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天滚滚之毛泽东三界封神演义《第一部万类霜天（下）》

筱欣奕奕

黄埔军校里的故事，以前很少有关注，学习了。
问好常老师{:soso_e181:}

常昶昶

  七十一
曹锟任命王正廷与加拉汗谈判，双方反复交涉，前后经过5个月之久，屡屡陷入僵局，几经停顿，最后王正廷未经北洋政府同意，擅自与苏方妥协，于1924年3月14日双方初步达成协议，草签了中苏协定大纲草案。该协议草案中有若干条款，如涉及外蒙古的一些条约问题，苏方从外蒙古撤军的问题，以及关于在中国的俄国东正教教会的房地产权等问题，均有损于中国利益。
顾维钧外长将此协议，以及他认为不利于中国利益的条款必须进行修改的意见，呈交内阁讨论，并指出王正廷的所作所为与授予他的权限不符，这是严重的失职，因此，王正廷已不宜继续担任此项职务。当内阁将讨论的结果送呈总统府时，曹锟同意了内阁的意见，并于3月20日下令停止王正廷督办中俄交涉，由外交部接任。
曹锟的这一命令，使加拉汗十分恼火，他立即致函外交部，要求中国政府在48小时内必须接受这一协议，理由是这一协议是中国政府全权代表正式签署的。加拉汗还威胁说，如果中国在限期时间内不给予圆满答复，中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加拉汗很牛，他以为自己说的狠话可以吓倒曹锟。哪知道曹锟根本就不理苏方代表的威胁，至此中苏双方的谈判被迫中断。
加拉汗面对曹锟的不搭理无计可施，他就想到了李大钊。由于中苏复交谈判的情况，外界多不了解，所以，他就让李大钊和共产党北方局的一些共产党人四处制造舆论，说北京政府敌视苏联，故意给中苏之间的谈判制造障碍，致使国内舆论鼎沸。于是各社会团体纷纷发表声明，要求无条件承认苏俄。北京学生联合会甚至投函外交总长顾维钧，警告顾维钧倘若仍执迷不悟，“赵家楼故案可为殷鉴”。赵家楼是五四运动中火烧曹汝霖府邸的事，他们还想火烧顾维钧的家。这个时候的北京学生联合会已经不是什么革命的进步团体，而是成了苏联人的帮凶，而始作俑者就是李大钊。
面对来自各方面的舆论压力，以及学生们的威胁，顾维钧主动报告曹锟。向曹锟阐述了外蒙古问题是中国主权和中国领土完整问题，不容随意侵犯；王正廷无权将过去俄国与中国或任何其他方面签署的有关外蒙古的条约排除在外，而不置于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列，从而默认外蒙古不再是中国领土的部分。曹锟虽然对外交政策及外交问题一窍不通，但是他完全理解内阁的立场没有错，于是立即表示百分之百地赞同内阁和外交部的观点。如果说曹锟在军阀混战中是一个罪人的话，但他在中国主权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情操，远比李大钊要高尚的多。我们讲述这一段历史，并不是为曹锟立传，而是要告诉大家，在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中，没有人可以和毛泽东的情操相比。
中苏谈判改由外交部接办后，总长顾维钧奉命与加拉汗继续谈判。由于曹锟对顾维钧的绝对支持，和顾维钧在外蒙古问题上坚定不移的立场，最后加拉汗终于改变了策略，转而采取和解的谈判方针。经过前后两个多月的交涉与秘密谈判，双方终于在1924年5月31日达成协议，顾维钧与加拉汗正式签署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苏方再次承认外蒙古是中国的领土，并在一定的时间内从外蒙古撤军。摆在中苏两国之间的问题解决了，中苏两国根据协定互派使节，并在同日正式恢复了外交关系。

常昶昶

毛泽东到上海工作后，与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等朝夕相处，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6月份，他将杨开慧母子和岳母接到了上海，在英租界找了个小房子租住下来。这个时候，毛泽东担任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部部长，陈独秀主要是想利用他出色的组织能力来壮大党的组织。谁知道，毛泽东卓越的工作能力，不仅引来了国民党右派的攻击，而且也引来了共产党左派们的责难。
在国民党的中执委中，毛泽东是唯一凭自己的实力被选上的。他发展的国民党党员是与国民党的右派们格格不入的。国民党的右派是传统的大地主和大资本家利益的代表，既有钱，又有社会地位，他们加入国民党目的就是维护自己这个阶级的利益；而毛泽东为国民党发展的党员，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利益的代表，维护的是中下层人民的根本利益。知道为什么在大革命时期，湖南的农民运动那么的汹涌澎湃吗？就是这些国民党的党员给发动起来的。记住，不是共产党人发动起来的，那个时候，湖南只有几百个共产党员，他们哪里来的那么大的能量？国民党党员内部的斗争，首先就反映在国民党的右派与毛泽东的斗争上。这个时候，毛泽东拿的是上海大资本家提供的工资。拿着人家的钱，来反对人家，毛泽东自然成了右派们的眼中钉、肉中刺。
国民党右派们开始攻击毛泽东拿着他们的工资，却给共产党办事，和他们不是一条线上的人。面对攻击，毛泽东自然要反击，他说：他的一切活动都是经过孙中山先生允许的，何况现在本来就是国共一家。毛泽东的反击迅猛而凌厉，让右派们无话可说。于是他们就想到了釜底抽薪之计，掐断了毛泽东的粮袋子。毛泽东在上海要顾及一家人的吃喝，还要交房租，每个月需要花不少的钱。国民党上海党部停发了毛泽东的工资，这让毛泽东非常生气。毛泽东直接给孙中山写信告状，可是孙中山已经离开广州，正在大海上向天津进发。状告不成，没有了钱，只能靠向老同学、好兄弟蔡和森、罗章龙借钱度日。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蔡和森和罗章龙有钱？因为他们乐意当职业革命家，愿意拿卢布，而毛泽东是不拿俄国人的钱的。
毛泽东陷入了经济危机，共产党的左派们，则攻击他不和共产国际保持一致，连苏联人的钱都不花。攻击他尤为激烈的是张国焘，张国焘本来是组织部长，现在被毛泽东给代替了，心中早已不满，终于找到了攻击毛泽东的借口。说白了，现在的国民党右派和共产党左派的心思一样，就是想把毛泽东赶离上海。毛泽东岂不明白？所以他也就只好准备撤离上海了。老实说，毛泽东在上海大约10个月的时间，前5个月是身心愉快的，后5个月简直就是度日如年，在上海可没有在湖南自在。

