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天滚滚之毛泽东三界封神演义《第一部万类霜天（下）》

筱欣奕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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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昶昶

  六十六

4月16日，沈鸿英在广州叛变，孙中山的身边既无嫡系部队，又没有蒋介石随身参赞，只好自己亲自出马督战，率领杨希闵的滇军和刘震寰的桂军，合力在4有19日将沈鸿英部赶出了广州。4月20日，蒋介石到达广州，以大元帅府参谋长的身份入大元帅府办公，随孙中山四处劳军。蒋介石自从来到大本营，按他自己说是：“陈猷决策，草檄批牍，筹战守，馈饷糈，出随车驾，入掌枢机，日不暇给，责任丛集一身矣。”
5月9日，陈炯明从东江再次叛乱，大规模向广州反扑。被赶出的沈鸿英部，又勾结北洋军阀吴佩孚，从广州北部猖狂反攻，孙中山在广州两面受敌，处境十分险恶。蒋介石身为参谋长负责制定军事计划，彻夜告筹抵御之策。常言道：屋漏偏遇连阴雨。正在这时，粤军原第一军军长黄大伟叛变，降服于陈炯明，并在香港运动第一军叛乱。蒋介石建议孙中山立刻通缉黄大伟，以减轻黄大伟运动军队的影响力。5月10日，孙中山发布大元帅令，公开通缉黄大伟。
当晚，孙中山宴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蒋介石作陪。在等候客人的时间，孙中山和蒋介石聊天。蒋介石说：“去岁，中正偕黄大伟脱离军队，自福州去沪，当时诸同志多不理解，谓中正不遵先生之命，执意回沪。现在看，倘若当时不使黄大伟脱离军队，许部将被其瓦解！”
孙中山说：“介石的判断总是对的，这是因为什么呢？”
蒋介石说：“见微知著。中正与他们朝夕相处，自是了解的多些。”
孙中山说：“是啊，我以后是应该多听听你的意见。你以后有什么都可以给我直说，不要老使性子，回家不归。”
蒋介石说：“先生教训的是，中正当力戒之。先生，您为什么要宴请马林呢？”
孙中山说：“去岁末，我给列宁写信，告诉他我准备派全权代表于近期往莫斯科，与他磋商合作事宜，以裨俄中两国的合法利益。同时，又写信给越飞，询问他俄国政府能否通过库伦支援我。年初在上海我与越飞会谈，希望俄国给我200万金卢布的援助。5月1日，我收到了越飞的电报，俄国政府已答应提供200万金卢布，并同意帮助我在西北建立作战单位，开办军校。”
正说着马林等人来到，孙中山即请马林入席。孙中山说：“感谢俄国对本党的慷慨援助，我已决定，近期派代表团赴莫斯科，磋商联俄事宜。”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宴席结束后，蒋介石还惦记着孙中山的话，问孙中山：“先生，中正早有游俄之愿，可否允我赴俄？”
孙中山说：“此行责任重大，我想亲自去一趟，这样可以直接和他们的领袖列宁面对面磋商。这里的军事紧张，还要介石多谋划。”
蒋介石也不便再说什么，但在他的心里已经打定主意，无论如何都要争取去俄国的机会。过了几天，即到5月20日，讨贼军对陈炯明的根据地惠州发动攻击，但陈部叛军出奇兵迂回作战，攻陷了讨贼军背后的博罗城，讨贼军形势为之不稳。蒋介石乃请孙中山亲赴前线督战，并随同一起出发。在即将到达石龙时，他们遇到了一群溃兵，在张皇失措地谣传着以讹传讹的信息。为此，蒋介石想出来一个计策，他对溃兵说：“我率领200人的卫队已经把叛军击溃。现在孙中山先生也来到了这里，说明此地是安全的。希望士兵们跟随着他一起向前冲锋。”
士兵们见状，果然来了精神，气势大增，皆跟随蒋介石向前攻击。经过两个昼夜的激战，收复博罗城。孙中山见到蒋介石的确是智勇双全，对他连连称赞。随即，孙中山和蒋介石议决作战计划，命令许崇智固守潮汕，以扩大战果。蒋介石此时虽然是大元帅府的参谋长，但他的手中却没有一兵一卒，要实施自己的军事计划，必须就商于各军司令部，仰人鼻息，困难重重。不但桂、滇这些客军不听从指挥，就是许崇智也不接受他的作战计划，以致潮汕失守。经过近一个月的作战，敌我双方各有胜负，形成了拉锯战。
孙中山所依靠的滇桂联军也都是打着革命旗帜，为自己争权夺利的野心家军阀，根本不热心为孙中山的广东革命政权作战。广州政府仍然处在四面受敌的危险之中。蒋介石在这个时期，一直跟随孙中山亲赴前线督师，为捍卫广州革命政府竭尽全力。在他的6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
“晨，陟葫芦山，了览博罗形胜，谓一天然防地。午正，随大元帅赴惠州，至白沙对岸，舍船步行。到红泥坑，视察北门阵地，至深坑附近，始易舆。次花围水（在飞鹅岭下）慰问刘总司令创痍，即登虎头岭，俯瞩惠城形势。回至白沙已深宵二时矣。
6月16日，扈驾巡视北江战线，至英德之巫村，杨总司令等皆来谒见，即与商议战事。夜半，回至省垣。谓：‘自鬶江至英继，岭峨径窄，地形便于防守，乃知敌军之不易越进，盖亦有救业。’”
这一天，孙中山重新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府行营参谋长，蒋介石巡视战线、商议战事更加经心。他跟随孙中山督师调兵，视察谋划。同时，以大本营的名义命令许崇智率军反攻，收复失地，劝阻其勿要返回省城。21日，随往白沙堆，与刘震寰及东江各将领议决以许部3旅专任攻御惠州，悉调滇军赴援北江。许崇智一直反对蒋介石的攻打陈炯明老巢惠州的计划，他在潮汕打了败仗，就迁怒于蒋介石。对此，蒋介石好不难受，然而更让他难受的是孙中山对他的提防和滇军将领对他的侮辱。
这一天，蒋介石手拿文牍，急忙忙找到大本营秘书长兼监印官萧莹：“萧莹兄，我要发一道急令，你快快给盖小印。”
按照孙中山的要求，大元帅除有大印外，尚刻有一枚大元帅的小印，由萧莹掌管，凡军事、政治上一切命令，除大元帅手令外，一律需加盖小印方有效。萧莹一看，蒋介石的命令乃是饬滇军总司令杨希闵准抽调配合作战的粤军3旅，回归粤军第一师代理师长李济深指挥。他沉吟良久，说：“参谋长。此令一发，恐滇军不服，所失必巨，假如滇军拒不奉令，就更难解决。”
蒋介石焦急而又生气地说：“我是行营参谋长，掌管军令是我的职责，你只管盖印，至于其他事，不是你的责任。”
萧莹则坚持说：“大元帅有令，小印之加盖与否，由本人负责，本人有权从长计议定夺。况且，大元帅有鉴于我们私交不薄，另有嘱托。”
原来，任命蒋介石为行营参谋长后，孙中山特地对萧莹说：“介石虽是我所信赖，但他生性急率，恐有时思考不周，处事失当。而萧莹你处事精审，且与介石私交甚厚，望对他所拟军令，其其重要者，必须是你认为可行，方可盖此小印发布。否则应与介石细商。介石必乐于接受。”

常昶昶

萧莹把前因后果一说，气得蒋介石“嚓、嚓、嚓”撕毁了命令，“忽”地向地上一甩，纵步而去。最后他是以参谋长的名义给杨希闵去了命令，让粤军3旅回归李济深指挥。
入粤以来，蒋介石日夜繁忙，制订各种军事计划，的确尽职尽责。可是不仅多是无用之功，反而常常受到羞辱。这天，蒋介石参加滇军的军事会议，滇军第二军军长范石生主持会议。会议开始后，蒋介石起身说：“请允许中正谈谈对作战的看法------。”
范石生有意轻辱蒋介石，便傲慢地打断他的话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想讲什么？”
蒋介石强忍住屈辱，说道：“本人，大本营参谋长蒋中正，想谈一谈对主攻方向的看法。”
范石生似乎恍然大悟：“哟，原来是蒋参谋长，那就说说吧。”
蒋介石刚继续说到：“本军应集中全力，先攻北江------。”就被范石生不耐烦地打断了：“嘘，------算了吧，你说的轻巧，跟吃灯草灰似的。”
吃灯草灰，放轻巧屁，谁都知道。范石生如是说，惹得会场一阵哄笑，让蒋介石尴尬万端，一时下不来台。
大本营里，每天接收到的，都是不好的消息，勉强拼凑的讨贼军两次攻惠州而不下，而孙中山倚为长城的许崇智东路讨贼军则伤亡溃散过半；原来追随孙中山的海军也转而投靠了北京政府，不再承认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粤局不仅未有转机，反而在不断恶化。6月23日这天，蒋介石与孙中山谈论时局，不禁感慨说：
“先生，粤局堪忧。中正几个月来奔波于各军的司令部，实际上是寄人篱下，仰人鼻息，苦不堪言。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有一支忠诚于党、服从先生的军队。许汝为部，也未必能当此任啊。”
孙中山也不由叹道：“是啊，此次讨贼军，我本对许汝为寄予厚望，然汉民向我报告说：粤军攻占河源后，汝为把指挥权委于参谋长张国桢，自己却擅回广州。中下级军官也纷纷效尤，回广州寻欢作乐。遂导致纪律涣散，士气低落，失去了战斗力，不仅坐失克服惠州之良机，且导致粤军损失过半！汉民多次建议，要我对许汝为务必严整。可是，相比于滇桂各军，也只有许汝为是忠诚同志，党中同志已对他多不谅解，我不能再责备他，只好言慰之而已。眼下，汝为对介石颇有怨言，你还是要和汝为多沟通，求得他的谅解。”
蒋介石无可奈何地说：“汝为不听中正之言，方有今日之败，不反躬自省，反而怪罪中正，实在令人心寒。”
孙中山说：“介石，当下，相比于民国元年前抑或二次革命时期，革命越来越艰困，实在是同志越来越少，人才越来越缺乏，令人唏嘘。还是要和汝为搞好关系。”
蒋介石闻言，话中有话说：“中正以为，政治要进步，执政者必明是非，论功过，行赏罚。”
7月6日，蒋介石“晨，早醒，默念苦恃军事，怨忌交集，引退为安。”蒋介石现在对军阀已经深恶痛绝，他深知，如果不是同一地区出身，没有掌握可以自成派系的私兵，就算是跻身于业已阵容一新的讨贼军中，也是属于劣势。面对现实，为期军中人事关系圆融，实以个人引退为宜，但是为了报答孙中山的知遇之恩，这时还不忍心离他而去。蒋介石在苦恼中，上午从英德出发去韶关。这是蒋介石第一次走这条路，一路上绮丽的风景吸引了他，使他暂时忘却了烦恼。一到韶关，他就连夜与滇军各将领开会，合议进击南雄之敌，筹划统一财政的办法。夜里12点开完会，没有休息，又连夜往回赶。
蒋介石为支撑危局，可以说是呕心沥血。然而，在7月11日，许崇智却气冲冲地找来了，一见到孙中山，就愤愤不平地说：“大元帅，本军自福州回师，乃是遵照大元帅的命令。蒋参谋长也三番五次来信，遥控行军作战。今因伤亡溃散过半，各方皆归罪于崇智，不特指责之声不绝于耳，更是连粮饷也不接济！崇智敢情大元帅主持公道。”
孙中山还没有开口，蒋介石一听就怒火中烧，说道：“许总司令，中正尚在沪上，即致函总司令，请率部避战，谋集中省城。可是总司令未纳中正之言，在潮汕误入陈炯明圈套，致有今日。总司令部虽不明真相，对中正指责抱怨不绝如缕，中正尚可忍耐，何以总司令也有此论呢？”
两个人各执一词，许崇智仗恃孙中山宠他，没有丝毫的退让；蒋介石则仗恃自己的谋划正确，更是得理不让人。孙中山只是一味的调和，让蒋介石气愤难耐。桂、滇客军不听指挥也就罢了，那毕竟不是孙中山的嫡系，也和他蒋介石没有渊源；可是许崇智的东路讨贼军是孙中山的嫡系，许崇智又是自己的结义兄长，他为什么还如此不容于我？明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许崇智为自己的失败寻找替罪羊。而孙中山竟然连有功赏、失职罚都做不到，让蒋介石彻底对参谋长之位深恶痛绝，“参佐军务，不为人谅，反遭啮龁。”于是决定立即辞职，回避香港。在他复上孙中山的函呈中，向孙中山说道：“倾轧之祸，甚于壅敝，娼嫉之患，烈于党争，此岂愚如中正者所能忍受哉------。”
蒋介石在7月12日离开广州避往香港，让他错过了与毛泽东见面的机会。不过，这时他已经知道孙中山接受了苏联的邀请，决定派出代表团到苏联考察。于是，在7月13日从香港给大元帅府秘书长杨庶堪写信，表达了他对孙中山的要求：“为今之计，舍允许我赴欧洲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能办者，”“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
蒋介石是一心想去俄国考察，为达目的，甚至连威吓的话都说了出来。其实他的担心是多余的，这个差事没有人和他争。此时，许崇智在为保自己的总司令之职忙碌，廖仲恺已经出任广东省省长。孙中山自己更是不敢离开广州半步，唯恐自己一离开，就树倒猢狲散。在瞬息万变的广州，没有一个人想放弃自己手中的实权，去俄国是有名无实的。何况，很多人也不想蒋介石在孙中山身边，因此，派蒋介石去俄国最是符合大家的心意的。一举两得，孙中山也就乐得顺水推舟了。
8月5日，孙中山写信给蒋介石，让他去上海与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商谈赴俄考察事宜。在上海等待蒋介石的，除了马林，还有汪精卫、张继、林业明等人。经过协商，最后决定由国民党人蒋介石、王登云、沈定一和共产党人张太雷组成“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由蒋介石担任团长，代替孙中山前往苏联，目的是考察苏联的政治、军事和党务。蒋介石特别关心的是苏联红军的长处和短处。由于苏联正和北洋政府洽谈恢复外交关系的问题，所以，蒋介石他们只能以私人的身份，而不是以南方政府的身份访俄。不过，苏联答应在接待的规格上，将会参照政府代表团的惯例。
8月16日，由蒋介石率领的访俄代表团，乘坐日本的“神田丸”号轮船，由上海启程，于19日到达大连。这是蒋介石在1914年之后，隔了9年再度踏上东北的国土。在这9年中，中日之间发生了“21条”、“郑家屯事件”、“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出兵西伯利亚”等军事事件。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伸展情况，已经和9年前大不相同。日本的租借地大连市，已不像是中国的地方，变成了同为港口的日本城市横滨的缩影。蒋介石再次来到大连，犹如来到了日本，使人感到大连就是日本的领土。
在大连居住的中国人大约有7万人，诉讼裁判权完全由日本人掌握，连会审的公堂都没有设置。在所谓的“关东州”地区，虽然是中国的领土，却不能派一个中国的官吏，甚至不能如在外国那样，设置一个领事，更没有一个教育中国人子弟的学校，说起来实在是让人可悲。蒋介石一行，由大连坐火车来到长春，沿途从车窗口的所见，给他的印象这里就是日本的势力范围，一切都是日本人在进行管理。
火车在经过哈尔滨之后，于8月25日越过满洲里国境，开始在苏联的西伯利亚大地上奔驰。蒋介石一路观察景物，感慨万千！上午，火车来到了乌金斯克。蒋介石纵观形势，但见山河错列，南眄蒙古，不尽感觑。下午二时，还未到姆伊叔滑耶时，已经可以望见贝加尔湖。湖面风涛如海，茫无涯畔，蔚为巨观。。火车过了阿勒斯克站后，道路两旁的房舍较为整齐，颇有西欧的气象，比西伯利亚进步的多了。

常昶昶

蒋介石将经过的车站及到站时间，都一一记录下来，连莫斯科与中国的时差也不放过。8月31日，晨，过淡梦痕车站。午后一时，来到了爱可退凌波陆吾，这是亚洲到欧洲境内的第一大站，地处乌拉尔山的东面。蒋介石真不愧是军事上的干才，一路观察铁路沿线的景物和标志。当然，他不是对苏联有什么企图，不过是多年养成的习惯罢了。蒋介石一行人历时18天，终于在9月2日下午1时达到莫斯科。

