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天滚滚之毛泽东三界封神演义《第一部万类霜天（下）》

常昶昶

黄爱、庞人铨同毛泽东成了好朋友，他们对毛泽东无话不说。在闲聊中，毛泽东知道他们很是崇拜陈独秀和李大钊，便说道：“我和陈独秀、李大钊二位都是朋友，他们是共产主义者，推崇俄国革命。可是两位怎么信奉无政府主义呢？”
黄爱说：“我们认识萧子升，是受到了他的影响，才接受‘无命令、无权力、无服从、无制裁’这种四无思想的。”
毛泽东说：“二位经过这几年的观感，还认为无政府主义是可以实行的吗？萧子升和我是多年的同学和朋友，我们共同创建了新民学会。我不赞同无政府主义，我认为无政府主义是一个民族的优势阶层，对底层民众的痛苦熟视无睹的最可耻的遁词。你们见过有几个穷人高喊无政府主义的？像我们这个国家，穷人没有任何的力量。政府虽然很坏，但毕竟还像一个稻草人那样在稻田里扎着。你们想想，如果连这样一个政府都没有了，富人、资本家、军阀们岂不是更加为所欲为，强盗不就可以明火执仗了，穷人们还怎么活？工人们还怎么保护自己的工资？如果真的实行了无政府主义，工人们都得变成资本家的奴隶。奴隶，你们是知道的，那种生活是连猪狗都不如的。再说，劳工会是什么？难道不是工人们心目中自己的家和政府吗？无政府主义是不是连劳工会也不要了？希望两位三思。”
又过了一个礼拜，黄、庞二人找到了毛泽东说：“毛先生，我们仔细想了您的话，还把您的话给弟兄们说了。大家都认为您说的是对的。可是，我们不信无政府主义，信什么呢？您曾经说过：团结工人需要‘石灰’。我们也想了，只有思想和主义才是石灰，工资不过是工人的基本生活需求，我们也需要政治权利，需要思想来指导。也只有这样，我们劳工会的存在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毛泽东非常高兴地说：“都说工人的思想是先进的果然如此。两位不是赞同李大钊、陈独秀二位先生吗？大家可以把他们的学说当作主义信仰吗。”
黄、庞二人笑道：“我们是有此想法，可远水解不了近渴。我们商量还是请毛先生来指导我们，您把我们的无政府主义赶跑了，就得把您毛先生的主义讲给我们听。”
毛泽东笑着推辞说：“不行、不行，我毛泽东有什么主义吗？”
黄、庞二人说：“毛先生休要推辞，长沙的市民和工人早就在传说您是神仙下凡哩？”毛泽东一听哈哈大笑：“我算得哪门子的神仙吗，我只不过喜欢到群众中多走、多听、多看、多想，办些群众满意的事而已。”
黄、庞二人说：“工人们不识字，最尊重识字的先生了。您不计较身份、名利，肯屈尊降贵到工人中间去，怎么算不得神仙下凡呢？”
毛泽东听到这里，正色说：“不能这么说。这样不是把我看得比工人们高贵吗？这不利于我和他们打成一片，不利于了解到工人弟兄的真实情况和想法，这会妨碍我做出正确的判断。”然后，他又开玩笑说：“我也是喜欢当神仙的，万一给你们吹晕了，我失去了法力，回不到天上去不说，不能为工人解除痛苦可就麻烦了。”
黄、庞二人也跟着笑了起来，非得拉毛泽东一起去喝上两杯不可，毛泽东万般推辞，被二人一左一右架着，由不得他不去。毛泽东无奈说道：“两位什么时间成为梁山泊的李逵了。”
这次变得二人哈哈大笑：“我们不过是想沾点神气儿而已。”
毛泽东在对劳工总会的基层组织进行调查的基础上，给黄、庞二人提出建议，然后对湖南省劳工会进行了改组，使之更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确定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反对资本家压迫的“三反”宗旨。1921年11月，“太平洋会议”在华盛顿召开，确定了中国“门户开放”和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机会均等”的侵略，使中国又回到被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支配”，也为了检验改组后湖南劳工会的战斗力，12月25日，劳工总会组织工人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游行。黄爱、庞人铨担任总指挥，毛泽东号召全体党员动员学生与市民给予大力支持和配合。这一天共有1万多名的工人、学生和市民参加，初步显示出湖南劳工总会的活力，让毛泽东看到在湖南开展工人运动的广阔前景。但是没有想到，毛泽东在新的一年一开始就迎来了当头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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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道：“从本回开始，我们把蒋介石和国民党、与润之和共产党同时讲，而且讲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篇幅还要稍长一点。”
韩非道：“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
姜子牙道：“很多的神对蒋介石和国民党这一段的历史并不是太清楚，不知道国共两党在大革命时期的真实关系和状况；不了解这个大革命其实是苏联人主导的；更不知道蒋介石的政治魄力和军事素养其实比孙中山要高明得多，以及孙中山这个神是怎么造起来的。只有讲清楚这些，才能讲清楚蒋介石为什么反共、反苏，为什么蒋介石可以用四年的时间，扫平军阀、实现国家的统一。”
圣人道：“1924年以前的国民党还是一盘散沙，蒋介石还被认为是一个只懂军事的高级参谋而已，但是从1921年以后他开始崛起。蒋介石崛起的过程是国民党获得了新生的过程，是国民党军发展的过程，是他使国民党的统治由口号变成了现实。”
韩非道：“其实，在过去一甲子的历史中，人们把蒋介石过度丑化了，尤其是这一段历史，人们并没有好好地研究。从1921年到1928年，人们不明白蒋介石为什么会反共，更不明白蒋介石如何成为四大家族的代表人物的。其实，蒋介石的崛起过程，也是四大家族形成的过程。”
姜子牙道：“蒋介石崛起的过程是和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崛起同步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就是蒋介石。因此，蒋介石在崛起后是强大的，一直在20年内都没有对手。这样一个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对手不讲清楚，怎么知道润之所面临的生存环境是有多么的恶劣呢？怎么知道战胜蒋介石是多么的困难？怎么知道中国共产党人除了润之，人人都不是蒋介石的对手呢？”
圣人道：“是啊，看共产党人写的历史，好像蒋介石的智慧远远低于润之，好像共产党人谁都能打败他一样。殊不知，他们二人的对决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对决，不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的历史上，蒋介石和润之都是出类拔萃的。日本人、苏联人、美国人都不在他们的眼里，蒋介石是黄洋界，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韩非道：“其实，这个时期的历史本来就是蒋介石主导的历史，主讲蒋介石和国民党也是应该的。”
姜子牙道：“共产党在一开始组织的时候，是有问题的。问题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空想的比实干的人多；二是仅仅局限在工人阶级这个范围，发展的对象又限于知识分子，脱离了中国的绝大多数人；三是苏联人豢养的，它所推行的革命，比如工人运动，脱离了中国的实际，这种思想影响共产党15年。”
圣人道：“所以，陈独秀和李大钊不能代表共产党的源头，因为，共产党现在的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是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的。而李大钊和陈独秀主导的共产党的思想和文化则是苏联人的，如果将他们当作正宗，岂不是说，我们中国遭受了苏联人90年的文化侵略，我们中国岂不是一直是一个文化的殖民地？润之是中国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一个继承着、发展着中国文化的知识分子。我与道德天尊研究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源头就是新民学会，这也是经过润之同意的。”
韩非道：“圣人怎么能糊弄各位神友呢？你什么时间见过润之？”
姜子牙道：“圣人不过是开个玩笑。但在24年以后，你将明白，这里我们先卖个关子。润之不只是一个知识分子，关键是他把自己当做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他的知识不再代表社会的上层，而是代表社会的下层，他把知识的地位调换了个儿。”
圣人道：“知识分子最大的问题是脱离劳动人民，从而形成了一个人上人的阶层。一个人能成为知识分子，一定是很聪明的，可是这些聪明人，一旦成为知识分子就开始脱离群众。现在的共产党人也是这样，这个局面什么时候解决，什么时候，共产党人也就成熟了。”
韩非道：“润之不出来领导他们，他们就一直是脱离群众的知识分子，这种局面什么时间解决，就等着润之出山吧。”
姜子牙道：“润之出山领导还早，所以，注定共产党的命途多舛。欲知详情，我们还是继续往下观看吧。”
众神哄然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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筱欣奕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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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昶昶

    第十六回      山高人迹灭    烟雨锁雄关

                                           六十一
黄爱、庞人铨迅速转变为革命者，让毛泽东非常的高兴，也充满了一种成就感，自然也就对自己从事工人运动的能力和前途抱着很大的信心。因此，在1922年新年来临之际，免不了召集湖南的共产党支部成员开会，确定了全年的工作重点是开展工人运动，总结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试图开辟出一条“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道路来。毛泽东充满着信心地对大家说道：“现在，长沙的纺织工人正在酝酿罢工，这是我们领导的第一次罢工运动，一定要组织好、宣传好，确保罢工胜利。”
会后，毛泽东和黄爱、庞人铨碰了个头，再次了解了纺织厂罢工的准备情况，并告诉他们：湖南学生联合会将声援和配合他们的罢工行动，让他们充满胜利的信心。黄、庞二人向毛泽东介绍说，工人们情绪高涨，对取得罢工的胜利信心满满。毛泽东又嘱咐他们千万要搞好组织工作，注意罢工后工人家里的生活安排问题；特别提醒他们，罢工是一柄双刃剑，罢工胜利，工人得利，否则，损失的就是工人自己了。黄、庞让毛泽东放心，他们一定会取得胜利的。
1月10日，纺织厂开始罢工，工人们向资本家提出了提高工资、改善生产条件、缩短劳动时间的要求。谁知资本家不同意工人的条件，他们态度强硬不说，还联合起来断绝了工人的生活来源。与此同时，他们向湖南省省长兼督军赵恒惕请兵镇压工人罢工，甚至威胁赵恒惕，如果任由工人胡闹，他们将拒绝向政府交税。赵恒惕的政府和军队都是靠资本家养活的，如今资本家有难，他怎能不管？于是，限令工人24小时内复工，否则，对罢工负责人严整不殆。黄、庞二人也是坚定，据不服从赵恒惕的命令。赵恒惕恼怒之下，在16日将二人逮捕；第二天未经任何审讯，赵恒惕就下令将他们枪决。黄、庞二人也是好汉，英勇不屈，尤其是黄爱在被刽子手连砍三刀后，仍用力高喊：“大牺牲，大成功！”
刽子手太残忍了，黄、庞二人也太壮烈了。毛泽东闻讯除了愤怒无比，就是心痛不已。多么优秀的工人领袖啊？和自己相交不过4、5个月，就这样为共产党的罢工运动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真的是让他懊悔万分。他立即联合长沙各界在船山自修大学，两次召开追悼大会，并发行纪念特刊。随后，愤怒不已的毛泽东再次赴上海，联络上海共产党支部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一时间，全国各地共产党组织纷纷响应，掀起了追悼黄、庞二位烈士，抗议赵恒惕摧残工人运动罪行的浪潮。
赵恒惕会杀害罢工领袖，是毛泽东从来没有想到的，也是没有人告诉过他的。这次血的教训，让毛泽东发热的脑袋清醒了不少，让他那激昂的声音平静、低沉了不少。革命是要死人的，作为革命的组织者，一定要考虑到死人这件事，不计代价、不计后果的革命就是拿着人生命开玩笑，就是一个冷血动物。工人就是为了多拿点工资，他们犯得着去拼命吗？因此，毛泽东经过自责和冷静的思考之后，认为开展工人运动不能蛮干，必须利用合法手段，开展有理、有节、有利的罢工，不能为了造影响，而不顾工人、尤其是工人领袖的生命。像黄爱、庞人铨这样的领袖多少年才能培养出来呀？
因此，当他面对义愤填膺的党内同志，和无比愤怒的工人群众时，他显示了出奇的冷静。他要大家收集国民政府、省政府、长沙市政府关于保护工人的有关法规，要求党员和工会干部认真查找资本家违法的事实。为了确保再次罢工的胜利，他决定亲自参加组织和领导工作，以防止蛮干。而他此时最担心的就是安源的罢工组织工作，2月份，他带领李立三再次来到安源，详细了解安源煤矿的情况。为了加强对安源罢工的领导，专门成立了中共安源支部，由李立三任书记，把罢工活动的各项准备工作，至于自己的绝对领导之下，不允许他们擅自组织罢工活动。毛泽东向李立三强调：一定要在合法的情况下、在绝大多数工人支持的情况下，开展罢工运动；罢工时提出的要求一定要合理，不能让资本家承担不起；罢工时一定要有秩序，不要破坏煤矿的财产，防止工人做出违法的行为。这个要求太高了，所以安源煤矿的罢工还需要好好地进行宣传和组织。
毛泽东安排好安源的事情，回到长沙，他和何叔衡等人商量，罢工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是不行的。而要加强党对罢工运动的领导，就得加强党组织的建设，在工人中发展党员。于是长沙的共产党支部，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始了第一轮的发展党员的高潮。杨开慧、毛泽民都是在这个时候入党的。与此同时，毛泽东和何叔衡还在湖南党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同时兼任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书记，领导湘区团组织建设工作。就在这个时候，刘少奇从俄国留学归来，被分派回湖南接受毛泽东的领导。
刘少奇1898年11月24日出生在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1919年22岁的刘少奇在长沙私立育才学校上学，参加了毛泽东组织的长沙五四运动。1919年6月来到北京，拜访了当时留法勤工俭学的著名发起人李石曾、范静生，因为他也想去法国留学。在他们二人的推荐下，刘少奇进入保定育德中学附设的高等工艺预科班第三班学习。在这里，他接触到了李大钊一些激进思想，学习了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了解到了俄国的十月革命及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些情况，于是，留法的想法变成了对苏俄的向往。1920年6月，刘少奇从保定德育学校毕业后，回到北京筹措勤工俭学经费未果，于8月份回到了长沙。
在长沙，他经过玉潭学校的老师梅怡成介绍认识了何叔衡，何叔衡将他介绍给俄罗斯研究会，并在贺民范的介绍下，在10月份加入毛泽东组建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俄罗斯研究会组织会员到俄国留学，刘少奇就和任弼时、萧劲光等人来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1921年4月初，刘少奇和同学们经过在上海半年的学习，赴俄国留学。经过一路波折，7月，刘少奇一行抵达莫斯科。这时，适逢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刘少奇他们被分配到代表们住的一个旅馆里，作为东方民族的代表轮流参加会议，旁听这次大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他们在偏远的会议大厅的角落里，看到了坐在主席台上的列宁。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彭述之等40多人，被分配到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学习。在这里，他们结识了瞿秋白。瞿秋白是到苏俄采访的，因为刘少奇他们的俄语水平太低，和俄国教师交流困难，就请瞿秋白到该学校任教。因此，瞿秋白是他们真正的老师。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同年冬，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开始建立党的组织。刘少奇、罗亦农、彭述之、卜士奇、萧劲光等由中国社会主青年团团员直接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2年1月，莫斯科举行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最为庞大，人数有44人，占到全部代表148人的1/3。中国代表团的代表来自各个方面，有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张国焘、张太雷，中国国民党的代表张秋白，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俞秀松，以及一些无党派的代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代表，城市中产阶级的代表等，总团长是张国焘。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除出席大会外，还担负着大会的一些文书工作。大会的开幕式是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大厅举行的，列宁、斯大林、季诺维耶夫、托洛斯基被推选为大会的名誉主席。大会共举行了12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华盛顿会议的结果和远东形势》的报告。号召远东地区各国被压迫民族，在苏俄和西方无产阶级的援助下，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
1922年春，刘少奇在参加远东劳动者第一次代表会议后，根据党组织的决定，提前结束在东方大学的学习，回国到上海党的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不久，根据陈独秀的指示回到湖南，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区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被任命为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看到刘少奇非常高兴，问了他在苏俄学习的情况，征求刘少奇的工作意愿。刘少奇表示要做工人运动，这也是陈独秀交给他的任务，毛泽东同意他和李立三一起去安源，领导安源罢工。毛泽东向刘少奇介绍了安源罢工的准备工作情况，说道：在5月1日，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李立三任主任，现在在那里的党员还有蒋先云，你去了以后，要加强在工人中发展党员的工作。刘少奇领命不提。

常昶昶

1922年1月12日，香港海员6000多人，为了反抗资本家的剥削，在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负责人苏兆民、林伟民的领导下，举行罢工。港英当局封闭海员工会，激起了工人更大的愤慨，到3月底，斗争发展为香港工人总同盟罢工，参加者多达10万人。这次罢工使香港的航运停顿、交通中断、工厂停工、市场萧条，香港变成了“臭港”。为了争取斗争的胜利，罢工总办事处决定封锁香港，断绝粮食和日用品供应，动员罢工工人离开香港回广州。3月4日，当大批工人从九龙步行到沙田时，英国军警开枪镇压，打死6人，伤数百人，是为“沙田惨案”。
香港工人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广东军政府和全国各地工人的声援下，坚持斗争56天。3月8日，港英当局被迫取消封闭海员工会的命令，送还工会牌匾，抚恤死难工人家属，释放被捕工人，并答应增加工资15-30%，香港海员斗争的胜利，大大鼓舞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斗志，以这次罢工为起点，全国工人运动蓬勃展开。长江航员、上海邮务工人、上海日华纺织厂工人、汉阳铁路厂工人，以及京汉、粤汉、京奉、京绥、正太铁路的工人相继举行罢工。
1922年5月，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代表177人，代表12个城市，110多个工会的34万会员。包括国民党、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领导的及其他派别的工会组织。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政治口号，通过了“8小时工作制”、“罢工援助”和“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等10项决议，确定按行业组织工会，在全国总工会成立之前，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当年7、8月间，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布劳动法大纲19条，成为中国历史上保护工人阶级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立法活动的开端。