常昶昶

蒋介石和陈洁如住在黄埔主楼的一楼，居室是一套由一间客厅、餐厅和卧室组成的公寓。蒋经国已经16岁了，完成在北京的学习后，也来到了广州。他已经获得了由莫斯科提供的一笔奖学金，去苏联留学，现在的问题就是经过蒋介石的批准了。蒋介石此时对苏联已经没有了好感，可是他不能拒绝儿子去莫斯科，因为这样就会被苏联人和共产党人视作敌视苏联。他现在还不能和苏联人、共产党人翻脸。因此，他恋恋不舍地送经国踏上了去苏联的路。
一天，邓演达向蒋介石报告说：“查得第一队队长吕梦熊，私自召集会议，同盟罢职，要挟加薪。”
蒋介石闻报大怒，“啪”地用力一拍桌子：“岂有此理！军法从事！来人，传本校长的命令：吕梦熊开除党籍，免职！”
政治部主任戴季陶正好进来，闻听说：“此等小事，无非是加薪，何必如此动怒？”
蒋介石怒气未消：“何谓小事？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小事不整，大事难成，我党多就败在这些小事上了。你来何事？”
戴季陶说：“苏俄和北京已建立外交关系，首任大使加拉汗赴任，鲍罗廷亦是苏俄的外交人员。”
蒋介石说：“这些我已经知道，有什么不妥吗？”
戴季陶说：“倘若站在国际关系的立场，他们支持自己承认国家政府的反对团体，说得过去吗？我看他们是唯恐天下不乱，好火中取栗！军校开学典礼的第三天，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特和邓泽如三位已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我早就和仲恺说过，我们这些本党的政治教官，倒被共产党的教官所排挤，几无立足之地矣！军校是本党的军校，还是苏俄的军校？外面好多军校出身的将领都和我说，你们这样办军校，一定办不好！现在客军也好、粤军也罢，对军校戒心很重。省城的商人也说，黄埔军校培养的是布尔什维克化的军队，所以对军校无不惧恨交加，甚至提出趁军校尚未成气候，赶快从布尔什维克手中拯救广州！这样下去，如何是好？还有，其实共产党对你也不放心，说是成立党部、实行党化教育，就是防止军校培养出私人的军队！”
蒋介石何尝不知道戴季陶所说？然而蒋介石是政治家，当他决定接任黄埔军校校长之职时，就确定了谁是我的敌人，谁是我的朋友。敌人是明确的，而朋友则是随时可能会转化的，本来政治上的朋友就是这样。这需要有一个衡量的标准：一、这种合作必须是向上的；二、这种合作保持着平等和尊重；三、这种合作的确有利用的价值；四、自己的力量还不足够强大时；五、自己所能接受和容纳的程度。张继、谢特和邓泽如等人不过是政客而已，毫无容人之量，成不了什么气候，将来共产党人不喜欢他，国民党也容纳不了他们。戴季陶也是毫无政治家的气魄，他连政客都不是，就是一个新闻工作者，眼睛盯得似乎是大事，可这些大事有哪一件是你需要考虑的？想到此，蒋介石冷冷地说：“你说的不是北京政府要操心的事，就是孙先生要操心的事，你不能把本校的政治工作抓好吗？比如让军人讲奉献，少讲薪金待遇？”
没有想到蒋介石会是如此的态度对他，让戴季陶来了个烧鸡大窝脖，怏怏不乐而去。过了两天，苏俄政治顾问鲍罗廷到军校做精神讲话，党代表廖仲恺也讲了话，最后是蒋介石讲话。他说：
“各位同志、学生：
刚才苏俄同志及我们党代表所讲的话，讲得很彻底，想必你们听明白了。我听了他们的讲话，有很大的印象，好多的感想，而且觉得无穷的惭愧。------我们中国呢？不但没有真正的革命军，而且革命党员借着军队来在争权夺利，所以，中国革命至今不能成功。比方党里委托他练一个团的兵，他就争权夺利，耀武扬威，到了后来，什么叛党卖国的事都做得出来。如此的革命怎么能成功呢？
我们中国军人还有一种最大的毛病，就是只知道盲从官长，不知道国家是什么，主义是什么。真正的革命军人，是要以信仰主义，服从纪律为职责------。你们要晓得你们是党的学生，是国家的学生，是主义的学生，你们将来出去做事，也不是为哪一个人做事，是为党做事，为国家做事，为主义做事------。对个人盲从的习惯，是要竭力打破的，------十三年来，中国的军队被袁世凯辈弄坏了，他们专用钱来收买军人，军人变成他们个人的利器，专供他们做家狗。如此久而久之，相习成风，就变成今日这个亡国的现象。我希望你们以后痛除从前这种腐败的恶习，扫除你自己卑劣的思想，不要盲从官长。
我们是为求民族自由、民权平等、民生福利而来做军人的，我们是为求国家独立、社会进步而来革命的，决不是跟到一个人或认识一个人来革命的。如其跟到一个人，或是认识一个人来革命，那就不能叫做革命，那就是叫做盲从，那就叫做私党，那就叫做他人的奴才走狗了。中国人的思想习惯，到如今仍旧是几千年前皇帝奴隶的恶劣思想，------革命总是要以主义做中心，国家做前提，切不可盲从，更不可自私自利，专为个人衣食利禄，这样方才可以叫做革命，方才可以叫做革命党员。”
蒋介石的讲话受到了鲍罗廷的赞扬。其后在6月28日、29日他连续发表演讲。他告诉同学们：“‘古人云：“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这两句话是千古不能磨灭的定理。你们要想得到高尚的有趣味的军事学识，总要由卑而高、由近而远的，决不是可以躐等的。”
“在我们中国一般军官，大多数只晓得升官发财，哪里还有工夫去研究典范令呢？至于外国军官，不但是尉官、校官，就是做到将军，也都拿典范令随时带在衣袋里做宝贝，天天拿来研究，好像从前我们中国的读书人，把四书五经做生命一样。”
“不但如此，你要晓得他们研究的东西，最初是拿什么做根据的，是拿历代的战史做根据的，这几千年来的战史，你晓得其中死伤了多少生命，消费了多少心血，才成立的呢？由此一想，凡是学问中称为原则的，并成为一种有系统的，决非一朝一夕所能，这是很重要很烦难的一样东西，切不可轻易看过。”
“为什么要操正步？为什么步行一分钟一百十四步，跑步一百七十步，为什么一连一百二十六人？为什么骑兵有三连制和四连制？这是要费很多的研究工夫方能定下来的。所以，你们以后不要以为典范令是干燥无味的学问，不去注意它。”
“今天我们学校里开党员大会，自然大家都可以发言，党员是一律平等的，谁都不能干涉谁的。不过，我们要晓得自由平等是有范围的，不是无限制的。如果自由平等没有限制，便乱作乱为，那还成什么样子呢？我们中国革命至今不能成功，就是因为大家误会了自由平等的意义，乱作乱为，毫无秩序，像这样弄法，就再革命数十年，也不能成功的。”
在蒋介石的讲话中，他公开要求同学们向苏俄学习，以它山之石磨砺黄埔军校这块玉。他对同学们说：“俄国的共产党员在1917年革命时，党员只有民众的万分之一，我们国民党员现在党员人数占国民人数的千分之一。论理，我们做革命运动要比俄国容易，为什么事实上适得其反呢？就是俄国共产党的党员，什么艰苦的工作都愿意去做，而我们国民党党员不能如此。俄共党员只愿为国家为群众谋幸福，却不单为自己谋幸福，权利让给人家，义务却拿归自己。
大凡革命事业，都是非常的事业，所以革命党人应该要有非常的人格。革命党党员的任务，不仅是自己好了就算，还要感化他人，俄国共产党人就是能够这样。他们少数党员加入到一个团体里头，不到几天，那个团体里面的性质和心理，以及一切秘密信息，统统都探得明明白白，不多时候，完全接受他们的运动，受到他们的感化。所以，他们红军有许多地方用不着打仗，而使得敌人心悦诚服来投降，因为他们一举一动，都以主义为前提，都以精诚来团结。
我们的总理孙先生，学问、道德、思想都和列宁一样，本来早该成功，无奈我们一般做党员的人，不能像俄国党员的奋斗牺牲，来资助总理革命，所以，至今还不能成功。现在我们学校内有五六百人，如果我们党员以后都能努力于革命工作，还怕不能建设一个良好的中国吗？希望大家从今日起，都提起精神，来担任中国建设的责任。”
7月1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成立了革命军事研究会，凡属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生，都必须是会员。“革命军事研究会”设中央于校本部，地方分会设于各处有黄埔学生的地方。规定：会员5人以上的地方要建立组织，每月开会一次。开会的会纲也作了详细的规定，共8项：一是情报，二是时事，三是编制，四是调查，五是教育，六是兵器，七是培材，八是建设。开会研究的事项规定的就更加清楚，共有13个目：1、每周之国内军事变化；2、北京伪政府军事、政治、经济、命令之记录；3、世界各国每周政局之变化及革命消息；4、北方军队移动消息；5、南方作战部队之编制研究；6、预定将来作战道路线之调查；7、学生毕业后召集干部教育之日数、人数之研究决定；8、南方军队之弊端及对比改良之方法，并注意重点之研究；9、各方派遣兵要地理调查员之计划（道路、地形、经济状态、风俗、民情、交通、给养力、宿营力、户口居民数）；10、旧时之兵器研究利用；11、革命军成立之计划（人数、期限、器械、饷项）；12、革命军之编制研究；13、广东军事、财政、农工状况之研究。

常昶昶

7月6日，蒋介石又在黄埔军校成立了国民党党部。在成立的大会上，蒋介石就党与校的异点及教育方针向学生们作了报告：“第一，先讲党与学校的关系。校是由党产生的，有党方有校，党与学校的关系是不可分离的，但党与学校的职务是彼此不相同的。所以，同志们在学校里，不能把党与学校混合来看，手续上与性质上都要辨别明白，方才不会发生误解。学生不能用党员资格干涉教育，官长亦不能用上级资格干涉党务。”
关于党与学校的关系，蒋介石只要有机会就会讲。他说：“要使学生都明白党员的责任，担负同志的义务，将来出外任事，对于党要晓得怎样去活动，怎样去工作，作一个正正当当的革命党员。所以，我们学校的党部成立以后，如果办得不好，不唯本校堕落，没有希望，本党也再不能实行向来改良军队的主张。如此，本党的主义就被我们军官学校弄坏了，中国的军队永远无法改良了，你们要晓得以后中国的军队如果不能受党的指挥，不能以党的主义为中心，那是无论什么军队，不能利国福民，只能祸国殃民的，这样下去，中国的革命永远不能成功，所以，我们军官学校成立党部，以后如果学校不好，不唯了你们各位本身，对你们自己不住，并且害了本党，做本党的罪人，又害了国家，做国家的罪人。本校长自问是不愿负这样大的罪名，并且也决不能允许我们各位负这种罪名。------”
戴季陶就是一个书生，是一个只会说，而不会去干一件实事的人。蒋介石让他管好自己的政治教育工作，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于是辞职回到了上海。回到上海的戴季陶为了显示自己的观察力是多么的敏锐，思想是多么的深邃，又给蒋介石写信说：“国事当时代转换之秋，旧秩序已破裂，新秩序未建成，人自为意，必不可免，盖社会心理在革命期中之必然态状，无足忧亦无足惧。吾人但有正确之见解与宁静之态度以对之，斯得矣。若正确见解不能得，则宁静之态度更和从是，先生所谓行之非艰知维艰是也。”戴季陶是属于那种不干实事儿，只知道琢磨别人的人。蒋介石早已经洞察世事，他属于看透的人，所以根本不需要说。因此他不再愿意回应戴季陶的信，只是劝他打起精神，无论遇到什么艰难困苦，都要忍耐坚持。关于他自己，只表示矢志为党牺牲，其他的什么也不说。至于戴季陶所说的政治、教育上的纷争，自己现在还不想介入，也没有精力介入。
蒋介石现在的确很忙，他不仅是校长、粤军参谋长、国民党中央本部军事委员会委员，还被任命为长洲要塞司令、各军事训练筹备委员会委员长，整天忙得席不暇暖。但让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无政府主义之风刮进了黄埔军校，严重影响了学生的正常训练，使有的学生不再相信三民主义，而改信无政府主义。这种状况怎么会发生？想来想去还是政治思想教育没有跟上去造成的，这个戴季陶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无奈，他只好和已经兼任广东省长的党代表廖仲恺一场一场地给学生们讲话、作报告。
“无政府主义，说得好听些，是一种很高尚的理想，说得不好听些，就是浪漫主义、退化主义。------就是我自己也经过这一个思想的阶段，后来和同志们详细讨论，经过种种研究和经验所得的，再按着中国的情势以及现在的潮流，下实际体察的功夫，才知无政府主义不犹不能救中国，实在是祸害中国、灭亡民族的主义，才知道想救中国，非本党总理的三民主义不可。我们并不是妄自菲薄，我们的聪明实在是及不上总理，总理的理想实在比我们高出一筹。现在我们中国，处在这种极危险的环境里，国内只有种种坏人、官僚军阀，勾结外国帝国主义来谋害中国，试问有谁能想出一个主义来救中国？除了本党总理的三民主义之外，还有第二个主义可救中国吗？若是没有这个三民主义，我们中国的危险究竟怎样解除，我们的国家究竟怎样建设，我们就是拼命地去革命，究竟从哪里下手，这样想来，几乎要发神经病。像我这样的人，或者因为发了神经病早已死掉，亦未可知，如果到了这种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中国不是更加危险了吗？现在有这个三民主义来指导我们革命的方略，我们革命党，还可以慰藉我们自己革命的心理，马上搂着去实行。------本校是为实行三民主义而创办的，除了按照三民主义的思想去实行外，没有别的事，也不许有别的主义侵犯到这个学校来。以后我们党员对于三民主义绝对要服从，不准有一毫怀疑，而且不许有批评三民主义的态度，如果有怀疑三民主义或变更三民主义的人，就是叛党，那就是我们的敌人------”
蒋介石现在是只要有机会，就要树立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神圣的形象，他要让孙中山和三民主义成为偶像，有了偶像，自然就可以使用“忠”和“孝”了。闲话少说，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是人民革命事业的最凶恶的敌人，也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最主要的对象。随着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帝国主义也加紧了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和破坏。首先出面干涉孙中山联俄革命的，是英国这个当时号称世界第一强国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
英国人本来就敌视苏联，看不得孙中山向苏联一边倒，他们就利用香港这个据点，勾结陈炯明，试图反攻广州。为了一举拿下广州，他们指使英国汇丰银行广州分行的经理、买办陈廉伯，以商民自卫的名义，组织了4000人的广州商团，作为反对孙中山革命政府的别动队。陈廉伯为进行武装叛乱，向香港南利洋行定购了长短枪9840支，子弹337.42万发，由悬挂挪威国旗的丹麦商船“哈佛”号偷运到广州。
8月9号，在广州还是炎热的夏日。就在这天早晨，划归蒋介石这个长洲要塞司令管辖的江固号和永丰号军舰，正在珠江沙角白鹅潭一带游弋。忽然，一艘挂着挪威国旗的商船进入江固号与永丰号的视线，两舰遂将商船拦下。江固号上的人喊话说：“长洲要塞司令蒋中正，奉大元帅令巡查缉私，停船检查。”
长洲要塞位于珠江中流，为广州东南屏障，也是广州政府的海军驻地，黄埔占长洲岛一隅，为军校校址，故要塞司令一职由蒋介石兼任。要塞司令部副官向蒋介石报告了查获商船偷运枪支的情况，蒋介石马上意识到了将有大事发生，他没有莽撞，而是先向孙中山作了汇报。孙中山指示他将“哈佛”号货轮带往黄埔军校门口扣押。一向军事敏感的蒋介石，立即招来总教官何应钦、学生总队长邓演达，商议决定进行革命募练计划，以防备将有可能发生的战争。会议上，他们起草了致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函。
函称：时局至此，革命募练计划万不能缓，兹预定练干部三营，以为整顿现有各军及以后新练各军干部之用，此外预备步兵三团，炮兵、工兵各一营。步兵团每团步枪约计2304至2340杆。，机关枪6杆；其余人数合官兵佚役与输率，共计全团3569名；开办费合枪械、服装、用具、驮马、招募费等，共计43.6万元，总计步兵三团，炮、工各一营成立费272万元，而12门之炮价尚不在此数内。------骤听之未免骇然，以为过巨。然分划时期，按计划进行，如以一年为成立之期，则每月支出，平均不过22万余元，政府果有决心，视此次为治本第一之道，期其必成，则筹备此款似不过难。------唯此事筹备成立为期最短一年，从速进行商虑不及，岂容再缓？------如能照计进行，3个月之内可成三营之干部，6个月之内可成步兵一团，9个月之内可成步兵二团，而至明年7月，步兵三团、炮工各一营均可如期成立。以中正之意，如果三营干部能于3个月之内成立，则广州根据地可以策安全而无虑。适至革命军三团成立以后，不特广东全局可以肃清，即底定中原，亦易着手。此非中正妄自夸大之词也，以中正观察，广东现在局势实无军事计划可言，必待三营干部成立，则训练革命军之根基乃成，而广州于以稳固。如果革命军能成立二团，则广东全局可以平定，而军事计划始有可言者。倘三团完全成立，则北伐大计并可实行，不然则今日局势，战略既无可施，政治又属空谈，唯有坐以待毙而已。势已急矣，时不我待，及今为之，或未为晚。是否可行，尚祈于本月以内决定，俾可克日进行，以免迁延贻误，则大局幸甚，吾党幸甚。以上政治委员会。

