思根据他的矛盾，想当然地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并断言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挖墓人，社会主义必定代替资本主义，以及与此相关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然而这一切不过都是臆想，我们分别来说说。
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是在德意志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研究基础上提出来的，他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掺合到一块，捏造出了一个辩证唯物主义。黑格尔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创造了辩证法，是一个辩证唯心主义者。谈到哲学，用西方人的术语真是很别扭，没有我们中国人表述的形象、生动、简单和容易理解。我们中国人讲天、地，西方人说的是心、物。我们中国人讲究人心似天，像天一样无私、公正；胸怀似地，像大地一样宽广、厚重，能容万物。所以，中国人的哲学观是三才观，没有厚此薄彼。而西方就有了唯心和唯物之分，黑格尔为了使二者能够调和，创造了辩证法。那么，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如何理解呢？按照大家所熟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方法，就是意识决定物质，物质对意识有反作用。
老实说，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并不比黑格尔高明到哪里。黑格尔讲的是我决定它，马克思讲的是它决定我。二者都是对的，但也都是错的。这就像是一家人，我只能决定我的下一代，我则由我的上一代决定。这个世界就是他决定我，我决定他，他决定他的一个无限循环，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是静止的看问题，各自取了其中的一截。物质和心的关系是什么？是一个园圈，就像是鸡和蛋的关系一样。黑格尔是看到了鸡生蛋，马克思是看到了蛋生鸡，只有把两者合起来才是正确的。至于纯粹的唯物论和唯心论则是只看到了蛋和鸡，唯物论看到的是没有受精的蛋，唯心论看到的是公鸡。但是这个世界上也的确有这些东西，因此他们也是对的，但是如果用自己看到的来表述成全世界则都是不对的。为什么说中国的三才观是正确的？因为，天地就是父母，人就是我，世界就是如此。
道理我们已经讲清楚了，那么现实生活是什么呢？是物质、意识、辩证唯物和辩证唯心共同存在，相互关联、相互转化的，因此他们哪一个分开来讲都是错误的。就唯物论来说先说它是不对的，比如月亮是物质，它没有生命，没有生命就没有知识，更没有哲学；但是它也是对的，比如生物链的问题，就是一物降一物，不可能反过来，这就是唯物质的。辩证唯物论有正确的一面，比如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就是辩证唯物论，把人看作意识的话，人由物质世界生成，但是人在发展的过程中，对物质世界的发展有反作用，所以，人类社会也得到了发展；辩证唯物论不正确的一面是无法解释社会的发展过程，社会的发展是物质决定意识，还是意识在决定物质？如果分析西方国家的发展历史，尤其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的确是物质决定意识，资本主义经济要发展，就要求推翻封建体制，资本家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钱，钱决定着他们的一切行动，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一切理论和管理方面的书籍，其中心就是为了赚钱，所以，辩证唯物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是非常及时的，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哲学；但是我们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却不能说明这一点，中国社会的发展却完全是一个辩证唯心主义决定历史进程的标准体现。从三才观、五行论、周易到儒教、道教、佛教，再到我们要讲的毛泽东思想，都是标准的唯心主义统率唯物主义，不过是辩证的。
黑格尔之所以能够发现辩证唯心主义，相信他也是观看到了欧洲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起来之前的历史，才得出的结论。马克思本人，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以唯心试图统率物质世界的人，他根本就没有资格去批评任何所谓的唯心主义或者唯物主义。马克思最大的危害，就是带来了在意识领域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把意识上的分歧的严重性，夸大到高于父子这种纯粹的物质关系之上，为了他的主义可以把自己的亲爹杀死，简直就是伤天害理。最后我们看看纯粹的唯心论，我们说他不正确，是你无论如何意识都不可能让石头生出人类；可是只要你敢想象，就有人让孙悟空从石头里蹦出来，尽管这是神话，但是说明想象可以创造出新的物质来。思想家、哲学家、发明家、歌唱家、设计创意大师、文学大师、魔术师等等，都是纯粹唯心论的代表。当然，最早的唯心论代表是猎人和渔民，你说一个人怎么能够可以捕鱼和抓住老虎？但是，人类都做到了。在这里我想说的是：作为一个领袖，必须有自己的哲学观，必须精通这四种西方的思想，知道什么时候该使用什么样的哲学观点，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实干家是唯物论统率行动，思想家是唯心论统率行动，那么作为领袖呢？就是思想和实干相统一，什么时间二者结合得天衣无缝，什么时间就可以当领袖了。
马克思的哲学观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有着它的历史局限性，这一点我们必须明白。公元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正式出版了，这部曾被社会主义国家称为政治经济学的经典巨著，在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价值、价格、劳动、资本和利润之后，揭示出资本家剥削工人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秘密”——就是占有剩余价值，而这就是工人阶级之所以极其贫困的原因。伯劳恩在他的著作《卡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中认为，《资本论》不仅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也有很大的文学价值。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写作上，展现出了他极高的文学修养，以及诗人般的浪漫来。也许正是他的这一气质让他的思想开了偏窗。
老实讲，《资本论》的研究和创作，凝聚了马克思的艰辛劳动和辛勤汗水。公元1850年，马克思领到了一张大英博物馆的阅览证，从此，阅览室成了他的工作室和半个家。他每天从上午9点，一直工作到晚上8点左右，回到家还要加班整理白天的阅读笔记，一般都是凌晨2、3点钟才休息。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埋头钻研经济材料长达12年，在此期间，他阅读过的书籍有1500余种，所摘录的内容和整理的笔记有100多本。除去历史学、法律学等社会科学之外，与经济学有关的学科，如农艺学、农业化学、实用经济学、科技史等，马克思都进行了认真研究。甚至连英国议会专门印发给议员的报告材料“蓝皮书”，他也一本本地阅读，并随手摘录重要资料，从中具体了解英国每年、每阶段的经济状况及经济政策。
马克思1856年10月迁居到伦敦西北的肯蒂士镇，这里距离大英博物馆很远，但这并未对他产生多大影响，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他都依旧坚持按时来博物馆，继续他的研究工作。饿了啃一口面包；渴了喝一杯白开水；疲倦了，就站起来跳两下，然后继续工作。马克思的科研与创作得到了恩格斯无私的援助，在很长时间内，恩格斯不断地把一张张汇票寄给马克思，从经济上给予扶持。恩格斯靠什么赚钱？靠在曼彻斯特经商。马克思就是在恩格斯这种切实的资本主义经营活动支持下，完成了被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鸿篇巨著《资本论》。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在研究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在继承劳动创造财富思想的基础上，批判了他们关于资本家和工人共同创造财富的观点后，提出了剩余价值学说，从而确定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是既勤奋、又艰苦的，实在不忍心批评他。他没有从事过生产中的任何一个环节的工作和劳动，他自称自己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可他对经济学的研究，从来没有和社会现实进行过接触，而是在一堆唯心的、主观的书本上，和英国议会议员们的唯我思想中去研究经济学，不走火入魔才怪呢。他的经济学理论简直不值得一驳，只有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膏粱子弟，才会认为剩余价值学说是正确的。
咱们先说劳动价值论和劳动创造财富的理论。为了说明白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先明白马克思说的劳动是什么。马克思认为，劳动创造了人，所以动物是不劳动的。根据这个概念，为了生存的野人采摘、捕猎都不是劳动，只有使用了工具以后的劳动是劳动。那么，这个问题就好说了。人类，为什么要使用工具？按照资本主义的世界观，自然是为了过比吃饱更好的日子。因此，劳动一出生就是为了创造财富。什么是财富？一切吃饱以外的东西都是财富。那么，什么是价值？劳动创造了财富就有价值，劳动没有创造财富，就没有价值。劳动的价值是根据创造出来的多少决定的。有了这个前提，我们下面说说劳动在不同社会里的角色。
这里我们先说说劳动者的劳动，在奴隶社会，奴隶的劳动归奴隶主，创造的财富归奴隶主；在封建社会，农民的劳动归自己，创造的财富归自己；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劳动是商品，是用来交换财富的。劳动的这种变化有什么意义吗？当然有，就是劳动为自己赚的钱越来越多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农民都愿意离开土地去打工可以得出结论。社会的进步就是让劳动者的劳动越来越有价值，但是，为什么还有穷有富？这就牵扯到了劳动的价值问题了。影响劳动价值的问题，有自己本身的原因，比如，好逸恶劳，比如技不如人等，但是，大多数人穷，就是社会制度的问题了，让大多数人的劳动不值钱，这就是我们要改地换天的原因。其二，我们说富人的劳动，人类进入社会以后，社会的主要目的就是创造财富，而创造财富的手段有五个方面：一个是智力，一个是地位，一个是资本，一个是生产手段，最后一个是劳动。要成为富人，这五个方面，没有劳动可以，但没有其他四个方面不行。所以，劳动创造出来的财富，在分配时必须按照这五个方面进行分配。这才是富人为什么越来越富的根本原因，并不是他们的剥削。
那么，为什么说剩余价值学说不值得一驳呢？因为，劳动本身就是为了创造除了让人活着以外的财富，本身就是为了创造剩余价值，创造除了吃以外的全部剩余价值。抛开社会制度所带来的各种因素来说，劳动本身的目的就是为了创造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赚钱靠的不是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而是靠它所创造出来的社会化的生产。社会化的生产可以让同样的劳动，创造出高于手工生产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价值，资本家按理就是应该得到工人手工劳动所得的价值以外的价值，这个价值就是社会化的生产带来的。所以，社会化的生产没有错误，资本家按常理赚钱也没有错误。错误来自于资本家的“人心不足蛇吞象”，来自于恃强凌弱，来自于为了钱不要道德良心。而这一切来自于社会制度和法律不完善两个方面，来自于对不法商人的制约不力，和对工人的保护不力。社会化的生产依靠的就是资本和工人，它们虽然有矛盾，但是一体的，而不是可以相互消灭的，也是消灭不了的。马克思曾经说过，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在资本主义社会，什么是财富之母？一切投资者都是。没有财富之母，劳动也就什么钱都不值，工人只能拿着脑袋去撞墙。所以，在资本主义国家，改变工人的生活，依靠的是完善社会制度和法律体系，而不是革命。
关于科技进步、产品开发和市场的竞争问题，是马克思没有充分考虑的。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已经概括地阐述了生物界的发展靠的是竞争和适者生存。很难想象在一个没有竞争的社会里，人们会有创造力和想象力；更难想象人们会有足够的动力去创造更先进的科学技术。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物质决定意识，试图用什么共产主义思想来统领科技的发展，不过是天方夜谭，因为这是用意识来决定物质，是马克思在反对马克思自己。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最精华的部分，是他关于资本、资金流动的论述，以及货币也将变为商品，从而导致金融紊乱的理论。现在一切的金融衍生品都是是货币变为商品的实证，经济危机不再是商品卖不出去，而货币体系出现问题，金融衍生品构筑起来的虚无缥缈的美好幻影，像肥皂泡一样随时都可能破灭，从而引发像美国那样的金融上的次贷危机。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他的哲学理论一样，都是一半正确，一半错误。辩证唯物论用在人类历史发展上是正确的，用在社会发展上则是不正确的；他的经济学说，用在现实经济上是错误的，用在一切靠想象出来的幻象经济分析上，比如股市、金融衍生品等方面则是正确的。那么，他的社会主义理论呢？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在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空想社会主义产生于16世纪，是在封建社会的土壤上，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同时生长出来的一支诓花。这是欧洲的唯物和唯心两种哲学观发挥作用的结果：唯物论发展出资本主义；唯心论发展出空想社会主义。在16、17世纪，空想社会主义对未来的理想社会制度还是一种纯文学描述，主要代表有莫尔和闵 尔，他们提出了公有制和按需分配。到18世纪，以摩莱利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开始进入理论探索和论证阶段，并用“法典”的形式作出明确的规定，对私有制、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有了阶级观点，其特点是平均主义和斯巴达的共产主义。斯巴达大家还记得吧，就是进行人种选择、把斯巴达全国当作军营的城邦。从此可以看出，共产主义是建立在强制的基础之上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这种思想带来了两个后果：一个是马克思的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论；一个是希特勒的纳粹社会主义