广西桂林，这里是孙中山为筹划北伐设立的大本营。1922年3月26日，大本营里的气氛，显得紧张而压抑，孙中山正在此召开紧急会议。
蒋介石是应孙中山所召，于1月3日从广州出发赴桂林的。一路上，他不忘记观看风景，走走停停，用了两个礼拜，到16日才到达阳朔。在这里见到了吴忠信，吴忠信告诉他孙中山的北伐，仍然处于筹划阶段。蒋介石一听，感觉自己还是来得太早了。在阳朔停了两天。18日才来到桂林北伐军的大本营，孙中山任命他担任第二军总参谋长，住进了原清朝藩台衙门的八桂厅。闲暇时，游遍了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各处名胜古迹：象鼻山、七星岩、灵隐洞、铁佛寺、孔明台、叠翠山。转眼两个多月过去，蒋介石纵观桂粤形势，已有了一套成熟的战略方案。会议上，见孙中山仍然力主出兵北伐，蒋介石说：“鉴于目前形势，我主张先回师广东，解决陈炯明问题，待粤省巩固，方可再图北伐。”
孙中山则信心满满地说：“去岁末，苏俄专使马林来桂，转达其政府有助我之意，北伐可得俄之助；段祺瑞亦派他的心腹徐树铮来见；奉系张作霖的代表很快也会来桂接洽。直奉两系大战在即，正是北伐之良机。仲恺也来函，力主按原计划行动为好。他言一旦回粤，则内忧将无已时，吾人不欲观之。”
蒋介石闻言有些激动，大声说道：“我比任何人都希望看到早日出师北伐！此行南下，我于旅途舟车客店中不得休息，足足耗我半个月的心血，才拟定出‘北伐作战计划书’。可是，大家都清楚，身兼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中华民国政府陆军总长、内务部长的陈炯明，明确表示反对北伐。先生，对陈炯明，不能再一味退让了。”
孙中山自嘲地说：“竞存说我是广东的总统，那竞存就是广东的皇帝。我已告诉竞存，北伐胜利了，我自然不会回广东；不幸失败了，也无颜回广东，无论胜利还是失败，广东都会交由竞存来主持。他不愿率军北伐，我就命他在后方接济粮饷。”
蒋介石不以为然：“他反对北伐，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广东叠遭战祸，不可再搜刮民脂民膏用于战争，要与民生息，他怎么可能会接济粮饷呢？”
孙中山说：“不要过于猜疑。我的话，竞存还是会听的。”
蒋介石很失望，他真想拂袖而去，但还是忍住了。这天，蒋介石正在看书，胡汉民突然出现在蒋介石面前，沉痛而又愤怒地说：“介石，噩耗！仲元在广州火车站被暗杀了。”
仲元是邓铿的字。蒋介石闻言跳了起来，大惊。他知道，邓铿是孙中山派回广东向陈炯明催办粮饷的：“仲元被杀，说明陈炯明的反意已露，逆迹已彰。”
胡汉民说：“再也不能回避和竞存之间的矛盾了。我们都要尽快向孙先生陈言。”
第二天，孙中山召集紧急会议研究对策，蒋介石说：“应尽快悄悄率军回粤，先解决了陈竞存，再改道赣南北伐。湖南赵恒惕与陈炯明相互勾结，狼狈为奸。”
孙中山似乎仍在犹豫，难以决断。这次，蒋介石决定坚持己见，便高声争辩说：“现在的形势是内忧回避不了，早晚都要解决。不解决，无以言北伐！况且，北伐还有赵恒惕在湖南相机接应陈炯明？”
孙中山仍对陈炯明抱有幻想：“竞存断不敢背叛于我，只要彼不公开叛变，我不能讨之。不过，可以潜师回粤，改道江西出师北伐。”
会议一结束，蒋介石与许崇智奉命率部迂回粤北，进驻肇庆、三水，从西边迫近广州，给于压力。蒋介石复向孙中山建议：“先请内患，再图中原。”但是。孙中山仍然对于陈炯明的忠诚寄予些许期待，便派蒋介石先期去广州和陈炯明会晤；又派汪精卫、廖仲恺居中调和；同时委派参军吴忠信为军事全权代表，择日北上，联络皖系、奉系两派首领，商讨“三角联盟”共同对付直系的军事事宜。
陈炯明很快知道了孙中山的安排，便来电质问北伐军回粤的目的何在？为向孙中山施加压力，声明来了个总辞职。可能会有人问，他把职务都辞了，没有权力怎么向孙中山施加压力？这就是陈炯明高明的地方，他想和孙中山翻脸，可自己又不想出面，就让自己的部下去胡闹。孙中山指责时，他就说他辞职了，约束不了部队。孙中山自以为是总统，陈炯明的辞职，他一律照准，免去了军内的一切实职，只保留了一个陆军总长职务，从而为孙中山蒙难海上埋下了伏笔。陈炯明知道孙中山派蒋介石前来会他，他对蒋介石深为忌惮，就来了个敬而远之，在蒋介石到达广州的前一天，便离开广州避往老家惠州去了。
蒋介石找不到陈炯明，怒气冲冲，找到已经和陈炯明接触的汪精卫、廖仲恺，质问道：“你们不是负责与陈竞存沟通吗？明知道我要来，为什么还要他对我故意避而不见？”
廖仲恺是一个毫无己见的人，从来就是以孙中山的意见为意见，他也认为蒋介石是一个麻烦制造者。所以很理直气壮地说：“介石，你何必动怒？竞存此去，不过是不想激化矛盾，避免和你发生冲突。我看人家也是为了留有余地吗！”
蒋介石一听明白了，原来他们都将自己看作是造成与陈炯明产生矛盾的问题人物。孙先生让他来广州，也不过是想支开自己，不想让自己留在他的身边烦他。说不定，陈炯明去惠州孙中山也知道。想到这里，蒋介石不由叹道：“看来，我蒋某人是该离开了。去掉我这个绊脚石，我看你们能否和陈炯明把矛盾调和好了。”
说走就走，蒋介石立即来到了火车站。可是转眼一想，明天孙中山就会来到广州，还是见他一面，再劝告一番，以尽己责，于是就在火车站住了一夜。第二天，见了孙中山，蒋介石说：“先生，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竞存不可能回心转意了。”
孙中山仍然不相信蒋介石的话，说道：“竞存会如此恶劣？料他也不至于背叛我吧？现在，韶关已建大本营，由汉民代理大元帅，我就坐镇省垣，仲恺负责接济粮饷，北伐仍可以如计划进行。既然在广州竞存不见你，你还是到汝为的第二军，履行你的参谋长职务吧。”
蒋介石终于知道了自己在孙中山心中的位置，仅仅就是一个军参谋长而已，是很难与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许崇智相提并论的。因此，自己的真知灼见，以及远大的战略计划才不被孙中山重视。可悲可叹，不想10年过去，自己仍然是“谋”“位”不一，不由得心灰意冷，决定立即回避，另择时机。蒋介石辞别孙中山，就离开广州打道回府，这是蒋介石在广州最长的一次，前后有4个多月。
蒋介石一走，陈炯明的胆子马上壮了起来。老实说，孙中山他们在他的眼里，不过是一堆酒囊饭袋，他唯一惧怕的也就是蒋介石一个人。他与蒋介石共事多年，知道蒋介石不仅具有杰出的军事才干，而且很有政治战略眼光。他早就想结交蒋介石，可是蒋介石的眼中只有孙中山，并没有将他放在眼里；况且自己的部下也容不得蒋介石这个外省人居他们之上，所以，只能忍痛割舍。蒋介石在孙中山的身边，终是一患，陈炯明就使出各种计谋来离间他们的关系，让蒋介石不能为孙中山出谋划策。陈炯明对蒋介石了如指掌，知道蒋介石虽志存高远，但是脾气暴躁、易怒、不冷静，更不善藏拙，不会曲意迎合，只要激怒他，他就必定负气回家。果然不出所料，蒋介石被气走了。陈炯明立即命令心腹叶举率兵进入广州，提出“清君侧、除宵小”的口号。叶举兵进广州后，通电要求：恢复陈炯明广东省长和粤军总司令的职务；免去胡汉民的一切职务。
这时，直奉第一次战争爆发，孙中山和段祺瑞、张作霖三家联手，从南、东、北三个方向吴佩孚进攻。战争从4月28日爆发，于5月5日结束，也就是打了一个星期。三家就被吴佩孚打得大败，只得各自撤回到了自己的老巢。孙中山北伐失败，正是陈炯明叛乱的好时机。为了配合陈炯明叛乱，广西桂系的一些残兵败将也死灰复燃，李宗仁等桂系后辈纷纷崛起，抢占被孙中山占领的广西地盘。
孙中山此时就仅剩广东北部一些地盘，可以说是困据韶关，内忧外患。汪精卫建议孙中山恢复陈炯明的实权，无奈之下，孙中山只好下令：陈炯明以陆军总长办理两广军务，所有两广军队，悉听其节制调遣。陈炯明并不买孙中山的帐，他和孙中山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他一方面给孙中山回电，声称以人格和生命担保，要叶举退出广州，并严令叶举不准对孙中山发生越轨行为；一方面密令叶举的60营兵，以孙中山欠饷为由，在广州大肆向士农工商派捐筹饷，闹得广州市面秩序大乱、人心惶惶，以引诱孙中山从韶山回广州平息军乱。
这是陈炯明的请君入瓮之计，孙中山果然上当。他不顾胡汉民的百般劝阻，于6月1日只身回到了广州，召叶举会商军饷问题。谁知叶举避而不见，孙中山气愤之下，非要海防司令陈策炮轰叶举的司令部。陈策不敢领命，找到汪精卫，汪精卫和陈策力劝，孙中山才收回成命。孙中山的气没有出来，武的不行，就来文的。6月12日，孙中山召集广州各报记者，公开指责陈炯明：
“我北伐的目的，在于打破北方武人的专制，不料广东军人武武相护，反对北伐。陈竞存本人是秀才出身，他反对北伐可能是由于政见不同，他的部下反对军阀却是为了拥护武力。我出兵8个月没有获得进展，问题就在于武人专制，在后方掣我的肘。”他还信誓旦旦地说：“我如果没有把握，绝不会自己投入到60营军队的大包围中。这种无纪律的军队必须裁汰。我为了保证全广州秩序，今天特请舆论界前来讲清道理，希望你们在10天内，将陈家军在广州的种种不法行为尽量揭露，然后告诫他们全部移往广州城外30里，听候宽大处理。否则，我一定要顺从民意，加以驱逐。你们叫我孙大炮，我就是大炮！我以前炮打过莫荣新，今天可以用同样的手段对付陈家将。”

常昶昶

南方局势已经不可收拾，孙中山坐在了火药桶上。与此同时，北方的局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大总统徐世昌被迫辞职，皖系主导的国会被解散，原大总统黎元洪复职，宣布恢复旧国会，恢复民国元年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制定的《临时约法》，在历史上被称为“法统重光。”北京政府和各界呼吁停止一切国内战争，一切听候法律解决。北方政局的这一变故，就抽掉了孙中山作为南方大总统哪怕是他强词夺理讲出来的一切理由，孙中山的大总统是违法的。
陈炯明开始对孙中山下手了，打先锋的还是叶举。6月15日，就在黎元洪通电就职的这一天，廖仲恺在赴惠州会见陈炯明途中，被叶举扣押，囚禁于石井兵工厂。接着叶举联合粤军其他将领发出通电：呼吁孙中山实现自己曾经的诺言，辞去南方政府总统职务。孙中山没有回应，叶举立即派兵包围了孙中山在广州的住地观音山粤秀楼。孙中山此时仍然执迷不悟，此时连汪精卫都看出了陈炯明的反心。可他就是不相信陈炯明会对他不利，他对身边的人员说：“竞存恶劣，当不至于此。”
孙中山执迷不悟，叶举可等不及了，6月16日，他下令炮轰总统府；同时，在广州的街道上贴满了叶举署名的四字公告：“国会恢复，护法告终，粤军将士，一致赞同，请孙下野，以示大众，诸色人等，安居勿恐。”秘书林直勉，力劝孙中山离开总统府，亏得走得及时，否则，孙中山就成了叶举的炮下之鬼。孙中山避往设在海珠的海军司令部，与海军司令温树德一同登上了楚豫军舰，然后转上永丰舰。此时的孙中山成了孤家寡人，他在这个时候想起了蒋介石，想到了蒋介石对他一次又一次的警示。悔恨难当之际，孙中山给蒋介石发出了救急电报。
蒋介石自4月23日离开的广东，来到上海，见到张静江。张静江告诉他生意上出现了问题，他简单了解了情况，感觉到自己也无能为力，就没有在上海停留，也没有与珍妮-陈幽会，就回到了溪口、宁坡居住。中间尽管一再接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许崇智催促他返粤的函电，可蒋介石皆是一意：先解决陈炯明，再图北伐，不然必有噬脐莫及、不可挽救之一日。如不接他的意见，他就不为所动，一心只读书弄儿。然而，6月18日，汪精卫的来电让他惊出了一身冷汗，汪精卫来电告他粤变，犹幸总理无恙。接着就接到了孙中山的一副电报：“宁波江北岸引仙桥10号，蒋纬国先生，事紧急，盼速来。孙文，巧。”
蒋介石整了整心魂，神情凝重地对纬国母子说：“这回，我务必要去赴党难了。此去，不知能否活着回来。”
此去广东，与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的确是生死难料。以粤中那些人以往对他的态度，如果去广东就是主动把自己送入虎口。所以，蒋介石虽然心急火燎，但还得把自己的身后事安排好。21日，他到了上海，找到张静江，把自己家里的生活托付给他，希望他在自己死后，安排好两个孩子的教育工作。张静江一力担承，让蒋介石放心。
这时，汪精卫也来到上海找到了蒋介石，汪精卫一见蒋介石，连连说：“介石，你有先见之明，先见之明啊。”
随之，将发生的一切告诉给蒋介石。汪精卫的口才极佳，讲起来惊心动魄，让蒋介石听得气血上涌，愤怒地骂道：“叶举灭天理，无人道，深堪发指。天眷我党，幸而孙先生不死，中国尚有一丝生机，然而，局势危矣！中正若不于死中求生，何以对友？何以报国？何以激励人心耶？”
汪精卫说：“我已订好回程船票，马上就得启程赴香港。现在广东的局面非常不好，我刚刚得到消息，19日，广东省议会和广东各团体举行了联席会议，议决赞成大总统黎元洪的国家统一令，欢迎孙先生下野，迎接陈炯明回省复职；就在今天，海军总长汤廷光、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和叶举三人联合发布了安民布告，要求孙先生下野。可恨叶举，竟然悬赏20万元捉拿孙先生。现在孙先生在广州危在旦夕，孤立无援，无兵、无钱，此难当如何解决？全赖介石。”
蒋介石说：“弟已经托付后事，写好遗书，拟即奔赴广东，一为牺牲！不过，倒是需要想办法筹些款项为宜。无钱，怎安军心，何以度难？”
汪精卫说：“正是，介石在上海人面熟，筹款之事，还要劳你费心。我就先行一步，在香港等你。”
蒋介石只得应承下来。可是，到哪里筹款呢？张静江生意失败，自己已经负债累累，焦急中的蒋介石想到了虞洽卿。虞洽卿曾经和蒋介石他们一起做过经纪人投资，不想失败了，让虞洽卿损失了一笔钱。因此，蒋介石知道虞洽卿对自己没有好感，可为了救孙中山难，只得麻着头皮，向虞洽卿求助。来到虞洽卿府上，蒋介石落座，就开始恭维虞洽卿：“阿德哥，都说你是宁波帮的领袖，当年阿德哥支持革命，腾出房子供同盟会秘密活动，派人保护英士兄的安全；孙先生在南京主持临时政府，因无经费，极难运转，又是阿德哥解囊相助。袁政府和日本签订21条，阿德哥在上海组织救国储金团，扩充中国实业势力，借此打击日货。足见阿德哥虽在商场，却一直支持民党革命，尤对孙先生倾力支持从不遗余力。现今，孙先生在广东造困，请您再施援手。”
虞洽卿知道蒋介石来就是为了借钱，所以也不开脸，很不客气地对他说：“我已经没有钱了。你所求我爱莫能助。”
蒋介石说道：“阿德哥是交易所的理事长，又有好几家的公司，受死的骆驼比马大，只要您帮忙，总是可以筹些钱的。”
虞洽卿一听怒道：“你还好意思说交易所！就是你搞垮了交易所，还要来借钱？你走吧，我一分钱也无法给你。”
蒋介石陪着笑脸，解释说：“阿德哥说我蒋某人搞垮交易所，不知从何谈起？我只是经纪人公司中的挂名股东而已，从未参与其间。至于几个经纪人公司失败，乃是张静江兄套利所致，我也是损失殆尽啊。”
虞洽卿仍不开脸：“谁听你说这些？我不管是你们谁搞的，反正现在我没有钱给你。”
蒋介石见虞洽卿仍不开脸，看来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也就收起笑脸，正色道：“阿德哥，您可别忘了，当年创办交易所，最早是孙先生提议、发起的。而之所以创办交易所，目的就是为民党筹集经费。我也知道，今年春天里，交易所因买方违约，出现风潮，停止营业。但是，后来阿德哥引入外国资本，和全球货币物劵交易所共同营业，这在3月底的《申报》上都登出来的。4月份，交易所就全面开市，现在孙先生蒙难，难道你真的见死不救吗？”
虞洽卿为之语塞，斟酌良久，方缓缓说道：“钱，我可以给你些，但是，现在不能给你，你何时启程赴粤，何时来拿钱。”
蒋介石问：“能给多少？您看10万元怎么样？”
虞洽卿说：“不行，只能勉强筹够5万元。”
蒋介石讨价还价：“那就8万元吧。”
虞洽卿的口气坚决：“最多就是6万元，再多一分也没有了。”
蒋介石本来就是想借5万元，有此足可以应付危局，既然虞洽卿答应给6万元，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但脸上还是带着遗憾告别了虞洽卿。
6月22日晚上，蒋介石和珍妮-陈在旅社里缠绵了一夜，第二天又带她游览了一天，晚上又接着在黄浦江坐船游览了上海的夜景。在船上，蒋介石将孙中山在广州遇困的情况告诉珍妮-陈。然后悲壮地说：“此次去广东，九死一生，或许再也不能见到你了。我明天就要动身，真的舍不得离开你！但是，党事与家事，二者不能兼顾，当次关头，我意已决，誓将舍我亲爱之家族，以殉身党难！”
6月25日，蒋介石毅然决然地告别了上海，抱着必死的决心，一身豪气乘船南下，奔赴党难。