常昶昶

蒋介石信心满满，有一团兵力就可以底定广州，这在很多人看来是绝对的吹牛，然而蒋介石却有十足的把握。在给政治委员会上书以后，他就更加严格要求学生们了。他要求学生们要肯负责、敢于负责，就是办错了，上面也能原谅大家。他手把手教学生们如何办事，如何提高办事能力和办事效率。因为这是致胜敌人的第一法宝，即反应迅速、以快制敌，故人虽少也如虎入羊群。
蓄意谋叛的广州商团，在枪械被蒋介石扣了10天以后的8月19日，以广州革命政府控枪为借口，出动了两千多名团丁，包围了孙中山的大元帅府，蛮横地索取枪弹，完全没有把孙中山放在眼里。陈廉伯一方面与国民党右派、驻广州的军阀暗通音信，准备武装暴动；一方面扩大事端，煽动并胁迫商民罢市。他们诋毁孙中山的广州政府“赤化”了，要实行“共产共妻主义。”
在这之前的8月13日，广州街头已经暗流涌动。廖仲恺以黄埔军校党代表的名义，电请蒋介石派两队学生军前往市内维持治安，向民众宣讲扣械真相，驳斥敌人谣言。而军校枪械苛缺，学生有要求动用所扣商团枪械的呼声。在学生军出动前，蒋介石针对这一问题向学生们讲道：
“现在政府把商团私运的军械拿到学校里来，决不能算是本校的军械，乃是本党的军械。------如果我们仍同从前假革命军一样，不听政府命令，不受本党指挥，军械拿到手就算是私产，这就是假革命军了。------所以，我们学校对于这军械如何处置的问题，决没有容喙的余地。如果党里说这个军械我们可以取用，我们就取用，如果党里说我们始终保管，那就要保管，要完全做一个革命军的模范人物给人家看。”
19日，就在大元帅府被围这一天，孙中山派代表携其亲笔信到商团总部，揭发陈廉伯企图利用商团颠覆政府的阴谋，劝告商团不要附和叛逆，以免铸成大错。20日，省长廖仲恺下令通缉陈廉伯。23日，商团对政府公开提出三个条件：一、扣留之枪械，无条件发还；二、准商团成立联防总部；三、取消对陈廉伯的通缉。孙中山对商团的要求未予答复，商团便在25日强迫广州和广东省内一百多个城镇总罢市。为了配合商团的行动，英国也派出9艘军舰集中在广州市的白鹅潭水域，公开进行恫吓；并让驻广州领事照会孙中山，倘若对商团诉诸武力，英舰将炮轰大元帅府，现在的局势，可谓是危如累卵、千钧一发。
孙中山在这种局势下，失去了对策，他以北伐为名让黄埔学生第一队护送他到韶关，一同被护送到韶关的还有宋庆龄、和鲍罗廷的妻子，鲍罗廷坚守在广州。在这一队学生中，有一个学生叫徐向前，他的任务是放哨和警卫。送走了孙中山一行，蒋介石和廖仲恺进行了商议：立即成立了工兵队；派何应钦专责筹备教导团，派第一总队总队长邓演达为教练部代理主任，以教官严重兼第一总队长；调整已入学的第二期学生的教学计划，先进行野外训练，做好应变的准备。一切安排完毕，蒋介石突然问廖仲恺：“叶剑英在干什么？”
叶剑英1897年4月28日生于广东省梅县雁洋堡下虎形村一个小商人家庭。1917年考入云南讲武堂，是朱德的同校师弟，毕业后在粤军第二师张民达部任职。他参与黄埔军校的筹建，是黄埔军校的教授部副主任，7月份被廖仲恺调回二师，协助师长张民达反击林虎的进犯。廖仲恺说：“二师建平大捷后，回师广州。叶剑英奉我的命令创办粤军第二师独立营，目的是配合黄埔军校培训军士，他在香洲创办了个‘小黄埔’。现在一个黄埔式的独立营已经建立起来了，全营有8个连队，900余士兵。营连长和教官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优秀革命军官，阵营很是整齐。”
蒋介石听到这里，一拍大腿，兴奋地说：“太好了，让叶剑英抓紧训练部队，随时听我的命令。真是天助我也，商团不反便罢，如敢反一天灭之。”
廖仲恺惊诧地说：“介石，你怎么有如此信心？”
蒋介石说：“仲恺兄，叶剑英可成为我的一支奇兵，配合我黄埔军行动，二军成剪刀形、夹击之势，岂不是天灭商团。”
廖仲恺问蒋介石：“英舰威胁炮轰大元帅府，如何处之？”
蒋介石说：“总理已北上韶关，正是英舰无可要挟之时。我们只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灭了商团，英舰就没有时间做出反应。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一是练兵，二是备足枪械。仲恺兄，俄国援助的枪械何时能到？”
廖仲恺说：“大概也就在这20天内了。”
蒋介石说：“好，我不惧矣！”

筱欣奕奕

国共的故事，好好学习中。。。
感谢常老师的分享，新春快乐！{:soso_e181:}

常昶昶

祝各位朋友春节快乐！

筱欣奕奕

祝福常老师——
羊年，身体得意羊羊，心情春日暖羊，诗文羊羊洒洒，阖家喜气羊羊。

憬悟

常昶昶 发表于 2015-2-16 17:58
蒋介石信心满满，有一团兵力就可以底定广州，这在很多人看来是绝对的吹牛，然而蒋介石却有十足的把握。在给 ...

新年问好！祝常老师羊年吉祥、作品多多！！

常昶昶

七十二
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张作霖损兵16万，退回关外。经过两年的休整，不甘心失败的张作霖，决定再次争霸中原。他一方面与段祺瑞、卢永祥联系，一面派人来到广东与孙中山接洽，他希望孙中山从南方出兵北伐，牵制长江以南的吴佩孚军队。为了联络孙中山，张作霖特派姜登选、韩麟春等人来广州晋见孙中山，商议合力倒曹事宜。鉴于张作霖频频遣使来访，孙中山从1923年秋也不断派张继、宁武、汪精卫等人到沈阳回访张作霖，并进一步商讨倒曹大计。孙中山的南方革命军不但兵力少，而且武器装备也差。张作霖在把孙中山纳入反曹联盟后，又担心他难以完成在南方牵制曹锟、吴佩孚军队的重任，于是，决定对孙中山予以援助，以增加他的战斗力。
汪精卫回访张作霖时，张作霖一次就让他给孙中山带回去50万元，以后又陆续给了孙中山80万元。张作霖还从海路给孙中山送来枪支3万条，子弹30万发，银洋20万元。1924年春，孙中山又派任朝枢抵沈阳与张作霖协商讨曹计划，最后商定由张作霖的全权代表张学良、孙中山的全权代表孙科、段祺瑞和卢永祥的全权代表卢小嘉，在沈阳举行“三公子会议，”正式成立了以倒曹为宗旨的张、孙、段反直三角联盟。
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正式爆发，直系的齐變元和担任淞沪联军总司令的皖系卢永祥“文雅”开战。所谓“文雅”开战，就是双方在开炮时，你打几炮，我也打几炮；你什么时候开炮，我就什么时候还炮。双方军队除了有炮击，地面部队并没有什么冲突，就这样过了半个月。9月17日，直系的孙传芳率军越过仙霞岭向江山市推进，浙军第二师发生政变，由浙江衢州退守福建的仙游。孙传芳抄了卢永祥的后路，由南向北进攻占领了杭州，又直奔上海而来。卢永祥受到了左右的夹击，被迫于10月13日通电下野，东渡日本。
江浙战争一爆发，张作霖就通电响应卢永祥，对直系宣战，孙中山也在韶关宣布北伐，以示响应。张作霖对直系宣战后，就将奉军兵分6路，自任“镇威军总司令，入关讨直。”吴佩孚在四照堂点兵，分四路抗击张作霖。任命西线的冯玉祥为西路总指挥，他自己则率领东线兵马坐镇山海关，与张作霖正面对阵。吴佩孚的算盘是自己在东线吸引住张作霖的主力，让冯玉祥率西线直军自西向东侧击张作霖，如此则可以一举击败奉军，从而获得第二次直奉大战的胜利。
吴佩孚哪里知道，这时的冯玉祥已经产生了异志。他表面上服从吴佩孚的命令，率军从北京的西北东进，但他同时密令鹿钟麟，抢占北京城。鹿钟麟偃旗息鼓一天一夜行程140里，于10月23日午夜来到北京城外，在北京警备副司令孙岳的亲自接应下，悄悄入城，接受了北京全城的防务，囚禁了大总统曹锟。10月24日，当时的内阁总理颜惠庆，遵照冯玉祥的意思，通过报纸发表了四道命令：
1、停战；2、撤销讨逆军总司令名义；3、解除吴佩孚的直鲁豫巡阅使及第三师师长等职务；4、任命吴佩孚为青海垦务督办。
随后，冯玉祥、孙岳、胡景翼三人，以总统曹锟的名义准许颜惠庆辞职，正式任命黄郛为总理，组织摄政内阁。黄郛大家还记得吗？就是蒋介石的盟兄。冯玉祥入住北京，就以主人的身份致电奉系的张作霖、皖系的段祺瑞和广东的国民党领袖孙中山，邀请他们一起到北京共商国事。