常昶昶

进入19世纪，法国的圣西门、傅里叶和英国的欧文，开始把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资本主义制度，从理论上提出了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私有制产生阶级和阶级剥削等观点，在设计未来社会蓝图时以大工厂为原型，使社会主义成为一种具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为此，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用20万美元，买下了一块3万英亩的土地，决心建立一个理想中的“新和谐公社”。可是，他只坚持了4年，“新和谐公社”破产了，空想社会主义走进了死胡同。
马克思在经过对上述空想社会主义进行研究之后，高兴地向全世界宣布“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了。在这个社会主义社会里，是一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第一阶段是按劳分配，第二阶段是按需分配；经济形式是公有制，指导经济的手段是计划。而要实现这样的社会，就要等到资本主义统治全世界之后，再由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通过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为了保住社会的阶级不再恢复，就必须消灭民族和国家；而要消灭民族和国家，就必须消灭家庭，因为家庭是私有制产生的基础。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把空想社会主义这支诓花变成了一支雄花，飘到了哪里，哪里的雌花就会结出变异的花果。比如欧洲的资本主义就是接受了这支雄花受的粉，进行了自我完善和改造，从此消灭了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主义不可能自己结出果实，如果它能结出果实，就是说公鸡可以下蛋，男人可以生孩子了。
为什么？因为马克思简直就是个疯子，他的理论是反天、反地、反人类的。第一，无产阶级是一个臆想的概念，在这个世界里没有无产阶级，如果有，那就是丐帮。如果无产阶级指的是工人阶级，那么工人阶级不是无产者，它们没有起来进行暴力革命的冲动。工人的中心思想是靠自己的劳动获得应有的报酬，他们没有能力管理工厂，如果有就不是工人了。如果说历史上工人曾经同资本家斗争过，那么也仅此而已。
第二，资本主义不可能统一世界。世界的主要矛盾不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是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殖民者与殖民地、侵略与反侵略、宗教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经济与小农经济之间的矛盾。资本家最大的敌人在本国是农民，在世界上就是国家和民族，工人根本不在他们的眼里，闹得欢时，给他们涨一点工资就可以了。资本主义做梦想的问题就是消灭国家、民族和宗教，好让自己统一世界市场，把全世界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它们因为遇到了抵抗，因此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了帝国主义，试图用大炮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开路先锋。结果，300年的历史证明它们失败了，因为国家、民族和宗教永远比资本主义重要。资本主义也不能使世界统一成一个国家，那么，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就是痴人说梦。
第三，阶级斗争可能曾经是一个国家内的主要矛盾，但不是世界上的主要矛盾。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全世界可以联合起来的不是无产者，谁听说过要饭的在全世界定期开会的？可以联合起来的是资本家，他们天天在飞机上坐着，说到哪里就到哪里，说在哪里开会就在那里开会。就全世界来说，强大的不是无产者，而是资本家，一个大的资本家可以颠覆一个国家的主权。说实在的，资本家属于世界，而无产者不过是局限在一个国家内部。所以，阶级斗争可以存在一时，但不会存在一世，尤其是一种阶级斗争的矛盾，更不可能永远存在。
第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处于这个世界上的金字塔尖上，它的进步和发展可不是依靠掠夺本国的工人、农民和要饭花子，他们不是地主，他们的目光总是盯着他国的财富。而在掠夺他国财富的思想上，无产者和资本家的思想是一致的，因为资本家发了财就可以多给他们发工资，就可以让他们变成中产阶级。所以，资本主义国家越是发达，就越没有无产者，就越没有人反对资本主义。一个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怎么会发生无产阶级革命呢？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掘墓人的论断显然是不正确的。
第五，马克思、恩格斯把战争、军事工业的生产作为非消费性生产，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黑洞，会导致资本主义经济的崩溃。他不知道，军事工业也是资本家在经营，武器也是商品；他更不知道，一个国家的军事经费开支在国民收入中是有一定的比例的，是不会影响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在他在天上可能看到了，美国人为什么愿意天天打仗了。因为打仗了，美国的武器制造商就可以赚大钱了，美国政府花出去的钱可以分摊到他的兄弟那里，然后，再让他们根据出力的大小在伊拉克、阿富汗攫取自己的经济利益。打仗是一个赚钱的买卖，怎么会导致灭亡呢？如果把资本主义国家发动战争的失败，作为这个国家会导致工人阶级革命的假定是存在的，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后的德国和日本都没有发生革命？因为在这些国家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本来就是紧紧地捆在一起的，战争绝对不只是对一个阶级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叫嚣战争的有的时候并不是资本家，而是工人阶级，是那些国家的中下层人士。为什么？因为战争可能给资本家带来经营上的风险，却可能改变一个工人家庭的命运，他们可以到其他国家去耀武扬威，有机会当军官，可以让他们扬眉吐气。
第六，关于按劳分配。按劳分配是一种空想，在商品社会里，“劳动”是一种商品，作为商品就有一个价值问题，就有好坏问题。所以，分配只能按价值、劳动的价值，或者说是劳动的能力进行分配。由于“劳动”的质量千差万别，所以，强调按劳分配，就是强调平均主义和“吃大锅饭”，就是强调干好干坏一个样，就是在养南郭先生。还有按需分配，更是荒唐透顶。难道社会的发展是人口发展和财富增长成反比吗？是人口越来越少了，财富越来越多吗？可以多到人人想拿什么就拿什么，想到月球上看看就到月球上看看？关于这个问题，后面我们详细再说。
第七，关于消灭家庭和人类社会化生产问题。人类社会的发展前途是什么？一个是像现在自由的发展，其结果肯定是毁灭。因为，人类社会的一切进步和文明发展，都是因为有了家庭。为什么我们说女娲娘娘造人？就是因为她制嫁娶，规定了人类结合的制度，同姓不能结合组成家庭。有了家庭以及组织家庭的制度，人类才彻底和动物划开了界限。乱伦和兄妹通婚才彻底被人唾弃，人类才有了羞耻和追求进步的心理，才有了野心和私心，才有了私有制。人类社会的自由发展将导致家庭的解体，将使性获得自由，而人类的一切原始的疾病都是来自于性关系的紊乱。家庭解体就意味着一切原始的、曾经被消灭的疾病卷土重来。如果这些性病重新出现，就是比艾滋病厉害十倍的疾病，就是人类无法治愈的疾病，除非重新建立起严肃的家庭关系，否则人类将向动物过渡。马克思是主张消灭家庭的，不过他为人类的生产设计出另外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就是社会化生产。就是挑选出一批优良的青年男女，专门负责生孩子，生下的孩子交给国家抚养，然后像斯巴达那样训练孩子，当然，说得好听一点叫做培养孩子。可是怎么防止由于性自由带来的胡乱生育呢？我想破了头，都没有想出办法来。除非社会化生产出来的孩子都是骡子，如果是这样，那么马克思的按需分配就可以解释得通了。您想啊，生出来的孩子是骡子，那就是没有欲望、不知道消费和享受，只会干活的苦力。剩下的是有欲望的人，这一部分人是手握着人类生育大权的人。这些人可能算是真正的人，在整个社会中连1/100都不到，他们的确可以按需分配，可以任意地挥霍。可以玩尽天下的美色，吃遍天下的美食，游遍世界上一切能去的地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想想都让人不寒而栗，我们将来托生就可能托生成骡子，那还活着干什么？做人还有什么意义？所以，我说这是天下最反动的理论，它不仅反天、反地、反人类、反社会，还反掉了马克思主义自己。人类是在自由中走向毁灭？还是变成骡子？还是在保持家庭健康永存的前提下，去自由的发展？每一个人都必须去思考。
第八，关于平等。马克思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对平等的理解是绝对的，社会平等为什么好？是因为社会不平等；那么，假如社会平等了，什么最好？那一定是不平等。平等和不平等的关系一对矛盾，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是处于动态中的。资本家在制造不不平等，这是竞争的天性造成的，是保持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保证平等是国家的责任，国家反对垄断、保证竞争在合法和讲良心的前提下进行，给人民话语权和信仰自由，保证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保证每个人的政治权利平等和发展机会平等，保证人民的生命权。但是，不能保证物质生活的平等，普鲁东说得对，平等“仅仅在于地位的平等，就是说在于机会的平等，而不是在于生活的平等”。只保证生活的最低水准，不保证生活的平等，就是保证竞争，就是保证社会进步原动力。当然，绝对的平等理念在革命时期则是真理，它保证了革命诉求的合理性，并决定了革命者之间同志式的平等关系，它说明革命是自愿的，不是强拉硬拽来的，更不是宗主式的。但在经济发展上就要鼓励先进。
第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个国家只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被消灭了，无产阶级专谁的政？只能是专自己的政，专自己自私自利之心的政。而这种结果是什么？是思想的统一，是行动的统一，是语言的统一；而这又是什么？是人的自由和独立的消灭、创造性的消灭，是独裁的产生，是专制的产生，是资本主义社会向封建社会的倒退，而这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下进行的。所以，马克思是不主张民主和自由的，也是不主张共和的。
第十，关于社会进步。假如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100年前实现了，社会该由谁去推动呢？社会还会发展出电视机、计算机、原子弹、卫星上天、移动电话和网络世界吗？也许有人会说，可以。但是，我要问，凭什么可以？人都平等了，没有了个人的私欲，没有民族的利益，不用考虑个人和国家的发展，谁会去思考这些没有用的东西？除非有一天地球上来了外星人，要把我们赶入大海去生活；或者猴子变成了另外一群人和我们争天下。也许不是玩笑，如果人类社会真的停止发展后，猴子说不定真的会变成了人，人反而变成了猴子。
但是，不管怎么说，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还是产生了。不过，马克思不论在第一国际，还是在第二国际，他都不是工人运动的中心和领导者。他的理论被巴枯宁称作是“唯心主义者，形而上学者、实证主义者，拥护科学支配生活的人，学理主义的革命者”，是一个“始终不渝、不可救药的幻想家。”在马克思进行的工人运动中，唯一不懈支持他的是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把马克思的《资本论》整理出版。恩格斯在临死以前发展了几个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德国的伯恩斯坦和考茨基。英国是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发源地，为什么在英国没有一个传人？因为英国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者拒绝马克思的暴力学说，根据马克思学说成立的英国共产党，不能代表英国的工人阶级的主流思想。代表英国工人阶级主流思想的是英国的工党，他们拒绝英国共产党参加他们的组织，马克思主义在英国沦为末流。马克思主义不仅在英国被工人抛弃，在西欧的其它国家也正在被抛弃。
19世纪90年代初，德国的一些的经济学家，根据资本主义在19世纪中期的新变化和新发展，开始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坚持的马克思经济理论提出质疑，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批判是错误的，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并没有加剧无产阶级贫困化，也没有激化资本和雇用劳动者之间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因此，作为恩格斯指定的遗嘱执行者，伯恩斯坦运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进行了修正。伯恩斯坦认为，在“设想很片面的阶级斗争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假定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有一个飞跃”的观点是“另一种空想主义”。因为，“即使是最科学的理论，如果对它的结论作出教条主义的解释，也会导致空想主义”。而且“世界并不是静止不动的------本应是灾变以后才发生的问题，将不可避免地提到日程上来。关于这点，谈论社会的长入社会主义，并不是错误的。”
因此，伯恩斯坦认为：“马克思主义从经济继承下来的，并根据阶级斗争学说进一步加以发展的政治受经济支配的学说------成了一种教条的公式。”“纯粹的或绝对的唯物主义跟纯粹的或绝对的唯心主义是同样唯心的东西。”伯恩斯坦修正了马克思主义，把议会道路、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作为民主政治的主要内容。当然，这一根本前提是西欧各国并没有将搞工人运动的政党，当作反对派给予镇压和非法的地位，他们在西欧的活动是公开而合法的。这样，在西欧坚持马克思正统理论的就剩下了考茨基，不想，考茨基却被东欧俄国的列宁给批了个臭烂。

筱欣奕奕

信息量好大的，慢慢消化中。
问好常老师{:soso_e160:}

洪言讷

      此书已看了个大概。才开始认为，用神话、演义的方式写近当代史，尤其是像毛泽东这样的重量级历史人物并不合适。看了几回后，逐步理解了作者的良苦用心。作者是想用毛泽东及其共产党人的革命史作为主线，放眼世界，尽可能多地介绍历史、文化、政治等，起到一个普及读物的作用。
      从目前所写的内容看，充满了正能量。比如，对袁世凯的评价就比较中肯。但作者给本书所起名字及序我以为是败笔，按照序的说法，本书有可能被”和谐“。
      作者应当阐明：
      1、本书借用神话，是想借古人之口，介绍和评价历史、文化。小说不同于史书，不能用“太史公曰”之类的口吻，所以用神话的方式，让古人直接来进行介绍评价，更有说服力，而非宣扬神话。
      2、本书是宣传中国革命史，推介中国古典文化，推介中国的哲学，不是想建立宗教。
      3、本书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尽可能做到客观，挖掘人性真、善、美的一面，以此起到教育青年、传播正能量的作用。
      4、本书以演义的形式出现，是尽可能增多趣味性，让读者群更容易接受，起到普及和宣传近现代史的作用。小说的写法，东西方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演义和神话的形式是东方古典小说通常的写法，这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发扬和光大。
      以上是本人对本书的立意不成熟的想法，供作者参考。

常昶昶

洪言讷 发表于 2015-1-28 14:37
此书已看了个大概。才开始认为，用神话、演义的方式写近当代史，尤其是像毛泽东这样的重量级历史人物 ...

您的理解非常的好，而且很正确，如果由您说出来，比我自己说会有更大的说服力。我会把您的理解一并传播到其他的网站上去的。

常昶昶

五十六
韩非道：坚持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还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俄国的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开始于19世纪80年代。1883年，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德等人创造了劳动解放社，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1885年，普列汉诺夫的追随者，在圣彼得堡成立了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并开始出版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报》，以列宁为代表的新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加入了进来。列宁他们更贴近俄国的社会现实，在列宁的努力下，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了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诞生。这一年，列宁28岁。列宁开始和普列汉诺夫决裂，开始批判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和考茨基的教条主义，宣传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将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导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列宁最伟大的贡献就是他根据俄国的实际，修正了马克思的有关理论。同样是修正者，为什么列宁批判伯恩斯坦是修正主义者，而宣称自己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因为他坚持了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论，而伯恩斯坦主张和平过渡，主张在议会里去争取大多数的选票。那么，列宁这个修正主义者为什么又振振有词地攻击考茨基呢？因为，考茨基紧紧抓住马克思的教条不放，批判列宁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俄国的革命实践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太有了。
一方面，俄国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决定了俄国的工人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要比西欧的工人少得多，也就决定了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水平要大大低于西欧，这就使得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不可能建立在西欧式的强大的工会运动的支持基础之上。而且，俄国还有大量的令共产党人头疼的农民，这些农民落后的不得了，没有办法成为工人的同盟军。另一方面，沙皇政府对社会主义运动，从来就是采取极端敌视和残酷镇压的态度，不像是在西欧。因此，俄国的社会党长期处于非法状态，缺乏开展西欧社会党那种合法斗争的必要条件。正因为如此，列宁显示出与西欧的社会主义者不同的思维方式，他也就与另外的一批原始马克思主义者和持有资产阶级革命观点的人产生了分歧。列宁把党内的多数支持他的人组成了一派，称布尔什维克，也就是多数派。另一派则称为孟什维克。列宁的理论主要观点有：
他发展了最早由考茨基提出的“灌输”理论。认为社会主义意识不会从工人运动中自发产生，必须由我们从外面将其灌输进去。为了灌输这种理论，普列汉诺夫说过：我们的人很少，我们必须大声地宣传社会主义理论，让人们以为我们的人很多，结果人就真的多起来了。列宁把考茨基的“灌输”理论和普列汉诺夫的大声宣传理论结合在一起，就培养出了在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中的形象。革命的宣传家、鼓动家和雄辩家就是这个时候开始产生的，他风靡了世界，让大家看到了演讲和宣传的力量，从而培养出来一代代的英才，比如德国的希特勒，中国的汪精卫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其次，列宁建立起一种高度集中、分工细密、步调一致的革命政党组织，在组织内部实行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党的中央机关是权力的核心部门，并以中央机关为中心，建立起具有铁的纪律和坚定信念的地方组织，以坚定不移的态度执行党中央的战略和策略。
第三，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应该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因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链条中的两个环节，是俄国革命发展的完整过程。这两种革命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完成了民主革命之后，无产阶级应该立即转向社会主义革命。
第四，列宁将马克思主张的一个世界整体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演变为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首先在一个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从而彻底改变了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先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统一世界的基础之上，而后是以消灭国家和民族为前提的。列宁这样一修正，就把马克思设计的两个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全部修正掉了，向世界宣布：资本主义不可能统一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是消灭国家和民族；相反，他使无产阶级革命变成了国家的和民族的，赋予给各个国家根据自己实践的情况，自由决定符合本国革命道路的指导思想和革命手段的权力。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列宁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是非常伟大的，他不仅解放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教条式思维，更重要的是他让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生存了下来。否则，马克思主义就是昙花一现。
第五，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后，外部的帝国主义势力肯定会通过内部的反动派，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对外必须派出大量的人员宣传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的周边国家迅速组建共产党组织，以保卫苏维埃政权。这些外国的党组织能够获得本国政权更好，如果获得不了，也要把本国内部搞乱，以让它们没有精力对付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对于国内的反动派，就是要实行红色恐怖，建立契卡制度。契卡的全称是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简称是全俄肃清委员会。契卡是俄文的缩写音译。
第六，农民是俄国的大多数，对农民实行既联合、又无产阶级专政是必须的。
第七，列宁主张无产阶级革命不能等到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展到发达程度，而应该充分发挥共产党人的主观能动性，利用统治阶级的危机造成的革命形势来发动革命。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到了帝国主义时代，内外部矛盾逐步激化，正是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的大好时机。如果战争发生了则是更好的时机。
第八，列宁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概念给拆开了。马克思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概念等同，在他那里顺手使用，没有分别。列宁根据马克思的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将共产主义分成了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称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共产主义的第二阶段称共产主义，实行按需分配。列宁这样一分，使社会主义革命的概念清晰了，社会主义的理论也就更加符合社会现实和科学了。中国的革命者接受的就是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离马克思比较远。当然，如果他们真的接受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那一定会认为中国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间还有一万年。
列宁同伯恩斯坦一样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修正，可是伯恩斯坦却被我们批判了100年，而列宁被我们歌颂了100年，为什么？因为列宁的理论在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变成了现实，十月革命胜利了。尽管如此，列宁的理论在当时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阵营里，是被指责为异端邪说的，是受到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广泛批判的。考茨基作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立即认为自己有义务反对它，他认为：“社会主义和民主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在考茨基的认识里，俄国的十月革命后所建立起来的政权是没有民主的。考茨基将俄国的十月革命比喻成，一个怀孕的妇女，因为无法忍受怀孕期间的痛苦，就疯狂万分地上蹿下跳而引起的早产儿，指出：这样生下来的孩子是活不成的。“俄国革命的真正遗产将导致农民和产业工人之间矛盾的尖锐化，而不是社会主义”。考茨基一开始还真说对了。
不管怎么说，俄国的二月革命爆发了。不过这次革命不是列宁领导的，而是资产阶级社会党人克伦斯基等人领导、由广大的工人和士兵参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国社会矛盾急剧尖锐，革命形势逐渐成熟。记住，这时的革命时机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而是反对沙皇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机。1917年3月12日，这一天是俄国历的2月27日，俄国社会党领导工人和革命士兵在彼得格勒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了沙皇政府，统治俄国300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垮台了，这次革命称“二月革命”。对了这个社会党就是孟什维克。
二月革命后，俄国出现了两个政权：一个是社会党人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它掌握着各级政府的权力机构；另一个是由工人和士兵代表组成的苏维埃，它虽是一个辅助性政权，但却握着彼得格勒军队的实权，并得到了工人的支持。克伦斯基出任俄国的临时政府总理后，不顾及广大工人和士兵的呼声，继续坚持参加世界大战，遭到了苏维埃的反对，两个政权由合作开始变得对立起来。这种形势就给布尔什维克带来了机会，1917年4月，长期流亡在外的列宁回到了彼得格勒。他在党的会议上作了被称作《四月提纲》的报告，列宁指出：俄国革命必须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必须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列宁还号召布尔什维克党积极准备新的革命。《四月提纲》为俄国革命指明了方向，吹响了十月革命的号角。
1917年7月，俄罗斯军队在前线的进攻中遭到了惨败。消息传到彼得格勒以后，工人和士兵满腔怒火，他们走上街头，举行示威，要求把全部的权力收归苏维埃。游行遭到了临时政府的血腥镇压，史称“七月革命”。临时政府收缴了苏维埃的权力，两个政府并存的局面不复存在。临时政府在掌握全部权力后，开始大肆搜捕布尔什维克党和工人群众。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转入地下。8月，布尔什维克党召开代表大会，确定了武装起义的方针。
9月，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力，克伦斯基政府命令俄军最高司令科尔尼洛夫派军队进驻彼得格勒，企图以武力镇压革命力量，建立军事独裁政权。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广大的士兵和工人粉碎了科尔尼洛夫进军彼得格勒的企图，瓦解了俄罗斯的军队，从而改变了彼得格勒城内的阶级力量对比，布尔什维克党夺得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布尔什维克党于10月25日成立了武装起义的领导机关——军事革命委员会。并特别命令“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沿涅瓦河畔开近冬宫，以便有效支持彼得格勒的武装起义。
当“阿芙乐尔”号接受彼得格勒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以后，舰长却以冬宫附近水域过浅、无法停靠为由，拒绝执行命令。舰上布尔什维克党水兵经测量河水之后，果断逮捕了舰长，而后按照要求及时将巡洋舰开到了指定地点。正当起义按计划加紧准备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将起义计划泄露给了临时政府。克伦斯基立即调军队和士官对彼得格勒各战略要点进行了警戒，并企图来个黑虎掏心，占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所在地斯莫尔尼宫。形势骤然紧张起来，列宁决定提前举行起义。11月6日，“阿芙乐尔”号接到急电：“用你们指挥的一切力量恢复尼古拉耶夫大桥的交通。”接到急电后，“阿芙乐尔”巡洋舰开到尼古拉耶夫大桥，迅速打退了士官生，守住了彼得格勒城市交通的要冲。军事革命委员会还通过“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的无线电台，向彼得格勒和其他地方继续发布若干紧急命令。
1917年11月6月深夜，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开始，到次日凌晨，起义者迅速占领和控制了彼得格勒的主要战略要点，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仓皇逃跑。11月7日上午，列宁发表了自己起草的《告俄国公民书》，宣告临时政府已被推翻，政权已经转归苏维埃。“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的电台迅速抄收并播发了这份历史性的文献。然而，临时政府不甘心自己的灭亡，他们拼凑了2000多名军官和士官生，龟缩在冬宫里，负隅顽抗。于是，攻克冬宫的围歼战打响了。