6月初，毛泽东和陈独秀等人来到广州。6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出席大会的有30余人，代表党员420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出席了大会。这次大会攻开了9天，会议经过激烈的讨论，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会议指出：通过党内合作方式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不仅是中国近代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是国共两党的共同需要。
在这次大会上，讨论最激烈的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张国焘认为，共产党还是以个人自愿加入为好，不能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强行加入。对此，陈独秀、马林等人却认为，共产党人是一体的，党的决议全体共产党都要执行，怎么能有的执行，有的不执行呢？
张国焘和毛泽东是老熟人了，他对陈独秀家长式的作风和语气甚是不满，就鼓动毛泽东发言，想获得毛泽东的支持。因为在参加三大会议的代表中，毛泽东可谓举足轻重，这里有上届的蔡和森、向警予，有北京的罗章龙、湖南的代表李维汉，有总工会的代表李立三，这些人都是重量级的，重要的都是新民学会会员。获得毛泽东的支持就可以获得几乎半数人的支持，张国焘和陈独秀都在拉拢毛泽东。
可是毛泽东没有办法明确支持张国焘，因为在来上海的路上，陈独秀就专门请求毛泽东与他保持一直意见，以维护他作为党的领导人的威信。所以，毛泽东微微一笑：“国焘，你别急吗，听我慢慢说。”然后，他又大声地说道：
“我是主张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为什么呢？这并不是因为俄国人的建议，而是因为我们的党还很弱小，我们开展革命工作，需要有一个合法的身份作掩护。国民党虽然不是很强大，但它已经成为一块石头，风是轻易刮不跑的；而我们呢？就如一棵刚刚出土的幼苗，它怎么能够在狂风暴雨中生存下来呢？它必须生在一个石头旁，靠石头为他遮风挡雨，然后，让自己的根向下扎，把自己的身杆长粗壮一些。大家见到平坦的大地上有大树吗？没有，为什么凡是大树旁都有石头呢？因为这些石头是它们在幼年时的依靠。二七大罢工是一个最惨痛的血的教训，为什么吴佩孚敢于向我们共产党人和工人开枪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人太少。我们的工人不过就是几百万人，共产党员也才有400多人，二七手中还没有枪杆子支持，光靠我们和工人阶级，就是全部拉上去，也不够吴佩孚杀掉的。假如我们国民党人的名义来进行罢工运动，我们的牺牲会不会小一点呢？吴佩孚在下达开枪的命令时，是不是要考虑一下呢？我看是肯定会的。”
毛泽东的发言，引起了蔡和森的赞同，自然罗章龙、李立三、李维汉和向警予也都是大力支持。陈独秀更是笑得合不拢嘴，接口说：“对、对，就是这个道理。还是毛泽东同志把问题说得透彻，我早就说过吗，我们党的工作只有湖南的同志做得很好，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好吗！”
毛泽东得到了党内怎么多的大碗的支持，那么，其他代表也就自然支持全体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了。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并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难就难在第二个问题上。这就是同陈独秀和马林的斗争。当同志们提出我们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后，如何开展自己的工作时，毫无准备的陈独秀和马林就随口说出：当然是一切听国民党的了。对此，张国焘产生了强烈的反对，他不敢攻击马林，但敢攻击陈独秀，指责陈独秀的一个投降主义者。他看着毛泽东说道：“润之，你不会也是投降主义者吧？”
毛泽东看着张国焘挑战的神态，他点燃了一根香烟，抽了一口，微笑道：“国焘同志，我肯定是反对投降主义的。可陈独秀同志并不是投降主义者，他只是没有把要说的话表白清楚。我们既然加入了国民党，归国民党的领导，自然是没有问题的。不仅没有问题，而且还要把国民党分配给我们的工作做好，充分显示出我们的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为什么呢？为的是加入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成为国民党中央的决策人员，以影响国民党的决策，使国民党的纲领接近或者按照我们共产党人宗旨，从而实现我们的目标。我要说的意思是，我们服从国民党的领导，不是丢掉我们的宗旨，不是忘掉我们共产党人的身份，更不是不要我们的脑袋，而是要保持我们独立的思考。我们的工作首先要对我们的党负责，然后再对国民党负责，而不是抛开我们的党，只对国民党负责。而这就要求我们讲究工作的艺术，以及在合作上的灵活性和工作上的主动性，不能被动地等待国民党人为我们分配工作，否则我们就会处于两难的境地。
我们主动地工作，首先就可以体现出我们共产党人的思想意志来，我们现阶段从总的方向和目标上，同国民党是没有矛盾的，我们主动地按照我党的宗旨开展工作，国民党也是没有什么理由反对的。但是在具体的工作对象和工作方式上，我们和国民党人还是有矛盾的。如果我们等着国民党人分配给我们工作，假如他要你去和地主、资本家交朋友，去代表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怎么办呢？因此，只有我们主动地去选择做工人运动的工作、农民运动的工作，人人都忙得不可开交，那么国民党人就不会让我们去做一些违背我党宗旨的事情了。”
毛泽东的话获得了与会代表的掌声支持，既让陈独秀非常满意，也让张国焘无话可说。毛泽东接着说：“在我们现在整体上还处于劣势时，只有充分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才能体现出我们的作用来。在座的各位，都是各地的精英，有谁不认识几个国民党的头面人物呢？我们可以和他们交朋友嘛。我们能不能在国民党内发挥作用，就是看我们能不能对这些国民党人起作用。我们要让他们接受我们的主张，做出有利于我们开展工作的决议。尤其是陈独秀同志，从1915年就开始同孙中山先生一起进行二次革命，和孙中山先生是老朋友了，完全可以以朋友的身份影响他吗。”
陈独秀频频点头：“对、对，就是这样。我说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就是这个意思。润之不愧为我党的理论家，更重要的还是实干家。否则，是没有这么高的工作水平的。”
毛泽东又是微微一笑，抽了口烟说：“陈独秀同志不要给我戴高帽子嘛，我也是就事论事。还有，孙中山先生要联俄，俄国也给他派有顾问。我的意思是，如果不能同他直接交流时，也可以通过俄国人来说嘛。总之，在合作的初期，我们要对外保持是国民党的领导，对内保持我们党的独立性。”
蔡和森和李立三他们是知道毛泽东的思想的，他们又加以补充和发挥，使毛泽东的观点更加明确和完整。这时，连张国焘也开始赞同毛泽东的观点：“好、好，润之考虑的的确周全。我也应该努力工作之，争取进入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也好为我们党的工作多做贡献。”
毛泽东继续说：“我不担心同国民党的合作，我担心的是和国民党合作中，如何处理合作关系的问题。我们有两个问题，我必须说明：第一我们的大多同志是书生，说话、办事缺乏艺术性，有一些书生意气，与人交往的经验不足；第二，我们是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与国民党合作的，以为有后台给我们撑腰，所以就说话理直气壮、下车伊始，一副钦差大臣的模样。这些就是我们在与国民党合作中存在的最大危险，搞不好我们的合作就会出现波折，而且还会为我们带来毁灭的危险。我们现在就是一篮子鸡蛋，都在这里，如果被人家一手给扒拉到地上，那我们就可能全被摔破。因此，我们在合作中间，不能不做第二手的准备。那就是要利用自己国民党的身份，积极探索农民运动的道路，建立同农民的联盟。”
很多代表不理解毛泽东的话是什么意思，毛泽东耐心解释说：“在我们中国，农民是绝对的大多数，中国农民不起来跟我们一起闹革命，我们的革命就不会成功。这是其一，其二是农村和农民是我们的退路，是我们的根据地，是我们的保障。在二七大罢工中被开除的工人去哪里了？我们共产党人没有养活他们，他们是回到了老家农村。工人的老家是农村，我们是工人的先锋队，怎么不认自己的老家呢？假如，哪一天我们同国民党合作不下去了，全国的军阀都在捉拿我们，我们到哪里去？国民党人被通缉时，都是跑到了日本。我们呢？难道我们也往国外跑？我们是无产阶级，哪里来的钱去国外？不过你们有钱没钱，我不知道，我知道我是没有钱，想来想去只有将来跑到农村最安全。”
陈独秀听了不高兴了，说道：“润之。怎么说着说着，就说逃跑的事，这不是对我们的合作缺乏信心吗？”
毛泽东看了陈独秀一眼，缓缓说道：“我是在提醒同志们，未虑胜先虑败，这样我们到时候才不会惊慌失措。农村人合伙做生意，都还要考虑万一做赔了怎么办？何况我们这么大的一个两党合作呢？”
蔡和森出来和稀泥：“关于农民运动问题，不是我们这次会议的议题。我们的当务之急还是如何与国民党的合作问题。既然大家的基本意见已经统一了，下面我们就本届代表大会的执行委员进行选举吧，以尽快产生我们新的中央局。”
陈独秀说：“对、对，农民问题不是一句话可以说完的，以后有的是时间讨论。现在我们开始选举。”
接着，蔡和森宣布了选举的原则和方法，陈独秀是共产国际指定的中共领导人，不参加选举，除了陈独秀之外，再选举出四人组成新的中央政治局。大会经过选举，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和谭平山当选为新的政治局委员，陈独秀为政治局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排在第二位。谭平山当选是因为他是东道主，罗章龙代替张国焘在中央代表北方局，蔡和森则是共产党留学生的代表，只有毛泽东是因为大家的信任被选上去的地方代表，而且在选举中排名第一。这一次大会，表明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的真正实力，可以说是毛泽东的新民学会的胜利。因为，在5个中央局成员中，有三个新民会员经过选举进入中央局，占60%的比重，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在党的三大闭幕半个月以后，中共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给中共三大发出的13点指示，在指示中明确指出要把土地革命和农民问题放在首位。共产党应力求实现工农联盟，并在联盟中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为了贯彻这一指示，纠正在实际工作中的偏差，11月下旬，中共三界一中全会，确定共产党在国民党内要占在中心地位；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一切政治性言论和行动，必须受党的指挥；全体党团员都要积极参加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会后，又发出了《第十三号通告》，向各地党组织部署了进行改组工作的具体步骤。终于，在共产国际的干预下，中国共产党人变得咄咄逼人起来，使党的工作出现了急促和冒进，从而把我们的党领向了悬崖。
9月，中央机关迁回上海办公，毛泽东没有跟陈独秀回上海，他去拜访了孙中山，孙中山让他负责在湖南筹备国民党，毛泽东就带着三大会议精神和孙中山交给他的任务回到了湖南。

常昶昶

六十七
9月份，中国北京，曹锟开始贿选总统，以5000元一票的价格收买国会议员，演出了一出贿选总统的丑剧。此举，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反对，责骂曹锟为“贿选总统”，国会是“猪仔国会”，受贿议员是“猪仔议员。”9月30日，蔡和森首先在《向导》第42期上发表文章指出：
“今年双十节第一桩应注意的事，毋用说是曹锟的登台。无论他是用贿选的形式或拥戴的形式而登台，其在中国政治上他影响不仅是加强发动而黑暗的军阀统治，而且一定要加强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权力。------所以，双十节这一日不仅应有反对曹锟登台的表示，并有激烈的革命性质的大示威。”
孙中山在广州大元帅府更是下令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并通告各国使团，否认曹锟为总统。在全国人民反对贿选运动高潮中，反直系的各派军阀趁机通电声讨，否认曹锟的总统资格。浙江军阀卢永祥、奉系军阀张作霖相继发出不承认的通电。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人似乎看到了一个最佳时机，派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加拉汗，作为苏联的特别全权代表来到中国，他想通过与北洋政府谈判，就指导两国关系总原则与中国达成协议。当时，加拉汗鉴于苏联国内外形势趋于好转，中国朝野，尤其是孙中山的广州政府要求与苏复交的情绪高涨，在谈判中他便提出要先解决恢复正式外交关系，后会商具体悬案的先决条件。
苏方的这一要求，遭到了北洋政府当时的外交总长顾维钧的拒绝。他提出应先开始协商，而后恢复外交。原因是苏方在外蒙活动频繁，采取了一系列严重损害中国利益的措施，致使外蒙古这块领土实际上从中国分离出去。1000多名中国商人和工人被赶出外蒙，而且连中国政府特派员及其卫队也被驱逐出境。由于存在上述问题，妨碍了中苏双方谈判的进行。顾维钧提出，只要苏方一个正式声明，承认中国在外蒙古的主权，放弃在外蒙古所采取的有损中华民国主权的措施，那么，在外蒙古问题上的僵局就可以打破，但苏方并没有接受，致使谈判被延误。1923年10月，曹锟就任总统后，开始着手准备谈判，任命中俄原交涉事宜分督署办王正廷为中国政府全权代表。而蒋介石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访俄的。
蒋介石一行抵达莫斯科，受到了苏联外交部人员的热烈欢迎，当他们前往宾馆的途中，正遇到群众集会，约有20多万人，旌旗飞舞，观者塞道，让他们坐在车上耸瞻。初到其地，而恰逢此纪念大会，让蒋介石无比忭跃。第二天，听说列宁有病不能见面，甚感遗憾，便开始在莫斯科观光游览。
直至9月7日上午，苏方安排蒋介石与苏共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罗素达见面，罗向他们介绍俄共的革命历史，历约两个小时的时间。蒋介石总结其革命成功点有三：一、工人和革命之必要；二，农人要求共产；准俄国150民族自治组成联邦制。而其缺点亦有三：一、工厂充公无人管理；二、小工厂尽归国有，集中主义过甚；三、利益分配困难。又说现在的建设情形：一、儿童教育严密；二，工人皆受军队教育；三，小工厂租给私人。下午，蒋介石又见了远东局长胡定斯基；晚上，他们又到前皇家戏园看戏。这个皇家戏园建筑伟大，约容6000人，正厅坐位的票价每人需要5块金园，蒋介石感叹莫斯科的生活费用之高，实在是令人咋舌。
考察红军及军队中的共产党组织，是此行的重要任务。9日，在与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伦斯基、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会谈中，蒋介石通报了中国的军事形势，向苏联提出了要求：苏联军事委员会向中国南方多派人，按照红军的模式训练中国革命军队，共同讨论中国的作战计划；按照红军的模式，在库伦以南临近边境地区建立一支革命的新军队。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蒋介石按照苏联方面以书面阐述要求的意见，带着代表团成员，集中精力起草了《中国革命的新前景》和《致苏俄负责人意见书》，核心内容是：“在靠近友邦边境的中国西北地区找一个适当的地方，作为我们实行革命计划，与中国军阀和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进行战斗的军事基地。”
11日，蒋介石往访军队的教练总督彼得禄夫斯科，彼得向他介绍了俄国军队组织的内容，让蒋介石感兴趣的是每一团部由共产党派一个政治委员常驻部队中。政治委员不仅要参与军中主要任务，而且还具有非经其署名，则命令不能生效的权力。再加上党员之为军官或士兵者，皆组有党团，在部队中从事政治活动，并为骨干。蒋介石非常赞成苏联红军的党代表制度，认为可供借鉴。16日下午，蒋介石一行又参加了军校毕业生的游行纪念活动。活动开始前，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在军校毕业生游行纪念会上发表了演说，此举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他启发很大。后来，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职务时，每有纪念便进行演说，形成了惯例，对培养军事人才、鼓舞士气大有好处。
17日，蒋介石受邀参观苏军步兵第144团，得以实地观察到其军队内部党和军队的实际关系——团长专任军事指挥；行政事务及政治教育则全由党代表担任，权责划分得非常明显。这个制度，在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方面产生了很大的保证。这些观感对于后来建立黄埔军校、国民革命军都有很大的参考之处。参观完，在有400名红军官兵出席的大会上，蒋介石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在演说中激发出了强烈而诚挚的感情，他几乎是在吼叫，双手都在颤抖。他的演说也激发了全场的热情，红军战士把蒋介石抬起来，一直送到代表团乘坐的汽车前。
9月19日，参观步兵第二学校，对蒋介石来说是学习的一个极好机会，后来在创建黄埔军校时，好多办法都取自于这次参观所获取的经验。接着参观军用化学学校，研究毒气之使用及防御办法，并往应中国共产党青年团的欢迎会；22日，往高级射击学校参观。自15世纪以来各式枪械约数百种，皆储藏于此，最新式之福德来夫骑兵用机关手枪，每次可连发35响，且轻便异常。蒋介石叹道：“苏联对武器的热心和进步情形，实在不逊于欧美各国。”接着，蒋介石乘飞艇在空中望月，他又感慨道：“乘旅行飞机，翱翔天际，如在陆地也。”26日，蒋介石在彼得格勒参观冬宫，先入博物馆，这里陈设灿烂，让他觉得“皆不过镀饰其外表，无足珍贵者，”唯独新设的历史馆，所见“皆足沭目惊魂，殊令人兴感也。”
27日，蒋介石等参观了海军大学及海军学校、海军机器学校，28日又参观了海军博物馆及海军印刷局。这天还乘船至海口，所见海港，雄伟壮观，感欢不已。29日上午9时后，由彼得格勒乘船，12时来到克伦斯太笃军港，参观莫拉塔战舰。此舰重量24000吨，有12吋口径的大炮12门，人员1300名。中餐后，观练习舰与鱼雷艇，最后乃观第二号潜水艇，其长百余尺，重600吨。30日上午，参观大影剧团，这里光发电机就有10余架，让蒋介石叹为观止。下午观依日西科大教堂，它始建于1818年，规制宏壮，实在全世界都罕见，其屋顶高达102米，是圣彼得堡最高的建筑物。教堂可同时容纳14000名信徒，曾与梵蒂冈、伦敦和佛罗伦萨大教堂并称世界四大教堂。
10月1日，从亚历山大至尼古拉西以前各皇故宫的穷奢极丽，到皇宫内的装饰及陈列之规模宏大，证实旧帝国“农奴制”的盛行，以民脂民膏换取帝王的富有，故引发了后来的革命。此次访里彼得格勒，虽红军的陆军“组织严密，军容整齐”，而海军“却是精神颓唐，士气消沉。”两年前，克里斯大军港曾以海军军士为中心发生革命，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专制独裁和战时共产主义的残暴措施，不久即归失败。从当地军民的精神上，还是能看出其受到创痛的痕迹。