常昶昶

1924年，在国共合作下，以广东为根据地的国内革命运动发展很快，急需大批干部。陈独秀根据这个情况，指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选送干部回国。周恩来按照他们议定的日程，把准备送回国的干部先送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段时间。周恩来没有去莫斯科，而是直接带着旅欧党、团组织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中央写的一份报告，于1924年7月下旬，从法国启程回国。他先乘船来到香港，然后在9月初，又从香港乘船到达广州。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州地委的阮啸山、彭湃两个人到长堤迎接周恩来，他们先把周恩来接到彭湃在思贤街的住处居住。在这里，周恩来拿出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写给团中央的报告。阮啸山、彭湃打开一看，原来写的是对周恩来的评语：
周恩来——浙江人，年26岁，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说话动听，作文敏捷，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英文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书看报。本区成立的发起人，他是其中的一个。曾任本区三届执行委员，热心耐苦，成绩卓著。
周恩来到广州后，在国民党中央青年部主办的平民教育委员会找到一间房子临时办公。经过与当地共产党组织的接触，他很快发现广州的共产党工作几乎处于停顿状态。谭平山现在是国民党中央的组织部部长，在广州的20多名党员大都跟随谭平山，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工作。因此广东区委在被取消后，只保留一个广州地委，力量薄弱而涣散，党的组织实际上已经处于空巢状态。周恩来把情况汇报给中央组织部，组织部部长毛泽东决定重新建立广东区委。10月份，中共中央组织部任命周恩来担任新的广东区委的委员长兼宣传部长，并派陈延年等同志协助周恩来开展工作。新的广东区委的工作范围，除广东外，还负责领导广西、厦门和香港等地党的工作，所以，通常称作“两广区委”。
戴季陶去职，政治部主任之职遗缺，军校又受到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商团叛乱在即，更加需要加强军校的政治思想工作。蒋介石有感于国民党人中缺乏真正的政治人才，就让廖仲恺和共产党协商请共产党人担任政治部主任一职。陈独秀经过权衡，决定让周恩来到黄埔军校担任此职，广东区委的工作由陈延年主持。周恩来到了黄埔军校先担任政治教官，经过蒋介石、廖仲恺的考察，认为他是一个可以合作共事的人。在11月份，也就是商团叛乱被平息后，让周恩来接任了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

常昶昶

孙中山北上韶关，临行之前，派人送给蒋介石一封信，蒋介石拆阅：
“广州一地现陷于可致吾人于死亡之因有三：第一，即英国之压迫。此次罢市风潮再多延一日，必有冲突发生，而英舰所注意，必为大本营、永丰、黄埔三处，数十分钟便可粉碎，吾人对彼决无抵抗之力。此次虽幸免，而此后随时可以再发生，此不得不避死就生之一也。其二，即东江敌人之反攻，跃跃欲动，如再有石碑之事发生，则鹿死谁手。殊难逆料。其三，则客军贪横，造出种种罪孽，现在已亦必死之因。有此三死因，则此地不能片刻再居，所以舍去一切，另谋生路。”孙中山在最后写道：“现在之路，即以北伐为最善，------以战场为学校，必有好果也。吾党之士切勿犹豫，大局幸甚。”
蒋介石看完孙中山的信，感叹道：“看来孙先生对粤局，是绝望了。”
孙中山要逃跑，廖仲恺是坚决反对的，他也主张对商团进行镇压。可是，他给孙中山建言多次，孙中山就是不听，廖仲恺一气就辞去了广东省长的职务，回到黄埔，专心协助蒋介石经营黄埔军校。蒋介石找来廖仲恺，让廖仲恺看了孙中山写给他的信。然后问廖仲恺是什么看法。
廖仲恺说：“形势固然危机，有苏俄的支持，依靠工农的力量，或许还有转机。”他口风一转，对蒋介石说：“有一个好消息，鲍顾问告诉我，我们向俄国订购的山炮、野炮、轻重机关枪和长短枪、各种弹药，不日即可运到。只是英舰虎视眈眈，在何处卸货，我们必须想个万全之策。”
果然，几天后，孙中山发来手令，指示在黄埔起卸俄械。随后，又给蒋介石发来手谕：“对于货之计划，兄有成竹在胸否？鲍顾问意见如何？皆无一定之用途，便可将货运韶关，由我想法可也。”
蒋介石对廖仲恺说：“俄国枪械，弟意用于编练新兵，万不可星分各军。仲恺兄何意？”
现在的廖仲恺等于是鲍罗廷的影子，只要廖仲恺同意他的意见，就等于鲍罗廷同意他的意见。廖仲恺说：“鲍顾问的意见，枪械要用来武装工人团、农民自卫军和本校。”
两个人正在议事，教导团团长何应钦进来报告：“报告校长、党代表，据报，商团正在煽动，要总罢市。”
蒋介石说：“长洲要宣布戒严，并速请孙先生回省垣才好。”
廖仲恺赞成蒋介石的意见：“我和鲍顾问商议，发动工、农。”
蒋介石提醒廖仲恺：“不要忘记通知叶剑英。”
随急忙给孙中山写信，报告广州千钧一发的危险局面。一时间，在广州到韶关之间，车马狂奔，信使穿梭不息。10月9日，一大早，蒋介石分布戒严令，长洲全岛戒严。
军校第一总队长严重向蒋介石报告：“校长，广州陷入恐慌，局势一片混乱！不少人纷纷逃难。校内也是谣言四起，局势甚危！”
此时，孙中山派人送来两封信函：第一封命蒋介石尽将黄埔军械速速运往韶关。如无罢市则先将俄械运去，商团枪械按照所议条件办理；第二封命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应对商团事件。随即，政治总顾问鲍罗廷亲自来到黄埔，和蒋介石、廖仲恺商议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人选。
鲍罗廷说：“以孙总理为会长，除贵校长外，廖仲恺、许崇智、谭平山为委员，陈友仁也当加入，以应付外交方面。”
蒋介石吃惊地问：“胡汉民、汪精卫不加入？”
鲍罗廷说：“革命委员会，主张妥协者一旦加入，徒增分歧。”
“可是，胡、汪不加入，恐麻烦更多。”蒋介石争辩说。
鲍罗廷坚持说：“他们反对镇压反对派，倘若加入，委员会议而不决，如何应对瞬息万变之局势？”
蒋介石无奈，匆匆致电孙中山，要求把胡汉民、汪精卫也列入委员会中，至少汪精卫要参加，否则，不如暂缓成立。不一会儿，秘书张家瑞神色匆匆前来报告：“校长，韶关密电！”
蒋介石接过来一看，乃是要他速速弃黄埔的密令：“------我来韶关之始，便有弃广州为破釜沉舟之北伐，今兄已觉得广州有如此危险，望即舍去黄埔一孤岛，将所有枪弹并学生一齐速来韶关，为北伐之孤注，此事电到及行，切勿留恋，盖我必不回救广州也。当机立断，万勿迟疑。”
蒋介石急招何应钦、王柏龄过来商议：“敬之、茂如，你们看，该怎么办？”
何应钦说：“校长，胡代帅还在和商团紧急谈判中，只要不致决裂，事仍可为。”
王柏龄分析说：“即使和商团决裂，现在北方直奉战争打得正酣，英酋未必会在这个时候对广州下手。只要英酋不炮舰干涉，商团事不难解决。”
蒋介石说：“不是我放弃黄埔逃生，而是要请孙先生回来！今日蒋某人誓做民国之文天祥、陆秀夫，绝不放弃黄埔！”
蒋介石说完，提笔给孙中山写信：“------叛军和奸商联成一气势益凶，埔校危在旦夕。中正决死守孤岛，以待先生早日回师来援，必不愿放弃根据重地，致吾党永无立足之地也。如果坚韧到底，日内叛奸或不敢来犯，再过数日，则吾军准备完妥，乃可转守为攻，果能渡过此难关，则以后当入坦途。------故此时中正绝不离此一步，务望先生早日回省，是为今日最大之关键也------。”
信发出了，蒋介石一边等待孙中山的指令，一边忙着部署应变。傍晚，孙中山又发来一电，令将商团枪械交由民国统率处督办李福林发还商团。蒋介石知道，这是胡汉民、许崇智和商团谈判的结果：商团捐助政府20万元，政府先发还枪械4000支。于是，他命令何应钦、严重道：“快与李福林接洽，今夜即将枪械移交彼处。”
深夜，蒋介石正在指挥学生军向李福林部移交枪械，孙中山又派人送来一函：“革命委员会要马上成立，以对付种种非常之事。汉民、精卫不加入，未尝不可，盖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而汉民已失此信仰，当然不能加入，------精卫本亦非俄派之革命，不加入亦可。吾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而汉民、精卫恐皆不能降心相从，且此二人性质皆长于调和现状，不长于彻底解决。现在不生不死局面，有此二人，当易于维持，若另开新局，非彼之长------。”
蒋介石明白了，其实孙中山不要胡汉民加入革命委员会，是为自己留下退路。第二天是10月10日“双十节”，黄埔军校举行阅兵式。蒋介石正在讲话，突然间狂风暴雨袭来。面对此场面，他站在讲台上没有动，对同学们说：“遇着这种狂风暴雨，正所谓风雨飘摇之中，这也正好像我们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市的光景一样。我们在这危急存亡的时候，大家要更加奋发才行------。”
阅兵式刚结束，秘书张家瑞即将孙中山“十分火急”的电报交给蒋介石。蒋介石展开一看：“商人罢市与敌反攻同时并举，叛迹显露，万难再事姑息。”蒋介石一看，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心想：孙先生改变了原来的立场，不知道是自己的决心起了作用，还是俄国人起了作用。但不管怎么说，总算是做出了正确的指示。
这时，探报说：今天商团以召开全省商团成立大会为名，急召各地商团的团丁向广州集结，商团正在永汉路双门底搭架 棚。廖仲恺看到孙中山的指示后，急忙给胡汉民打电话：“孙先生已明示对商团不再姑息，当命令各地商团不得到省城集结，同时命令公安局拆除 棚。”接着，他又对蒋介石说：“下午要组织各界举行盛大巡游，以显示工农力量！我即与共产党方面接洽，出动工团军，本校的学生也参加巡游。”
蒋介石同意廖仲恺的意见，二人简单作了分工：由廖仲恺组织工人、农民、学生游行；蒋介石负责在黄埔整军以待。下午三时，广州各界庆祝“双十节”大游行开始，在队伍前排游行队伍举着一个巨幅横额，上书“双十节改为警告节！”
大约四点多钟，正在焦急等待城内消息的蒋介石接到报告：商团武装以保护接领的枪械为名，在长堤西濠口一带放出警戒线，实行戒严。当游行队伍途径西濠口时，商团怀疑他们要抢劫枪械，遂向游行群众开枪，射杀数人，造成了流血冲突。蒋介石闻报，急忙给胡汉民打电话，谁知大本营留守府正忙着逃跑搬家。蒋介石几经周折，才在省政府找到他。蒋介石说：“胡代帅，事已决裂，不能不当机立断！”
胡汉民无奈地说：“我已命公安局弹压，可新任局长李朗汝担心糜烂商界，犹豫不决，这如何是好？”
蒋介石果断地说：“展堂兄，这不是商人的问题，是帝国主义要控制我们。我们不能不反击！把吴铁城火速从韶关调回，让他复任公安局长！”
当天晚上，蒋介石在军校举行动员。11日，孙中山电告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名单是：廖仲恺、汪精卫、蒋中正、陈友仁、谭平山。蒋介石又马上给孙中山回电称：“十万火急。韶州。孙大元帅钧鉴：中密。本日省城尚未开市，------各军非先准备南下，击灭逆敌，断难北伐。中正当死守长洲，尽我职务，尚请先生临机立断，勿再以北伐可能，而致犹豫延误。------为今之计，惟有集中韶关兵力，南下平乱一途也。”
孙中山回电说：“北伐必能成功，无款亦出，绝不回广州，望兄速舍长洲来韶，因某军欲劫械，并于杀兄，故暂且避之，以待卫队练成再讲话。陈贼来攻，我可放去由争食之军自相残杀可也。乱无可平，只有避耳------”