常昶昶

1917年11月7日晚9时45分，“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的一门6英寸口径的大炮打出了一发空弹，这是向冬宫发起总攻的信号。刹那间，赤卫队和革命士兵潮涌般地冲进冬宫，与临时政府的残余势力展开激战。到8日凌晨2时许，冬宫的楼顶上升起了红旗，象征着俄国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堡垒终于被摧毁了，临时政府的内阁成员遭到了逮捕。
当晚，召开了第二次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通过了《告工人、士兵、农民书》，宣告临时政府被推翻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同时通过的还有《和平法令》、《土地法令》。大会批准了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政府骨干包括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内务人民委员李可夫、外交人民委员托洛斯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斯大林。代表大会最后选举出自己的领导机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并谴责了帝国主义战争的罪行，建议各交战国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
在彼得格勒起义的影响下，到1918年3月，全国各地相继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苏维埃的首都也从彼得格勒迁到了莫斯科。就在这时，协约国对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实施了大规模的武装干涉，苏俄国内反革命势力趁机举行叛乱，国内战争爆发。面对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猖狂进攻，苏俄提出了“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胜敌人”的口号，把各项工作都转入战时轨道。为了把所有人力物力都集中起来用于战争，苏俄陆续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规定实行余粮收集制，要求农民按照国家规定的数量上交粮食和其他农产品；除大工业外，中等工业也收归国有，对小工业则实行国家监督；取消自由贸易，实行粮食和日用品的配给制，全国成人实行劳动义务制等。这一系列措施被统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这些政策是在国内战争和经济被破坏的环境下被迫采取的，虽然为捍卫苏维埃政权，赢得国内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却给俄罗斯的农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广大的农民生活困苦，到处是因为饥饿而逃荒要饭的人，一群群饥饿不堪的老人、幼童倒卧在路旁，呻吟转侧。更为悲惨的是，没有活路的农民举家自焚，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
农民们实在忍无可忍，从1919年春天开始举行反对苏维埃的起义，到1921年春两年的时间里，已经多达上百次。农民们在俄国一直没有起义过，到了苏维埃时代却起义了，说明农民实在是难以生活下去了。农民们反对余粮收集制的暴动，开始波及到城市，城市的粮食供应也出现了紧缺，从1921年春天起，工人们开始纷纷罢工。农民、工人们起义的起义、罢工的罢工，他们的士兵儿子们也坐不住了，1921年2月28日，喀琅施得的水兵发动了起义。本来苏俄的水兵一向是布尔什维克所倚重的武装力量，曾被誉为“俄国革命的骄傲和光荣。”现在，连他们居然都举行了反布尔什维克的起义，可见形势恶化到了什么程度。水兵们提出“取消共产党的特殊地位”、“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等口号，而且他们是以捍卫十月革命原则的名义、不受共产党人的破坏为理由，要求实行自由选举、自由贸易，“为劳动人民的真正权力而斗争。”
面对着俄罗斯的紧张气氛，特别是喀琅施塔得这场所谓的“穿着军装的农民暴动”，考茨基的批判和指责正在变成现实。列宁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是什么将苏维埃的支持者推向了反面？为了找准问题的症结，列宁走下去、请上来，深入普通的农户中间，征求意见，倾听呼声。1921年的春天，莫斯科的大街小巷仍然被漫天的风雪席卷着，克里姆林宫内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列宁正在接见全国各地来访的农民。
一位农民说：“土地属于我们，面包却属于你们；水属于我们，鱼却属于你们；森林属于我们，木材却属于你们”。还有人说：“在实行余粮收集中，懒汉和勤劳的人都同样摊派，这太不公平了”；“余粮收得太多！请给我们定个标准，要不，我们会把春播的种子都吃掉。”“要使农民看到好处，怎样才能使人们看到好处呢？很简单，按百分比收集余粮。”
听了农民代表的广泛发言之后，列宁以凝重的语调说道：“我知道当农民的一切被拿走，而给他们的东西又是那么少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是何等艰难！我了解农民的生活，我热爱他们，尊敬他们。我请求大家再稍微忍耐一下。”在深入调查、研究、思考的基础上，列宁反思了近年来苏俄革命与建设的实践，直言不讳地坦承自己的错误。
“在经济战线上，由于我们企图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遭到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到的任何一次失败都要严重得多，危险得多。这次失败表现在：我们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他说：“余粮收集制已经不能继续实行下去了。这种政策早就应当改变了。在这方面我们目前也许正处在建设的最困难时期。如果用党的工作同高等学校的四年级课程相比较，那么，我们正在参加从三年级到四年级的升级考试。”“我们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是学习。我们应该用农民们所熟悉的方式治理经济，恢复自由市场，我们要准备好进一步、退两步。”
1921年3月，俄共（布）召开第10次代表大会，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大会根据列宁的报告，通过决议废除余粮收集制，实行粮食税。列宁选集中的《论粮食税》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政策，被称为“新经济政策”。苏俄开始了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在农村恢复了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从而有效地缓解了国家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然而，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推行的集体农庄则一再打击农民的生产的积极性，尤其是他所推行的“剪刀差”政策，使苏联的农业生产水平，几十年来停止不前，使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成了对农民的专政。
斯大林在执政期间，就他的经济政策有一段著名的理论，他说：要搞工业化，就必须进行原始积累，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始积累对内靠的是压榨人民，对外是掠夺他国的财富。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既不能压榨国内人民，又不能抢劫其他的国家和民族，向资本主义国家借钱，他们又不借给我们，怎么办？只有不发展工业。可是不发展工业，尤其是不发展重工业，就没有办法保护国家，确保苏维埃政权的安全。为此，他设计了两个方面的理论，一个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理论；一个是利用“剪刀差，”从农民那里套取钱来进行资金积累的理论。
学过政治经济学的都知道，里面有一个列宁设计的计算公式，这是一个计算错误的公式，这个错误的公式显示的国民经济发展的先后次序是重、轻、农；而正确计算的结果是农、轻、重。斯大林就是利用列宁的这个错误的计算结果，作为他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理论依据，有一点数学常识的人都可以纠正这个错误的计算，可是斯大林却指鹿为马了60年。
什么是“剪刀差”？就是将城市里生产的工业品高价卖给农民，将农民的粮食和农作物低价收购上来，这样，中间就就有一块很大的利润。国家把这块利润积累起来用于搞建设。知道为什么一定要搞公有制吗？就是怕这一块资金落入私人的手里；知道为什么要反对私人做买卖吗？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谁做生意都会赚钱；知道为什么一定要严厉打击贪污、浪费吗？因为这样可以节约下来国家财政的每一分钱；知道为什么实行平均主义吗？因为只有这样，大家才没有怨言，才不会反对政府，反正大家一样穷吗。
斯大林的这个经济理论，是在经济学上一直无法占得住脚的霸王经济理论，我们现在批评起来好像非常理直气壮，可是大家知道吗？正是这种看似是强盗般的经济理论，挽救了苏联的命运。记住，国家的利益永远高于一切，为了国家，民众有的时候就得勒紧自己的裤腰。因为，斯大林的经济政策虽然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但在20年时间里为苏联发展出来一批重要重工业项目。当希特勒侵入苏联边界时，斯大林已经在工业上做好了迎战他的准备。因此，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斯大林的经济政策远比任何一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都伟大。
1919年2月3-10日，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在瑞士伯尔尼召开，史称伯尔尼国际。大会在民主与专政的问题上对布尔什维克党大加报复。1920年7月31日至8月5日，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再度在日内瓦召开，大会经过讨论决定，正式恢复大战爆发后一直处于分裂状态的第二国际。在大会上，各国党在战争罪责、民主与专政、和平改良与暴力革命问题上统一了认识，形成了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对立的社会民主主义，从而在“莫斯科的共产主义制度和第二国际的民主制度之间划分了界限”，为国际在组织上的彻底分裂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列宁为了扩大自己党的影响，和向外输出自己的革命，也与1919年3月在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它以布尔什维克主义为指导，以俄国道路为榜样，并以在世界范围内推行世界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己任。会后，他们向世界的主要大国都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发动成立各国的共产主义小组。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的共产党代表来到了中国，他先找到了李大钊，李大钊把他又介绍给了陈独秀。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它是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俄国各地区的被压迫民族纷纷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国家，从1917年到1921年，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宣布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在外国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严峻形势下，它们建立了密切的军事、经济和外交方面的联系，签订了相互合作条约。1922年8月，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成立专门委员会，由斯大林主持工作，负责讨论各苏维埃共和国联合问题。9月，委员会通过了斯大林提出的《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同各独立苏维埃共和国的相互关系的决议草案》。这个“自治化”方案严重削弱了各苏维埃共和国的独立自主权，各苏维埃共和国在讨论这个决议草案时产生了严重分歧，少数赞成，多数反对。
列宁严重批评了斯大林的自治化方案，他认为各苏维埃共和国必须保持平等的地位，联合成为新的民主联盟建立平等的、民主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国家。他坚持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南高加索联邦（包括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必须按照自愿和平的原则加入新的联邦制国家，建立新的全联盟中央机构。根据列宁的建议，委员会重新制定了联合决议草案，确认了乌克兰、白俄罗斯、南高加索联邦共和国，同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必须缔结关于组成新的联邦制国家的条约，选举新的全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统一联邦制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1922年12月30日，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批准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宣言》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条约》，宣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成立。1924年1月，苏联通过了第一部宪法，把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形式固定下来。
1923年5月21-25日，伯尔尼国际和第二国际及其所属的40多个党派代表在汉堡召开合并大会，成立了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共产国际及其成员党的的所属组织被排除在外。大会通过了批评和反对俄国的决议，宣布自己推行的是与“专制的社会主义”相对立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以这次合并大会为标志，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形成了两个中心，国际工人运动的分裂进一步加深。在这个情况下，共产国际左派将它视为敌手，而不是合作的对象。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三次扩大全会通过的《汉堡代表大会决议》中：“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对者，他们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各自代表着各个资本主义国家间相互矛盾的利益。------这是共产国际在工人运动中最后一个敌手。”这种错误的观点，在1924年6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更是以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会议认为，欧洲国家的社会党普遍“转变为资产阶级的左翼”，成了资产阶级的第三党，甚至还成为“法西斯主义的一翼”。此外，斯大林对国际形势的错误认识，更加导致共产国际在“左倾”道路上越走越远，并且错误地在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共产党内进行“布尔什维克化”运动，这就彻底地破坏了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
国际上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与共产国际的对立，国内社会党人与共产党人的对立，对当时的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产生了消极影响。特别是对20年代初即以出现的法西斯主义，不管是社会主义工人国际，还是共产国际都产生了一种错误的认识，并且低估了法西斯的势力，从而妨碍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什么是法西斯？就是国家民族主义；什么是纳粹？就是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和纳粹的崛起，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和共产国际都以为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种新的形式出现了，自然是欢呼的，怎么会反对呢？
1939年8月24日，苏德签订了为期10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共产国际遵苏联之命，完全抛弃了“七大”路线，绝口不提反法西斯主义问题，反而要求各国共产党同英法进行斗争。《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共产国际政策的急剧变化，给整个国际工人运动造成了严重后果，使本来就对苏联和共产国际联合反法西斯持犹豫态度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做出了强烈反应。1939年8月28日，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执委会向各国社会民主党发出号召，要求它们立即“终止同共产党的任何关系。”随着德意志法西斯在欧洲的胜利，社会民主运动遭受了极大挫折，一些社会党被取缔或被迫转入地下，特别是1940年5月，希特勒法西斯侵占比利时之后，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被迫停止活动。共产国际已经声名狼藉，在德国入侵苏联之后，也于1943年6月宣布解散。这样，两大国际工人组织都因为法西斯的猖狂进攻而完全停止了活动。