常昶昶

3日，蒋介石会晤了流亡在莫斯科的越南爱国志士胡志明。6日上午，将在9月13日拟的“代表团意见书”的成稿递交苏联外交部、军务部各一份。孙中山与原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越飞曾经达成默契，苏共将按照共产主义路线改组国民党，根据协议，这一任务由苏联政治局委派鲍里廷去中国进行实施。8日，蒋介石与一同回到苏联的马林商议完党事，晚上又一起去大戏院观看芭蕾舞表演。
10日上午，越飞过生日，蒋介石和其他代表团成员一起前往庆贺。越飞，1922年来到中国，在与北京政府谈判试图恢复外交关系的努力受挫后 ，前往上海与孙中山进行了开诚布公的会谈。两个人在1923年1月26日，发表了《孙越公报》，双方表示中国目前还不具备实现共产主义或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当前的首要问题是实现国家的统一地位和独立。公报再一次宣布苏联放弃在中国的任何特权(但仍保留中东铁路）。
10日是中国的双十节，晚上，留学莫斯科的中国学生全体来到蒋介石所住的宾馆聚会庆祝。蒋介石向留学生们讲述了中华革命党的历史，并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孙中山的崇拜。讲完话，蒋介石和几个留学生聊天交谈，有人问：“蒋团长，你何不加入共产党呢？”
蒋介石说：“在我像你们这么大时，我只知道孙先生的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 ，还不知道有共产党。现在，我为中国国民党党员，行动一切皆须请命于本党的领袖。”
几个留学生开始摇头，有一个人低声说：“个人忠臣。”
蒋介石听到后，很不高兴，反问道：“什么是个人忠臣？这是参加一个组织所必须具有的道德品质和组织纪律，难道共产党允许它的党员自由转党吗？年轻人，要学会尊重别人，尤其是尊重一个比你年龄都大的党派的领袖。这是最基本的做人准则。”
几个留学生被蒋介石说得面红耳赤，讪讪地离开了。会后，蒋介石仍愤愤不平，对王登云说起了这件事。王登云说：“这些留学生都受马克思学说之影响，无父无母。据说，在俄国还有专门论述领袖与群众关系的书，自有其一套说辞。所以，对你演说中突出宣扬孙先生，便有个人崇拜之弊这类的批评。”
蒋介石冷笑说：“我讲的题目是中国国民党的历史，讲本党的历史，怎么可能不突出宣扬孙先生？尤其是在他人的国土上，更要宣传本国的英雄人物。中国人本有自大之心，可还有人宁愿为别人支配而不愿尊重国内英雄，真是可笑！这就是青年人之所以能言难行而无结果的原因所在！”蒋介石对这一批留苏的年轻共产党人的评判，真是一语中的，从此就对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由轻视、蔑视到敌视。
有一件事需要说明的是，蒋介石在闲暇逛街时，在书店中卖了一本中译本的《资本论》。晚上没事时就看《资本论》，他对《资本论》评价是：“颇欲厌去，至下半部，则生玄悟而不忍释卷矣。”蒋介石可能比中国的共产党人还早就接触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但是他没有从中看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而是产生了对资本世界的“玄悟”。大概一个人的立场和心境，是可以决定自己能看出什么东西的。的确，我看《资本论》时，也只是看到了马克思对商品社会的分析，并没有看出资本主义社会进行革命的必要来。
蒋介石此行得到了苏联领导人对他的好感：一方面是由于他向苏联学习虚心、态度谦恭、参观时用心、细致。因为他具备高度的军事素养，因此对苏联在一些军事方面的创新领悟很快，在提问或发言时常常有真知灼见，让苏联人对他刮目相看；另一方面则是他不辞辛苦，先后与苏联党政领导人会谈。在会谈的领导人中，有托洛斯基、切切林、加里宁和胡定斯基等，并参观了莫斯科与彼得格勒两地的工厂、农村、军队、学校和博物馆等，这一切，都给苏联党政军领导人留下了极其良好的印象。另外，孙中山也从国内连续给苏联领导人来了三封信，在信中把蒋介石称作是“我的参谋长和密使”，蒋介石与贵国政府和军事专家一起讨论的问题，都是由我孙中山提出的建议，我授以他全权行事。在与加拉汗的会谈中，孙中山还向他“透漏”蒋介石是他的亲信。
加拉汗本来在北京和北京政府的外交部长顾维钧谈判，谈了一个月，顾维钧什么步都没有让，使感到气馁的加拉汗跑到了广州，来寻求孙中山的支持。孙中山利用加拉汗当信使，向莫斯科传递的都是有利于加强蒋介石地位的信息。蒋介石在一个多月来受到了苏联人的热情接待，让他感到苏联领导人“和蔼可亲”，“俄国人民无论上下大小，比我国人民诚实恳切。”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正是在这种双方都互有的好感中，开始了实质问题的谈判。
21日下午，谈判的时刻来临了。苏方的谈判代表是苏联外长切切林，中方的是蒋介石和中国的代表团成员，谈判的主题是军事问题。蒋介石一直怀疑苏联人在外蒙古怀有野心，并不像是在《孙越公报》中说的那样，要放弃在中国的任何特权。因此，他很智慧地向苏联人提出了要在库伦建立一个军事基地，库伦就是现在的乌兰巴托。蒋介石是希望以此来试探苏联对外蒙古的态度，而切切林也想知道蒋介石、抑或是孙中山在外蒙古问题上的态度。因此，切切林很直接地说：“蒙古人怕中国人。蒙古人希望脱离中国人的支配，你们想在那里建军事基地，是不现实的。”
蒋介石对切切林的直接了当很吃惊，也很不满，他反驳道：“要知道，蒙古人所怕的是现在的中国北京军阀政府，决不是主张民族主义的国民党！况且，即使笼统说怕中国人，如果苏联有诚意，就应该使蒙古人免除怕的状况。”
切切林没有想到，蒋介石在苏联的一个月还没有被他们感化，更没有一点被赤化的迹象，很快就结束了他们之间的第一次谈判。而蒋介石也明白了苏联人最终是要侵吞外蒙古的，因此，他可不想善罢甘休。于是就组织一行人，字斟句酌，写成了几份函件，分别致送苏联外长切切林、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伦斯基，阐明自己的立场，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函称：
“星期天的晤谈，虽然没有讨论到什么具体问题，我们很感谢你抽象的给我们的教益。昨日，孙先生来电说：‘谁是我们的良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胸中都十二分明了，所以我们很希望我们的良友能够谅解我们。’孙先生来电又称：‘友邦政府及政党，派代表鲍罗廷到粤援助之热心与诚意（并言中俄两党志同道合，厉害相共，如能办到之事，确信其不我卸）。’又嘱‘吾等与友邦诸同志从长计议’等语。那天你说‘蒙古人怕中国人’这句话。要知道蒙古人所怕的是在中国北京政府的军阀，决不是怕主张民族主义的国民党，蒙古人唯其有怕的心理，所以急急要求离开怕的环境。这种动作，在国民党正想把他能够从自治的途径上，达到相互亲爱协作的目的。如果苏联有诚意，即应该使蒙古人免除怕的状况，须知国民党所主张的民族主义，不是说各个民族分立，乃是主张在民主精神上做到相互间亲爱的协作。所以西北问题还是包括国民党要做工作的真意，使他们在实际解除历史上所遗传笼统的怕。我们尽量把我们的意旨对我们的良友倾谈。你那天叫我们访问党部的首领谈话，我很希望你先把我们这一段意思，介绍到党部。”
蒋介石在外蒙古问题态度上的不容置疑，让苏联人设计好的谈判策略落了空，他们一时不知道如何对待蒋介石，于是就对他的函采取了冷处理。可是又不能让蒋介石闲着，就安排他一次又一次的参观。而自此以后，蒋介石参观的心情也不再那么明亮了。30日，蒋介石在苏方的安排下，参观了村苏维埃，他得出的结论是：“村苏维埃，如吾之乡自治会，而制度不同，”“乡苏维埃，规模较大，立法、司法、行政之权皆由此滥觞，乡警察隶属于此。”后来，他又说道：“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国国民党对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
11月4日下午，代表团的另一个成员邵元冲，从西欧赶来，让蒋介石心中畅慰了不少。邵元冲，浙江绍乡人，1906年参加中国同盟会，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任《民国新闻》主编》。1914年参加中华革命党，1915年12月在上海参与肇和舰反袁起义。1917年任孙中山大元帅机要秘书，代行秘书长职务。1919年后，赴美国学习并奉命视察海外的国民党党务，1923年11月4日率领赴俄考察团抵达莫斯科。