常昶昶

孙中山仍然对平叛没有信心，而且还给蒋介石带来一个信息：有军阀要谋杀蒋介石并趁机劫取枪械。因此，他要求蒋介石把苏俄运来的枪械，连同扣押商团还余下的枪械，和学生一并速离开黄埔去韶关。但是，蒋介石并没有听孙中山的，只是令一队学生押送部分枪械前往韶关。
13日这天，陈炯明部占领石龙，向石滩进攻；省城内，商团的罢市仍在持续中，谈判也已中断。在蒋介石和胡汉民的一再请求下，孙中山看到不平叛，自己就会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了，遂连发命令：命大元帅府所辖各军，一律改称建国军；命桂系唐继尧为副元帅兼滇、川、黔军总司令；命桂军刘震寰部截击陈炯明；命吴铁城率警卫军自韶关急速回省，另将湘军3000人也开拔回来。
14日，孙中山又下达手令：“兹为应付广州临时事变，未平定期内，所有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飞机队、甲车队、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陆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学校兵工厂卫队、警卫军统归蒋中正指挥，以廖仲恺为监察、谭平山副之。”又令胡汉民代理革命军事委员会会长职务，应付事变。
当天，胡汉民以省长身份发布命令：“解散商团，广州全市戒严；任命滇军总司令杨希闵为戒严司令；滇军开赴长堤、沙基、黄沙扼守御敌。”蒋介石下令：“军校顾问切列盘诺夫负责日常校务；教导团第一营服从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指挥，第四连开赴沙角；教导团连长何芸生带赣军新兵100名到校防守；第二、第三队开赴市区进行夜间‘演习’。”
晚上7时，天上阴云密布，远处雷鸣电闪。全副武装的黄埔军校第二、第三队400余人，在军校大操场列队待命。校长蒋介石训话说：“今日到省城进行夜间演习，本校已通告市民毋须惊慌，你们务必严守军纪，一切听从官长命令，不得扰乱百姓。出发！”
数百人的队伍匆匆走出校门，登上早已备好的船只。经过大约一个小时的行使，来到东堤军校办事的专用码头。船正在奉命靠岸，“轰”的一声炸雷，大雨倾盆而下。“登陆”！总队长严重一声令下，400多名学生冒雨下船，列队前行。进入广州市区，同学们隐隐约约看到，在街道墙面上贴有的“驱逐孙文”、“建立商人政府”的标语。队伍行进到省政府门前，严重让大家入内休息待命。
省政府现在是大本营留守府的所在地，蒋介石已经先期抵达这里，正与胡汉民、廖仲恺、谭平山等人聚集在一起商议事情。蒋介石神情严肃，略带紧张。因为他明白，这不是演习，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殊死战斗。他正等待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伟大历史时刻，只要坚持住，“蒋介石”三个字，明天将名震广州。
凌晨，探报来报：商团大批武装从大市街出动，向西关行进！蒋介石精神一振，发布命令：“学生队、湘军、警卫军分向西关、西瓜园、太平门、普济桥迎击！”
这时，在广州城里的除了黄埔军校的学生队外，还有吴铁城的警卫军和湘军的3000人。严重接到命令，立即对正在休息的学生军下达了命令：“演习开始！”他告诉同学们：“此番并非演习，而是要围剿商团武装，你们要迅速勇猛，果断穿插，把蒋校长教给你们的战术，在实际行动中得到应用。听清了吗”？同学们精神振奋，响亮回答：“听清了。”严重大手一挥，说道：“出发”！
15日晨4时，各军同时向商团发起了攻击。在工农队伍和广大市民的积极支持下，恰如秋风扫落叶，仅仅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就把商团的叛乱全部镇压了。大雨停了，天光大亮，太阳也从东方露出了红彤彤的笑脸。广州市的大街小巷又恢复了昔日的繁华，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
说实在的，蒋介石并没有把商团武装放在心上，他关心的是停靠在白鹅潭那里的英国军舰会有什么反应？探报来报：英舰始终没有动静。蒋介石绷紧的神经终于舒展开来，果然不出所料，只要迅速解决商团，英舰没有地面上的接应，它们是不敢轻举妄动的。这是蒋介石有生以来，做出的一次最重大的决策，这个决策让他彻底改变了在一切人心目中的形象。一颗现在大家认为的军事新星正在冉冉升起，中国国民党的命运，中国的命运，中国共产党的命运，苏联、日本、美国在中国的命运，就此重新改写。
商团的武装被消灭，陈廉伯出逃到了香港。16日晚上，商团的副会长陈受恭找到蒋介石，请求说：“蒋司令，本人代表商团赎罪求和。”
蒋介石问：“陈廉伯何以不来？”
陈受恭只好如实相告：“会长已逃往沙面租界，由英国人护送潜往香港。”
蒋介石说：“那好，本司令允你所请，但是，商团必须全部缴械！罢市须立即停止，马上开市！”
陈受恭连连称是，胡汉民、廖仲恺赞成蒋介石的意见。接着，蒋介石又开列出9个人的名单，公开通缉，商团事变遂平。商团叛乱被镇压，解除了广州革命政府的“心腹之患”，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军阀、国民党右派的势力，使广州这块革命策源地得到了巩固。在这次平叛中，蒋介石显示谋划和指挥的杰出才干，得到了孙中山的认可，蒋介石随之声誉日隆。
商团叛乱被平定之后，广州的革命形势日趋高涨，孙中山没有了后顾之忧，积极进行出师北伐的部署，现在已经有北伐军进入江西和湖南两省。8月14日，黄埔军校已经招收了第二期学生，现在黄埔军校的学生两期加在一起，已达1200名，连教职员算上共计达到1560余名。10月19日，第一期学生开始下部队做见习军官。临行前，蒋介石对实习生训话，要求见习的学生到部队以后，要教育士兵：
“我们打仗是为自己的主义来打仗的，是为全人类的生活来拼命的，是为救国救民来痛苦流血的。这样，就是他们死了也甘愿的，也不会叫冤屈的。我们训练军队，切不可把士兵教成机械一样，如外面一般军官，把士兵看做一只狗一样，平时兵士的生活全不关心，兵士有没有饭吃，有没有衣穿，他们全不过问，只到打仗的时候，就下个命令叫他们去打。”
冯玉祥占领北京以后，给孙中山发来了邀请。为了迅速实现全国的和平统一，同时也为了“拿革命主义去宣传”，孙中山毅然接受了冯玉祥等人的邀请，决定到北京去“共筹统一建设之方略”。10月30日，孙中山从韶关回到广州，命谭延闿为北伐联军总司令，驻守韶关；命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孙中山的大元帅职务。
11月3日，孙中山特意来到黄埔军校向全体师生辞别，向大家讲述了北京政变的事情经过，以及自己北上的目的。11月10日，孙中山在广州发表了《北上宣言》，重申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政治主张“莫能动摇”，并提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要求“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统一和建设。”11月13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汪精卫等人，乘坐永丰舰离开广州北上。永丰舰在经过黄埔时，孙中山又特意下船到校内巡视。

常昶昶

黄埔军校大门外码头，校长蒋介石率领全校师生，列队迎接孙中山。不一会儿，孙中山手持文明杖，步出船舱，在宋庆龄、汪精卫、和顾问鲍罗廷等数十名随从人员的簇拥下缓步登岸，蒋介石趋步向前迎接。孙中山也就是礼节性地环校看了一圈，在巡视中，汪精卫对蒋介石说：“介石，你和黄郛有金兰之谊，不妨劝说他输诚孙先生，到北京也好有所凭藉。”
蒋介石点头答应。孙中山在蒋介石的陪同下，检阅了正在鱼祝圩演习的第一期学生。在返回的图中，孙中山对蒋介石说：“我现在进京，将来能否回来尚未可知。然而，我进京是去奋斗的，就是死了，也可以安心的。”
蒋介石大惊，连忙说：“先生何出此言？”
孙中山说：“我所提倡的三民主义，将来能希望实行的，就在你这个黄埔军官的学生了。凡人总是要死的，不过要得其所，我今天能可见黄埔的官长、学生、士兵们这样奋勇的精神，可以继续我的生命，所以我死也可以安心了！”
一番话，说得众人不胜凄歔。太阳就要落山了，孙中山参加了校内为他准备的送别宴会。傍晚时分，孙中山带领宋庆龄、汪精卫、鲍罗廷等随行人员登船上路，挥手与蒋介石、廖仲恺等人告别。