筱欣奕奕

这段历史有很多搞不明白的地方，感谢常老师的佳作，学习拜读！{:soso_e160:}

常昶昶

六十二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2人，代表159名党员。这次大会的中心任务和议题是讨论并制定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会议的分析和结论写入了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大会宣言指出：
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动力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重申党的最高纲领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最低纲领规定了党在当前的奋斗目标和最近的任务，即：“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包括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大会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规定了党在现阶段革命斗争中的策略原则及实施步骤，强调无产阶级联合民主派绝不是投降附属于民主派，必须保证自己的独立性，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大会通过《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议决案》，明确规定“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的空想的革命团体；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之急先锋。”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中共成立后的第一个党章，它对党员条件、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的纪律作了具体规定，比较完整地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议决案》，并决定出版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
大会选举了中共新的执行委员会，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和高君宇为中央执行委员，邓中夏、向警予、张太雷为候补委员，陈独秀为委员长。这次大会虽然分析了中国革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中国国情，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的纲领是反帝、反封建；但是它对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缺乏明确认识，还是没有提出政权要求和发动农民运动，革命的中心仍然是工人运动。这也难怪，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是城里人的代表，没有一个是农民的代表。毛泽东没有参加这次大会，代表湖南党组织参加会议的代表是蔡和森和向警予夫妻二人。蔡和森和向警予都进入党中央领导层这一件事说明，湖南的党组织，在过去一年有了很大的发展。会后，大会代表各回本省传达贯彻党的中心工作任务，蔡和森夫妇留在上海协助陈独秀工作。陈独秀留他们的理由是，湖南有毛泽东在领导，不需要他们回去。

1922年6月28日下午，香港，由上海驶来的客轮缓缓靠岸。蒋介石一下船，就急忙雇车赶往大东方旅社，与在这里等待的汪精卫、古应芬等人会面。蒋介石一见二人，急切询问孙中山的情况。汪精卫说：“孙先生已经转登停在黄埔的永丰舰。事情无任何转机，海军已经动摇，局面还会恶化下去。”
蒋介石见二人六神无主，便安慰他们说：“有我在就有办法，尽管展堂、汝为他们的军队回粤，未见如此迅速。然则，我相信，逆氛终究会消灭。”
汪精卫说：“但愿介石能扭转乾坤。倘若局面不能很快扭转，孙先生将会很危险，我看，孙先生还是早日离开为好。”
蒋介石说：“孙先生离不离开广东，关乎人心士气，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轻言离开。我在虞洽卿处借来6万元作接济费用，由古兄专职采购供应船上；兆铭兄负责打探各路消息，及时送到船上，以供应孙先生和我参阅，也好临机决断。”
汪精卫、古应芬点头应允。第二天，蒋介石转赴黄埔，雇小船斩波涛登上永丰舰，与孙中山“相顾愕然，迅谈前昨事及各方情况，至夜分乃已。”孙中山见到蒋介石后悲喜交加，终认为：他有先见之明，而自己缺乏知之之鉴；介石不怨我早纳忠言，反而依然赴难，足见忠勇。遂授予他海上指挥全权。
和孙中山感到欣慰正好相反，陈炯明闻听蒋介石到来，则大为恐慌。当时，汪精卫送来的消息中提到：“陈闻兄来，面色发青，说：‘有他在先生身边，必定出许多鬼主意’。”陈炯明得知海军未见动摇，加上陆军北伐军回师平乱，乃两度派人向孙中山请求和解。他仍然以被迫辞去了粤军总司令为借口，表示因此驾驭不了叛军，颇感苦恼，希望孙中山让胡汉民、许崇智率领的北伐军不要回师南下。孙中山此时腰杆硬了起来，断然拒绝，指责陈炯明说人话不办人事。
陈炯明果然是口是心非，一面求和，一面图谋收买支持孙中山的海军。被陈炯明收买的对象是海圻、海琛、肇和三艘3-4千吨的主力巡洋舰。如果孙中山失去这三艘战舰，那就只剩下千吨级的小舰艇船了，孙中山闻讯忧虑不已。蒋介石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放弃“以静制动”的方策，下令永丰舰率领各舰船离开海面冒险转移到新造村。正在这时，听说长洲要塞丢失，无险可恃，蒋介石又传令改移到省河。省河就是珠江流经广州市区的部分。可是驶向省河，必须经过车歪炮台，叛军在炮台布有大炮。怎么冲过这一关？要知道，河道面窄，有炮台封锁河面，军舰行使面临威胁。蒋介石决定硬闯。
早晨5点，雾色苍茫，蒋介石下令各舰驶往三山口，并命令试射炮台。他想通过炮台的还击，看看炮台都是些什么大炮，其射程有多远。蒋介石是军校炮兵科毕业的，熟悉各种大炮。“轰隆、轰隆”！从车歪炮台传来还击的炮声。蒋介石站在永丰舰上，细细观察、仔细倾听炮声，看到炮弹射程不远，弹力甚弱，他判断这是野炮，便放下心来，命令各舰一边还击，一边开足马力驶向炮台，试图强行通过炮台。炮台的大炮，远距离射不到，而近距离就可以打到军舰上了。
在“轰隆、轰隆”的炮声中，永丰舰一马当先快速驶近车歪炮台。突然，炮弹像雷雨一般向永丰舰倾斜而来，“轰隆”，一发炮弹在舰身爆炸。蒋介石命令士兵将孙中山扶到舰舱暂避，自己站在炮塔上镇定自若、岿然不动，坚守舵楼。永丰舰身中6弹，舰身震动、摇晃，士兵都大惊失色。蒋介石毫无畏惧，指挥永丰舰在来自两岸的交叉炮火中穿越前进。在舰舱里的孙中山心急如焚，两眼盯着时钟的秒针“滴答、滴答”走过，简直就是度秒如年。过了20分钟，永丰舰终于脱离险境，炮声远去，孙中山的心才放了下来。舰队直接驶入省河的白鹅潭，可以和陆地联系，局面稳定了下来。原来主意不定的永翔、同安两舰，看孙中山脱离了险境，也赶来与永丰舰汇合，于是，舰队的力量不降反而增强了。
孙中山喜色有加，蒋介石也长出了一口气，对孙中山说：“大总统在舰，竟如此冒险，虽然平安通过，实属侥幸，中正自知负罪矣！”
孙中山连忙安慰，方使蒋介石心安。这时在广州、香港的同志都来和孙中山相会，对孙中山倍加慰问，对蒋介石额首称颂。永丰舰停留在珠江沙面，也不是长久之计，长久之计是许崇智回师广州，赶走叶举。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各方消息混茫不清，蒋介石开始焦躁不安、度日如年起来。感叹：如此，真不如身临前敌，出入枪林弹雨之中为快！这时，汪精卫又传来不利的消息，说他联络的各方实力人物，不是附逆，就是观望。海军见久无援军，也开始摇摆起来，刚刚归附的永翔舰又偷跑而去。永丰舰上弥漫着一种绝望的情绪，蒋介石无奈，只好给自己暗暗加油打气：“事将成功时，其困难更甚！成败利钝，当恪守谋划在我，听之于天之语。”
出现了什么情况？原来，许崇智在南下途中，7月29日与陈炯明在韶关打了一仗，被陈炯明打的大败，率军退往南雄。许崇智哪里是陈炯明的对手？许崇智一败，孙中山的其他北伐军更是不堪一击，在广东全面溃退。粤军第二军和李福林部退入福建；李烈钧的赣军、朱培德的滇军、陈嘉佑和程潜的湘军退往广西。知道为什么蒋介石后来居上吗？如果按每个人的神力来说，此时，所有的领兵将领的法力，都无法与陈炯明的法力对抗。陈炯明是南方各军将领中法力最大的一个人，但是，陈炯明就是惧怕蒋介石。

常昶昶

斩草除根，陈炯明没有了外患，决定先搞垮海军舰队，再向孙中山和蒋介石开刀。8月9日，有人向蒋介石密报了陈炯明偷袭永丰舰的计划：陈炯明一方面贿买永丰舰上的官兵不加抵抗；一方面收买其他的军舰，让这些军舰炮轰广州沙基的外国人居留地，籍以引起外国干涉，让外国人把孙中山的舰队赶离白鹅潭。这时，北伐军失败的消息也传到了永丰舰上，孙中山彻底绝望了，立即召集各军舰舰长开会。会上称自己再坚守在这里已经没有了意义，决定离舰回上海，各军舰舰长长出一口气，大家终于解放了。
随即，孙中山向各国领事致函，称自己决定离开广州回上海，英国领事主动提出派英国的炮舰“摩汉”号送孙中山前往香港。在孙中山临走前，给舰队的官兵发了一个月的恩饷，以奖励大家的忠勤功绩。9日下午3时45分，孙中山、蒋介石换乘英国“摩汉”号炮舰，驶离白鹅潭来到香港。在香港，迎接孙中山和蒋介石的除了汪精卫、古应芬等男人外，还有两个女人，一个是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一个是蒋介石的情人珍妮-陈，这让孙中山和蒋介石欣喜不已。8月10日清晨，孙中山夫妇、蒋介石和珍妮-陈、汪精卫、陈策、陈群、黄龙等人，转乘俄国“皇后”号邮轮归沪。经过5天的波涛，孙中山在14日上午抵达上海。岸上，有数千人在欢迎他，其中一个是他的宿敌谭延闿，他和谭延闿相见后都说了些什么？后来，蒋介石和谭延闿为什么成了知交，欲知详情，请注意下文。

1921年底，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广西拜见孙中山后，于1922年初向陈独秀、李大钊提出“与国民党建立友好关系，”采取共产党参加国民党的方式同国民党合作的建议。我们知道，陈独秀是反对合作的，在中共一大的决议中，就明确提出不与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因此4月初，陈独秀给维经斯基写信，说明了中共不同意马林建议的理由。不久，出席远东各民族共产党和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回国，传达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问题的理论，陈独秀在统一战线的问题上的态度才有了明显的变化。
6月，中共中央发表《对于时局的第一次主张》，正式提出了同国民党等革命团体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中共二大重申了这一立场，作出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会后，陈独秀、李大钊、林伯渠等都开始同孙中山联系，商讨国共合作问题。但是，在与国民党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问题上，意见不一，多数人主张采取“党外合作”的方式。7月，共产国际批准了马林向中共中央的建议，派他再次来华。
8月间，陈独秀接受了马林的建议，在杭州西湖召开了特别会议，讨论与国民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问题。出席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张太雷和马林。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各自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可是最后谁的意见都没有被接受，多数人还是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说穿了就是马林的意见：决定在国民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改组的前提下，采取“党内合作”方式同国民党合作；在实行的步骤上，先由少数党的负责人加入，再劝说全体党员加入。会后，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蔡和森、张国焘先后参加国民党，以实际行动支持孙中山。
从1918年秋季开始，孙中山即与列宁和苏俄政府函电往来，商讨中国革命与中俄合作问题。1920年秋，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上海和陈独秀会晤时，拜会了孙中山，孙中山提出同苏俄建立电台联系并要求苏俄提供军事援助的建议。1921年底，马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南下桂林拜会孙中山，建议孙中山建立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革命政党，建立军官学校培养军队人才。孙中山也进一步表示了“与苏俄公开建立联盟”的愿望。1922年4月，孙中山在广州又与共产国际代表达林会晤。孙中山在8月中旬避居上海后，正是共产党做工作的有利时机，李大钊、林伯渠等人多次拜访孙中山，说明中共的主张，商讨国共合作事宜。
为什么苏俄急于推动中共与孙中山的合作呢？说起来，起因就是张作霖。1920年10月，苏俄红军军事情报局在中国的北满地区建立了“北满特工站”，任务是向张作霖集团与白俄势力施压，发动中东铁路罢工，培训布尔什维克骨干分子。执行这一任务的是斯托亚诺维奇，尽管他竭力掩盖自己的真是身份，但是他频繁的活动，尤其是在幕后操纵工人大罢工的行动，还是引起了奉系军警对他的注意，张作霖很快加紧了对北京及东北地区的控制。莫斯科虽然尽力在东北加强特工力量，可是，与苏俄政府花出的巨额资金相比，特工的回报总是有限的。这种策略不仅没有动摇张作霖在东三省的统治，反而增加了张作霖对苏俄的仇视。苏俄军事情报局的工作走进了死胡同，它们急需想出新的撼动张作霖的办法。
最初，它们支持在中国组建共产党，希望共产党能够迅速发展起来，帮助它们打击张作霖。哪里知道，共产党发展速度太慢，成立一年只发展了100多个人，像这种发展速度，要想有一定的势力，得50年以后。等待不及的斯大林指示共产国际做孙中山的工作，一方面推动共产党与孙中山合作，借助孙中山的力量北伐；另一方面，直接与孙中山接触，答应给他支持，但是要求孙中山按照苏俄的要求改组国民党。为什么要改组国民党？一是国民党确实需要改组，一盘散沙不行；二是要获得对国民党的控制权，在国民党中培养亲苏力量。因为在国民党中培养亲苏力量需要时间，因此希望共产党能够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让这些亲苏人士直接加入国民党，并控制国民党的权力机关。这就是苏俄希望国共合作的初衷，苏联人居心叵测，是谁一举粉碎了它们的梦想？留下来慢慢说。
开完西湖会议，确定了中共与国民党合作的指导思想后，马林，于8月25日来到上海，拜会孙中山，交给孙中山一封苏俄外交人民委员越飞写给孙中山的信。越飞在信中谈了苏俄对张作霖的憎恨，并将其称为与日本帝国主义一样的“凶恶敌人”。读罢这封檄文式的密函，孙中山顿感事态严重，此时他和张作霖已经不是敌人，而是反对北京政府的盟友。所以，经过缜密思考后，于8月27日给越飞回信，规劝苏方“不要将张作霖赶向日本”，以免迫使张作霖铤而走险。孙中山的复文如下：
亲爱的越飞先生：
您于本月22日的一封令人感兴趣的来函，已经收到，贵国政府派阁下这样一位享有盛誉的政治家来我国，我表示非常高兴。
我要同您讨论来函中所谈的各问题，在对您提问的几个专门问题作答复前，先谈几点意见：
首先，我必须告诉您，北京政府完全没有骨气，十分软弱无力，因此，说现在的政府是某些列强的代理人，也并不过分。特别是就它同苏维埃俄国的关系和交往来看，情况更是如此。
众所周知，某些列强不愿在它们自己能够将经济投降条件强加在莫斯科身上之前，让中国同俄国达成协议；同时，它们也不欢迎在我们之间出现任何达成协议的前景。因为，这种前景显然会使中国摆脱它们的政治经济控制。只有把中国的重要利益置于各个列强利益之上的中国政府，才能使这两个国家相互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我要劝您等待，直到我重新建立北京政府。鉴于目前形势可能出现的各种发展情况，这一点，在不久就可能实现。
至于蒙古，我完全相信贵国政府的诚意。我接受莫斯科无意割裂中华民国政治制度、领土的保证。我同意，在重建的能同贵国政府进行谈判的政府在北京出现之前，苏俄军队仍应驻扎在那里。立即撤走你们的军队，只会对这些列强的帝国主义利益有利。
我现在来答复您在您的心中提出的各种特殊问题：
一、张作霖是一个中国人，很难设想会出现见到外国列强来奴役他的国家，并为此而进行活动。我不认为他是日本人的代理人。从社会阶级的意义上来说，张作霖似乎不是依靠任何阶级，而全然依靠他的军队。据我所知，在北京还没有可以支持他的人物，但是，北京正像我指出的那样，现在真的是完全是无足轻重的。
二、我在去冬已同张作霖达成谅解，主要是因为他派遣了他的代表来广州见我——更确切地说，是来桂林，我当时正在那里集中我的军队准备北伐——建议进行合作以实现我的重新统一政策，并且表示在一定条件下，如果有必要，他将反对日本。我可以在同样的条件下，遵守我在前年同段祺瑞所建立的合作。接受同张作霖合作的另一种抉择，就是既于他作战、又与吴佩孚作战。当张作霖建议同我合作时，他可能有诚意，也可能没有诚意。我作为一个讲究实际的人，无权假定他没有诚意，如果以后表明他并没有诚意，那时我再来对付他，但不是在那以前。我把重新统一中国看成是头等大事，我当时准备，现在也准备同接受我的条件的任何领袖实行合作。这也说明了现在事态发展对吴佩孚所采取的方针。
    关于您对张作霖的态度，我想提一点意见，那就是别将他赶向日本，而要使他能更多地接受我的影响。由于美国据说要支持吴佩孚，看来张作霖现在积极地以英美两国为敌。再加上你们对他采取的敌视态度，这可能迫使他从日本寻找外交上的支持，因为任何人都不想完全受到孤立。请牢记这一点。
三、在这个问题上，我附寄一份我上周签发的声明。这份声明是广州政府向列强发的。陈炯明是一个坏人，人们能够理解一个在基本政策问题上脱离其政治领袖的政治追随者。但是，当这样一种脱离者采取谋杀领袖的形式时，它就打击了全部的政治生活的根基。
四、由于我已经通知国民党的所有议员去北京，这个问题现在已经用事实回答了。我曾指出，国会本来就有权召开会议。但这种会议迄今未能在北京召开，是由于遭受到了北方军阀的反对。这种反对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因此，国会在北京重新召开不是承认黎元洪政府的合法性，而是抓住了消除反对派的机会，在北京重新召开国会而已。
五、您推论我现在在与中国外交部保持接触，这是您的误解，对于这个问题的其他答复，我请您参考第一页上我的第一点意见。
现在，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对我说，贵国政府已经授命您同日本举行谈判。我想知道，为了同日本政府取得谅解或达成协议，贵国政府是否不惜牺牲中国的利益。让我具体地来说，据说日本想要在北满取代俄国，正如想在日俄战争以后在南满取代你们一样。贵国政府是否会赞成这一点。比方说，将中东铁路上的俄国利益转让给日本。我几乎不需要告诉您，我向来把苏维埃俄国看成是阻挡日本侵犯北满的国家。
我欢迎您为了准备建立我们之间更密切的联系所提出的建议。
谨致
最高的敬意！
                                              您的诚挚的朋友   孙逸仙
                                       1922年8月27日上海莫里哀路29号寓邸
接到了孙中山的信后，苏俄政府非常重视，于1923年1月，派越飞为苏俄政府特使来到上海与孙中山会晤，并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公开了孙中山的联俄政策。这是后话，且说孙中山在9月至12月间，在上海先后召集有陈独秀在内的党务改进案起草委员会，负责审查改组方案和党纲党章。