常昶昶

此时，蒋介石正在和代表团内的其他成员闹别扭，他认为“诸代表意见龌龊”，“在我们访俄代表团4人之中，3人都是国民党员，只有张太雷1人是共产分子。访问团一到俄国，他就施展其分化工作，把沈定一诱到他一边，与我们对立起来。于是，代表团各种计划、考察工作、对俄交涉以及一切意见和主张，都不能一致。”事实上，在访苏期间，苏联共产党人曾经多次劝说蒋介石加入国际共产党，但是，蒋介石则以必须俟向孙中山请示为理由予以拒绝。蒋介石认为劝诱加入共产党就是分化国民党的一种手段，而且代表团内部已经被共产党人所渗透，自此开始对共产党的观感产生厌恶情绪。
1921年6月，张太雷与杨厚德一起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后留在苏联筹备和召集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1923年初，张太雷奉中共中央召调回到了中国。此时，正是提倡国共合作之时，中共中央决定，张太雷也要作为代表参加国民党执委会。加入国民党这一行动本身，同时也要求中共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组织。因此，张太雷不仅在工人中做组织发展工作，而且遵照党的路线做国民党的工作。但是，张太雷缺乏相应的工作艺术，同时在他的思想里，主义高于民族利益，在代表团中实际就是苏联人的间谍，这就使蒋介石对他非常厌恶。可以说就是因为张太雷明目张胆做国民党的分化工作，使蒋介石对共产党人产生了极大的戒备，所以，在国共合作的一开始就埋下了不信任的种子。在人生的道路上，往往就是一个人、一件事改变了这个人的人生方向；蒋介石就是在访俄的过程中遇到了张太雷这个人、苏联人在外蒙古问题上的态度，使他时刻提防着苏联人和中国共产党人。
11月7日，是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蒋介石参加了苏维埃共和国的6周年纪念大会，在红场观看了苏军的阅兵式，参加阅兵的军人大约有两万人。这时广州正在经历一场浩劫，广州被叛军攻陷，孙中山的广州政府随时都可能垮台。鲍罗廷在11月2号给加拉汗写了报告信，说明了中国广州正在发生的情况。苏联人认为正是对蒋介石落井下石的好时机，11日，斯克伦斯基等人会见代表团。见到蒋介石后，斯克伦斯基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蒋介石所提出的军事计划。
斯克伦斯基说道：“孙逸仙和国民党应该集中全力做好政治工作。因为不然的话，在现在条件下，一切军事行动都将注定要失败。”
蒋介石听明白了，苏联人要求国民党当前主要做好宣传工作，去办报纸、杂志，去搞选举运动等等都是借口，是乘人之危地拒绝了原来孙中山有势时，一直不好直接拒绝他的在库伦建立军事基地的请求。蒋介石忍住愤懑，争辩说：“孙逸仙与越飞会谈以后，国民党加强了自己的政治活动，但党认为同时也有必要开展军事行动。在俄国，共产党只有一个敌人，而在中国，地球上的所有国家的帝国主义都反对中国的革命者，所以，在中国采取军事行动是必要的。”
斯克伦斯基不仅没有让步，而且索性批评说：“军事行动的时机只有内部条件很有利时才可能出现，发起了你们方案所说的军事行动，就是要冒事先注定要失败的风险。”
斯克伦斯基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蒋介石无可争辩，因为他也不知道现在的孙中山是生是死。在回旅社的路上，张太雷犯了自由主义，他对陪同他们回去的苏联人卢国夫斯基说：“在学习了苏联的经验以后，本代表团应该同意斯克伦斯基的意见。”
蒋介石当着苏联人的面没有说话，他很失望，对苏联人失望；他很愤怒，对张太雷愤怒。当晚，他把自己的愤怒写在了日记里：“无论为个人，为国家，求人不如求己。无论亲友、盟人之如何亲密，总不能外乎其本身之利益。而本身之基业，无论大小成败，皆不能轻视想置。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起不可，外力则最不可恃之物也。”
蒋介石这一夜都没有睡好，苏联人的观点，引发了他对国内、党内现状的思考。他痛苦地认识到，党内的同志，或死节、或远离，现在所见者，趋炎附势、争权夺利、吹牛拍马、以公济私、卑鄙恶劣、互相利用挑唆之徒，还有的则贪似狼、猛以狗、蠢似猪，实在可叹！还有张太雷、沈定一实在可恶，没有一点中国人的风骨，凡是苏联方面的说法，他们根本不考虑民族利益，都认为无不正确，自己每欲与苏联方面据理力辩时，沈定一、张太雷首先就和自己争论起来。好在邵元冲赶过来支持了他，这共产党人如果都张太雷之辈，中国革命怎么会成功？
17日，蒋介石接到了广东来电，闻后不禁大惊失色。他对邵元冲说：“粤局危殆，石龙失守，孙先生下落不明！中正自去国。独于孙先生之起居，耿耿于寸心；今闻孙先生竟然下落不明，不啻晴天霹雳；真后悔不该负气远游，万一先生不幸罹难，我不能始终扈从，尽心卫主，岂能逃其罪？为不负使命，再做最后的努力，一俟与苏联军事领袖托洛斯基会谈后，即启程回国！。”
蒋介石对赵世炎和张太雷有不同的观感，赵世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8日上午，他与赵世炎进行了愉快的交谈。下午，他在宴会上继续与赵世炎讨论莫斯科国民党进行工作的办法，并应赵世炎所请，对中国留学生演述了中国国民党的主张，及代表团来俄的使命，至此方对共产党人获得一般谅解。
19日，蒋介石给托洛斯基去信，大意为：此次负国民党使命，代表孙中山先生来此，要求贵政府于本党所主张西北计划，力予赞助。本人怀疑俄国侵略蒙古一点，务望注意避免，并即辞行。晚上，蒋介石列席莫斯科苏维埃大会，旁听一年来苏维埃的政治报告。报告中说：莫斯科的工业已经恢复至战前水平的60%，赁金比去年增加一倍，建成的工人宿舍，可以让1万余人住宿。3万失业工人，政府每月给银8元作为失业救助金。
21日，蒋介石拜会了苏联教育总长鲁那赫斯基。鲁那赫斯基向蒋介石他们介绍了苏联的教育方针：一，统一教育制度；二，应该办专门学校；三，教学要接近实际生活；四，注意劳工学校；五，废除宗教；六，男女同学；七，学生管理校务。常年的教育经费，中央与地方合计为14%，（作者注：不知道是占什么的14%），统计为14000万元，尚不足预算的三分之一。
蒋介石在苏联会见的人物，以人性来衡量，给他留下特别记忆的，是当时任军事人民委员的“红军之父”托洛斯基。23日，蒋介石拜见了托洛斯基，按蒋介石的描述，托洛斯基“慷爽活泼。”在蒋介石的日记中说：“我在莫斯科期间，与托洛斯基相谈最多，而且我认为托洛斯基的言行亦最为爽直。我在离开莫斯科以前，最后与托氏告别的一次谈话时，他与我讨论亚洲各国革命问题，提到了日本、越南、印度和土耳其。------最后，再谈到援助我们中国国民党的问题。托洛斯基托我回国要口头报告我们的国父的一点，就是他们苏俄自1920年对波兰战争结束以后，列宁对于世界革命政策有了新的指示。就是对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反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应在道义与物质上予以尽量援助，但不复使用其正式军队直接参战，以避免其在各国革命期间再对苏俄引起民族有关的问题。所以他又郑重地说：‘苏俄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军队直接援助之外，其他武器与经济等需要，都当尽力所能，积极援助。’”当二人分别时，托洛斯基对蒋介石说：“革命的之要素，忍耐与活动二者，不可缺一。以此为临别赠言。”蒋介石因此受益匪浅，可惜，第二年，托氏即丧失其地位，被放逐国外，从而让蒋介石对苏俄唯一的好感顿失。
25日，蒋介石要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他让邵元冲为自己的演讲出谋划策。邵元冲给他罗列了四点：一，国民党坚持三民主义；二、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军阀，而且是“唯一”的；三、中国革命可以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四；委婉地批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不切合中国实际。
准备充分的蒋介石，11月25日晚上，在共产国际会议上，被邀请致答谢辞。他说：“贵党现在的任务，应予特别注意的就是促进东方的革命。我们国民党专以三民主义作革命的旗帜，使大多数人民站在被压迫者一条线上。对帝国主义操纵的军阀，是我们唯一的敌人，则目标自是显明，势力更为张大，预料在两三年以内，必定有一部分革命成功。我这次来到此地，对于我们中国革命得到许多教训，是于前途有很大的利益，不过，我们对诸同志谈话的机会很少，或者各位对于中国革命的现在情形及实地工作，有隔膜的地方。所以，我很希望国际共产干部，多到中国去观察中国革命的现实。研究东方无产阶级的问题。”
蒋介石的这个答词，口气很温和，不过也说出来了苏联共产党现在对中国所持态度的一种危惧。这种危惧就是苏联共产党诚然在表面上希望和中国国民党合作，但其本心究竟是不是果真在期待中国完成国民革命，建立独立自主的三民主义国家。实深疑问，这并非蒋介石的顾虑太过。因为，在这一段时间以来，蒋介石在和苏联党政负责人的谈话中，不时听得出他们对于侵略外蒙古的关心。
26日，托洛斯基终于以政府的名义同代表团会晤，会晤中，托洛斯基完全是苏联官方的立场和口气。他说：“我们党认为，国民党和孙逸仙应该尽快放弃军事冒险，只要孙逸仙只从事军事行动，他在中国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眼里，就会同北方的军阀张作霖和吴佩孚别无二致。国民党的绝大部分注意力应该放在宣传工作上。”
蒋介石试图再作一下努力，让苏联人同意建立中国西北的军事基地。托洛斯基断然拒绝：“我们认为国民党可以从自己国家的本土，而不是蒙古发起军事行动。”
蒋介石已经从托洛斯基的口中，听出了画外音：苏联政府已经认为外蒙古不属于中国政府。这不仅让蒋介石感到绝望，而且让他对苏联政府感到无比愤怒。在与托洛斯基分手后，蒋介石对代表团的其他成员说：“很显然，苏俄并不视蒙古为中国领土，他们言而无信！远的不说，就说最近，今年初越飞和孙先生会谈时，曾经信誓旦旦保证说，苏俄绝无使蒙古脱离中国的目的；就在我们代表团在莫斯科期间，苏俄与北京政府谈判中，还曾经向报界公开声明，蒙古为中国之一部，俄国决无任何侵并计划。言犹在耳，可是实际上这是在欺骗我们。”
然而，沈定一大声反驳蒋介石，替苏俄辩护：“你不能这样看！苏俄真心帮助我们，怎么能欺骗我们？”
蒋介石愤愤地说：“苏俄之所以反对我们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就是因为这样做影响了他们实施操纵蒙古独立的政策。蒙古如果想独立，需要我们承认，我们给予他独立！”
沈定一也不示弱，继续和蒋介石辩论，争吵在升级，两个人差一点动起手来。第二天，共产国际发表了《关于中国民族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蒋介石读后很是失望，对邵元冲说：“此决议普浮不实，其自居于世界革命之中心，骄傲虚浮。”
当晚，蒋介石又到了车站送邵元冲去德国，他感慨说：“良友何去之速！此番择友不良，沈定一者流，甘心为外人支配，一味替外人讲话，见之心烦。此行劳而无功，实在烦闷。”
邵元冲对蒋介石劝慰一番辞别而去，张太雷留在莫斯科，代表团就只剩下蒋介石、沈定一和王登云三个人。蒋介石一行11月29日启程回国，在火车上，蒋介石不由想到：“俄其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国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蒋介石见解精辟，已俨然政治大家矣。

筱欣奕奕

常昶昶 发表于 2015-2-8 16:34
此时，蒋介石正在和代表团内的其他成员闹别扭，他认为“诸代表意见龌龊”，“在我们访俄代表团4人之中，3人 ...

常老师的视角不一般，学习，继续关注下文。问好:handshake

常昶昶

六十八
毛泽东回到湖南，回到了清水塘，一进院就高声喊道：“开慧，我回来了。”他满以为杨开慧会出来迎接他，谁知道杨开慧在屋里教儿子毛岸英学走路，连理都没有理他。毛泽东甚是纳闷，不解地问道：“开慧怎么啦？为回来怎么连理也不理我？”
杨开慧头都没有抬：“你是谁呀？怎么到我的家里来了？”
毛泽东笑道：“我是你的丈夫呀，这也是我的家吗。”
杨开慧怒气冲冲：“你还知道有家呀？你4月份走时，跟谁打招呼了？你心里有我、有岸英，还有我肚子里的孩子吗？”
毛泽东知道自己确实错了，光顾工作，怎么当时连个招呼都没有给自己的妻子打呢？一个柔软的女人，带着刚过半岁的儿子，还怀着身孕，她的日子怎么过来的？一定是艰难辛苦。正在自疚而不知如何开口之时，毛泽民夫妇来了。一见毛泽东，毛泽民说：“哥，你做的可是不对，把嫂子一个人和孩子扔在家里，出门也不打个招呼，如果不是我和你弟妹，嫂子的日子怎么过吗？”
毛泽东说：“泽民，你是知道的，党分配的工作------。”
毛泽民向他递了一个眼色，说：“你就知道党的、党的，再忙也不能不要婆姨和孩子吗？快，傻愣着干什么？还不赶快给嫂子道歉去。”
毛泽东急忙说：“对、对，是我不对。我心中光想着工作了，忘记了婆姨和孩子。让你们娘俩受苦了，我这里给你们赔罪。”说着躬身一礼。接着说：“请夫人不要再生气了，今后我一定改正，出门办事，一定先给夫人请假打报告。”
毛泽民的妻子也劝杨开慧，说道：“嫂子，大哥已经认错了，你就原谅他吧，他也是一心为国啊。”
杨开慧说：“他为党工作，我怎么会怪他？你们不知道，他在广州给我来信说，和一个女的怎么怎么的。他、他变心了。”
毛泽民一听吃惊地说：“嫂子，有这么一回事吗？唉，哥，我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快，把话说清楚。”
毛泽东一听，先是一愣，接着哈哈大笑起来。边笑边说：“你说的是萧楚女吧？”
杨开慧一听，连忙说道：“对，就是这个女的。”
毛泽东说：“开慧，你误会了，他是我们的同志，虽然叫楚女，可他却是个男同志，不信，你问泽民。”
毛泽民连忙道：“对、对。不错，我知道他，何叔衡、李维汉他们都知道他。不信，嫂子您去问问。”
杨开慧半信半疑：“他是个男的，怎么叫楚女呢？你们可不许骗我。否则，毛润之，我跟你没完。”
毛泽东连忙赔笑说：“好、好，有机会我带他来看看你，你不就清楚了？”
杨开慧这才露出了笑容。一片乌云过去，毛泽民说：“大哥去了5个月才回来，可把泽覃、泽健想坏了。今天我请客，等他俩放学回来，我们一齐去吃馆子。”
众人齐声说：“好啊！”
第二天，毛泽东召开了在长沙的党员大会，向同志们传达了党的三大会议精神，重点布置了加入国民党，和以国民党名义开展工作的任务，要求大家分头宣传发动人们加入国民党，并特别注意将其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共产党内。李维汉和何叔衡分别向毛泽东汇报了5个月来湖南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开展情况。毛泽东要求大家利用国民党的身份公开开展工人和农民运动，配合孙中山北伐，把赵恒惕赶出湖南或者消灭。大家接受了新的任务，充满信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了。
毛泽东的名字就是号召力，毛泽东是湖南省国民党部的负责人，毛泽东要招国民党员。这个消息如长了翅膀飞进了长沙的大街小巷，传遍了湖南的乡间地头。短短的3个月，毛泽东发展的国民党员人数，已经在全国各省中居首位，比已发展10年的广东省的国民党员都多。孙中山闻之精神大振，他对汪精卫说：“毛泽东真的是一个领袖人才，其宣传力、号召力巨大，前途不可限量。你是我党的宣传部长，一定要好好地利用他为我党发展壮大力量。”
汪精卫正为自己的宣传力量薄弱头疼，忽然，毛泽东冒了出来，给他的脸上增光不少。因此，也是非常高兴：“先生，您看我就当个挂名的宣传部长，让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如何？这样他权责合一，发展我党岂不是如虎添翼？”
汪精卫想不劳而获，他知道毛泽东是个共产党人，夺不了他的位子，重用毛泽东对他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孙中山当然没有意见，于是就与陈独秀商量把毛泽东转让给国民党。陈独秀对孙中山说：“润之现在不已经是国民党了，还怎么转？”
孙中山无言以对，就说：“我想让润之当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长，兆铭挂个名。我的意思是，你们共产党内是不是不要给他安排什么工作？”
陈独秀说：“可以，不过，如果我党需要，我是要随时召回的。”
孙中山也同意了陈独秀的意见。孙中山对汪精卫说：“你如果能够把毛泽东拉到我们国民党内，我就后顾无忧了。”
汪精卫说：“先生何处此言？”
孙中山说：“五十而知天命，我的一生大运一定。我的革命要用五个词来形容：三民主义、其介如石、精卫填海、振兴经济、日出东方。三民主义是我，其介如石是介石，精卫填海是你，振兴经济要靠子文，日出东方就是毛泽东了。”
汪精卫说：“这么说我们就只是缺一个毛泽东了？可是我有些不明白，子文您已经开始重用，先任命他为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又令他筹备中央银行。可是，为什么对介石迟迟不予重用呢？”
孙中山说：“韩信是何时拜帅的？汉高祖在没有得到张良时，敢拜韩信为帅吗？韩信英雄盖世，能制约他的只有张良。”
汪精卫说：“我明白了。介石是韩信，毛泽东是张良。”
孙中山笑了笑，不置可否。可惜的是，蒋介石不是韩信，毛泽东也不是张良，所以，孙中山也当不成汉高祖。
11月份，毛泽东又当爹了，毛岸青出世了。可他无法在家侍候杨开慧的月子了，他接到了中央的通知，要他去参加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不过，陈独秀要求他先到上海，再和他一起去广州。毛泽东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只好提前告别还在床上的妻子。临行，毛泽东拉着泪水涟涟的妻子，看着杨开慧几次欲言又止、舍不得他离开的样子，真是肝肠寸断，也让毛泽东不仅热泪长流。妻子、孩子在毛泽东的脑子里挥之不去，来到广州的毛泽东，夜不能寐。他辗转反侧，一首表达自己心情的词从朦胧开始变得清晰起来。于是，披衣坐到桌前，挥毫写下了：《贺新郎-赠杨开慧》
他写了第一句：“挥手从玆去。”他首先想到的是就和自己的妻子挥手告别时的情景。
“要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往。”更让毛泽东难受的是，夫妻二人面对面时，杨开慧对他留露出凄凉的脸色，把自己心中的酸苦反复地向自己倾诉。毛泽东看到杨开慧眉目表情都好像饱含着愁恨，眼泪要掉下来又忍住了。
“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毛泽东说，上次，我写给你的信中的事，知道你是误会了。但是，这种误会就像是过眼的云和雾，已经云开雾散见晴天了。掂量起来，人间知己者只有你和我。我得病了，老天知道吗？只有你知道和照顾我。

常昶昶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凄如许。”毛泽东说，那天清晨，霜结得很厚，你不顾天气的寒冷，把我送到城东小吴门的路上。我看到在清水塘的上空，有斜挂着的弦月，发着清谈的光，照在池塘中。情景是如此的凄凉，越是到了分手的时候，心情就越紧张、越激动，就越发不愿意分开了。
“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毛泽东对杨开慧说，汽笛一声长鸣，火车开动了，这时的我肝肠寸断，从此又要远离亲人，独自在天涯。
“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似台风扫环宇。重比翼，和云翥。”毛泽东最后劝慰杨开慧，请把我们个人之间的感情和牵挂暂时割断吧。我们一定要以昆仑崩绝壁、台风扫环宇一样的气魄，投身到变革社会的伟大斗争中去。我们一定会重新相会，比翼高翔，与 云齐飞的。
这首词让我们看到了毛泽东最儿女情长的一面，当然也让我们看到了他对杨开慧的一往情深。我不知道中国的哪一首诗词写得最好，但是在写给自己的老婆的诗词中，我认为这是最好的。不论是用情、意境、思想、气魄都是无人可以比拟的。它将毛泽东爱妻思子的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也充分表现出了杨开慧对他的依依不舍、爱恋与对革命事业二者中千难的决定。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伟大的革命女性，在柔情似海中的坚强和忍耐力，因此，也就可以理解后来她，为什么能够在刑场上笑对死亡了。