常昶昶

五十七
韩非道：兵宗，世界上有共产主义者吗？
姜子牙道：法宗这句话问得有意思，就我考察还是有的。比如黄帝，他就是一个，他为人民创造了无数的财富，可是没有给自己留下一点点。
韩非道：我是说的马克思所定义的共产主义者。
姜子牙道：这要看这个人所处的角色和位置了。如果一个人不分种族、国家，投入到世界上穷人反抗压迫的斗争中，或者是民族解放的斗争中，那就是共产主义者，比如白求恩。其实南丁格尔也是，她为了救助病人，尤其是穷病人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韩非道：我是想问你，列宁是吗？斯大林是吗？
姜子牙道：他们理论上是，但实际行动中都不是，他们要求别人是，而自己不是。
韩非道：兵宗怎么这样说呢？
姜子牙道：当列宁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在一国或几国内首先取得胜利的那一刻，他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了。马克思为什么主张在全世界范围内一起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因为共产主义是没有民族和国界的。而当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解放去奋斗时，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了，因为，这种革命是有国家和民族界限的，在革命的过程中，一定会为了维护本国民族利益，而去伤害和削弱另一个他认为会威胁他的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国家和民族的。
韩非道：列宁可是组建了共产国际的，那不也是为了支持他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吗？
姜子牙道：名义上是如此，但实质不是。苏俄革命仅此一家，在国际上是孤立无援的，帮助别国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指导别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一是为了建立联盟，万一有哪一个国家也建立了相应的政权，岂不打破了国际上的封锁？二是在世界上建立国际纵队，即使不能给苏俄以政治经济援助，也可以搅乱国内局势，让他们的国家内部忙于内战，无暇顾及攻击苏俄。共产国际是苏俄圈养的，它在国际上做的越来越过分，没有一点威信了，只得自己摘了牌子。
圣人道：兵宗此话说的甚是。共产国际在世界上没有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苏联大兵扶持起来的。中国的革命如果没有毛泽东，也早就失败了。共产国际的所作所为，只能反证斯大林的民族主义。
姜子牙：对，就是这样，列宁是一个革命者不假，是一个主张工农坐天下的革命者也不假，但他绝对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这不是在损他，而是在赞扬他。他在获得了政权之后，就更明白了国家和民族利益是高于一切的，他的继任者斯大林尤是如此。因此，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好理解苏俄与我国即将发生的一切关系。
圣人道：是的。苏俄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看也许没有什么错误，但对中国的伤害可就大了。
姜子牙道：苏俄在建立后，对中国采取了远交近攻的政策。就是远交孙中山和冯玉祥，近攻张作霖。
韩非道：张作霖在中国的历史书上可不是一个正面角色，攻击张作霖有什么不对吗？
姜子牙道：张作霖反俄反共，有60%的责任是苏俄造成的，张作霖的责任最多占40%。我们知道，张作霖是东北王，十月革命爆发后，哈尔滨的俄工农兵苏维埃组成临时革命委员会，并与布尔什维克党组成了“城防委员会”。11月2日，布尔什维克哈尔滨支部发表《告满洲全体公民书》，号召东北地区的民众支援俄国十月革命。并于12月12日，同哈尔滨俄工农苏维埃发表《告公民书》称：“自本日起，哈尔滨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即为国家主权正式代表，所有国家及公共机关均受本委员会管辖，凡本委员会发布的政见即为正式命令。”12月14日，哈尔滨工农兵苏维埃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撤销由沙俄任命的中东铁路局局长霍尔瓦特在中东铁路管理局的一切职务，任命布尔什维克党工人斯拉夫为“主持中东铁路管理局政治与外交事务委员。”随后，哈尔滨俄工农兵苏维埃又派普拉诺夫为驻哈尔滨领事，而沙俄任命的驻哈副领事波波夫在遭到布尔什维克驱逐之后逃入了东北内地。
韩非道：这是什么事儿？这可是在中国，布尔什维克怎么能在哈尔滨自行其是呢？这不是没有把张作霖放在眼里吗？这不是不尊重中国的主权吗？
圣人道：这就是俄国沙皇主义留在这些布尔什维克者骨子里的东西，他们根本没有考虑中国国民政府和张作霖的感受。或者说，根本没有把张作霖放在眼里。
姜子牙道：是的。他们草率而鲁莽的行为，成为英、美、法、日等国借以攻击苏俄的借口，他们以保护自己的侨民及利益为借口，纷纷要求中国政府限制俄工兵苏维埃的活动，英国驻华公使则直接要求中华民国政府出兵维持哈尔滨秩序。为了防止在东北有兵的日本人介入，1917年12月1日，中华民国外交部会商东北巡阅使张作霖电告吉林督军选派军队，开赴哈尔滨震慑俄“激党作乱。”12月20日，中华民国外交总长陆征祥照会苏俄公使，宣布中方决定“以实力赞助霍尔瓦特，维持北满秩序。”12月28日，哈尔滨俄士兵苏维埃主席流基及其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军队4000余人，被缴枪后遣送出镜。随后中东铁路沿线富拉尔基、博客图、碾子山、孔兰屯军地，倾向于布尔什维克党的军队亦相继被奉军解除武装递解出镜。霍尔瓦特等恢复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职务后，便把哈尔滨及中东铁路沿线作为反苏俄的基地和大本营。苏俄政府表面没有做出什么反映，暗地里却派出无数“契卡”人员进入哈尔滨，使哈尔滨一片混乱，成为东北局势动乱的策源地。张作霖便以维护该地区的秩序为由，收回了中东铁路权，并在日籍顾问的鼓励下，强化了对东三省及相邻的苏俄地区边境管理。他甚至以整个中俄远东地区监管人的身份，把收回中东铁路权及强化边境沿治安的告示，电告给与中国东北相邻的6个俄属地方政府，即贝加尔、后贝加尔、阿穆尔、萨哈林、滨疆区及勘察加，而这些地方行政当局，竟没有一个表示抗议和回绝的。在这个问题上，张作霖做的有些过分了。
韩非道：这是半斤八两，各有50%的错误。但是也和列宁有关。早在1900年12月，列宁曾经在《火星报》上撰文，强烈谴责沙俄政府抢修中东铁路，并利用该路出兵中国东北。十月革命前也曾声明：我们俄国工人和农民决不赞成强制保留任何一块非大俄罗斯的地区和殖民地。1917年12月，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宣布废除沙俄和一切国家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放弃在外国的一切特权。在中东铁路问题上，采取的是坚持中俄合办并允诺中国可以“赎回”的政策。1919年7月25日，苏俄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汗发表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北、南政府宣言》，称：“俄国莫斯科苏农政府副外交委员加拉汗遣员送致通牒于中国，请正式恢复邦交。声明将从前俄罗斯帝国时代，在中国满洲及其他各处以侵略手段取得之土地一律放弃；并将中东铁路矿产、林业权利，及其他由俄帝国政府、克伦斯基政府、霍尔瓦特、谢米诺夫、俄国军人、律师、资本家所取得之各种特权，及俄商在中国内所设立的一切工厂，与俄国官吏、牧师、委员等不受中国法庭审判之特权，皆一律放弃，返还中国，不受任何报酬。并放弃庚子赔款，勿以此款供前帝俄驻北京公使及各地领事”。这说明苏俄明明放弃了中东铁路的全力。甚至俄国沙皇侵占东北和西北的土地都可以收回来。
姜子牙道：法宗有些天真了。这只不过是苏俄采取的一项策略，为的是缓和同中国东北的紧张局势，不至于在欧洲反俄联盟进攻时，受到东方中国从背后的进攻。但是，当局势稳定以后，苏俄在对中国的外交中，民族利益和帝国心里便开始主导一切。1920年9月27日，在加拉汗签署的第二次对中华民国的宣言中已经没有了上述内容，并且开始插手中国外蒙古事宜。在徐树铮将军将外蒙古收回后，苏俄就开始动外蒙古的脑筋，它们先是发表声明试探，然后指示共产国际的“共产国际蒙藏部”，派人深入外蒙古组建共产党小组。
圣人道：1920年11月17日，联共（布）会同共产国际，开展有关帮助外蒙古推行革命的统一战线，反对中国军阀统治的探讨。在苏俄政府及共产国际的大力支持下，外蒙古境内产生了一个共产主义性质的政党——蒙古人民党。1921年1月1日，蒙古人民党在恰恰图市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口号是：在苏联共产党及共产国际的领导与支持下，团结各界民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并为争取民族统一和社会解放而努力奋斗。会议还决定联合境内所有的游击力量组成统一的革命武装组织，即蒙古人民革命军。同年3月13日，在恰恰图市举行了由外蒙古地区各旗的劳动代表、各游击队组织代表及各革命党派代表参加的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在苏俄政府倡议下，大会决定成立蒙古临时人民政府。这里有什么问题吗？当然有，对中国来说，蒙古人民党就是一个分裂组织，蒙古人民临时政府就是一个分裂的政府，它为苏俄入侵我外蒙古奠定了基础。
韩非道：就在外蒙古成立蒙古临时人民政府时，1921年4月中旬，北洋政府在天津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其主要内容和议题就是外蒙古的局势问题。与会者认为，当前外蒙古的危机不但威胁到了张家口，而且还威胁了北京。为此，会议决定任命张作霖为“蒙古经略使”，政府拨款300万美元，命其统领10万军队，迅速开赴外蒙古，收复失地，并歼灭翁格恩的白俄“亚洲师”，防止苏俄红军进入外蒙古。然而，当张作霖统兵到达张家口时，势单力薄的翁格恩就知道自己不是张作霖的对手，便在日本人的周旋下，向张作霖表示：“本人一直崇拜张大帅，如有可能，我愿与张大帅结盟，并听从您的调遣。”张作霖本来就是一个土匪，没有国家利益的大局观，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不仅接受翁格恩的投降，而且还让他继续在外蒙古为所欲为，从而为苏俄出兵外蒙古越境打击翁格恩匪军，提供了借口。

常昶昶

姜子牙道：1921年6月16日，苏俄未经中国政府同意，就单方面做出了向“蒙古发兵”的决定。在进军的前一天，才向中华民国外交部来电，声称苏俄红军是应“蒙古临时人民政府的请求进军蒙古”的，“苏俄部队进入蒙古的目的是帮助中国剿匪，保证尊重中国主权。”许诺“一俟大功告成，俄军即退出蒙境”。6月15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切切林致电中国外交部称：
中国北京中华民国外交总长鉴：
俄劳农政府自成立以来，屡次表示愿与中国联络，敦笃两国邦交。现惟一主义，在尊敬中俄两国主权，以去公敌，此公敌即白俄领袖翁格恩是也。现白军聚集蒙古中央，以抵御俄军及华军，军事日形扩大，致使俄军不得不经过蒙古边境以与彼战。
查俄军与翁格恩作战，实于中国有利而无害，俄共和国为协助中国起见，去除徒匪，而保存中国主权，此为俄军与翁格恩作战惟一之原因。一俟大功告成，俄军即退出蒙境。俄国政府以为翁格恩亦为中国之敌。此次与彼作战，实是增中俄两国之睦宜，而益臻亲善也。俄劳农政府外交人民委员切切林叩。六月十五日。
苏俄是嘴上说一套，实际上干的是又一套，它们出兵的真是目的实际上就是想挑动外蒙古独立。对此，张作霖及当时的中国政府很清楚，所以，坚决反对苏俄出兵外蒙古，并一再重申对外蒙古的主权。然而，苏俄一方面与中国打文字官司，另一方面则让苏俄红军势如破竹般地进入蒙古腹地。经过近20天的激烈战斗，苏俄远征军击溃了翁格恩的“亚洲师”，并于1921年7月6日占领了翁格恩的大本营库施。两天后，即7月8日，蒙古临时人民政府由恰恰图迁往库伦，与该政府同时抵达的还有被苏俄远征军护驾的蒙古八世活佛哲布尊丹巴。苏俄未经中国同意就大举出兵外蒙古，让中国政府，尤其是中国的“蒙古经略使”张作霖无比愤怒。他们通过外交渠道向苏俄抗议道：这是苏维埃政府背信弃义的行为，是对加拉汗对华宣言的否定，是对中国领土的蓄意侵犯。而苏俄政府的“红军进驻蒙古是应蒙古临时人民政府之邀请剿灭匪徒”之解释全是自欺欺人之说，中国一概不予接受。
圣人道：为了应对张作霖和中国政府的不满，苏俄又玩起了两面派手法。1921年7月21日，切切林在给刚从中国回国的苏俄远东共和国外长依-尤利的电函里说：“看来与中国及军阀张作霖的敌对关系正在日益加剧。请您再返北京，本着确保外蒙自治，又承认中国对外蒙宗主权的基本原则，再次与其展开谈判。要与他们讲清楚：我们在外蒙古的军事行动完全是为了打击翁格恩匪帮。要让他们知道：翁格恩也是他们的敌人。我们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只要我们肃清了那里的匪帮，就立即从那里撤军。”口头说的如此好听，实际上在剿灭翁格恩匪帮后，苏俄不仅没有从外蒙撤军，而且还于1921年11月5日，在莫斯科与蒙古代表签署了《苏蒙协议》，使苏俄驻军变为合法化。这一有损中国主权的《苏蒙协议》，更加激化了苏俄与中国政府及张作霖势力之间的深刻矛盾。
姜子牙道：张作霖是个典型的土匪，他对付苏俄的办法不是通过政府的外交渠道与苏俄交涉、或者出兵对仗，而是使用损招。他把流亡在东北的俄罗斯的沙俄军队统统召集起来，组织了一个专门对付苏俄的沙俄军队，由大白匪谢苗诺夫统领，天天骚扰苏俄的边境。苏俄在外蒙古与张作霖的较量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可是在东北却失去了中东铁路经营权和边境的安定。因此就对张作霖怀恨在心，必欲除之而后快。苏俄多次致电中国政府外交部，指责：中国东三省最高军事长官对白匪军在中俄边境袭击苏俄军民“漫不关心”，批评中方所说的“卸降白匪武装，也只为形式上处置，实际上颇为优遇，于白党首领以完全举动自由。”张作霖早已让中国外交部想好了对付苏俄的外交辞令。由于中俄当时没有复交，苏俄对张作霖实在是无计可施了，就决定实行远交近攻。斯大林向中国南方政府派出了外交部大员找孙中山，表示愿意支持孙中山北伐；同时指示共产国际抓紧在中国组建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由陈独秀率领在南方与孙中山合作，支持孙中山北伐；一部分由李大钊率领，在北京成立北方局，专事与张作霖作对的活动，比如策动冯玉祥和郭松龄反对张作霖。李大钊此后充当了苏联人倒张的急先锋，为苏联人谋取在外蒙古和东三省的利益出力，所以，他的死也就在所难免了，而且他的死就是自己找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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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王道：目前就到这里吧。大家知道了上述的历史事实后，就会知道一切从苏联回国，并奉共产国际指示行事的中国共产党人，不论是谁都不过是苏联人的走狗。是毛泽东把他们挽救成为了民族英雄，否则，他们都可能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耻辱的记录。所以，在看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时，一定要抱着这样一个观点来看。只有这样，大家才会知道毛泽东到底有多么的伟大了；同时，通过上述历史事实的讲述，大家应该知道，中国共产党是经过毛泽东再造的，所以，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真正的祖宗。不过，欲知详情，还是交给你们三位去讲吧。
圣人、姜子牙、韩非皆躬身道：领旨遵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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筱欣奕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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筱欣奕奕

洪言讷 发表于 2015-1-28 14:37
此书已看了个大概。才开始认为，用神话、演义的方式写近当代史，尤其是像毛泽东这样的重量级历史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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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昶昶

  第十五回    今日向何方    高路入云端

                                      五十八
1921年1月1日，长沙城大雪纷飞。常言道：瑞雪兆丰年。苍天似乎在告诉人们，新的一年，长沙将有一个新的收获和发展。
在毛泽东所办的文化书社里，新民学会会员正在召开会议。为什么要召开这个新年会议呢？因为，在1920年7月5日至10日，留法的新民学会会员，在法国巴黎附近的莱达尔尼举行了会议，会议上，蔡和森提出了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方针。但是，用什么办法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标呢？他们发生了意见的分歧。蔡和森等会员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组织共产党，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另一部分，以萧子升为首，主张“温和的革命”，用教育作工具。会后两派分别给毛泽东写信，请他发表意见。
在毛泽东接到他们的来信后，进行了仔细的思考。其实，他并不赞同共产主义，当陈独秀让他组建共产主义小组时，他就只同意组建社会主义研究小组。回到了长沙后，1920年的11月份，就和何叔衡、易礼容组建了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他认为社会主义比共产主义更切合中国的实际。但是，列宁的共产主义已经在俄国取得了胜利，因此，把列宁主义当作一个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武器来用，也是未尝不可的。主意思定，毛泽东在12月1日，分别给蔡和森和萧子升去信，表示不同意萧子升的意见，对蔡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为了统一新民学会会员的思想，把列宁主义当作新民学会改造社会的武器，毛泽东召集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举行了新年大会。
毛泽东说：“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致用‘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和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至于方法，启民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至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
毛泽东的发言是针对会员中，有人提出用“改造东亚”，来代替“改造中国和世界”而发表的自己的看法。这次会议，共开了3天，第一天，就是确定新民学会今后的目标，经过充分的讨论，最后确立“改造中国和世界”是新民学会的方针。自此，“改造中国与世界”也就变成了毛泽东为之奋斗一生的目标。第二天，与会的会员们就各种主义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毛泽东最后作了总结性发言：
“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大概有下列几种：
1，社会政策(注：这是19世纪70年代德国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社会改良主义，后来流行于欧美以及日本，20世纪初传人中国。社会政策提倡主张阶级协调，由国家或其他社会力量制定劳动法规，实行社会保险，成立工人组织，兴办福利，救济失业等等，来维护现存的资本主义经济。）；
2，社会民主主义（前面我们介绍了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主张的就是社会民主主义。说白了就是主张议会民主制，通过合法的斗争取得政权，也就是社会改良主义。）；
3，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
4，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主义。罗素，英国哲学家、社会活动家。早年加入费边社和英国工党，又信仰过吉尔特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后，曾到俄国考察。1920年至1921年来中国讲学，先后在北京、长沙等地讲学、演说。在这些演说中，他表示相信‘共产主义是一种好学说，’但主张用‘循序渐进的方法来实行’，和实行‘平民专制’，认为中国首要的事情是兴办教育和实业。罗素的主张在当时中国学术思想界有相当大的影响，尤对长沙的思想界有很大的影响。萧子升就是接受了罗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
5，无政府主义（这是19世纪中叶出现于欧洲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它否认任何国家和政权，否认任何权力和权威，鼓吹绝对自由、极端民主，主张建立一个‘无命令、无权力、无服从、无制裁’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这种思潮在‘五四’运动前后，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工人曾经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当时长沙的工会组织就信奉无政府主义。）。
我们可以拿来参考，以决定自己的方法。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1月3号，与会的18人，在讨论之后进行表决，赞成列宁主义方法的有毛泽东、何叔衡等12人，赞成温和方法1人，赞成资产阶级民主方法的有2人，未表态的有3人。此时，毛泽东确定了自己的理想是“改造中国和世界”，方法是动员民众，直接目标是让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农当家做主，使用的武器是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一种激烈的方法，选择这种方法，就意味着从此远离了安宁和平静，就意味着要冒生命的危险。毛泽东已经没有了父母，他的家人就是杨开慧了，他如实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她。
杨开慧是一个非凡的女性，她无条件支持毛泽东的决定。杨开慧写道：“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我想象着：假如有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死！假如他被人捉着去杀，我一定同他共一个命运！”
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给蔡和森写了一封信，告诉他陈独秀已在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并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毛泽东这时已经确定唯物史观用来分析历史的发展过程是正确的，因此，他开始用唯物史观来梳理和分析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现实。至于对辩证唯物主义，他还没有完全弄通它是否完全正确，所以，他没有表态。
在长沙开完新年年会，他领着新婚妻子和毛泽覃回到了韶山过春节。刚回到家，屁股还没有坐热，15岁的菊妹子就哭着跑了回来。毛泽东忙问出了什么事？毛泽民告诉他：菊妹子的亲姑妈要把她嫁到肖家，给她选择的女婿还不到9岁，菊妹子不同意，哭着闹着要退婚。菊妹子是怎么一回事？菊妹子父母死的早，在9岁时过继给毛顺生做女儿，她现在就是毛泽东的妹妹。见菊妹子要退婚，毛泽东一口答应下来，他告诉毛泽民：“收了人家的 礼，要如数退还给人家。让菊妹子跟我去长沙，同泽覃一起去上学。”
毛泽民说：“家里起了一次火，把屋给烧了，修屋花了不少钱。安葬两位老人也花了不少的钱。屋漏偏遇连阴雨，前些时候，又遭到了败兵勒索和土匪抢劫。现在家里没有多少剩余的钱了。”
毛泽东想了想对毛泽民说：“国难当头，民不聊生，我和开慧决心投身革命事业。泽覃、菊妹子都跟着我去长沙。我看你们也别留在韶山了，恐怕我革命会连累着你们？”
毛泽民感到很为难，说道：“我们也想去长沙，可就是这大片的家业------。”
毛泽东说：“这有什么难嘛？家里的房子可以借给劳苦的族人去住，田地可以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卖了稻谷和猪，全部还清；别人欠我们的，能收回的就带去长沙用，收不回的就算了。那几头牛，还是让别人牵去喂，要春耕了，人家用得着，剩下的谷子分给手下屋场的人吃。”
就这样，毛泽东处理了自己的家产，把全家人都带上了革命的道路，可谓是举家为国。过了春节，一切安排妥当，毛泽东和杨开慧带着毛泽覃和菊妹子回到了长沙。随后，毛泽民在家先退了菊妹子的婚事儿，然后按照哥哥的吩咐，处理了家里的财产，和妻子一同来到了长沙。在长沙，毛泽民在第一师范附小担任庶务；毛泽覃还在一师附小读书；菊妹子进了建本女子职业学校，毛泽东为她取了一个学名叫毛泽健。
毛泽东有睡前看书的毛病，杨开慧已经睡下多时了，毛泽东还在看书。这一晚他随手拿了一本中国历史故事书翻看，又在无意中看到了后羿射日。毛泽东很喜欢神话故事，因为，神话故事可以带来灵感和想象的空间，让他可以展开思想的翅膀，信马由缰地在无限的空间和时间里自由驰骋。他看着熟睡的妻子，把她想象成了月宫中的嫦娥，而把自己想象成可以射落太阳的后羿。现在天下纷争，大小军阀割据，不正是十日乱天吗？想着想着他睡着了。梦中，自己正在准备和太阳作战，忽然来了一个高大的神人出现在他的眼前。只听这个神人对他说：“你不是后羿，后羿是我。你不要抢我的天下。”毛泽东感到很奇怪，就问他：“你是后羿，那我是谁？”只听后羿说：“你现在是我的内弟，我是你的族亲姐夫。我们是一家人，记着，可不要同我争天下。否则，就别怪我六亲不认。”说完，就转身而去。毛泽东是个不信邪的人，是个你让他向西、他就偏向东的人。毛泽东梦中向着后羿的背影大声说：“天下是人人之天下，岂能让你独霸？何况是有德者方可居之？你后羿有德吗？”