常昶昶

在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区委员会领导下，湖南是工人运动开展得很好的地区。到1922年秋，全省已建立工会20多个，有组织的工人4万余人。9月毛泽东、刘少奇相继来到了安源。此时，安源罢工的时机成熟了，路矿当局开始拖欠工人的工资，经过与当局协商未果。同时路矿当局还企图勾结军阀封闭工人俱乐部，9月14日，李立三果断的下达了罢工的命令。在李立三、刘少奇、蒋先云的领导下，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和湖南株洲的江西铁路共17000工人举行了大罢工。罢工总指挥是李立三，俱乐部的全权代表是刘少奇。
罢工当天早晨，俱乐部监察大队持白旗密布街市及工厂附近。张贴“候俱乐部通告方准开工”、“各归住房，不得扰乱”等告示，并发布罢工宣言。路矿当局竭力破坏罢工，先是设法收买工人不成，又遣密探刺杀李立三，并悬赏500元。二计均未成功，就请军阀出动数百军警，每天每人发2元赏钱，将安源划归特别戒严区，设立戒严司令部，在重要地段架上机关枪。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指示发动工人向军警诉苦，争取军警同情。此招果然见效，军警并不对工人使用武力。路矿当局无奈只得接受谈判，俱乐部的全权代表刘少奇经过与路矿当局的口舌交锋，在9月18日达成协议。路矿当局承认工人俱乐部的合法权利，保证改善工人的生活和给工人增加工资等13款条约。条约签订后，俱乐部召开万余人的罢工胜利庆祝大会，通过复工宣言，随后上街游行。
安源罢工的胜利，重新鼓舞了毛泽东领导罢工的信心，也让他在正反的经验和教训中，总结出来领导罢工的诀窍。这种诀窍在与李立三、刘少奇分享后，使二人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工人领袖。接着，毛泽东又加紧了同粤汉铁路、水日山铅锌矿和长沙泥木工人的联系，同他们商议进行罢工的事宜，以把湖南的工人运动推向深入。
安源路矿罢工是共产党领导的各种罢工活动，在无数失败中唯一既获得胜利、也没有死伤人的成功案例。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安源路矿发展了大量的党员，不仅使这些党员成为后来共产党武装革命的领导人，而且还把安源路矿发展成为毛泽东稳固的革命根据地，6年后，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时，安源的路矿工人组成了一个团参加。就这一点大家想想，其他共产党人发动的所有工人罢工活动，除了死人以外，有什么意义？他们的思维和领导能力怎么能和毛泽东相比？
就说在同期由邓中夏、罗章龙和邓培等人领导的开滦煤矿大罢工吧，这个大罢工在中国历史书上，地位比安源大罢工高多了，其结果是什么？5万人的大罢工，坚持25天，工人伤亡50余人，最后还是失败了。要知道，邓中夏、罗章龙可是和张国焘一起，被称为“北京的三杰”，是李大钊最得意的弟子。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都还是书生，离领导工人运动胜利还差那么一点。开滦罢工失败后，毛泽东就以此为例，再次教育湖南的党员，一定要引以为戒，吸取血的教训；尤其是提醒李立三和刘少奇仔细分析开滦罢工失败的原因，力戒在今后领导罢工运动时出现同样的错误。李立三、刘少奇正是在毛泽东的手把手的指导下，才在全国共产党人中脱颖而出。

筱欣奕奕

问好常老师，立春快乐{:soso_e181:}

常昶昶

   六十三
蒋介石在跟孙中山8月14日回到上海后，只在孙中山的寓所帮助办事7天，然后就到普陀山海岛静养身体去了。蒋介石在普陀山上住了6天，到南天门去探过胜景，去般陀庵观鱼之后，所有的时间就是“泥塑”般地坐着读书。读书也不得安静，廖仲恺、汪精卫又来信催他回上海帮助孙中山策划军事方面的事情。蒋介石在8月29号给他们回了信。从他的回信中，我们可以看出蒋介石经过在普陀山坐禅，其境界又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不仅对南方军阀的状况了如指掌，而且也对国民党在今后的发展作了设想。兹将这篇约2000字的长文，节录如下，以窥全貌。
------闽边、湘边与广西各处军队，弟意急需派相当专员，分往慰劳，并授以后进行方略俾有所依据也，对于军事之意见，约分三项：甲，先谋桂湘闽赣四省中之一省或二省为根据地，然后进攻广东。乙，待各军联络确实后，约三个月内分向各路前进，准备合击广东，先定广东为根据，然后统一西南。丙，各军如不能一致，平闽之计亦难实行时，则许军只有联络某军，强袭汀、永为根据地，第一步为先取潮梅之计，第二步为平粤之计，唯对湘桂各友军，皆指定其任务。------对于作战准备事件，陈述大略如下：一、湘、滇各军，皆退入湘边，即可令其联络广西之滇军，共计湘桂两方友军联合，约有1万余人，以后攻粤，当以在湘桂各军为主力，而以闽边各军为助攻。二、指挥全权，委诸协和，并责成其积极筹备。三、以三个月为期，即以本年11月间，为战斗开始之期。四，饷项以2万人计算，发动时，至少须发饷一月，当筹备30万以上之款，方可如期应付。五，子弹缺乏，无法接济，亦须与各军言明。六，滇军以朱培德部为主体，请孙先生手书慰问。------盖陈逆诸将，视广西为畏途，我军平桂，彼必不能派大队来援，一也；陆林在桂地盘未稳，如刘、关、张合力，较易平定，二也；我军平桂，滇唐无力能为其后援，亦无牵涉，较之平湘平赣，容易多矣，三也。有此三者，则吾军如果不能先平粤，当先平桂以为平粤之基。亦非下策也。且湘边之湘、滇军移至桂境，亦较便利，平桂则粤不足平亦。如果先平桂后平粤；则延长时日，在所不计，未知孙先生与兄等之意以为如何。致函于前敌将领时，可作三案：一先合力攻粤；二先合我在湘、桂各军之力，为桂人平定广西，然后东下平粤；三在湘部队，以全力助谭平湘，在闽部队。以全力助闽人平闽，或助王驱李，然后合而攻粤。------总之，现时武力，不得不注意浙卢，当养成其东南势力，使其怀德感惠，其他为吾党所用。至于政治主张------，对人问题，尚请孙先生注意及之。党约不改，党务终难整顿，乘此时机，改正誓书，收容一般有为青年，则党势必能增大。国闻通讯社每月500元之数，似难中止，商报如能维持，则言论多一机关，即多势力，以现在武力既穷，如舆论再不注重，更是难为力矣。
此书上过，蒋介石又回到宁波呆了半个月，心想，孙中山等已阅读毕，当给自己以重视，遂应廖仲恺、汪精卫之邀到了上海。哪知他一联络二人，得知他们都在孙中山的寓所开会，便恼怒异常，心想：他们还是不以我蒋介石之策为要，竟读不出我在政治、军事上的雄才大略，仍把我视作一个军事参谋；每逢大事便把自己撇在一边，独自商议出一些以偏概全的计谋来；等到实施时，如破桶盛水四面喷漏，这时才想到我，将我当作一面膏药四处乱帖。此为何故？是他们忌我之才？还是无识人之能？我看二者皆有之，孙中山是无识人之能，不知道培养年轻有为俊才，使他的身边充斥一些无能而又卖老之辈；廖仲恺、汪精卫等则是忌我军政之全才，担心一旦重用我，会后来置上，无他们立足之地。此事不可再作小视，当思一进、退、动、静之万全之策，寻找缝隙逆势而上。不过此时心中之气不出来，实在难平，于是找到了张静江。一见面，蒋介石就愤愤不平地时：“二哥，他们如此对我，实在过分！”
张静江刚刚回沪，闻听蒋介石之言，以为出了什么大事，急忙问道：“介石，你毅然赴难，孙先生对你已视为心腹股肱，何出此言？”
蒋介石说：“弟从广东回来，孙先生分派精卫、汉民到各处联络，弟无事可做，便回甬闲居，其间精卫给我写信，要我尽快回沪。我给精卫、仲恺写了一封长信，谈了联络各方，反攻广东的军事计划，此外，也谈了我对政治、党务乃至一些人事的看法。我认为党约，党务终难整改。不如乘此时机改正誓书，收容一般有为青年，则党势必能增大。我还建议，经费困难，也应维持国闻通讯社和商报这两个宣传机关，现武力已穷，若舆论再不注重，我党今后如何为力？”
张静江问：“是不是你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蒋介石怒气未退：“岂止如此！他们一次次催促我到上海来，似乎很重视我蒋某人，可是我来了，他们根本不理会我，闭门开会，研究改组本党之事。我算什么？在他们心目中，好像我无资格涉足党务、政治，至多算一个军事幕僚而已！现在我是谁都不想见了，明天就回宁波去。”
张静江给蒋介石端了一杯茶，劝他稍安勿躁，以静制动，最后给他出主意说：“你在永丰舰与孙先生共患难的经历，不妨写出来，也好使自己能静下心来。你写好后，请孙先生写序，我助你此版。这样可以在国内、党内为你造势，树立你英雄的形象。”
蒋介石对此深表赞同，接着，两个人又谈生意上的事。张静江叹道：“介石，交易所的债务纠纷，很是烦人。现在卖方只赔了一些代用品，下一步还要继续谈判，如谈判不成，还要诉诸法庭。眼下不少的人在逼债，我在上海呆两天，还得躲出去。你在上海可一定要谨慎。”
告别了张静江，蒋介石又与珍妮-陈约会，在约会中他向珍妮-陈倾诉了自己心中的不平。认为上海一天都不能住，人们骂北京是铸造恶人之烘炉，则上海更是一个大烘炉，铸造恶人的范围比北京更广泛。上海对于蒋介石，应该说是他的“发祥地”，为何今天有“斯地不可一日居”的恶感？原因既是他和张静江所经营的交易所暂时遇到了困难，那些追讨债务之人令人可恶；也是因为孙中山正在召开有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研究国民党改组计划的首次会议，却没有让他这个股肱心腹参加，岂不令人懊恼？
蒋介石于9月9日到的上海，只停留了一夜，就又直接回到了宁波天堂山，“纳凉”于玉佛殿前，踱步于寺庙外幽静的小径上，思索着今后的人生之路。9月12日，孙中山开完会，分派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分别去日本、奉天、天津等处活动，寓所就剩下了他一个人。闲静下来的孙中山感到了孤独，这时方想起蒋介石来，便给蒋介石发了一道手谕：“请兄来居旬日，得以详筹种种为荷。”
9月14日，廖仲恺也给蒋介石来了一封信，信中说：“兄到沪之翌日，弟偕许志澄至大访之，而兄与启民皆不在------。弟则以为兄在此间，待商待决之事正多，若避去乡居，则事无从谋人人如此，则先生左右无一人矣。------故恳兄无论如何，仍再命驾来沪。家事恺当嘱启民为兄料理妥当，------望兄垂听。”
看到这两封来信，皆以孙中山身边无人照料为由请蒋介石到沪，让蒋介石对孙中山、廖仲恺越发失望。只是廖仲恺在信中提到启民，让蒋介石心中一动。启民曾经向他提过毛泽东。说毛泽东是人中龙凤，非诸葛、庞士元可比，足可以与他蒋介石并肩，如果孙中山能得此人与介石，就不会再是三分天下，而是一统中华，不愁中国不成为世界强国。这个毛泽东何许人也？一定要见识、见识。然而又一想，这也无非是捕风捉影之事，不再思它，还是想想自己的眼前吧。
眼前还是听从静江之言，静下心来书写《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至于其他之事，一概不应。蒋介石埋头20天，终将书稿完成，于10月4日，由宁波来到上海，再由上海乘火车来到无锡的太湖。他住在太湖的“万顷堂”。一来是游览太湖，二来是为此书写“跋”，三来再对书稿进行一次修订，好付诸印刷。蒋介石已经下定决心广泛传播自己这段最光荣的历史，以在青年中塑造自己果敢、智谋、胆大、心细、智慧的光辉形象。既然孙中山不以青年人为重，那我就将青年人纳入自己的麾下。有了青年人的支持和追随，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许崇智这些借孙中山而生的青藤，怎能和我蒋介石这课大树争荫？这的确是一招妙棋，静江兄真是高人。古人云：功大莫过救驾。有此功劳，天下无人可与我争锋之人了。
想到这里。蒋介石的心绪好了许多，便于10月7日回到上海来见孙中山。见到孙中山，蒋介石叙说自己一直在埋头著书，故未能来陪伴学生，现在书写好了，请先生为《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作序。孙中山翻了翻蒋介石的手稿，慨然应允，于10月10日为该书写了序。序文对蒋介石上永丰舰的行为予以称赞，并批评自己“乏知人之鉴”，没有能够预先制止叛乱。此序更加重了蒋介石的先见之明，让蒋介石欣喜不已。
孙中山为书作完序后，对蒋介石说：“你给仲恺、精卫的信，我已细研之，并派人按计落实，现在情况大好。我们和奉张、皖段已联络就绪；西南军阀的政治领袖岑春煊也和我捐弃前嫌，答应策动桂、滇将领共同讨伐陈炯明。更令人高兴的是，苏俄已答应援助，一旦消灭陈炯明，取得广东根据地即可出师北伐，届时，奉皖响应，推翻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已无难事。”
蒋介石双喜临门，如沐春风，遂向孙中山进言，远交近攻，并于8日给许崇智写了一封信，规筹定闽、粤的计划。信中说：“闽局不定，则本军回粤为难，李在闽境，闽必不定，------弟意如克泉州，则以兴、永、泉为根据地，对赣主和，使其退兵，对海军仍主联络，王、臧二方，以其何人能与我诚意联合为断。如臧果能与我联合------，唯乃须其担任一路，以为牵扯。如臧无诚意，则不如联王，要求其分兵若干，助我回粤。------我与陈逆两军比较，其兵力过我，后方接济与前方军实，皆优于我，唯其军心不固，纸币低折、内部离散，是其精神则不如我军之优。------弟即日回闽，在沪观察情势，或较到闽后为正确，故特预告，以资参考。”
许崇智依蒋介石之策与北洋军王永泉取得联络，进军福建，10月12日，攻克福州。孙中山大喜过望，乃将之改编为“东路讨贼军，”任命许崇智为总司令，蒋介石为总参谋长，准备讨伐陈炯明。蒋介石志不在一个东路讨贼军有名无实的总参谋长，可孙中山不解其意，命他赴闽，并带其慰劳讨贼军各将领。不得已，蒋介石终于10月22日来到福州见许崇智。两人相见，寒暄过后，蒋介石对许崇智说：“总座，弟此来不受任何职务，只以朋友身份，从旁协助。”
许崇智说：“那不好吧，孙先生任命你为参谋长，还是就职为好。”
蒋介石坚持不受，许崇智无奈，只得听之任之。蒋介石代大总统慰劳各军将领，出了一把风头，终于体会出人上人是什么感觉，从此后，他就更不安于只作个参谋长了。蒋介石在余兴中，与许崇智拟定了作战计划，同许崇智一起观察地形、慰劳伤员，干得颇有声色。谁知，过了几天，汪精卫也来到了福州，把蒋介石的余兴一扫而光。
汪精卫见到蒋介石说：“介石，你何以不就职呢？眼下，本党和孙先生所恃，惟汝为一部，先生对汝为和你寄予厚望，特意派弟前来慰劳，说重任就托付你和汝为两个人了。”
蒋介石心中对汪精卫的到来本来已经不满，心想，孙中山既然已经委托我来代劳，为什么还要派个汪精卫来？难道汪精卫也是想来捞个军功吗？等听到汪精卫的话，更是满腔的热情如遭冰霜，汪精卫要把自己打回参谋长的原形，如此，汪精卫就成了钦差大臣，我蒋介石就又沦为一个二流角色了。满腹的委怨无法诉说，只能感慨到：“季新兄有所不知，中国人不明大义，只争私利，民国之一无进步，自有其大因。民党尚且如此，其他更作何论呢？”
蒋介石是在说汪精卫不知大义，不该受命前来，不知汪精卫是否听得明白。我想以汪精卫之精明，怎么会听不出蒋介石的话外音？汪精卫此来已经想好了对付蒋介石之策，于是说道：“无论如何，介石都要就职才好。我已经代你拟定好电文呈报孙先生。”
汪精卫是马不喝水强按头，蒋介石无奈，只好勉强就职。本来已经心理受伤的蒋介石，过了几天，又被汪精卫在上面撒了一把盐。这天，汪精卫向蒋介石辞行，对蒋介石说：“改组本党，联络各方事务繁杂，孙先生要我尽快回沪。”
蒋介石闻言，心中更加不快，顺口说道：“弟似也不该留在这里。”
汪精卫撒了盐，又在上面按了按：“介石，你无论如何都要坚持住，万不可轻言去留。本党大目的能否进行，全赖闽粤军事有无进展，倘若本党无一根据地，俄国援助也无从谈起；倘若福建、广东能够成为本党凭藉，俄国援助就源源而来，局面就会有大改观。倘若没有凭藉，中国也成立了共产党，其宗旨与俄国相同，俄国何必舍共产党而援助本党呢？孙先生念兹在兹，请介石谨记。”
蒋介石无话可说，他何尝不知道孙中山现在的一切都是以获得俄国援助为第一要务？汪精卫把话说的明白，如果你蒋介石不能在这里做出成绩，让俄国援助落实不下来，那罪过可就是你的了。汪精卫给蒋介石的头上又带了一个紧箍咒，就让蒋介石不能不咬紧牙关坚持下来。在以后的日子里，蒋介石“凝思审虑，状如痴呆”；检阅部队，讲话到“嗓音变哑”；履职两周，“夙夜兢兢，不敢稍懈”。然而，部队中的派系斗争，又令蒋介石苦恼烦乱，遂产生“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想法。
蒋介石有记日记的好习惯，对所见所悟皆书写之，在他11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以闽粤交通阻梗，后方接济极感困难，慨然曰：“军事以计划、运输、指挥三要素结合而成，汉高祖之倚重萧何、张良，而以韩信为次也，宜也。”蒋介石总结出军事上的“三要素”，可谓至理名言，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已是一名优秀的军事家了。他由萧何、张良、韩信之序，也得出了粮草、智谋、指挥三者之间的关系，奠定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基础。可惜，蒋介石并未超越古代政治家的智慧，所以，当遇到把智谋、指挥、粮草三者关系调整过来的毛泽东时，他就束手无策了。
蒋介石是下决心要在福州待下去的，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次讨逆杀贼，复仇雪耻之责，吾当以一身任之。招疑任怨，以求达平日目的而已。”然而，没有想到，才事隔三日，蒋介石就忍耐不住了，他给在上海与孙中山研究国民党改组工作的胡汉民、汪精卫去信说：“在这个部队中也存在有派系斗争的苦恼。”“十日内如毫无进步，则无可如何。”其实，蒋介石是不想被孙中山他们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他终于找到了借口回上海。孙中山见到蒋介石的信后非常着急，急回电请他无论如何不要离开，并告诉他已经派廖仲恺去福州帮助他解决困难。蒋介石心想，廖仲恺能办什么事？不过是添乱而已。他没有改变自己说的10天后的计划，在等了12天之后，于11月24日在马尾登上了回沪的轮船。
而就在同一天，廖仲恺来到了福州，当听说蒋介石已经登上船时，廖仲恺紧赶慢赶，赶在船开动之前，把孙中山写给蒋介石的一封长信交给他。孙中山在信中说：自己不能亲自到福建，所以才把讨伐陈炯明的重任托付给你，“故望兄为我而留，万勿以无进步而去。”孙中山还提到了在永丰舰上那么困难都坚持了，如今无论如何困难，都应该留在军中。另外，孙中山在信中告诉蒋介石，他正在上海与苏俄代表进行联系，并且“现已大得其要领，”这样就可以实现蒋介石想到苏俄去考察的愿望。但是革命必须要有根据地，所以希望蒋介石一定要留在军中奋斗，夺回广州，“庶不负先烈之牺牲，国人之期望也。”
蒋介石看了孙中山的信，并不为动，心想：如果说我来福建是代表的你孙中山，体现何在？你可授我全权？为何先是派汪精卫来，这又派廖仲恺来？如果我有全权又何须汪精卫、廖仲恺来？为什么我能在永丰舰上坚持，而不能在这里坚持，你孙中山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我看孙中山的意思就是要把我支开，怕我在上海扰乱他们。我是非回去不可的，我还担心你孙先生被俄国人给骗了呢，到时候，人家把你卖了，你还帮助人家查钱呢。同时，也不能让汪精卫、胡汉民专美于孙中山之前。但是廖仲恺既然来了，就不能不给他一点面子。于是，他跟廖仲恺下了船，回到了军中。
二人分宾主坐下，蒋介石问道：“仲恺兄，精卫前日有信来，说北京政局转变甚剧，孙先生信中也说，外间日日进步，皆等你来后详说，情形究竟如何？”
廖仲恺说：“操纵北京政府的直系，现在内部意见纷纭。吴佩孚主张法统重光后，维护黎元洪和旧国会，等制订宪法后，再选总统；曹锟则亟不可待要当总统，直系内部两派明争暗斗，搞得黎元洪、国会、内阁手足无措，动辄得咎，进退维谷。奉张、皖段，皆赞成联手倒直。只是张作霖希望直系内部分化，热衷于挑拨曹、吴矛盾。”
蒋介石又问：“孙先生所说进步，到底何所指？”
廖仲恺说：“最大的进步，就是联络苏俄有了头绪，苏俄答应援助本党革命。此外，西南各省中的滇军、桂军和粤军中的许多将领，都表示拥护孙先生，愿出兵讨伐陈炯明。”
蒋介石继续问道：“苏俄为什么要援助本党呢？”
廖仲恺说：“苏俄乃劳农主义，本党扶助农工之宗旨，与之接近。况苏俄主张世界革命，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支持本党革命，自是其宗旨。”
蒋介石摇了摇头说：“恐非如此简单吧？弟听到传闻说，苏俄有吞并外蒙之心，并结怨于张作霖，也想到了实行远交近攻的策略。他们先是联络吴佩孚，但吴佩孚以其条件太苛刻而拒之，苏俄才转而联络孙先生。弟认为，还是要到苏俄考察以后，了解其真实意图再说。仲凯兄是知道的，弟早有赴俄考察之愿，想请孙先生允准。”
蒋介石的头脑是清醒的，他怀疑苏俄别有用心。廖仲恺说：“介石，孙先生得知你有退意，既惊愕又焦急。孙先生发电劝阻，又派我专程到来。还有那封长信，想必介石看出来了，孙先生对你寄予厚望，无论如何是不愿你离开福州的。”
蒋介石心里说，什么寄予厚望？孙中山重视自己的才能，虽然凡有重大军事决策和行动，都要他参与策划、执行；但是，孙中山不过是把自己当作一个高级参谋而已。为什么？难道他真的是有眼无珠？不是，是他认亲不认贤，把党政军大权都交给了广东的本土人。广东的这几个本土人，如胡汉民、许崇智、汪精卫等人，包括你廖仲恺在内，有什么真才实学？孙中山还不自省，现在还有几个外省人跟在你身边？不就剩下了我蒋介石一个人？蒋介石有苦说不出，只有发牢骚：“可是，我留在这里有什么用呢？我不过是个幕僚而已，人家愿意听我的就听，不愿听我的就不听。弟刚愎浮躁，善谋不足而败事有余，再不知耻藏拙，必重累孙先生。”
廖仲恺并不了解蒋介石的真是想法，听他如是说，忙道：“介石，到底有何难处，说出来，我不能解决的，报告孙先生替你解决。孙先生信中也说了这层意思。”
蒋介石说：“怕是不好解决吧。现在黄大伟因为改编的事，和许总司令发生了冲突，二人之间已经难以共事。如不请黄大伟脱离军队，诸事无以推进。我已决定劝黄大伟暂避上海，并陪同他一起回上海。”
蒋介石心意已决，只隔了一天，便偕第一军军长黄大伟一同乘船回上海。