蒋介石临回国前，与前来送行的赵世炎作了一次长谈，他向赵世炎介绍了访俄的全过程，谈了自己的心得和感受。蒋介石是一个政治家，他一开始并不反共，他知道孙中山当前的政策是联俄联共，他也想搞好与共产党的关系。他知道赵世炎是陈独秀的学生，在共产党内的地位举足轻重。在赵世炎面前，蒋介石没有掩饰，他发泄了对苏俄的不满，也对张太雷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并告诫赵世炎切勿为外人支配，希望他能将自己的想法如实向陈独秀汇报。赵世炎把蒋介石说的话和对蒋介石的观感，都如实向陈独秀作了汇报。我不知道陈独秀听了以后是何感想，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当黄埔军校成立后，苏联人想让张太雷去当政治部主任，陈独秀没有同意，最后换成了周恩来，据说周恩来就是赵世炎推荐给陈独秀的。
苏联的冬天非常的寒冷，整个世界都是冰天雪地。蒋介石的心情和苏联的冬天一样，沉浸在“不尽感怆”之中，没有好的心情，哪里有心去看车窗外的好景致？蒋介石只觉得是“阴暗无光，风凌有色”而已。又历经10天，蒋介石跨过了中苏边境，回到了国内。等到了大连，坐上了回上海的轮船，他的心境才开始好转起来。在船上，蒋介石闲暇无事，就开始阅读留俄学生写给孙中山的信函。当看到其中有一封信函中写的“中国革命忠臣多而同志少”这句话后，让他联想到自己在苏联时和那些留学生对话的情景，勾起了他对这一批留苏学生的无限厌恶。
平心而论，蒋介石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是那个时代中的佼佼者，留俄的学生中间，实践证明是没有一个可以和蒋介石并肩的。俄国人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这是由于他们的自大和以自我为中心造成的，他们没有把蒋介石，甚至是孙中山放在一个同等地位去考量。他们没有研究过蒋介石的履历，把蒋介石当作一个像是张太雷那样的学生。蒋介石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他需要别人的尊重。俄国人在外蒙古问题上的态度让蒋介石恼火；他们让孙中山专心政治，认为中国国民党不适合搞军事运动，更是让蒋介石怒不可遏。
要知道，在俄国人一事无成时，孙中山就已经建立了中华民国，当蒋介石在中国东奔西走进行军事斗争时，斯大林和托洛斯基、加米涅夫等还没有见过军队是什么样子。就军事资历来讲，不论是苏联的红军之父、还是红军总司令，都只配给蒋介石当学生。因此，苏联人对蒋介石的态度，怎么能不让他有“不尽感怆”之心境。蒋介石经过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近距离观察，他已经对它们看得很透彻。所以，他采取了自己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和国民党不受苏联人的支配，更免除了遭到无情打击的可能。而毛泽东则避免不了要遭到无情打击，因为他不得不与苏联培训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合作共事。但是有一点，二人是相同的，那就是反俄、反共产国际。
蒋介石于12月15日上午抵达上海，立即去拜访自己的盟兄张静江。张静江见到蒋介石，二人寒暄一番后，蒋介石首先向张静江介绍了自己访俄的情况，接着，张静江向蒋介石介绍国内的情况。张静江说：“介石，最近本党政治上有很大的动作。孙先生根据苏俄顾问的意见，已于12月13日启动本党工作，任命廖仲恺、谭平山、陈述人、孙科、杨庶堪等人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负责改组工作，并进行党员重新登记。本党要仿照苏俄共产党召开代表大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代表和总理指定的代表，都已经完竣，不日即在广东开会。为兄我还为代表，介石你不在国内，孙先生也就没有指定你为代表。我看这不是孙先生考虑不周，而可能是俄国人不同意你作代表。”
蒋介石一听，心里有了数，就谈谈地说道：“我不做代表就算了，为何汉民、兆铭都没有任临时中央执委呢？”
张静江说：“孙先生认为他们对改组、对联俄容共政策不热心，所以，未予任用。倒是不少共产党人为本党代表大会代表。据说，将提交大会选举之中央执委，不少是共产党方面的人，或者是本党热心于联俄容共分子。”
蒋介石说：“共产党人作代表倒是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大惊小怪的。奇怪的是他们有什么特殊的成就，可以被选为中央执委？”
张静江说：“能有什么成就？不就是靠共产国际和俄国人的支持？倒是有一个湖南的毛泽东凭的是自己的本事。他竟然凭自己一己之力，在湖南为我党发展数千党员，被我们党内的元老称为奇迹，尤其是谭延闿到处称颂毛泽东是湖南人的俊才，本领大的没边。”
蒋介石吃惊道：“毛泽东？毛泽东终于冒出来了，我闻得此人久矣。”
张静江也有点吃惊，问道：“你怎么知道毛泽东？”
蒋介石说：“说起来奇怪，在我的梦中总是影影绰绰有这么一个人。前年在广东也听展堂兄说过，在谭延闿主政湖南时，他曾经发动了3万人向谭延闿上书，可见其能量之大；后来启民也多次提到他，说我们两个是一时瑜亮。只是一直没有机会得识此人。”
张静江说：“看来你和毛泽东之间有一段奇缘，不知是福是祸。唉，还是不提毛泽东了。吾弟既奉命访俄，孙先生能听一听吾弟的意见就好了。不过，现在孙先生对苏俄顾问言听计从，连我们这些人，包括一直追随左右的汉民、精卫也都把排斥在外了，只有仲恺从来都是以孙先生的意见为意见，全身心致力于联俄容共，从而得以继续重用。”
蒋介石说：“仲恺有头无脑，非政治家才干，他会因此吃大亏的，作为朋友，对他也只能是当劝就劝。不过，孙先生难道会置旧日系统于不顾吗？在回国的船上，弟读到一些留俄青年给孙先生的信，其中竟有本党内‘忠臣多而同志少’之语，不禁痛心，青年见解谬误如此，共信已失，党谊不敦，祸变将作矣！弟誓将做忠臣，不做洋奴！但是，即然弟对党务、政治无置喙余地，那也就不必急急地去粤了。”
张静江一向沉默寡言，知道蒋介石的心中已生不快，也不好再说什么。沉默片刻，蒋介石又道：“不过，仲恺出任省长的建议乃是出自弟的建议，今仲恺已经辞任，弟还是向先生建言，任用杨庶堪为省长。”
张静江似乎明白了蒋介石的用意，赞赏地点了点头。蒋介石对孙中山把自己置于党代会之外是不满的，但他又不能表示出什么，遂决定故技重演，以退为进，作为暂时不回粤的借口。面对党政纷争的局势，他需要静下心来，冷静地思考，而这就需要时间。因此，他决定先回宁波休养几天，顺便为亡母做60冥寿。
下午3时，蒋介石登上了回宁波的船。在上海的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闻知，都急急忙忙地赶到船上，劝蒋介石赶紧回来处理党务。因为蒋介石刚刚赴俄考察回国，他又是代表团的团长，理应立即向孙中山与全党报告赴俄情况。蒋介石说：“游俄报告书，弟在大连来沪的船上业已写好，回乡后再作修改后即可寄呈先生，故也就不必急急赴粤。”
胡汉民说：“不去广州，也要留在沪上为好。本党改组之际，介石当留沪协助改组。”
蒋介石说：“弟也不便留沪，家母60冥寿在即，弟要回乡为亡母办冥寿。”
汪精卫说：“既然如此，吾弟快去快回。粤沪诸事，待吾弟商榷众多。”
蒋介石说：“此次游俄，弟身心俱疲，也需要休息一段时间，弟请仲恺兄向孙先生转达弟之建言，请先生任命杨庶堪为省长。”
廖仲恺说：“一定转达。介石，你不是一直有志于创办军校吗？你在访俄时，也就此事和苏俄商妥，苏俄鲍罗廷为孙先生顾问。鲍罗廷10月抵沪后，即提议尽快开办军校，现军校筹办在即，介石还是尽速赴粤为宜。”
不提苏俄和办军校还好，一提此事，尤让蒋介石心中不快。但他不便于多说什么，谁知廖仲恺打开了话头，竟引起了众人纷纷关注他访俄的观感，让蒋介石不能不做一简单介绍。最后蒋介石说道：“苏联有给予援助的真诚愿望，问题在于我们党人是否充分理解自己的任务。”

常昶昶

开船的时间到了，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人只得下船，怀着满腹疑虑，挥手与蒋介石告别。第二天早上7时，蒋介石回到了在宁波的寓所，见到了跳笑嬉歌、活波自在的纬国，心头的郁闷一扫而光，脸上露出了笑容。因为当日即为他母亲的60冥寿，在宁波接上纬国母子，即兼程赶往溪口，随即前往母亲王太夫人墓地。按照蒋介石亲手设计的墓地屋宇已经建成，蒋介石为它起名为“慈庵”。当晚，蒋介石即留宿庵中。
连日来，除了修改《旅俄报告书》，并将完稿寄给孙中山外，蒋介石白天忙于参拜亲属墓地。白天他“排案焚香，绕茔抚树”；入夜，徘徊于山门之外，在松间明月下，独受岭上寒风，思考自己的主张。
蒋介石息影慈庵，急坏了广州和上海的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张静江、杨庶堪等人，他们日盼蒋介石不到，便连发函电，催促他早日命驾到粤。12月30日，孙中山的电报到了，他似乎对蒋介石流连乡间的原因有所洞察。故电称：“兄此行责任至重，望速来粤报告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台意对时局、政局有所主张，皆非来粤面谈不可，并希约静江、季陶两兄同来，因有要务与商酌也。”
蒋介石并没有“随即命驾”，只是给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写了回信，继续婉拒他们的敦请，告诉他们：自己最早也要到阴历正月初始能去沪。蒋介石是不想在国民党一大会议期间去广州坐冷板凳，张静江深解蒋介石息影林泉的内因，但是他认为应适可而止了。于是，便给蒋介石写了信函，劝他说：“昨唔果夫，云吾弟之行期尚未定，奈何。以足下私意，似不宜再缓------。”
蒋介石听了张静江的话，决定立即出山。临行前的夜晚，他思绪万千，就特意找出来诸葛亮的《出师表》拜读三遍。不想，竟深有所悟，便拿出日记写下了下来：“深感‘忠孝’同源，其性足可照耀千古！自喜素所为文，多与此旨相符。”他把自己的此次出山，当作了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惜他的性格不是诸葛亮的性格，所以很难学成诸葛亮，但也正因为如此，他超越了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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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道：“蒋介石此次出山，似乎是成竹在胸，还专门拜读了诸葛亮的《出师表》。”
圣人道：“是啊，他息影在母亲身边，王太夫人的在天之灵给了他灵感，让他在三民主义和苏俄的共产主义之外，又找到了一种御人之策。”
姜子牙道：“一个人要成为政治家是必须有自己的思想的。三民主义是孙中山的，可是孙中山至死都不知道如何推行三民主义。蒋介石在经过对苏联的共产主义考察之后，发现苏联推行共产主义靠的是灌输和强制，而在他没有取得绝对权力之前，这种办法显然是不可取的。那么用什么办法呢？蒋介石在看了《出师表》之后，悟出来的‘忠孝’二字，正是可以推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好办法。正是这种办法让三民主义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韩非道：“蒋介石把‘忠孝’拿走了，他就拥有了传统文化的力量。那润之靠什么呢？”
圣人道：“润之靠的是理想和目标，靠的是志同道合。他的理想不是理论上的，是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他的理想必须让每一个老百姓都能听得懂、看得见，从而一心一意地跟他走。”
姜子牙道：“对，就是这样。‘忠孝’二字的力量是无穷的，可是被我们的不肖子孙给用坏了。蒋介石重拾‘忠孝’是对的，也的确为后来树立起孙中山中华民国的国父地位有所助益。但他不该在后来为了一个女子改弦更张，从而使他的‘忠孝’变成了表面文章。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好好的‘忠孝’总是被人骂的原因。”
韩非道：“润之的第一道茧衣是弄清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地位。那么缠在他身上的第二道茧衣是什么呢？”
圣人道：“缚在润之身上的第二道茧衣，就是革命的道路问题了。这时共产党人的水平还没有军阀的层次高，军阀抢占城市，凭的是枪杆子，他们却试图凭借工人运动。真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姜子牙道：“是啊，共产党人真的是非常愚蠢，在城市能够干什么？就像后来的周恩来那样，在城市内打黑枪、套白狼吗？”
韩非道：“这还是和他们的出身有关系，他们出生在城市，离开了这里，就不知道如何生活。所以城市人和知识分子的思维是有很大问题的，是受到极大的限制的。”
圣人笑道：“我们不要去做未卜先知的事了，还是继续往下看吧。”
姜子牙也笑了：“是啊，如果我们什么都说了，还写什么书呀？”
韩非道：“欲知下情，请听我慢慢道来。”
众神看到韩非滑稽的样子，都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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筱欣奕奕