常昶昶

后羿就是蒋介石，蒋介石在干什么呢？蒋介石在奉化过完了1921年的新年，劝驾的函电像旋风一样向他刮来。但是，蒋介石的感觉并不好，党的领袖、故旧朋友如此函电交驰，劝他赶赴沙场，是真的高看自己吗？并不是。他想到了廖仲恺信中的不逊之词，戴季陶造访时的声色俱历，尤其是党中的大佬对他的讥讽言犹在耳。这些人怎么可能觉得他蒋介石是不可或缺的人物呢？无非是将自己视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马前卒而已。所以，蒋介石不想就这样轻易答应赴粤，可是对此又不能置之不理。于是，他在1月4日分别给胡汉民、廖仲恺回信：
“------弟对党对友，不敢存一分偷安之心，亦不敢作出丝毫矜张之气，而于爱我诸公，更不愿有些敷衍客气之意，以自暴弃。------兄等爱我，谅能曲宥愚拙，不即以此见外乎。弟对粤事，终抱怀疑不安之态，孙先生督师，更不放心。------今日竞存（陈炯明的字）对先生，如当二人看待，则将来毫无结果，可以断言也。”
第二天，蒋介石又给戴季陶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对二人争吵之事：“事后思之，自愧更是又自笑。为人不自爱惜，暴弃傲慢，一至于此，有何面目以对良师益友耶。兹引曾涤生（曾国藩）诫其弟------家书一节，以为我二人取照宝鉴，则往后之交谊，益加深挚，未始非因此而玉成也。”
1月10日，蒋介石接到张静江1月7日所写信函，告诉蒋介石两件事：一是孙先生来电，促他赴粤；二是为他代认恒泰股份，同时还劝他和戴季陶主动和解。其他人的敦请，蒋介石可以拒绝，但是孙先生亲自电促，他再置之不理，就于心不安了。或许是怕伤了与孙中山之间的感情，1月10日，他埋头一天，起草了一份《军事意见书》，提出了对时局、对于军事准备、对于北方出兵准备等9个方面的意见，邮呈孙中山。同时，又给粤中老资格的党人古应芬5日的来函写了回信，告诉他自己拟于两个星期之内启程赴粤，并请他将此函转请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一阅。
随后他又接到了孙中山、邵元冲、杨庶堪、胡汉民、陈炯明等人的通电，并接到了戴季陶的来信。戴季陶在信中对蒋介石提出了批评：“------兄之自我之强，有不可挡者，然而杯酒失意，辄任性使气，不稍自忍，以此出世，深虞招祸；即不能，亦不足碍事业之成功。------至于遇事忍耐而沉静，以中正和平自持一层，即兄居家亦宜如是，对于家人、雇仆、同乡、戚友，更不宜动辄任性使气，有不如意，则骂詈随之。------静江与弟皆认为忠厚和平为先生惟一优点，------甚愿与兄共勉学之耳。------”
蒋介石看完了戴季陶的信，回信说：“------吾谓先生待友，其善处在简直痛快，使人畏威感德；静江待友，其善处在不出微言，使闻者自愧。而兄之待友，限格太严，锋芒太露，度量不甚宽在，此其所以逊于孙先生与静江也。------粤中自成风气，熟有孙先生之以诚待人者，而其内容复杂，尤非吾兄所尽悉。如此对我个人言之，召之即来，此等何事，而谓吾能忍受之耶！气度太偏狭，则或有之，然吾人妄自尊大固不可，轻自菲薄，亦何可为耶？趋炎附势，夤缘于权豪之门；贪位恋栈，乞怜于无情之友，是岂吾辈自重党员人格之道乎？”
给戴季陶回信的第二天，蒋介石又给陈炯明复电，并上书陈述战略，他答应陈炯明，不日赴粤。1月27日，蒋介石离开奉化，前往上海。见到张静江道：“先生及诸位同志函电叠催，不去于心不安。”然后向张静江报告了各人函电概要，并袒露心迹：“然则，说是出兵讨桂，孙先生至今尚未发布动员令，讨桂到底能不能付诸行动，尙属未知中，弟此去，实在为时过早。”
张静江说：“去，还是要去。介石此去，足慰众望。”
蒋介石说：“二哥，弟思维再三，今后决心对于自己的地位，始终以个人名义赞助孙先生及竞存兄，如无军械自练军队，凡有职责，一概不受，以为藏拙养精之地。此时若盗虚名而无实际，一朝失败，则前途绝望矣！”
蒋介石虽然对孙中山有满肚子的意见，却并没有闲着，他一直在思考孙中山的道路和方法问题，思考国民党的出路和新生问题。经过分析，他已经看到了孙中山的弱点在哪里，只是因为孙中山是领袖，他才不便于明言。其实他已经找到了国民党的新生和自主之路，那就是自练一支被党所管、忠诚于党的新军队。寄人篱下、借鸡下蛋的结果，往往不是被人驱赶出门，就是鸡飞蛋打。孩子还是自己养的亲，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吗。在上海盘桓了数日，蒋介石于2月6日抵达广州。
一到广州，第二天蒋介石竭见了孙中山，客气完后，就开始向孙中山进建言：“先生，中正以为，粤军唯一的方针，乃在从速讨桂，向外发展，如此，则内部之团结可以巩固，广东根据地亦可以巩固。粤军今日处于苟安保守地位，如不积极进行以谋发展，则两三个月后，大势一变，则悔之晚矣！如果能迅速出发，虽掷十万金之饷弹亦不足惜！万不可不计其大而务其细，不谋其远而图其近。”
孙中山并没有重视蒋介石的话，只是说：“介石能来，甚好。平桂计划种种，正待参定各事之筹备，也需周察始免缺憾。你要多为竞存筹策。”
蒋介石因是刚见到孙中山，因此，也不便争辩。退出来后，他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遍访陈炯明、廖仲恺、胡汉民、许崇智、邓铿，研究讨桂战略。2月11日上午，从陈炯明那里出来，蒋介石在4天里第三次竭见孙中山。
蒋介石对孙中山说：“先生，此来粤中，得悉竞存要建设广东模范省，正全力推进兴办实业，筑建公路，实行免费教育，革除陋俗，禁绝烟赌逐项政策，甚获人心。不过------”蒋介石甚是阴晦道：“竞存之举，固然惠及全粤父老，然则，有句话，中正敢布腹心，向先生言之。先生之于竞存，只可望其宗旨相同，不越范围，若望其见危受命，尊堂攘政，则非其人，请先生善诱之。”
孙中山似乎并没有明白蒋介石的意思，只是敷衍道：“宗旨相同，即当信托之。”最后又特别强调说：“还是同心同德。”
蒋介石知道孙中山对他的话不以为然，也就不便再言。从孙中山那里出来，天刚半午，蒋介石又去拜访胡汉民。胡汉民说：“竞存要邀请陈独秀来粤组党，还要他担任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说是要为广东引入新思潮。”
蒋介石道：“陈独秀我是知道的，他办的《新青年》我是经常看的。的确令人耳目一新。他的思想激进，和戴季陶关系不错，还听说他们正在等俄国人，组建中国共产党。展堂兄，竞存说起的联省自治，到底是怎么回事？”
胡汉民说：“联省自治是一帮学究，有鉴于国内局势，提出的和平解决办法。概而言之，民主当自下而上实行之，由县而省，实行自治，制定省宪，省长民选。自治各省联合，组成联邦共和国。”
蒋介石道：“如此说来，联合自治就是在不破坏各军阀所辖区域范围的情况下，实行和平改良的办法。我看不仅孙先生不会赞同，就是北洋政府也是不可能赞同的。”
胡汉民说：“联省自治，在学者或许是出于理想，但对于地方实力派来讲，则是为了搞军阀割据的借口。就是他们自己也是不会真的实行自治，在湖南，谭延闿去年就推动‘湘人治湘’，一个叫毛泽东的就主张‘湘人自治’，建立湖南共和国，他发动长沙市民3万人向谭延闿请愿，逼得谭延闿只得辞职。结果，赵恒惕一上台就强行停止了这场闹剧。你想想，这些军阀们的省长职务会让出来给民众选举吗？”
蒋介石闻听胡汉民之言，似乎是有些自言自语：“毛泽东怎么听起来有些耳熟？似曾在梦中见过他。他怎么有那么大的能量。能动员起3万市民？如果孙先生能够得到此人相助，再加上我蒋中正胸中的韬略，岂不是天下大定？”
胡汉民看蒋介石有些魂不守舍，忙问：“介石，你在想什么？为何不语？”
胡蒋介石似是从梦中醒来：“哦，我是在想竞存是不会真心服从孙先生的，而我提醒孙先生，孙先生却对我的话不以为然。弟所以不得不屡屡辞职，实在是竞存对弟一味猜忌，弟难以在粤军立足。”
胡汉民说：“介石，你知道竞存名字的来历吗？他曾经告诉我说，他少年时做过一个怪梦，梦中左手揽月、右手挽日，故名炯明。在他写的诗中有‘日月梦持负少年’之句。可见他念念不忘的是要做扭转乾坤的人物。我早就看透，这个人野心很大，把粤军看成是他成就霸业的资本。所以，我多次向孙先生建言，削弱他的权力。”
蒋介石怀疑地说：“可是，孙先生一味地信任他，你建言有什么用呢？”
胡汉民微笑道：“那可未必。你知道粤军共有两个军，竞存是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汝为为第二军军长。孙先生采纳我的建议，将粤军分为三个军，汝为的第二军改为国防第一军，另外组建第二军，委任黄大炜为军长，均不受陈炯明节制，而直属省长节制，委任孙先生的公子孙科为市政厅长。”
蒋介石似有所悟：“难怪竞存对展堂兄多有不满。”
胡汉民叹气道：“可惜呀，许汝为和孙先生的公子哲生（孙科的字），实在不争气，倘若他们有介石的见识和能力就好了。所以，我多次和孙先生说，一定要你留在粤军，以为牵制。这也是你每次辞职后，我都不厌其烦敦请你回来的原因之所在。”
胡汉民如此地信任自己，让蒋介石很是感动。胡汉民接着说：“无论如何，眼下是要平定广西，一旦两广底定，挥师北伐，或许有些矛盾就可以迎刃而解了。走，我们一起去访你的盟兄许汝为，研究讨桂计划。”
在许崇智的家里，三个人研究了讨桂计划。胡汉民吃过午饭告辞，就剩下了蒋介石和许崇智盟兄弟二人。许崇智问蒋介石：“介石，有一件事，孙先生有没有和你说起？”
蒋介石不解地看着许崇智道：“何事”？
许崇智道：“就是做总统之事》。”
蒋介石一听，大吃一惊道：“孙先生要做总统？”
许崇智说：“对。那天孙先生找我垂询，说因对抗北京政府和外交上的考虑，他想取消军政府，成立正式政府，他来做大总统。”
蒋介石大惑不解地说：“为什么非要做总统呢？”
许崇智说：“孙先生说。革命需要两件东西，一件是权，一件是力。他一定要做总统，做了总统就有权力了。”
蒋介石问道：“盟兄是何意？”
许崇智回答道：“让我说，服从党，个人无异议。”
蒋介石说：“我是问你自己内心的想法到底是怎么想的？”
许崇智迟疑了一下说：“既然是孙先生的主张，吾人只有服从。不过我的私见，以事实上之利害关系言，平桂后先举大元帅，再选总统，较为妥当。”
蒋介石问道：“陈总司令呢？他是何主张？”
许崇智说：“竞存对孙先生一味以武力解决国内政治，始终不以为然，眼下竞存热衷于联省自治，正命人起草广东自治条例、民选县长施行办法，想通过联省自治找到解决国内局势的办法。倘若孙先生选总统，势必激化与北京政府的矛盾，继续武力对抗的道路，他怎么会赞成？”
蒋介石有些失落。如此重大的问题，孙先生竟然对自己一字不提，显然是感到自己的意见无足轻重。许崇智看见蒋介石沉默不语，问道：“介石，你以为此事当办吗？”
蒋介石想了一下道：“当年组建护法军政府，名义上还有西南6省。现在呢？西南各省都宣布自治，惟有广东一省勉强承认军政府。桂逆未平，西南也未能统一，南下的国会议员也不足法定人数，如何选举总统呢？即使勉强选总统，不也是广东一省的总统吗？外交上能够增加砝码吗？身为广东省长的竞存，会乐观其成吗？眼下关键是讨平桂系，巩固两广为根据地，北伐以谋江浙，推翻北京政府，那时再选国会、举总统，岂不名正言顺？”
许崇智无奈地说：“孙先生意已决，恐难以改变。”
蒋介石也忧心忡忡地说道：“倘若孙先生执意竞选总统，弟料党见随以歧异，内部因之不一，西南亦将为之涣散，必重蹈民国7年大元帅之覆辙。总之，若孙先生做总统，不益反损！”
蒋介石告别了许崇智，一路上都在思考此事，不知不觉中便又来到了孙中山楼下，就决定再次竭见孙中山，想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先生，道路传闻，先生有选总统之意------”
谁知，不待蒋介石把话说完，孙中山打断了他的话，说道：“介石，现在要紧的是军事，而本党的军事人才实在匮乏，你还是专心军事，不必过问政治。”
蒋介石不便再说下去了，告别了孙中山。他的心情极其烦闷，只好按照孙中山的要求专心于军事。可是研究计划时，又是意见纷纷，尤其是陈炯明，总是说计划不周，问他哪里不周时，他又说不上来，让蒋介石甚感奇怪。待到散会后，蒋介石问胡汉民：“展堂兄，何以讨桂的计划，陈总司令总是不满意呢？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胡汉民道：“竞存永远都不会满意的。”
蒋介石诧异道：“这是为什么呢？”
胡汉民说：“因为他根本就不想讨桂。孙先生要他率军讨桂，他担心自己走后，广东会落入他人之手，自然不热心；如果将粤军交给孙先生指挥，可他既担心粤军会被孙先生带走，又要广东负担军费。所以，讨桂计划他永远不会满意。这是他不想讨桂又说不出口，只好以讨桂计划不周作为拖延的借口罢了。”
明白了这一点，蒋介石大失所望：“讨价还价，权术奸诈，皆非我所能也。见几不作，必招怨尤，途伤岁月，而无益事实，我何为者耶？”
蒋介石自问不得其解，一气之下，在广州仅仅停留了7天，就以侍母病为由，返回奉化。蒋介石的母亲的确病了，有医生告诉他说：太夫人可能活不过今年了。蒋介石忧心如焚，匆忙地回到了家里。可是自从他做了一个梦之后，就对发妻毛福梅厌恶之极。这个梦就是，毛泽东对着他的背影说，有德者据之。姓毛的是我的天生对头，蒋介石心里想着，就不愿和毛福梅再见面，便和纬国母子住在县城里，只是偶尔回溪口探望。
这一天，蒋介石接到陈果夫从上海的来信，向他报告说：交易所执照即可发下，股价开始上涨。此前，由于张謇的阻挠，北京政府农商部迟迟没有为上海交易所颁发执照，营业实际上是非法的。此番获得转机，股价应声而涨，对心情烦闷的蒋介石来说，实在是一个大喜讯。于是，蒋介石回到了溪口和母亲商量到普陀山施舍千僧粥，以祈福祛病。
从普陀山回来，蒋介石又得到消息，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鉴于即获执照，决定扩大恒泰号经营范围，增加代客买卖金银业务。生意初见曙光，蒋介石感到欣喜，便由奉化赶赴上海，与张、戴、陈等，不是“商量生涯解急办法，”就是“商量营业事，”非常用心。为什么强调这些？一是说明，蒋介石在上海不是瞎胡混；二是说明蒋介石是进行过正儿八经的资本经营的。不体会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对这个世界是没有发言权的。这个时候，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在进行着经商工作，记住，人的正确性不是天生的，是从实践中来的。但是，每个人由于对自己的实践产生了不同的感悟和结论，所以就产生了不同的思想和选择了各自不同的道路。股价在上涨中，蒋介石的心情舒畅，有了闲情逸致，于是就找戴季陶闲聊。
蒋介石说道：“季陶，报章上说，广东在紧锣密鼓地选总统。我在3月5日给孙先生发去一函，力劝缓选总统，看来，孙先生无意采纳。”
戴季陶说：“北方选出新国会，又选文人徐世昌做总统。直皖战争后，段祺瑞隐退，直系二号人物吴佩孚又极力阻止曹锟取徐自代，列强以为中国政局向好，外交上有利于北方，所以孙先生想以成立政府来对抗徐世昌，同时争取外交。”
蒋介石说：“可是，孙先生充其量是广东的总统，怎么和徐世昌对抗？至于外交，更说不上。孙先生当年为了拉日反袁，什么条件都答应。可是日本不还是支持了袁世凯吗？我看孙先生应该学学俄国的列宁，列强极力封杀俄国劳农政府，人家就是不为所动。”
谈到了俄国的劳农政府，蒋介石突然想起来一件事，便问戴季陶：“你不是在和陈独秀筹划成立中国共产党吗？把你知道的情况给我说说。”
戴季陶见蒋介石对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事颇感兴趣，便尽他所知讲了起来。