常昶昶

安源大罢工的胜利，已经开始证明毛泽东有迅速而准确的行动力。在实践中，他着手发展组织，培养骨干，注重策略，利用矛盾，争取舆论，以合法斗争做掩护，搞得有声有色，“大引起社会之注目”。接着他顺势发动了粤汉铁路、水日铅锌矿和长沙泥木工人等十多次的大罢工，而且次次获得了胜利，掀起了湖南工人运动的高潮。尤其是在泥木工人大罢工时，毛泽东亲临现场指挥斗争，他吹一声口哨，工人们喊一声口号，连吹连喊，工人们情绪越发高涨。罢工斗争20天，最终取得了完全胜利。
毛泽东后来的罢工为什么都成功了？就是他吸取了别人斗争失败的教训。他在组织罢工前，总是要把罢工运动的领导组织建设好，发展工人领袖入党，给工人讲要求和纪律，成立工人俱乐部，组建工会。在泥木工人罢工前，他组织成立工会时，和别人不同，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把长沙市新闻单位的记者都请来参加。第二天，报纸上不仅有工会成立的消息，还有工会领袖的讲话，宣传自己要解放自己，等于是事先给统治者打了个招呼，工人对自己的压迫地位和生活水平是不满意的，要抓紧改善，否则可别怪我们罢工。罢工时还要找到合适的借口，罢工中还要保证一些重点事项不受延误，请愿要一级一级来，先到县里，县里不解决再到市里，市里不解决再到省里。泥木工人罢工就是走了这么一个程序。在请愿中拿着《省宪法》，表明罢工运动是依法而行，还让报社参与报道。泥木工人罢工胜利就是毛泽东与省长公署政务厅谈判的结果。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湖南的工人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1922年10月，全省已正式成立了14个工会。在罢工斗争过程中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工人干部，发展了很多的优秀党员，如郭亮、任树德、张树藩等。1922年11月1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了粤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会后工人代表提出成立全省工团联合会的建议，各工会代表赞同这个意见，于是又召开了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代表会议，毛泽东被推举为会议主席。毛泽东向来对党内的教条主义和鹦鹉学舌不满意，全省工团联合会就是他的第一次对党的路线的修正。
按当时中央的指示，工会被称为劳动组合书记部，怎么会有一个这样奇怪的名字？原来，“劳动组合”是一个日本名词，“书记部”是一个俄国的名词。张国焘把二者结合起来，就创造出一个劳动组合书记部，这对当时的工人来讲，叫起来非常别扭。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实际，将其改为工团联合会，简单上口，一下子就被工人记住了。工团联合会虽然已大张旗鼓地进行活动，但仍处于非法状态，没有到省政府立案。毛泽东认为，必须力争主动，有正面向赵恒惕政府及赵本人作一次说理斗争的必要。于是，毛泽东率领各工会的代表23人，在12月11日会见了长沙县知事和警察厅长，12日见了政务厅长，13日见了赵恒惕。
毛泽东为这次斗争制订的策略是：第一，不提过高的要求，不使当局过于难看下不来台；第二抓住赵恒惕的省宪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据说12月15日，长沙各报刊载工团联合会发稿的《各工团代表与赵省长、吴政务厅长、石警察厅长、周长沙知事交涉的实在情形》一文，工团联合会共提出10项交涉事项，前三项颇引人注意，后七项是理发、人力车业等具体问题。接着，就前三项问题进行了对话：第一项，请政府表明对工界的态度；第二项，集会结社问题；第三项表明工界的态度。这次对话迫使赵恒惕承认了工团联合会的合法地位。赵恒惕在接见毛泽东后对亲信说：“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便不能立足了。”
毛泽东在1922年已经是自己的而立之年，这一年的11月份，他的大儿子毛岸英出世了。这个小家伙的出生为毛泽东带来了当父亲的无限惊喜和烦恼。小孩子在满月之前，母亲是应该一直在床上，是不能干活的。毛泽东除了教书、领导罢工外，还多了一项工作，就是做饭、洗尿布，照料杨开慧母子。尽管这些工作平时大都是毛泽民夫妇做的，但是偶尔为之，也让他忙得不亦乐乎，开始深深体会的当父亲的不易。为此，他常常想起自己已经故去的父母，正是子欲孝而父母不在，让毛泽东多少有些感伤。感伤中的毛泽东，抱着岸英，又常常思绪万千，不知岸英能否有自己那样幸福的童年。革命者无以为家，自己的妻儿能多照顾一下，还是要多尽一点力，不要将来后悔。
这一天，毛泽东又是很晚才回到家，当他看到已经睡熟的杨开慧母子，不由得心中一动，坐在床上对将近一年的工作进行了深深地反思。一年里，自己和同志们领导工人罢工已经10多次了，虽然罢工大都取得了胜利，也为工人争取到切实的权益，可天下不依旧是赵恒惕的天下？资本家不是依旧在剥削，工人依旧在受压迫吗？常言道：怀胎十月，一朝分娩。夫妻共同生活一年，家庭中已经结出一个小硕果来，可是党的工作呢？何时怀胎、何时分娩呢？记得两年前，在新民学会的年会上，我们确立了自己的目标是“改造中国和世界”。工人罢工是改造中国和世界之路吗？看来未必。欧洲人进行罢工几十年了，世界不还是如此吗？看来我们共产党人陷入了一个误区，这个误区在哪里呢？
毛泽东开始思考未来的行动指导思想。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人的区别就在于他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其他共产党人，包括陈独秀、李大钊在内，都是只听俄国人的那一套，它们说什么，我们就干什么，从不问问为什么要这样干？我们中国能和俄国一样吗？那么俄国人为什么不让我们自己根据中国的实际来开展工作？难道它们不知道什么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对，列宁不就是根据俄国的实际情况修正了马克思的理论了吗？那么，它们明明知道各国的革命都要根据自己的实际去进行，为什么还要如此地控制我们的行动呢？难道它们把我们当作了它们手中一根棍子，目的就是为了把中国的水搅浑？想到这里，毛泽东的心再也平静不下来了，他要好好地思考一下明年湖南党的工作，不能再听陈独秀他们瞎指挥了。
  

常昶昶

六十四
蒋介石于11月27日回到了上海，即面见孙中山，向孙中山通报了福建的情况，把黄大伟交给了孙中山去处理。孙中山也没有再说什么，他先让蒋介石议一个运输手枪的方案出来。因为美国运械船运了一批手枪在沪停留，必须思考一个安全之策把这批手枪运往福州。谈完了正事儿，孙中山看到蒋介石的心平和下来，就对他进行了耐心的开导，勉励他要“坚韧耐烦、劳怨不避，”最后还是想让他回福建。
蒋介石果断地说：“------离闽回沪，面请任何工作，都不敢违命，唯望我不再回闽------”
孙中山知道蒋介石不愿回闽，是因为自己没有授给他实权。在孙中山看来，蒋介石在军中缺乏人望，他主观好胜，脾气暴戾，动辄与人争吵，上下的关系搞得很糟。所以，他认为蒋介石最合适的工作就是做参谋。其实，这是孙中山的误判，蒋介石之所以与人争执，正是因为他没有实权，无法动用权力去实施自己的方案，所以才容易发怒。这说明什么？说明蒋介石不是一个做参谋的人选，他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是天生具有统帅气质的人，哪一个统帅是一个面团？当军师的只能当军师，比如张良，如果要他当统帅，就缺乏蒋介石这样的火性。更何况当时的军中皆是以老乡、同学为派系，蒋介石孤身一人，如果没有实权，哪一个会听他的命令？所以，在自己的计划无法实施时，就只有愤怒。
包围孙中山的都是粤人，自然在他面前说蒋介石坏话的人多。正是孙中山对蒋介石的看法存在误区，所以他至死都没有重用蒋介石，所以他至死都没有看到中国统一，也没有能够当上真正的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孙中山走到今天这一步，被逼得又是联奉、联皖，又是联俄、联共，全在他没有发现蒋介石的真正才能。假如把许崇智的帅位一开始就给蒋介石，蒋介石把自己的同学招来，就不会有现在的陈炯明，可以肯定已经拥有广东、广西、江西、福建四省的根据地，等到孙中山1925年去世时，说不定真的可以看到中国的统一。
天意难违，蒋介石这时还不该出山，如果他这时出山，就没有共产党什么事了，中国就是中华民国的天下。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对决就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议会中，在谁是孙中山的继承人问题上。何况毛泽东即使战胜蒋介石，登上中华民国的总统之位，他也没有办法改天换地。所以，苍天就是要孙中山一直压着蒋介石，使蒋介石有才难展。蒋介石在孙中山面前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权力，任凭孙中山磨破嘴皮，他一句话也不说，就在11月28日回宁波老家去了。
在家里呆了两天，想想自己对孙中山不是太尊重，为了打破尴尬，12月1日就带着纬国来到了上海，去莫里哀路拜访孙中山。纬国见到孙中山，几句的爷爷一叫，两个人之间的尴尬也就消失了。蒋介石郑重向孙中山报告了福建的军事情况和讨贼军改编事宜。然后说：“汝为重内轻外，办理无序，而黄大伟又首鼠两端，所以，闽中军事很难开展。此次中正偕黄大伟来沪，并力劝他不要急回军中，也是为改编事和下一步行动扫除障碍。”
孙中山说：“让子荫回避没有问题。不过，你还是要尽快去福州，理由我在信中都说了，也不必再重复了。现在吴佩孚已命孙传芳率军自湖北入赣图闽，形势危急。你快回福州协助汝为谋划军机为宜。”
蒋介石仍然是不想去，但他没有再说不去，但也没有表示立即去，就借孙中山客多事繁起身告辞，转身来拜会胡汉民。见了胡汉民，蒋介石道：“展堂兄，弟以为，南方军事，福建、浙江、广东乃至广西，应作为一体考虑，因敌友犬牙交错，诸将领又多首鼠两端，讨贼军应否守闽及能否攻粤，其关系在敌而不在我，惟对于福建李厚基，不能不从速驱赶，即使李厚基能够知难而退，则对于其在闽之残部，亦不能从速肃清。弟之所忧，在于驱李，而不在争于攻粤，否则，乃是因噎废食之举。然则，无论固闽、抑或攻粤，这一切，非在闽之有力部队，团结一致，作共同作战始终不渝计，则闽局无乐观之一日。可是，军中纷扰，团结一致甚难。孙先生对许汝为寄予厚望，实为期望过高。”
胡汉民说：“许汝为，实难堪大任。”
过去，二人对陈炯明的看法甚是接近，现在又对许崇智的看法一致。蒋介石似是遇到了知音，很高兴地说：“惟展堂兄知弟难处！尽管孙先生极力劝阻，弟不得不违命回沪。现在孙先生还是敦促弟尽快回去，可是弟极不愿再回闽。因去亦无益！”蒋介石接着又感慨道：“如同当年，诸同志屡屡敦促弟赴粤，弟每每却之，引起不少误解。直到陈逆叛迹昭彰，才明白弟之苦心。今日之情形虽与彼时不同，但是弟之不去军中，自觉依然是明智之举。可惜，诸同志皆不能体谅。”
胡汉民说：“局势如此，只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吧。”
蒋介石意犹未尽，继续说：“展堂兄，眼下本党慨以灭陈逆图粤为急务，倘若仅寄望于在闽之汝为部，以弟在军中之观感，实在可忧！桂军残部，以刘震寰、沈鸿英实力最强，惟论沈鸿英首鼠两端，北京政府任命其为桂林镇守使，吴佩孚固然在利用之；然则，沈鸿英志在图粤，此与我灭陈宗旨相合，我何不利用之，以东西呼应，夹击陈逆之效。其他如在桂之滇、桂各军将领刘震寰、杨希闵、范石生，在梧州、肇庆之粤军陈济棠、莫雄等将领，皆可为我所用，不妨发之以密令。”
胡汉民说：“介石，我会将你的意见转报于先生。”
蒋介石说：“在马尾船中，仲恺兄转交于弟的先生长函中有‘不必待兄等恢复广州，我计划已达最后之成功，亦未可知’之语，未知孙先生有何计划。展堂兄知之否？”
胡汉民说：“大概是指联络苏俄之事。孙先生有一计划，组织调动一支万人部队，从四川经过甘肃到内蒙古去，控制位于西北的进攻路线，建立新的革命基地，在苏俄的援助下进攻北京。”
蒋介石说：“弟曾经向孙先生建言，能不能在西北开辟新的军事基地，可以直捣北京，比起了西南要便捷些。不知进展如何？”
胡汉民向蒋介石透漏：“正在联络中。介石，关于闽局之见，你是否可做一书面意见，由我转交孙先生？”
蒋介石应诺，告别了胡汉民即回到了宁波，一是把纬国带回家，二是把自己对闽局的书面意见写出来。8日，蒋介石把写好的意见书寄给胡汉民。10日，接到孙中山的来电，告诉他：“美运械船，因讼事停沪过久，不能再呆下去，马上要驶往香港，已经电告其将货转运福州，大约本星期六可到，届时要秘密设法接收。盼兄速来商议，并即返闽”。11日蒋介石又应廖仲恺所请，给黄大伟去信，劝他暂时退让，以维持上下的感情。尔后，盟兄黄郛来信，告诉他自己已经加入北京政府，成为内阁阁员，出任中华民国的教育总长。得知盟兄有此际遇，蒋介石是既高兴、又失落。
12月17日，在孙中山的一再催促下，蒋介石又一次来到上海去见孙中山。蒋介石本来是一脸的苦相，精神糜萎不振，可是一踏进孙中山的寓所大门，就闻到一股刺鼻的香水味，不觉精神一振。等他来到客厅，不由得眼前一亮，脸上的愁云一扫而光，脑子中早就想好的不去福建的托词都跑到爪哇国去了。他把自己的身体挺了个倍儿直，脸上换了一副笑容，步履也变得轻快起来。为什么？因为他在客厅里看到了一个气质高雅、洋气十足的妙龄少女。蒋介石也是花中圣手，阅尽天下春色，可是一见到这个女子，他的眼睛就直了，心想，天下还有这等女子，禁不住的热血沸腾，自己的心跳也迅速加急起来。
孙中山看到蒋介石进来，忙向蒋介石介绍道：“介石，这是夫人的小妹，宋美龄。”然后又对宋美龄说：“这位是蒋介石将军。”
宋美龄的身上具有着独特的气质，富贵、高雅、靓丽，举止得体大方，但礼貌中却表现出高傲来，就像是一朵带刺的玫瑰。蒋介石就是喜欢这样的一种气质，在他的春心荡漾中，孙中山对他说的一切，他就是一个字“好”、“好”，犹如中了魔一般，鬼使神差地就踏上了开往福州的船上。