国军和共军的故事都开始精 了，继续关注下文，问好常老师{:soso_e181:}

常昶昶

第十八回   春风吹黄沙   满目皆怆然

                                      六十九
毛泽东在对杨开慧及两个儿子的思念中，在广州度过了1924年的新年。此时的毛泽东是孤独寂寞的，身在异乡为异客，他没有受到广州共产党人的人文关怀。广州的谭平山等人都在忙着国民党一大的筹备工作，毛泽东孤影行单。于是，他决定去拜访湖南在广州的乡党领袖谭延闿。
谭延闿自被赵恒惕和程潜联手赶出湖南后，客居上海。孙中山在广州蒙难回到上海时，他亲自去到码头迎接。孙中山见到谭延闿，看他落魄的样子，不由想到了自己的处境，于是说道：“你要在湖南搞自治，结果怎么样？却被自己人赶下了台。前两次你下台，是因为北洋军。这次你要自治，要湖南人不受战争之苦，可是人家不让你这么做。”
谭延闿说：“你怎么样？还不是被自己人赶出了广东？现在我们俩扯平了。当年家父做两广总督的时候，曾经奉朝廷之命通缉过你这个革命党。这次你的人策动赵、程把我赶到了上海。你是龙游浅滩，我是虎落平阳。怎么样，我以后就跟你干了，咱们合力重打鼓\另开张如何？”
孙中山在落难之时，得到了谭延闿的支持，一扫胸中的郁闷，精神大振。广州恢复，孙中山重新就任军政府大元帅，便任命谭延闿为大元帅府大本营的内政部长、建设部长、全湘讨贼军总司令。从此，谭延闿也就忠心耿耿地追随孙中山，一直做到国民政府主席的高位，成为一时的国家元首。
谭延闿一个人正在家中闷坐，忽然听到了敲门声，打开门一看是毛泽东，先是一愣，接着热情地说道：“是润之呀，真是稀客，让我难以置信。欢迎之至、欢迎之至。”
毛泽东说：“您老是乡党领袖，润之来穗，合该拜访。”
谭延闿比毛泽东大14岁，故毛泽东才有此称呼。二人落座，谭延闿将茶水倒上，问道：“润之来穗是参加本党的代表大会吗？”
毛泽东说：“正是，晚辈末学后进，正要请教。”
谭延闿说：“润之你太客气了。人家不知道你，难道我不知道你吗？你是我湖南的才俊，又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为本党发展那么多的党员，说起来，我的脸上都有光。此次大会上，我正准备联合一些代表提名你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呢。”
毛泽东说：“晚辈经您的提携，才有今日之成就，容我当面谢过。”
谭延闿说：“不用谢我。要谢就谢你自己。你龙行带雨、虎跳生风，不荐你，是我有眼无珠。我也是为本党着想，为孙先生解忧。”
毛泽东说：“您是居功而不自傲，为人宽厚，不喜欢与人敌对，大人大量，颇有中和之风，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君子也。”
谭延闿笑道：“润之过誉了，我只是喜欢恬静而已。”
毛泽东说：“观您老的房舍，清静冷苦，难道您还是一个人过吗？”
闻听此言，谭延闿叹道：“倒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庆龄女士，有意与我做媒，将她的妹妹美龄许配于我。可我怎么再忍心再去耽误一个年轻女孩的青春？”
谭延闿门庭显赫，湖南茶陵人，其父谭钟麟曾为两广总督。谭延闿是晚清光绪重臣翁同龢的学生，其母是谭仲麟的丫环，平常就是为全家人在饭桌旁为家人夹菜添饭。民国5年，其母去世，灵柩需要经过族祠出门。但是根据族规，妾的灵柩不能走族祠的正门，只能从族祠的侧门抬出。谭延闿则非要为母亲正名，一气之下，他仰卧在母亲灵柩的棺盖上，大喝道：“我谭延闿已死，抬我出殡！”族人见状，面面相觑，只好让杠夫将他母亲的灵柩从族祠大门出殡。自此，谭延闿发誓永不纳妾。所以，等到他的夫人去世多年，也未再须娶新弦。
毛泽东慨然道：“您老对太夫人是孝心感天，对夫人则是忠诚不二。实乃我辈楷模。”
谭延闿还想说什么，忽然又有人敲门，急忙开门一看，畅快无比：“大诗人，你来的正是时候，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个咱们湖南的才俊。”
说着，迎进一个瘦干的中年人。但见他长须飘胸，精神矍铄，高声叫道：“在哪里呢？让我看看？”
毛泽东闻声也站立起来，笑盈盈的看着这个可爱的、比自己矮一头的中年人。谭延闿笑道：“润之，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湖南的骄傲，闻名全国的大诗人柳亚子先生。”
毛泽东闻听忙躬身一力：“久仰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得见真颜，真是三生有幸。”
柳亚子也连忙抱拳当胸：“岂敢、岂敢，这位是？”
谭延闿说：“这位就是我给你多次提到过的毛泽东、毛润之，我们的湖南才俊。”
柳亚子说：“毛润之？我闻名久矣。今晨起床，鸟叫窗前，待我推窗，鸟儿振翅高飞。我抬头一看竟是朝你家的方向。我屈指一算，在潭府必有龙凤，是故赶来。得见润之，才知道我所算不差。润之是咱们湖南的光荣，来来来，让我看看。嗯，果然是一表人才，人中龙凤，男生女像，面如佛祖。常言道：面由心生，长此面者，一定是悲天悯人、宅心仁厚、胸怀广大，既藏经国济民之志，又怀文韬武略全才。”
毛泽东笑道：“先生谬赞，泽东书生一个，手无缚鸡之力，哪里来的文韬武略。”
柳亚子说：“我一生精研《周易》，有望人之能。我是不会看错的。”
谭延闿说：“你怎么一见面就给人算命？来来来，快请坐。说说，近日可有大作问世？”
毛泽东也附和说：“先生是当今文坛领袖，中国诗圣，可有诗词教我？”
柳亚子说：“润之也喜欢诗词吗？”
毛泽东说：“泽东年少时，曾经追随毛麓钟老先生学得一二，略知皮毛，未知致理”。
柳亚子说：“毛麓钟先生？湖南的诗词大家。我知道他，清末知府辞职，闲赋在家，终日以诗书自乐，可谓诗书双绝。他尤喜欢词，字写得也好。既然你是他的门下，书诗都一定有所造诣。常言道：遇高人不可失之交臂。延闿兄，借你书案一用。”
柳亚子有意考一考毛泽东的才学，谭延闿一笑，便也允准。谭延闿乃是书法大家，早知道毛泽东的水平足以堪称一流，所以也想让毛泽东展示一下他的才华。毛泽东则谦虚说：“在鲁班面前，怎可弄斧？谭老书法功力颇深，造诣极高。当年，我创办文化书社，还是向谭老请的字，我怎么敢在这里献丑？”
柳亚子说：“他是他，你是你，字如其人，今天我是非要见到你的字不可。”
谭延闿说：“润之，这个柳疯子最是烦人，见人不是索诗，就是要字。他不知道从我这里拿走多少副字了。你也不要客气，写上几个好字，也让他知道什么是山外有山。”
毛泽东不再推辞，来到书案前，铺好宣纸、润好笔，说道：“请柳老赐联。”
柳亚子在屋里踱了几步，一字一句说：“国共合作，天地之合开新春，千年铁树绽金花。”
毛泽东挥毫写就，吹干了墨迹。柳亚子拿在手里仔细观看：“真正是笔走龙蛇，气势磅礴。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如泰山耸立，似黄河逶迤。宣纸如地，笔墨如画，祖国的山川河流尽现。看来，润之是将大地的巍峨壮丽作为临摹书法的字帖了。”
谭延闿一见也由衷赞道：“润之的字，自成一体，不拘泥于王、颜等章法旧体，把自己的思想和豪迈尽彰显在字中。真不负‘字如其人’四字。”
毛泽东则客气道：“献丑了，柳老您的下联呢？”
柳亚子哈哈大笑说：“我只管出上联，下联自由你来对。”
毛泽东也笑着说：“没有想到柳老还会耍赖。好吧，那得请您润笔了。”
柳亚子说：“那是自然，请接下联。”说着接过笔来。
毛泽东思吟片刻，说道：“中俄联盟，世界相连化寒冬，万世雪山融长河。”
谭延闿说：“好联，好字，堪称绝配。我当装裱起来，挂在客厅里， 观摩。今日尽兴，当浮大白。我请客。”
二人皆道好。吃过午饭，毛泽东起身告辞后，柳亚子说：“你我老了，当思进退之策。”
谭延闿诧异道：“你真疯了？何出此言。”
柳亚子说：“毛泽东头顶青云，脚踏莲花，乃上仙转世，真龙天子也。”
谭延闿说：“你喝多了，怎么胡言乱语起来？前些时间，你见到蒋介石，说他是上仙转世，5年内必为天下共主，怎么今天你见到毛泽东，又是此语。”
柳亚子说：“毛泽东是25年后的得道明君，蒋公只有20年的天下。”
谭延闿说：“果真如此吗？那我们当何处之？”
柳亚子说：“记住，拥蒋不反毛，是你我的长久之道。”
谭延闿说：“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再活25年了。我是不管今后，只活在当下吧。”
柳亚子说：“你为子孙也要明哲保身。此是天机，万勿泄露。”
谭延闿点了点头，陷入了沉思，沉思中他想到了蒋介石。

常昶昶

直到1月16日，蒋介石才姗姗来到广州，面见孙中山。孙中山在蒋介石去苏联后，遇到了麻烦，为他解除麻烦的是鲍罗廷。鲍罗廷受苏联党中央政治局的委派，来到了广州。他一到广州就起草了以列宁主义路线组织国民党的新党章，但是国民党中的商人和权贵并不喜欢他的“布尔什维克化。为此，孙中山让廖仲恺把自己的手信转交给鲍罗廷。廖仲恺在转达了孙中山的担心和犹豫之后，表明自己支持鲍罗廷的观点。知道廖仲恺为什么后来居于胡汉民、汪精卫之上吗？就是鲍罗廷在广州遇到冷遇时，廖仲恺给了他支持和信心。
军阀总是在改变着中国的思想和信仰，当孙中山对联俄的态度仍旧犹豫不决时，陈炯明的叛军攻陷了广州，孙中山仓皇出逃。这时那些足以左右孙中山的商人和权贵，都在袖手旁观，是鲍罗廷挺身而出，组织了一支志愿军，并带领他们打败了陈炯明，让孙中山重回广州，转危为安。鲍罗廷不仅是一个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个勇敢的军人，这让孙中山由对他的疑虑，变成了信任、甚至是依赖。而那些只会动口不会动手的唯己主义权贵们，此时也不能不闭上嘴巴，于是，孙中山就准备召开国民党的一大了。
孙中山见到蒋介石，虽对蒋介石的迟迟不来有些不满，但他“宰相肚里好撑船”，还是耐着性子请蒋介石坐下来，认真听取他的旅俄考察汇报，蒋介石陈述了他对苏联不安的情绪。他只赞成利用俄的援助，和以苏联红军为榜样办军校，反对联俄的政策。孙中山对蒋介石作了耐心的解释，最后说道：
“介石，你对中俄将来的关系，未免顾虑过甚，更不适于现在革命现实的环境。我们早有办军校之议，苏俄顾问鲍罗廷到任后，即提议尽快创办军官学校。此事关系重大，介石乃是我心目中军校校长的不二人选，你可以集中精力筹办军校，专事军事，不必过问党务政治。”
蒋介石沉默了良久，说：“先生对中正过蒙垂顾，知遇之隆，并世稀有，中正亦敢以随见陈于先生。眼下，粤局未有丝毫转机，依然危机四伏，军事上依靠滇、桂各军，他们未必乐见其成；财政上，不是财团垄断，就是各军把持，无钱、无枪，创办军校形同无米之炊；人事上，粤中军政要员，对中正嫉妒排斥由来已久，他们也未必乐意由中正办军校。总之，不作全盘的统筹，对军政、财政、民政、人事进行调整、改革，创办军校，实在举步维艰。”
孙中山说：“财政上，我已于本年初成立财政委员会，派叶恭绰、廖仲恺等13人为委员；人事上，会按你的意见，用杨庶堪为省长。代表大会在即，待本党改组完成，一切即可着手进行。”此时，孙中山有了鲍罗廷这个政治、军事全才，蒋介石的作用就不是那么重要了，所以，他对蒋介石说话的口气也变得果断了。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到会代表165人，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张国焘、毛泽东、李立三、林伯渠、王尽美等出席了大会。孙中山以国民党总理身份主持大会，并指定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特和李大钊组成大会主席团。孙中山在会议期间作了《中国之现状及国民党改组问题》等多次重要讲话，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章程》、《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关于民族主义，一是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一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关于民权主义，一是给反帝反封建的人民以自由权，一是剥夺“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的政治权利，实行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专政；关于民生主义，一是“平均地权”，一是“节制资本”。
大会坚持联共方针，决定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和努力在工农中发展党员，并根据这一精神，整顿各级组织，从而把国民党改组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使之成为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但是，也有一部分的国民党人是反对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方式的，如茅祖权、何世桢、方瑞麟等，就提出“如果共产党员们接受我们的纲领，他们就应当离开自己的党”。在大会上，李大钊以北京代表的身份声明：“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目的，在于团结和领导全民族的革命力量，造成一个统一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以担负起革命重任；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廖仲恺等人则旗帜鲜明地坚持孙中山的联共方针，支持李大钊的声明。大会虽以压倒多数否决了右派的提议，同意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是某些国民党员对共产党人的猜疑，预伏着一种将要发展出来的危机。
大会在24日通过了创办军官学校的建议。旋即，孙中山以大元帅的名义，派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以王柏龄、邓演达、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张家瑞为委员。筹委会下设教授、教练、管理、军需、军医5部，推王柏龄、李济深（李济深未到让，由他的参谋长邓演达代理）、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为临时主任，分部办事。
1924年1月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共选出执行委员24人，他们分别是：胡汉民、汪精卫、张静江、廖仲恺、李烈钧、居正、戴季陶、林森、柏文蔚、丁惟汾、石瑛、邹鲁、谭延闿、覃振、谭平山、石青阳、熊克武、李大钊、恩克巴图、王法勤、于右任、杨希闵、叶楚怆、于树德。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7人：邵元冲、邓家彦、沈定一、林伯渠、茅祖汉、韩麟符、李宗黄、白云梯、张知本、彭素民、毛泽东、张国焘、傅汝霖、于方舟、张苇村、瞿秋白、张秋白。
中央监察委员5人：邓泽如、吴稚晖、李石曾、张继、谢特；候补中央监察委员5人：蔡元培、许崇智、刘震寰、樊钟秀、杨庶堪。
大会一开完，戴季陶就把选举出来的名单拿给蒋介石看。蒋介石看到名单后，心中很是不平，就对戴季陶说：“你看，这个沈定一，去岁随我赴苏俄考察，一味替外人张目，他是个什么东西，居然位列中央？”
戴季陶虽然位列中委，可是他的气比蒋介石大的多了。蒋介石的气是在孙中山本人身上，是在孙中山的提名不公上；戴季陶的气则是在孙中山为外人操控上：“介石，你没有参加代表大会，也好！会议简直不成样子，大会无异于就是苏俄操控！就连本党的党章、党纲，都是俄国顾问鲍罗廷起草的啊！”
说到这些，勾起了蒋介石的伤心事：“孙先生特别派我赴俄考察，费时半年，费金万余，不可谓不郑重其事，我亲笔写了报告，也曾经和孙先生当面说过。可是孙先生听不进去，反而责我不适应环境。我的见闻报告似乎毫无省察之价值，那我蒋某人的信用人格，岂不扫地了吗？”
戴季陶说：“共产党人，好几个都进入本党的中央了。”
蒋介石则更加感伤：“孙先生似乎对旧系统失去了信任，难道滇、桂军人，比我辈忠诚可靠？杨希闵、刘震寰都名列期间。”
戴季陶说：“我也奇怪，中委里面，除了胡展堂、廖仲恺几位，像你这样追随孙先生出生入死者，并不多见。可是，孙先生却要你专心办学，不要因为党务、政治而影响了办学，是否孙先生对你的脾气性格有看法？”
蒋介石搪塞说：“大概是他对我反对联俄有看法吧。”蒋介石其实知道孙中山对他的偏见在哪里，他对联俄的看法是他来到广州才提出来的，为什么在没有提出以前，孙中山不提名他做大会代表呢？更别说让他当中委了。当然这里面肯定有苏联人的意见，沈定一和蒋介石同时回到的国内，沈定一是个亲俄派，所以他就被孙中山提名为大会代表。
1月28日，孙中山指定黄埔旧有的广东陆军学校与广东海军学校为陆军军官学校的校舍。黄埔在广州的东面，沿珠江顺流而下大约10公里多一点距离的地方，是一个江心洲。它靠近长洲要塞，不啻是沿江进入广州的咽喉要冲之地，也是训练军事干部的适当场所。因为它靠近广州这个大都会，便于接受新思潮；它背对内陆面对大海，视野开阔，有利于培养军人的情怀。所以，这里既是广州的咽喉要冲，又可以时刻呼唤军人的警觉。
2月10日，分配各省区招收的学生名额拟定了出来，共324名。计划在东三省、热河、察哈尔共招50名；在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各省，每省计划招12名，共168名；在湘军、粤军、滇军、豫军、桂军这5军中各招15名，共75名；在国民党先烈的家属内招20名。这样尚有11名的余额，因为这个余额较少，又增加30-50名的备招名额，作为机动使用。因为各省多为军阀所割据，不能公开招生，所以，就委托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省代表，秘密在本地介绍革命青年前来应试。谁知，各地代表热情高涨，纷纷介绍学生前来应试，一统计，报名的学生竟然接近3000人，让蒋介石有喜有忧。
喜的是，3000人可以让他组织一个师的兵力。尽管不能人人上学，但是，上不了学的，可以组成一个警卫团驻扎在黄埔。这样，既可以保卫黄埔学校的安宁，也可以训练成一支自己的嫡系部队；忧的是经费和装备都很缺乏。成立之初的军官学校，在任何一方面都是荆棘载途，步履维艰。在外面，有陈炯明、洪兆麟、邓本殷等叛军环视着军校的一举一动；在革命军内部，又有杨希闵、刘震寰等军阀滥用权力，强横支配广东财政，为所欲为。这些内外敌人都因为极端恐惧军官学校训练成功，而一致对此关心，他们或在公开、或在暗地扼制着军官学校的经费来源。
在诸多困难中，最为困难的还是枪械的供应。当时，广州有石井兵工厂制造枪械，该厂的实权被滇、桂军阀控制，所生产的兵器，都落到了他们的掌握之中。军官学校在新生于5月初入学之际，所得到的枪械，只有230支光杆枪，没有子弹，简直就是徒手状态。黄埔军校要开设而无军械，这怎么能行？于是，蒋介石带着邓演达去石井兵工厂想办法。兵工厂的厂长马超俊是国民党员，他肯大力帮忙，不久就秘密给军校运来步枪500支，做到了黄埔军校一期生人手一支。枪的问题解决了，最缺的还是经费，为此，蒋介石常亲自出面向外借钱，甚至连汪精卫夫人陈碧君的私蓄都借了出来。
蒋介石不仅向国民党的要员借钱，他也向各个军阀借钱。这天，他来到了滇军第二军军长范石生的指挥部，向他借款。范石生不但是滇军的实力派，而且还是新成立的政府财政委员会的委员，有整顿税收统一财政的权责，在驻粤的滇、桂各军中，范石生尙属最接近孙中山的人。虽然曾经受过他的羞辱，但是走投无路的蒋介石还是硬着头皮向他借款，以解燃眉之急。
范石生抽着大烟，听完蒋介石的请求，冷笑道：“就你？还要在黄埔办什么鸟军校，就你那几只吹火筒，我派一个营就全给你收拾了！要钱，没有！”
蒋介石气得脸色煞白，一语未发，转身而去，从此，这二人的仇就算是结下了。蒋介石心情烦闷，决定到肇庆走一趟，参观西江讲武堂。西江讲武堂是粤军第一师师长李济深创办的。来到讲武堂，李济深请蒋介石对学生发表演说，他很痛快地答应了。蒋介石在苏联参观时，学到了这种形式，因此他一扫心中的郁闷，兴致勃勃地开讲：