憬悟

常昶昶 发表于 2015-1-30 16:50
后羿就是蒋介石，蒋介石在干什么呢？蒋介石在奉化过完了1921年的新年，劝驾的函电像旋风一样向他刮来。但是 ...

辛苦常老师了，一部不可多得的好历史小说，把整个近代史梳理了一遍，只是苦于时间忙不过来，留待慢慢阅读。

常昶昶

  五十九
1920年初，维经斯基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秘密来到中国，其任务：一是寻找在华境内开展苏维埃运动的可能性，并伺机帮助中国的激进人士成立共产主义组织；二是实地考察建立在北京建立苏维埃特工站的可能性，并帮助未来的“国外工作处”成员，在北京及东北地区有效地开展以反白俄匪军与张作霖相互勾结的秘密斗争。
1920年4月，维经斯基受命从远东入境来到中国。维经斯基带着老婆先来到北京，经过在华俄国学者的介绍，找到了热情讴歌俄国革命的李大钊。李大钊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看到有俄国人主动找到他，真是喜出望外。他与维经斯基的谈话十分投机，把中国的现状、军阀统治、北京及东北地区情况的特殊形势，都毫无保留地告诉给苏俄的这个特工头子，开始充当俄国人谋取中国利益的间谍。当然，他的这一切都是无意的，但客观上就是这样。
维经斯基通过与李大钊等北方马克思主义人士的交谈，和自己的亲身走访，完成了他的第二项工作，即在中国建立“秘密国防联络处”的基础工作。大事完成，他就开始试探李大钊，看看能不能在中国成立共产主义组织。李大钊一听简直是欣喜若狂，他告诉对方，此事正是他所愿，他还主动把陈独秀介绍给维经斯基，并让维经斯基去上海找陈独秀。记得李大钊为什么让毛泽东急着去上海吗？就是给陈独秀说说，俄国人要找他。毛泽东在山东先认祖，再南下，就把这个事给耽误了，维经斯基自己找到了陈独秀。
陈独秀和维经斯基进行了深刻的交谈，陈独秀赞同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组织，同维经斯基达成了协议：由苏联人提供经费，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但是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要求苏俄支持和援助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军阀统治、反对帝国主义势力的斗争。陈独秀和李大钊不一样，他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在同苏联人的合作上，保持自立。可是，陈独秀不是一个领袖人才，他走到最后，却走向了另一方面。他的骨子里和汪精卫有些相似，好在他没有走到汪精卫的地步，他最终还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为改变中国奋斗了一生的人。
不过，戴季陶并不知道，这时的毛泽东也到了上海。戴季陶继续道：“陈独秀是《新青年》的领袖，我对他心仪已久。通过一起办《星期评论》的李汉俊，我结识了陈独秀。我们两个人可谓惺惺相惜，相见恨晚。我还把自己租住的楼房让出来给陈独秀一家住，这里也就成了《新青年》编辑部的所在地。我经常参加由陈独秀主持，在《新青年》杂志社举行的座谈会，讨论有关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改造等问题，共产国际的维经斯基也经常参加。他们先成立了一个叫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团址就设在我的家里，对外挂的是外国语学校的牌子。后来，在维经斯基的建议下，要仿照俄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建党总要有个党纲，于是，大家就交给我负责起草。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熬了几个通宵起草好了，交给他们修改定稿。当我细读修改后的稿中，发现了有一条：‘共产党不做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吏，不加入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我总算明白了，共产党和我心目中设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去年8月份，陈独秀和李汉俊等人在陈独秀家里开会，商量名正言顺地挂出共产党的旗帜。我有事去晚了一步，当我推门进去，这些人已经将组织共产党的事儿研究完了。他们以为我一定会同意他们的意见，没有想到，我却说：兄弟不能参加共产党，只要孙先生在世一天，我就决不可能参加其他的政党。大家本来以为谁不参加都有可能，惟有我不可能不参加。见到我如是说，当时的气氛顿时凝结了。还是李汉俊打破了这种尴尬的气氛，问我为什么说好参加，现在又不参加了？我告诉他们说：第一，我是国民党员，共产党不允许加入别的政治团体，让我放弃国民党而加入共产党，我做不到；第二个，我是资产阶级，我在和张静江等资本家大佬合作，让我反对资产阶级，不是反对我自己吗？这我也做不到。我的话也许还是起到了作用，因为我看到邵力子等人都是点头赞同的。”
蒋介石说：“共产事业，吾国似无此条件。去岁，我家里做一个书橱，包工欺伪百出，令人嫌恶。此虽小事，然从中可以窥见，中国的资本家果然令人厌恶，可工人之无道德、无教育也是事实。对于共产事，我实抱悲观。非从根本上待其心理完全改革，教育普及之后，断乎谈不到此。”
戴季陶说：“是啊，我也有此认识。你想，我等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智慧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昂扬向上，过上最美好的日子。我怎么能回过头来，自掉身价和那些泥腿子为伍呢？陈独秀等是狂热的理想主义者，但是，根据我对他们的了解，他们也是不愿意和那帮工人为伍的。他们只会在知识分子中去发展党员，为了过着资本家的生活反对资本家，他们会从苏俄那里领取佣金，从而丧失做一个中国人的道德。这是我真正不愿加入他们的原因，你想想，作为中国人，拿着外国人的钱来反对中国人，这是什么？这不就是汉奸吗？我辈岂能做这样的事？现在，我已决定不仅不加入，而且还要反对它，反对他们拿着俄国人的钱，为俄国人的政治经济利益服务。”
蒋介石说：“拿谁的钱并不是主要的问题，孙先生没有钱时，不也是向日本借款？为了借到款，不是什么条件都答应吗？拿钱只是手段，关键的是他们如何革命，看他们的革命是否有利于本党，有利于中国人民。前提是有利于本党，不能让它损害本党的利益。因此，有利于本党，我们就应该支持它的发展，反之，就应该坚决打击之。现在我们的目标是反对军阀、反对北洋政府，我相信他们的目标和我们是一样的。”
戴季陶说：“说到本党，我认为，此时选总统确非适宜；但是，既然孙先生力主，我辈复夫何言？介石兄，既然孙先生不主张年过问政治，眼下你还是专心军事为好。现在孙先生身边的军事人物，一个是陈炯明，你认为他不可靠，对孙先生已存二心；一个是许崇智，你认为他重内轻外，办事无续；邓铿也非帅才，我看孙先生和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诸同志，已然把你当做孙先生的军事助手看待。介石兄，你不能妄自菲薄，现在只是孙先生用人之际，你下一步作何打算？”
蒋介石说：“胡展堂等诸同志叠电催促，孙先生于本月4日、8日已连发两电，要我即速赴粤。季陶，孙先生真的信用我吗？与其说是信用我，不如说是笼络更恰当些。至于陈炯明，也是利用我，他们整天把粤人治粤、广东是广东人的广东挂在嘴上，倘若我不甘心死心塌地为他卖命，那就是打击、排斥不遗余力，我的处境你可想而知了。所以，我思维再三，还是不能去广东。”
戴季陶终于理解了蒋介石的苦衷，便劝解说：“有仗打，就有你施展才能的机会，你还是不能错过。否则，让孙先生何以信用你呢？弓可以拉一拉，但是，不要拉断了。”
蒋介石说：“陈炯明不想讨桂，只是和孙先生周旋而已。至于孙先生，正忙于选总统，我去做什么？所以，我给孙先生回电：‘动员无期，来亦何益，且反阻碍，暂为缓行。’其实，还有一事，不便向外人言之，就是家事。季陶，现在想来，家庭之于人生，实为一大魔障！”
戴季陶问：“还是和大嫂？”
蒋介石诉苦说：“季陶，毛氏平日，她的人影和脚步声，都足以刺激我的神经。4月3日，我在文昌阁看《资治通鉴》时，看到毛氏和经国，没有和我打招呼，擅自从奉化城里的家里回来，就怒不可遏，与她大闹一场。那毛氏竟然当着经国的面和我对打起来，真是不成体统。我也知道，我们两人殴打之后，自伤元气，也实在犯不着。可是，当时真是忍无可忍。我已经决计离婚。”蒋介石最后断然地说：“4日，我写了一封长信给我的妻兄毛懋卿，缕诉与毛氏决裂情形及主张离婚的理由。”
戴季陶说：“介石兄，你的脾气太暴躁了。不过，倘若两个人能早日有个了断，解除后顾之忧，以便全力辅助孙先生，也是好的。”
但是，蒋介石也知道想和毛氏了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毛氏好处理，可是母亲的这一关就过不了。就在和毛氏打架那一天，蒋介石一怒之下，把毛氏母子、连姚氏母子一起逐出了门外。不料，第二天，母亲就把毛氏母子、姚氏母子都接回了家里。蒋介石气不打一处来，在家里又是大骂一通，竟然连自己的母亲都骂上了。虽然他在事后也曾经自责，在日记中写道，咒骂自己的母亲“罪戾上通于天矣！何以为子，何以为人！”可是他从上海回到奉化县城后，得知母亲仍然让毛福梅住在家里陪伴她，还是忍不住骂自己的母亲：“母亲老悖，一至于此，不仅害我一生痛苦，而且阻我一生事业，徒以爱子之心，强欲破镜重圆，适足激我决绝而已。今日发最后离婚书。”
由此可见，蒋介石不仅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而且是不论谁影响了他的决心，哪怕是自己的母亲，他都是要恨上的。由此，只能用曹操的“宁愿我负天下人，决不能让天下人负我”来形容，是最为合适不过的。这种性格和资本主义的核心内涵非常相符合，而且还是资本主义核心中最不道德的内涵。所以，当他和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时，就在中国创造出来，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四大家族和官僚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来。这种经济体制极大地伤害了农村经济，从而奠定了自己在中国大陆的灭亡基础。此虽是后话，但我们之所以写蒋介石写的这么清楚，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为什么他会走到后来那个样子。一切都是有前因后果的，性格决定思想，思想决定道路，道路决定成败。
与戴季陶谈话后半个月，孙中山、胡汉民、陈炯明、许崇智等依然是函电叠催不断。张静江也来了一封信，告诉蒋介石：上海股价大涨，生意大有盈利，计划加大投入。蒋介石给张静江回信，一切由他自专。此时，蒋介石在奉化老家已经是焦头烂额，母亲已经患病，全身浮肿、咳嗽不止，热度甚高。可他就是不愿意看到毛福梅，而不在母亲身边尽孝，因为母亲非要毛福梅为她熬药伺候。蒋介石一个人在奉化城里，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安。他不反省自己，反而感慨：“门庭多故，使我有母而不能养，有子而不能教，皆毛氏一人所害。此夙世冤孽，非离婚无以回天伦之乐。”可见蒋介石是一个耿耿于怀的人，是个不会妥协的人，是一个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的人。他的离婚书早已写好，母亲不同意离婚，现在又卧病在床，所以只得把离婚书暂且压着。5月10日，母亲的病少见好转，他就离开了溪口再次南下广州。
广州，5月24夜，正在睡梦中的蒋介石突然惊醒，浑身打着寒颤。原来他做了一个梦，梦见雪满山野，一白无际。“一定是母亲的病出现了凶兆！”蒋介石急忙起床，“不行，得马上回去。”于是，蒋介石又请假回乡。
蒋介石回到家里，母亲已经病危，终于6月14日故去。蒋介石在《民国日报》发了一文讣告，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张静江、廖仲恺、戴季陶、陈炯明、许崇智等纷纷致电吊唁。陈果夫还受孙中山之托，到溪口致祭，陈果夫顺便给蒋介石报告了生意上的事。说张静江、戴季陶又创办了利源号，其中张静江、戴季陶各占1股，蒋介石占3股，由戴季陶替蒋介石签的字。
蒋介石沉浸在悲痛中，为亡母选择墓地，拟定各项丧仪，接送迎往前来吊唁的宾客，忙得不亦乐乎。6月23日，距王太夫人去世仅仅9天，孙中山催促蒋介石赴粤的电报就到了。随之，胡汉民、汪精卫、陈炯明、许崇智、邵元冲等也纷纷发来函电，敦请蒋介石赴粤。张静江也写信来说：“公私待商者甚多，”要蒋介石尽快赴沪面商。蒋介石尚未葬母，就起身来到了上海。
在上海，蒋介石和张静江谈论了生意上的事之后，张静江说：“我听说，前年年末，介石曾经向珍妮-陈表白过自己的想法，何以又偃旗息鼓了呢？”
蒋介石解释说：“弟确实曾向珍妮-陈表达过自己的想法。不过，她的年纪尚小，其父不允，弟也就不便再勉强。”
告别了张静江，蒋介石乘船南下，刚到香港，就收到张静江的一封电报。蒋介石展读，乃是珍妮-陈父亲去世的讣闻。真是天赐良机，蒋介石急忙给珍妮-陈写信慰问。他巴不得马上回上海，但孙先生和诸同志千呼万唤把自己请来，怎好人未露面就打道回府呢？所以，蒋介石还是捏着鼻子来到了广州。