常昶昶

在船上，蒋介石凭栏眺望孙中山寓所的方向，回味着和宋美龄见面的情景。忽然一阵海风吹来，一下子他清醒了许多，让他后悔不迭，直骂自己见色起意。不过回过头来一想，自己有可能给宋美龄留下了一个良好印象，因为自己的表现就是一个标准的军人作风，说话和办事都是干脆、果断。如果我能与这样一个美人缔结良缘，就一定戒酒、戒色。蒋介石仰头向天，暗暗发誓，如违此约，天打雷劈。刚想就是说说，不一定-----，忽然天空阴云密布，一个炸雷在头顶响起，让他不敢再胡思乱想。接着，铜钱大的雨点从天上落了下来，蒋介石赶紧回到了船舱。
蒋介石再来福州，抱定了一个主意，那就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孙中山根据蒋介石的策略，联络了住在广西的滇军杨希闵和桂军的刘震寰两支军队，组成了西路讨贼军配合在福建的许崇智东路讨贼军，准备夹攻广东陈炯明的叛军。为实现本计划，孙中山派杨西岩前来福建和蒋介石相见，并带给他一封孙中山写给他的十万火急的信：
“介石兄鉴：今日吴佩孚在北京政治失败，四面楚歌，其欲为自救计，乃纠合其长江党羽4-5万人，以孙传芳为司令，向福建发展。其初苏齐、赣蔡皆有怀疑反对，近已疏通，一致协力图闽矣。此吾人生死危机之秋，不可不速为逃生也。逃生之道，只有效法南雄退兵之事，假道闽南直冲潮汕，潮汕一得到手，则陈内部必立即瓦解无疑，时机紧急，不可终日，稍迟则无路可逃矣。盖臧、陈联合，已发其端，虽未成熟，但他日孙传芳一入闽界，臧必软化而求陈为之对吴佩孚求恕，而陈必乐利用其军队以制我也。吴之图闽以自救，乃与陈有密切之结合，我速击陈，不独可以逃生，且必可破彼之合纵而转危为安。得失之机，间不容发，务望各同志当机立断，不可半刻迟疑，以解决生死之关头也。福州之地盘可让与张贞或臧至平，以为借路之代价，至出发及入粤善后费，杨西岩有法筹之，兹着他到来面详一切。现泊汕头之肇和、楚豫两舰，必可响应不误也。”
蒋介石看完信，对孙中山的判断和决策深不以为然，但他也无法明说，只对杨西岩说：“此等用兵方略，当由许总司令决断。”
杨西岩比蒋介石大20岁，本是富商出身，从同盟会时代就捐款、筹款支持孙中山，深受孙中山的信任，他说道：“我告诉你，滇军杨希闵、范石生、朱培德和桂军刘震寰、沈鸿英等将领已在白马庙开会，纷起讨陈，总理已命杨希闵为滇军总司令，刘震寰为桂军总司令；从梧州沿江而下，进攻广东，广州指日可下；东路讨贼军是本党的基本部队，必须服从总理，出闽攻粤。”
蒋介石以患目疾不能视事为由，请杨西岩与许崇智商议。孙中山于12月28日下令东路讨贼军假道闽南进攻广东潮汕地区。蒋介石则来到福州北面的鼓山，借宿在涌泉寺，独身一人在静思中度过了1922年的最后一天。在这里他思考了政治和主义等问题，使自己对未来国民党的发展有了一个清晰的思路，确定了今后自己所要走的路。Q

岸英满月，也解放了毛泽东，眼看1922年只剩下10余天了，他把要在12月31日要召开湖南党的迎新年大会的通知发出去以后，便坐下来将要思考的几个问题罗列出来。它们分别是：一、党的发展如何突破发展瓶颈问题；二、工人阶级的同盟军问题；三、工人运动的形式和结果，也就是目的是什么？难道说仅仅是罢工一种形式吗？四、共产党革命的重点就是在城里吗？五、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从哪里来？现在不同于新民学会时了，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又有很多人留过洋，学识渊博，见解非凡，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有一定的认识，还熟悉苏俄的革命道路和成功经验。因此，要求自己的准备一定要充分、言之有据，在不能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情况下，与同志们进行讨论。毛泽东想到了岳父对自己的谆谆教导，告诉自己一定要谨慎使用语言，以免遭到那些洋学生的反对和攻击。
12月31日眨眼就到了，蔡和森和向警予也回到了长沙过年，于是中国共产党中历史上一半的精英在长沙聚首。他们是：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刘少奇、何叔衡、易礼容、郭亮、夏曦、夏明翰、蒋先云、陈昌、黄静源、毛泽民、杨开慧等，如果加上还没有回来的李维汉、罗章龙、任弼时在内，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中有60%都是来自于新民学会。因此，这次还能党组织的年会，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内一次巅峰大会，既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过了年，大家就要各奔东西，转赴全国各个战场了。
这次蔡和森回来就是带着陈独秀的命令，要毛泽东把自己培养的党的干部给让出来，到中央接受党的工作安排，毛泽东是有战略眼光的，他早已经做好了准备。他培养的这些人个个都是一本历史书，可以说是工农学商兵的领导人都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领导人俱全。比如这里最年轻的蒋先云，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自己培养出的军事干部，他是徐向前的老连长，和陈诚具有相同的资历，是蒋介石最信任的贴身秘书，这个人我们后面还会提到。大会由毛泽东主持，蔡和森负责向大家传达党的“二大”和西湖会议精神。
蔡和森说：“由于一直在上海进行孙中山国民党的改组工作，未能及时回来向大家详细介绍党的‘二大’和西湖会议精神，今天趁这个机会向大家重新有重点地介绍一下。按照我的归纳总结，有这样8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大家有一个明晰的了解和统一的思想认识：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对现在中国社会的认识，党的决议认为，现在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军阀的社会；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实事求是地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
第三个问题，是指出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
第四个问题是，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动力，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记住不包括我国资本家和官僚资产阶级；
第五个问题，是提出党的最近奋斗目标：一消灭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三统一包括东三省在内的中国本部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第六个问题，是制订了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遵守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这是我们党在成立后首次表明，我们党不再是知识分子的理论俱乐部，而应该是一个具有高度觉悟、严格纪律的政党，应该保持党员在组织、纪律和思想上的统一；
第七个问题，是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议决案》，并决定出版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这标志着我们的党不再是孤立无援的，也不是可以自行其事的，它归共产国际的领导和指导；当然，也说明了我们的党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中国共产党了，它是世界共产党的组织部分，从而使中国革命也成了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就把我们在新民学会提出的‘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道路问题解决了；
第八个问题，本来是有争议的，就是同国民党合作，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我们的党还很弱小，全国的党员也只有200多人，与中国大革命的形势相比是不相适应的。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党应该加入国民党，推动国民党联俄、联共，向我们主张的目标、宗旨靠近。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同志本来是反对的，主张党与党之间的合作。经过争论，当然主要还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意见，主张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现在已决定由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张国焘和我先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并紧密同国民党中的左派合作，加速国民党的改组，以有利于我们更多的共产党人加入。”
最后，蔡和森说：“在1923年我们的重点工作将分为两个部分，党的领导层将以推进与国民党的合作为中心，各基层的同志还是要以工人运动为中心开展工作，这一点在‘二大’的《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中已有了指示。希望大家坚决执行党的决议。至于有什么不到的地方，请向警予同志补充。”
向警予表示蔡和森讲的已经很全面了，希望大家认真讨论。同志们听完了蔡和森传达的党的会议精神，皆情绪激昂，深表赞同，只有毛泽东沉默不语，像是在思考着什么。蔡和森见状，问道：“润之，你在想什么，怎么不发言？”
毛泽东抬起头来，微微一笑，说道：“我是在想，这8条是有问题的，如果处理不好， 会后患无穷的。”
向警予对毛泽东一向尊重，听到毛泽东的话，急忙问道：“真的吗？快说出来听听，也好让大家讨论讨论，如果真的有问题，我和和森回上海见到陈独秀，也好向他反映，尽快予以纠正。”
毛泽东说：“也好，现在我就提出来，不过也是个人的一窥之见，大家可以讨论并给予批评指正。关于第一个问题，虽然指出了我们中国社会的性质，但我们中国的社会特点是什么？它与俄国有什么不同？与美国有什么不同？这是需要我们好好研究的。因为它决定着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法问题，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分析，将导致大家对中国革命道路认识上的迥异，从而为中国革命带来不应有的损失。”
蔡和森说：“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以目前我们党的领导者来讲，对此还没有一个深刻而清晰的认识。我看这个问题就由润之你来专门研究吧，”
大家也议论纷纷，并对蔡和森的意见深表赞成。毛泽东接着说：“关于第二个问题，中国的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似乎并无问题。问题是这场革命的领导者是谁？是我们共产党，还是国民党？”
刘少奇说：“根据列宁同志的理论和实践，应该是我们共产党人来领导，列宁同志在十月革命前的《四月提纲》中已明确提出来了。”
大家都纷纷点头赞同。毛泽东说：“既然如此，那么在第八个问题中，同国民党的合作，应该是我们来领导呢？还是由孙中山来领导呢？”
对此，大家出现了明显的意见分歧：主张由我们来领导，孙中山会答应吗？孙中山不答应，怎么实现共产国际的指示呢？主张国民党来领导，那我们还成立共产党干什么？还不如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集体加入国民党算了。看到大家意见纷纷、莫衷一是，蔡和森也失去了主张，他看着毛泽东说：“润之，你是如何想的？”
毛泽东说：“就中国目前的情况看，必须分三步走：第一步，接受国民党的领导保持我们党的独立性，争取主导国民党的决议，采取或接近我们的共产党的方针；第二步利用我们身份的合法性充分发展国民党的党员，记住是由我们发展国民党员。为什么要由我们来发展呢？因为这样可以使这些国民党员做到具有共产党的心，从而支持我们在国民党中央的工作。当这些国民党员在国民党中占大多数时，我们就可以实施第三步了，即获得在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权，然后再次对国民党进行改组，使我们发展的国民党员转化为共产党员，从而变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领导。”
毛泽东的建议引起了争论，蔡和森说：“为什么不大力发展我们的共产党员呢？这样不是一个捷径吗？”
毛泽东说：“有两个问题存在，不宜过分地发展我们的党员：一个是苏俄的支持，我们是在苏俄的支持下发展同国民党合作的，过分地发展我们是党员，就会显得咄咄逼人，就会引起国民党人的猜疑；其二，在近几年，军队还在国民党人手里，我们在没有获得军队的领导权之前，如果出现第一种态势，就会面临生存的危险。”
向警予说：“能有什么危险呢？”
毛泽东说：“国民党中的右派会分党，即把我们从国民党中分离出来，然后把我们赶尽杀绝。”
李立三说：“润之兄耸人听闻了，我看我们就是要利用国共合作，在苏俄的支持下，迅速地发展我们的党员。只要有共产国际的支持，国民党人恐怕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吧？”
又是一阵莫衷一是的争论，蔡和森说：“大家不要争论了，润之本来就说的是一窥之见吗，在这个问题上，最终还是要听中央的，现在请润之继续说。”
“关于第三个问题，只提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不全面的，那农村的地主谁来打倒呢？还有官僚资产阶级呢？难道要靠资产阶级吗？”毛泽东说。
关于这个问题，大家又争论起来了，按照西欧历史的发展轨迹来看，封建地主当然是资产阶级打倒的。可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工人一样薄弱，等到中国的资产阶级发展起来，可能是100年以后的事了。没有办法，蔡和森只好又让毛泽东自己来思考这个问题。毛泽东继续说：“关于第四个问题，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之一，那我们针对他们发动的罢工运动算是什么呢？是不是我们把革命的对象给搞错了？”
毛泽东提出了问题，没有再给大家讨论的机会，接着说道：“第五、第六个问题，我还没有进行仔细的研究，故先保留意见。关于第七个问题，我们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如何来处理呢？是我们提出问题，经他们批准后，我们执行；还是由他们直接下达命令我们执行呢？我们同国民党的合作有个独立性的问题，在这里同样存在一个独立性的问题。”
毛泽东的话一下子点燃了火药桶，大家“轰”的一下从凳子上跳了起来，情绪有点激动，纷纷指责毛泽东不该向共产国际提什么独立性问题。蔡和森赶忙让大家坐下来，冷静思考毛泽东提出的问题，并提出毛泽东和陈独秀是有约定的，他就应该有独立思考问题的权力。
天色已晚，夜幕降临，大家吃完晚饭，散步归来，重新落座。蔡和森请毛泽东讲话，毛泽东先对湖南党组织一年里的工作做了总结。在提出明年的工作计划时，毛泽东说：“我思考了5个问题，请大家讨论，讨论的结果就是我们明年的工作计划。我现在开始说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突破我们党发展的瓶颈问题。党成立以来一年多来，全国才发展200多名党员，我们湖南只有60多名。我想在明年湖南要发展200名党员。可这些党员从哪里来呢？我认为我们的指导思想是有问题的，将党员的发展只盯住知识分子就是问题。我们能代表工人阶级吗？显然不能，代表工人阶级的只能是工人自己。因此，明年我们党员的发展对象要盯在工人身上，在工人运动中发展工人党员。”