毛泽东在上海是孤独的，这里既没有一个真正的革命环境和用武之地，而且也没有一个人可以理解他真正的内心渴望。他和他们：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罗章龙等总是融合不到一块儿。尽管毛泽东身上穿的是长衫，把自己打扮得和城里人一样，可是他总也改变不了站在农民的角度进行思考和看中国与世界的思维定势。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他们出生于城市，与城市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因此，也与其他城市出身的共产党人有着天然的融合能力。而毛泽东往往要转换角度去适应他们，他们则从来没有转换角度，站在毛泽东的立场来考虑问题。
毛泽东的目光始终是盯在中国的这块土地上，他是站在中国这块大地上来思考中国革命问题的，他不像蔡和森那样去过欧洲，也没有张国焘想去苏联留洋的冲动，因此，他总是独立于世界各国之外在思考问题。现在的蔡和森、罗章龙已经不是新民学会时的蔡和森和罗章龙了，他们根据自己的出身经历，接受了俄国人的思想，认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要成功，单靠中国的工人阶级不行，必须要借助俄国人的力量。而这种思想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里面，是占绝对优势的，否则，他们为什么甘心听从共产国际和苏联人的调遣？
毛泽东的思想在新民学会时已经形成，他之所以支持蔡和森选择用列宁主义的方法，是把列宁主义作为他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武器。这就像是一个剑客，他需要有一件得心应手的武器来打败敌人；但是，他不需要被这件武器所牵制，更不需要这件武器来指挥他去如何战斗。可是，在这三年中，毛泽东感觉到自己不仅不能灵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反而被马克思列宁主义束缚了手脚。尤其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他看到了四周都是框框，自己就好像进入一个牢笼一样，现在他想从牢笼中挣脱出来。
毛泽东和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可以做到无话不谈，他把自己在上海这一段工作中的体会和思考向他们毫无保留地谈了。正在革命狂热中的三个人，在听了毛泽东的话以后，就像是被一瓢冷水浇头，顿时也冷静了下来。经过仔细的分析和认真的研究，他们支持毛泽东独自去开辟中国革命的道路，解除中国共产党已经遭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束缚，而他们则在中央负责支持和保护毛泽东。至于如何才能走出这第一步呢？他们想听听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说：“现在中国革命的中心在广州，而不是在上海，因此，我想离开中央，先回湖南老家修养一段身体，等到机会合适就去广州。”
向警予说：“你为什么不回长沙去？”
毛泽东说：“有三个原因：其一，长沙的工作现在由李维汉主持，我回去有夺权的嫌疑；其二，我想在韶山实验一下在农村建立我党支部的经验。我听说国民党在广州成立了农民运动讲习所，由彭湃同志负责。我想在农村总结了农民运动的经验以后，去彭湃同志的讲习所任职；其三，我需要回韶山筹备一些钱作经费，你们知道，我现在只能靠回家收一点地租、房租过生活。”
蔡和森说：“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就要召开了，你不准备参加了吗？”
毛泽东说：“这样的会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一切都是共产国际的人说了算。我还是不参加的好，免得受气。”
罗章龙说：“那你以什么理由离开呢？再说大家会同意你离开吗？”
毛泽东说：“理由很简单，我现在身体有病，老实说，这一段时间把我憋坏了，身体也出现了问题。至于会不会同意，我看是会同意的，这里有你们三个同意，我再找张国焘说一说，就获得了绝大多数。到时候，陈独秀不同意也得同意。”
向警予说：“党的代表大会你不参加也好，以你现在的情绪，也不适合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讲些什么，还是等到有所发现再说吧。”
毛泽东说：“警予说得对。不过，你们在参加代表大会时，我提醒要注意三件事：其一是要注意防‘左’。这一段时间，我们的一些共产党人有些狂妄自大了，自己没有什么革命的经历，却要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这会给我党造成非常不利的局面。要告诉大家不要急功近利，不要把自己放在被攻击的地位上。不要以为有苏联人和共产国际的支持，就可以高枕无忧，其实我们现在什么也没有；其二则是要注意防右。我看谭平山、陈公博等人是一头扎进国民党的怀抱里去了。这是我们中央的责任，没有能从组织上制约他们；其三是一定要选择有实际工作经验和领导能力的同志到中央来，不能老被一些口头革命家占据着我们党的领导位置。”
蔡和森说：“润之说得对，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三个问题。对了，陈独秀同志想让周恩来同志担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毛泽东说：“这样就好了，让他注意和蒋先云联系。对了，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不是戴季陶吗？”
蔡和森说：“他是第一任的政治部主任，副主任是我们的共产党人张申府。可是他们两个都没有做政治部主任的激情，戴季陶辞职了，张申府不听从党的安排，也辞职了。现在代理的是邵元冲，可是邵元冲也三心二意，并不真心想做政治部主任。”
毛泽东听了一笑：“我看他们不是不想做政治部主任，是不想在蒋介石的手下做事。他们以为自己的资历和身份都比蒋介石高，在蒋介石手下工作有些屈才。其实从对广州商团的平叛情况看，蒋介石是一个真正的人物。我看孙中山以后，他有可能出任国民党的领导人，因此，我们党要好好地研究这个人。对了，要告诉恩来，一定要好好地与蒋介石合作，总结领导军队的经验。”
大家都点头称是。接着毛泽东开始找张国焘谈话。张国焘因为不忿自己的组织部部长被毛泽东所代，他就无事生非，说毛泽东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不坚决、不彻底，又说毛泽东接任组织部部长以来，工作毫无进展。毛泽东知道张国焘指责他是因为什么，他找到了张国焘。
张国焘一见到毛泽东，就急忙说：“润之，你我多年的关系了。我不说你也应该知道，我不是指责你，而是指责陈独秀的右倾。可他是党的领袖，我不能直接指责他，只有借你一用了。”
毛泽东借坡下驴，笑着说：“我知道你的脾气，可我占了你的组织部部长的位子是真的。我找你，就是想把这个位子还给你。”
张国焘说：“润之，你开玩笑吧，这可不是你说还就还的，这是组织的决定。再说，你也知道，陈独秀家长制作风惯了，你怎么能够改变他的主意？”
毛泽东说：“我们可以采取一些策略吗？比如，我现在身体不适，想请假回湖南修养一下，组织部的工作没有人干不行吗。”
张国焘说：“我说呢，怎么看你的精神不佳？原来是身体不舒服呀，应该休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吗？”
毛泽东说：“我准备请假，中央讨论时，你可要支持呀。再者，我接任后，也没有做什么工作，就是对李立三、李维汉两位同志进行了考察，认为他们适合到中央来工作，希望你接手后继续支持。”
张国焘说：“你放心吧，我一定支持。”
毛泽东告别了张国焘，向中央打报告，请病假回湖南休养。尽管陈独秀一人不允，怎奈张国焘、蔡和森、罗章龙、向警予等人都同意毛泽东走，也就只得放毛泽东回湖南。于是在1924年底，毛泽东带领全家人回到了湖南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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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道：“蒋介石经过6次的以退为进，终成跃进之势，可谓是蓄势待发，甫一亮相就获得了满堂 。”
韩非道：“蒋介石宝剑出鞘了。可他是不是有点狂妄？一团兵可平定广州，两团兵可底定广东，三团兵就敢问鼎中原。”
姜子牙道：“其实，蒋介石在军阀部队中前后侵泡了8年，可谓知彼颇深。这么多年来。他发现军阀们不过是一堆的乱麻，只要有一快刀在手，斩获他们轻而易举。蒋介石有很高的军事素养，练出一流的兵来不成问题，但要练出以一当十的兵，就得有特殊的理念。他从苏俄军校中受到了启发，把三民主义当作崇高的革命理想，用忠、孝之法把学生军变成三民主义的信徒，因此，他可以在半年内炼出一柄快刀来。快刀快刀斩乱麻吗。”
圣人道；“蒋介石身上的茧衣已经全部脱掉，可以大展宏图了。而润之则刚脱掉身上的第一道茧衣，终于决定不受中共中央的控制，逃出了苏联人和共产国际的影响范围。”
韩非道：“是啊，润之经过一年的痛苦挣扎和煎熬，还是决定摆脱束缚，去寻找自己的道路。润之这一去，真好比是：挣破牢笼走猛虎，脱离沙滩游蛟龙。”
姜子牙道：“从此，润之是：千里马四蹄腾空跃高山，鲲鹏鸟双翅展开上九天。”
圣人道：“法宗、兵宗什么时候改成说书的了？我们还是继续往下看吧。”
姜子牙、韩非一笑，说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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筱欣奕奕

周恩来原来是浙江人啊？我还以为是安徽人呢{:soso_e112:}
问好常老师，静待下文

常昶昶

    第十九回   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焉

                                  七十三
1924年12月底，毛泽东离开上海回到了长沙。在长沙他惊喜地发现：“湖南农民变得非常有战斗性。”毛泽东心想，自己之所以在上海心绪不宁，大概是农民运动对他心灵的召唤。在长沙他首先见到了李维汉、何叔衡和毛泽民。毛泽东说：“农民的工作做得好，没有想到仅一年的时间，你们就把湖南的农民运动给开展起来了。”
何叔衡实话实说：“我们只不过是作了一部分的工作，主要还是你的先见之明，让我们在农民运动中取得先机；另外，国民革命军进入湖南，国民党人四处发动农民，以配合孙中山先生的北伐，起的是主要作用。不过，说来说去还都是你的功劳，湖南的国民党也是你发展起来的吗。”
李维汉说：“国民革命军一部分进入湖南后，在全湘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几千年形成的封建统治结构变得非常的脆弱，农民就像是用干柴堆成的山，只要一把火，就可以燃烧起熊熊的大火。”
毛泽东说：“农民运动起来了，这是我们的功劳。我们一定要牢牢抓住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权，千万不能落在国民党人的手中。我看这样吧，由泽民、郭亮专门负责领导农民运动，泽民有机会去广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一下。叔衡还是利用你的教师身份开展教师、学生和工人运动。维汉好好准备一下，去上海参加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
毛泽民说：“哥，你准备干什么？”
毛泽东说：“我准备回韶山养病，顺便实践一下在农村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的可行性。同时，我需要静思，只有在老家的山水中，我才能静下心来。”
毛泽民说：“哥，你看咱家的房租、地租能不能顺便收上一点。”
毛泽东一笑：“我也有这个想法。我在上海是坐吃山空，国民党的上海党部断了我的工资，没有收入怎么养活这一大家子人吗？”
毛泽东说：“顺便也给父母他们扫扫墓。对了，泽覃、泽健都很想你，咱们全家吃个团圆饭吧。”
毛泽东说：“好，我也想他们。你嫂子经常说起泽覃调皮捣蛋的事情，也是很想他们。”
毛泽东全家人在长沙聚首后，决定一起回韶山给父母扫墓。于是在1925年将要到来时回到了韶山，并一起在韶山度过了元旦和春节。在给父母扫过墓、给乡亲们拜了年以后，毛泽民带着泽覃、泽健等人回到了长沙。顺便说一句，毛泽东是不好意思去向乡亲们收房租、地租的，毛泽民回来的主要工作就是去做这件事儿。毛泽民从小跟着父亲就是干这些事，所以是轻车熟路。离开家已经三年了，地租、房租收了不少，足够他们全家花上几年的。
疲惫的人想家，家乡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可以注进自己的身体和心灵里，让自己的满身重新充满活力。毛泽东是湖南的名人，其大名早已闻名乡里。他一回家，还没有等他出门，老师、同学、乡亲们拜访他的就络绎不绝。毛泽东向大家表示，韶山的山水养育了他，他在家休养，闲着没有事，想办个农民夜校，免费教乡亲们识识字、打打算盘。他的提议得到了乡亲们的大力支持，于是，夜校在毛氏宗祠里开办了起来。杨开慧教大家识字，毛泽东教大家打算盘，还给他们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讲国内发生的大事。
毛泽东小时候在很多的学堂里上过学，他走遍了韶山冲的十里八村。能和毛泽东交上朋友是一件很光荣的事儿，因此，毛泽东很轻易地建立了20多个秘密的农民协会。他在这里发展了第一个韶山的党员，建立了共产党第一个在农村的支部——韶山党支部，让杨开慧当支部书记，毛泽东家的二层小阁楼成了党员开会学习的秘密地点。毛泽东的病是心病，是由憋屈造成的，工作上的随心所欲，也就让他不治而愈了。他的这种病以后还时有发生，都是由工作而起，因工作而愈。毛泽东在自己的家里送走了冬天，迎来了春天，日子过得舒心而惬意。真正是：游龙入海翻巨浪，猛虎归山啸山林。