常昶昶

“今天来到肇庆，得以参观讲武堂，与诸位同志相见，觉得十分慰快。------我此次由省城到肇庆，一路看见交通阻滞、民生凋残、一片凄凉的景观，触目惊心，想来真是十分难过。凡此种种，皆是我们革命军人应任其咎的，与我们革命的本愿实在是大相刺谬。------我以为诸位同志将来毕业以后，有两种责任，一种是改良军队的责任，一种是实行三民主义的责任。------我们革命数十年，到现在仍未达到最后的目的。------捣乱中国，使中国内争延长，至今不能组织一良好政府的人，不是中国北洋军阀，实在说起来是一个帝国资本主义国家的列强。------中国不是独立国家，是什么呢？实在说起来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半殖民地。------凡我热血男儿，爱国同志，提及此事，没有人不怒发冲冠、恨入骨髓的。所以本党革命，首先要破坏在北洋军阀背后发纵指示以捣乱我国家的列强势力，然后中国民族乃是独立的希望。民国元年，本党推翻满清帝政，建立共和国，一般人都说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可算做到了，其实不然。因为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是不同的，辛亥革命推翻满洲种族，只可算是民族主义成功，亦只算帝制推翻，决不可算是民权主义成功。这种地方，应该要解释明白才好。------诸位既然明白了以上的理由，还要彻底明白了本党的主义，这个主义不是各个人所能实行的，所以我们要组织这个中国国民党。凡是革命的人，应该统统加入这个党，团结大多数的力量，来对抗敌人。果能如此，我们的三民主义没有不能实行的道理------。”
蒋介石革命的头绪越理越清，使他对自己的觉悟兴奋不已。然而，一回到广州，筹款的事情还是躲不过去。全国最早独立于县治外的城市，就是广州市。现在，广州市的市政厅长是孙中山的独生公子孙科。蒋介石找到了孙科的办公室，和他商议为军校筹款的事。孙科闻听叫苦不迭：
“介石兄，广州乃滇、桂各军分据把守，强行征收抽饷，回过头来又向政府索饷，无奈之下，各军的军饷，便分配给有收入的机关分摊，各机关直接支付各军。像公安局有房捐警费的收入，就得负担滇军范石生部的部分军饷。过去，海外的华侨捐款是一大笔收入，现在海外华侨受到了陈炯明的蛊惑，不愿意捐款给我们了。我是一分钱也拿不出来的。”
蒋介石说：“哲生，你说的固然都是事实，然则，毕竟政府还是有税收的，关键是都为财团把持。”
孙科辩解说：“财团？姑且承认有财团，但是也不能说财团把持。税、捐多如牛毛，士商不胜其烦，政府收不上来，只有承包给财团，没有财团承包，政府是束手无策的。”
蒋介石好话说尽，也没有从孙科处借到一分钱，无奈只得去找杨西岩。杨西岩长期掌管广东的财政，去年，蒋介石曾经公开要求免去杨西岩的财政厅长职务，由廖仲恺取代作为到粤就职的条件。如今，杨西岩虽然不再担任财政厅长，可是他是筹饷局局长，向军校拨款的权力就掌握在他的手里。孙中山指示筹饷局每月拨付给军校筹备处5000元的款项，却迟迟不见他拨付。无可奈何之际，蒋介石只得登门去向杨西岩求情。
杨西岩对蒋介石怀恨在心，见到他就嘲讽说：“要钱？没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何况，老朽不是巧妇，而是拙妇。这不是老朽自谦，是你封的！你公开要求免去老朽的职，你不会忘记吧？”
蒋介石闻言，怒发冲冠，气冲冲地说：“你拒绝拨款，不就是让我走开吗？你以为我会求你？我走好了。”
杨西岩冷笑道：“你吓唬谁？你走也不是第一次了。不要以为离开张屠户会吃带毛猪。去年，你辞去了参谋长，不照样有人代理吗？”
杨西岩把话说到这里，蒋介石也就剩下了一条路，回家。说真的，为了筹建黄埔，蒋介石费了不少的力，吃了不少的话头，遭到了不少的白眼。可是大家都在冷眼旁观，连孙中山都不全力支持他，其具体的表现就是体现在他的公子孙科和好友杨西岩对蒋介石的态度上。除此之外，还有廖仲恺也让他生气。苏联人设置的教学课程是18个月，而蒋介石则认为军队急需军官，尤其是经过三民主义教育的军官，因此。他主张把学期压缩为6个月，这样就可以多培养出军事人才。苏联人提出的18个月是经验之谈，没有可以指责的，关键的是连廖仲恺也不理解他、支持他，只知道跟在苏联人的屁股后面瞎嚷嚷。这一切都让蒋介石“终日不安，如坐针毡。”因此，他决定辞职，以便向孙中山和廖仲恺直抒胸臆。
常言道：道不同，不相为谋。孙中山、廖仲恺不接受蒋介石的意见，他就不能发挥出他的才能。于是，蒋介石分别给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写就了辞呈：“前盟总理要办办陆军军官学校，自维愚陋，不克胜任，请另选贤能接替。所有该校筹备处，已交廖仲恺同志代为交卸，以免误党。”写好辞呈，没有等到孙中山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批准，蒋介石便满怀怨怒，回奉化老家去了。这一天是2月21日。

筱欣奕奕

这段历史的细节不太了解的，学习了。感谢常老师。
敬茶问好{:soso_e160:}

常昶昶

  七十
毛泽东在大会结束后，再次拜访了孙中山。这次，孙中山的心情良好，与毛泽东进行了坦率而真诚的谈话。毛泽东在这以后对孙中山身上的优缺点进行了总结。
孙中山的优点是：他有执着的革命理想和不屈的奋斗精神，已经58岁的他，热情、奔放，具有一颗年轻的心。孙中山的语言极富感染力，是一个天才的演讲家；他为人胸怀坦荡，不藏心机，说话办事光明磊落；他曾经热情地拥抱美国、英国和日本，现在又是全身心地拥抱俄国人；他在革命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完善了自己的三民主义，从理论上来讲，三民主义已经是当今世界最完美的主义了。尽管他屡屡失败，可是其志不改，雄心不悔，可以说是屡败屡战，从不言弃。但是，孙中山缺乏相应的领导能力、组织能力和行动能力，不知道自己主义实现的途径。形象地说，就是他有了一个撬动世界的支点，却总是建立不起来自己撬动世界的那个杠杆。为什么？因为，他身上有着明显的缺点。
这些缺点是：他不能唯才是举，只知道任人唯亲，常以地域、而不是革命党性来使用身边的人；他没有找到自己发展革命的经济基础，常常依靠华侨捐款和国内的商人，在他的身边集聚着的都是商人和社会的权贵阶层，因此，他的行动常常受到周围人的唯利主义左右，从而使自己的行动和主义常常处于相悖的地位；他不知道革命的力量在民众中间，常常为了利用军阀而放弃自己的原则；他不能客观判断环境，是一个主观的理想主义者，因此，常常舍身冒险，遇险后又常常手足无措，只得溜之大吉；他口无遮拦，随心所欲地向外界发表谈话，被大家称为“孙大炮”。
毛泽东想到了岳父对孙中山的评价：他是一个捕鱼式的革命家，哪里有鱼，他的船就往哪里开。可惜，孙中山开的是一条破船，总是赶到鱼群的后面；即使赶上了，捞多少鱼，就从船上漏掉多少鱼；漏掉了鱼不说，关键是跑掉的鱼又引来了大鲨鱼。在为孙中山的感叹中，毛泽东也感悟到了他的伟大。一个人为着一个伟大的目标，革命不懈30年，历数十次的失败而不悔，可以说他的革命理想其介如石，革命行动是精卫填海。仅仅就凭他的精神追求和坚定的意志，他都是应该划归伟人之列的。
孙中山很希望毛泽东留在他的身边工作，毛泽东也很理解孙中山。但是陈独秀非要毛泽东去上海工作不可，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没有不去上海工作的理由了。过去，毛泽东是因为不想拿俄国人的钱，所以不愿在上海当职业革命家。这一点陈独秀是知道的，因此，他也不勉强毛泽东。现在，毛泽东是国民党的候补中央执委了，工资很高，走到哪里，哪里的国民党党部就得负责给他发工资。毛泽东向孙中山表达了自己的为难之处，孙中山因为和陈独秀之间有协议，所以也没有办法勉强毛泽东。于是，孙中山要求毛泽东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宣传自己的三民主义，他说：“通过我们的谈话，我认为你对三民主义的理解比我更全面、更深刻，对民众更具有说服力和吸引力。因此，如果有机会希望你来国民党中央当宣传部长。”
毛泽东向孙中山表示了感谢，也答应了孙中山的安排。因为他觉得这个时候在中国宣传三民主义，比在中国宣传共产主义更切合中国的实际，更何况既然由自己来宣传，那当然是自己心目中的三民主义，而不是国民党大员们认为的三民主义。在与孙中山分别时，毛泽东动了感情，他忍不住地对孙中山说道：“先生，无论我为不为国民党工作，不论中国革命的将来走向何方，您永远是我心目中一个最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您的三民主义一定会实现的，我向您保证。”
孙中山听了毛泽东的话，也突然激动起来：“有你的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说真的，我总有一种感觉，我们这次的谈话就是最后的一次谈话，所以，我有两件事托付于你。”
毛泽东也感觉到孙中山说的话是真的，所以，他没有犹豫，请孙中山直说。孙中山接着说：“我在百年之后，只有两样遗产，一样是三民主义，一样是我的夫人宋庆龄。三民主义问题你已经讲了，我放心。我不放心的是庆龄，她和你同岁，身后没有子女，哲生也不会好好地待他。所以请你务必替我照顾好她。”
毛泽东说：“请先生放心，关于庆龄先生，我一定会照顾好她，有我吃的，就有她喝的。这一点请您转告庆龄先生。”
孙中山说：“我会的，同时我也会叮嘱她，要时刻地、无条件地支持你的革命。”说到这里，孙中山话锋一转说：“润之，假如将来你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你将如何评价我呢？”
毛泽东郑重地向孙中山表示：“先生，您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已经写在了中国的历史上，这是谁也无法改变的历史事实，国民党改变不了，共产党也改变不了。”
毛泽东和孙中山告别，在2月初和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一起离开了广州赴上海。尽管是老同学、好兄弟、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一路上，大家谈笑风生。但是，在毛泽东的脑子里，却都是孙中山挥之不去的身影。他感觉到孙中山虽然重新开辟了新时代，但是也可能标志着孙中山的时代就要结束了。

常昶昶

蒋介石刚刚回到奉化，屁股还没有坐稳，邓演达就到了他的家里请他回粤。26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也以公文形式给蒋介石发电报，通知他的辞职孙中山没有照准。29日，孙中山又亲自打电话给蒋介石：“现在筹备即着手进行，经费亦有着落，军官及学生远方来者逾数百人------且兄在职，辞呈未准，何得怫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误。”
3月2，准备充分的蒋介石给孙中山写了一封长信，尽抒心中之不快，现择重点录之：“中正驽骀下乘，过蒙垂顾，知遇之隆，并世稀有。------不料到粤月余，终日不安，如坐针毡，居则忽忽若忘，出则不知所往，诚不知其何为而然也。------中正自维愚劣，岂不愿深藏鸠拙，以为养晦葆真之计，而乃诸同志群相督策，函电纷驰，所以终不得自外门墙，遁迹绝世也。虽然今日岂复有知中正者乎？如吾党同志果能深知中正，专任不疑，使其冥心独运，布展菲材，则虽不能料知如神、决胜千里，然而进战退守、应变致方，自以为有一日之长，断不致临时纷乱，以陷危境；必能维持现状，恢复侵地，从无不能成军之时，更不知有元首罹险不知下落之奇闻。------
吾党自去岁以来，不可谓非新旧过渡之时期，然无论将来新势力扩张至如何地步，皆不能抹杀此旧日之系统。何况新势力尚未扩张，且其成败犹在不可知之数，岂能置旧日系统不顾乎。如果党无系统则何贵乎有党，且不成其为党也。试问今日吾党系统安在，其果有中坚之力量为之始终护持乎？------观于陈逆变乱、石龙失败之际，纷然各谋生路，始终景从之人数，寥若晨星，可以见矣。------今先生来示督责中正，而欲强之回粤办学，窃恐先生亦未深思其所以然也。中正不回粤，尚不能置身党外，如果回粤，焉能专心办学而不过问军事政治。------中正任事，固无他长足取，唯此一念至诚，不为私而为公；不为权利乏争，而为道义之行，乃可表见于吾党也。是以处世接物，一以道义为依归，而合则留、不合则去，为中正唯一之箴语。
------尝念吾党同志，其有以学识胆优而兼有道德者，因不够得，乃只有求其谙熟本党之历史付各方，维持内部，如展堂者，果有其人。何先生亦不令追随左右，以资辅翼之助，先生果以为书生而无用乎。------中正于此，实有鉴于广东现状不在外患而在内忧也。矫其弊而正之，是在中央诸同志应付有方，处置适当而已。今日为政府计，姑不必就全国着想，而当为粤局急筹补救之方，如徒使汝为一人总揽全权，恐有所未妥。------中正以为吾党同志知先生与汝为者，当推展堂，如以汝为督粤，而以展堂长者，不唯汝为有其赖其补助，粤局可望稳固，即先生与汝为之间，皆有无穷之妙用。------
先生今日之于中正，其果深信乎，抑未之深信乎，中正实不敢臆断。如吾党果能确方略，则精神团结，内部坚强，用人处事皆有主宰。吾敢断言今后之局势，必能有进而无退，有成而无败，使以是而复致失败，则中正敢负其责，虽肝脑涂地不恤也。不然内部乖离，精神涣散，军事政治棼如乱丝，用人任事毫无统系，即能维持现状如今日者，虽成必败，虽得犹失，是则中正虽遵命回粤，难图寸效，而于国计民生、公义私交，岂特无补，且有损耳。------”
蒋介石把这封长信发出之后，在家里静待广东方面的消息。负责促驾的邓演达看到自己难以完成使命，便向廖仲恺、汪精卫发电，转陈蒋介石提出的条件。过了几天，廖仲恺来信，告诉蒋介石说：到粤投考军校者200余人，已等候一个月，旅费用尽，纷纷向校方提出质疑，所以请他尽快回粤，以免损害党的声誉。至于蒋介石在信中和邓演达在电中所提要求，廖仲恺只含糊说了一句“各事如兄意进行。”
中间，胡汉民、汪精卫等也来电促行。廖仲恺见蒋介石仍然没有动身，便又致电给他，这一次他对蒋介石不客气啦，他认为蒋介石应该速定归粤计，不能久久消极。看到廖仲恺的电文，早已对他有话要说的蒋介石，给廖仲恺写了一封长信。现摘录之：
“------弟此次回沪原因盖非发于一时，亦非为一人一事而下此决心者也。吾党自陷于绝境，而偏曰人之陷我，自不设法，而徒叹无法补救。凡事不自整理，而反责人之不为我振作，不为我整理。以弟观察粤局，不唯毫无危险困难之可言，而且大有作为。今日财政虽支拙万分，然亦办理无方之所致也。孙先生回粤已阅15月，为时不可不久，而对民政、财政、军政，未闻有一实在方案、内定，如期施行。政府中人皆抱一头疼救头得过且过之想，不于根本着想，大处落墨，唯恐粤局不乱，政府不倒，自杀不速，以了一场心事者。------何以办理半年有余，而仍无成效若此，岂非财政机关为军队把持，或为财团垄断之所致欤。------天下事未有方针无条理而能治事者，亦无有不公开不整理而能理财者也。------今日粤中财政已为财团所把持，财团不去，则财政无人可办，而财团贪钱恶劣，人人共见，如欲其办理财政，未有不假公济私，以败坏政府名誉，丧失本党信用者也。------
弟意现在粤局，自宜于用人行政，确立方针，理财整军、妥定办法，不能不作深远高奇之施政企图，只可守因陋就简按部就班确能实践之挽救方案，以资进行，则半年内统一广东，一年内整理广东，年半以内可以准备周到，年半以后乃可向外发展矣。盖现在粤局，不患在外敌之强，而患在内部之杂，即此时吾党不患在对外之难，而患在内之艰，且治内必须有条有理，分时期、定次序，而非一朝一夕所能见效，亦非空口白话所可成事者也------。夫为政之道，对人唯有在邪正赏罚上用功，对事唯有在条理次序上着手，吾于孙先生决策力行，凡宏纲毕举，所见者大而且远，实无间然。吾辈得此尊师，实为吾辈之本，独于此时人对事之要点，若有未悉合乎中道者。古今来未有赏罚不明，邪正倒置而能成功者，亦未有不讲条理不定次序而能立业者。------
尚有言欲直告吾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非俄国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员也。至我国党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唯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这个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决无此理。国人程度卑贱，自居如此，而欲他人替天行道，奉汝神明，天下宁有是理耶。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至兄言中国总是倒霉，以张某作比者，乃离事实太远。未免拟不于伦，其故在于中国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如中国共产党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吾兄如仍以弟言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则将来恐亦不免堕落耳。------吾宁愿负忠臣卑鄙之名，而不愿带洋奴光荣之衔，窃冀与兄共免之。------”
蒋介石是清醒的，而且对当时的局势看的非常清楚。他反对军阀、反对财团，反对国际共产党人，自是有根有据的。他说他半年可统一广东，整理一年，到一年半后向外发展，也没有说什么大话，后来的事实都证明了。要正确理解蒋介石，这封信是必须读明白的。只有明白了这封信中他说的话，才能明白他后来的行为。蒋介石和毛泽东一样，都是一个有自己的思想和主见的人，从来不人云亦云。