常昶昶

大家对毛泽东提出的这个问题都给予了肯定，尤其是李立三、刘少奇等搞工人运动的同志更是大力支持。李立三说：“润之兄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实际上在工人中发展党员，我们已经在安源煤矿获得了实践，我们可以把这方面的经验总结出来，供同志们参考，甚至可以让蔡和森同志介绍到全国去。”
毛泽东在大家获得一致意见后，又谈了第二点，“就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问题，既然党中央已经把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一起视为革命的动力，同盟军自然就不成问题了。问题是在他们之间如何定位，如何开展工作呢？这是一个新问题，请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进行实践。”
大家对这个问题没有疑义，毛泽东接着说第三点：“工人运动的形式问题。既然工人运动是我们的工作重心，那么，工人运动都应该有什么形式？难道就是罢工一种吗？希望大家在实践中总结。”
对于这个问题，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讨论结束，毛泽东说：“工人运动，就全国范围来讲，是党的中心工作，尤其是罢工还是一个主要的形式。而罢工是一把双刃剑，伤到的不仅是资本家，弄不好就会伤到我们工人。因此，我们党要加强对罢工运动的领导。老实讲，我对中夏、章龙二人领导全国的工人运动是不放心的，他们不懂斗争的艺术，不知道珍惜工人的生命。因此，建议党中央把李立三、刘少奇同志调到中国总工会工作，由他们领导全国的工人运动。”
蔡和森一听笑道：“陈独秀同志就是要我向你要人呢，既然你如此的大方，那事情就好办了，就省得我多费口舌了。”
毛泽东也笑道：“你们一回来，我就知道，你是来要人的，所以干脆不等你要，还是我自己提出来的好。”
李立三、刘少奇则认为毛泽东去全国总工会更合适。毛泽东说：“老实讲，我还是喜欢做农民运动。既然农民阶级已经是我们的同盟军了，那么在未来我们党的主要工作领域将是农民。在我们这样一个有3亿农民的国度，不好好地考虑农民问题，是没有出路的。我们的工人队伍还太弱小，只有300万人口，只占农民的1%。工人运动成功了也不过是多了300万的贵族，对改变我们中国的现状是没有多大的帮助的。”
蔡和森说：“润之总是比我们考虑的深远。这样也好，在我们集中力量搞工人运动、扩大党的影响的同时，由润之探索农民运动的发展道路，也是必须的。我们的党是要建立劳农政府，不是单纯的工人政府。对了，劳农政府是润之创造的，这里我要向大家说一下。早在1917年润之写《心之力》这篇文章时，就提出了‘劳农政府’的概念。我们在翻译苏俄政府时，为了表明这个政府和别的国家的政府不同，就使用了‘劳农政府’这个词。闲话少说，请润之继续说下去。”
毛泽东说：“我思考的第四个问题是，我们党革命的重点就在城里吗？我看未必，至于理由刚才我已经讲过。”
李立三说：“当然是在城里，这是俄国革命实践证明了的。”
刘少奇支持李立三的意见，也认为城市道路是正确的。他们认为如果把中国比作一个大网，城市就是网上的那个结，也就是纲，纲举目张吗。农村就是网上的窟窿眼，是可以漏掉的。毛泽东则认为这种理论，没有什么高明之处，我国的军阀早就知道，现在大家看到的军阀不都是占领的城市吗？孙中山也从来没有看重过农村，所以他一直想占领城市，比如广州。可是结果是什么？是被人家给撵得到处乱窜，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自己租住在外国的租界里。连军阀都知道的理论，我们是难以取得胜利的，因为我们没有军阀坏。军阀占据城市，可以从资本家那里收钱养活军队，我们从哪里收钱？我们可是要打倒资本家的，难道我们让工人给我们拿钱养活军队？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必须重新考虑道路。一提到道路，就又引起了一轮新的反对意见。道路问题是个大问题，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正确的，是不容置疑的。毛泽东又沦落为少数派，支持他的就是何叔衡和毛泽民这两个农村土包子。刘少奇尽管也是农村人，可他是留过苏俄的，自然也支持苏俄的道路。还是蔡和森出来打圆场，让毛泽东把最后一个问题说完。蔡和森一直是无条件支持毛泽东的，不管自己是否理解，这一点直到他壮烈牺牲。
毛泽东说道：“我的第五个问题是，我们党的军队从哪里来？”
这个问题一提出来，有人就说，根据辛亥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我们的军队当然是要从旧军队来。所以，我们现在根本不需要考虑自己拿钱去养军队，只要我们在旧军队中做好工作，到时候一起义，天下就是我们的，怎么会愁没有钱养活军队？一直沉默的蒋先云开了口：“大家说的是有道理。可是，我们也得有懂得军事的人才才行，难道我们的革命军队要反革命来当将军吗？所以，我准备学习军事，如果有合适的军校，就去上学。”
蔡和森说：“这个想法非常好。如果不说军事问题，我还真忘了。周恩来同志，也是我们的新民学会会员，是1921年春天我在法国发展的。他现在是旅欧共产党的组织部长，最近他来信，为两个军队的将军申请入党。其中一个大家可能知道，就是蔡锷将军手下的少将旅长朱德。周恩来把他形容为我们党未来的姜子牙，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元帅。”
毛泽东高兴地说：“太好了，我们就是缺姜子牙。这个朱德我是知道的，他和现在滇军的首领，比如杨如轩、朱培德、范石生等都是同学，有了他，我们就有了三个师的军队做朋友了。发展军队可以先在旧军队中发展中下层军官做党员，培养我党军队的骨干吗。”
蔡和森说道：“我们讨论军队问题，讨论的这么热烈，可是陈独秀同志是不主张建立军队的。朱德同志最早找到的就是他，他把朱德同志给拒之了门外。”
毛泽东说：“这是个大问题，我们必须扭转陈独秀同志的文人造反思想。常言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支持先云去学习军事，不过一定要选一个好的军校才是。”
向警予这时插话说：“我听陈独秀同志说，孙中山先生想让苏俄帮助他建立一个军校。如果真是这样就太好了，我们可以选定大批的青年去学习军事。”
大家又议论一阵，三星已经偏西，第一遍鸡叫了，时间已经进入1923年。蔡和森说道：“同志们，我们已经告别了1922年，进入了1923年。陈独秀同志想调润之去中央工作，他说：‘党在成立之后，只有湖南的同志工作做得好。’他还想让润之也加入国民党，因为孙中山先生给他要人了。”
大家不知道是什么缘故，纷纷问是怎么回事。杨开慧知道前因后果，就说道：“是不是章士钊伯伯向中山先生推举了你们两个？肯定是孙先生见到你之后，问到润之，你就把他给出卖了。”
一句话把蔡和森和毛泽东、向警予说得哈哈大笑起来。毛泽东说：“你是知道的，我不喜欢务虚，中央就不去了。至于加入国民党之事，让我考虑考虑再说。”
蔡和森说：“你没有办法考虑，陈独秀同志已经答应了孙先生。现在赵恒惕坐镇湖南，和陈炯明相互勾结，需要你在湖南反对赵恒惕。而陈独秀同志又不想你用我们的党员去和赵恒惕硬碰硬，所以，就让你当国民党在湖南的负责人，为孙先生在湖南发展国民党员，然后用国民党员同赵恒惕斗。据说，谭延闿也在孙先生面前竭力推荐你，他说：只要润之在湖南登高一呼，肯定应者如云，用他赶走赵恒惕，比派一个军都好使。也好，这样可以把赵恒惕的目光转移到国民党身上，不对我们多加防范。”
毛泽东说：“谭延闿太高看我了，我怎么有那么大的能力？不过从打倒陈炯明，为孙先生在广东创建一个革命根据地的角度来说，在湖南轰轰烈烈地开展反赵恒惕的运动是有必要的。不过事先声明，我可是要在发展国民党员的工作中，尝试在农村进行革命的道路的。”
蔡和森说：“这是你的权力，你代表的是国民党，我们共产党是管不了你的。不过，这不正是你需要的独立自主吗？正好也可以为我党今后在农民运动上探索出一些经验来。不过，你还是要和我们一起去上海，有什么时亲自同陈独秀同志说。”
毛泽东应允了下来。就这样湖南的党员被分成了三块：李立三、刘少奇去了全国总工会；毛泽东先去中央工作一段时间；何叔衡等继续负责在长沙开展工人运动和在工人中发展党员。蔡和森、向警予与毛泽东一起先后到了上海，毛泽民和杨开慧两个人，承担起在农村开展农民运动的先期调查和实验工作，以为毛泽东回到湖南开展农民运动积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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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道：“兵宗，为什么说是老天要孙中山压着蒋介石，以让他和润之对决？这好像是说，如果蒋介石早点发家，润之就不是他的对手了。”
姜子牙道：“法宗误会了。蒋介石过早发家，就不会有后来的成就。你想，如果蒋介石早就是统率，专心从事军事，孙中山是可以统一天下的。但是有两个结果是难以预料的：一是他象韩信那样的结果；二是，孙中山如果真的实行美国的民主制，以蒋介石的个性，你说他能够成为民选总统吗？”
圣人道：“很难，蒋介石天生是军中翘楚，性格暴躁，过早掌军，会助长他的脾气，说不定就像是美国的巴顿将军，只能当将军，当不了政治家，离开战争，也就失去了生命。只有经过不断的磨难才能使蒋介石静下心来，研究政务、党务，从而使他获得全面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磨砺他的性格，使他的行为受心来控制，而不是让性格驱使。”
韩非道：“我明白了，在蒋介石的前面还有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人，如果过早统一中国，蒋介石最多就是一个韩信。而在他的排序中，是把韩信排在第三位的，这还是大臣中的第三位，那是根本没有希望和前面三个人竞争的。如果蒋介石过早统一中国，共产党和润之会是什么样子？”
姜子牙道：“共产党能不能发展就很难说了，但可以肯定润之绝对比他后来走的路要顺畅的多。因为他是一个天生的政治活动家，他有广大的人民支持，如果是靠竞选当总统，那么就是轻而易举。知道为什么有两个校长都说他是平民皇帝吗？就是他们看到润之有发动群众的极大能力。所以，在民国这种政治体制下，毛泽东登上总统的大位，其实更容易。”
圣人道：“是啊。可是历史无法假设，社会的发展总不是天随人愿的。只有这样，才能让那些不安于逆来顺受的人，奋发图强，从而迸发出他们大于天的智慧和昂扬的斗争精神，从而改天换地。”
韩非道：“这就是天，天的使命就是要人发挥出自己巨大的潜能来，把命运掌握在人类自己的手中，而不是掌握在天的手中。这就是天道。”
姜子牙道：“法宗说的很深刻。在过去的一年里，润之和蒋介石都有自己的奋斗历程，也都遇到了更上一层楼的障碍。蒋介石的障碍来自于孙中山，孙中山一死，他就可以脱颖而出；润之的障碍来自于他的党内，以及站在这个党身后的苏俄和共产国际。润之现在是三山压顶、五茧缠身，必须一座山一座山地搬开，一层茧一层茧地脱离，他才能化蛹成蝶、浴火重生。因此，润之的磨难远远大于蒋介石的磨难，而这些磨难不是蒋介石加给他的，是那些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们加给他的。”
圣人道：“润之所受的磨难，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过的，这都是阶级斗争带来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造成的。是那些留苏归来的人，从苏俄带回来的副产品。”
韩非道：“这种副产品是令人憎恶的，提起来就让人不寒而栗。”
姜子牙道：“算了，我们还是继续往下看吧。对这种违反人性行为的指责，我们有的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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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昶昶

  第十七回   世上无难事   只怕苦思辨

                                 六十五
毛泽东头上有三座大山，为什么只有毛泽东的头上有，而别人没有？因为他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传承人，不是一个崇洋媚外者。当他决定加入陈独秀的共产党组织时，这三座大山就已经罩在他的头上了。因为共产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是一个纯西方的组织，而不是中国的组织。它们信仰的是外国的上帝，不是中国的炎黄二帝。尤其是马克思所倡导，被斯大林极度夸张的阶级斗争、残酷打击，改变了几千年来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理模式。
中国人主张与人为善和治病救人；而共产党主张一棍子打死，讲究非白即黑，是典型的两元论思考。中国主张明君忠臣，当皇帝也要听从不同的意见，就如唐太宗的纳谏一样；可是共产党主张一言堂，有不同的意见不是以是非为标准，而是以权力为标准，以是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标准。中国人主张穷寇莫追，与人一条生路和改过自新的机会；共产党则主张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一切都注定在思想和文化上与毛泽东产生冲突，所以，当“左”、右两派领导人掌权后，对于一直主张本土化的毛泽东是非打击不可的。
尤其是在毛泽东没有掌权之前，共产党的领导人不可能有不是“左倾”或右倾的人。“左”和右是两座大山，加上后来的蒋介石，就是三座大山。如果不是在毛泽东身上有娥皇、女英护体，早已被砸得粉身碎骨，成为一堆肉酱。不过，三座大山就是太上老君的八卦炉，历时15年的烈火煅烧，就将他炼成了金刚不坏之身和火眼金睛。毛泽东接受了如佛陀般的浴火重生、耶稣的魔鬼诱惑、默罕默德的教敌对他围剿追击之后，就具有了三大宗教教主综合起来的法力，没有什么人为的力量可以再让他俯首称臣了。
毛泽东头上除了有三座大山，身上还有五茧缠身，这五茧直把个风流倜傥、思维敏捷、个性率真、行动有力、才华横溢的毛泽东的四肢和腰身困得紧紧的，只留下一颗火热的心和善于思辨的头脑。毛泽东是一个扬鞭催马的赶车人或者骑手，可是，现在他还只能是当一匹拉车的马；即使是拉车的马，也不是驾辕的马，是一个拉套的马。现在扬鞭催马的是什么人？如果单单是陈独秀，那自己就可能是驾辕的马，如果陈独秀挥鞭不对，他是可以向他尥蹄子的。而现在赶车的是共产国际，是苏俄人，陈独秀变成了驾辕的，自己向他尥蹄子还有什么意义呢？
缠住毛泽东的第一层茧衣是共产党在中国的定位问题。这个问题从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到现在，似乎都没有人考虑过，可是当时的毛泽东不可能不考虑。当时的共产党只是一张皮儿，它既没有紧密地和工人、农民相结合，更没有真切地去代表人民的利益。可以说，共产党在毛泽东主政之前，就是一具没有思想灵魂的皮囊，它只是供苏俄和共产国际驱使的一具僵尸。不过，正是苏俄要求的国共合作，为毛泽东带来了一个思想转换的空间，既给了他提供了一个实验统一战线的机会，又给了他独立思考的空间，还让他对国共两党有了进行全面考察和比较的机会。在这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基本是站在共产党之外以一个旁观者，思考清楚了共产党在中国的定位。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书上，对毛泽东在1924-1927年的描述是很简单的，为什么？因为毛泽东在这一段时间基本上是在为国民党工作，他的几篇文章都是为国民革命军写的，不是为共产党人写的。那时，共产党不能代表中国的主要人民，也就是农民，倒是国民革命军代表了农民，毛泽东是谁代表农民就和谁是同盟军的。说清了这一点，我们在下面的描述中，大家就不会困惑了。

新年来临，孙中山在1923年元旦发表国民党宣言，表明了自己的决心：“护法与非法之争，唯有前进不已，以求最后成功。”在西路讨贼军进攻之下，陈炯明的粤军内部发生了变化，响应者颇为不少。讨贼军9日克肇庆，10日下三水，连续进击，势如破竹。15日，陈炯明的大将洪兆麟见大势已去，便脱离陈炯明宣布独立。陈炯明16日放弃广州，逃往他的老巢惠州。16日晚上，西路讨贼军入城。在福建的东路讨贼军闻讯，随即向广东开进。西路讨贼军入城后，立即向在上海的孙中山发电报，邀请他回粤主持大局。
蒋介石此时还在福州的鼓山游历。这一天，他路过一面石壁，只见上面新镌刻有“天地正气”四个大字，就在石壁的前面站立良久，心中思考着想凑成一个联对。也是蒋介石用心专注，下了小雨竟不知道，结果还正让他思考出一个足以传万世的绝联来。这个绝对大家都知道，就是：“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由此可知，蒋介石的文化层次是圣人档次的。蒋介石继续前行，在涌泉寺，僧人“与至濡毫”，他挥笔写下了“其介如石”四个大字，并让人将其刻在更衣亭西面的山石上，以留纪念。1月16日这一天，蒋介石从鼓山上下来，离开福州回上海。
1月20日，蒋介石按照自己的计划，拜谒孙中山，让孙中山为他思悟出的几条联句书写成对联。这几个联句是：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从容乎疆场之上，沉潜于仁义之中；穷理于事物始生之处，研几于心意初动之时。蒋介石是想让孙中山通过这几条联句，看出自己的心理和思想变化。孙中山在为蒋介石写毕，又为他写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8个字，以示蒋介石。