送走孙中山，回到办公室，秘书张家瑞拿来一份草拟的电报稿，给蒋介石过目。蒋介石接过张家瑞拟就的致滇军总司令杨希闵的电报稿，看了一遍，只见上面写着：“广州。杨总司令勋鉴：前日本校由沪运来新兵97名，全数为贵部胡军长截留，交涉至今，迄未缴还。------务乞吾公饬令放还，以重纪律。------”张静江负责在上海为蒋介石招收革命青年，定期向广州输送。这一次又输送来一批，走到广东地界，被杨希闵的部下给截留了。
“军阀！都是自私自利的军阀！”蒋介石骂着，提笔在电报稿上签字：“速发去！眼下当务之急是招兵、练兵，没有革命军，就只能受军阀的气！”
这一天，党代表廖仲恺来到黄埔，向蒋介石说：“苏俄顾问建议对周恩来的考察结束，让他担任政治部的主任，你看如何？”
蒋介石经过一个月与周恩来的朝夕相处，对周恩来的观感很是不错，于是就点了点头说：“很好，让共产党人给我们抓一抓政治教育工作也可以。戴季陶、邵元冲也太令我失望了，他们根本不了解政治对军人的伟大意义。不过，仲恺兄，你告诉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只能讲三民主义。”
廖仲恺说：“这一点我已经同他说得明白。介石，所有本校编练的新军，按苏俄顾问的意见，都要设立党代表，这是我拟定的党代表系统图，请你过目。”
蒋介石看了看说：“呈请任命胡公冕为军校教导团第一营党代表，茅延桢为第二营党代表，蔡光举为第三营党代表”。接着，他又说：“其他的就按仲恺兄的意见办，弟无异议。”
周恩来正式接任了政治部主任的职务，他一到任，立刻显露出非凡的才能。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了政治部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工作制度，加强了对军校学生的政治教育，指导新成立的校军教导团的政治工作，指导建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经过这样一番整顿，军校政治部工作纳入正轨，出现了新的气象，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许。
过了几天，蒋介石又找来廖仲恺议事。蒋介石说：“东西两线的战事恐怕就在眼前了。”
廖仲恺说：“是啊，现在的局势很危险！陈炯明近日蠢蠢欲动，据报已进占薄安、东莞、石龙等处。”
蒋介石问：“广西方面如何？”
廖仲恺说：“帅府已任命李宗仁为广西全省绥靖处督办，黄绍竑会办，让他们抵挡唐继尧势力。只是他们未必能够抵挡得住，一再向帅府求援。谭延闿的建国湘军、李烈钧的建国赣军已败退苍岭，也再三向帅府求援！”
蒋介石说：“陈炯明是我们惟一的敌人，只有消灭了陈炯明，广东根据地才可稳固。既然陈炯明已经反攻，讨伐之军就当出动。”
廖仲恺说：“我就是要和你商议此事的。讨伐陈炯明，平定东江的任务，本应由滇军担任，可杨希闵就是不同意，还说：‘大元帅何以把枪械专给黄埔？说是专为练党军之用，那么谁是党军？谁不是党军？如果说我们不是党军，那我们就可以不打仗，让黄埔军校单独去打好了。’看来，滇桂军是指望不上了。汝为的建国粤军，不仅实力大减，而且不愿和陈炯明打仗。如此一来，就无兵可用了。”
蒋介石挥动着拳头，气愤地说：“那就由本校学生和教导团来作主力吧。”
廖仲恺看着蒋介石担心地问：“武器倒是不成问题，只是人数太少，而且不少学生连枪声也没有听到过。介石，你有把握吗？”
蒋介石信心十足地说：“总不能坐以待毙！尽管我们现在只有3000人，但在生死存亡之关头，只能以一当十，孤注一掷！”
“那好，我们就组织东征军，讨伐陈炯明！”廖仲恺也有了信心，他问蒋介石：“介石，你看谁来当东征的总指挥？”
蒋介石说：“还是请汝为来当。建国粤军总要出动一些兵力配合。对了，别忘记叶剑英，他上次在平定商团叛乱中也是出了力的。”
廖仲恺说：“好，我这就向加伦顾问和展堂、汝为通报，以中央名义发布东征令。”
加伦是蒋介石在从莫斯科归国的途中认识的，他的原名叫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当时是苏俄远东地区的总司令。鲍罗廷随孙中山去了北京，应蒋介石之邀，苏联派他来中国当首席军事顾问。加伦与中国人相处的很好，有时候还会身着国民革命军的制服，并表现出对广东菜的浓厚兴趣。蒋介石后来回忆说：他是“俄国将领中最为杰出而最合情合理的一位良友，还有最难得的一点就是他绝对没有布尔什维克的气味，所以我至今对他还是念念不忘。”

常昶昶

正当蒋介石夜以继日筹备东征事宜时，接到了汪精卫从北京来电，得知孙中山在京卧病的消息；过了两天，又接到盟兄黄郛的来函，向他通报了北京政变内情和孙中山到北京后各方面的反应。蒋介石不由得心急如焚，他亲自动笔给黄郛复电：“请兄以英士之事孙公者事之，则他日安危共仗有人，英士可以瞑目，介石苦志可以稍伸矣------。”意犹未尽，第二天，蒋介石又给黄郛写信：“望兄在京以全力事中师，使弟在粤专心灭贼。”并请他“加入本党。”
1925年1月27日下午，大年初四，蒋介石接到了列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的紧急通知。到会才知道，是通报孙中山病情的。随行的汪精卫电告，孙先生昨天入北京协和医院，诊断为肝癌，医生已束手无策了。孙中山的病情牵扯到了各方的反应，盘踞在惠州的陈炯明，认为孙中山命不长久，广州的胡汉民等人毫无主张，群龙无首，正是反攻广州的大好时机；北伐军谭延闿和朱培德两部在湖南、江西闻孙中山病重，引起了军中恐慌，分别在湖南、江西战败；滇桂在广东的将领杨希闵、刘震寰等的态度开始变得游移不定。广州的形势可以说是危如累卵，诸中央委员皆惶惶不可终日。蒋介石力主先向陈炯明开战，获得了廖仲恺和军事顾问加伦的大力支持。
陈炯明在英帝国主义的大力支援下，收罗改编了广东东江一带的许多土匪，号称拥兵10万，自任“援粤军总司令”，声势浩大，于1925年1月27日，气势汹汹地开始向虎门要塞发起进攻。对蒋介石和他的军事顾问加伦的真正考验来临了。
1月30号上午7时，在黄埔军校举行了东征总指挥就职仪式，蒋介石集合了军校的各处及教导团、入伍生队官生，给他们讲明了讨贼军责任，部署出发事宜。然后，蒋介石呈请任命胡谦为军校留守，接着就去粤军总司令部开军事会议。会议上通过了3路进兵计划：滇军担任左翼，由河源、老隆以趋兴宁、五华，攻击林虎的防地；粤军担任右翼，由海陆丰以趋潮汕，攻击洪兆麟的防地；桂军则全力去围攻惠州。
黄埔军校学生军被编入右翼，跟随许崇智的粤军从海陆丰进攻潮汕。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担任东征的前线总指挥，独立指挥“校军”和许崇智交给他的部分粤军。黄埔军校有教导团官兵及学生3000人，组成两个团，为“联军”的先锋队。周恩来在先锋队担任政治部主任，随军出征，主管政治工作；中共党员金佛庄、茅廷桢、蒋先云、严凤仪、董石泉、李之龙、徐向前、陈赓、曹渊、许继慎、唐国德、彭干臣、刘畴西等担任营、连、排指挥员或党代表。
蒋介石在出征前，发出了通电：“当百粤多难之秋，急浪试孤舟，罔知所届量才犹不敢论，义复不容辞。兹于1月30日就职，本护国为民之精神，尽革命军队之责任，先清内奸，继御外侮，尚望时赐南针，免贻陨越。临电屏营，伫候明教。”
周恩来代表政治部规定了任务，负责战场的动员和宣传工作。2月1日，第一次东征开始，军校教导第一团乘船出发，集中虎门；粤军第二师在师长张民达、参谋长叶剑英，及第7旅旅长许济率领下，由广九路向石龙前进。
新春伊始，民间正处在阴历新年的喜庆气氛中。此时，黄埔军校又以教导团和学生军，迅速地组织成两个团的精锐之师，在蒋介石的指挥下，于2月3日上午，从黄埔港出发，登上“福安”舰，向淡水出发，迎击陈炯明的叛军。由于黄埔军校所组成的“校军”，是效仿苏联红军的建军原则组建的新式军队，斗志昂扬、军纪严明。蒋介石一路未遇抵抗，在第二天，即4日占领了东莞县城。旋即再下石龙镇，旗开得胜。
在石龙公园举行了工农学商兵联合大会，校军官兵都参加了。周恩来即席登台演讲：“我们这次东征，完全是为人民幸福而来，人民要与革命军联合起来，如同兄弟一样，互相亲爱，互相提高，将敌早日打倒！”
东征军军纪严明，当地的报纸舆论有这样的记载：“军行所至，不扰民间一草一木，老妪妇孺，喜而挤观，东江人民父老，谓民国以来，仅此次所见，乃是真正革命军，真正卫国保民之革命军。”
黄埔军校本部行营移驻东莞。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闻讯，偕苏俄顾问加伦赶到蒋介石的行营，会商进军的计划。许崇智一见面就向蒋介石诉苦：“介石，滇桂各军不服从命令，拒不出兵，你看怎么办？”
蒋介石说：“滇桂各军，居心叵测，他们要坐山观虎斗，寄望于吾人与陈炯明两败俱伤，以收渔人之利！胡代帅，本军出征，后方务必对滇桂各军加强戒备！”
胡汉民私下对蒋介石说：“介石，汝为瞻前顾后，心也不在战场，此人不可指望啊。此次东征，全靠介石你了。”
2月9日，上午9时，蒋介石在郊外集合所部，演讲出动经过及革命军的使命：“本校学生和教导团，此次出发东江，算是第一次奉命讨贼，------这次我们出去打仗，一定可以杀灭陈炯明，肃清东江，因为我们处处爱护百姓，百姓也处处帮助我们。军队只要百姓帮忙，必打胜仗，这是天经地义，不能更改的。------我们既是大元帅最信任的真正革命军，眼看大元帅这样的病症，兼之国家贫弱，人民痛苦，江河日下，不能不攘臂奋兴，所以，我们这次一定要救国救民，并且要救大元帅无药可救的病症。------我们革命无论如何，第一要服从长官命令，第二要记着革命的连坐法，第三要爱护百姓。------如有骚扰人民，违犯军纪的，上自校长，下至士兵，都要枪毙，因为法律无情，能守法就是革命军，否则就是反革命军，人人都可以杀他。------还有一句话，我们见了敌人，千万不要惊慌，要照着孙大元帅所讲‘隐藏瞄准’的方法，沉着忍耐去打仗，尤其是长官的精神态度，要坚决勇敢，做学生和士兵的模范，官长勇猛、学生和士兵没有不更加向前努力的。如果本校长贪生怕死、口是心非，不肯向前努力，全体官兵都可以杀我；如果大家不努力，也要照律枪决。------”
第二天早晨，蒋介石接连发布了5条命令，坐火车前行。在火车上，蒋介石看着一群稚气未脱的兵士，突然间，一阵前所未有的悲伤之感向他袭来，泪水不由涔涔而下。火车停在了常平火车站，机车出现了问题，烧的煤也跟不上了。蒋介石下得车来，在站台上踱步，因为感于年轻的士兵跟自己奋不顾身的勇猛精神，随口吟出一绝：“亲率三千子弟兵，鸱鸮未靖此东征。艰难革命成孤愤，挥剑长空涕泪横。”这是可以看到的蒋介石的第二首诗。
2月11日上午11时半，宣传团第一组抵王家村，村民见到当兵的都惊恐躲避。宣传团的组员在一片大空地上，开始打锣、唱歌，村民们便又逐渐聚集起来。组员们就向村民演说：“本军与人民的关系”，村民听了以后，都鼓起掌来，并祝革命军胜利。蒋介石进入平湖市，顺着歌声而行，“见童子有百余人，环绕欢和，唱歌毕，组员相继演讲，听者七八百人。散会时，高声齐喊‘杀陈炯明！’‘孙大元帅万岁！’”因此对周恩来的政治宣传方法颇为赞赏。
东征初战告捷，部队已经推进到九龙“新界”之北的深圳，湖九线已为校军控制。13日，东征军向敌军的重要据点——谈水进军。教导第一、二两个团由平湖、龙冈突击谈水南西；粤军第七旅征东北面，粤军第二师向西北面进击，展开三面包围的态势。14日清晨，东征军与来迎击的敌人遭遇，经过激烈战斗之后，虽被击退，但敌军在谈水城内坚守城门，负隅顽抗。守备谈水城的敌军，是陈炯明部副总指挥洪兆麟部下的翁辉腾所属精锐部队，构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城垣有基层可以伏射，中上层可以立射的三层射击阵地，城墙上有强有力照明设备，夜晚照射城外四周，皎如白昼。
2月15日拂晓，发起攻击。蒋介石在炮兵阵地督战，用炮兵“奋勇队”攻城。奋勇队为自动请缨的敢死队，由官长10人及士兵100人组成，10名官长中有8名是共产党员。上午7时许，校军教导第一、二两团，占领了谈水，俘获了大部敌军。何应钦是第一团团长，王柏龄、钱大钧、刘峙等人均是校军的中级指挥员，陈诚是炮兵连长。
校军进入谈水城，还没有来得及喘息，敌人反扑过来。好几千的援军从惠州方向压过来，锐不可当。负责在谈水城东北防守的粤军第七旅，他们打到弹尽力疲，逐渐败下阵来，一直退到谈水城外的东门附近。校军经过重新部署，与张民达的二师取得联系。二师参谋长叶剑英率军驰援，经过一场连续苦战，到下午4、5点钟，东征军才又夺回粤军第七旅失去的阵地，把阵势稳定了下来。接着，校军、粤军第二师、粤军第七旅从三个方面向敌人展开了攻击，全歼援敌。这一仗俘敌2000多人，缴获枪械1000多支。蒋介石在胜利后激动万分，命令秘书说：“快、快向孙先生发电告捷！”