常昶昶

该说的话，都直言不讳地向廖仲恺说了出来，蒋介石心中的闷气也算是出来了。于是，他开始着手编制学生所读的书目，计有：五经、四子书、孔子家语、左传、战国策、六韬、孙子、吴子、管子、庄子、韩非子、离骚、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清史辑览、西洋史、普法战史、拿氏战史、欧战史、各种军事学、战时正义、巴尔克战术、中国地理、亚洲地理、世界地理、古文辞类纂、古文观止、诸葛武侯集、岳武穆集、文山全集、戚武逸丛书、曾国藩全集、胡林翼全集、骆秉章全集、李鸿章全集、樊山批牍、中国哲学史讲话、心理学、统计学、社会学、经济学。
在上海的胡汉民，接到孙中山和广东方面的的数封电报，有“一切事已照介石意思办”等语，要他继续促驾。于是，他就给蒋介石写来一封信，说：“虽然你所提的根本改之要求未见承诺，但既然他们不惜免去杨西岩的职务，也请我回粤任职，还是尊重你的意思的。由此推断，根本改革也是有可能的，所以，不妨就此回粤。”廖仲恺在接到蒋介石的长信后，也向蒋介石坦承信中所抉党政病根，他本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他又解释在联俄的问题上，不自他廖仲恺始，亦未尝因他而加甚。但赞成蒋介石所说在和苏俄打交道时“独立自决”的主张。最后，他告诉蒋介石说，你所提条件，皆已照办，军政财政问题也已解决，其他改革请蒋介石到后一同策进。戴季陶也致电蒋介石说：“仲恺数来电，诸事照行，盼速来。”
蒋介石此次回乡，实有一石五鸟之策在胸。他知道孙中山对他还是依靠的，因此，他想借此给孙中山一记棒喝，促孙中山猛省，使他能够向前猛进一步；此其一，其二是借此试探诸同志之能，可有排挤他者，与他争位者？其三，借此向把持财政的财团和军阀开战，而让孙中山打头阵；其四，他反对联俄，他想知道苏俄和共产党人对孙中山的影响到底有多大，看是否足以影响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其五，全面抛出自己在政治、财政、军事、主义之见解，让世人知道他蒋介石的雄才大略，并非如韩信一武夫也。蒋介石诸目的已经达到，就像卖艺的打锣开场，锣打了，场开了，剩下就是看他蒋介石的拳脚功夫和十八般武艺了。
1921年4月21日，蒋介石回到了广州。4月26日，蒋介石作了入住黄埔军校的第一次讲话：“今天是诸君到本校的第一天------，想来必有一种特别的感觉。这个感觉是什么呢？我敢代表诸君说一句，无非因为这个军校是我们党办的学校，诸君皆愿为党尽力。原来这个学校就是本党要培植干部人才，预备将来做本党健全的干部，扩张本党势力，实行本党三民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民族。”他要求同学们犹如家中的兄弟手足一样，为本党而牺牲一切。
第二天，蒋介石又给同学们分别讲话，特别强调这个学校是国民党办的，国民党最重要的是纪律，党员要绝对的遵守、绝对的服从。除严守党的纪律外，还要严守军纪。怎么严守军纪呢？在28日的演讲中，他说：“凡做一个人，对于本人的职务、责任、地位三件事，要彻底的明白。各位要晓得各人有各人所处的地位，各人照自己的地位做去，总有成功的一日。我们学校要训练基本人才，首要明白上述三件事。不但教导别人如此，自己并要再三审慎，随时训练自己才好。下级对上级长官行礼要有精神，这是个人心诚的表现。你不尊重你的上级官，你的下级重你的榜样，也就不尊重你了。------我们要各人事业成功，先要结合团体，所谓众志成城，就是这个意思。如果党员个人自私自利，单想个人成功，不管党的成效，亦不管同志的成效，党的事业必被他个人破坏了，中国也没有幸存的道理。我们既然没有国，那还有家吗？还有个人吗？所以，我们入党之后，只有同本党共生死同存亡了。”
蒋介石讲话上了瘾，多少年了，他终于找到了听众。4月30日，他又对同学们讲到：“我最所盼望于诸同志的，就是大家相亲相爱，和衷共济，如同手足一般。为什么呢？第一，因为团体生活的必要性，就是感情融洽。第二，因为大家差不多都是本党党员，即有少数不是党员的，入校后即刻要加入本党的，所以本校人员彼此间互助的关系，是两重的。一为同校关系，一为同志关系。”据黄埔的学生顾祝同后来讲，当时蒋介石连日训话，热情洋溢，话长的时候达两个小时以上。直到过去多少年，在顾祝同的脑海里还有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就是在天色还朦胧未明的早晨，他一个人便站在校亭中，凝神沉思，好像是在构思训话的内容。
训话成了蒋介石的必做工作，不过从他的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蒋介石的军事素养和思想情操。他给同学们说：“军人的精神，什么地方都要表现出来，最可注意的地方，就是立正举枪等动作，因为这种地方更容易看出来”。“我们军人的职分只有一个死字，军人的目的也只有一个死字。”“现在本校长得了两句人生观的断语，就是‘生活的目的，是增进我们全体人类的生活；生命的意义，是创造我们将来继续的生命。’”“同志的意义，就是志同道合之谓，不是一时权力的苟合，乃是以主义的中心，大家向这中心的目标去做，生死与共，安危相同，也就是万众一命，不成不休，不死不休之义。”“各位要晓得，如果我们要革命，第一就要与敌人对眼的对打，------只要我们支持下去，等到最后五分钟，他就要心里慌张，阵脚动用。”
5月3日，孙中山正式任命蒋介石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任粤军总参谋长。9日，孙中山任命廖仲恺为驻黄埔陆军学校中国国民党党代表。校长和党代表之下，分设政治、教练、教授三个部，和军需、管理、军医三个处。教练部主任李济深，教授部主任王柏龄，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军事总教官何应钦，学生总队长邓演达。5月11日，新上任的党代表廖仲恺对学生进行了讲话。随后，蒋介石向学生讲话，说明了本校的教育方针。他讲道：
“今天，廖代表所讲的话，大家已经听明白了，其中最要紧的话，就是统一的精神、统一的意志与统一的组织。------以前，我们国民党办不好，革命不能成功的缘故，就是党员没有训练。你们要晓得军队的生活，是人生的真正生活，因为军队的生活什么东西都要独立的。凡是他人不屑做的事，我们军队里都要自己来做完全，要脱了依赖的恶根性，比如你们现在在寝室扫地，总算是学生自己做的一件工作，但是，我们在校里的生活，不单是扫地一样。凡是烧饭、煎茶、挑水、洗衣、揩地板、出粪缸，这种事将来都要自己来做，因为人家所做的事，我亦能做的；我不屑做的事，人家亦不屑做的。如果说我不屑做的事，让别人来做，那么别人不屑做的事，让把何人做呢。------我们的教育方针，也要使学生接近实际生活，你们不要听几句话，学一些操，就算完事。------在学校里面，只有服从命令，不准别有第二句话的。------你们还要晓得在军队之中，第一是要‘静肃整齐。’至于一切动作，只要‘平直敏捷’四个字。这‘静肃整齐’与‘平直敏捷’八个字，是人人可以做得到的。------拿破仑说：‘难之一字，唯庸人字典中有之。’”
请记住蒋介石给学生讲的这八个字，将来讲到毛泽东给学生写的八个字，大家比较一下就看可以看出两个人对学生要求的异同之处。蒋介石这次讲话，所强调的是军队生活的出发点，在不依赖他人，而加强独立生存的力量。就这一点来看，军队生活和人生过程中真实生活的正确意义在基本上是并无二致的。学生要过周末了，蒋介石吩咐由官长带领他们在长洲全岛周览，出发前，他给同学们讲在周览时应注意些什么：“第一是爱护百姓；第二是爱惜物质。这种良好习惯养成以后，就可以做模范的军人了。”
蒋介石非常关心学生的日常生活，经常对学校进行检查。他讲道：“在学校里为什么要检查呢？检查的性质及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因为，第一，要注意卫生，使得全体学生的体育发达，没有疾病。第二，要保存物品，使得学生整理一切事情，珍惜物质。”他还给学生们讲了自己在日本留学时，日本教官是如何检查卫生的；他不允许学生们吃闲食与饮汽水，因为吃下去不卫生，就要泻痢生疮。学校里的食物，统统都要经军医检查过，而且实行军医负责制。他要求清洁校舍，先要从厕所做起，清洁检查，要从厕所查起。要求不可将粪纸丢在外面，吐痰应该吐在痰盂中间，不可吐在痰盂口上；痰盂中的水每天都要换一次，并将盂口洗净。

常昶昶

蒋介石对各种生活细节都有规定，比如：痰盂中的水分量要一定；痰盂和纸篓放的地方要固定；痰盂只准吐痰，不准丢字纸；字纸篓则只准丢字纸，不准吐痰和放别的东西。其余由此可以类推。他要求学生在学校不但要有公德心，而且要有自制力，因为学校里有一个人无公德心与自制力，其余的人都会被他给牵累了。他说：“譬如，有一个人自己不能注意卫生，生起传染病来，其余的人被他传染了。所以，以后你们要互相劝勉，养好自制力。还要各位天天自己检查自己，不必等待官长来检查才好，果能如此，在校里就是好学生，在党里就是好党员，将来就可以在军队里做一个好官长，在社会里做一个好国民。”
5月20日，胡汉民来到学校视察，在他给学生讲完话后，蒋介石接着讲话。他说：“我们学校里的要素是什么？第一是组织，第二是训练。组织就是编制，凡是要从有条理有秩序做起；训练就是教育，不单是动作要划一，步伐要整齐，而且要使各个人的心都归一。就是从前所说的思想、精神、志趣都要统一起来。革命军人无论如何劳苦，总要练成一个打不倒的钢汉才好，一块铁要他成钢，不在红炉里烧过，冷水里沉过，是不行的。------本校的教育方针，本来定的是有二个，第一个是发展个性，第二个是锻炼学问。------你们要晓得我们学校教育方针是如此的，更加要守纪律来团结才好。”
5月21日，在给学生讲述禁罚与给养时，蒋介石说：“一个人不晓得团体生活的必需，不能与社会分工合作，做社会团体的生活，是决不能生存的。我们革命党做大事的人，应该光明磊落，知过必改，比如犯了规则，就要自请受罚，只要以后革新更新，不再犯过，就不愧为本校学生。革命党的性质，是要慷慨悲歌，切勿可效妇人小子哭泣的卑鄙行为。”接着他又给学生讲卫生的重要性：“你们要晓得军队组织的要素，是三种，第一种是统御，第二是经理，第三就是卫生了。统御即是带兵的事，如命令、编制、教育、升降、迁调、赏罚等类，凡军队中由上而下的人事，统统叫统御。经理就是会计、金柜、被服、粮秣、器械、营缮等类，凡是军队中关于军需的一切收支事务，统统叫经理。至于卫生，不但医院吃药而已，凡是关于伙食起居、动作、气候、清洁等类，统统包括在内。由此看来，卫生是占军队组织要素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如果不讲究卫生，就不能成为军队了。所以在军队当中，卫生是很注重的事。”
蒋介石这一次的讲话，对于洗涤碗筷、吃东西要过细咀嚼，乃至于下痢病人要用隔离厕所，都一一举例做了很详细的指示。黄埔一期生黄杰曾说过：“我们受到蒋校长‘不能忍受困难就不能战胜敌人’的严格锻炼。学生们很淳朴，穿的都是草鞋，学校里没有自来水，都是使用井水，洗澡也是用水冲凉。饭碗每人一只，吃饭时只许各添一次饭，目的就是在训练我们要能安于这样的生活。”
发枪了，蒋介石给学生们讲枪的来路、用处、构造；拿枪的目的和效用，要他们明白军人与普通人民的区别，明白学员和军人的区别就在于军人有枪。他说：“有了枪，就是一个正式军人，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照军纪来做，如果犯了一些事，就要拿军纪来处理。枪是政府发的，但归根结底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因此，枪的目的，是保护百姓与国家的，不是杀害百姓败坏国家的。枪的用处，是在维护人道，保障正义的。我们本党的三民主义就是人道，就是正义，拿了枪就是要来实行三民主义。”讲完枪，他又讲饷：“饷款直接是从政府和党部发给我们的，但间接还是从百姓身上拿的钱。军人是只会分利不会生利的一种人，亦可说是世界人类中最没有道理的一种动物。但人民为什么会拿钱来养活我们？就是要我们扶持正义，来改革我们国家和社会，来保护我们的人民。我们做军人的，是为大多数人的解放，造大多数人的幸福而革命的，有时不能不牺牲少数人的生命财产，连我们自己也要牺牲在内的。所以，我们革命军人，到不能伸张我们主义的时候，唯有以死报党，这就是‘生辱不如死荣’的一句话。我们革命军人能抱定这志趣来吃饷，就不会负疚，亦不愧为人类了。”
蒋介石作为军校的校长不仅合格，而且非常尽职尽责。他不仅训练军人的军纪，更在军人中树立政治理想，把党的纪律和军队的纪律并重，把三民主义作为最高的政治诉求，要求官兵平等，爱护百姓，维护社会正义，把军阀和帝国主义作为自己的敌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黄埔军校中开始获得重生，蒋介石也成为青年中的偶像。在军校的管理中，蒋介石把忠和孝发挥到了极致，用党纪和军纪推行“忠”，用三民主义推行“孝”，可以说在军队初期的发展中起到了立竿见影的特效。经过蒋介石的不懈努力，黄埔军校正在成长为由蒋介石可以自由挥动的铁锤，成为他砸烂一切号称强大的军阀和财团的有力武器。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了开学典礼。6月16日，是孙中山遭到叶举炮轰的两周年的纪念日。之所以在这一天举行典礼，就是意欲告知世人，国民党一旦拥有了自己的军队，这类事情就绝不可能再发生。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胡汉民、汪精卫、林森、张继、任朝枢、程潜、许崇智、谭延闿、杨希闵、刘震寰、孙科、吴铁城等南方政权的党政要员、苏俄顾问、各界代表500余人前来观礼，济济一堂，共襄盛典。
孙中山致训词时，宋庆龄身穿黑色长裙和印花上衣站在他的左侧，右侧为身着戎装、齐膝长筒靴、戴着白色手套的蒋介石。孙中山在两个小时的致辞中说：“今天，开这个学校的希望，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创造，要这学校的学生来做基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
致辞毕，孙中山郑重地把陆军军官学校的校印交给校长蒋介石。开学典礼从上午9时，一直进行到下午5时。来宾在大操场观看了阅兵后，方一一离去。自此，黄埔军校算是正式成立。蒋介石为军校制订了校歌、国民革命歌，并请孙中山写了训词。
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歌：
莘莘学子，亲爱精诚，三民主义，是我革命典型；
革命军队，奋斗牺牲，再接再厉，继续先烈精神；
同学同道，以学以教，始终生死，毋忘今日本校；
纪律神圣，重于生命，服从遵守，革命军人本性；
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
国民革命歌：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
总理训词：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先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