常昶昶

送别蒋介石，孙中山的心情甚好，他为蒋介石的精进而高兴，遂在兴奋之余，任命胡汉民为广东省省长，许崇智为粤军总司令，并饬胡汉民立刻上任。孙中山仍是任人唯亲，这就招致桂军和滇军的反对。在胡汉民来到广州的第二天，桂军的沈鸿英、刘震寰和滇军的杨如轩、杨希闵以开江防会议为借口，为胡汉民设了一个鸿门宴。陪胡汉民参加会议的还有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在会议上，沈鸿英故意对魏邦平的一切发言予以反对，引起二人发生争执。沈鸿英的部属就借此拔枪向魏邦平、胡汉民二人射击威吓。胡汉民吓得慌忙逃脱，魏邦平趴在地上躲避子弹，被沈鸿英扣押。这就是历史上的江防会议事件。
1月24日，古应芬、李济深、陈可钰、邓演达从香港给蒋介石来电：“江防会议徒生变故，第一师驻江门，虽转危为安，而整理进诸承教。现粤局仍未稳固，公不即来，则总理策划军事有谁顾问，而芬等素所望之党军，亦无由实现，望即命驾，无任企感，并盼示复。”
蒋介石这时已经有了自己的主义，他决定乘机发布出来，于是，在26日，精心写了一份复廖仲恺书，泛论粤局与政治及主义之关系，作为对一切人的回答，书中说：
“------以弟推测，粤局之将来，可得解数如下：一曰粤局早已确定，不能转移；二曰此次行动不过徒达驱逐陈逆之目的，而不能歼灭陈逆之势力，将来难保其不死灰复燃；三曰今日决非根本解决之时期，不过多此一举而已；四曰粤局以后变化，三月一小变，半年一中变，一年一大变，其或不能延长至半年或一年之久也。惟此变化，不可徒作悲观。------孙先生此行，欲求一治本方法，实无善策，不得已只有治标之法，亟图维持现状，不便内部纷扰，------到粤后，第一要即对于各军当一视同仁，万不能有一毫轩轻之分。------孙先生如对各军以大公无私之态度一体相，不唯各部皆斥为我所用，而且互相牵扯，易于驾驭也。其次则为用人一端。弟意欲求达政治目的，不能不略讲政治方法。且不能不用新式政治家，以求达政治目的也。对于------西南之政治不能轻弃唐、李，------正唯其消极抵制而致政府于败，正唯其不忠于党，所以政府屡遭颠蹶。
------盖其人非与孙先生绝对不相容者，有时且乐为我孙先生用，是其所畏者，孙先生之主张太坚，不能容纳其言也。------盖党义与政治二者，此时尚未溶为一炉。今日吾党政策，约言之，只有二道，一曰先求政权，而后实行主义，一曰先行主义，而后求得政权。然此时，欲急求得政权，而又欲在先行主义上着手，则十年二十年后之事，非今日中国之所能也。弟意以为，只求实行主义而不问政权之得失，则日久时长，固有见效之一日，但此时不应急求政权也。倘欲实行主义兼欲求得政权，则进步调当先求政权而后推行主义，较为简易也。若果如此，则吾党干部决定方针，5年内不加入政府，专注重党务之推行，只做实行主义之事，而政治方面，则当另招一班中国式的政治人才，如唐、李者，来求政权，则政府与党当暂分而为二，其进行之效，或较迅速也。
弟意以为政府与党之手续之范围不明，不唯政府混杂不清，易致纷扰，即主义亦因政治关系而不能贯彻也。如果组织政府以旧日党员办理党务，而以少川、伯兰、祖安等，皆予其阁员一席，则政务或较有起色，而政权目的亦不难求得也。盖历年以来，益觉党员与政客性质不同，才能亦各有所长，如专恃党员而办政治，不唯范围太狭，外人望而却步，且结果必启外界恶感、社会反对，难得完美之成效也。此节弟自以为有一得之见，兄等如以为然，则展堂兄任省长，以兄与精卫二人介于政府与政党之间，则主义不致偏废，而政权亦不致旁落。
盖弟发此议，其一乃在欲速得政权，先以政治方法统一中国，而求实行主义；其二则以党与政府明定范围，组织政府不妨先用中国式政治家，如谭、唐、李、孙，专为统一中国之预备。不然，以今日中国局势仍固执从前之主张，则政府决无统一中国之望，吾党政府之所以屡屡失败者，其最大原因未始不在乎此。唯恐其弊端于偏重政权，而放弃主义，故二兄不能不在孙先生左右，以防此偏重之弊耳。------此函以为可，请呈孙先生一阅。”
从此书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在福州的鼓山没有白过，如果他不是最早想出这党务与政府分开之策，他的境界怎么会有那么高的提升，怎么能够思得出“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蒋介石已经由一个军事家向政治思想家过渡，他可以承担起重造国民党和再造民国的重任了。从2月1日到12日，蒋介石又分别回执来电、来书数封。2月13日，再致胡汉民、汪精卫、杨庶堪电，商请孙中山缓行。电文称：
“季、沧二兄想已抵港，孙先生行期当俟江门各部移至三水新街，滇军布置稳妥，能完全负责护卫之电到沪后，始能决定，否则不怕沈逆捣乱，唯恐滇军不能负责，则一蚁溃堤之患，可不预防乎？默察粤局，缓行数日决不误事，滇军态度虽佳，其真相如何，务乞细探详复。弟不从行于心不安，准如遵命来粤效劳，唯约待孙先生在粤安定无患时，听我假归为荷。”
可是，孙中山并不听从他人的劝阻，立即启程赴广州，于2月18日到达香港，并给蒋介石发来急电，电文称：已经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府行营参谋长，催促他“万请速来勿误。”27日，孙中山又给蒋介石发来急电，说现在国民党的改组工作要继续进行，军事方面没有人负责不行，然后又向蒋介石介绍了广州的情况。

常昶昶

这次帮助孙中山把陈炯明赶出广州的各路军队，都是西南各省军阀的旧部，他们不过是利用孙中山被陈炯明赶出去作为借口，为自己扩大地盘，根本不是为了孙中山的什么革命。比如桂系军阀沈鸿英部，就是想把广州据为己有。现在沈鸿英不仅反对胡汉民主政广东，而且也反对孙中山回广州。孙中山不听蒋介石的劝阻，来到了广州，刺痛了沈鸿英，他正准备伺机谋叛。孙中山的嫡系粤军许崇智，则还在潮州、汕头一带徘徊，与广州之间还隔着陈炯明的旧部。逃到惠州的陈炯明，其军队实力并没有受到什么损失，他也在时刻伺机反扑广州。因此，孙中山在广州的处境非常不安全，唯一值得信赖的是滇军朱培德部，此时被沈鸿英拒之广州城外，广州没有可以保护孙中山的军队。
蒋介石接到孙中山的两封电报后，并没有立即动身去广州。他先给廖仲恺、汪精卫、许崇智写去三封信，对广东的局势加以分析，提出军事作战方面的意见。3月5日，蒋介石先给孙中山上书，请求先平定潮、梅地区，让许崇智的粤军在广东东部获得立足之地；然后又给杨庶堪、古应芬去信，请暂弃广州，先以全力肃清潮患。3月15日，胡汉民、汪精卫、邹鲁、林亚明、林直勉、胡毅生，专程跑到宁波规劝蒋介石启驾去广州。蒋介石是热情迎接，盛情招待，还陪同这6位国民党的大员，游览了宁波的七塔三寺和天童山诸胜景。一直玩了三天，第四天才一同回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只有蒋介石与胡汉民二人时，蒋介石对胡汉民说：“弟不能赴粤，实有苦衷。许汝为多次电催，要我到福建去，我回复说弟刚愎浮躁，善谋不足而败事有余。且屡出自试，愚拙益甚，以致无言不失，无事不乖，故踌躇再三不敢应命。倘若我赴粤，许汝为必以为我弃他；故我曾致电孙先生，请他去电向许汝为解释，待汝为回复后，弟方可赴粤。可是，直到今日，才接到孙先生和诸同志叠电相催，弟不能从命，其因在此。”
胡汉民说：“既然汝为已经敦促你赴粤，不致发生误会，还是快动身赴粤为宜。”
蒋介石说：“即使这样，弟也不能现在就去。因为去也无益。”
胡汉民问：“那又为何？”
蒋介石说：“赴粤无非是为孙先生出谋划策，弟在此地同样可以向孙先生进言。我已两次进言，建议孙先生对沈鸿英暂时置之不理，放弃省城，专以对付陈炯明。孙先生未必纳之。”
胡汉民继续劝道：“遥断毕竟不如亲临，介石还是在孙先生身边，随时参赞为宜。”
蒋介石此时已经有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决定不再隐忍自己的观点，而是要直截了当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弟意，是不是赴粤，要看能不能发挥作用，有助于进展。眼下去，弟实在看不到对达成目的有什么助益。除非------”
胡汉民问：“除非什么？你有什么条件吗？”
蒋介石说：“对，除非答应我两个条件，其一，军事无财政支持，无以推进，现在广州的财政厅长是杨西岩，此人无能无策，当由仲恺接任，整饬财政；其二，粤局危殆，弟以为陈炯明之患小，沈鸿英之患大，广州无本党之基本军事力量，而粤局非俟粤军安抵省城，殊乏处置之道。故当待许汝为回省到穗，弟再去不迟。”
胡汉民答应代为转承，也请蒋介石直接给孙中山去电。3月21日，蒋介石真的直接打电报给孙中山，提出现在管财政的人无能，要求并归廖仲恺一人全面负责财政。孙中山此时也正为经费奇缺头疼不已，还好宋子文来了。
宋子文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成回国，先在汉冶萍公司工作，深受盛宣怀的信任。工作期间和盛宣怀的女儿盛七小姐发生恋情，盛七小姐的母亲认为宋家门第太低，和盛家门不当户不对，横加干涉。宋子文在气愤之下南下广州，投奔了自己的姐夫孙中山。宋子文是学经济的，他为孙中山出了三策：
一是设立对橡胶、甲醇和制造化肥的硫酸氨征特别进口税，仅此大概每年可以征收500万元；二是由革命政府发文，要求广州的每个商人都必须借给政府5至500元，帮助政府渡过难关。这一项至少可以筹到30万元；三是规定向饭馆就餐者征收10%的附加税，征收清凉饮料税，对专卖药品、化妆品、婚礼、葬礼、宗教仪式、人力车都要征税。宋子文的这些征税政策开了中国历史上征税的先河，逐步稳定了财政不支的局面，也为以后的中国政府增加财政收入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蒋介石在上海盘桓了6天，有5天是和珍妮-陈约会。这一天，两个人又去逛街购物，一路上，蒋介石是既和气又体贴有礼，让珍妮-陈感到很温馨。在南京路巧克力店喝冷饮时，蒋介石对珍妮-陈说：“你的名字‘阿凤’是乳名，只有你母亲才能叫。你的朋友叫你的乳名是不合适的。我来替你起一个名字——洁如，怎么样？”蒋介石解释说：“洁如的意思就是纯洁脱俗。在我的眼中，你正是纯洁脱俗的，你喜欢吗？”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写上“洁如”这个名字作为“纪念”。从此，珍妮-陈就叫陈洁如了。
蒋介石回到了宁波，一边课7岁的纬国学业，一边关注着广东方面的动向。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杨庶堪来电，转达了孙中山对蒋介石建议更换财政厅长的明确答复：杨西岩确实不适宜继续担任财政厅长，待廖仲恺自日本回粤，即发表财政厅长之任，并要蒋介石迅速到粤，勿再延迟。
3月30日，蒋介石打电报给许崇智，是以“请令本军”如何的口吻提出作战主张，开始对许崇智不再客气。电文称：“本军可否由龙门、从化改道前进，先谋集中省城，否则须设法由龙川或河源经长宁移向北江，控制省城，万不可专图便捷轻进惠州，沿途总以避战为妥。粤军非俟本军安抵省城，殊乏处置之道。”
4月7日，蒋介石再次给许崇智去电，直接提出作战主张，不再闪烁其词。电曰：“观察粤局，林部虽退寻邬，而潮、惠洪杨终难就范，兄部在梅以势论，仍在其包围中也。如臧能于半月内出兵共定潮汕，固为上策，否则延宕日久，倘赣敌合林部进占北江，沈逆在省城响应，惠杨阻我进路，潮洪捣我后方，似非必无之事。此时当注重省城根本，而潮汕次之。如臧不能以最速期内出兵，则本军当乘此林部退赣，敌我不能联络时机，从速通过梅属，直抵省城，或以一部集中北江，先平沈逆，巩固省城之根本，则潮惠各部不解自决，即用亦较易为功。总之本军一日不抵省城，则根本一日不安。以后粤局潮惠之陈部为患尚小，而省中沈部通同北军实为腹心之患。
北庭之所藉以乱粤者，亦重在沈部，而不在陈部，沈部和平，则粤局自可奠定。以弟观察，臧部出兵恐不能如此之速，本军不如暂弃潮患，以最速时期集中北江或省城为妥。一月内，如本军不能抵省平沈，则二月后赣敌攻粤，省城必危。若欲先平潮惠，最短时期亦须二月，窃恐潮惠未平之前，而沈逆引赣敌与林部攻粤，以时间而论粤患之缓急，则本军非先破沈不可。盖沈逆虽凶，至迎北军入粤则非其本愿，故其为患较浅也。我军以主力分驻北江，或较之全部集中省城为佳，以后平沈、平陈，皆赖本军自身，不能全恃客军，主客之嫌，尤宜预防以消内患。兄意如何。弟待奉复电后，当以个人名义赴粤一行。”
4月8日，蒋介石又给杨庶堪写信，提出在他回广州之前，需要任命廖仲恺主管财政，许崇智部调回省城两道命令，否则他回广州后无法开展工作。蒋介石不再在孙中山面前曲意求全，而是直抒胸中意见，这是他的谋定而后动。因为，他已感到孙中山既无主见，也不明智，如再藏拙就是徒费生命。所以又给孙中山去了一封电报：
“弟定元日启程，敬将以后进行意见略述之。军事当促许军克期抵省，会合在省各友军先谋集中，然后再定一共同方案，以为攻守剿抚进行之程序，使其任务分明，精神团结，不致有参差不一、主客异形之嫌。政治当以整理财政为先，厅长不速易人，延误大局必非浅鲜。弟对此成败关键竭忠进言，决非有何作用与其间也。财政如无把握，军事难定计划，廖任厅长，许速回省，二令可否在弟启程前发布，俾弟到省后即可着手进行，而鼓来者之气也。”
蒋介石从宁波来到上海等候孙中山的回电，陈洁如差不多每天都要与他相会。在上海等了一个星期，蒋介石也只是接到了孙中山准许他辞去东路讨贼军参谋长之职的电报，对自己所请二事孙中山只字未提。虽然，蒋介石心中不悦，但是孙中山一再催促，无奈只得于4月15日乘船前去广州。

常昶昶

1923年4月，中央派来了李维汉来，接替毛泽东的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的职务。李维汉是毛泽东的同学，也是老新民学会会员，毛泽东见到他自然是非常高兴。他将在湖南的老新民学会会员何叔衡、易礼容等共产党员请到一起，既为李维汉接风，一叙离别之情；又向他详细介绍了湖南党的情况，叮嘱李维汉以发展党员为第一要务，轻易不要举行罢工运动，要总结并吸取“二七大罢工”的经验和教训。
还是在中共一大后，在中共北京区委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的领导和组织下，京汉铁路的16个车站先后都建立了工会，会员有2万多人，在全国工人运动高潮中，全部工人迫切要求成立统一的总工会，加强对工人斗争的领导。经过筹备和酝酿，决定于1923年2月1日，在郑州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当数百名工人代表到达郑州后，吴佩孚强令禁止开会。2月1日，代表们冲破军警的阻挠封锁，拥入会场，宣告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为了反抗军阀的武力压迫，当晚，总工会决定4日全路总罢工，并将总工会移往汉口江岸办公。
2月4日，罢工令下达后，所有客货车一律停驶。不到3小时，全路2万多名工人在“争自由”、“争人权”的口号下突然总罢工，1200公路的线路陷于瘫痪，在政治上、经济上严重打击了吴佩孚的统治。7日，吴佩孚调集军警，在汉口、郑州、长辛店等主要站段，对罢工工人进行血腥屠杀，制造了“二七”惨案。惨案中，52人惨遭杀害，300多工人受伤，40余人被捕，千余人被开除或被迫逃亡。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拒绝下达复工命令，被“枭首示众”。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被捕后，宁死不屈，英勇就义。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开展了广泛的抗议声援活动，与此同时，各地工会大部分被捣毁封闭，许多工人领袖被捕杀，工人运动受到了严重的摧残，暂时转入低潮。
毛泽东对李维汉及同志们说：“二七惨案的发生，以及带来的连锁反应，几乎使我们两年来的工人运动成果损失殆尽，说明我们的党还是幼稚的。这种试图依靠工人阶级开展工人运动，来进行的革命是一厢情愿，也表明工人阶级独自的斗争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工人阶级必须广泛联系各种革命力量，采取适当的斗争策略去共同奋斗。因此，你们要多注意开展农民运动，争取湖南的农民运动能在全国带个头，为我党的革命运动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来。”
李维汉等同志表示不辜负毛泽东的期望，一定要努力工作。第二天，他们一行又将毛泽东送上了去武汉的船，毛泽东此行是去上海的中央工作的。到了上海，毛泽东见到了陈独秀，两个人已经两年多不见面了，见了面自然是亲热万分。
陈独秀说：“润之，我多次说，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做得很好。这都是你这个实干家领导的好啊。”
毛泽东说：“为党工作，就应该不遗余力吗。”
陈独秀说：“事实证明光有为党工作的热情是不够的，还得有思路，有实干精神。我们党内有热情的人不少，可大多都是理论革命家，眼高手低，好事也会办砸。像二七大罢工，真的是惨痛啊。我们不能不吸取这方面的教训了。”
毛泽东问道：“您准备吸取哪些方面的教训呢？”
陈独秀说：“二七大罢工惨痛的教训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人阶级是薄弱的，我们的党是幼稚的，还没有成熟的革命活动家和政治家。因此，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利用国民党已经形成的政治、军事、经济力量来推动中国革命。”
毛泽东说：“中国的工人阶级本就是弱小的，中国革命的中心，本来就不在城市，而在农村；中国革命的主要运动，本来就不是工人运动，而是农民运动。为什么我们要放弃农民，转而与国民党合作呢？”
陈独秀说：“你以为我愿意同国民党合作吗？是共产国际要我们这样做的。1月份，共产国际正式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指出鉴于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中国革命当前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中共同国民党合作是有必要的，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你看看，他们嫌弃我们的力量弱小，想利用现成的国民党的力量，然后通过整顿和改组为苏俄所用。还有李大钊、张太雷等受共产国际的影响极大，他们都帮助共产国际说话。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党员都是知识分子，都有谁愿意像你一样去农村受苦？像谭平山等更是急于与国民党合作，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当官了。我们口里喊的是共产主义，可我们的党员有几个是共产主义者？绝大多数人是苏俄主义者。苏俄没有搞过农民运动，他们有苏俄人的支持，是不会让你去搞农民运动的。”
毛泽东说：“他们是他们，我是我，我关心的是农民运动，怎么你还让我到中央来呢？”
陈独秀说：“让你来有三个目的：一是孙中山先生想要你加入国民党，做湖南国民党党部的负责人，为他在湖南发展国民党员。我想，你不能以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应该以我们党的领导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这样既可以加重你的分量，也可以加重我们党的分量。老实讲，我们在国民党中并没有特别有重量的代表。李大钊依靠的是共产国际，我们几个都是因为是党的负责人，只有你是孙中山先生点名要的，可见你的分量很重啊。其二，我们中央缺乏实干家，所有的人都是口头理论家，需要你把在湖南工作的经验推广到全国去。其三我计划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我想你帮助起草有关党的文件，准备工作报告。因为孙中山已经去了广州，因此党的三大准备在广州召开，过两天，你我一起去广州。”
毛泽东说：“既来之则安之，一切听从你的安排。不过，开完三大，我还是要回湖南的。”
陈独秀说：“你肯定得回去，孙中山先生还等着你给他在湖南发展国民党员呢。怎么样？肚子是不是闹革命了？我们吃饭去。”
毛泽东笑道：“这个安排我是最愿意接受的，如果有二两酒，就更好了。不过，是你请客，还是我请客？”
陈独秀也笑道：“自然由我请客，我花的是卢布，你花钱就得花你的工资。不过，好馆子我请不起，我们吃地摊如何？”
毛泽东说：“只要我们革命真情在，地摊胜过大上海。”
陈独秀说：“好，好，有气魄，我们共产党人就应该以苦为乐吗。”
说完，二人携手从夜色苍茫中向着那一片华灯走去。

鹿城飞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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