常昶昶

16日，谈水城在校军的戒备之下，恢复了平静。很快，汪精卫 自北京向蒋介石复电：“谈水捷电，逐字禀告总理，不胜欣慰，并谕代电奖励各将士努力杀贼，以期三民主义之实行。”同日，胡汉民也从广州发来电报称：“悉我将士忠勇奋发，迭摧悍敌，斩获甚众，无限欣慰。而尤以教导团军纪之肃、战斗之勇，出人意表，训练未久而得此良好成绩，益显兄等平日训导之功。”
谈水城之战，对于黄埔军官学校的学生们来说，是在初次的正规战斗中旗开得胜。不过，正因为是初次受到战火的洗礼，也难免会有预料不到的情况发生，如教导团第二团第七连连长孙良，在苦战正酣之际，擅自退却。蒋介石为了严格执行军纪，将其处以死刑，并对官兵作了如下的训示，以振作士气：
“这次打谈水，是我们最起头的第一仗，不过是发展的第一步，我们的大事业还在后面；有了这样的战绩，将来得个天下无敌的美名，实行我们的三民主义，为国为民，做个真正的革命军。”
在处死退却者的同时，蒋介石向每名奋勇队队员赏银30元，做到了奖罚分明。随后，蒋介石到医院慰劳伤兵，撰发追悼死亡官兵的通告。2月20日，蒋介石下令总攻平山。上午10时，他亲率校军出谈水城，不料与洪兆麟的敌军遭遇。蒋介石马上命令校军急进，让何应钦指挥教导第一团先与敌接触，以探敌军势力。在摸清敌人的状况后，蒋介石命令何应钦指挥一团攻击敌之右翼；第二团和粤军第二师张民达部、第七旅许济部，分别迎击敌之中部和左翼。双方鏖战两个小时，敌军败退，蒋介石命令三军乘胜追击。校军和粤军分别追击至平山、白芒花。是夜，蒋介石的校本部行营宿营于永湖。
在永湖宿营期间，蒋介石根据校军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问题，撰文总结并提出了将士在作战中应该采取的14点态度：1、要各同志不畏艰难困苦，共誓生死，万众一命；2、要官长带头前进；3、要士兵节省子弹，看明敌人，瞄准确实，对敌射击；4、要利用地形，跃进冲锋，刺刀见红，则敌必溃退；5、要稳定不动，看好形势，待敌冲锋至面前，提起刺刀，用力冲击，则敌必为我刺死；6、要在宿营时，挖掘壕沟，以便临时抵御；7、要求驻军一日以上，必须掘粪坑，不允许士兵随地解羞；8、要求侦探队，奋不顾身，不可畏缩不前；9、行李务需减轻，免为行军累赘；10、要求前进后退，须听命令；11、要求军士忍耐坚持，争取最后五分钟之胜负，语云：“成功在最后坚韧者”；12、要爱百姓，奉命令，重时间，明生死，殉主义；13、要搞好相互之间的配合联络；14、要提起精神办事。
蒋介石能够成为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不是偶然的，他是非常善于思考和总结经验的，这是一切成功人士的共同特性。从永湖出发，校本部宿营林屋。2月27日上午8时，军校校本部由林屋出发，穿崎岖小路前进。崎岖的小路多小？蒋介石的日记中说：“鸟道不可行。”中午十分，过了三座山，蒋介石爬到了一个山巅，瞭望平原旷野，他的心情豁然开朗，高兴地对身边人说：“此后行军就变得容易了！”
下午3点，蒋介石的校本部来到梅龙圩，大约有1千多户人家，是个难得一见的大集镇。只见一路上箪食壶浆，欢迎校军，路旁“男女老幼簇拥观光， 幡鞭炮，樵歌牧唱，慰问东征胜利。”蒋介石看此情景，异常兴奋，心想有此足以告慰总理了。傍晚，蒋介石命令教导团攻击前进。夜10时，校军与张民达、叶剑英的粤军第二师占领海丰。蒋介石的校本部驻扎在田心，受到了海陆丰农民领袖彭湃的热烈欢迎。
东进在继续，在彭湃领导的农民协会的配合下，东征军顺利得到了海丰和陆丰。3月7日，东征军又占领了潮州和汕头。陈炯明深知蒋介石的用兵，不敢与东征军正面交锋，率军离开了他所在的汕尾城。但是林虎却没有把蒋介石放在眼里，他率部由五华南下，占河婆，直插棉湖、鲤湖，他的意图很清楚，就是要包抄东征右翼军的后路。
自从黄埔出师以来，东征军在一个多月的攻击前进中，已经使后方的补给线拉长到400多公里之远，万一后路被林虎率部切断，则右翼军将整个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因此，对于林虎的这个企图，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也非得将它打垮不可。于是，蒋介石又亲自指挥教导团的第一、二团回师棉湖。林虎得知消息，集中在河婆，与东征的滇军达成秘密协议，试图一举消灭蒋介石的校本部。蒋介石急令教导团分左、右占领阵地，让开中间；然后命粤军第七旅许济部，迎面抗击林虎军；又命令警卫军和粤军陈铭枢旅也赶到河田，袭击林虎部的背后。林虎陷入了蒋介石的包围中，偷鸡不成蚀的可不是一把米，而是在整个战场上的命运。林虎失机，急忙率部突围而去。没有围歼成林虎的大部队，让蒋介石遗憾不已。
战事胜利地发展下去，到了3月13日，东征军已攻克了潮安、汕头，胜局已定。在北京的孙中山，此时已经病情危殆，当他听到胜利的消息时，脸上露出了十分喜悦的笑容，立即给胡汉民发电，指示东征的军队一定要遵纪爱民，“不可扰乱百姓。”蒋介石闻电，召集部队，下达了禁止军士扰民的命令，并进行了演讲。
演讲后，追随东征军采访的一个美国人抽空问蒋介石：“国民党与俄国人有何关系？”
蒋介石答道：“本党与俄国对于反抗帝国主义之目的相同，而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则固显分别也。”
3月12日拂晓，教导团一团的侦察队在棉湖与一敌军的小分队遭遇。蒋介石凭直觉，林虎的大部队就隐藏在附近的密林深处，经侦察果然发现了林虎的大部队。蒋介石大喜，遂命令部队摸索前进，逐步形成对林虎部队的包围圈。此役，加伦顾问、周恩来等人，都跟随蒋介石来到前线督战。各个部队到达了指定地位后，蒋介石下达了总攻击的命令。何应钦的教导一团，在13日上午最先投入战斗，不想却被大约10倍的敌军包围，八方挨打，在陈诚的炮兵援护下，顽强抵抗了3个多小时。何应钦部成了一块吸铁石，把一万多名敌军牢牢的吸引在阵地上。      
正午，粤军第七旅许济部率先赶到支援；下午2时，教导团第二团在代理团长钱大钧的率领下也赶到。对林虎军内外夹击的时刻到了，正在前线劳军的廖仲恺也赶到前线指挥部。双方鏖战开始，校军在坚持蒋介石所说的最后5分钟。终于，敌军坚持不住了，开始动摇后撤。东征军开始乘胜追击，一直追到棉湖西南约5公里处的和顺。没有想到林虎也是一个将才，他在此处还埋伏了一支生力军，做到了未虑胜先虑败。东征军受到了敌军的阻击，蒋介石果断命令教导团一团避开敌军防御的正面，抢占和顺高地固守，以防止敌军反扑；教导团二团则迂回到鲤湖方面突击敌军的侧背。林虎在这种情况下，率部分军队逃出了蒋介石的手掌心，从而为蒋介石遇险埋下了伏笔。
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用微弱的声音呼喊着：“和平！奋斗！救中国！”在北京东城铁狮子5号住处溘然长逝，终年60岁。

筱欣奕奕

孙中山去世了，国民党要变性质了{:soso_e112:}
问好常老师，期待下文