常昶昶

1921年6月29日，就在蒋介石起身从上海南下广州的时候，毛泽东和何叔衡正从长沙经武汉坐船前往上海，他们是应陈独秀的邀请，去上海参加讨论共产党成立大会的。一起同行的还有萧子升，毛泽东力劝他接受自己的观点，可是萧子升坚持自己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毛泽东对萧子升说：你的无政府主义没有前途，前途在我们这里，如果我们戮力以赴，30年就可以统治中国。不过毛泽东还是主张建立与新民学会比较相近的社会主义民主党。
主张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李大钊和陈独秀。1919年6月，陈独秀因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3个月后取保释放。1920年2月初，陈去武汉讲学又被湖北当局驱逐，被迫回京。2月上旬，李大钊在护送陈独秀去天津途中，两个人交换了建立政党的意见，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进行。
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邀集一批倾向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6月，开会研究筹建共产党的问题；8月，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先后参加这个小组的人，有陈独秀、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邵力子、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陈望道、李达、周佛海、沈雁冰等。不久，部分成员分别去了法国、日本和广州、武汉等地，并且都成为各地的共产党小组的发起人。上海小组担负发起、筹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由陈独秀等分别与各地共产主义者联系，推动各地的建党活动。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正式成立，陆续参加的有李大钊、张国焘、张申府、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朱务善、高君宇、缪伯英、何孟雄等。1920年秋，刘伯垂、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成立了武汉共产党支部。同年冬，在山东济南成立了以王尽美、邓恩铭为主要成员的济南共产党小组。1921年春，在陈独秀的帮助下，广州共产党小组成立，成员有谭平山、谭植棠和陈公博。1923年3、4月间，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中也建立了旅欧共产党巴黎小组，主要成员有张申府、赵世炎、陈公培、刘清扬和周恩来。施存统、周佛海在上海参加发起组后，赴日本留学，在东京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这些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员，总共加起来也只有50多人。
就是这50人中，真正坚持革命理想终始不渝的也不过三分之一，而能够活到新中国成立的更是不到五分之一。我们将这些人列出来，不是为了说明陈独秀和李大钊在中共的建党史上有什么特殊的贡献，而是想说明他们几乎没有什么贡献。因为，在这些党员中大多数是抱着学术思想加入的，它与其说是一个政党，不如说是一个学术研究会。因此，这里真正想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人不多，真正想进行革命的人在湖南，在毛泽东的新民学会里。后来成为中共著名的领导人中间，如蔡和森、李维汉、李立三、罗章龙、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他们最终跟着毛泽东成为了新生的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源头不是陈独秀和李大钊，而是1918年4月14日成立的新民学会。
1920年11月，陈独秀等人草拟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和主张。1921年2月，陈独秀又从广州将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寄往上海，提供给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讨论。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到达上海，提出了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李达分别同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联系商讨后，决定在上海召开党的成立大会，随即与李汉俊分别通知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各选派两名代表前来出席会议。毛泽东就是在接到李达的通知，和易礼容、何叔衡商量以后，由他和何叔衡二人代表湖南的小组，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起在上海举行。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参加。为什么他们没有参加？因为这并不是什么大事儿，现在说起来是开天辟地，其实那个时候也不过就是个研讨会。没有那么神圣，陈独秀在广州帮助陈炯明搞广东自治，可比参加这个会重要多了，所以，他派包惠僧作为他的代表参加。李大钊可能也是觉得自己没有参加的必要，不过是一次学术研讨会而已，自己的观点很明白，不需要再去强调什么了，于是就委派张国焘和刘仁静为代表。武汉的代表是董必武和陈潭秋，济南来的代表是王尽美和邓恩铭，广州的代表是陈公博，日本的代表周佛海乘万里波涛而来，加上上海的代表李达、李汉俊，属于中国的代表一共13人，平均年龄28岁。与会的还有两名外国人，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一个是马林，一个是尼克尔斯基。会议在李汉俊的哥哥、同盟会元老李书城家里召开，地址是贝勒路树德里3号。
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是以“北大暑期旅行团”的名义进行的。毛泽东和张国焘是老熟人了，两个人见面很是亲热。会议一开始推选主持人，张国焘作为北京李大钊的代表当选，张国焘就让毛泽东做书记员，也就是做会议记录。让毛泽东做会议记录，有一个非常好的理由，就是毛泽东的字很漂亮，这是中国人的脸面。大会开始后，首先由各个小组对自己的情况进行了介绍。毛泽东在会议上的唯一一次发言就是介绍自己小组的情况，此后，他一直保持着沉默，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惜字如金。毛泽东为什么不多说话？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他的湖南话实在是难听；二是参加这些会议的人，都只会夸夸其谈，他们在比看谁知道的马克思、列宁的原话条文多，这可不是毛泽东擅长的，如果谈中国历史，那是毛泽东的长项；三是毛泽东不想和俄国人有什么语言的交流。当然，更重要的是，看到中国人在研究自己国家的事情，还有外国人当督军团，他的心里是极不舒服的。
会议接着就大会的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其实也没有什么讨论，议题俄国人早就拟好了。这些议题是：制订党的纲领、工作计划和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希望就这个党的名称进行讨论，可是大家已经先入为主，把它定为中国共产党，所以，毛泽东没有再说什么，也就接受了这个名字。俄国人把自己的建议说完以后，会议进入自由发言阶段。代表们兴高采烈、充满着激情，讨论得积极而热烈，在谈起如何改造中国时，个个都是恨天无把儿、痛地无环，如果给天按个把儿，他们能把天拉下来，给地上个环，能把地给翻起来。
一个礼拜的时间，就在他们的高谈阔论中浪费了过去，什么也没有谈出个所以然来。俄国人不耐烦了，拿出来早已准备好的党章和工作计划让大家讨论。然而，刚进入正题开始讨论时，在7月30日的晚上，一个穿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打断了会议的日程。与会人员担心出事，立即撤离了会场。10分钟后，一个法国巡捕带着两个中国侦探、两个法国侦探、一个法国兵和三个翻译来到会场，进行了大肆搜查。好在这些人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高谈阔论，也没有形成什么文字记录。当然，主要还是毛泽东认为他们的议论和主体无关，所以也就惜墨如金，记录本还是空白。因此，搜查一无所获。
根据李汉俊夫人的建议，为安全起见，他们决定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去开没有开完的会。广州的代表陈公博是带着新婚的妻子来参加代表大会的，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度蜜月，所以，他没有去浙江嘉兴，而是进行自己的蜜月去了。在南湖租赁的一只游船上，大家再没有敢浪费时间了，因为，浪费一天俄国人就得多掏一天的租船钱。很快大家就将所要讨论的问题讨论完毕，在中午就通过了会议决议。
这次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纲，确定了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纲规定了党的奋斗目标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党的纪律以及领导制度、组织机构、吸收党员的条件和手续等内容。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了党成立以后的中心工作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规定要在各地组织各种产业工会，大力开办工人学校，“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规定共产党“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大会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中央政治局，陈独秀任书记，李达任宣传主任，张国焘任组织主任。
毛泽东最关心的农民问题不在他们的讨论之列，更没有在党的决议中体现。从党的决议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时的中国共产党不过是一个只代表300万工人阶级的芝麻小党，而且还孤芳自赏，和谁也不发生关系。中国4亿的农民没有人愿意代表他们，由此可知这些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人的世界观是多么的狭隘，一个自称要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人，所代表的阶级的人数，还没有军阀们的兵多，怎么能有所作为呢？毛泽东孤掌难鸣，他只能服从党的决议。他相信自己不仅做农民运动比他们强，做工人运动也比他们做得好，尤其是比陈独秀和李大钊做得好，毛泽东决定让他们看看。
在会后的第10天，8月1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即中国工会办事处）在上海成立。由张国焘任主任，张国焘回到北京，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也迁到了北京，改由邓中夏担任主任。随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设立分部。8月中旬，毛泽东和何叔衡带着任务回到了长沙，把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称共产党的湖南支部。
党的一大开完以后，各地党组织真正行动起来的就是湖南的毛泽东。一回到长沙，毛泽东就和何叔衡商议，要发展党的组织就要有一个加强理论学习和宣传的公开场所，于是决定利用船山学社开办一个自修大学。在赵恒惕当政时期，每月拨给船山学社400元经费。经何叔衡出面交涉，取得了社长的同意，毛泽东就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在1921年8月16日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并请熊瑾玎帮助他主持教务工作。自修大学在创立时，毛泽东亲笔书写了创立宣言，明确提出自修大学的任务就是“改造和革新社会。”可见毛泽东的思想在共产党成立以后，也是一脉相承的，并不是为无产阶级奋斗终生。
自修大学招过很多是学生，比较有名的是夏明翰和陈赓，他们都是毛泽东真正的学生。1922年11月，毛泽东邀请李达到长沙担任湖南自修大学的校长。李达这个时候和陈独秀闹了意见，和陈独秀闹意见的还有邵力子等人，他们都反对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实在难以忍受他的一言堂，于是和他一拍两散。1923年春，毛泽东和李达商量，以自修大学的名义，创办《新时代》月刊，由李达任主编。发刊词由毛泽东书写，毛泽东写道：“------本刊必有一种根本的研究和具体的主张贡献出来，目的借此引起许多志同道合的人们，从事这种社会的事业和研究。”在《新时代》创刊号上，毛泽东发表了《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提出了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毛泽东写道：
“把国内各派势力分析起来，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非革命的民主派，以前是进步党，进步党散了，目前的嫡派只有研究系，胡适、黄炎培等新兴的知识阶级派，和聂云台、穆藕初等新兴的商人派也属于这派。反动派的范围最广、包括直奉皖三派。------以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将成为下式：一方是激进的共产派和缓进的研究系、知识系、商人派都为了推倒共同的敌人和国民党合作，作为一个大的民主派；一方就是反动的军阀派。中国政治的结局，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但目前及最近之将来一个时期，中国必仍然是军阀的天下。”
毛泽东是个预言家，不过那时国共已经在协商，因此，这个预言是不算数的，但是，他主张建立统一战线则是最早的。1923年11月，赵恒惕以“自修大学所学说不正，有关治安”的罪名，下令取缔自修大学。毛泽东随机应便，将其改变为一所普通高中——湘江学校。
毛泽东回到长沙后，除了兴办自修大学之外，开始着手组建湖南地方党组织。毛泽东和何叔衡一开始发展的党员，主要是新民学会会员、同学和亲人，甚至还有老师。这些人有：徐特立、毛泽民、杨开慧、夏曦、郭亮、陈昌、夏明翰、蒋先云、黄静源、易礼容等。10月10日，湖南省的共产党支部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成员有何叔衡、易礼容等。支部在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租了一处平房，作为秘密活动机关，随后，毛泽东和杨开慧也搬到清水塘居住。

常昶昶

六十
1921年9月11日，蒋介石面见许崇智。说完了家事，许崇智向蒋介石通报了南方的局势：“介石，这几个月局势变化很大，粤军讨桂，进展很顺利。”
蒋介石问：“汝为兄，竞存内心未必愿意讨桂，何必突然改变了态度呢？”
许崇智说：“是啊，3月13日竞存还通电保证‘两广一家，不生兵戎’。19日又有‘各守边防、毋相侵犯’之电。可是，广西贫瘠之地，养不起那么多兵，桂军内部起了分化。一派主张夺回广东，还从北京政府那里申请军械，后来这批军火在上海被皖派扣留，并通报给了孙先生，竞存这才不得不先发制人，出兵讨桂。6月26日，桂将刘震寰迎粤军入梧州，7月15日，粤军即攻占了南宁，陈荣廷率残部退守龙州。竞存坐镇南宁，指挥追击，底定全桂，也是指日可待。”
此前，蒋介石一直抱怨陈炯明对讨桂消极，自己每每以发布讨桂动员令作为出山的前提，没有想到，此番再来，讨桂战争已然大功告成。他真不知道这个消息对他来说是喜是忧，于是便问：“两广底定，以此为根据地，出师北伐，乃是本党革命方略所定，北伐之议，能否有头绪？”
许崇智说：“孙先生知道竞存反对北伐，有一次很生气地说，我限陈炯明一个月内筹足北伐军费200万，如果办不到，我就拿对付莫荣新的手段对付他！别人骂我孙大炮，我就是大炮！。”
蒋介石大吃一惊：“对付莫荣新的手段？那不是要炮击省政府吗？”
许崇智说：“孙先生说的是气话。不过，有了这句话，竞存也不敢公开反对北伐了。事先说定，今日在总统府会商北伐之议，孙先生和胡汉民、汪精卫都在总统府，我们现在就过去。”
见到蒋介石，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等人向他慰问了一番，遂转入正题，研究北伐之事。几个人都发表了意见，取道湖南还是江西，分几路进军等等，也都进行了讨论。孙中山说：“此事，尚需与竞存商量。介石即刻赴南宁，和他商议北伐计划。”
蒋介石衔命赶赴南宁，见到陈炯明，客套完毕。陈炯明突然问：“介石，听说你曾有缓选总统的上书？”
蒋介石说：“确有其事。”
陈炯明说：“看来，你我是一致的。可是，孙先生一向是一意孤行，不纳忠言。选总统，真是有百弊而无一利，而且本身所有程序皆不合法。所以，孙先生5月5日就职，徐世昌5月20日便以大总统名义发布讨伐令。现在，广州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实在尴尬。”
蒋介石不想和陈炯明谈论这个话题，忙问道：“总座，北伐之事-----。”
陈炯明则不想和蒋介石谈北伐之事，他继续说：“介石，给你讲一件事。有一天，孙先生来到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的办公室，顺手打开一个公事箱，发现里面有好几份自己签发的手令，竟然被胡汉民锁在了箱子里。不禁满面怒容。斥责说：‘你竟然敢擅自扣发我的手令！’胡汉民神态自若，问：‘先生还有其他的话要说吗？’孙先生说：‘没有了！’只见胡汉民将那个公事箱反了个底朝天，将扣下的孙先生的手令倒了一桌，逐封评论说：‘这是人事不当的任命，那是时机不合的调遣。’胡汉民最后面红耳赤地争辩道：‘即使是专制时代，也有大臣封驳诏书，请皇帝收回成命的事。先生还记得你在起草中华革命党的誓词中，也有慎使命令一条吗？’孙先生为之语塞，只好说：‘说来说去还是你对，我说不过你。’胡汉民仍不罢休，说：‘先生应说一句你是对的才合理。’办公室的气氛越发紧张，此时墙上的挂钟响了起来。参议李宗黄走过来圆场：‘下班了。一起到天平馆吃肥鸽，由我请客。’孙先生高兴道：‘好啊，一齐去，不过该由我去做东，因为今天是我的错。’介石，怎么样？”
陈炯明一笑，又说：“孙先生曾对我说过：‘余与汉民论事，往往多所争持，然余从汉民者十之八九，汉民必须从者十之一二。’胡展堂足以左右孙先生，透此可见一斑。‘迹其平生之大力量，大才干，不独立可胜都督之任，即位以总统，亦绰绰有余。’这也是孙先生对胡展堂的评价。”
蒋介石说：“党中不是流传过这样一句话吗？‘胡汪无先生不醒，先生无胡汪不盛。’孙先生信用展堂兄，是人所共知的。”接着蒋介石话锋一转说：“至于北伐，是诸同志一致的主张，非展堂兄一个人之事。”
陈炯明收敛笑容，说：“民国二年国家刚上轨道，又搞‘二次革命’，胡汉民力主广东出师讨袁，假如那时不听胡汉民的话，广东由我主持到现在，局面会是什么样子？胡汉民实在害了我，也害了广东！”
蒋介石说：“总座，两广底定，孙先生意已决，不日出师北伐，总座似可早日回粤，指挥此役。”
陈炯明说：“介石，你说，改良社会、改良政治，就只有暴力一途吗？粤省战火连绵，民不聊生，靠什么去支撑战争？我辈不能只知革命，把革命当目的，建设才是国家最需要的。”
蒋介石说：“不扫清军阀，如何入手建设国家呢？”
陈炯明正色道：“扫除军阀？或许不是没完没了的革命。也未必就有军阀割据的局面呢。再说，孙先生的北伐，不也是联合段祺瑞、张作霖吗？现在所谓的‘反直三角同盟’，就是孙先生和段祺瑞、张作霖联合对付吴佩孚。三家约好了，将来由孙先生做总统，段祺瑞做副总统。张作霖这样的人，会比吴佩孚好吗？况且，北伐，不是凭空说说的，你觉得有胜算吗？会不会像当年‘二次革命’，不问青红皂白，惟以能不能起兵为目的，根本不计后果？一味沉迷革命，迷信暴力，我认为是不可取的。我看联省自治，不失为改变国家政治的捷径，不妨一试。致力于建设，通过地方自治，县长、省长民选，组建联邦制国家，实行宪政，军阀也就没有兴风作浪的条件了。恰恰是连绵的战争，才会给军阀们提供机会。”
蒋介石虽然早已不耐烦了，但是仍耐着性子说：“孙先生是本党的领袖，我们要信服孙先生，执行孙先生的命令。”
陈炯明一听蒋介石如是说，冷笑道：“介石，既然我辈认为总统是不对的，那么何以甘心与这样的所谓总统共事呢？”
话已说到这份上，蒋介石知道，再劝也是无益，便说：“总座，我头痛不已，告辞了。”
蒋介石告别陈炯明，即搭船回广州。回到广州，蒋介石面见孙中山，向他报告陈炯明的言论后，说道：“先生，竞存有异志矣。”
孙中山对蒋介石的话不以为然，说道：“对竞存，还是应该信任。即使他不热心北伐，至少，他可以留守坐镇两广。”
胡汉民、汪精卫等也说，北伐的事宜还是要和竞存商议。蒋介石看大家的态度均是如此，心想：凭我之才，以我之能，远胜陈炯明10倍。众人皆是有眼无珠，看来我在他们眼中仍不过是个军事参谋而已。想到此，很是闷闷不乐，觉得自己再留下去没有什么意义。何况，亡母悬棺待葬，心仪的少女也有了可能接触的机会，何必非在这里如坐愁城呢？于是，蒋介石在广州仅停留了不到10天，便以葬母为由，又匆匆北返了。
回到了上海，蒋介石立即前往珍妮-陈家中吊唁慰问，张静江的夫人朱逸民和女儿泰丽莎不失时机地将蒋介石请进屋内，和珍妮-陈的母亲见面。心情沉重的蒋介石，博得了珍妮-陈母女的好感。从上海回到了溪口已经是10月8日了。蒋介石一边忙着监督改造屋舍，修筑墓茔，筹备葬礼，一边思考着处理家事的办法。11月23日，是王太夫人下葬的日子，戴季陶、居正、陈果夫等不少人，皆来会葬。陈果夫代表孙中山宣读了祭文。孙中山还为王太夫人墓题石：“蒋母之墓。”胡汉民、汪精卫作了墓志铭。
安葬王太夫人仅仅3天，即11月26日，蒋介石就着手和亲友“谈离异毛氏事。”因为他已经从张静江那里得到了好消息：珍妮-陈的母亲答应女儿和蒋介石的交往。蒋介石与毛氏离婚，遭到了亲友们的反对和阻止，但是他找到了最好的理由。他说：“其实，我也是为家里着想的。吾母已安葬，大事已毕，以后我就要以身许国，追随孙先生革命，不久就会和北军打仗，我担心会连累家庭。所以，要和毛氏、姚氏脱离家庭关系。”
蒋介石说的冠冕堂皇，亲人们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当晚，蒋介石把两个儿子叫到跟前：“经儿、纬儿，你们过来，我有话说。尔祖母已经安葬，大事已毕，此生无所顾虑，更可致力革命，为国牺牲。为父已与你们生母毛氏、姚氏宣告脱离家庭关系，家产也为你们析定。”说着，蒋介石拿出一张文稿说：“这是为父留给你们的条示。”
说着便展开读到：“余养母既毕，为人子者，一生大事已尽，此后乃可一心致力革命，更无其他之挂系。余今与尔等生母之离异，余以后之成败生死，家庭不致因我而再有波累。余18岁立志革命以来，本已早置生死荣辱于度外，惟每念老母在堂，总不使以余不肖之罪戾，牵连家中之老少，故每于革命临难决死之前，必托好友代致留母遗稟，以冀余死后，聊解秦心于万一。今后可无此念，而望尔兄弟二人，亲亲和爱，承志继先，以报尔祖母再生抚育之深恩，亦即所以代余慰藉慈亲在天之灵也。余此去何日与尔等重叙天伦，实不可知。余所望尔等者，惟此而已。特此条示经、纬儿，谨记毋忘，并留为永久性纪念。”
12岁的蒋经国和刚满6岁的纬国，含泪恭听，室内气氛颇是悲壮。半个月后，蒋介石把家事料理妥当，于12月13日早上抵达上海。投宿大东旅社后，立即约珍妮-陈见面。此后的一个礼拜内，他们逛公园、下馆子、听戏、看电影，不亦乐乎。蒋介石对只有16岁的珍妮-陈说：“现在，我要告诉你我心里的话，请你仔细听清：只要你答应嫁给我，按照民国的法律，你就是我惟一合法的妻子。”
珍妮-陈被蒋介石的甜言蜜语所打动，虚荣心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在蒋介石面前甚是乖顺，让蒋介石春风又度、花开烂漫。然而，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许崇智一再催促，只得恋恋不舍地告别自己的小可人儿，于12月22日到达广东。一路上他虽然忘不了与珍妮-陈的情意绵绵，但也在思考着北伐的计划。在广州，蒋介石在制订作战方案中迎来了1922年。

常昶昶

湖南的党支部成立后，毛泽东和何叔衡即决定落实党的中心工作——开展工人运动。他和何叔衡搞了个分工，由何叔衡负责湖南自修大学的工作，自己亲自实践开展工人运动的工作。可是，工人运动该如何开展呢？经过思考，他决定和湖南劳工会的负责人黄爱和庞人铨交朋友。毛泽东认为这是一种牵牛鼻子的办法，如果能把黄、庞二人争取过来，对湖南劳工会进行改组，那么建立总工会、行业工会，和在工人中间开展活动，不就是轻而易举了。
黄爱、庞人铨是无政府主义者，但是他们很佩服陈独秀和李大钊，认为他们就凭一张口就可以说得石头开花，他们参加过毛泽东组织过的五四运动，更是对这个小兄弟由衷的服气，认为毛泽东是湖南人的骄傲。只是大家仅仅一面之缘，没有深交。这一天二人正在劳工会里坐着，毛泽民给他们送来了毛泽东的请柬，请二位礼拜天中午到清水塘家中小聚。一看是毛泽东的请柬，二人简直是受宠若惊，连忙向毛泽民表示一定应约，毛泽民则表示恭候大驾。
清水塘毛泽东家里，毛泽东让杨开慧准备了几道菜，毛泽民去买了一坛子酒。黄爱、庞人铨应约而来，毛泽东和他们寒暄一阵儿，就让到了酒桌上。毛泽东举起了自己手中的酒杯，说道：“工农学商兵，兄弟我出身农家，家父这世时，既务农又经商，从小耳濡目染，至16岁来到省城，上过学、也当过兵。中国人讲究五行，我现在是农学商兵四行具备，就差做工一行未曾实践过。尽管我也曾经办过工人夜学，你们劳工会中也有我的学生，可只是和工人有过接触，并没有在工厂实践过。今天，请二位到得寒舍，就是想和二位交个朋友，以了我多年的夙愿。小弟先喝一杯，一表心诚，二表敬意。”说完，一饮而尽。
黄、庞及毛泽民也随之喝了。黄爱说：“毛先生名动长沙，我兄弟心仪已久。毛先生几年来，办夜学教我工友，降乱兵佑我省城，五四中呼风唤雨，赴北京送湖南子弟留学，驱张运动东奔西走，搞自治唤万民游行。我等也曾为之效力一二，对毛先生实在是佩服之至，早已有心结交，苦于没有机会。不想先生至诚，请我兄弟二人赴宴，怎能不让我等感动？来来来，我敬先生一杯。”庞人铨也连连称是。
在毛泽东和毛泽民的热情招呼之下，四个人推杯换盏，只喝得畅快淋漓。带着几分酒意，庞人铨说：“毛先生对于经商之道，可有心得？”
毛泽东说：“我的经商分为两段时间，一个是16岁前在家里，帮助父亲贩猪卖粮，那时，仅仅是奉命从事，并无心得。倒是泽民自小跟随先父走街串巷、贩猪卖粮，尤其是近十年来独挑大梁、自沐风雨，久经商场世故，做生意颇有心得。待会儿，让他给你们讲讲。自从我开了这间书社以后，倒是有些心得，给你们说说看。经商本为赚钱，但是如何赚钱？通过提供什么样的商品来赚钱，应该赚多少的钱，全在自心，在于我们抱着什么样的道德和什么样的目的。我的书社卖的都是进步书刊，我卖书就是为了让青年人开卷有益；假如只是为了赚钱，所进书刊不分良莠，岂不是害了年轻人？可是，我卖的是进步书刊，别人却信奉以钱为中心，什么赚钱卖什么书。所以我就在想，经商不能放任自留，不能单凭良心，事实上，凡是经商的都是不讲良心的，都是以赚钱为中心的。为此，既要利用这种自私心理发展经济，又要制定相应的社会的规则，制约危害社会、危害青年人的经商活动。”
毛泽民笑道：“我哥哪里会有什么经商的心得？他经商的心得不是如何赚钱，而是去理解经商的本质，是去如何管理商业。跟他学经商只会赔钱，不如听听我的经商之得。我自小跟父亲学得经商的技巧，但是，我哥在11岁时所做的一桩买卖，却让我颇有所悟。从此总结出做生意的三个心得：其一是做生意要心诚，诚以待人，才能广交朋友；其二是做生意要讲信用，只有守信讲用，不计较当下的得失，才能有广泛的货源供应；其三就是要讲求互惠互利，争取两赢或多赢，才能有稳固的购货客商。”
黄、庞二人点头称道，然后问毛泽民，毛泽东在11岁时做过一桩什么样的生意。毛泽民把毛泽东将猪退还给老婆婆的事说了一遍。黄、庞二人甚是感到惊奇，庞人铨说：“毛先生真是信人。常言道：经商如做人。看毛先生如何经商，就知道毛先生的人品、道德皆是一流。交朋友就如做买卖，我兄弟和毛先生相交，看来是只赚不赔的。大哥，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德高。我愿与毛先生舍命相交。”
黄爱也点头称善。听到此话，毛泽东也甚是感动，敬酒越加殷勤。每个人半斤酒下肚，挂在脸上的生分之色也没有了，生人也变成了熟人，话也就多了起来，四个人谈天论地，无话不谈，非常投机，直把一坛子酒喝个精光。黄、庞二人已是半醉，起身告辞，临别，他们诚邀毛泽东兄弟二人下个礼拜天上午，到劳工会做客，不见不散，毛泽东点头应下。
礼拜天中午，毛泽东兄弟二人按时来到湖南省劳工总会，只见黄、庞等6个人在大门口迎接。毛泽东身穿竹布长衫，脚蹬千层底布鞋，趋步向前，握住二人的手说：“二兄客气，怎么招呼这么多的兄弟相陪？”
庞人铨说：“毛先生，我们可不是客气，实在是要麻烦您呢？”
毛泽东说：“小弟何能？怎得能帮兄弟们的忙？”
黄爱说：“上次从毛先生处归来，兄弟们听说是与毛先生相聚，大家都赞道：毛先生虽然是文人，却有大丈夫气概，是孔圣人挎腰刀，文武双全。大家都想交你这个朋友，还想您再组织个夜学，也好教工人兄弟们识字、算数，更重要的是明白些道理，省得再做睁眼瞎。”
毛泽东一听，这是分内之事，忙说：“好啊、好啊！工人们只有识了字，才能有见识、懂道理，才能团结起来，才能不受欺负。此忙我愿意帮。”
庞人铨一听高兴起来，忙说：“毛先生最是懂得我们工人的。来来来，毛先生，我给您介绍一下。”说着将四人分别作了介绍，他们是纺织、铁路、泥木和矿山行业工会的负责人。
毛泽东热情地和每个人都握了手，在一张八仙桌旁，8个人分宾主落了座，毛泽东兄弟二人被让在上首。这些人都是听过毛泽东演讲的，知道毛泽东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中外形势，上菜还得一会儿工夫，大家就让毛泽东讲讲中国的现状和世界大事。毛泽东也不推辞，端起茶杯喝了口茶，便讲起了中国的南北二位总统、张作霖、吴佩孚和段祺瑞，只听得大家聚精会神、连口气都不敢喘，生怕漏掉一字。中间，毛泽东还给大家讲了9国将在华盛顿召开“太平洋会议”，中国也在应邀之列，不知道将会出现什么结果，请大家关注。最后，毛泽东又讲了湖南的赵恒惕和程潜，在广州护法军政府的策动下赶走谭延闿，赵恒惕接着又把程潜挤出了湖南、自己独霸湖南的事。
毛泽东意犹未尽：“从长沙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到，南北政府都不是我们工人自己的政府，仍然是军阀把持的政府，他们是为有钱人、为资本家服务的。去年，我也曾经想过改良，把这种政府改变为人民的政府、为穷人服务的政府，结果还是失败了。问题在哪里呢？就在于我们没有组织，没有力量，是一盘散沙。当然，再坐的各位是沙子中的石头。”毛泽东开玩笑说：“我也是石头，是茅坑中又臭又硬的石头。不过有一点好处，施在地里可以壮苗，垒在墙上可以盖房。”
一句话把大家都都逗乐了。毛泽东接着说：“沙子、石头是可以任人搬来搬去的。怎么能不让他们搬来搬去呢？泥木工会的兄弟应该知道，只要将沙石中掺进水和石灰，砌城墙、砌成像长城一样，他们不仅搬不动，而且还可以抵挡千军万马，抵挡机枪大炮呢。”
庞人铨说：“毛先生说得形象，千万个工人是沙子，我们工会干部就是石头，那么，什么是水？什么是石灰？谁又来和泥呢？
毛泽东说：“谁来和泥这个好说，就是黄、庞二兄了。关键是水和石灰是什么，是需要大家统一意见的。”
其中一个工会负责人说：“还用考虑吗？水就是我们劳工会这个组织，石灰就是我们劳工会所领导的7000名会员的工资和利益。”
毛泽东说：“此话能否说得明白些？”
黄爱说：“此话很好理解。您想呀，弟兄们出来务工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养家糊口，为了过上好日子？这工人不像是农民，农民掏力种地收获的是粮食，我们掏力干活收获的是工资。粮食打多少，靠天、靠地；工资拿多少，靠资本家的良心、靠政府的制度，都不是哪一个人力可以决定的。我们劳工会有7000名会员，大家为什么会加入？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人多力量大吗，资本家是不敢轻易招惹我们的。因此，把工人们的工资和共同利益比做粘合大家在一起的石灰是比较恰当的。水代表劳工会这个组织也是比较恰当的，只是无法衡量石灰的质量是否合格，水的分量是否够用。”
毛泽东说：“这个好办，只要代表工人的利益，水就够用。石灰是否合格，调查工人们的生活状况吗。我看工人的生活状况，石灰是不合格的。”
正在这时，酒菜上了桌，大家的气氛热烈起来。黄爱说：“咱们先说完正事儿，再开怀畅饮如何？”
毛泽东笑道：“所谓正事儿不就是办夜学吗？我想，工人兄弟那么多，单靠我和我的同事们无疑杯水车薪。我想在我的自修大学内办个强化学习班，你们各行业工会选派一些有文化基础的工人来，由我们进行培训，然后再回去给你们开课办班。如是既解决了师资不足，又避免让大多数工人在路上劳碌之苦，一举两得。如果一年内有三、五十个班办起来，扫除工人不识字是有可能的。”
庞人铨说：“此意太好了。各位兄弟就照此办理，每个行业工会各选出10名，下个礼拜找毛先生报到。”众人点头称是。
黄爱说：“正事儿办妥，惟剩一事儿，就是喝酒，各位放开畅饮，一醉方休。”
毛泽东说：“自当如此，不过，小弟事先声明，我不胜酒力，各位畅饮，我随意如何？”
有人反对，毛泽民说：“我兄久在学校，少有饮酒，不像我等久在社会上游历，常常以酒为伴。如果各位有异议，不妨我们四方分为四班，我和哥哥一班，与大家较之高下。不过，一班中酒谁喝下都行。”
众人听到毛泽民之言，皆道“好”。他们哪里知道，毛泽民自幼跟随父亲在酒场上久经战阵，不仅练就一身酒量，而且猜拳行令、无所不通。6个工友和他猜拳总是输媒，酒桌上，不服气的大有人在，结果，被毛泽民给灌得人仰马翻。毛泽东不善此道，只是微笑地看着他们大战，一边想着如何开展下一步的工作，一边尽量喝着弟弟挣下的酒。
喝酒归来，毛泽东稍事休息，就约来何叔衡、易礼容，商量办工人夜学培训班的事，并嘱托何叔衡一定要安排好，以尽快取得劳工会的信任；接着大家又研究了如何开展工人运动的策略。何叔衡、易礼容两个人去做好自己的工作不提，单说毛泽东自从和黄、庞熟络以来，便不断地到纺织厂、泥工厂、铁煤矿进行调查研究，并和工人们交朋友。
毛泽东曾经两次到过安源煤矿，还亲自下到矿井里，了解工人的工作条件。毛泽东在昏暗、窄小的煤井里，看到工人们的安全毫无保障，工人们靠手工挖煤、运煤，赤裸着伤痕累累的身子，让他触目惊心。在矿井的地面上，他关切地问其中一个工人：“这身上的伤是怎么一回事？”
工人回答：“工头嫌干活慢，打的。”
毛泽东听到后非常气愤：“那你们为什么不反抗，难道任由他们欺负吗？”
工人苦笑道：“我们哪里斗得过他们？他们有钱有势力，我们却一无所有。”
面对这些没有斗争自觉性和团结意识的工人们，毛泽东想了一下，用脚踢开了一块小石头，然后说道：“大家看，路上的这块小石头，大老板一脚就能够踢开，可只要把很多的小石头、沙子、石灰和成团，别说轻易地踢开，就是想抱都抱不起来。”
毛泽东边说边做演示，工人们一想到老板狼狈不堪的样子，不由得笑了起来。毛泽东继续说：“所以，我们只要团结起来，就一定能够不再受他们的欺负，要知道，集体的力量是巨大的。”
毛泽东从安源煤矿考察回来，认为在安源开展工人运动是有可能的。正在这时，留学法国的李立三，因为在法国热衷于工人运动，被遣送了回来。他向毛泽东讲述了自己在法国做工和开展工人运动的情况，毛泽东非常高兴，就让李立三专门负责安源煤矿的工人运动开展工作。
毛泽东自己则又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争取黄、庞二人的工作上，他对何叔衡、易礼容说：“我们是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可以成为老朋友。只要我们把他们委托的事情办好，就可以获得他们的信任，就可以让他们对我们产生出依赖感。这样，我们就可以乘机改组劳工会，获得对7000工人的领导权。这项工作是伟大的，是我们的人生历史上从没有过的，是我们党成立以来的第一次，也是我们做革命工作新的起点。我们不知道怎么做工作，需要边做边总结经验，自己走出一条路来。我们要为全国培养做工人运动的领袖，就需要探索。鲁迅先生说过：地上本来没有路，人走得多了也就成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